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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水温渐热

　　到了2019年，想要考虑经济增长又不直面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不可能的。

　　我们已经知道，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地球将变暖，问题是会升温多少。地球温度升高1.5摄氏度或2摄氏度，甚至更多，导致的气候变化的代价会大不相同。根据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10月的报告，如果地球温度升高1.5摄氏度，将有70%的珊瑚礁消失。如果升高2摄氏度，这个比例将变为99%。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受海平面上升和耕地沙漠化直接影响的人数也将大不相同。

　　一个不可否认的科学共识是，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避免灾难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碳排放。根据2015年《巴黎协定》，各国设定了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而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是1.5摄氏度以内。基于科学证据，IPCC的报告得出结论，为了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到2030年，二氧化碳当量（CO）排放量需要减少25%（与2010年的水平相比），到2070年达到0。要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到2030年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需要降低45%，到2050年则要降至0。

　　气候变化是极为不公平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的最大份额是在富裕国家中产生的，或者是为富裕国家的人生产消费品时产生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则是并即将由贫穷国家承担。必须解决该问题的人却没有强大的动力去行动，这种情况是否会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说希望尚存？

　　50/10规则

　　IPCC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减少排放并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所需要做的一切努力。或许现在人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改开电动汽车，建造零排放建筑物，制造更多火车，都会有所助益。但最重要的是，即使技术进步，即使我们能够完全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但如果没有任何向更可持续的消耗迈进的举动，任何未来的经济增长都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这是因为，随着消耗的增加，我们需要相应的能量来生产所有我们所消耗的东西。我们在生产汽车和车库时都消耗了能源，所以我们不仅在开车时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把汽车停放在车库中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即便是电动汽车，情况依然如此。有许多研究试图考察收入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尽管答案因气候、家庭人数等因素而异，但两者始终密切相关。平均估算值表明，当一个人的收入增加10%时，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随之增加9%。

　　这意味着，尽管迄今为止，欧洲和美国在全球碳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但是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当前排放量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增长。实际上，中国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是世界消费品生产大国。如果我们将排放归因于消费发生地，那么北美人均每年消费22.5吨二氧化碳当量，西欧人为13.1吨，中国人为6吨，南亚人仅为2.2吨。

　　在发展中国家，富人比穷人消费了更多的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和中国的最富有人群，属于世界上造成污染最多的前10%人群（分别占该人群排放量的1%和10%，或世界排放量的0.45%和4.5%）。相比之下，印度最贫穷的7%人口，每人每年仅排放0.15吨二氧化碳。总体而言，我们得出了一个50/10规则，即世界上10%的人口（造成污染最多的人）贡献了约5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造成污染最少的50%的人只贡献了刚刚超过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富裕国家的公民，更普遍地说，全世界的富裕人口，对未来的任何气候变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沐浴在波罗的海

　　20世纪90年代初某个6月的一天，阿比吉特受自己的朋友、经济学家约根·韦布尔（Jörgen Weibull）鼓励，到波罗的海游泳。他跳进水里，然后立即爬了出来——他说自己的牙齿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还在不停打冷战。2018年，也是在6月，我们去了斯德哥尔摩的波罗的海海岸，比之前那次往北几百英里的地方。这次简直是孩子们的游戏之旅，我们的孩子在水中嬉戏。

　　无论我们去瑞典的哪个地方，异常温暖的天气都会成为谈资。它可能预示着人们会生出某种感触，但在眼下，人们很难不为温暖气候带来的走到户外的更多机会感到高兴。

　　在贫穷国家没有这种矛盾。如果地球变暖1～2摄氏度，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居民将大为满意，达拉斯的居民也许高兴得少一些，但印度德里和孟加拉国达卡的居民将经历更多酷热的日子。举个例子，1957—2000年，印度每年平均经历5天日平均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日子。如果没有全球气候政策，到21世纪末，这样的日子预计将达到75天。普通的美国居民则只需经历26天。问题是，赤道附近的国家往往较贫穷，那里才是真正痛苦的地方。

　　更糟的是，贫穷国家的居民缺乏保护自己免受高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能力。他们没有空调（因为他们很穷），同时他们往往在农田、建筑工地以及砖窑附近工作，这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安装空调。

