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自动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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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自动钢琴》
《自动钢琴》是美国伟大的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发行的第一本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大多数工作已经消失的世界的反乌托邦小说，完成于1952年，那是战后就业激增的年代。或许这本小说并非那么有远见卓识，也不是那么荒谬绝伦，但无论怎么说，它却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完美写照。
自动钢琴是可以自己弹奏乐曲的钢琴——在冯内古特的世界中，机器可以自行运行，不再需要人类。人类被安排在各种形式的劳作当中，但是这些人的工作并没有任何意义或者益处。正如冯内古特后来一部小说（1965年）中的人物罗斯沃特先生（Mr.Rosewater）所说：“问题在于，如何去爱那么没有用的人？”甚至是让他们不讨厌自己？
机器人的日趋成熟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使人们对只有少数几个人从事有趣的工作，而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工作或者做可怕的工作，以及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的后果，感到非常焦虑。尤其是，当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出自人们所无法控制的力量时。技术专家们迫切希望找到办法来解决由他们的技术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我们不必去设想未来，以了解当经济增长抛弃大多数国民时会发生什么。因为自1980年以来，这件事已经在美国发生了。
一个路德主义者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以及对经济学发表评论的人）担心，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之类的新技术会更广泛地破坏工作岗位，而不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这会使许多工人被淘汰，并导致用于支付工资的GDP份额减少。实际上，增长乐观主义者和劳动悲观主义者常常是同样一批人。他们都认为，未来的增长将主要通过由机器人取代工人来驱动。
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他们的《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一书中，就数字化对美国未来就业的影响提出了消极的看法。他们怀疑，数字化将使具有“普通”技能的工人变得越来越多余。由于从喷漆到电子表格处理之类的任务都是由计算机或机器人完成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适应能力强、可以编程和安装机器人的工人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但是其他可以被替代的工人则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除非他们愿意接受极低的薪水。按照这种观点，人工智能将为这些普通工人的棺材盖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在第一次IT革命中，正如戴维·奥托（David Autor）所揭示的那样，涉及例行的重复性任务的工作被取代，需要快速判断和主动性的工作保留了下来。打字员和装配线工人的数量减少了，但是行政助理和汉堡制作员却保留了工作。不过这一次，很多人说与上次不同了。人工智能意味着机器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因此能够执行越来越多的非常规任务，例如围棋或叠衣物。2018年6月，一家售卖机器人制作的汉堡的餐厅在旧金山开业。人类仍然负责处理订单和制作酱汁，但是机器人负责制作美味的汉堡，例如Tumami汉堡（“烟熏牡蛎蛋黄酱，香菇酱，黑胡椒粉和盐，酱菜，洋葱，黄油生菜——由大厨Tu设计，《甜品大师》第15季”），只需5分钟，价格为6美元。安妮·迪弗洛（Annie Duflo）是一家大型非政府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她没有人类助手，完全依赖一个名为Fin的人工智能助手。Fin为她预订酒店和机票，管理她的日程，处理她的旅行花费。遗憾的是，安妮对Fin的满意度要比对人类助手高得多，付给他（她？它？）的钱要少得多，并且得到的服务更可靠。可以肯定的是，Fin背后还有一些人类，但他们将越来越少，这个商业模式显然正在抛弃他们。
因此，人工智能革命势必会打击各种各样的工作。会计师、抵押贷款放贷人、管理顾问、财务规划师、律师助理和体育新闻记者已经在与某种形式的人工智能竞争，如果还没有，也会很快开始。犬儒主义者可能会说，这些更高端的工作是我们最后才需要讨论的。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人工智能也将伤害堆货员、办公室清洁工、饭店工作人员和出租车司机。根据人们所执行的任务，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有45%的工作处于自动化的风险中，而经合组织估计，经合组织国家中有46%的工人处于被替换或需从根本上转型的高风险中。
当然，这种计算方法会遗漏的是，随着一些任务的自动化和人力需求得到缓解，人们可以将工作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网络上的情况有多糟糕？经济学家自然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但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完全无法达成共识。IGM布斯咨询小组成员要求对以下表述发表看法：“如果劳动力市场机构和职业培训维持不变，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不断增加，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发达国家长期失业的工人数量。”28%的专家表示同意或完全同意，20%的专家表示不同意或强烈反对，24%的专家表示不确定！
困难在于世界末日（如果即将到来）尚未到来。正如我们所见，罗伯特·戈登认为当今的创新仍然乏善可陈，他喜欢在旅行时扮演“发现机器人”的角色。他总是说，仍然是人类职员在酒店接待他、打扫房间、提供咖啡等。
目前来说，人类还没有变得多余。当我们在2019年第一季度开始撰写本书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并仍在下降。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起，一直到大约2000年劳动力的人口比例大幅上升，此后趋于平稳或下降。尽管节省人力的技术进步迅速，但所有想要工作的人都找到了工作。
当然，我们确实可能只是处于以人工智能为动力的自动化过程的开始。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我们很难预测它能做到什么。未来学家谈论的是“奇点”，即由无限智能机器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急剧加速。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戈登在几年后发现了这种机器人，他可能会度过一段更加愉快的时光。
另一方面，虽然这一特殊的自动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但过去也出现过其他的浪潮。像今天的AI一样，纺纱机、蒸汽引擎、电力、计算机芯片和计算机辅助学习机器都实现了自动化，并削弱了对人的需求。
当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人们所期望的：在某些任务上用机器代替工人，让自动化发挥强大的替代作用。这使工人变得过剩。工业革命初期在熟练的纺织工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他们被机器取代了。而我们都知道，他们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机器。19世纪初，路德主义者摧毁了机器，以抗议纺织的机械化，因为这威胁到他们作为熟练工匠的生计。路德主义者这个词现在通常被贬义地用于描述盲目拒绝进步的人，他们的例子也经常被用来消除人们对技术会造成失业的担忧。因为毕竟路德主义者是错的——工作并没有消失，如今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比当初要好得多。
然而，路德主义者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错得厉害。在工业革命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匠的工作都消失了。人们总是说，从长远来看，一切都很好。但这里的长远真的非常遥远。英国蓝领的实际工资在1755年至1802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尽管1802年是特别低的年份，但从1755年开始至该世纪末，却始终呈下降趋势，只是到了世纪之交，工资才开始再次上涨。直到65年之后的1820年，才恢复到1755年的水平。
在英国，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剥夺严重以及生活条件异常艰难的时代。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指出，这段时期英国男孩营养不良的情况甚至比美国南部的奴隶更糟糕。而当时的各类文本，从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到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都描绘了当时阴云密布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我们知道，最终英国出现了转机。尽管一些工人失业了，但节省人力的创新提高了其他投入的获利能力，因此也产生了对工人的需求。织造技术的改进，例如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增加了对纱线的需求，为人们生产纱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这些创新中获利的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也增加了对各个部门（更多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定制裁缝、园丁等）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类反弹一定会发生。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浪潮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很可能就不会反弹。利润更高的行业可以投资节省人力的新技术，而不是雇用更多的工人。新财富可以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国家制造的商品。
