不管怎么说怎么看，我对父亲的不满是无法避免的。这么多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那时他并没有遇上我母亲，完全有机会有能力及早来到新滩。这八年按他自己说的，是在寻找革命，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不是明摆着的吗？重庆不是还有专门关押革命者的渣滓洞、白公馆吗？父亲迟不出现，早不出现，一出现就将几乎是天作之合的一对有情男女生生拆散，让人世间少了一场美满姻缘，多了一出爱情悲剧。肖姣和骏马要我理解父亲，他们认为桃叶对屈祥的苛求是有道理的，因为爱情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对方做到纯洁完美。我完全不能苟同他们的俗见，我说就当那船是条旅游船，就当那些乘客是游客，经历了这毕生难得一逢的险境，岂不是日后的无限风光。特别是屈祥那样的神技，从那往后谁再有机会身临其境、亲眼目睹哩。我这样说了之后，肖姣便坚定地站过来了。

　　事实上完全怪父亲是太偏颇了。

　　父亲在八年的寻找中吃尽了苦头。父亲自己也苦笑着调侃自己，说别人八年时间可以打得日本鬼子举手投降，可他竟然连革命的毛都没有沾上。父亲从黄州老家舍命走上几千里带到重庆的信，竟然与自己向往的革命毫无关系，甚至是对革命的反动。父亲在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罪有应得的冷遇，他接连几个月在那一带徘徊，终于得到了同样应有的回报。有一天他被几个便衣带到一个阴森的地方，那些人将他关了十天后，又把他放出来，并且将被八路军办事处退给他的那封信再次退给他，其中一个人还极为神秘地对他说，要找革命，只能去西康。父亲从王永萱那里听到过对付特务们各种伎俩的办法，可是王永萱没有提醒他特务也会开玩笑搞恶作剧。父亲犹豫了几天，还是踏上了去西康的路。正是这条路耗去他八年时间。父亲在回乡逐步当上革命干部以后才知道，西康是那个年代最不可能找到革命的地方。父亲在那条路上什么都经历过，洪水猛兽瘟疫匪徒，习惯之后他都不怎么怕了，所以才能在冲天一炮里保持着别人没有的镇静。父亲最感后怕的是那一次在山里碰见一群康巴女人，她们发疯似的同时喜欢上他。父亲逃跑时，她们在后面追了足足两天两夜，幸亏在最后关头父亲迷路了，跑进深山野林，而那些女人则照着正常的路径往下追。

　　不光是桃叶，就是祖父，父亲也顾不上，只是偶尔想到祖父胸前的伤口是不是复发了，是不是又在流脓流血。

　　父亲回到黄州竹皮寺乡下后，祖父见了他第一句话就问桃叶的情况。父亲说他娶了桃叶，可又不小心将她弄丢了。祖父听后，不禁长叹一声，说自己真该在家里将他们的喜事办了，然后哪儿也不去。祖父还预言，说父亲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如此好的女人了。

　　桃叶尽管对我父亲有诉不尽的埋怨，她还是没忘记精心挑选一些橙子让父亲带给祖父，也算是作为后人的一点孝心。桃叶的这些橙子让竹皮寺的人经久不忘，县里的一位领导寻踪来到家里，说了一大堆好话后，祖父才将仅存的一只橙子送给他。那位领导人吃过了，反复说这么好的东西若在民国以前，肯定是向皇帝进贡的上品。父亲就是在这之后，被这位领导人带到县里，随后才参与了储运公司的筹建和发展。

　　苦苦追求后的父亲，绝对算不上是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将私人感情反复塞进革命事业里。那时县里用煤奇缺，按道理应该就近到黄石去弄，且袁仓煤矿的煤多少年来就好得让日本鬼子垂涎三尺。父亲却力主到秭归去运。那些小煤窑的煤怎么能同袁仓大矿的优质煤相比？父亲自有他的理由：秭归那儿的煤运到黄州，每一吨要便宜几角钱。别人不仅同意他的意见，到年底还给予他一项勤俭节约模范的荣誉。

　　父亲再次来到新滩便是运煤。他出发的那天是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父亲对这个日期记忆犹新，因为这一天他看见刚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中共湖北省委彻查秭归县饿死人事件”的消息，说是因为官僚主义，导致在五一年的春荒中饿死了一百六十六人。父亲将这条消息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反复看了许多遍，上面既没有提到那个当副指挥长的黄州老乡老魏，也没提到桃叶或屈祥。那时的《人民日报》总是晚三天到县里，所以这张报纸是三月三十一日的。父亲看完报纸后，没有办法再在黄州这边呆，当天下午他就启程往新滩赶。