　　气候变化将对这些国家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比较温暖和寒冷的地方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地方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关于温度变化的潜在影响，我们可以说的是，在指定的时间段，某个具体地方的气温逐年波动。有些年份的夏季特别炎热，有些年份的冬季特别寒冷，而有些年份的冬季和夏季却都比较温和。环境经济学家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率先提出了利用逐年的天气波动来了解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想法。例如，如果某一年印度某个地区的温度特别高，那么那一年的农业产量是否比其他年份同一地区或其他温度不那么高的地区低？

　　有多种原因让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这种特定的研究方法。长期的气候差异必将刺激创新，以降低气温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不会在逐年变化的影响中了解这些因素，因为创新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气温的长期变化可能会带来气温暂时变化所不会产生的其他成本，例如地下水位变化。换句话说，这些测算可能太小或太大。但是只要这种测算的偏差类似富国和穷国的偏差，我们比较所得到的预测仍然是有益的。一般性的结论是，气候变化对贫穷国家的影响将更加严重。虽然美国农业将遭受损失，但印度、墨西哥和非洲国家的损失将更大。在欧洲的某些地区，例如摩泽尔河谷的葡萄园，葡萄藤将得到更多的光照，摩泽尔葡萄酒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望提升。

　　炎热天气对生产率的影响不限于农业。当天气炎热时，人们的生产力就会降低，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在户外工作时。例如，来自美国的证据表明，在温度超过38摄氏度时，与24～26摄氏度的温度相比，在户外工作的劳动力每天将减少工作时间多达一小时。在未暴露于户外的行业（例如，非制造性室内活动）中，没有统计上可检测到的影响。在炎热的学年结束时，儿童的考试成绩较低，但装有空调的学校的成绩却不受影响，可见气温对贫困儿童的影响最大。

　　在印度，很少有工厂装有空调。印度一家制衣厂的研究揭示了劳动生产率如何随温度变化。当气温低于27～28摄氏度时，温度对效率的影响很小。但是，在日平均气温高于此临界值的日子里（约占全年生产天数的1/4），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效率就会下降2%。

　　在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一项研究发现，在给定年份中，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人均收入将减少1.4%，但这仅限于贫穷国家。

　　当然，气候变暖的后果不仅限于收入。许多研究强调高温对健康的危害。在美国，相对于中等凉爽的天气（10～15摄氏度），极端高温（超过32摄氏度）将按年龄计算的年死亡率提高了约0.11%。在印度，该结果是美国的25倍。

　　救命的空调

　　美国的经验还表明，富裕和先进技术可以帮助缓解高温风险。在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高温造成的死亡率是当前估计值的6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完全是由于人们获得空调的机会更大，这是富裕国家居民适应更高温度的关键机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炎热的年份，富裕国家的能源需求大量增加。在仍然很少使用空调的贫困国家（2011年，美国有87%的家庭装有空调，但只有5%的印度家庭有空调），我们发现生产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在温度升高的同时死亡率也在增加。在这些贫穷的地区，空调本可以成为适应气候的关键工具。它不应该是奢侈品，但它的确就是。

　　随着贫穷国家变得富裕，其国民将有能力购买更多的空调。在1995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城市的空调与家庭住宅比例从8%上升到100%以上（这意味着每个城市家庭平均都有一台以上空调）。

　　但是空调本身加剧了全球变暖。标准空调设备中使用的氢氟碳化合物（HFC）对气候尤其有害。它们比二氧化碳危险得多。这使我们处于相当棘手的境地。这种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同时也可以加快气候变化的速度。不使用HFC的新款空调污染较少，但价格昂贵。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刚能买得起便宜的空调设备，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取舍：是拯救今天的生命，还是缓解气候变化以拯救未来的生命？