我们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观察的时间还不够久，但是当前自动化浪潮（始于1990年，给了我们25年的观察期）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似乎是负面的。在一项关于自动化影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计划了各个领域应用工业机器人的指数，以了解机器人在该领域工业中的扩散情况。他们将受影响最严重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变化与受影响最小的部门的情况进行了比较。令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该研究发现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他们在之前的一篇论文中还强调工业机器人的影响会让就业反弹。通勤区每增加一个机器人，就会减少6.2名工人的就业，并降低他们的工资。就业影响在制造业中最为明显，对于那些大学学历以下的工人，尤其是那些从事日常手工工作的工人来说，影响尤其明显。然而，其他岗位或教育资历群体也并没有因此获得抵消的收益。这些机器人在当地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令人联想到更多参与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影响。由于同样的原因，其结果也令人惊讶。随着特定行业中许多任务实现自动化，我们原本希望失业的工人能够找到新的就业机会，这些新业务会利用该地区释放的劳动力，或者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同样令人担忧的是，简单任务的自动化并没有导致雇用更多的工程师来监督机器人。对这种情况进行解释的答案可能类似于为什么国际贸易会伤害低技能工人。在黏性经济中，并没有办法保证重新分配没有伤害。
即使工作总量没有下降，当前的自动化浪潮也倾向于取代那些需要一定技能的工作（簿记员和会计师），并增加对非常需要技能的工人（机器的软件程序员）或完全不需要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如遛狗人），因为后两种都很难被机器所代替。随着软件工程师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就有更多的钱来雇用遛狗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遛狗人的工资会越来越低，因为对于这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即使人们继续就业，也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高收入者的工资更高，而所有其他人则被迫从事那些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其工资和工作条件恐怕会非常糟糕。这种情况突出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个趋势，即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越来越多地从中等技能的职位（例如文职和行政职位）中被挤出来，从事低技能的工作，例如保洁和安保工作。
路德主义者之光？
那么，我们应该停止推动自动化吗？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最近有一些自动化泛滥。即使机器人的生产力不如人类，企业似乎也决定自动化。过度的自动化会降低GDP，而不是为GDP做出贡献。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税法中的偏见，即以比资本更高的税率对劳动力征税。雇主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工资税（以便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提供资金），但并不对机器人征税。当他们投资机器人时，还会立即获得退税，因为可以声称资本支出存在“加速折旧”，而且如果是通过贷款筹措资金，还可以从收益中扣除利息。这种税收优惠使雇主更愿意采用自动化，哪怕使用雇员的成本更低。此外，即使没有税收补贴，劳动力市场上的许多摩擦也可能使管理者向往没有工人的工厂。在经济衰退期间，机器人不会要求休产假或抗议减薪。零售业的自动化（例如自动结账）首先在工会强大的欧洲出现，恐怕并不是偶然。
行业集中和垄断的增加也可能加剧这种趋势。垄断者不惧怕竞争。他没有理由不断地重新设计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因此，垄断者将倾向于更多地关注能削减成本的创新，因为这会增加其利润率。相比之下，一家竞争性公司可能会想尽办法来占领市场。
确实，即便企业采用了生产力高的新技术来替代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也创造了新的资源，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释放的劳动力找到新的使用方式。对工人来说，最危险的技术是一些研究人员所说的“一般般”的自动化技术。考虑到税法的扭曲，这些技术的生产效率刚好，使用这些技术可以被采用，并且取代了工人，却尚不足以提高整体的生产力。
不幸的是，尽管关于奇点的讨论洋洋洒洒，但如今大量的研发资源还是用于机器学习和其他旨在将现有任务自动化的大数据方法上，而不是那些会为工人创造新角色的新产品，当然也就没有新的工作岗位。考虑到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对公司来说这在财务上是划算的。但是，这会分散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从事真正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比如说，发明一种新的医护软件或硬件机器人，可以帮助患者术后在家中进行康复治疗，而不是只能在医院进行，这样就有可能为保险公司节省大量的资金，并且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如今，保险公司在自动化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研究可自动批准保险索赔的算法上。这样做虽然能省钱，但也破坏了就业。对现有工作的自动化的强调，增加了当前创新浪潮对工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
不受约束的自动化可能对工人不利，这也是大多数无论左右两派的美国人的直觉。值得一提的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民意调查中一致反对由公司自己来决定自动化的程度。85%的美国人支持将自动化限制在“危险和肮脏的工作”上，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没有区别。即使以更明确的政治方式提问，“哪怕机器比人类更好、更便宜，是否应该限制企业可以用机器代替的工作数量”，58%的美国人，包括一半的共和党人，都回答“是”。
这种自动化力量加剧了一个始终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一个工人被解雇时，该公司已经与他无关，但是社会承担着让他继续受雇的责任。社会不希望他挨饿或家人无家可归，而是希望他能够找到另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们担心他的愤怒，特别是，如果这种愤怒变成了投票支持当今世界上许多潜在的极端主义者时。一旦公司不必为下岗工人的再培训和福利金掏腰包，社会就要为工人的愤怒付出代价。
这种观点一贯被用来说明解雇工人的艰难之处。一些国家的劳动法，比如印度，几乎不可能解雇大公司中的任何人。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则让事情变得既困难又不确定。工人可以提起上诉，并可能需要赔偿工资。这种解雇成本带来的问题是，当一个经理人面对业绩不佳的工人，或者说为了企业生存而迫切需要缩减规模时，他们会感到非常棘手。其结果就变成解雇成本从一开始就妨害了雇用，从而加剧失业状况。
在某些行业中，限制解雇或禁止使用机器人的替代方法是对机器人征税，税费应该足够高，以防止企业使用机器人，除非有足够的生产率提升。这是经过认真讨论的。比尔·盖茨推荐这种做法。2017年，欧洲议会考虑了这个办法，但最终以扼杀创新为由否决了“机器人税”的提案。但大约在同一时间，韩国推出了全球首个机器人税。韩国计划降低对自动化投资企业的税收补贴，并将其与外包税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对机器人的税收不会导致业务外包。
问题在于，尽管禁止自动驾驶汽车很容易（不管这是否是个好主意），但大多数机器人看起来并不像是《星球大战》中的R2-D2。它们通常被嵌入到仍然由人类操作的机器中，只是这样的操作员会越来越少。监管者要如何确定机器设备和机器人的分界线呢？征收机器人税可能会驱使公司寻找新的解决方法，从而进一步扭曲经济。
出于某些原因，我们怀疑当前使用机器人代替人类行为的趋势，对本已萎缩的低技能工人的理想工作造成的损失是无法阻挡的，这种情况首先会出现在富裕国家，但很快就会蔓延到世界各地。这将或多或少地加剧行业变动，以及我们在前面各章中描述的其他变化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或者收入大幅下降，以及工作的不稳定。
这种观点深深地困扰着那些感到对此负有责任，并受其威胁的精英们。这就是为什么硅谷会流行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然而，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由机器人引起的绝望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技术已经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和加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而在美国，这一问题更是无处不在。美国最近这三十年的情况应该使我们相信，不平等的发展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变革的副产品，而是政策的结果。
自己造成的伤害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仅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低于它们的惯常水平，而且它们还感到欧洲大陆和日本正在迎头赶上。增长成为关系到民族自豪感的问题。重要的是不仅要增长，而且要赢得与其他富国的“竞争”。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增长，民族自豪感的定义变成了GDP的规模及其持续增长。
