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增长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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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长的终结？
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一本颇有见地的书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大概在1973年10月16日前后，经济增长终结了，再也不会恢复。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在那一天宣布了石油禁运，到1974年3月禁运解除时，石油价格已经翻了两番。当时世界经济对石油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因而普遍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波涨价潮。之后十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低迷的滞胀阶段（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逡巡不前的经济增长态势本该走到了尽头，却从那时起一直伴随着我们。
这种局面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在成长过程中都期待着无穷无尽的、不断扩大的繁荣，而政治领导人已经习惯于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即GDP增长率。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与20世纪70年代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面临的问题存在高度相似性。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是政策失误吗？我们能让增长回归并维持下去吗？我们需要按下什么魔法按钮？在世界经济放缓大潮下，中国能成为特例吗？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忙着回答这些问题，相关书籍与文章不胜枚举，诺贝尔奖也多次颁发给这个领域的研究。但众说纷纭之后，谁能自信地说出一个让富裕经济体加速增长的方案呢？这么多人著述颇丰，却莫衷一是，这是否表明我们其实毫无头绪呢？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担心吗？
辉煌的30年
从二战结束到OPEC石油禁运引发危机的近30年间，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增速之快，超过任何历史时期。
从1870年至1929年，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速高达1.76%，在当时可谓前所未闻，而在1929年之后的4年间却灾难性地下降了20%，称其为“大萧条”的确名副其实。然而，好在恢复速度够快，从1929年到1950年，GDP年均增速反倒略高于历史时期。但在1950年到1973年之间，GDP年均增速升至2.5%。1.76%和2.5%这两个数字看似差异不大，其实并非如此，人均GDP增长率为1.76%时，经济总量要用40年时间才能翻一番，当增长率为2.5%时，只用28年时间就能翻一番。
欧洲在1945年之前的历史比较曲折，部分原因在于战争频仍，但1945年后形势大为改观。埃斯特在1972年末出生时，法国的人均GDP是她母亲维奥莱纳（Violaine）1942年出生时的4倍。这是西欧国家的典型现象。从1950年到1973年，欧洲的人均GDP以每年3.8%的速度增长。法国人有理由把战后的30年称为“辉煌的30年”。
经济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产出）的快速增长推动的。在美国，工人生产率以每年2.82%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每25年就能翻一番。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时期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带来的影响就会得到完全抵消。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欧洲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20个小时。此外，二战结束后的婴儿潮降低了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因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些人，当时……还是婴儿。
是什么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人平均只读到七年级，而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平均接受过两年的大学教育，而且可以使用更多、更好的机器。这也是一个电力和内燃机开始发挥核心作用的时代。
如果我们做一些大胆的假设，就可能估计出这两个因素的贡献。罗伯特·戈登认为，在这段时期内，就各种要素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而言，教育水平的贡献率约为14%，而资本投资的贡献率约为19%（资本投资为工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器）。
至于促使生产率产生显著提升的其他因素，则不能用经济学家能够衡量的要素变化来解释。为了让我们感觉更好，经济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一个衡量我们无知程度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在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衡量因素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因素。它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工人，使用同样的机器和投入（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如今他们每工作一小时，产出比去年更多。这是讲得通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寻找更有效利用现有资源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的进步，比如电脑芯片变得更便宜、更快，因此一个秘书现在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以前一个小团队的工作；新的合金材料不断被发明出来；生长快、需水量少的新型小麦品种也被研发了出来。不仅如此，当我们发现减少浪费的新方法时，或者缩短原材料或工人被迫闲置的时间的新方法时，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高。在生产方法上的创新（比如链式生产或精益生产），以及创造一个良好的拖拉机租赁市场，都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970年之前的几十年之所以不同于大部分历史时期，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尤其迅速。在美国，从1920年到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是1890年到1920年的4倍。欧洲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甚至比美国还要快，尤其是在战后，部分原因是欧洲采用了美国研发出来的多项创新成果。
快速增长不仅体现在国民收入统计中。从任何可衡量的结果来看，1970年的生活质量与1920年相比都有了根本的不同。总的来讲，西方人普遍吃得更好，冬天更暖和，夏天更凉快，消费品种类更多，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随着每周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退休年龄的提前，人们的生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艰辛的日常劳作所主宰。在19世纪，世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童工，但在西方国家，童工现象却差不多消失了。至少在那里，孩子们可以享受自己的童年。
不那么辉煌的40年
但在1973年（或者说大约在这一年前后），这一切就停止了。平均而言，在接下来的25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只有1920年到1970期间时的1/3。这场经济危机具有明确的起始日期，甚至能找出哪些国家要承担责任，但一开始它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持久性的迹象。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是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出生和长大的，他们起初认为这次放缓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自我修复，不料最后却演变成了世界经济的一种新常态。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次经济放缓并非短暂偏离正轨时，便把最新的希望寄予一场即将来临的、由计算能力推动的新工业革命。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到处都在引进计算机，就像电力和内燃机曾经经历的情况一样。这肯定会催生一个生产力大幅增长的新时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愿景最终的确实现了。从1995年开始，我们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连续几年保持了高增长率（但依然明显低于之前繁荣时期的增长率）。然而，这种态势很快就消失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态势回到了1973年至1994年的糟糕时期。美国的GDP增长率在2018年年中确实有所回升，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仍然缓慢，在2018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0.94%，与1920年到1970年之间1.89%的年均增长率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一轮放缓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们似乎很难把它与听到的一切协调起来。硅谷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是创新和颠覆的世界里，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机器学习就是代表性的创新。创新似乎无处不在。但在没有任何经济增长迹象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么多创新呢？
这场辩论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首先，生产率最终会恢复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吗？其次，对GDP的衡量充其量只是一种猜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遗漏了新经济带给我们的所有快乐和幸福？
增长终结了吗？
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两位经济史专家是这场辩论的核心人物。
一方是罗伯特·戈登。他认为高增长时代不太可能重现。我们只见过戈登一次。他看起来很保守，但他的书却一点也不保守。另一方是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我们对他的了解要深得多，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眼睛闪闪发光，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著述颇丰，这与他对未来大体乐观的态度相吻合。
戈登预测未来25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8%，但站在他这一边的人很少。他在与莫基尔的一次辩论中表示：“我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静止的。我看到办公室里运行的台式电脑和软件，就像10年或15年前一样；我看到零售商店用条形码扫描器结算，就像我们以前做的一样；货架上理货的仍然是人类，而不是机器人；在柜台后面切肉和奶酪的也仍然是人类，不是机器人。”在他看来，今天的发明根本不像电力和内燃机那样具有颠覆性。戈登的书提出了一些特别大胆的预测。他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未来学家预测的一系列创新，并逐一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看来，这些创新中没有一项会像电梯或空调那样具有革命性，没有一项会把我们带回一个快速增长的时代。机器人不会叠衣服，3D打印不会影响大规模生产，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并不新鲜”，这些技术至少从2004年起就已经存在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然，戈登所说的一切显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或许是某种迄今为止从未想象过的、由人们熟悉的元素构成的组合，将被事实证明具有变革性。戈登觉得不会出现这种变革性的东西，不过那是他自己的直觉。
另一方面，莫基尔却看到了经济增长的光明前景，认为这一前景的驱动力是各国竞相成为科技领先者，由此带来的创新将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他看到了激光技术、医学、基因工程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潜力。对于戈登声称我们在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莫基尔反驳说：“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拥有的工具，使得我们在1950年拥有的任何东西看起来都像是笨拙的玩意儿。”但莫基尔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世界经济的变革和全球化为创新的发展和改变世界创造了合适的环境，这些方式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预测有一个因素会推动经济增长的加速，未来它将使我们有能力延缓大脑衰老。这当然会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想出更好的主意。莫基尔虽然已经是72岁高龄，但一如既往地投入和富有创造力，他自己的状况就是对其观点的完美诠释。
这两位杰出学者围绕经济增长问题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凸现了经济增长是一个多么令人苦恼的话题。在经济学家试图预测的所有事情中（大多数预测以失败告终），经济增长是一个我们一直特别悲观的领域。举一个例子。1938年，摆脱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刚刚回到高速增长轨道，阿尔文·汉森就发明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样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当时的美国经济状况。（此人并非无名小卒，而是哈佛大学教授，是一般均衡模型的创始人之一，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上第一节宏观经济学课时就记住了这个模型。）他的观点是美国经济永远不会再增长了，因为所有有利于促进增长的因素的作用都已经发挥出来了。他认为，技术进步红利以及更为重要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
今天，大多数西方人的成长过程都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或者他们的父母已经习惯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罗伯特·戈登的观点则让我们回想起了更为悠久的历史。回顾漫长的经济史，不难发现，真正不同寻常的时期其实是从1820年到1970年之间的这150年，而非随后的低增长时期，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根本不知道经济竟然能够持续增长。从1500年到1820年，西方国家人均GDP从780美元上升到了1240美元（按不变价值美元计算），年均增幅只有区区0.14%。从1820年到1900年，年均增幅也只有1.24%，是之前300年平均水平的9倍，但仍远低于1900年之后2%的年均增幅。如果戈登的预测是正确的（即我们未来的年均增幅最终只有0.8%），那么我们也无非是回到了长期以来的平均增幅（从1700年到2012年）。这不算新常态，而是漫长历史时期内的常态。
我们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看到的那种长期持续的增长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再次发生。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富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创新的动力空前高涨，能够引领新一轮创新热潮的国家越来越多。正如一些技术专家所笃信的那样，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再次出现爆发式增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或许是比人类更善于写诉讼案情摘要和讲笑话的智能机器，但也可能像戈登所相信的那样，电力和内燃机曾经给我们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一个转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迎来了电力和内燃机催生的新的经济高度，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期待这一奇迹重现。有人可能会补充说我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不会重现。究竟孰是孰非，无人能知，除了等着时间去判断之外，别无他法。
花朵的战争
阿比吉特的父母并不相信玩具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所以他小时候不得不花费很多个下午利用不同的花朵玩一种战争游戏。龙船花的花蕾有长长的茎和尖尖的顶，会向他的“步兵”——叶子长且多肉的马齿苋扔石头。夜来香被他用作“医务工作者”，他用牙签给战争中受伤的“步兵”做手术，并用柔软的茉莉花瓣给“伤者”包扎。
阿比吉特记得玩这些游戏是他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这当然应该算作幸福。但是他的快乐并没有被GDP的传统定义囊括进去。经济学家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点值得凸显出来。当一名来自阿比吉特家乡加尔各答的人力车夫下午停业，与他的女友共度时光时，GDP下降了，但幸福感怎么可能没有提高呢？当一棵树在内罗毕被砍倒时，GDP计算的是使用的劳动力和生产的木材，但没有扣除失去的树荫和美景。GDP只对那些能被定价和销售的东西进行评估。