　　经过多年的谈判，2016年10月在卢旺达基加利达成的协议表明了世界如何权衡这种得失（如果真的是要实现权衡）。《基加利协议》提出了三个时间：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富裕国家和地区将从2019年开始逐步淘汰合成氢氟碳化合物，中国和其他100个发展中国家从2024年开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海湾国家在内的一小部分国家的开始时间推迟到2028年。尽管意识到其公民既是全球变暖的受害者又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印度政府还是希望先拯救今天的生命，而不是立即解决问题。这可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随后的几年中，经济增长将使印度有能力在2028年之前买到更昂贵的设备（与此同时这些设备也可能变得更便宜）。但是在这10年当中，可能会出现老式空调在印度快速普及的情况，因为那些HFC空调的制造商希望为其产品找到更多买主，这些空调将持续运转并在2028年之后的数年内继续造成污染。推迟解决问题的代价对地球来说可能会相当大。

　　现在行动？

　　空调难题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例子，它证实了印度在当前和未来之间所面临的取舍。更笼统地说，直到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为止，印度一直拒绝考虑限制自己的排放量，理由是印度承受不起阻碍其自身经济增长的压力，富国应该率先垂范。当印度认可《巴黎协定》并提出具体承诺时，它的立场变了，以换取一些重要的财政援助来实现能源转型，由富裕国家支付的国际资金为其提供资金。尽管印度的排放量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印度将成为控制碳排放的主要推进者，因为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量越来越大。而且与美国不同，印度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和严重影响，因此，印度应该是了解当今气候政策选择成本的好地方。印度不愿采取行动的态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这对气候变化有直接影响，还因为这表明了政治家受到了中短期思维的主导。

　　关键问题是这种取舍是否像印度人（或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明显。今天我们真的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吗？如果我们开发并改用更好的技术，使我们能够遏制气候变暖，而又不放弃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也许我们可以安心地享受科技成果。毕竟，就在几年之前，能源专家严肃地警告我们，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能）太昂贵了，投资它们以替代化石燃料是愚蠢的。而今天，由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变得便宜许多，能源效率也大大提高，并且可能会进一步提高。2006年，英国政府委托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编写了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报告。《斯特恩报告》乐观地得出以下结论：

　　尽管存在这样的历史模式和人们过去对商业的看法，但世界无须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与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降低了收入增长的碳排放反应，特别是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通过坚决而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有可能实现气候稳定所需的“脱碳”，同时保持两者的经济增长。

　　不过，这并不是完全免费的。《斯特恩报告》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将排放量稳定在防止全球变暖所需的水平上，保持根据近期历史推断得出的“绿色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那么每年将花费全球GDP的1%。为了避免危及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这似乎是一个适中的代价。

　　激励措施可能会促进研发工作，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研发支出受其寻求资助的新的创新市场规模的强烈影响。因此，通过产生需求，可以诱导人们研究清洁技术来替代污染技术，并产生滚雪球效应（以碳税的方式让污染技术变得更贵，和/或对清洁技术的研究给予直接补贴）。清洁技术将变得更便宜，因此更具吸引力，这将增加对清洁技术的需求，从而增加研究的回报。最终，清洁部门将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从而取代制造污染的部门，而我们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风、水和阳光的推动下，我们小小的经济引擎可能会以与以往相同的速度回归平衡。一段时间后，我们甚至可以取消所有的鼓励清洁能源的税收政策和补贴。

　　很容易看出这种办法为什么有用，但也很容易看出这种办法没用。无论如何，造成污染的技术依然存在。如果使用煤炭和石油的人变少了，它们的价格将暴跌。这将很容易诱使人们重新使用它们。的确，由于煤炭和石油是不可再生能源，它们的价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上涨（因为供给不足），但是地底下可能有足够的煤炭和石油将我们带往世界末日。想要完全乐观并不容易。

　　免费的午餐？

　　乐观主义者希望最终出现免费的午餐。公司和人们将通过采用更清洁的技术来节省资金，因为研究会使这些技术便宜得多。采用清洁技术将是人类的胜利，也是地球的胜利。免费午餐的前景总是诱人的。实际上，它如此诱人，以至在气候变化对话中占主导地位。详细的工程估算通常会以较小的能源账单的形式预测提高能效的投资。麦肯锡（McKinsey）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释放美国经济的能源效率》的报告引起了很大关注。该报告预计，对能源效率进行“整体性投资”，“产生的能源节约总值超过1.2万亿美元，远高于2020年之前对能效措施进行先期投资所需的5200亿美元”。2013年，国际能源署计算出仅采取能源效率措施就可以使我们减少所需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49%，而无须进行任何其他改变。