对于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来说，造成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低迷的原因一清二楚（尽管我们现在知道，当时他们确实摸不着头脑）。这些国家向左派偏移得太远了——工会太强大，最低工资太高，税收太繁重，监管太霸道。想要恢复增长，就要对企业主好一点，采取降低税率、放松管制和解散工会的办法，同时减少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为了避免灾难而把税率定得比较低的想法是最近才出现的。在美国，1951年到1963年的最高边际税率超过90%，尽管此后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在里根总统和乔治·H.布什总统的领导下，最高税率从70%下降为不到30%。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高了一些，但也只有40%。在那以后，随着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轮流担任美国总统，税率上下波动，不过始终没有超过40%。最初在里根执政期间，然后在克林顿治下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是，较低的税率伴随着“福利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削减福利）。从原则（穷人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因此福利必须变成工资）和预算外强制性（由于税收减少）上来说，这么做都是有道理的。通过改变法律和直接利用国家权力进行打击，让工会陷入了窘境（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里根号召军队反对航空管理员的一次罢工）。自此以后，工会的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管理条例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限制性，并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能允许“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干涉商业运行。
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高税率从1978年的83%，下降到1979年的60%，然后又下降到40%，此后一直维持这种水平。战后（同样）非常强大的工会被坚决镇压——1984年的矿工罢工是撒切尔夫人统治的决定性时刻——并从此一蹶不振。尽管青睐制定法规的欧洲一体化限制了这个趋势的发展势头，但是放松管制已经成为常态。英美之间的一个差别是，英国从来没有尝试进行重大的福利削减（撒切尔夫人显然想这样做，但是内阁的同事劝阻了她）。在撒切尔时代，公共支出确实从GDP的45%下降到了34%，但在随后的政府领导下又有些上升。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可能与增长放缓带来的焦虑有很大关系。尽管当时没有证据表明，针对富人的大幅减税措施会促进经济增长（我们仍在等待美国和英国所承诺的实现经济好转），但证据本身是否存在更说不清楚。因为从1973年开始，增长就停止了，最自然的反应是批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右倾的）芝加哥经济学院的教授们，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罗伯特·卢卡斯。
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深信增长是以不平等作为代价的。这一理论背后的想法是，富人首先受益，而穷人最终受益。这就是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对其做出过最佳阐述，他说这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马和麻雀理论”：“如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撒在地上可以让麻雀吃。”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契约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980年以来，所有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都被富人所攫取。里根经济学，或者它的英国版本，应该对此负责吗？
大逆转
20世纪80年代，尽管增长仍然低迷，不平等却加剧了。通过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辛勤出色的工作，全世界的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1980年正是里根当选的那一年。几乎是在这一年，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的国民收入比重，扭转了50年来的下降趋势，开始不断攀升。1928年，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即将结束时，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国民收入的24%，而1979年的比例大约是前者的1/3。到了2017年，也就是本书最后统计的一年，该比率几乎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收入是年收入，财富是他们累积的财富），尽管财富不平等还没有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水平。美国前1%的富人的财富占比从1980年的22%上升到2014年的39%。
英国的故事极其类似。就像在美国一样，转折点很接近撒切尔夫人上任的1979年。收入最高者的财富占比从1920年开始稳步下降，1979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上升趋势，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其短暂地中断。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尚未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但也相差无几。
在欧洲大陆，模式则截然不同。1920年之前，法国、德国、瑞士、瑞典、荷兰、丹麦的最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占比与美国或英国的收入占比相差无几。但是从192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开始，不平等现象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减弱了，就像当时的美国一样，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保持了这种状态。其间经历了起起伏伏，如瑞典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幅上升，但相比美国标准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数据是税前的，即在富人缴纳税款、穷人接受转移分配之前，因此，并没有考虑从富人到穷人的二次分配。由于美国的税率下降，我们可以设想1979年后的税后不平等比税前还严重。在美国于1986年通过《税收改革法案》后，确实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总的来说，税前和税后收入占比曲线还是并行的。税收对于再分配很重要，但不平等的加剧是一种远比机械化的再分配不足更为深刻的现象。
同时，1980年前后，工资停止增长，至少对于教育程度最低的人群而言是如此。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后，美国非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升，在7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后从里根-布什时期逐渐下降，然后又缓慢回升。其结果是，2014年的平均实际工资并不比1979年的更高。在同一时期（从1979年到今天），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高中辍学、高中毕业和有大学学历的人中，2018年男性全职员工的实际每周收入比1980年的水平低10%到20%。如果降低税率像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有涓滴效应，里根-布什时期的工资本应该加速增长。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份额（用于支付工资的收入份额）一直在下降。在制造业中，1982年时，几乎有50%的销售额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0%左右。
这种大逆转发生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或许并非偶然，不过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里根和撒切尔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的当选也是当时政治的一种征兆，主要是对增长结束的担忧。就算他们输了，其他人赢了，大概也会沿着相同的道路走上一段。
更重要的是，人们无法先验地认为，里根-撒切尔政策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对这一时期实际情况以及政策的明显影响的研究，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争论课题，其中有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直言不讳地指责政策的变化，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强调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特殊的技术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之所以不容易回答，也因为当时是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4年，印度开始迈向自由化。最终，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在此期间，世界贸易相对于世界GDP增长了约50%，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其结果。
计算机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微软成立于1975年。1976年，苹果第一代电脑Apple I上市，1977年，Apple II热销。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1981年发布了其第一台个人计算机。此外，在1979年，NTT（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在日本推出了第一个广泛应用的手机系统。2018年8月，主要依赖其出色的手机销售业绩，苹果公司成为第一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公司。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英国式的不平等加剧？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其他技术也发生了变化。正如罗伯特·戈登所说，从蒸汽机引发革命的意义上来说，计算机可能不是一场革命。但就像蒸汽机及其钟爱的后代内燃机一样，计算机终结了很多工作。现在没有人可以靠当打字员为生了，除了三个看不出年纪的孤独男子，坐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在加尔各答的家附近的一棵树下，只给一笔微薄的收入，就会敲下你的名字并录入到政府签发的文件中。剩下的速记员也很少了。即便在白宫，他们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而且这种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那些能力有所欠缺的人。