这的确很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总是以GDP来衡量。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在1995年开始大幅增长后再次放缓，这时脸书开始在我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推特和照片墙先后于2006年和2010年开始发挥重要角色。所有这些平台的共同之处在于名义上是免费的，运营成本也很低，而且备受欢迎。当我们以用户支付的费用（通常为零），甚至以建立和运营脸书的成本去评判观看视频或更新个人在线资料的价值（正如目前在计算GDP时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可能严重低估了它们对增进人类幸福感所做的贡献。当然，如果你发自肺腑地觉得焦急等待某人给自己的最新帖子点赞一点都不好玩，而且由于所有的朋友都在脸书上，导致自己无法彻底戒掉脸书，那么GDP也可能高估你的幸福感。
不管怎样，运营脸书的成本（计入GDP）与它带来的福祉（或不幸）几乎没有关系。根据近些年的衡量，生产率增速放缓，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却爆炸式增长。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此时，计入GDP的数据与幸福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是否有可能出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幸福感的增加促使世界经济真实的生产率提高了，而我们在统计GDP时却完全忽略了幸福感？
罗伯特·戈登对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事实上，他甚至认为脸书可能是导致工作效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太多的人在工作时浪费了大量时间更新自己的状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无关紧要。如果人们现在事实上比以前快乐得多，我们凭什么判断他们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是否划得来？凭什么判断在计算幸福感时是否应该计入这些时间呢？
无限的乐趣
如果把社交媒体的价值计入GDP，能否弥补富裕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带来的影响？当然，一个难处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些免费产品究竟有多少价值。但我们可以试着估计人们愿意付多少钱。比如，有人试图通过观察人们浏览互联网的时间来衡量互联网对他们的价值。这个想法的背后是机会成本，即人们本可以用这部分时间去工作和赚钱。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方法，美国互联网的年均价值将从2004年的人均3000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人均3900美元。如果我们在统计2015年的GDP时考虑到这个之前遭到忽略的价值，那么当年高达3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损失”的1/3就找到了诠释（这个经济产出损失的数字是假设2004年后没有发生经济放缓时计算出来的）。
用这种方式研究互联网价值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假定人们可以选择延长工作时间来获得更多的钱，而不是把时间花在互联网上。但这并不适用于大多数朝九晚五的人；相反，他们需要每天在工作之外的另一个8个小时内找到让自己保持愉悦（或者至少摆脱烦恼）的方法。如果他们把时间花在互联网上，意味着他们更喜欢互联网，而不是读书或与亲友出去玩。如果他们不是特别喜欢社交，也不喜欢书，很难说互联网给他们带来了多么强烈的幸福感，互联网带来的真实价值可能远低于3900美元。
然而，也存在相反的问题。有些人无法想象离开互联网如何活下去，他们每天早上都需要花一个小时来刷推特。第一个小时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但在第一个小时结束之际，每一个不喜欢的人都被屏蔽掉了，每一个巧妙的措辞都被处理和发送出去了，第二个小时就只剩下无聊了，以至于根本不会花第三小时去刷推特。相比之下，有些人会花两个小时漫不经心地回复脸书上那些几乎被他们遗忘的朋友和他们想要遗忘的“朋友”的帖子。在统计数据时，这两种情况下消耗的两个小时是被等量齐观的，都是根据两个小时去衡量互联网的价值。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两个小时带来的价值是不同的，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它们可能会导致我们大大低估互联网的价值。
对于互联网的价值，我们要么大大高估，要么大大低估，面对这种可能性，学者们试图寻找其他方法来衡量互联网对消费者的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几项随机对照实验。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在得到参与者许可的情况下，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阻止一组随机选出的参与者访问脸书（或其他更为普遍的社交媒体）。这些实验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拥有2000多名参与者，实验者给参与者支付一笔补偿金，让他们停用脸书一个月。结果发现那些不再使用脸书的人报告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反而更高，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不再感到无聊（也可能无聊程度有所降低）。他们似乎找到了其他令自己开心的方式，包括花更多时间陪伴朋友和家人。
在实验结束后，那些停用脸书一个月的参与者，慢慢恢复了之前的习惯，几周之后发现，他们在这个应用程序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了23%。与此一致的是，在他们继续使用脸书一个月之后，如果让他们估计需要拿到多少补偿金才愿意再次弃用一个月脸书，他们提出的补偿金水平大大降低。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那种认为脸书令人上瘾的观点非常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很难想象没有脸书的生活，但当你真的弃用时，情况并不会变得明显更糟。然而，有趣的是，在弃用一个月后，参与者仍然希望获得一定的补偿金来放弃脸书，表明他们并不会因为摆脱了脸书而对实验者心存感激。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是怀念脸书，只不过这种怀念程度低于他们之前的预期，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脸书给每个用户带来了价值2000多美元的幸福感。
然而，平均来看，弃用脸书会让人感到更快乐。这种现象和上述实验结果如何自洽呢？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所有的平均值一样，这个平均来看的现象也掩盖了一个事实：有些人确实非常喜欢脸书。此外，如果你是朋友圈中唯一弃用脸书的人，那么代价很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高昂，而且由此带来的不便会随着弃用时间延长而愈加严重（短暂远离社交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完全退出则会代价高昂）。如果脸书不存在，那么相关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脸书并不像其忠实粉丝所说的那样已经征服了全人类，但完全弃用则不是很有决心，毕竟几乎所有朋友都在使用脸书、照片墙或推特。人们尽管没有为这些软件付多少费用，却非常珍视它们。如果我们衡量一下这些新技术蕴含的“实际价值”，那么世界经济的增速是否会更快呢？根据手头的证据来看，或许不会。
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按照GDP来衡量，没有任何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我们将恢复欧洲“辉煌的30年”和美国“黄金年代”那种快速增长的态势。
索洛的预感
这种局面不应该完全出乎意料。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战后经济增长的巅峰时期，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写了一篇论文，暗示经济增长最终将放缓。他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人们会储蓄更多的钱，从而有更多的钱可以投资，每个工人有更多的资本。这会降低资本的生产率。如果一个之前只有一台机器的工厂如今有了两台机器，那么同样的工人就必须同时操作这两台机器。当然，一个工厂如果有更多的机器，就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而一旦整个经济体内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储备濒临枯竭，那么整个经济体就不可能继续维持增长（假设每年进入的移民数量保持不变）。因此，用额外的储蓄购买的额外机器将不得不由更少的工人来操作。每一次新的并购以及每一额外单位的资本投入对GDP的贡献会越来越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态势放缓。此外，资本生产率的降低削减了投资回报率，反过来又抑制了储蓄。因此，最终人们将停止储蓄，经济增长将放缓。
这种逻辑是双向的。资本稀缺的经济体增长更快，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富裕的经济体往往资本充裕，增长比较慢，因为新投资创造的经济产出并没有那么高。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巨大失衡往往会得到扭转。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增长更快，由于收入增长更快，储蓄也会增长更快。因此，这些经济体积累资本的速度更快，资本更加充裕。与此相反，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过多的经济体积累资本的速度更慢。
其结果就是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如果资本增速比劳动力增速快，那么经济中相对于劳动力的富余资本就会过多，这将减缓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在短期内可能失衡（比如，我们看到，在当前的美国，支付给劳动力的薪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正在下降），但从长远来看，一个经济体保持近乎平衡的增长路径是一种天然趋势。这里所谓的“近乎平衡”，是指劳动和资本增速大致相同。作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体现在工人的技能上，在近乎平衡的增长态势下，人力资本增速与其他资本增速也大致相同。索洛认为，GDP作为劳动、技能和资本的产物，也将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
当前有效劳动力的增速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之前的生育率，二是人们的工作意愿。在索洛看来，这两个因素似乎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人口学因素的驱动，而非经济学因素的驱动，而且这两个因素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关联性比较大，而与当前经济或经济政策的关联性比较小。然而，如果得益于技术的改进，一个工人的效率大为提高，甚至可以胜任两个人的工作，那么有效劳动力将翻倍，全要素生产率或许会提高。索洛认为，这种转变也与一个国家当代的经济和政策无关。实际上，他这种观点把有效劳动力的增长率排除在经济范畴之外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将劳动力的增长率称为“自然增长率”，从他的理论中，我们知道，从长远来看，GDP的增长率必然和有效劳动力的增长率相同，也就是说，二者都是以自然速率增长。
索洛的理论可以催生出许多推论。首先，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重大变革引发的快速增长阶段之后，就会回归平衡增长的轨道，增长可能会放缓。这与1973年后欧洲的情况明显一致。在经历了战争的摧残之后，欧洲有很多地方资本稀缺，之后经历了快速增长；到1973年，快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在美国，索洛提出的那种投资驱动型增长在二战后明显放缓，但好在全要素生产率在1973年之前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自1973年以后，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就连美国经济也出现了放缓的趋势。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在下降，这似乎反映了资本的充裕，与索洛提出的增长模型完全契合。
经济趋同？
根据索洛理论做出的第二个推论或许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趋同”。与大多数穷国一样，资本匮乏、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将增长得更快，因为它们尚未达到平衡的增长路径。它们仍然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平衡来实现增长。因此，我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人均GDP的差距将会缩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穷国将赶上富国。
索洛自己也很谨慎，没有肯定地做出预言。如果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劳动力和很少的资本（许多穷国起初都是如此），那么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能够实现就业，工资低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其他劳动力没有工作可做），因此，丰富劳动力的益处就无法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即便发生经济趋同现象，其过程也可能非常缓慢。
索洛曾警告说，虽然一个穷国能够从赤贫状态出发，快速追赶相对富裕的国家，然后凤凰涅槃般地步入平衡增长轨道，但这种美好愿景是与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生活标准趋同的大环境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欣慰的说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描绘了美好前景。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家才在长达30年之后开始注意到索洛这个模型不符合现实。
首先，穷国经济增速通常比富国经济增速快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1960年的人均GDP与随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零。既然如此，西欧在二战后快速赶上美国这一事实怎么解释呢？索洛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他的模型实际上说的是，在其他方面相同的国家将实现趋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的西欧和美国会向对方靠拢。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在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那些天生比其他国家更节俭，并将更多产出用于投资的国家将变得更富有。此外，在开始以自然速度增长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投资更多的贫穷国家在迈向更高水平的人均GDP时，增长速度也会更快。
缺乏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同美国及西欧之间差异的一个原因吗？我们将看到，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经济增长的确会发生
索洛模型的第三个预测（也是最激进的预测）是，一旦经济达到平衡增长阶段，相对富裕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可能不会有太大区别。在索洛的模型里，这些差异本质上必然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索洛认为，至少对于这些富裕国家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应该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在索洛看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是自然而然的，政策制定者无法对其施加很多控制。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完全赞同的地方。考虑到增长率是国际竞争力排名所用的指标，而索洛拒绝明确地担保那些追求良好经济政策的国家的全要素增长率会更高，这有些令人不快。他是故意装傻吗？越来越多的最新技术在富裕国家得到应用，难道他没看到吗？
索洛认为，一个经济体在平衡状态下的增长率不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不难预见，他这种观点必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这些反对者忽略了索洛思想在许多方面的微妙之处。首先，索洛在问，是什么因素在推动那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实现技术升级。据推测，新思想的流动是这些国家赖以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但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思想会在边界面前止步不前，以至于无法流入某些落后国家。德国发明的一种新产品可以同时在其他多个国家开发生产（可能由母公司在当地的子公司进行）。在所有这些国家，生产力的提高或多或少是对等的，即使发明只来自其中一个国家，也会很快惠及其他国家。
其次，索洛谈论的是各国步入平衡轨道后的增长情况，虽然这可能已经发生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但对于那些资本仍然稀缺的国家而言，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到肯尼亚或印度走上索洛的平衡增长之路，并开始使用许多或全部最新技术的时候，必然会富裕得多。它们当前的技术落后可能只是缺乏资金导致的一个症状。
最后一点或许是最难理解的，即那些正在迈向平衡增长轨道的国家，其实可以比那些已经超越该阶段的国家，更快地实现本国技术升级。当然，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技术突破，比如自动驾驶汽车和3D打印机，将永远率先出现在更发达的国家，但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升级，用不到如此前沿的技术突破，因为它们的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很多年前的水平，因此，只需要直接动用发达国家之前的技术去替换本国落后技术，就足以实现技术升级了。这种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科技成果的做法，通常比推进科技前沿容易得多，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研发，并且使用过了，落后国家明确知道如何去做，只需要从发达国家把技术拿过来就可以，不需要想出什么新东西。