　　如果是这样，那么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弥合“能源效率差距”。我们需要确定阻碍消费者（和公司）进行这些投资的障碍。也许他们不知道问题所在，也许他们无法获得贷款来支付前期费用，也许他们短视，或者受到惯性驱使。

　　不幸的是，当人们着眼于那些被认为唾手可得的成果的实际表现，而不是工程模型的预测时，鲜有好消息。联邦天气援助计划（WAP）是美国家庭用户最大的节能计划，自1976年实施以来，该计划已覆盖了美国700万个家庭。迈克尔·格林斯通和一组经济学家向大约750个家庭发出了参与该计划的邀请，这些家庭是从密歇根州的3万个家庭中随机选择的。优胜者获得了超过5000美元的气候性投资（隔热、更换窗户等），无须自掏腰包。然后，研究人员收集了关于赢家和输家的数据。这个随机对照试验有三个主要发现。第一，该计划的需求确实很低。尽管采取了积极且成本高昂的鼓励措施，但只有6%的家庭最终接受了邀请。第二，能源使用收益是真实的（对采用该计划的人来说，能源账单下降了10%～20%），但这仅是工程项目估算所预测的1/3，并且远低于前期成本。第三，账单减少没达到预期不是因为人们出于能源成本下降而给房屋加热更多（所谓的反弹效应），而是因为他们发现屋里的温度没有升高。项目测算显然不能完全适用于真实土地上的真实房屋。他们太乐观了。

　　乐观的项目测算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不仅存在于家庭中。一位研究人员与古吉拉特邦（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污染最严重的州之一）政府的气候变化部门合作，为中小型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能效咨询。随机抽取的公司接受了免费的能源审计，该审计为每家公司提供了该州（在既有计划下）可以大量补贴的经批准的能效提升投资清单。然后，接受审计的公司中会被随机抽取，接受能源顾问的定期回访，以促进应用。审计本身对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有限。咨询带来了更多的技术应用，但同时也改变了公司的运作方式：公司开始生产更多产品，从而增加了能源需求。总体而言，因为反弹效应，这次行动没能对能耗产生影响。计算节能技术可能带来的排放收益的工程师再一次对自己的预测过于乐观了。

　　我们认为，天下可能没有那么多免费的午餐。更好的技术可能无益于解决问题。人们的消费量需要下降。我们可能不仅需要更清洁的汽车，还需要更小的汽车，或者甚至习惯根本不需要汽车。

　　绿色和平的答案

　　这个答案不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同事喜欢听到的。这是因为，首先，经济学家热衷于将物质消费视为幸福的标志。其次，他们对改变行为的尝试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可能涉及改变偏好时。许多经济学家从哲学上反对操纵偏好。

　　这种不情愿源于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人们的偏好中包含一些“真实”的成分，人类的行为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的欲望。任何试图说服人们去做不同事情（例如减少消费或进行不同的消费）的尝试，都会损害这些偏好。但是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的那样，实际上没有真正明确定义的偏好。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对一盒巧克力或一瓶葡萄酒应该有什么感觉，那么为什么我们希望他们对气候变化有明确的偏好？或者他们的孙辈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或者马尔代夫的人民是否可以任其岛屿被海水淹没？又或者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预防这些灾难？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大多数人不会自愿牺牲任何东西来影响未出生的人或住在很远地方的人的生活。或许情况不完全如此，比如对于你，我的读者来说（否则你或许早就合上这本书了）。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或许也是如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确实关心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宏观事物，即使我们很难赋予其货币价值。

　　这件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对政策干预的思考方式。如果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偏好并采取行动（例如，他们根本不在乎对他人造成伤害），那么理想的环境政策就是为破坏环境设定价格，然后让市场发挥作用。这就是碳税背后的理念。包括我们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一理念。这是201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工作重点。允许企业从实际上正在积极减少污染的其他企业那里购买污染权，即可交易碳信用额度，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激励了非污染企业寻求主动“净化污染”的方法，例如植树。对污染者征税的收入将被用于为新的环保技术支付成本。