　　新滩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惨，虽然比不上抗战期间作为重要转运站那样繁华，但比解放前后那阵子热闹很多。问起饿死人的事，新滩的人都说那只发生在江南，他们还说如果新滩都饿死人了，不用说秭归，恐怕全国都要面临大灾难了。

　　父亲找不着屈祥，别人都将他向南岸上孝那边指，然后千篇一律地说，那家伙总有一天也要像神女峰一样变成一块大石头。那两天，肖姣的父亲正好不在，他被镇上派到县里参加民船业民主改革工作先期培训去了。

　　那种季节，父亲围着红围巾，提着小木箱在镇上来回走动的样子非常引人注目。他买了一把坨坨糖散给一群孩子，让他们去告诉桃叶自己又来了。孩子们一窝蜂似的跑出镇去，又一窝蜂地跑回镇里，一个个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桃叶说她不认识这么一个人。父亲在江边找好了一条柏木船，那船可以装一百五十吨煤，长十余丈，高和宽都在一丈以上。父亲看着第一筐煤倒进船舱后，这才转身亲自往龙马溪那边去。

　　出乎意料，桃叶对他很热情，领着他在屋前屋后到处转，指给他看那被雷电击毁半边的橙树，又讲树下那些稍有裸露的雪花膏瓶的来历。她站在一处山包上，望着峡江讲述自己当年怎么被屈祥从冬天的江水里救过来。这些事父亲先前就知道了，但他越听越糊涂，不知道桃叶这样做是干什么。直到桃叶明白地告诉他，从前的一切都结束了，父亲才知道桃叶是将自己当做一个新认识的人。

　　父亲内心里痛苦万分，他将祖父对她的怀念与问候说了。父亲发觉只有在祖父这一点上，自己才能找到那昔日与桃叶的共鸣。桃叶对祖父的话语没有变，对竹皮寺的回想也没有变。她说这个时节竹皮寺宽阔的田野里，油菜花一定是铺天盖地、香飘十里。父亲马上邀请她坐上这趟运煤船直达团风。桃叶断然摇头拒绝了。

　　在桃叶摇头的样子里，终于出现一些往事忧伤。

　　桃叶说：“我哪儿也去不成了。峡江恐怕要变成没有桥没有船的银河。”

　　父亲说：“不要紧的，现在还有飞机可以坐。”

　　桃叶说：“别扯什么飞机。”她叹了口气，“这就是你不如屈祥的地方。人家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你只会用聪明。”

　　父亲说：“屈祥到南岸上孝干什么？”

　　桃叶说：“他的事就像这山立着，水淌着，那道理明摆着在那儿，想说清楚却难。”

　　父亲说：“他什么时候回北岸？”

　　桃叶说：“不知道，有可能是永不回来。”

　　父亲说：“那是为什么哩？”

　　桃叶生起气来说：“你总是为什么为什么，好像谁欠了你一大笔人情，你去问峡江好了，它比谁都明白，别看表面上浑浑汤汤的，心里却装着世界上的一切事。”

　　父亲沉默了很久，因为刚过清明，他提出到小武汉的坟上去看看。桃叶不做声，那神情却是同意了。在一块无字墓碑前，父亲站了又站，桃叶几乎紧挨着他的肩头。父亲听见桃叶的抽泣声后，伸出左手将她轻轻搂住。

　　后来，桃叶用头顶着父亲的下巴说：“龙克，你要早点去爱一个人，再生一个儿子。这一生我只会等他一个人。”

　　桃叶自始至终没有在父亲的怀里作细微挣扎，父亲松开手臂后，她还在那胸膛上靠了一会儿。

　　父亲望着眼前寥寥可数的一些耕田，忽然想起《人民日报》上说到的那场饥荒，他问桃叶当时情况如何。桃叶说几乎没事。父亲说新滩如果闹饥荒，这么一点田地怎么能救急。桃叶很自信地说，就是一粒粮食不要，光是渔坊里舀起来的鱼也能养活新滩的人。