考虑到上述所有理由，索洛慎重地提出了对于不同国家平衡增长率差异背后驱动因素的看法。他简单地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率是一种神秘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与国家、文化、政策的性质等都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一旦资本积累过程结束，资本回报率变得足够低，那么，索洛认为，对于长期性的经济增长，我们几乎做不了什么。索洛模型被其他很多经济学家称为“外生性增长模型”，其中“外生性”一词意味着受外部影响或力量的驱动，这种模型认为我们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无能为力。简而言之，索洛认为，我们无法控制经济增长。
给我一个杠杆 注释标题 Archimedes: ‘Give me a lever and a place to stand and I will move the earth.’ The Library of History of Diodorus Siculus, Fragments of Book XXVI, as translated by F. R. Walton,i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许多穷国的经济没有实现增长，而且索洛模型无法就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给出有用的解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最终让经济学家把目光转向了别处。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就如何帮助国家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反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芝加哥学派的老前辈。他于1985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时的那篇文章被广泛引用。在演讲中，他提出：“印度政府是否能采取某些行动使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和埃及那样增长？如果能，那么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呢？如果不能，到底是哪些‘印度特性’使其无法这么做呢？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福祉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发现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
但卢卡斯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愿望。他还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印度贫穷的原因不可能都归结于缺乏技能和资本。他认识到，印度的资本和技能比美国少，这或许可以归咎于它的殖民历史或种姓制度。但如果仅仅从资源匮乏的角度去解释美国和印度巨大的人均GDP差异，那么这些资源必须是极其稀少的，才能造成这种后果。如果某种资源如此稀少，那它应该是非常宝贵的。比如，数以千计的人去耕种数百块土地，却只有一台拖拉机可用，那么这台拖拉机的租金将会非常高。基于这个逻辑，卢卡斯计算出，如果根据资源的稀缺性去解释美国和印度的GDP差异，而忽略其他任何因素，那么同一种资源在印度的价格必须达到在美国价格的58倍（这个价格是支付给这种资源所有者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禁问：为什么美国的这种资源不会转移到印度呢？由于显然没有发生这种资源转移，他便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资源在印度的价格实际上不可能那么高。换句话说，印度内部的资本生产率肯定比美国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印度资本明显匮乏，而印度资本却无法获得卢卡斯计算出来的那种天文数字般的回报。或者借用索洛的话说，就是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肯定要低得多。
卢卡斯对于市场的作用过于乐观，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生活在黏性经济中，没有任何东西变化得很快，当然资源也不可能从美国快速移动到印度。尽管如此，他的一些基本见解已经被许多其他不断遇到全要素增长率难题的人重新发现。比如，如果你仅仅试图从资源存量角度去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GDP差异，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即使贫穷国家确实在技术和资本方面比较匮乏，但这种匮乏程度还远不至于导致他们的人均GDP水平如此之低。换句话说，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甚至一些贫穷国家在拥有同样资源的情况下也不会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样一来，卢卡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呢？
卢卡斯的博士生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深受卢卡斯启发的人之一，他对卢卡斯充满激情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必须探索出更好的方式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因。这种探索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因为它试图颠覆索洛给出的答案，而索洛的答案又是以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理念为基础的。第一，资本家投资是为了追求高回报，当回报下降时，资本积累也会下降。第二，当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本的生产力就会降低，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人与之合作。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资本收益递减”。这个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67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内·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就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过这个理念。杜尔哥曾短暂担任过法国财政部长，并且试图阻止法国经济堕入混乱的深渊，但其努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反而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把它作为自己经济思想的一个前提，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原因：资产阶级拥有贪得无厌的欲望，追求越来越多的资本，将推动资本回报率下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这叫作“利润率下降”），并最终引发埋葬资本主义的危机。
收益递减的假设符合人们的直觉。如果没有工人操作新机器（或没有新工程师为其编写程序，或没有销售人员销售产品），购买新机器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存在一些收益递增的情况。比如，亚马逊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通过提高销量来削减成本的。如果市场上没有对该公司所售产品的持续需求，那么它建立的一套著名的仓储和配送体系就毫无意义了，而为了建立这套体系，它还需要大量融资。亚马逊如果缩减为当前规模的1%，就不可能赚钱。事实上，亚马逊在发展壮大之前几乎没有盈利，后来利润飙升。2018年7月，亚马逊的利润达到25亿美元。
索洛那一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收益递增的可能性，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越大越好”的观点（亚马逊目前正是靠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增加回报的一个明显含义是，最大的公司应该是最赚钱的，能够以最低的价格把其他公司挤出市场，从而使自己占据最佳地位。这样的市场最终注定要发生垄断现象。在线零售行业目前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确实看到在一些行业中存在少数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社交网站和五金行业都存在这种情况），但一些最重要的市场（比如汽车、服装和巧克力市场），则往往同时存在许多公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往往回避那些过于依赖“资本收益递增”的理论。
罗默坚持认为企业仍然受制于“资本收益递减”法则，但他提出了一个深刻见解，即我们如果要推翻索洛的理论，就必须证实这样一个假设：从整体来看，一个拥有更多资本的经济体，其资本存量的生产率也会更高。即使每个企业面临资本收益递减的情况，而且每个企业都没有占据垄断地位的趋势，这种情况依然可能变成现实。为了解释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罗默请我们思考诸如硅谷这样的地方是如何产生新思想的（其实，他写论文的时候，硅谷还没有取得其标志性地位）。硅谷的公司和索洛研究的公司非常相似，但一个重要的方面除外：硅谷的公司较少使用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比如机器和建筑），而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即不同种类的专门技能。许多硅谷公司投资于聪明的人，希望他们能想出一些聪明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好点子，有时候这种投资确实会奏效。
这些公司通常也存在收益递减的现象。它们拥有太多喜怒无常的天才，又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劳心费力地去做资金管理之类的苦工，无法确保工作时间打游戏的现象受到控制，结果公司就会面临一场灾难。罗默认为，硅谷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体环境。在咖啡馆和酒吧，在派对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新奇的想法。某个与你仅有一面之缘的人漫不经心地表达的一个新奇想法，可能会催生另一个新奇想法，所有这些想法汇集在一起，能够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在于你和多少聪明人一起工作，而是你在和多少聪明的人竞争，或者你恰好位于硅谷这个大环境下。在罗默的理论世界中，硅谷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今天的繁荣景象，是因为它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汇集在了同一个环境中，使他们能够相互交流。这里的回报递增是在行业、城市甚至地区层面。即使每家公司都面临收益递减的问题，硅谷的高技能人才数量增加一倍，依然能大幅提高它们的生产率。
罗默认为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城市都是如此，比如18世纪中叶的曼彻斯特、不同金融创新时期的纽约和伦敦、如今的深圳和旧金山湾区。他声称，在所有这些地方，土地和劳动力的稀缺性导致公司面临资本收益递减的问题（劳动力变得稀缺的部分原因在于土地是稀缺的，因此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但幸好这些地方汇集了大量具有创新思维的人，这些人精力充沛，能够互相学习，并不断提出新想法。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技能人才走到一起，即使没有索洛所谓的那种神秘的、外生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增长态势也能长期维持下去。
罗默认为在整个国家经济层面，收益递减现象是可以消除的，这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不流向印度。在罗默的模型里，尽管印度的资本要少得多，但印度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大致相同，因为尽管印度存在收益递减问题（索洛的模型持有这种看法），但美国等富裕经济体的新思想流入印度后，会提升印度经济的生产率，缓和印度资本收益率递减现象。但问题是，罗默强调的这种聪明智慧的力量究竟是我们为了寻求安慰而编的故事，还是在世界各地都能赫然发挥作用呢？
增长的故事
在谈论这些因素之前，有必要指出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事情：我们一开始讨论经济增长理论，对话就抽象起来了。索洛和罗默都论述了整个经济体在长期内的变化，但在现实世界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错综复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为了便于论述，他们二人都是尽可能地将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压缩为少量几个，所以显得比较抽象。比如，索洛认为“资本收益递减”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罗默则认为不同企业之间的新思想流动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思想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只是看到它们在整个经济层面上带来的好处。考虑到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职业、企业和技能具有极端的多样性，因此，很难对这些非常宽泛的概念有任何感觉（更别说亲自拿这些概念做实验了）。索洛想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一个经济体的总资本增加时会发生什么，但只有个人会积累资本，整个经济体通常不会这么做。个人积累了资本之后，再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比如是否借给别人，是否开一家新的面包店，是否买一栋新房子，等等。每一个这样的决定都会改变许多事情，比如房价可能会上涨，面包价格可能会下降，好的糕点师可能会更难寻觅。索洛想把所有这些复杂因素简化为一个变化：劳动力数量与资本存量的对比。同样地，当一个城市有大量科技人才涌入时，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比如你将能够买到更好的浓缩咖啡，很多低收入居民会被排挤出去，等等，而罗默只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思想交流。罗默和索洛对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很难将他们的抽象理论应用到现实世界中。
更糟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依赖的数据帮不了我们多少，因为这些理论都是研究整个经济体层面的，需要比较不同的经济体，比如国家或城市，而非公司或个人。但正如我们在有关贸易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这始终是一个挑战，因为经济体往往在许多方面互不相同，很难进行比较。
此外，即使我们愿意从整个经济体之间的比较中得出结论，也不清楚我们将从中学到什么。以整个经济体层面的“资本收益递减”为例，我们想要测试的是在一个资本存量增加的国家，资本的生产率是否较低。但问题再次出现了，即国家不积累资本，只有个体才积累资本。然后，这些个体可以将这些资本投资于公司。这些公司购买机器和建筑物等，然后试图雇用工人来使用它们新安装的机器设备。这样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企业无法按照自己的期待找到足够多的工人，这是资本生产率降低的原因。现在假设我们确实观察到资本的流入降低了资本的生产率，我们怎么能确定导致这种局面的因素就是索洛考虑到的那个因素呢？毕竟，有可能是资本投资在了错误的地方，导致了它的低效，或者资本根本没有用于投资。如果投资得当，资本回报率或许会上升（而不是像索洛所说的那样下降）。
最后，增长经济学的很多主张都是关于长期会发生什么。长期来看，索洛眼中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而罗默则不这么认为，但究竟多长才算长期呢？长到足够观察到经济放缓吗？这种放缓或许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或者坏运气，会很快被扭转吗？
所以最终，尽管我们将尝试为这些理论拼凑出最好的证据，结果也将是暂时的。我们已经看到，衡量经济增长存在很大难度，而要搞清楚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制定政策落实这些动因，难度更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或许会说，经济学领域是该摒弃对研究增长的痴迷了。在富裕国家，我们能够有效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他们变得更富有，而是如何提高普通公民的生活质量。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时会因严重滥用经济逻辑而受到抑制，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虽然作用有限，却依然有所裨益。
百万美元的工厂
在罗默对于经济增长的乐观描述里面，一个关键要素是溢出效应，即思想和技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相互加强，把拥有思想和技能的人聚集在一起会带来很大的不同。显然，硅谷的人笃信这一点。加州有很多地方的风景比硅谷还漂亮，而且大部分地方的租金都比较便宜，为什么那么多公司想要扎堆硅谷呢？美国有很多州和城市提供大量补贴来吸引企业。2017年9月，威斯康星州给富士康至少3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让它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LCD（液晶显示屏）制造厂。即威斯康星州承诺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能够获得20万美元的财政补贴。类似地，松下获得了超过1亿美元的财政补贴，将其北美总部迁至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获得12.5万美元的补贴），而伊莱克斯获得了1.8亿美元的税收减免，用于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开设新厂（每创造一个工作岗位获得15万美元的补贴）。这种竞争的最新例子是不同城市为了吸引亚马逊第二总部而激烈角逐。亚马逊在选择纽约市和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之前，收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238份邀请。
显然，亚马逊在选址问题上跟硅谷的公司一样。在为第二总部选址时，亚马逊优先选择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地区，或有潜力吸引和留住强大技术人才的城市或郊区。
亚马逊的理论似乎是，让自己置身于一个“稠密市场”之中，也就是在一个有很多“卖家”的市场中（这里的“卖家”指出卖熟练技能的工人），是非常有价值的，大概是因为更容易找到、留住和替换工人。