　　但是，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存在对碳信用额度的无视。比如有人认为自己坚决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但他却从不购买节能LED（发光二极管）灯泡。其原因可能是他不了解LED灯泡，或者他去商店时忘了买LED灯泡，又或者他不能确定该为LED灯泡掏多少钱，因为他很难判断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关心气候变化。相比由政府禁止使用非LED灯泡，这种人的存在是更好还是更坏？

　　如果下禁令这一做法显得过于极端，那么政府可以温和地“促使”人们做出对环境更有利的选择。例如，智能电表在高峰时段收取更高的电费，并通过在其他时间里降低电价来进行补偿，这么做对环境可能更有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曼多市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只有20%的用户会在可选择的情况下积极采取此类用电计划。然而，在这样的计划成为（随机选择的）用户的默认选项后，尽管他们可以选择传统的用电方式，但90%的人还是认可了默认计划，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更少的能源。那么，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是他们主动选择的选项，还是他们没有选择但愿意坚持的选项？鉴于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政府可能会决定，最好选择对环境更有利的方案。

　　一个悬而未决的更大问题是，能源消耗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一种特定的消费方式几乎就像上瘾一样，仅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巴黎经济学院，新的“绿色”建筑几乎没有暖气。我们在那里工作时，冬天和春天总是觉得很冷，让人心生抱怨。几个月后我们才想到在办公室里准备一件厚毛衣这么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只是习惯了美国的办公室常年过热。而且，一旦我们把毛衣带到办公室，就算建筑物里没有变得更暖和，我们也不会觉得冷。那种拯救地球的感觉足以让我们感觉良好。

　　许多影响能源消耗的行为都是重复和习惯性的，比如乘火车而不是乘汽车，离开房间时关灯，等等。对于此类行为，重复过去是最容易的。改变习惯的成本很高，但是一旦改变，就很容易继续下去。如果我们买了一个恒温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其设置为在早晨和晚上加热更多，在我们离开后加热更少。这意味着当今的能源选择也会影响未来的能源消耗。确实，有直接证据表明能源选择是持久的。在一组随机对照实验中，一些随机选择的家庭会定期收到能源报告，告诉他们，相比邻居他们使用了多少能源。即使停止提供报告，报告接收者消耗的能源此后也比从未获得报告的家庭要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改变习惯的结果。

　　如果说能源消耗有点像一种瘾，即今天消耗大量的能源会使我们在将来也消耗大量的能源，那么适当的应对措施就是征收高额税收，就像对香烟征税一样。从一开始，高税收就会阻止这种行为，然后一旦形成正确的行为引导，哪怕没有什么人受到伤害，也可以继续提高税收，这样每个人都会为了避免被征税而改变自己的习惯。

　　当然，我们消耗能源不仅是因为让自己感到温暖、凉爽，或者便于出行，我们购买的所有东西都为能源消耗做出了贡献。毕竟，口味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习惯”在我们偏好中的作用：我们从小到大消费的东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口味。即使有些食物在其出生国很便宜，但在新国度很昂贵，移民还是会继续吃他们小时候所吃的东西。习惯意味着在短期内改变人的行为是痛苦的。但是它们依然是可以被改变的。看起来人们会愿意改变自己的某些行为，以便为将来的某些变化做好准备。因此，宣布未来将对大量消耗能源的商品加税，可能会让人们更容易适应这一想法。

　　造成死亡的污染

　　富裕国家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需要牺牲的大部分能源消耗都不是必需的（明明可以走路，却要开车去超市；坚持使用传统灯泡，而不是换成LED灯泡）。真正的挑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印度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2倍，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4倍，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量则略有下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经合组织外部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预计将是内部国家的4倍。

　　但是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增加消费尤其是增加能源消耗并不是奢侈之事。今天，由于存在一种令人不快和危险的生活方式，印度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耗非常低。印度不可能减少使用能源，而应该有权使用更多能源。在这种情况下，穷国是否有理由完全置身于气候对话之外？或者，至少把牺牲限于最富有的那些人，那些拥有美国富人的生活方式和排放量的人群？