这种带有技能偏见的技术变革清楚地说明，接受大学教育的回报正在增加。除非我们认为最富有人群的技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否则这依然不能解释收入分配最上层所发生的事情。通常我们认为，技能会随着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增长。因此，如果最高收入者带来的不平等的激增只是因为技术进步所致，那么工资分配的增加不仅应该针对超富裕人群，还应该针对普通的富裕人群。但实际上，那些年收入在10万至20万美元之间的人，其工资增速仅比平均水平稍快，而那些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其收入却呈爆炸式增长。
这说明技术的合理变化很难解释最高阶层收入极其快速的增长，也无法解释美国与欧洲大陆的区别，因为所有富裕国家的技术变革都是相似的。
“赢者通吃”？
但是，技术也改变了经济组织。高科技革命中许多最成功的发明都是“赢家通吃”的产品。全世界的人都在用脸书时，在聚友网上停留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有人转发你的推文，否则使用推特也毫无意义。技术创新还改变了现有的行业，并通过以前通常没有的行业（如客服或物流）获取巨大收益。举例来说，如果驾驶员知道所有乘客都使用特定的乘车共享平台，那么他们也会选择入驻该平台。相反，如果乘客知道所有驾驶员都使用特定的平台，他们也就会使用该平台。这些网络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优步、爱彼迎这类大型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同样也解释了沃尔玛和联邦快递等“旧经济”能够成为庞然大物的理由。此外，需求的全球化增加了品牌的价值，因为富有的中国和印度用户现在渴望获得相同的商品。能够在脸书上浏览、比较和炫耀，使消费者更加了解商品的价格和质量差异，对时尚也更加敏感。
其结果是经济上的赢家通吃（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其中少数公司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正如我们在有关增长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许多领域，销售变得更加集中，并且我们看到了“超级巨星公司”的主导地位。在更加集中的领域，用于支付工资的收入份额下降得更多。这是因为那些垄断或接近垄断的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且更愿意将其分配给股东。所以，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工资不能与GDP保持同步增长。
此外，超级巨星公司的兴起解释了整体工资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一些公司的利润比其他公司高得多，因此它们支付的工资也更高。而与以往相比，收入能力的区别也更大，因为即使在超级巨星公司的集团之外，我们也更容易辨认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实际上在美国，不同公司之间平均工资差距的增加，可以用来解释不平等加剧中2/3的情况（同一家公司内，员工之间不平等的增加可以解释其余的情况）。企业之间不平等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员工改变了自己服务的对象：低薪企业中薪资最高的人，前往能够支付更多薪水的企业。如果我们假设较高的收入反映了较高的生产率（平均而言这或许是真的），那么生产率更高的人正越来越多地联手其他高生产率的人。
这与超级巨星公司既吸引资本又吸引优秀员工的理论是一致的。如果更多的高生产率员工从与其他高生产率员工的联手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市场就会驱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组建高生产率的公司，从而让他们的薪资水平比其他公司高出更多。一旦公司拥有这么一大批人才，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如果他将员工引向错误的道路，他将浪费大量的生产能力。因此，这类公司为了能够争取到最好的首席执行官，会向他/她支付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只是超级巨星公司崛起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公司渴望获得最好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薪水。
经济的黏性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随着某些行业的生产集中在超级巨星公司，该行业遍布全国各地的其他公司只能关门（想想本地的百货商店与亚马逊），更不用说那些由于新技术或贸易的影响而关闭的公司。由于员工不搬家，受影响地区的工资增长和租金将趋于平稳，或者出现倒退。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它们的客户在其他地方则更是如此。由此产生的良好业绩可能让这些公司接受更多的投资，但可能尚不足以阻止该地区的整体下滑。换句话说，好公司与坏公司之间的区别，可能部分纯粹是因为偶然。如果一家公司身处经济下行的地区，只要能够幸存，并继续和国内或世界做生意，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得很好，直到这些地方的人才全面流失为止——随着年轻的、富有志向的人离开本地，并造成伤害。
换句话说，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加上经济的黏性，以及肯定要包括在内的，其他重要但更多是地方性的变化，创造出一个由好公司与坏公司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在这种观点来看，这些事情可能是不幸的，但或许无法阻止。
在丹麦，有些事情尚未发生
但是，赢家通吃不能作为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全部解释。
就像带来技能歧视的技术进步一样，如果这种解释适用于美国，也应该一样适用于丹麦。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美国一样，丹麦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该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超过20%的收入比例，这和美国相同。但是当这个比例开始下跌后，就始终保持在低位，现如今徘徊在5%左右。丹麦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它拥有许多大型和知名的公司，包括航运巨头马士基、精美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Bang & Olufsen和乐堡啤酒厂。但该国的最高收入从未飞涨。西欧的许多国家和日本等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呢？
部分答案是金融。美国和英国主导着金融的“高端”，包括投资银行、垃圾债券、对冲基金、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私募股权、量化交易等——这是近年来许多天文数字收益的源头。哈佛商学院的两位金融教授估计，使用金融市场中介的投资者每年将其总投资的1.3%支付给其基金经理，相当于投资者在为自己退休生活做储蓄的30年时间里，将最初投资资产的1/3交给该经理。这已经不少了，但与管理代表高端金融的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人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在上述情况下，你必须向经理人支付投资额的3%到5%，而且是每年。因为总体投资额一直在稳定增长，也就难怪有些经理人变得非常富有了。
现在，金融部门的雇员比其他能力相当的雇员的工资高50%～60%。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或70年代，情况并非如此。最高收入占比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一类收入的增长。1998年至2007年期间的英国是最受金融影响的大型经济体，其金融行业的雇员，虽然人数仅占收入前1%人群的1/5，却占据该人群收入增长的60%。在美国，从1979年到2005年，金融专业人士在最高收入人群中的占比几乎翻了一番。在法国，金融仍然主要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因此绝对而言，不平等的加剧情况要弱很多。从1996年到2007年，1%的人口中最富有的1/10的国民收入所占比例从1.2%上升至2%（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已部分恢复），据估计，其中大约一半的增长是由于金融收益的增加。
超级明星的故事不太适用于金融业，金融不是团队运动。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单个天才人物为标志的行业，这些人可以发现当前正在影响市场的特殊非理性行为，或者可以先于其他人找到下一个谷歌或脸书。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金融部门的一位普通经理能够年复一年地获得高额报酬。实际上，在大多数年份里，主动管理型基金的表现并不比仅复制股市指数的被动型基金更好。实际上，平均而言，美国共同基金的表现甚至不如美国股票市场——它们似乎只有天才的说辞，而不是天才本身。向金融部门雇员支付的大部分保费几乎肯定只是纯粹的租金，也就是说，某人获得回报不是因为才华或辛勤工作，而只是因为幸运地从事这份特定的工作。
与第五章中讨论的穷国的政府工作所带来的租金相似，这些租金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作。2008年的全球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玩家们的不负责任和无能共同造成的。随后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哈佛大学毕业生中有28%的人选择了金融工作，而1969年和1973年这个比例仅为6%。我们担心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如果某些工作支付了与其用途无关的溢价，例如基金经理因无所作为而赚了大笔费用，或者聘用许多才华横溢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和科学家编写以毫秒计的股票交易软件，那么有用的人才就失去了在能够为社会做更多有益事情的公司里工作的机会。更快的交易或许是有益的，因为它允许交易者对新信息做出更快的反应，但是考虑到之前的反应时间已经是几秒钟或更短，认为这么做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善经济中的资源分配，似乎是不切实际的。雇用最聪明的人可能是金融公司营销自己的有效方式，但如果该公司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情，那么对于世界来说，这些人才就等于流失了。而在一个更理智的世界中，他们本可以写下一部伟大的交响曲，或治愈胰腺癌。