你可能还记得，罗默的理论更加关注迸发出新思想的非正式对话。当许多人在一起讨论相关话题时，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属于这种。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思想的溢出效应。比如，我们知道，发明家更有可能引用同一城市的其他发明家的专利，表明他们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更有可能知道这些专利。
罗默假说的另一种变体是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存在会使其他人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一观点并不仅仅局限于硅谷及其效仿者。然而，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周围的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就越高，但这类证据的说服力不是很强。我们确实注意到，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城市，每个人的收入都比较高，但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受教育者较多的城市也会吸引更多的高薪公司（比如高科技公司、更赚钱的公司、更注重工作质量的公司等等），吸引这些公司的是它们能在这些城市找到合适的员工。要佐证罗默的假说，必须找到这样的案例，即在其他因素（政策、投资等）并没有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地方所居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的确能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
然而，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从一项巨大的投资中获益。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是《新就业地理学》（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一书的作者，在对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溢出效应是城市不断发展而农村不断萎缩的原因。如同恩里科·莫雷蒂一样，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和里克·霍恩贝克（Rick Hornbeck）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吸引一个类似于亚马逊第二总部那样高端的企业之后，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从中受益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不同城市招商引资的情况，对比了领先城市和落后城市的企业发展情况。结果，他们发现在那些备受企业青睐、在招商引资中名列前茅的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大幅提升，这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即这些工厂在当地建成五年之后，其所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比那些当年错过这些企业的城市高出12%，这意味着该地区每年的收入增加了4.3亿美元，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率也都上升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平均每个州或城市花了多少钱来吸引工厂，但我们有一些例子可以作为参考。比如，宝马的工厂最终迁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斯帕坦堡地区，而没有选择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该工厂获得的补贴金额为1.15亿美元。如果南卡罗来纳州这笔投资的回报率能达到年均12%的水平，那么显然会带来丰厚回报。这也是在纽约通过财政补贴支持亚马逊在当地建厂的依据：作为一项投资，这笔补贴非常划算。
吸引企业落户特定地区的另一种方式是修建基础设施。这就是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1930—1960年为田纳西州及其邻近各州所做之事。该局利用公共资金修建道路、水坝、水力发电厂等，初衷是良好的基础设施会吸引公司到当地落户，而老公司进而会吸引其他公司，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对此持怀疑态度。她在1984年写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标题很简单：《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为何失败》。
但它没有失败。莫雷蒂及他的一位同事将该局的辖区与其他六个地区进行了比较，这六个地区原本也应该得到同样类型的投资，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最后什么投资都没有发生。他们发现，从1930年到1960年，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局辖区在农业、制造业的就业都占据上风。事实上，1960年之后，外部资金停止涌入该局辖区，导致农业优势逐渐消失，但制造业优势却一直持续了下去，而且一直在加强，到2000年依然保持领先。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制造业的溢出效应比农业的溢出效应更显著”的观点是一致的。该局的投资带来了重大影响，莫雷蒂估计，从长远来看，该局给其辖区带来的收益将比投资成本多出65亿美元。
这是否意味着各国可以通过促进某个或多个区域发展的方式，为更持久、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呢？其实，这行不通。原因有二。首先，企业仅仅从初始投资中获利是不够的。它们后续必须获得充裕资金，以打破那些往往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桎梏，包括土地、劳动力和技能的短缺。莫雷蒂估计，今天10%的就业率的提高，未来只能带来2%的就业率的增加，这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初始投资的推动力很快就会消失。
其次，就经济增长而言，地区层面不同于全国层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产生虹吸效应，从其他地区吸走资本、技能和劳动力，从而蚕食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亚马逊最终落地的城市将会获得发展，但这也会使其他美国城市付出一定的代价。莫雷蒂估计，这两种效应实际上可能相互抵消，其结果是基本不会影响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
莫雷蒂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认为促进区域发展不太可能成为帮助我们避免增长结束的杠杆。他的评估可能过于悲观，但其警告不无道理。虽然某个城市试图从其他城市抢走工作机会可能讲得通，但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这种做法不大可能带来重大胜利。
特区城市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据主要来自美国或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在发展中国家中，高质量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多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因此有理由建设更多的高质量城市，并使现有的少数几个大城市变得更宜居，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比如，2016年的一份印度城市化报告强调了“混乱”且“隐蔽”的城市化，导致贫民窟和无序扩张主导了印度的城市化进程。从本质上说，印度城市的扩张是横向的，超越了它们的正式边界，而不是通过更高、更优质的建筑垂直扩张。在整个南亚地区，共有1.3亿人（超过墨西哥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城市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污染严重，加大了城市吸引人才的难度，也限制了城市作为生产和交流场所应有的效率。更好的城市或许会为这些国家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而不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发展。
多年来，罗默重点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的城市。其实，他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就是如此（他这个任期颇为短暂，且举步维艰）。目前，这仍然是他的首要任务。他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建设城市，让有创造力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在相互交流中产生新思想。这些城市应该对发展商业采取一种友好的态度，而且应该真正宜居，没有污染和交通堵塞，就像深圳一样。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他的一个非同寻常之处在于，他非常笃信自己的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关怀，并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智库，帮助发展中国家创建他所说的“特区城市”。这些城市将是受到特殊保护的大规模“飞地”。在那些不符合罗默发展理念的国家里，特意划出这些飞地，用罗默的理念指导这些飞地发展（他希望全世界有几百个这样的飞地，每一个最终都能容纳至少100万人）。罗默会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签署一项协议，让这些政府同意划出一个地方，由来自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去落实罗默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制定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这么做，即洪都拉斯政府。该国政府计划建立多达20个“就业和经济开发区”。不幸的是，虽然洪都拉斯宣称这一愿景的灵感来自罗默的想法，但事实上似乎更接近于联合水果公司及其竞争对手于20世纪上半叶在该国经营的“香蕉飞地”，在这些飞地里面，公司的命令就是法律。从一开始决定不使用第三方政府的监督时，它们就偏离了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是，洪都拉斯政府更感兴趣的是罗默的名声，而非罗默的发展理念和规则。当洪都拉斯政府与一位对完全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有强烈兴趣的美国企业家签署了开发“就业和经济开发区”的协议后，罗默离开了。这个故事表明，“特区城市”不太可能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关键，因为“特区城市”这一构想的初衷是从制度层面纠正发展中国家的错误发展理念，将罗默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城市发展的宪章，从而遏制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因素带来的压力，但他忽略了一点，即这些内部政治因素往往会反扑。
创造性毁灭
综上所述，区域性的溢出效应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但基于我们掌握的有限证据，这种效应可能不足以维持国家层面的增长。也许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罗默提出了一个新理念，即增长是由创造新思想的公司驱动的，这些新思想将转化为更高效的技术。
罗默所描述的是一种确保技术不断改进的力量，在奉行创新政策的国家更是如此。罗默的这种理念与索洛的理念存在一个区别，即罗默认为技术进步不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
为了建立一个不断创新和无限增长的模型，罗默需要一种力量来抵消每个科学家和工程师都知道的一个观念，即过去发明的东西越多，就越难产生创新思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默假设，一旦产生了新思想，其他人就可以自由地加以利用，即所谓的知识溢出效应。建立在以前创意上的优点是，新的发明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明者只需要对先前的发明稍做修改，而不是发明一个全新的东西。按照这种方式，增长过程可以持续下去而不衰减。
罗默是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对于这一点，证据之一就是他相信自己能够完全保护自己的“特区城市”试验免受洪都拉斯臭名昭著的政治力量的影响。他对创新过程的设想同样也受到了乐观主义的激励。在他设想的世界里，新的创意宛如夏日微风中飘来的玫瑰花香一般浪漫。
但在现实世界中，新创意的产生似乎更为令人担忧。许多颇有市场的想法都出自企业，而企业往往对自己的发现拥有很强的占有欲。比如，制药公司和软件公司为了获取和保护对新创意的控制权，会采取很多法律举措，有时候甚至会做不太合法的事情。同样为了获取新创意，工业间谍甚至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个重大产业。旨在保护新创意的专利产业也是如此。在罗默发表论文多年之后，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认为即使在竞争大大加剧的环境中，创新驱动的增长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在他们看来，公司创新更多的是为了确保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尽管如此，只要专利保护制度不完全排除利用过去想法的可能性，新创意就会不断产生。
转向罗默这种思维角度并非没有结果。在罗默的世界里，创新是创新者给予世界的恩惠。创新者确实赚了一些钱，但经济得到的回报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而且未来的几代创新者可以免费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多新的创意，取得更多创新成果。因此，罗默特别希望我们尽力打造一个对创新者友好的世界，降低利润和资本利得税，建立更多的孵化器，培养更多的创新细胞，尽可能长久地保护创新者的专利权，等等。
阿吉翁和豪伊特对创新者的看法远没有那么浪漫。有趣的是，阿吉翁是少有的有机会近距离服务于创新过程的经济学家。他的母亲来自一个讲法语的犹太家庭，20世纪50年代初被迫离开埃及的家，搬到法国后创立了著名的设计师品牌——克洛伊（Chloé）。克洛伊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裁缝品牌变成一个国际品牌的那几年，正是阿吉翁长大成人的时期。然而，受约瑟夫·熊彼特（20世纪中期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喜欢吹牛）的启发，阿吉翁也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创新都包括创造新事物和破坏旧事物。在他看来，有时创造性支配一切，但有时破坏性支配一切；创新事物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打败了别人现有的专利。因此，让创新变得更有回报可能会适得其反。创新者可能会担心，从自己取代上一任专利权持有者的那一刻开始，到自己的专利拱手让给别人的那一刻，之间的间隔可能短暂得令人沮丧。专利保护对于鼓励人们创新很重要，但是人们很容易得到太多的专利保护，这就使得专利持有者安于现状。因此，我们需要在保护创新者专利权和允许后来者利用原有专利之间取得平衡。
减税
你可能还记得像卢卡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对索洛的增长模型不满意，原因之一就是索洛的增长模型没有为急切的政策制定者指明任何方向，而罗默的增长模型却可以做到这一点。顺便说一句，罗默的建议也并非完全是革命性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默看来，政府需要清除那些扼杀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并发明一些新技术和新手段，让每个人都更有效率。换句话说，就是减税。
罗默是美国民主党人，至少经济学领域一些喜欢造谣的人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的父亲是民主党人，是科罗拉多州州长。但低税率可以通过鼓励创新来影响长期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美国共和党人的喜爱。从里根到特朗普，共和党政客们一直承诺减税，他们的一贯理由就是减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对顶层来说，低税率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就有动力努力工作，更富有创造力，创造让我们所有人都更有效率的下一个微软。
但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1936年至1964年期间，美国的最高税率超过了77%，甚至在一半时间内超过了90%，这主要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偏右派的共和党执政时期。1965年，一个偏左派的民主党政府将最高税率降至70%，自那以后，最高税率逐渐降至30%左右。每一届共和党政府都试图进一步削减赤字，每一届民主党政府都试图小幅提高赤字（但往往是战战兢兢）。有趣的是，在2018年，最高边际税率超过70%的想法在民主党人中获得了一些支持，这是5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来看，里根开创的低税率时代显然并没有带来更快的增长。里根政府执政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随后又进入追赶阶段，增长率恢复正常。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增长率略高，之后有所下降。总的来说，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根据移动平均法，10年是一个商业波动周期），自1974年以来，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在整个时期保持在3%到4%之间。没有证据表明里根的减税、克林顿的最高边际税率的提高，或者布什的减税，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有任何影响。
当然，正如共和党人、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没有产生影响。其他许多方面的事情也在同时发生。瑞安煞费苦心地向一位记者解释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情汇总在一起，导致增税看起来是好事，而让减税看起来是坏事：
我不会说相关性等同于因果关系。我会说克林顿经历了科技生产力的繁荣，这种力量非常大。在克林顿时代，贸易壁垒正在减少。他享受着和平红利……相比之下，布什时代的经济不得不应对科技泡沫的破裂、“9·11”事件、几场战争和金融海啸……有些事情只是取决于时机，而不是取决于个人……凯恩斯主义者说如果没有（奥巴马签署的）刺激计划，经济状况会更糟，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实情并非如此。 注释标题 David Leonardt, ‘Do Tax Cuts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 2012, https://nyti.ms/2mBjewo.