　　想要说“否”很难。让全世界的穷人为过去和现在放纵的富人买单，是相当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暂时对发展中国家网开一面，可能会鼓励最严重的污染技术存续多年。虽然是暂时的网开一面，但持续时间可能不会那么短暂。大部分的受害者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可能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但真正的症结在于第二个问题：即使没有全球变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继续承受其当前的污染水平（或者增加的污染水平）？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与当今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公民的其他因素（空气污染）密切相关。中国和印度的环境退化速度如此之快，污染已成为严重而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其他新兴经济体中，污染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这种污染会造成死亡。在中国，因为北方的气温较低，冬季有以煤炭为燃料的室内供暖但南方没有。因此当人们跨过淮河从南往北旅行时，会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相应地，人们的预期寿命也有相应的下降。据估计，将中国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标准提高到全球标准，获益人寿命的增加总和将达37亿年。

　　但是，与许多印度大城市相比，中国的空气已经算是不错了。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数个城市位列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前几名。2017年11月，德里首席部长将新德里比作毒气室。根据美国大使馆的测量，当时新德里的空气污染水平是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指导值的48倍。这种污染水平无疑是致命的。每年11月，由于污染激增，医院的入院人数也随之激增。柳叶刀全球污染与健康委员会估计，在全球范围内，2015年的空气污染造成了900万人过早死亡。其中超过250万人死于印度，是单个国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

　　德里的冬季污染有多种因素（包括糟糕的纯地理条件），其中一些因素涉及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空气中的一种重要污染物来自焚烧德里附近各州收割后留下的麦茬。城郊焚烧所产生的烟雾与城区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建筑工地产生的灰尘、车辆排放的废气、垃圾燃烧产生的残留物以及冬季人们在做饭和取暖时不善使用的明火——混合在了一起。

　　德里的雾霾非常严重，因此人们有明显的动力即刻采取行动。因为人都快死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当下和未来生活品质之间的取舍了。唯一的取舍是减少消耗，还是忍受呛人的空气。甚至这种取舍也可能是虚假的。多项研究表明，污染实际上会降低工人的生产率，因此更多的污染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消耗。两项不同的研究（一项涉及印度一家纺织制造公司的工人，另一项涉及中国的旅行社）表明，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日子里，生产力也是低下的。

　　德里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城市。城市居民很容易负担让农民不焚烧农作物的费用，并使用机器将麦茬埋进土里，以备来年耕种。政府可以禁止在城市点燃明火，并建造供暖房间，将穷人集中起来度过寒冷的夜晚。政府可以用更现代的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代替垃圾焚烧，也可以禁止老旧车辆（或者同时禁止柴油车）上路，并引入交通拥堵费或其他形式的交通拥堵管理措施。政府可以更严格地贯彻那些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的工业污染标准，还可以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政府可以关闭或升级在城市中运营的大型热电厂。或许，上述这些举措都不足以单独解决问题，但集合起来肯定会改善现状。

　　这些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例如，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的“法院之友”摘要表明，提供200亿卢比（约3亿美元）的补贴足以使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购买整饬田地所需的设备。这相当于为大德里地区每名居民提供约1000卢比（14美元）。令人惊讶的（同时也是令人沮丧的）是，尽管空气污染问题急迫，但对其做出应对的政治需求并不是压倒性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遏制污染需要许多人的配合。但缺乏对空气污染造成健康问题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柳叶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室外空气污染造成的大部分死亡可归因于生物质（叶子、木材等）的燃烧。但是，这些生物质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室内炉灶上燃烧的，这也产生了大量的室内空气污染。因此，个人理应产生出对更好烹饪设备的强烈需求，因为这将改善室内和室外的空气。但这种需求似乎并未出现。不同的研究均发现，对清洁炉灶的需求非常低。甚至当一个非政府组织免费分发清洁炉灶时，人们也没有足够的兴趣用它来替换自己破旧的灶具。对清洁空气的低需求可能是由于许多最贫困的家庭未能将清洁空气与健康、幸福和生产性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种情况可能得到改变。贫民窟里的居民被要求将城市的生活条件与他们在村庄中所经历的情况进行比较，大多数的报告显示他们偏爱德里。他们唯一真正抱怨的事情就是环境，尤其是空气污染。在2017—2018年的冬季，德里的怒火终于被点燃了。当学校因为危险的高污染而被迫关闭时，学生们上街游行了。在印度，环境问题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引起某些变化的公共问题。当务之急是制定能够引导更清洁的消费模式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付出一定的代价。该代价可能不会很大。在许多情况下，印度将能够跨越到更清洁的技术上（例如，当穷人最终用上电时，他们也同时得到了LED灯泡）。在某些情况下，新技术可能比旧技术昂贵（例如，清洁能源汽车可能比制造污染的汽车更贵）。这意味着需要对穷人进行补偿。但是，这样做的总成本是很小的，只要有政治意愿，精英很容易承担下来。