　　从桃叶家里出来，父亲坐上小划子独自去了南岸。

　　屈祥坐在远离舀鱼人的水边，除了钓竿以外，另比别人多拿了一只爪钩。有人悄悄地笑着说，屈祥这是随时准备捉拿那个像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一样罪大恶极的鲟钻子。

　　父亲直到见着肖姣的父亲才弄清楚来龙去脉。

　　那一次，桃叶在江边扔掉了屈祥送给她的钱袋，屈祥依然不认为自己错了，他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对这件事作了了结。小船他不再驾了。从心理上讲，自从冲天一炮让他反复征服后，船上的一切对他已失去了吸引力。他不管桃叶怎么想，在我父亲刚刚离开新滩、桃叶肚子里的气还是鼓鼓的时候，就在当街拦住桃叶，面对满街的人对她说，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过还有一件事必须做，他要亲手逮住那只鲟钻子，为桃叶报那血海深仇。桃叶当时急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做。屈祥不理她，说这事他已决定了，从当天起他就搬到南岸上孝去住，什么时候逮着鲟钻子，就什么时候回到北岸来。

　　为了屈祥的这个诺言，桃叶一个人在街边的茶馆里流了一整天眼泪。黄昏时，她走进屈祥的家里，将正欲拿走最后一件行李的屈祥死死抱住，不让他出门。屈祥非常生气，认为桃叶这是小瞧自己，以为他永远抓不到那条鲟钻子，永远不会回来。屈祥说，除非那条鲟钻子从此不到峡江里来，只要来峡江，他一定会逮住它的。

　　屈祥还不许桃叶到南岸去找他。

　　父亲那时不相信屈祥能坚持下去，除了桃叶以外，其他人也不相信。别人不相信，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以为逮着那条贪婪的鲟钻子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很长。

　　父亲乘运煤船离开新滩时，屈祥正在水边笨拙地钓着鱼，屈祥不为钱只为生计，够自己吃他就打住，他不在乎旁边舀鱼的人将舀起的鱼堆成山或者铺成别一样的江滩。

　　运煤船开航的那天，肖姣的父亲从秭归县城回来了，他说上级在动员，所有的船和船工都要加入船业社。运煤船的老板因此脸阴得比煤还黑，一路上不说话，见了码头就想靠上去，船一停就上岸去找女人。在团风卸完煤后，船老板让人将船拆散当作板子卖了。父亲看着被扔下的一百多名船工桡工那种无家可归的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他无法帮他们，只从心里更加认定革命的必要性。

　　父亲以后差不多年年要去新滩，多数时间是去运煤。有时也运别的货物，像红糖、榨菜等。后一种情况总是从万县下来，只在新滩住一晚上。父亲每次去新滩无一例外总能见到屈祥独自坐在那又粗又长的钓竿后面，旁边放着一只爪钩。

　　在母亲被生存的欲望驱使只身来到父亲那本来容不下任何其他女人的屋子之前，父亲就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这种感觉自然源于新滩或者说秭归。父亲对情感所系之处每一点变化都非常敏感。这方面的体会，我现在也有。譬如在南京时，我打给肖姣的电话里总会问到新滩的天气怎么样，是下雨还是天晴。天晴时我会联想到那可怕的旱灾。下雨了则又担心过多的水量又会造成一场惨烈的滑坡。父亲一九五七年九月来到新滩时，正赶上从八月以来就开始的旱灾，那一次父亲是到奉节调运一批山货，他从茅坪开始观察一直到牛口，沿途一半田地基本绝收。从奉节返回时，父亲在新滩见到了桃叶，父亲问她情况怎么样。桃叶很自信地说没问题。父亲在街上走，也见不到几个人面带焦急。过了年父亲再来新滩时，果然没有饥荒迹象，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人，他们上山砍树炼钢铁，饿了就钻到一处大食堂饱餐一顿。然后又回到山上，继续逐一砍倒那些高大的和还没长成高大的乔木。这一年庄稼长得不错，但收成不好。大家都去炼钢铁，成熟后的庄稼有许多直到下雪了还无人理睬。这时候，在父亲的黄州老家，情况也与秭归一模一样，父亲这时已当了县储运公司的领导，他有些弄不懂这一年革命的含义，只是下意识地偷偷攒了些粮食，交给住在竹皮寺的祖父。当六〇、六一、六二连续三年的大饥荒来到后，父亲能够放下祖父这个包袱，实在是得益于自己的先见之明。父亲也提醒过桃叶，但桃叶对上苍赐给新滩的富庶深信不疑，她甚至还说只需一根钓竿就能养活一家人。桃叶这话显然是指在峡江南岸用一只鱼钩来对付鲟钻子的屈祥。