保罗·瑞安有一个观点是对的。仅仅从时间推移的角度去看，很难断定税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任何因果影响。或许确实存在某种关系，但它被同时发生的其他许多方面的事情掩盖了。然而，当我们考察多个国家的税收变化时，增长率与税率之间同样缺乏相关性的情况依然存在。在很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减税力度，与同一时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变动之间，绝对没有关系。
在美国国内，个别州的经历也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堪萨斯州的共和党领导人通过了大幅减税政策，并承诺说这将刺激经济增长，但这种愿景并没有实现。相反，这个州的财政还一度濒于破产，不得不削减教育预算，每周上课时间减少到四天，教师们不断罢工。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一个聪明的花招来回答针对富人减税和针对穷人减税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不同的州有迥然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因此针对富人的减税在不同的州应该有非常不同的结果。比如，康涅狄格州的富人比缅因州多得多。根据对二战后的31项税收改革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减税并没有显著增加就业和收入，而对剩余那90%收入较低者的减税却能起到积极效果。
人们还可以直接观察增税之后高收入者是否会发生懈怠现象。较之于观察减税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精确得多，因为税收改革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比较一下受影响程度不同的人的行为变化。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乔尔·斯雷姆罗德（Joel Slemrod）这两位颇受尊敬的专家总结了大量文献，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认为“迄今为止，关于收入分配顶端那个群体的税率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还不存在令人信服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一致认为对高收入者减税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由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布斯商学院全球市场倡议专家组”对特朗普2017年减税的回应就反映了这一点。特朗普的法案为企业提供了深入、持久的减税，包括将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21%，还包括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的最高税率从39.6%降低到了37%，提高了最高收入者的纳税基准，并取消了房地产遗产税。它对其他人群的减税幅度要小得多，而且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对于下面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目前正在审议的减税法案被实施了，并且假设其他税收和支出政策没有变动，那么与现有的税收政策相比，新税法会导致十年后的美国GDP大幅增加吗？”，“布斯商学院全球市场倡议专家组”里面只有一个人表示赞同，52%的人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其余的不确定或不回答）。
尽管有这样的共识，美国财政部关于该法案对财政的影响而拟定的一份备忘录则假设减税会促使美国财政的年增长率增加0.7%，但这份备忘录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做出如此假设。对于他们发表的这种观点，恐怕任何严肃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财政部怎么能无凭无据地提出这种假设呢？当然，一个答案可能是政府为了使其决定获得支持而讲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财政部并非唯一的例子。但我们怀疑，公众之所以如此轻易地接受“为富人减税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部分原因在于在长达很多年的时间内，公众从上一个时代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那里听到了这一观点。在那个年代，客观的证据较为稀少，人们很容易在没有确切数据的情况下根据直觉对一些所谓的“基本原理”做出论证。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几代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提到这句箴言，使其就像催眠曲一样，具备了一种令人舒服的熟悉感。如今，我们每天依旧从一群专家那里听到这句话。即便到了今天，这些专家仍然不受数据的约束。“对富人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当我们在调查中向受访者提出与“布斯商学院全球市场倡议专家组”类似的问题时，42%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减税将在五年内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专家组里面只有一位经济学家这么表态），20%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
更糟糕的是，9个保守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其中大多数属于名气很大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写了一封支持政府减税法案的信，提出经济增长率会提高，“GDP长期累计增幅将超过3%，或者说未来十年内每年增加0.3%”。有人立即指出，这封信是以一些缺乏客观事实佐证的原则和对经验主义文献的选择性阅读为基础的。然而，这封信与公众和媒体对经济学家的期望是如此一致，以至于听起来完全合理。
这种局面再一次凸显了我们迫切需要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去倡导大多数经济学家基于最新研究得出的共识。面对一个几乎已经置理性于不顾的政策环境，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干预措施，这一共识就面临着变得无足轻重的风险，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为富人减税不会带来经济增长。
隐秘的扭曲
税收变化至少发生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但美国经济还有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集中度不断提高。在索洛模型和罗默模型中，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是技术创新。正是因为人们不断地投资于新产品或更好的做事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才得以增长，经济也随之增长。但是，正如阿吉翁和豪伊特提醒我们的那样，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人要发明新东西，需要有经济激励。
搞创新的公司需要进入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一些证据表明，对于一个行业的新进入者而言，创新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国家层面，大多数行业（包括但不局限于科技行业）正日益由少数公司主导。比如，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前50大企业在各自行业的全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都有所上升。这种集中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明星企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导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对并购持相当自由的态度。在制造业，排名最靠前的四家企业在1980年和2012年分别占该行业年度总收入的38%和43%。在零售业，这一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从14%上升到了30%。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这种经济活动集中度的提高是否对消费者不利。一些经济学家发现企业的加价，即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的差价大幅增加，而另一些则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与他们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有关。但有一件事保护了消费者，那就是零售业实现了全国性的集中度提高，而不是地方性的。当沃尔玛或其他超市进驻一个城市后，会挤垮一些小型的零售商店，但零售市场的各个巨头依然高度依赖最终客户，提供类型更为丰富的商品，价格通常也比较低。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实际上在其平台上的卖家之间培育了激烈的竞争。
但是，全国层面的经济活动集中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大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减少，可能导致创新减少，因为它为新进入的企业颠覆这个行业制造了更高的壁垒。在阿吉翁和豪伊特的逻辑中，通过一项专利暂时获得垄断权的前景刺激了企业创新，而这种创新反过来导致了每个人最终都能使用新技术。这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如果这种垄断权得到了永久保障，那么创新和增长可能会放缓，垄断者可以安于现状，碌碌无为，永远不再发明任何新东西。一些证据表明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行业因为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法官不够宽容或交易没谈拢）而未能实现一项大规模并购时，那么该行业在随后几年里仍将保持更强的竞争力。这些险些发生大规模并购的行业将迎来更多新公司、更多投资和更多创新。这一结果确实表明，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比较低，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经济活动集中度的提高。
企业走向全球化
即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经济活动集中度的提高，但如果认为打破垄断就能恢复快速增长，则是不合理的。毕竟，欧洲的经济增长也一直很缓慢，欧洲监管机构对垄断企业的打击力度也大得多。这再次说明了过去几十年的唯一明确教训，即对于究竟什么能够带来永久的、更快的经济增长，我们其实是搞不清楚的。对于经济是否增长，我们似乎无法掌控。
但如果富裕国家不出现爆炸式的经济增长，那么它们（以及中国、智利等中等收入国家）将如何利用国内越来越充裕的资本呢？商业界有时很聪明，不会相信我们其他人传递的意识形态信息，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探索新出路，以利用好手中的充裕资本。大约20年前，我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当时，商人们或许感觉到了不能指望西方经济实现稳定增长，希望到外国投资，便开始找我们咨询，问我们最了解哪些国家。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当大多数商人了解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时，他们脸上开始浮现出一丝不舒服的表情，似乎是在绞尽脑汁地想出一个不冒犯我们的理由以尽快离开。我们当时已经习惯了这一点。但这些年来，贫穷国家突然变得令人感兴趣了。
它们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其中一些正在快速增长，而任何快速增长的地方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可能是深感困扰的富国金融家用来消除收益递减这个幽灵的一剂良药。防止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方法是向生产率高的国家输出资本。这对国内工人没有帮助，因为生产不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但至少国民收入将继续增长，因为资本所有者在海外所做的投资将带来回报。
一些好消息
当然，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许多商人来说，穷国的增长也很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人类整体的福祉。对世界上的穷人而言，过去几十年算是相当不错的。从1980年到2016年，世界上收入较低的那50%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收入较高的49%人口，后者几乎包括了欧洲和美国的所有人。最富有的1%的人口（已经实现富裕的国家的富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超级富豪）获得了世界GDP增量的27%，着实令人惊讶。相比之下，较贫困的50%人口仅获得了世界GDP增量的13%。
然而，也许是因为仅仅看到了富人越来越富这一事实，而被蒙蔽了双眼，20个美国人中有19个认为世界贫困问题在这个时间段内有所加剧或保持不变。事实上，绝对贫困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存成本低于1.9美元的人口比重）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一半。
毫无疑问，这种改善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归功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当人们极度贫困时，即便世界经济不怎么增长，收入水平也能得到大幅提高。因此，即使他们经常只得到一星半点的利益，也足以使他们每人每天的收入超过1.9美元。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界定“极端贫困”的标准太低了。但过去30年间，不仅贫困人口的数量趋于减少，我们还看到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重大改善。自1990年以来，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都下降了一半。避免了1亿多名儿童死亡。今天，除非发生重大的社会动乱，几乎每个人，不论男女，都能接受初等教育。86%的成年人都能识字。即使是艾滋病死亡人数，也在21世纪初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由此可见，贫困人口收入的增加不仅仅是纸面上的。
联合国提出的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人口（即每天生存成本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如果世界经济继续保持类似于以往的增长方式，我们就很有可能实现，或者至少接近实现这一目标。
寻找经济增长的魔法
这表明经济增长对非常贫穷的国家依然很重要。对于那些相信索洛模型或罗默模型的人来说，世界上依然存在的这种极端贫困堪称一种悲剧性的资源浪费，因为我们本可以找到一条简单的出路。索洛模型告诉我们，贫穷国家可以通过储蓄和投资来加速经济增长，罗默模型则告诉我们，如果穷国的经济增速没有比富国快，那么这必然可以归咎于其糟糕的政策。
正如罗默在2008年所写的那样：“为最贫穷国家的公民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知识，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了。”
对于穷国经济增长之道，他还分享了下面的看法：
如果一个贫穷的国家投资于教育，不破坏公民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取想法的激励，这些国家就可以迅速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知识库的一部分。此外，如果它还通过保护外国专利、版权和许可证等措施，鼓励私人的创意在其境内付诸实践，允许外国公司直接投资，保护知识产权，避免严格的监管，避免高边际税率，那么它的公民很快就能从事最先进的生产活动。 注释标题 Paul Romer ‘Economic Growth,’ in 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 Economic Systems, accessed June 13, 2019, https://www.econlib.org/ library/Enc/EconomicGrowth.html.
在上述观点中，除了教育和保护私人财产方面之外，其他听起来像右翼的一贯口号，比如降低税率、削弱监管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到2008年罗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些论调已经为人熟知，而我们了解的很多情况足以使我们对此提出怀疑。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长经济学家最喜欢的实证分析模型之一就是跨国增长回归分析（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这个分析方法中用于预测经济增长前景的数据涵盖方方面面，比如教育、投资、腐败、收入差距、文化和宗教，甚至涵盖了一个国家同海洋之间的距离以及同赤道之间的距离，等等。这个模型的初衷是找出一个国家的哪些政策有助于预测（最好是能影响）其经济增长，但这种研究模型最终遭遇了问题。
问题有两个。第一，这个模型的创始人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原本就直言不讳地质疑专家们是否有能力开出促增长的处方，并曾有力地论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隔10年都会发生急剧变化，而该国其他方面却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明显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经济增长率堪称领跑世界，但从1980年开始，它的经济增长态势实际上停滞了20年，直到2000年才恢复增长，2010年之后又停止增长。印度是卢卡斯眼中经济停滞的典型代表，他于1985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发表演讲时，还在为印度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而感到困惑（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这篇讲话的内容），但随后印度经济增长态势却开始呈现出加快迹象。近30年来，印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之一。卢卡斯原本希望印度效仿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但后面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亨利·基辛格曾经因为孟加拉国经济状况极为糟糕而将其描述为一个“无望之国”（basket case），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该国每年经济增速不低于5%，在2016年和2017年甚至超过了7%，一跃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为根本，即诸如此类旨在探索什么因素有助于预测经济增长的努力毫无意义。就国家层面而言，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很多事情是其他事情造成的结果。以教育为例，这是跨国增长回归模型的早期文献强调的一个因素。显然，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学校和资助教育造成的结果，而一个善于发展教育的政府可能也善于做其他事情，比如，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大批愿意参加工作的教师，那么这个国家的道路系统也可能发展得比较好。如果我们发现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经济增长更快，那不一定是教育政策的功劳，很可能是其他政策带来的结果。当然，当经济表现良好的时候，人们更有可能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所以增长可能会促进教育发展。