此外，还有另一个问题。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和奖金由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确定，这些委员会会参考同类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这一点会传染：如果一家公司（如金融公司）开始向其首席执行官支付更多薪水，其他没有这个想法的金融公司也会觉得它们必须这样做，以保证能够聘用最佳人选。否则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在跟这些首席执行官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被低估了。而帮助首席执行官整理“对标”公司的顾问，非常善于选择薪水特别高的样本。高企的金融行业薪资也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使用薪资比较作为增加薪酬的谈判手法早就不限于大公司，甚至不限于营利部门。
不仅是在金融行业，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都非常努力地让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人（或只对董事收入感兴趣的人）进入董事会，这么做对世界没什么好处。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席执行官们常常因纯粹的好运气而获得回报。当公司的股票上涨时，哪怕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例如，全球原油价格上涨，汇率对公司有利），他们的薪水也会增加。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规律），即在有一个大股东担任董事会成员（并且保持警惕，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钱）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只有更多地通过真正的生产管理，而不是幸运，才能获得报酬。
如果所有人都认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只跟股东利益相关，那么股票期权可能导致首席执行官的薪水飞涨。此外，将管理人员的薪酬与股票市场挂钩，意味着管理者的薪酬不再与企业内部的薪资表挂钩。如果大家都在一张表上，首席执行官们想要增加自己的薪水，就必须增加底层员工的薪水。而有了股票期权，他们就失去了提高最低工资的理由，并且实际上拥有了压缩成本的充分理由。家长制曾经是大公司要求员工忠诚，但同时照顾员工的特征。现在，这种待遇只限于软件公司的精英员工，并通过免费食品和干洗衣物之类的形式表达，以换取更长的工作时间。
丹麦问题的一种回答可能是，金融在英国和美国比在欧洲大陆上更具统治力，对于这些国家的精英毕业生来说，或许也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与此相关的是，股票期权（更普遍地说，是与股票市场相关的补偿）更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中使用，因为那里有更多熟悉股票市场的人和更多进行股票交易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
高税率和文化改变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低税率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当最高收入者的税率达到或超过70%时，企业更有可能认为支付高额工资是浪费他们的钱，从而削减最高工资。在这种税率下，董事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权衡：当面临70%的边际税率时，是给经理人1美元的薪水，而他最终到手的只有30美分，还是给企业留下1美元的收入？这令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大打折扣，而董事会可以选择以其他更便宜的“货币”向首席执行官支付薪水，如允许他推进自己想做的项目。可能这并不总是股东想要的（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不是企业规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管理者建立帝国的想法，但对工人或整个世界可能会更好。例如，首席执行官可以优先考虑发展公司，和员工搞好关系，或研发一些对世界有益，对股价未必有利的新产品。为了让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满意，股东可以容忍这些。甚至这可以部分解释，当执行最高税率时，员工的工资依然上涨的原因。
因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极高的最高税率（仅适用于极高的收入）的意义不在于“剥夺富人”，而是“消除”最高收入。几乎没有人最终支付需要按最高税费扣税的收入，因为那些非常高的收入几乎都消失了。而当最高税率降至30%时，超高薪水才再次变得具有吸引力。
换句话说，较高的最高税率实际上不仅可以减少税后的不平等，而且可以减少税前的不平等。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那样，近十年来欧美之间的不平等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税前的不平等。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最高税率的下降可能与下述情况有关：从1970年至今，在国家层面上，最高税率削减幅度与不平等加剧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最高边际税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德国、瑞典、西班牙、丹麦和瑞士，但其国内的最高收入占比并没有急剧增加。相比之下，美国、爱尔兰、加拿大、英国、挪威和葡萄牙大幅降低了最高税率，同时最高收入占比出现了大幅增加。
但是，除了税率以外，也可能是文化变革创造了可以接受高薪的美国社会。毕竟，如果我们对他们主要靠租金获得收入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金融界人士该如何说服他们的股东和全世界，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服务获得如此高的报酬？
在我们看来，支撑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激励机制的叙事，使相当一部分普通收入者（以及大多数对此有疑问的富人）相信这些天价工资是合法的。低税率是一种征兆，但意识形态的转变则更加深远。只要是自己“赚取”的钱，富人们就可以继续向自己支付更多花不完的钱，同时不会引起任何麻烦。许多经济学家无条件地热衷于激励，因此在传播和将这种叙述合法化上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不反对全面提高税收，但今天他们仍然支持首席执行官拿高薪。这种叙事已经蔓延开来：即便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人对自己当下的经济状况明显不满，但往往将罪魁祸首归咎于移民和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超级富人对资源变本加厉的攫取。
问题是，高额的实得薪水对于鼓励最具生产力的人的全情投入，并为其他人创造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基本假设正确吗？税收对富人努力程度的影响，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两个足球联赛的故事
欧洲是一个比美国更平等的社会，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更低，税负更高，税收累进程度也更高。但有一个有趣的例外：顶尖运动员的收入。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Baseball League）实行奢侈税，如果球队的工资总额超过一定数额，就将对其处以罚款。一个球队在五年内首次超过奢侈税门槛的，将处以超过门槛金额22.5%的罚款，对屡犯者的最高罚款为超额部分的50%。美国大多数其他主要体育联盟（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等）都有工资帽（工资限制条款）。2018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球队可以支付的最高金额为1.77亿美元。但是，2018年阿根廷足球运动员梅西（Lionel Messi）所在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向他支付的总额为8400万美元，远高于美国的水平。
职业运动的工资帽很难被视为某种北欧理想主义的产物。显然，工资帽存在的主要理由是控制成本。球队拥有者这样做是为了限制分配给球员的收益，这也意味着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这么做的优点是，它可以确保球队之间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使得观看赛季比赛变得更加有趣，而这也正是设定工资帽的明确原因。无限的金钱会造成太多的不平等，导致一个联盟中只有极少数的球队真正拥有获胜的机会。在欧洲，主要的足球联赛都没有工资帽。一些球队（例如英超的曼城、曼联、利物浦、阿森纳和切尔西）花费的资金远远超过其他球队，并享有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它们的统治力如此之强，以至于2016年莱斯特队夺得英超联赛冠军的概率是1/5000，低于发现猫王还健在的可能性。当这家俱乐部出乎所有人意料夺冠时，庄家总共损失了2500万英镑。
在美国，很多人反对工资帽。《福布斯》杂志将其描述为“非美国的”，认为“基于资本主义制度，花在员工身上的钱（也就是运动员在职业体育中得到的钱）应该基于绩效，而不是受制度的束缚”。球员自然也讨厌工资帽，并对此表示不满，还进行过多次罢工以示反对。但有趣的是，没有人提出，如果多给球员一点（或很多）的报酬，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努力。每个人都相信，追逐奖杯就足够激励他们了。
胜利不是一切 注释标题 Emmanuel Saez, Joel Slemrod, and Seth H. Giertz, ‘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Marginal Tax Rates: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 no.1 (2012): 3-50.
