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大学毕业后，重年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悠闲时光。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了早餐，如果天气好，扶着父亲在家附近走几圈。回来后坐在屋子里围着电暖炉说说话，看看电视，跟母亲学打毛线，照着图画书学会了很多的花样与卡通动物图案，也绣起了搁下很久的十字绣。偶尔无风太阳好的时候，拿本书搬把椅子，放只小小的红泥炭火炉在腿下，坐在院子廊下看书，冬天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客厅的电视锁定戏曲频道，锣鼓锵锵里的笛声京胡声，咿咿呀呀地在文字上流淌，一直到太阳光一点一点从廊下移走。厨房里母亲一边做饭一边与父亲絮絮叨叨，煎鱼的香气在空气里飘来荡去，隔壁院子里传来孩童的嬉闹声，而远处天地交接处，一轮浑圆的橙色斜阳映得半边天霞光潋滟，笼罩在橙色晚霞里的屋舍人家重重叠叠，直延伸到天的那一边。
人世如同手里读得熟透了的古书，小时候一遍一遍地读，琅琅地在晚餐桌边背诵：“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小城日月长，生命渐渐回到了最初的纯净与安宁，当中所有的岁月都是走在湖心亭看雪的路上。
沈家谦给她打电话，每天晚上在她睡觉前打来。他只要肯说话，向来是一肚子的话，无论是瞎掰瞎扯，还是正正经经地谈起工作生活，总有说不完的话。口才又好得弯弯绕，大概是长期的职业病，兜来兜去总能把话兜回去。重年从来说不过他，那时在临湖餐厅和他谈戏都能被他几句胡扯堵得哑口无言，而现在他又存了心说话，她哪里应付得了。经常就是一句：“好了，好了，你怎么这么多话，我要睡觉了，我们明天再说。”
而他仍旧是一句老话：“你成天就晓得吃和睡！”
他们仿佛一夕之间回到了新婚后的那个冬天，当中那几年的淡然、冷漠、寂寥、陌生，如同他那遥远的背影一样，只留下怅然而模糊的印记。
他不提从前，也不说以后，只是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重年过得散漫不经心，也想不起来要说什么。
在她回家之前，其实他们已经有了将近一个月这样的时光。
那天晚上在她说出“我想回家”后，他只是沉默地捏紧了她递过去的丝巾，而后各自回房。可是他们却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真正敞开心扉。而剥去所有尘世的外衣，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她也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人中一对最寻常的男女，反倒可以渐渐平和自然地相处。隔了中间这几年，虽然起初不熟练，一天两天下来也没有那么难。
几天后重年辞职，彻底结束了那份曾经令她的自尊跌在地上摔得粉碎的工作，然而她也并不觉得找回了什么。离开的那天，她回头看着那栋她工作了八年的写字楼，有的只是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淡淡的不舍。
没有工作后，她在医院照顾父亲，和母亲一起守着父亲做康复治疗。沈家谦起初是每天早上送她去医院，后来知道了她下午会去接沈奈奈放学后，经常赶在她离开医院之前过来接她，然后一起去接沈奈奈。重年知道他工作忙，何况又是年底，说过几次他不用过来。
他说：“我也不会天天来，有事情耽搁了你就自己去，赶上没事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他也是我的儿子。”
这番回答既坦荡又理所当然，重年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利，何况还有奈奈脸上的笑。
那段时间沈奈奈神采飞扬，在学校门口见到了沈家谦却总是扬起下巴来问：“沈家谦，你来干嘛？”
他当然不可能永远不理沈家谦，在扭过头去头对他视若无睹好几天后，早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终于一天晚餐前又见到走进来的沈家谦，照例又来了一句老话：“沈家谦，你回来干嘛？”
沈家谦瞧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也只是反问了一句，“这是我家，我不回来去哪儿？”
“爱哪儿哪儿！”沈奈奈瞪着眼珠子答完了这一句话，又和从前一样跟在他身后走去了书房。
沈奈奈的生日在十二月十二，重年一早就答应了他要带他去迪士尼。赶在他生日的前一个周末，重年满足了他的愿望，只不过原先两个人约定时都没有提过的沈家谦也一起去了。香港的冬天和北京比起来根本算不得冷，又赶上了天晴，太阳暖洋洋地照下来，仿佛还是春天。沈奈奈玩得满头是汗，嚷着要吃冰淇淋。沈家谦去买冰淇淋回来的时候，重年牵着奈奈隔着往来穿梭的行人看他走过来，想起那年春天他们一起在这里，恍如隔世。
奈奈生日那天，真正合家团聚。重年亲手做了一只很大的水果蛋糕。饭后沈家谦切蛋糕，指使沈奈奈挨个捧去给姥爷姥姥、爷爷奶奶、姑父姑妈、小姨。沈奈奈难得不和他唱反调，从他手里接过碟子，听话地一个个捧去，最后也没有忘记妈妈，叉起一块蛋糕垫着脚一边朝她嘴边送一边说：“妈妈，吃蛋糕！”
重年心里触动，眼泪在眼眶打转，虽然奈奈一叉子送到嘴边的全是甜得发腻的奶油，也还是笑吟吟地一口吃了下去。