更普遍地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策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因此，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因，我们要纳入研究的因素甚至比研究的国家的数量还多，且其中很多因素是我们未曾想到或无法衡量的。因此，这些分析模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自己遴选出来，并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抱有多大的信心。鉴于我们遴选出来的这些因素几乎算不上完全合理，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放弃预测。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预测模型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比如，一些人试图将经济增长的原因与结果区分开来，这种探索就带来了令人惊讶的结果。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鲁滨逊（Jim Robinson）——这三人被亲切地称为AJR——撰写的关于如何预测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文就包含了很多令人惊讶的内容。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殖民时代初期，那些令殖民者死亡率很高的国家，到今天发展状况依然很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高死亡率导致早期的欧洲殖民者不愿在那里定居，便建立了剥削性质的殖民地，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无非是允许一小部分欧洲人统治大量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辛辛苦苦地种植甘蔗、棉花或开采钻石，然后由欧洲人出售。相比之下，那些一开始就相对空旷的地方（比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殖民者死于疟疾等疾病的概率较低的地方，欧洲人就愿意长期定居。结果，这些地方直接继承了当时正在演变的欧洲制度，最终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表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是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比如，它可以预测一个国家当代的制度对商业的友好程度。欧洲殖民者死亡率很低的那些国家，如今对商业很友好，也往往较为富裕。
虽然这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对商业友好就能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友好可能是欧洲人带来的文化，可能是固有的政治传统，也完全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但它确实意味着一些非常长期的因素与经济成功存在很大关系。这一见解得到了其他一些研究的佐证，而且确实有些历史学家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但这能给目前各国何去何从提供什么启发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从1600年到1900年非常空旷，原住民很少，或者当时不存在疟疾等疾病，那么大量欧洲殖民者就会愿意定居，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有利于这个国家在当代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对当时的原住民而言或许略微算作一种慰藉吧）。但这是否意味着，在当今这个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界里，各国也应该努力吸引欧洲定居者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给出否定的答案。要知道，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殖民者对殖民地原住民习俗和生命的无情漠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殖民地建立起自己的那套制度，但在今天，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幸亏如此，感谢上帝）。
这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今天建立一套特定的制度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不同国家在制度上存在严重差异，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制度差异可能根植于几百年来的历史。这是否意味着一套制度需要演变几百年之后才能奏效？（毕竟，今天的美国宪法与最初的版本相比，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文件了，长达200年的法学界辩论、公众辩论和公众参与使其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如果是这样，肯尼亚或委内瑞拉的公民必须耐心等待几百年才能建立一套好制度吗？
此外，事实表明，那些对商业友好程度大致相同的国家，无法根据某些传统的、“好”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人均GDP（罗默希望各国符合这些指标，比如对贸易的开放度高、通胀率低等）。相反，那些拥有“坏”政策的国家虽然经济增长缓慢，却更有可能根据一些“较差”的经济政策指标去预测其经济增长前景（比如，对商业友好程度较低）。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差，究竟是“坏”政策导致的结果，还是国内其他因素带来的副作用，尚无法准确界定。经济政策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社会制度的质量如何，影响着经济政策的效果，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政策可以超越整体社会制度，单独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呢？我们发现，有一些事情似乎是要竭力规避的，比如恶性通胀，极度高估的固定汇率，以及印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对私营企业的全面控制（从船舶到鞋类，一切都由国家掌控）。这些做法都无助于我们解决当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除了极少数人，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极端政策感兴趣。比如，连越南和缅甸都不感兴趣，而是在考虑是否应该效仿中国的经济模式，毕竟中国经济的成功令人震惊。
问题是尽管中国与越南、缅甸一样，属于市场经济，但与经典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Anglo-Saxon model），甚至与欧洲模式都相去甚远。2014年《财富》全球500强中，95家中国企业中有75家是国有企业，不过它们的组织方式是市场化的。
中国大多数银行都是国有的。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决定如何分配土地和信贷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还可以通过人口政策影响各个行业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被低估，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以几乎为零的利率贷给了美国数十亿美元。在农业方面，地方政府决定谁有权使用土地，因为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尽管这些年中国奇迹的确令人兴奋，但在1980年，甚至到了1990年，都很少有经济学家预测到这一点。通常，当我们与别人谈起中国经济时，总会有人问，既然中国如此成功，为什么那些经济不佳的国家不去效仿呢？事实上，我们永远不清楚应该效仿中国的哪一部分经验。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吗？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经济体，但教育和医疗体系相对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还是效仿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的时期，甚至追溯其五千年历史呢？
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困惑。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最初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至今依然如此），决定最终哪些产品用于出口，以及资金投向哪里。在新加坡，每个人都必须把大部分收入上缴中央公积金，这样国家就可以用他们的储蓄来建设住房方面的基础设施了。
在这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经济增长究竟是归功于特殊的、非常规的政策选择，还是归功于其他常规因素。可以预见的是，每一次讨论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国家只是交了好运，还是能从它们的成功中学到什么？这些国家在开始快速增长之前也曾遭受过战争创伤，所以快速增长可能只是自然反弹的一部分。以东亚国家发展经验来证明某种模式的优点是行不通的。
一个基本事实是，和富裕国家一样，我们也没一个公认的方法让穷国实现经济增长，专家们似乎也接受了这一现实。2006年，世界银行邀请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担任其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的负责人。斯宾塞起初拒绝了，但罗伯特·索洛等一群非常杰出的学者，也是即将与他搭档的专家小组成员，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最终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们最终发布的一份报告承认在经济增长方面不存在普适原则，也没有任何两个增长阶段是一模一样的。比尔·伊斯特利非常准确（却毫不客气）地描述了他们的结论：关于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一个由21位世界级领导者和专家构成的委员会、一个由11位名人构成的工作组、300位学界专家、12场学术研讨会、13场磋商会、400万美元的预算，忙活了两年，给出的回答大体上就是：我们不知道，但相信专家们能想清楚。
以工程援助促进穷国发展？
硅谷那些热衷社交的年轻企业家们沉浸在充满激情的光环之下，或许还没有读过斯宾塞的报告。根据这些企业家的说法，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才能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些国家只需要采用最新的技术，主要是互联网技术。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强烈认定互联网将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数百份报告和建议书都呼应了他这一看法。一份来自达尔伯格咨询公司（Dalberg）的报告告诉我们：“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方面，互联网是一个重大的、无可争议的力量。”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达尔伯格咨询公司的这份报告并没有劳心费力地引用确凿证据，这是明智之举，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证据供其引用。毕竟，在发达国家，没有证据表明互联网的出现开启了经济增长的新时代。世界银行的标志性出版物《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在其2016年版本的报告中关于数字技术红利，经过了一番含糊其词的讨论之后得出结论，关于互联网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技术爱好者的眼中，互联网既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又可以成为穷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互联网能催生很多被称作“金字塔底部”的创新，这些创新应该会改变穷人的生活，并且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经济增长。这类创新不胜枚举，比如清洁炉灶、远程医疗、手柄驱动型电脑、水质砷浓度测定仪等。
这些技术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由节俭的工程师们开发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三角洲实验室（D-Lab）的学生，或者由知名社会风险投资基金“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资助的企业家。在这一基金和其他类似基金的背后，有一种可信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一个原因是北半球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不适合它们。这些发达国家消耗了太多的能源，拥有太多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太多昂贵的机器，等等。此外，它们往往是由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开发的，而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支付很高的价格才能用得上。南半球发展中国家需要拥有自己的技术，为此它需要资本，而其国内市场上没有资本可用。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无法独立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而聪明人基金就试图填补这一缺口。
虽然聪明人基金认为自己并非传统的国际援助组织，而是一个完全新型的组织，以及一个旨在帮助贫穷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但其非常注重以技术促增长，这一观念并不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因为当时工程师们主导着国际援助，试图弥补穷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富国给穷国提供大规模贷款，帮它们修建水坝和铁路，希望帮助它们赶上发达国家。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人们目前依然痴迷于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增长和发展之源的观念。聪明人基金给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规模较小，而且放贷对象是私营企业，而非政府，但这个基金的梦想依旧是让工程师们去解决世界问题。该基金援助的关键产业之一是电力。目前，理想的能源来源已经从大型水坝转变为谷物壳或太阳能，一个看似很酷的最新理念是开发出更廉价的、不使用公用输电网的解决方案，以惠及贫困社区，但人们对电力的痴迷可以追溯到50年前。
然而，事实证明，要在一个贫穷国家研发出既合适又有利可图的技术并非易事。聪明人基金资助的很大一部分研发项目都失败了。社会投资领域的一个经验法则是，只有10%的企业能成功，最终能发展到显著规模的比例仅有1%，其余都会以失败告终。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很难准确判断究竟哪些新产品和新服务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且这些人对这方面的努力探索兴趣不大，着实令人沮丧。
电力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肯尼亚最近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研究人员与肯尼亚农村电气化局合作，在不同的社区以不同的价格提供电力服务。随着价格上涨，需求急剧下降，就算让村民以成本价接入公用电网，村民都不愿意掏腰包（更不用说让他们掏钱去建造电网了）。
从售价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真实成本为200美元，旨在帮助世界各地的穷人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已被事实证明无济于事）到清洁炉灶（没有人想买），从各种滤水技术到创新的厕所，一向崇尚节俭的工程界充斥着许多类似的灾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创新似乎发生在一个真空中，和它们想要改变的生活没多少联系。这些技术创新背后的理念通常听起来很高明，而且或许未来终将有一天它们会派上用场，但很难对这种前景抱有很大信心。
带着手机去打鱼
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经济增长理论都存在一个核心原则，即希望把资源顺利地用于最具生产力的用途。只要市场运作完美，这个假设自然会实现。最好的公司应该吸引最好的员工；最肥沃的土地应该得到最集约化的耕种，生产力最低的土地将用于发展工业；有钱可贷的人应该贷给最优秀的企业家。得益于这种假设，宏观经济学家们可以高谈阔论一个经济体内的“资本”或“人力资本”，虽然现实经济显然并非一个庞大的机器：每一个资源流向其效率最佳的用途，每个企业就像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让整个经济体顺利运转。
但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体中，生产性企业和非生产性企业并存，资源并非总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无法采用先进技术不仅是贫困家庭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领域存在的一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一个行业中最好的公司使用全球最新技术，但对其他公司而言，即使从经济角度看似合理，也不会直接采用最新技术。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自身的生产规模太小了。比如，直到最近几年，印度典型的服装制造商往往还是一个裁缝，在自己的单人作坊里为客户量身定做，而不是开一家大规模的服装生产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低并不是因为裁缝使用了错误的技术，而是因为裁缝店太小，无法从最佳技术中获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小作坊为何存在是一个谜。
因此，与其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技术问题是无法获取有利可图的最新技术，倒不如说是它们无法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不仅技术没得到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和人才等资源也是如此。有些公司的雇员人数超过了实际所需，而有些公司却招不到人；一些拥有奇思妙想的企业家虽然想实践自己的想法，却无法找到足够的资金，而那些对自己所做事情并不擅长的人则不差钱地继续经营：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错配”。
这方面的一个生动案例是印度喀拉拉邦手机的普及对渔业产生的影响。喀拉拉邦的渔民一大早就出去捕鱼，上午10点左右回到岸边出售渔获。在没有手机时，他们会前往距离最近的海滩见顾客。市场会一直运转，直到没有顾客或者鱼被卖光。由于每天的捕获量变化很大，一些海滩上会有很多浪费的鱼，与此同时，另一些海滩上经常有因为买不到鱼而失望的顾客。这是一个错配的典型案例。用上手机之后，渔民们开始提前打电话决定在哪里停泊，他们会去顾客多而船少的地方。结果，资源浪费现象基本上消失了，价格稳定了，顾客和渔民的处境都改善了。
一个故事发生后，往往衍生出第二个故事。渔夫的主要贸易工具是船，好船比坏船耐用得多。制造渔船的技术总是相同的，但有些造船匠比其他人更擅长。在手机出现之前，渔民们常常从最近的造船匠那里购买船只。但当他们开始到不同的海滩卖鱼时，经常发现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造船匠，于是他们开始请更好的造船匠建造新船。结果，更好的造船匠得到了更多的工作，而最差的则退出市场了，渔船的质量普遍提高了。此外，因为更好的造船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工作，他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造船设施和技术，从而降低船只的价格。这就减少了错配情况：造船工人、设备、木材、钉子和绳索都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这两个故事的共同之处在于沟通障碍导致了资源错配。当通信状况改善后，相同的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从而催生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投入相同的资源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
资源错配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普遍存在。以我们在第三章提过的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蒂鲁普市为例，那里是印度棉纺织品的出口重镇，号称该国的“T恤之都”。在蒂鲁普市有两种企业家：一种是从外地过去做T恤生意的，另一种是在这个地区出生和长大的，后者在印地语中被称为“古恩德”。后者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家里经济条件较好，他们的子女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做一些有别于父辈的事情。去那里做生意的外地人通常比当地人更擅长做T恤生意，许多外地人都是整个家族投身于这个行业。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由外地人经营的公司能够用更少的机器生产出同样数量的T恤，因此发展得比较快。