普遍来说，职业运动员的真实情况，也是富人的真实情况。
对富人征税的问题在2018年底成为美国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如今，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建议将最高边际所得税提高至70%以上，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呼吁建立累进的财富税，税收政策已经成为2020年总统大选的关键问题之一。
考虑到所得税作为政策问题的长期重要性，有许多研究着眼于人们在所得税增加时是否停止工作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赛斯和他的同事对文献进行权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高税率确实会带来逃税和避税，但对实际工作并不会造成影响。例如，1986年里根的减税导致个人可征税收入一次性大幅增加，但很快就迅速下降了。这表明可征税收入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人们将他们以前隐藏的收入纳入了（现在更友好的）税收网络，而不是他们因为更努力工作增加了收入。在那些税收适用于所有收入（不区分投资收入、劳动收入或“房地产经纪人的中介费”），所以不容易钻空子的国家里，可征税收入（及其代表的实际工作表现）对税收并不敏感。
这应该是有道理的。对于顶级运动员而言，正如著名美国橄榄球教练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所说：“胜利不是一切，而是唯一。”就算税率提高，他们也不会有丝毫懈怠。那些身怀抱负的顶级首席执行官恐怕也是如此。
那么，最好的公司想要最好的经理，并愿意为他们付出高价的观点又如何呢？如果税收很高，他们能做到吗？答案是肯定的。当政府要拿走70%的收入时，最好的首席执行官还是会前往收入最高的地方，这一点不会改变。只要所有公司面对相同的税率，最高薪的工作仍然是最高薪的工作。
不过，较高的最高边际税率可能会减少最挣钱，但却不一定对社会有益的职业（例如金融业）的诱惑。失去了高额实得工资的吸引力，有抱负的高层管理人员可能更喜欢去生产力最高的地方，而不是去赚钱最多的地方。2008年危机带来的一线希望是，它减少了金融部门对最有才华的人的吸引力。一项针对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职业选择的研究发现，与2006年至2008年之间毕业的人相比，2009年毕业的人选择金融的可能性要低45%。这可能会促成更好的人才分配，并且由于金融业的薪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其他领域，这样也可以进一步降低收入不平等。
因此，总的来说，在我们看来，仅适用于超高收入的高边际所得税率，是限制最高收入不平等现象激增的极其明智的做法。这些人不会被盘剥，因为最终很少有人会支付这笔税费。高级管理人员根本不会再要求这类高收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不会损伤任何人的工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影响人们的职业选择。这并不是要否认结构性经济变革的重要性，但这种结构性变革使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功，即使在剩下的99%的人中，也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其他的办法。但我们可以从消除超级富豪开始（如果你为他们感到难过，那么我告诉你，这么做只是让他们从超级富豪变成普通富豪）。
“天堂文件”
不过，富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对增税做出回应，其中一种就是寻找不缴税的办法。
因为没有工资帽，欧洲足球出现了天价工资，从而导致变相激励球员逃税。2016年，里奥·梅西（Lionel Messi，2017年的收入超过1亿欧元）因共计410万欧元的三项税务欺诈罪被判有罪，并被判处缓刑。2018年7月，西班牙政府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Ronaldo）签署协议，后者同意支付1900万欧元的罚款并被处以缓刑。罗纳尔多被指控犯有四项税务欺诈罪，总金额达到1470万欧元。这笔钱源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西班牙境外空壳公司隐瞒的图像版权收入。此外，更多并没有实际逃税的人，也在找寻各种可以少缴税的办法。一项研究通过比较欧洲在不同时间点上调税率的国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税率上升10%时，外国球员的数量将下降10%。2018年，为了降低税单，罗纳尔多离开西班牙，前往意大利。
“天堂文件”的曝光，暴露了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摩萨克·丰塞卡（Mossack Fonseca）替全球富豪阶层建立起数以万计的空壳公司，以便逃税的事实。这表明逃税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涉案名单包括了冰岛、巴基斯坦的前总理和英国的前首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诚实闻名于世，那里的个人逃税比例只有3%，但富人的犯罪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一项研究估计，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的财富分配榜前0.01%的人，逃避了应缴个税的25%至30%。
如果大幅提高税率，逃税也会增多。但问题是，有多少人会这么做？在短期内，肯定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反应。我们已经在里根减税的例子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期待在税率上升时，看到相反的情况：应纳税收入会急剧下降。因为那些可以隐瞒收入的人会立即采取行动，并且后续影响相对较小。
现象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少数政治家和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推动累进财富税（2019年，伊丽莎白·沃伦提议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美国人征收2%的财产税，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征收3%的财产税）。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毕竟，大多数拥有房产的美国人已经为房产价值缴税：他们向市政府缴纳房产税。但这种税是累退的。假设你拥有价值30万美元的房产，并支付1%的房产税（3000美元）。同时你有27万美元的抵押贷款，那么你支付的有效金额就是你净资产（3万美元）的10%。但如果你拥有270万美元的金融资产（这样你的净资产就是300万美元），你支付的税额仅占净资产的0.1%。
财富税将是累进的，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财富，而不仅仅是房地产。从消除不平等的角度来看，对非常高的财富征税的好处是，这些非常富裕的人不会消耗他们从财富中获得的大部分收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以股息的形式获取财富收入的一小部分，然后将剩余的收入重新投入家庭信托或任何允许其积累财富的项目中。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税法中，富人们并不对返还给信托的金额缴纳任何税款。这就是沃伦·巴菲特提醒我们注意的，他很少缴纳所得税的部分原因。如果大多数最高收入者都以这种方式有效地（合法地）免税，那么想要征收用于二次分配的所得税就很难了。此外，税收优惠变得更加复杂了。新财富产生了新的投资收入，出于上述相同的原因，其中大部分都不必再次征税，从而让富人变得更加富有。高额财富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看待这件事的最好办法，不是像财经媒体和政客所说的，将其理解为富人努力做出“回馈”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么想能让富人们感觉良好；这只是确保他们对所有收入都缴纳税款的简便且行政上（相对）简单的方法——无论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每年拥有5000万美元财富的人平均至少获得25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对总财富征收2%的税（100万美元），相当于对其收入征收40%的税，这并不算过分。
与财产税（在被称为“死亡税”后口碑不佳）不同，财富税的概念非常流行。2018年，《纽约时报》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有6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其中包括50%的共和党人。因此，这在政治上也是可行的。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许多有过财富税的国家都取消了这项税收，同时也很少有国家准备实施它（哥伦比亚是一个例外）。在法国，取消财富税是中间派的马克龙政府在2017年当选后的第一个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非常危险的政治举动。取消财富税和试图征收燃油附加费是“黄背心”运动最初的导火索。为了平息事态，马克龙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并没有恢复财富税。
财富税在政治上如此难以实施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就是有效的游说。高净值人群为各党派政治家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即使这些人本来就很自由，也很少有人支持财富税。其次，合法或非法避税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在欧洲小国，人们可以将其财产转移或存放在国外。这导致了纳税基准的竞争。