就是在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沈家谦给了她一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重年并不是头一回看他的签名，他从小习字，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龙飞凤舞的行书还是端庄遒劲的楷书，样样皆拿得出手。协议书上的签名却是无任何工笔技巧，只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写下“沈家谦”。她还是怔怔地在那三个字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重又由头至尾一页一页翻过去。
“重年，娶你的时候是我做的决定，那时候我要娶你，所以就娶了。这一回我把决定留给你，我等你。”
隔了很久，重年说：“财产分割不合理，你的事业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我什么都没有做，不能跟你分。”
“你果然是做财务的。”
“是啊，所以我看财产分割。”
“那你应该知道夫妻财产如何分配，你是我的妻子。”
同一个老练圆熟的律师谈论财务分割是讨不到好处的，即便她是一个会计师，也说不过他。她最后只得跳过财产部分，问出另一个最大的疑惑：“父母共同监护是什么意思？”
“两边住。我爸妈和姐是舍不得奈奈的，你也舍不得，那就共同监护吧。”
他的解释既合理又正当，而且连她也考虑在内，这已经是她奢望过的最好结果了。她再也提不出任何异议。
这一话题告一段落后，沈家谦拿起旁边醒酒器里早就备好的酒，一人倒了一杯，端起酒杯说：“重年，我们庆祝下这个日子吧。”
饶是重年素来瞧惯他人前长袖善舞，万事皆等闲的漫不经心，亦是声色犬马里的纨绔浮华，端起酒杯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一幕更像黑色幽默。可是酒是真的好喝，他手里出来的自然是佳酿，入口甘醇甜美，她不争气地喝了一杯又一杯。
第二天，重年和父母一起回家，而沈奈奈在一番劝哄下，晓得妈妈要照顾姥爷，也终于点头同意陪姑妈过圣诞节。只是临上飞机了，还一再严词声明：“不好玩，我马上回来！”
重年的航班特意订在他后头，送他坐飞机走了，才到国内航班航站楼候机。送她和父母的只剩下沈家谦。
重年在家里过了一个多月，适逢年节渐近，街市喧哗，喜气洋洋的红色对联沿街摆挂，各店铺商场人群攘攘。她和父母也出去置买年货，父亲腿脚刚刚恢复过来，走路不利索，不敢挑人多的时候，总在早饭后就出门。
然而，这样的喜气祥和却被沈奈奈的电话渐渐给搅乱了。说是过圣诞，沈奈奈果然过了圣诞就吵着闹着不好玩要回家。沈家和素来宠他，怎么哄也奈何不了他，只得赶在元旦前把他送回了北京。沈奈奈到家后就开始在电话里缠着重年了。今天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明天说：“我不要和沈家谦一起，我也要去姥姥家！”
重年知道把他接过来过年是不可能的，起初在电话里轻言细语一番还哄得了他几天，可是过了大半个月后，沈奈奈就油盐不进了，最后在电话里追着问：“妈妈，你回不回来？”
“妈妈要照顾姥爷……”重年仍旧是那一番说老了的话。
终于一天，沈奈奈不接她的电话了，只丢下一句话叫桂姐传过来：“她不要我就不要跟我说话。”
桂姐在电话里无奈地说：“这脾气又硬又臭，说上来就上来，刚刚还闹着不吃饭，家谦在喂他。”
重年以为奈奈这牛脾气过几天就下去了，可是等了一个星期，却是桂姐慌慌张张地打来电话说：“奈奈病了。”
重年慌了神，再一听是急性阑尾炎，幸得沈家谦发现得早送去了医院，现在在手术，更是急得又心疼又惦记。沈奈奈自小到现在健康得不得了，偶尔肚子痛风寒感冒，吃药打针就好了，根本就没真正闹过什么病痛。而沈家谦在随后的电话里只说：“你要是走不开就别过来了。”
重年心里油煎一样难熬，一夜辗转反侧，父母听说奈奈病了，更是苦口婆心地劝她回去看看。他们何尝没察觉到她不仅仅是回来看护父亲那么简单，只是天下父母心，纵然背着她忐忑不安地猜疑，也还是不忍心在她面前提起伤心事，只想她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结果终究没有忍住，爬起来在网上订了一张飞机票。第二天早上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搭车去省城赶飞机。
在航班的出口处却看见了沈家谦，她怔了一下。他说：“我打电话回去爸妈说你过来了。”
她没有再问下去，他要查到航班号并不难。
沈奈奈手术后精神不好，她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一直等到晚上他才睁开眼睛，看见病床边的她，眨眨眼睛，大眼珠里终于闪过一抹惊喜，牛脾气也没有，挣扎着就想扑到他怀里。
“妈妈！”他的声音却是无力软绵绵的。
重年按住他，心疼地摸着他的脸，柔声问：“奈奈痛不痛？”
不问还好，一问沈奈奈嘴一撇，忽然“哇”的一声毫无骨气地放声哭了出来。一边呜咽着叫“妈妈”，一边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不依不饶地问：“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妈妈要奈奈，妈妈怎么会不要奈奈……”重年心痛得不得了，摸着他的脸一声一声地说。
病房里一时只有孩子的呜咽声和轻柔哽咽的女声。
站在病床边的沈老太太沉默地走上前去按在沈奈奈不停挥动的手背上，那上头还扎着输液管，担心他抻了针头。桂姐转过脸去不再看。
而沈家谦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转身静静地走了出去。门外走廊仍旧听得见沈奈奈嚎啕的啼哭声，和那时候刚刚出生一样，动辄哭得惊天动地，撕心裂肺，令人的心紧紧揪扯起来。
走廊那头有医生走过来，大概是老远听到了哭声，关切地问：“沈先生，是孩子不舒服吗？莫教授在手术，我进去看看。”
“不，他很好，谢谢你们。”沈家谦说，“他妈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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