　　一九六〇年秋天，父亲又到新滩时，桃叶的那份自信完全没有了。

　　《秭归县志》援引的一九八四年版《秭归县气象志》里对一九六〇年的旱灾是如下记载的：全县大旱，七月下旬至八月底三十三天基本无雨，实测总雨量仅七点四毫米。受旱农田面积二十八点四一万亩，占大秋作物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无收面积四点九七万亩，共减产粮食八千八百一十万斤。在县志里还记载着一九五九和一九六一年的旱情，这两年比一九六〇年稍好一些。这一年秭归人口是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二十人，不累计头年的欠收，也不计算必须交纳的公粮，由于连年的浮夸，三年灾害时，征购公粮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二，远远高于这之前的百分之五点六。就这样随意毛算，桃叶和她的乡亲这一年吃粮减少了三百零八斤。

　　这时候，黄州一带也是饿殍遍野，哀嚎动天。

　　父亲押着一船粮食顺峡江而下，是半个月以后的事，哪怕是新滩，他也不敢停留。父亲是怀揣调拨单上水行走时见到桃叶的。桃叶面带菜色，全身浮肿。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让父亲看了看那刚刚被省里来的陈教授命名为桃叶橙的橙树。父亲看见桃叶橙树上零落地挂着几只干瘪的小果子，已经做了人家媳妇的肖姣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这是救命的，不到最后时刻不能动它。

　　父亲还到江南去看了屈祥。江边全是钓鱼的人，他们瞅着一次次扯出水面的空钩，都盼着腊月三十下午的辞年鱼早点来。

　　屈祥则想再像两年前的五八年那样，逮住一条几百斤重的鲟钻子。那时候大家都嫌那鲟钻子太大，有些让人害怕，都想便宜卖给了帮秭归修公路的浙鬼子。因为这条鲟钻子，父亲再次扮演了爱情杀手的角色。屈祥没有计较这件事，父亲同他聊了几句后，他就催父亲走，说这时候早一分钟见到粮食就能多救许多人命。

　　父亲的粮船昼夜兼程，千里江堤上，不时可以看到一群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他们用最后的力气盯着江中的运粮船，心中唯一的愿望是运粮船能在他们眼前触礁搁浅。

　　父亲一回到黄州，我那尚年轻的母亲就找上门来。父亲接受了母亲，但他无法接受母亲的全部愿望，他也没有粮食，而且心里还惦记着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父亲为了我的出生而放肆地同母亲做爱时，脑子里仍塞满着粮食。

　　没过多久，父亲就丢下太年轻的新娘，又一次揣上调拨单前往四川。除了酷暑以外，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没围红围巾在新滩下船，他在船上就打听到拜年鱼没有如期到达新滩。往常这时候正是舀鱼的旺季，但父亲目光所及之处，一网网舀起来的全是江水。好多人说，大办钢铁的火焰将老天烤干了，天上不下鱼种子，江里哪来的鱼。

　　父亲是搭乘夜班船来到新滩的，那被新滩人熟识的红围巾和小木箱这次被他遗弃在黄州家里，他将一顶鸭舌帽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特务那样，低低地压在眉眼上，下了船就直奔肖姣的父亲家里，他在那里换了外衣，同时要肖姣的父亲无论如何也要趁天黑将他送到南岸去。父亲对他说，自己是来请屈祥出马驾驶送粮船。父亲绝对没有多说一个字，也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肖姣的父亲白日里过峡江都有几分紧张，这时他竟答应父亲的邀请。

　　那天晚上有月光，而且是满月，江面上很亮。父亲乘上的小船并没有往南岸开。屈祥每月月满时，都要去靠近空舲滩的聚鱼坊，那里有道石坎，满月之夜，峡江里上逆的大鱼都喜欢在那儿跳滩，屈祥要在那儿察看那条鲟钻子回来没有。此前被屈祥逮住的鲟钻子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肖姣的父亲知道这个规律，驾着小船顺水往下闯。半路上，他们碰见一艘轮船，轮船上的人以为是屈祥重返峡江，将喇叭举到嘴边，连声问候个不停。父亲他们也没做声，擦过轮船船舷直奔聚鱼坊。