　　绿色新政？

　　通过2018—2019年冬季所提出的“绿色新政”，美国的民主政客正试图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与经济正义和再分配议程联系起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艰苦的政治斗争。从巴黎到西弗吉尼亚州再到德里，应对气候变化通常被视为精英阶层的奢侈品，花的钱则来自没有特权的人的税收。

　　举一个我们亲身经历的例子。2018年底，法国“黄背心”运动抗议了政府计划增加的汽油税，导致巴黎的街道每个星期六都被占据，这使法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增税不得不推迟。“黄背心”抗议者所提出的论点是，增加汽油税是富裕的巴黎人（他们可以乘地铁去上班）施舍良心的一种方式，受损一方则是郊区和农村那些不得不选择开车的人。考虑到法国政府还取消了财富税，这种说法确实有一些道理。在美国，“煤炭战争”的幽灵成了反对自由派精英的呐喊，表明他们对穷人缺乏同情心。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客们自然经常地（并且正确地）反对为富裕国家之前所做出的选择承担代价。

　　“绿色新政”旨在通过强调建立新的绿色基础设施（太阳能面板、高速铁路等），既能创造就业机会又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事实，来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它巧妙地避免提及碳税，因为许多左翼人士认为碳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正如法国的情况，人们认为这只是让穷人付出代价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明白，推广碳税并非易事（涉及大多数人的税从来都很难被接受），但我们的观点是，应该通过绝对明确地表明碳税不是增加政府收入的一种税收，使其在政治上被接受。政府应该以一种与收入无关的方式来组织碳税，以便将税收收入作为补偿返还：优先补偿低收入人群。这么做将维持节约能源、减少驾驶汽车或驾驶电动汽车的动机，同时清楚地表明穷人不会为此付出代价。考虑到能源消耗是一个习惯问题，还应提前宣布征税，让人们有时间做好准备。

　　更笼统地说，我们很清楚，防止气候变化以及适应已经在进行的举措将花费甚巨。我们必须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对那些生活受到影响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再分配。在贫穷国家，可以花钱采取对未来威胁较小的方式帮助普通公民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例如，想一想有关空调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不能简单地采取为印度买单的方式，让该国直接使用更好的技术？）有鉴于穷人的消耗并不多，因此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增加一些消耗并不需要花很多钱，同时还可以获得更好的空气，减少排放。以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富足程度来说，它们可以轻松地为此买单。

　　问题在于，要找到一种不将穷国的穷人与富国的穷人相提并论的讨论方式。将税收和法规相结合以遏制富裕国家的排放，并为穷国实现向环保过渡买单，很可能会降低富国的经济增长。当然，我们不是百分百地确定，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大部分成本由富裕国家中的富裕人口承担，并且全球受益，那么我们找不到回避的理由。

　　在德里、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地方，决策者以增长的名义拒绝制定或执行有关污染的法规。没有人能够从事后的GDP增长中受益。

　　经济学家活该因为煽动经济增长这种言论而挨骂。无论是我们的理论还是数据，均无法证明追求最高的人均GDP是好的。同时，因为我们从根本上相信，资源可以并且会被重新分配，所以我们陷入了总是试图将蛋糕做大的陷阱。但过去几十年来的情况直接挑战了我们，而且证据确凿——不平等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急剧上升，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遍及全世界。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