然而，阿比吉特在与凯万·孟希（Kaivan Munshi）的一次合作研究中发现，尽管外地人经营的公司生产力更高，但与本地人经营的公司比起来，规模较小，设备较少。对于资金富裕的当地人而言，效率最佳的方式应该是放贷给到当地做服装生意的外地人，然后把利息给孩子们花，但这些当地人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富余资金直接花在了孩子们经营的公司上。就这样，效率高和效率低的公司在同一个城镇上并存了下来。
当阿比吉特问他们为什么宁愿资助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意借钱给更有才华的外地人，并靠这些利息生活时，当地人解释说他们无法确定是否能拿回本金。在缺乏一个运转良好的财务市场的情况下，他们宁愿把钱给不称职的儿子，得到较低但相对安全的回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仅有义务给儿子们一些现金，也有义务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家族企业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从小农场到大型家族集团都有，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完全适应经济现状，无法在刺激经济方面取得良好表现。就算女儿能更好地打理公司，创始人还是会把公司传给儿子。虽然一个家族的肥料均匀地撒给所有家族成员的地块比较合理，但很多家族往往把所有肥料都给了一个男性成员。布基纳法索的小农场如此，印度和泰国的家族也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一位研究人员调查了335家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继承案例，其中122家的下一任首席执行官是现任首席执行官的子女或配偶（现任首席执行官通常是创始人本人或创始人的子女）。在继任当天，任命外人做首席执行官的公司的股价很可能大涨一波，而任命亲属做首席执行官的公司却不会这样。如果企业任命外人作为管理者，市场会给其提供回报。显然，市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与提拔外人做首席执行官的公司相比，任命家族成员做首席执行官的公司在三年后更有可能业绩大幅下滑，资产回报率甚至会大幅下降14%。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资源会流向最佳用途。如果在一个家庭或一个城镇中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显然不应该期望整个国家层面能做得到。资源错配会降低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力。穷国之所以穷，部分原因是它们不擅长分配资源。另一方面，只要将现有资源分配到更合适的用途，就有可能实现增长。在过去的几年里，宏观经济学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围绕着资源合理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展量化分析。这项工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瑕，但他们分析出来的结果却令人鼓舞。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评估表明，仅仅在狭义的行业内重新分配生产要素，就可以使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40%到60%，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0%到50%。如果我们允许在更广的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估计这个增幅会更大。
更多的错配现象是我们看不到的，很多伟大的理念从未得到过落实。鉴于风险资本在美国比在印度更加积极地发掘新创意，印度似乎也错失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天才。
银行业的倾斜
资源错配是如何发生的？印度企业的增长速度比美国企业慢得多，但倒闭的可能性也小得多。换句话说，美国是一个“朝上或朝外”发展的经济体，人们踊跃地尝试新事物，有的能成功，几年后事业做得很大，有的则过几年就失败了。相比之下，印度的经济黏性非常大：经营良好的公司没什么增长势头，经营不佳的公司也不会消亡。
这两个事实可能是密切相关的：经营良好的公司增长不够快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经营不佳的公司能够继续生存。如果最好的公司想要快速发展，就会压低产品价格，这样一来，除了那些即便在低价时期也能赚钱的高效率公司以外，其他公司都会被排挤出市场。此外，这些经营良好的公司的做法还会推高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原材料成本，进一步打击那些经营不佳的公司。相反，如果这些经营良好的公司满足于保持小规模，只服务于当地需求，一个低效率的公司可以很容易地在市场夹缝中生存。
资本市场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在蒂鲁普市的案例中，缺乏良性运作的银行显然是重要原因。在印度生产力最高的T恤产业集聚区，生产力最高的企业家竟然无法借到足够的资金，公司规模赶不上那些生产率较低的当地人。据估计，在印度和中国，只要简单地在公司之间重新分配资本，就可以消除大部分由于资源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缺口。
人们普遍认为中印两国的银行业都存在严重问题，而上述案例恰恰佐证了这种看法。印度银行业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在于只为所谓的“蓝筹股”借款人放贷，而其他人很难获得贷款（他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即昨天的蓝筹股公司往往沦为今天的灾难）。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银行业实施了重大改革，一个目标就是允许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进入银行业，并改善国有银行的管理水平。然而，目前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仍然有倾向性地放贷，即便有些项目值得质疑。
印度银行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众所周知，印度银行业冗员现象很严重，意味着如果银行想实现收支平衡，就要在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设置一个很大的差价。结果是，印度的银行贷款利率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得多，而存款人获得的利息却很低，这种局面妨碍了那些需要借钱投资的人贷款，却有利于那些在银行业有关系的人。这种经营拙劣的银行同时损害了储蓄者和借贷者的效率。由于储蓄率低于应有水平，印度人民的储蓄资金得不到妥善利用。
此外，企业需要风险资本，与银行融资不同的是，当企业遭遇厄运时，风险资本可以保护企业。股市的功能就在于此，不过中国股市目前仍未得到广泛信任，印度股市虽然历史更悠久、运行更好，但仍由蓝筹股主导。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土地市场不发达会成为该国公司无法实现增长的另一个原因。一个有生产力的公司为了谋求发展，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建筑物来容纳新的机器和员工。此外，土地和建筑物还可用于获得抵押贷款。当土地市场运转不畅时，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在许多国家，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经常有争议，一个人可能会对其他人的土地提出所有权主张，这样一来，争端就会被诉诸法院，而法院通常需要好几年才做出判决。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印度，土地和建筑物是遭到错配的重要资源。事实上，在印度大约一半的地区，生产率高的公司往往比生产率低的公司拥有更少的土地和建筑物。在许多土地产权界定不甚明确的国家，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生命只有一次
但世界上那些最好的公司之所以没有收购印度、尼日利亚或墨西哥的公司，还有心理层面的原因。或许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主喜欢给儿子留下一家可以自己做主的企业。为此，他们竭力避免获取外部融资，因为这样会引发外人控制自家企业的风险。比如，如果一家企业要在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就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而这个董事会可能会妨碍企业主把企业留给孩子的计划。
最终，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对业绩是否增长并不是非常关心，不会把业绩增长摆在个人计划前面。如果其他企业都没有快速成长，他们就不会面临被挤垮的风险。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小企业给自己一家人提供了理想的生活和工作，为什么要担负那么大的压力去促进业绩增长呢？最近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关注了印度公司的管理差距。按照美国所谓的良性管理准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管理状况很糟糕。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对其他管理方式的偏见。印度人尤其对他们的小本经营方式感到自豪，他们称之为“jugaad”。这就要求你在利用有限资源时富有创造性，也许这就是印度的企业管理者们正在做的事情。但管理人员在很多方面的失败真的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他们把垃圾堆积在车间地板上，这造成火灾隐患，或者把未使用的材料打包，却没有人给它们贴上标签或列出清单，就直接扔进了库存室，导致这些材料未来基本上再也派不上用场。几位研究人员（其中一位曾经是管理顾问）免费派了一个顾问团队去印度，同一些随机选出的印度公司的管理者们一起工作了5个月，在此期间，每家公司的利润增加了30万美元，即使对那些规模较大的公司而言，这笔钱依然算是一个大数目。究竟是哪些变化促成了这种改善呢？其实，大多数变化都比较简单，比如给库存物品贴上标签以及清扫垃圾。这就令人费解了，如果管理者想要提高利润，他们自己就可以这么做了，为什么非得需要这种相当昂贵的外部帮助呢？（如果让他们支付顾问费，将高达25万美元。）如果有人指出问题让他们感觉羞愧，他们会改正，但如果让他们自己主动去改，他们就做不到。归根结底，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们肯定没有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强烈意愿。
永远在等待
企业需要劳动力。人们可能觉得这对一个劳动力充足的穷国而言不算问题，实则非然。以奥里萨邦为例。这是印度最穷的邦之一，那里的非熟练工人会坚持争取自认为公平的工资，即使最终找不到工作也在所不惜，而那些接受较低工资的人会遭到别人的惩罚。
根据一份颇具代表性的印度全国抽样调查，从2009年到2010年，在所有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且至少接受过10年教育的印度男性里面，高达26%的人没有工作。这并非因为印度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30岁以下、受教育年限少于8年的印度男性里面，没有工作的人所占比例是1.3%；受过10年教育的30岁以上的人中，没有工作的人所占比例是2%。我们在1987年、1999年和2009年都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就业能力较差。
工作岗位很多，只是这些年轻人不想要。他们最终会接受他们年轻时拒绝的工作，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父母此刻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但终将退休或去世；他们想结婚），工作选择也会减少（尤其是政府工作，年龄限制通常接近30岁）。
埃斯特在加纳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十多年前，大约有两千名青少年通过了高中入学考试（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十年级至十二年级，这种考试并不简单），但由于缺乏学费，第一个学期没有入学。于是，埃斯特从这些人里面随机挑选了1/3，为其提供整个高中时期的全额奖学金。在获得奖学金之前，埃斯特和她的搭档们询问了一些学生的父母如何看待读高中的经济效益。家长们普遍持乐观态度。总体而言，他们认为，像他们的儿子或女儿这样的人，如果读完高中，收入几乎是不读高中者的四倍。此外，他们认为，这些收入将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机会，如教师和护士。毫不奇怪，考虑到这些信念，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中，有3/4抓住机会完成了高中学业，而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孩子中只有大约一半人完成了高中学业。埃斯特和她的搭档们从那时起就一直跟踪这些青少年的发展情况，每年对他们进行一次采访。他们发现了许多积极的方面：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有用的东西，这从很多方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在测试他们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时，他们往往表现得更好；女孩结婚更晚，生的孩子也更少。
不太好的消息是，除了少数获得政府工作岗位的人以外，这种教育对他们平均收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家长们在一件事上是准确的：高中教育确实是获得大学学位的必要条件，大学学位能让毕业生得到梦寐以求的工作。中学毕业生确实更有可能成为教师，到政府部门工作，或者到私营企业从事有福利和稳定工资的工作。但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完成高中教育是跻身大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些奖学金获得者更有可能进入大学（尤其是女生），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低（奖学金获得者中有16%的人跻身大学，而在没获得奖学金的对照组中，跻身大学的人只占到12%）。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到政府工作。奖学金使这个比例翻了一番，进入政府工作的人所占比例从3%提高到了6%。换句话讲，高中奖学金把这个比例从非常非常小提高到了非常小。
与此同时，尽管已经到了25岁或26岁的年龄，大多数上过高中的人仍然在等待更好的机会。很大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工作，在样本中只有70%的孩子在前一个月挣到了一点钱。
这些年轻人除了工作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我们去拜访了其中的几位。史蒂夫（Steve）是个态度和蔼、谈吐文雅的年轻人，他在家里接待了我们。他中学毕业已经两年多了，但从那以后就没有工作过。他希望上大学，学习政治，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电台主持人，但他的入学考试成绩一直很低。他一直在备考，在此期间靠祖母的养老金生活。他还没有找到放弃梦想的理由，最终可能会放弃，但他觉得自己目前还年轻。
一方面是大量年轻人不参加工作，而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即便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国家，比如南非（15～24岁的人中有高达54%说自己是失业者），很多企业却抱怨说无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工人：接受过一些教育，拥有良好的工作态度，愿意接受企业提出的工资水平。在印度，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使其准备好接受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几年前，阿比吉特与一家印度公司开展过合作，该企业为服务业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安置。该公司担心自己在安置学生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报名参加课程的538名年轻男女中，有450人完成了课程。其中，179人得到了工作邀请，而只有99人接受了邀请，但6个月后，只剩下58人还留在公司最初为其提供的工作岗位上，也就是说，真正实现就业安置的学员所占比例仅略高于10%。另有12人到别处工作了。我们询问了一些收到过工作邀请，却要么从未接受过，要么很快辞职的人，问他们不参加工作之后都在做什么。结果发现，他们要么在参加他们所谓的“竞争性考试”（目的是获得一份政府工作或在准政府组织中工作，比如属于公共部门的银行），要么在攻读学士学位，以便申请一份政府工作。有些人索性待在家里啃老，而事实上，他们的家庭也难以负担得起。
为什么他们不想要已经到手的工作呢？我们听到了许多回答，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些岗位，原因是工作太多，时间太长，站着的时间太多，出差太多，薪水太少。
部分问题在于预期错配。我们在印度采访的年轻人赖以成长的家庭中，小学以上的教育往往都少见，他们的父亲平均受教育8年，母亲不到4年。他们被告知如果努力学习，就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主要是教职或在办公室做文书工作。这在他们的父辈身上比现在更接近现实（对于历史上的弱势群体而言更是如此，比如那些低等种姓的人就曾经从平权行动中受益）。政府工作岗位的增加速度逐渐放缓，最终在预算压力下停止增加，而受过教育的人口数量却不断增加，甚至那些历史上的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换句话说，这些人追求了错误的目标。
南非、埃及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比印度发达，所以仅仅完成中学学业是不够的。前些年，学士学位起到了同样的筛选作用，如果你能出示学士学位证，就能进入政府工作。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然而，这些国家仍在培养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语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士，而这些学科已不再有市场。今天的毕业生没有雇主需要的技能，这是在世界各国经常听到的抱怨，当然也包括美国，只不过上述这些国家的情况相当极端。
由于求职者对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导致现实与预期之间的错配日渐强化。阿比吉特曾经评估过南非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为一些城镇（其实是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聚居区）的年轻工人提供免费交通，让他们远离家乡寻找工作。那些随机选出、获得交通补贴的人确实出行更多，但对就业没有影响。真正改变的是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看法。几乎所有人一开始都过于乐观，预期的薪酬是条件相似的工人所得薪酬的1.7倍。在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之后，他们的期望就降低了，工资预期变得更接近实际情况。
劳动力市场因这种根本性的错配而陷入近似冻结的状态，这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大多数年轻人在等待他们或许永远都得不到的工作。在印度，报纸经常报道人们对政府职位的疯狂追逐。比如，2800万人向政府拥有的铁路公司申请9万个低级别职位。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有些问题纯粹是它们自己造成的。部分问题在于，有一小部分工作比其他工作更有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与生产率无关。最好的例子是政府工作。在最贫穷的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雇员的工资差距很大，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还不包括慷慨的医疗和养老福利。
这种差别会使整个劳动力市场陷入混乱。如果政府部门的工作比私营部门的工作更有价值，但很稀缺，那么每个人都会觉得排队等待这些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排队和筛选的过程需要参加一些考试，那么求职者可能会拿出大部分本应用于参加工作的时间去备考（如果家人允许，他们会花费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备考）。如果政府的工作不再受欢迎，那么在很多年内，将会有大量求职者选择参加工作，从事生产性劳动，而之前这些劳动力都被浪费掉了，因为那些年轻人一直在等待几乎永远无法得到的工作。当然，在其他国家，政府工作也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因为政府工作通常有保障，但因为与私营部门的工资差距没有那么大，求职者的队伍也没有那么长。