　　屈祥果然在那里，三人一见面，屈祥就说，他刚刚发现一条鲟钻子，很像那家伙。它跳了几次还没跳过石坎。

　　父亲开门见山地说：“我又拿到了粮食调拨单，这次想请你驾船。”

　　屈祥说：“在峡江上驾船说是靠技术，其实是靠记术，要记住什么季节、航道上有些什么礁石，这长时间没在水上走，我恐怕记不准了。”

　　父亲一转话题说：“新滩饿死多少人了？”

　　屈祥说：“上面保密哩，不过让数也数不清，恐怕不比‘民熙号’那次少。”

　　父亲又转话题，“去吧，别人记术再好我也不放心。”

　　屈祥看了看江里的小船又看了看肖姣的父亲，然后说：“可惜！那家伙今年恐怕又要逃过去。”

　　屈祥当即亲自驾船从聚鱼坊直奔庙河。父亲没来得及在这里温故怀旧，就同屈祥一起上了码头上的另一艘夜班船。

　　十天以后，一艘运粮船从兵书宝剑峡口钻出来，它在上滩槽口前丝毫没有减速，船头先是向上昂了昂，接着突然往水里一扎，笨重的船体像打滚一样几乎横着冲进槽口，转眼间就到了槽口的下游，巨大的浪头有一瞬间将运粮船完全吞没了，就像浑身长满鬃毛的猛兽扑向一只小动物。片刻后，运粮船像潜水艇一般从水里钻出来，几乎没有颠簸，顺着被江滩拦阻改变方向的流水从南岸驶近北岸。江滩上观望的人说，看这船横空出世的样子，一定是江老虎屈祥在上面。正说着，船头上传来一声巨响！肖姣的父亲第一个惊叫起来，说打劈船了！运粮船被打劈了！父亲的粮船触到一块礁石，船没沉也没翻，刚刚将舱底撞破，便稳稳地停在江水里。就像一只大手将它托起来放在那儿，船上的粮包一只也没掉，一切如同经过精确的力学计算安排设计的一样。新滩两岸饿急了的人都拥到江里捡这救命的财喜。父亲跑上岸找到镇里的领导，他们一起往县里打电话请示后，将被水泡湿的大米和小麦按每包五十斤处理给新滩镇的人。实际上每包有一百五十斤。同时规定每人只能扛走一包。

　　又过了十天，屈祥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随后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父亲却平安无事，因为他只是个押运的，船是由屈祥驾驶的。

　　从南京回来后再至新滩时，我与老明同行。老明一路上反复说屈祥是秭归的李铜钟。它典出于那篇名噪一时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那个李铜钟是将国库的粮食分给了奄奄一息的灾民。我想无论是屈祥还是李铜钟，他们都是一出悲剧中的英雄。父亲也是英雄，只是因为他没有被抓进牢房，大家才没有发现他，他们甚至不知道这船粮本应该运到哪儿。少了这船粮食，黄州的饥荒只能加重几分，父亲面对新滩时，自我感觉是位英雄，当他怀揣桃叶匀给自己的两斤湿漉漉的大米回到黄州时，他又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父亲半路扔在新滩的千吨粮食，让新滩人熬到鱼汛期终于到来的那一天。父亲因对黄州所欠下的这千吨粮食带来的愧疚，自己罚自己十年不许到新滩，年年路过时，他只是睁大眼睛望一望。直到葛洲坝开工后，父亲才重新登上新滩江岸上高高的石阶。

　　公安局的人带走屈祥时，他只提出一个要求，别从北岸走，至少别让他的脚沾上北岸的沙土。屈祥在这时还没忘记自己为桃叶许下的诺言。公安局的人其实也不敢走北岸，因为那天全镇能动的人都聚在江滩上为屈祥送行。公安局的人用一条接漂的小船，将屈祥直接送上江心的轮船。

　　父亲离开新滩之际，大家都没注意到，只有肖姣的父亲将他送到趸船上。分别时，肖姣的父亲还怯生生主动伸出手来握了握。桃叶没来是父亲不让她来，父亲怕自己忍不住将娶了一个女人的事说给桃叶。这种时候这样做太残忍了。

　　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十多年后，父亲再来新滩，将自己又有了一个儿子的消息告诉桃叶时，桃叶的模样顿时变得非常难看，然后叫父亲从此不要上她家里来。这大概也是她不愿意见我的原因之一。 爱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