但我们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即发生所有上述情况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逃税行为是宽容的：大多数税法存在漏洞，同时对在国外存钱行为的处罚并没有效果。税法简单、漏洞少的国家，当其税收增加时，因逃税而遭受的损失比美国更少。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令人信服地指出，许多相对简单的做法都有助于限制逃税和避税行为。他的想法包括：建立一个全球金融注册机构，可以跟踪任何地点的财富（无论财富在何处，都可以对其征税）；改革公司税制，使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锁定在销售发生的地点；更严格地监管那些帮助他人通过避税天堂避税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
只是找到这样一系列措施当然并不足够。想要实施这些政策还需要政治意愿。祖克曼建议的三个举措可能特别棘手，因为它们都涉及国际合作，而且现在那些拥有最高权位的男人（是的，几乎总是男人）似乎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完成这些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些，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吸引人才和资金，而参与到低税率的竞争中。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瑞士已经引入了针对高技能外国工人的税收优惠计划。例如在丹麦，高收入的外国人在三年内仅需支付30%的单一税（丹麦最高税率为62%）。对于吸引高收入外国人到丹麦，这一招非常有效。这可能对丹麦有利，但对其他国家不利。这让那些国家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减少对最高收入者征税，要么迫使他们离开。在关于税收竞争的辩论里，这种个人所得税政策设计中存在的国家福利与全球福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隐约可见。
问题在于，这些是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并非找不到解决办法。本书的主旨是强调没有任何经济学的铁律能够阻止我们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世界，但是许多人因为盲目的信仰、自私自利，或者只是单纯因为缺乏对经济学的认识，就宣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联合公民？
严格地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有证据表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制定具有非常高的最高边际税率的累进税收计划。如果丹麦可以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高额税收，并且国内资本也都没有转移到某个邻近的税收较低的国家，富人也都没有去往爱尔兰（或巴拿马），那么对于像美国这样规模庞大，并且全球一体化程度要低得多的经济体来说，（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也这样做。
提高最高税率的困难在于政治。事实上，我们似乎正处于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的恶性循环之中。随着富人变得更加富裕，他们更有兴趣也有更多的资源来组织社会，以维持现状，包括资助那些愿意降低最高税率的立法者的竞选活动。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一案的判决，裁定限制商业机构资助选举活动的条款违反了宪法，从而将金钱在影响选举方面的无限权力正式合法化。
但是很难想象，这种状况可以不受限制地继续下去，并且不会产生巨大的反弹。对高收入者实施高税率确实受到欢迎。投票数据显示，51%的选民支持对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人征收70%的边际税率。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2/3的受访者——这些人并不具有特别的自由主义倾向——认为，年收入超过430600美元（收入排名前1%）的企业家缴纳的税款太少。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最近兴起的民粹主义是这种抗议的开始，其背后是深切的边缘感，一种不论对错、总是精英们在做决定的感觉，而且无论他们做出何种决定，对于路人甲乙来说都不会带来改变。在美国，特朗普尽管拥有财富和精英关系，但他承诺打破以往的商业模式，并因此当选。但是共和党人站在他身后，因为他们相信特朗普和他们一样支持富人，而他确实实施了减税。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鱼饵和变脸的游戏在总爆发之前还能玩多久。富人可能最终会认为，为实现真正的繁荣共享做出根本性转变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或者最终通过一种不情愿的方式强加给他们。究其缘由，还是因为不平等的加剧造成了社会焦虑和不满情绪的急剧增加。
“赶上琼斯家”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一直怀疑人们的自我价值感与他们在所处群体中的地位有关。这些群体包括他们的社区、同行和国家。如果上述属实，那么不平等自然会直接影响人的幸福感。在我们看来这非常合理，但毫无疑问，想要证明这一点很难。比如说，有证据表明，如果给定的收入水平低于本地的平均标准，人们的幸福感就会降低。但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社区物价昂贵，从住房到咖啡，所有花费都更高。换句话说，对事实的解释可以不涉及不平等。
挪威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在收入分配中所处地位的认识越多，他们的幸福感就越依赖于收入程度。在挪威，税收数据已经公开发布多年，但这些记录保存的形式是纸质副本，因此很难获得。到了2001年，这些数据放到了网上，人们只需要上网点击几下鼠标，便可以看到邻居或朋友的数据。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每个人似乎都明确地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这些数据上线后，我们立即发现，穷人变得更沮丧，而富人变得更幸福。意识到自己的收入地位，确实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挪威实验中。就像我们被互联网和媒体上的他人生活所震动一样，固执地想要对这个世界正在前进的情况充耳不闻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们有一种冲动向世界宣告我们也能够“赶上琼斯家”，如果可能的话，要比他们过得更好。这是“炫耀式”消费背后的逻辑，旨在彰显自己的身份。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一家印尼银行向一些高收入的客户（主要是城市人口和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白金信用卡。在对照组中，客户收到的是现有信用卡的升级邀请，除了卡片的外观不同，享受的所有优惠和白金卡一样。尽管客户们都知道这些卡具有完全相同的优惠，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更喜欢白金卡。收到白金卡的人当中有21%愿意使用它，相比之下，只有14%的人愿意使用外观普通的信用卡。
有趣的是，当人们自我感觉良好时，炫耀的欲望会减弱。实验人员发现，只需让人写一篇简短的文章来讲述自己感到骄傲的时刻，就可以减少他们对白金卡的需求。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经济上糟糕的人特别渴望通过某种没有意义的（并且难以负担的）购买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信用卡行业也准备好了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他们的收费可不便宜。
美国人的噩梦
美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情况。接受着“美国梦”的灌输、吃着早餐麦片的美国人倾向于相信，尽管他们的社会并不平等，但无论如何，努力总有回报。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询问了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们对社会流动的看法。当被问及“如果我们将500个家庭（按经济状况）分为5组，每组100个家庭，那些最贫困组的父母所生的孩子中，有多少人将留在本组，有多少人可以向上提升一组、两组及至最富裕的那组？”时，美国人的回答比欧洲人更为乐观。他们认为，100个贫困儿童中，有12个将进入最富有的那组，只有32个人将留在贫困组。相比之下，法国人认为，100个贫困儿童中，有9个人将进入最富组，35个人将留在贫困组。
美国人的乐观观点并不能反映当今美国的现实。伴随着底层的普遍停滞，美国的代际流动性急剧下降。美国现在的流动性远远低于欧洲。在经合组织内，底层人口的后代最有可能无法实现阶级跃升的是美国（33.1%），成绩最好的是瑞典（26.7%），欧洲地区的平均值低于30%。在美国，底层人口成为最富裕的1/5人口的可能性为7.8%，但欧洲的平均比例接近11%。