如果削减政府工作岗位的工资可能会引发一场争战，但有些事情做起来则不那么难，比如限制人们的申请次数或者实行更加严格的年龄限制。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大家等待的时间。这可能会给工作岗位的分配增添一些运气成分，但由此造成的分配结果是否会比当前制度下的情况更糟还不明显，目前的制度有利于那些有能力等待的人。在加纳，当史蒂夫闲得无聊的时候，其他很多年轻的毕业生不得不找点事做，因为没有人资助他们。这些人并不缺乏想象力：我们遇到了一个种坚果的农民、一个专门服务于葬礼的调音师、一个正在接受培训的牧师，以及一个小球队的两名球员。
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工作岗位吸引力过大。一些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吸引力也会过大，比如，加纳一些私营部门提供的福利好、工资高、就业保护措施完善的工作岗位，对中学毕业生的吸引力非常大，导致他们为追求这类工作而放弃了生产性活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存在一个没有任何保障的、庞大的非正式部门，在那里，太多的人由于缺乏更好的选择而从事自由职业；另一方面，存在一个正式部门，在那里，雇员不仅可以得到优厚待遇，而且受到强有力的保护。一定程度的就业保护当然是必要的，毕竟员工不能被雇主随意摆布，但如果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过于严格，就会制约资源的有效再分配。
每个人都对，每个人都错
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动因有何启示呢？罗伯特·索洛的说法没错。随着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某个特定水平，经济增长似乎会放缓。在技术先进国，也就是说在富裕国家，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但我们现在知道确实有一些因素推动了它的增长。
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的说法也没错。对于较为贫穷的国家而言，经济不会自动与富国趋同。对此，或许不能将主要责任推给“溢出效应”的缺失，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穷国的市场失灵导致其全要素生产率低得多。对商业友好的制度与修复市场失灵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这点看，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鲁滨逊的说法也没错。
然而，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他们往往从“总量”的视角去思考经济增长和国家资源，比如“劳动力”总量、“资本”总量以及“GDP”总量。这样一来，他们可能错过关键一点。我们了解到的一切错配现象都提示我们必须超越各种模型的“总量”思维，而去思考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如果一个国家一开始使用资源的方式非常糟糕，一旦实施改革，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就会催生第一批改革红利。中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一开始就拥有大量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人才和物资，而这些人才和物资后来被利用了起来。索洛和罗默的理论世界都没有提出这种理念，因为他们都认为一个国家需要新的资源或思想才能实现发展。此外，他们的理论还表明，这些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经济增速可能会迅速放缓，经济增长将依赖于额外资源的输入。目前，很多人正研究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速的确正在放缓，这或许是可以预料的。改革伊始的中国拥有大量未曾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经济具备很大的上升空间，在改革过程中，最明显的资源错配问题得到解决，经济迅速发展，但这也意味着到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进一步上升的空间缩小了。中国经济曾经依赖出口产品以获取技术和投资，而且曾几何时，全球各地对中国商品似乎存在无穷无尽的需求。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因此，中国出口的增速不可能继续冠绝世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令人惊叹的增长时代或许行将告一段落，增速将进入平缓时期。
就未来而言，美国似乎可以放松一下了。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预言日本将很快超越其他所有国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他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学习日本模式：良好的劳资关系、低犯罪率、优秀的学校和眼光长远的精英官员。傅高义认为这些是一个经济体永远保持快速增长的新秘诀。
确实，如果日本经济能一直保持1963—1973年那十年内的平均增速，到1985年其人均GDP将超过美国，到1998年其GDP总额将超过美国。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实际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一个人变得迷信起来。1980年，也就是傅高义的书出版之后的那一年，日本经济增速骤然下滑，之后一蹶不振。
对此，索洛模型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由于低生育率和几乎没有移民涌入，日本社会迅速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顶峰，此后一直下降。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种观点，换一种方式解读，就是说由于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那么日本必须创造出一个奇迹，才能使其现有劳动力提高生产率。
在20世纪70年代的狂热中，一些人认为创造奇迹是有可能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日本经济在80年代放缓，人们依旧愿意储蓄和投资。在80年代的所谓泡沫经济中，太多的优质资金追逐了太少的优质项目，结果导致银行出现了大量不良贷款，并在90年代引爆了一场重大危机。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部分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按人均GDP计算，中国最终可能仍会赶上美国，但增长放缓意味着这将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放缓到5%（这并非没有可能），并维持在这个水平（或许有些乐观），而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速维持在1.5%左右，那么中国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在人均GDP方面赶上美国。
如果说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动因是资源错配，那么它就为各种非正统的增长策略打开了大门。这些策略的目标是针对一个国家扭曲的资源利用方式提出应对举措。在解决资源错配问题上，中国和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的一点是找出那些规模太小无法满足经济需求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为其他产业提供基本原材料的产业，比如钢铁和化工），然后通过国家投资和其他干预措施，引导资本流向这些经济部门。这可能加快了向高效利用资源的过渡。
这一策略在中韩两国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效仿。经济学家往往在产业政策方面谨小慎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国家主导投资的历史并不能激发信心；即便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而刻意去扭曲政策，政府的经济判断依然经常出错。这是政府失灵的表现，就像市场失灵一样。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因此，盲目依靠政府来挑选市场上的赢家是非常危险的。但市场失灵的案例也数不胜数，因此，单纯依赖市场实现资源的正确配置也是行不通的。我们所需要的工业政策在设计过程中就要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会因资源错配而放缓的另一层含义是，像印度这样正在快速增长的国家应该规避自满情绪。从极度混乱的经济状况起步，得益于更好的资源利用方式带来的效益，经济快速增长相对容易实现。在印度的制造业中，工厂层面的技术升级急剧加速，2002年之后，最佳技术和资源都重新配置给了各个行业中的执牛耳者。这似乎与任何经济政策无关，被描述为“印度制造业的神秘奇迹”。但这算不上奇迹。从根本上讲，这是在极为惨淡的起点上实现了适度的改善。人们可以想象出发生这种改善的各种原因：可能得益于“代际转变”，因为很多企业的控制权从父母手上传给了子女，而这些子女往往在国外接受过教育，更有抱负，更了解技术和全球市场；也可能是由于利润越积越多，最终可以支付向更大、更好的工厂过渡的费用。
但随着经济体逐渐摆脱了那些最糟糕的工厂和公司，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自然会缩小。与中国一样，印度的增长也将放缓，当印度达到与中国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时，其经济增长才会放缓。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处于印度今天的水平时，它的经济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则认为8%已经算是值得向往的目标了。如果我们据此推断，印度的人均GDP水平将稳定在远低于中国的水平。经济增长的浪潮确实能让所有人受益，但受益程度不同。许多经济学家担心可能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后，其经济增长会趋于停滞或近乎停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变成了高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泰国、埃及、墨西哥和秘鲁似乎在跨越这个陷阱时遇到了麻烦。
当然，任何这样的推断都存在诸多陷阱，印度应该将其视为一个警告。虽然有诸多问题，但印度经济的增长很可能与一些特殊的印度天才没有什么关系。相反，这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很大。换言之，一个经济体内有大量潜在的企业家可供利用，还有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这都给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
追逐增长奇迹
如果上面描述的故事是正确的，那么印度应该开始担心当这些机会耗尽时会发生什么。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不知道如何实现增长一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些国家陷入困境，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比如为什么韩国能保持增长，而墨西哥却不能。我们也不知道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应该如何摆脱困境。印度（和其他面临经济增速骤然放缓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即在试图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会以维持未来增长态势的名义，采取一些伤害穷人的政策。根据美国和英国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所作所为来看，所谓的“为了维持增长态势而采取对商业友好政策”其实是为各种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政策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比如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负债累累的公司和富人），这种政策只会让那些收入最高者的腰包越来越鼓，其他所有人都为此付出代价，对经济增长毫无助益。
如果以英美两国的经验为鉴，要求穷人勒紧腰带，并寄希望于富人的施舍会产生传递效应，那么最终对经济增长毫无帮助，对穷人更是没有任何裨益。如果说其他国家会遭遇什么不同于英美的结局，那就是在一个不再增长的经济体中，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呈现出急剧恶化，这对增长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因为这会引发政治上的反弹，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当选。这些人兜售的神奇方案很少奏效，反而往往会导致委内瑞拉那样的灾难。
有趣的是，即使是长期秉持“增长第一”这一正统观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认识到牺牲穷人来促进增长是一项糟糕的政策。如今，它要求派驻各国的工作组在提供政策指导和描述受助国情况时，要把收入不平等因素考虑在内。
归根结底来讲，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GDP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毫无疑问，GDP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提高工资或削减政府预算以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时候。但最终目标是提高普通人，尤其是最贫困者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不仅仅意味着消费。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价值感和被尊重。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和家人是失败者，就会感到痛苦。虽然更好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取决于有能力进行更多消费，但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关心父母的健康，关心孩子的教育，关心自己的声音能否被外界听到，关心能否追求自己的梦想。更高的GDP或许是向穷人提供这种帮助的一种方式，但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且没人觉得这种方式总是最好的。事实上，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别很大。比如，斯里兰卡的人均GDP与危地马拉差不多，但其孕产妇、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要低得多（与美国相当）。
传递幸福
更一般地讲，回顾过去几十年的许多重要成就，显然是政策重点关注这些具体方面之后产生的直接成果，即使某些过去和现在仍然非常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在世界范围内，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大幅下降，即使一些经济增速不是特别快、非常贫穷的国家也能实现这一目标。这主要归功于政策对新生儿护理、疫苗接种和疟疾预防的重视。这与许多其他同贫困做斗争的“杠杆”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教育、技能、创业还是健康，我们的政策需要聚焦这类关键问题，并弄明白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单纯砸钱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教育或良好的健康。但好消息是，尽管我们还无法完全搞明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却知道如何在这些方面取得进展。聚焦一些定义明确的干预措施的一大好处是，政策具有了可衡量的目标，因此可以直接评估。我们可以拿这些政策来做实验，放弃那些没用的政策，并强化那些潜力大的。
疟疾的近代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疟疾是幼儿的最大杀手之一，通过避免蚊虫叮咬可以预防这种疾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疟疾死亡人数每年都在上升。在2004年的高峰期，有180万人死于疟疾。但2005年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2005年到2016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75%。
许多因素可能有助于减少疟疾死亡人数，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的广泛发放发挥了关键作用。总的来说，蚊帐的益处已经得到充分确认。2004年，针对22项认真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证据评估发现，平均而言，每年多发放1000顶蚊帐，死亡人数可减少5.5人。然而，正如我们在《贫穷的本质》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对于蚊帐是应该以补贴价格卖给受益人，还是免费赠予受益人，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然而，由帕斯卡利娜·迪帕（Pascaline Dupas）和杰茜卡·科恩（Jessica Cohen）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此后又有其他几项研究重复了这一试验），免费蚊帐的实际使用量与收费蚊帐的使用量一样多，而且免费发放能比费用分摊带来更高的有效覆盖率。自从《贫穷的本质》在2011年出版以来，这些证据最终说服了一些关键参与者，让他们相信大规模分发是抗击疟疾的最有效方式。从2014年到2016年，全球共分发出去5.82亿顶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其中，5.05亿顶送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75%的蚊帐是通过大规模的免费分发运动分发出去的。《自然》杂志得出结论，从2000年到2015年，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让4.5亿人摆脱了死于疟疾的命运。
甚至一些原本质疑此做法的人也信服了。比尔·伊斯特利曾在2011年直言不讳地批评免费发放蚊帐之举，但后来他在推特上坦然承认他的对手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在这个问题上比他更正确。做出了正确的政策选择之后，在应对可怕灾难方面就会取得重大进展。
最重要的是，尽管好几代经济学家付出了最大努力，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仍然难以捉摸。谁都不知道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再次提速，也没人知道如何才能提高实现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好消息是，与此同时，一些事情确实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穷国和富国都可以采取诸多举措来根除经济中最严重的资源浪费。尽管这些举措可能不会推动国家经济实现永久的、更快的增长，但它们可能会显著改善本国公民的福利。此外，虽然不知道经济增长这列火车什么时候会启动，但一旦真的开始启动，穷人更有可能搭上这班车，前提是他们身体健康，具有读写能力，能跳出当前的环境进行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许多成功的经济体对本国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投资（比如中国、越南、韩国等）。因此，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而言，最佳选择就是利用固有资源去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比如改善教育、卫生、法院和银行的运作状况，并建立更好的基础设施（比如更好的道路和更宜居的城市）。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一视角表明，与富裕国家找到将经济增长率从2%提高到2.3%的秘诀相比，明确聚焦最贫困人口的福祉或许能够更深刻地改善数以百万计国民的生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做进一步讨论，并提出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这个秘诀，或许对世界更好。 美国金融史与大国博弈（套装共1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