在美国，最有可能坚持过时的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就是美国梦）想法的地区，实际上是最不可能发生这种事的地方。美国人通常还认为，努力就有回报（背后的推论是，穷人必须为自己的困苦承担部分责任），并且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相信社会流动性很高的人，往往会怀疑政府为解决穷人所面临的问题而采取的所有努力。
当人们对流动性的乐观看法与现实相冲突时，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回避尴尬现实的冲动。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看到周围的财富那么多，自己却在经历财务困境，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拉大时，要么责怪自己没有从他们所相信的社会机遇中受益，要么指责什么人偷走了他们的工作。这两种选择分别指向了绝望和愤怒。
无论如何，当今美国的绝望情绪正在上升，并且已经变得致命。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空前上升，预期寿命也在下降。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所有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下降。这个严峻的趋势只存在于美国白人，尤其是他们当中没有大学学位的那些人中。除白人外，美国所有种族的死亡率都在下降。那些拥有与美国大致相似社会模式的其他英语国家，即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加拿大，尽管发展缓慢，但也都在经历类似的变化。而在所有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死亡率都在下降，其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最初死亡率比较高）的死亡率，其下降速度比接受过教育的人更快。换句话说，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和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当他们的死亡率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间趋于一致时，美国则出现了相反的方向。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表明，死亡率的增加，是由美国中年白人男女“绝望致死”（deaths of despair，例如因酒精和药物中毒、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导致的死亡）的稳步增加，加上解决其他致死问题（包括心脏病）的进展放缓所导致的。身体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自评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越来越多地报告自己身体状况欠佳，他们更有可能抱怨自己正在承受各种病痛，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这些现象本身并非低收入（或不平等）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毕竟，历史上黑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更好，但他们并没有展现出这种趋势。此外，即便在收入停滞的大萧条时期，西欧的死亡率也没有上升。而另一方面，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死亡率出现了暴增，并且和美国一样，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因心血管疾病和暴力死亡（主要是自杀、谋杀、意外中毒和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率变化。
凯斯和迪顿还指出，尽管美国的死亡率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它体现了一个早在此前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批人之后，随后的每一代人在许多方面都比前一批人更差。在受过较少教育的美国白人的每个年龄段中，此后的每一代人都更有可能面对社交障碍、体重超重、精神困扰、抑郁症状，以及慢性疼痛的困扰。他们也有更大的可能选择自杀或死于药物滥用。这些日积月累的损伤最终导致了死亡率的增加。
任何缓慢发展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幸福感被侵蚀。每一代人当中的个体，相比前一代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似之处越来越少。对于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并不比以前的人更高，有时候甚至更低，而且他们也更难对特定的工作或公司产生强烈的感情。结婚和建立稳定的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更难了。总体来说，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工人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后溃败了，这可能是美国所经历的特殊的不平等的经济增长的产物。
对抗世界
不选择绝望，就选择愤怒。
意识到缺乏社会流动性并不一定让人更愿意支持二次分配。在我们此前讨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询问了美国人的意见后，向他们中的一些人展示了一张信息图表，表明流动性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其他人会看到另一张图表，显示的数据相同，但视角更积极）。对于那些最初认同共和党的受访者来说，这甚至导致他们无法认同政府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另一种选择是反抗整个系统，并为之付出可能的巨大的个人代价。在印度奥里萨邦进行的一次实验中，当一家公司的员工感觉到工资随意变化时（相比那些工资保持不变的公司），他们会消极怠工以示抗议，并且更频繁地旷工，由于这些员工是通过每天上班来获得固定工资的，因此他们的做法会损害自身的利益。薪酬不平等的公司中的员工也不太可能合作实现与奖励挂钩的集体目标。员工可以忍受工资上的不平等，但前提必须是工资与绩效明确挂钩。
在美国，还有另一种可能的反应。由于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来讲是公平的，因此他们必须找出其他可以归咎的原因。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一份工作，那一定是因为精英们以某种方式秘密地将这份工作转给了一个非洲裔美国人、一个西班牙裔，或者一个中国工人。我为什么要相信由这些精英组成的政府，来对我进行二次分配？政府的钱越多，就是“其他人”的钱越多。
因此，当增长停滞，或无法使普通人受益时，就需要找到替罪羊。在美国尤其如此，但欧洲的情况差不多。最自然的指责对象是移民和贸易。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反移民观点背后有两个误解：夸大了到来的和潜在的移民数量，以及相信低技能移民会使工资下降，但这并非事实。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更多的国际贸易伤害了富裕国家的穷人。这不仅激起了对国际贸易的抵制，也激起了对现有“体系”和精英的反对。奥托、多恩和汉森发现，在受中国影响更大的美国选区中，温和的政客被更极端的政客所取代。在最初倾向于民主党的地区，中间派民主党人被更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所取代。在最初倾向于共和党的地区，温和的共和党人被保守的共和党人所取代。受贸易影响最大的地区通常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州，因此，其总体影响是将许多地区送到更保守的候选人手中。这种趋势早在2016年大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然，问题在于，由于保守派候选人倾向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特别是二次分配），因此加剧了一个问题，即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补偿因为贸易所造成的伤害。比如，许多受到贸易影响的、在保守派共和党治下的州，都拒绝联邦基金扩大医疗（Medicare expansion）。而这反过来加剧了人们对国际贸易的不满。
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前所认为的更加不平等、机会更少的社会中，类似的负面循环可能还会出现。正如我们此前的研究提到的，他们可能对政府更加不满，甚至不相信政府能够帮到他们。
这背后有两个含义。第一，里根-撒切尔革命带来的对增长的痴迷，此后也并没有哪个总统对此提出质疑，从而造成了持续的损害。当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利益被一小撮精英所攫取时，增长就可能是一场社会灾难的诱因（就像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灾难一样）。此前我们指出过，应该警惕所有以增长为名的政策，因为它可能是虚假的。我们甚至应该为这样的政策能行得通感到更加害怕，因为增长只会让少数人获益。
第二个含义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集体，如果现在不设法采取行动，设计能够帮助人们在这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界中生存并保持尊严的政策，那么公民对社会应对该问题的能力的信心则可能会被永远破坏。这使设计有效的社会政策并提供充足资金显得更加紧迫。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