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是把两腿插在爷爷裤裆里长大的关东汉子。

　　我那生在江南灵秀之地的妻听了，就歪倒在床榻上，笑得前仰后合。

　　妻笑我粗俗，不够绅士。

　　我说，我的骨子里流淌着关东庄户人的血，有三代洗不清的俗气，我当然成不了真正的绅士。

　　我小的时候，穷的没有被子，只能佝偻在爷爷长至胸部的大抿裆裤里，光着身子躺在滚烫的火炕上，把脚丫插在爷爷柴火棒一样干巴巴的两腿间，肩上搭着白茬老羊皮袄睡觉。

　　别笑。

　　我想说的是一段活生生的现实，那是我关东父母的缩影，也是很多关东庄户人家的缩写。

　　我的妻生在江南水乡，长在城市。

　　妻出生的故乡，有明亮的涧水，回旋的碧流，纡徐舒缓的田园。我羡慕的不是那小桥流水式的安谧生活，倒是羡慕妻自幼就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夏日的黄昏，我和妻打着油伞，沐浴着江南的烟雨，听雨，听鸟。那鹧鸪的叫声，听来令人有些伤感，但在那些极致的景物映衬下，凄迷就淡了许多。

　　我的妻已很久没有回到太湖边。她坐在乌蓬船内，用细软的乡音与摇撸的老船公交谈，或在幽远飘渺的意境中，无声地赏那沿岸的风景。

　　我出生在苍茫寂寥的关东平原。门前有条瘦河，房后有道沙坨。小时候，我执意要做一个放猪娃，娘恨铁不成钢，用烧火棍把我撵到学校去，又用长杆的烟袋杆不停地教训我，竟把我逼进了大学校门。

　　在科学统治天下的年代，我的学识让我拥有了我儿时想要拥有的一切。套用一句被有钱人道烂的话：我很穷，穷得只剩下钱了。如果我把我真实的姓名当众抖落出来的话，我的名字也许在三小时后，就被劫匪用枪钉在死亡的名单上。

　　余下的，还有一些什么呢，也许只有一身浮燥。于是，我让妻在乌蓬船上游荡，自己在湖边钓鱼，用静默的方式，俯首于自然的姿态，洗一洗沾附在我身上的城市风尘。

　　这会儿，妻因我没有与她一道游湖，便存心扰我，把乌蓬船划过来，荡过去，采一把莲蓬砸在我的身上，摘一捧菱角丢过来搅我，终将那一颗钓鱼的心搅散了，扰乱了。

　　想来就是六根不净，就上了妻的贼船，一道游湖去了。

　　妻说，乌蓬船是她祖先的家。

　　那时候，每当夜幕降临，太湖的码头上就泊满了星棋般的乌蓬船。

　　太湖人家的女子们在船上升火做饭，在湖边织补鱼网，夜里就和自家的船老大在船上歇息。妻说，她外公、外婆成亲的那天夜里，把船驶离了嘈杂的码头，当码头上的灯光变成远方的星星点点，才停止划动，让乌蓬船随着水波轻轻摇荡。

　　妻不道明这内中的原因，但我已明了，那是远离喧嚣的渴望，独立自寻的航程，同时也是制造快乐的过程。那段航程，拖着潮起潮落的情爱浪花，在泊着清风明月的水中飘摇着，想来都是一种幸福。

　　妻说，你不明白，那幸福里掺杂着很多辛酸，很多无奈。

　　我说，这算什么。我妈年轻的时候，连一个乌蓬船那样的独立空间都没有！

　　我问妻，你知道吗，关东人三代人伙居在火炕上的生活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妻当然不明白，公婆与儿媳、小叔和我伙居在南北两铺炕上的日子，将是怎样的尴尬，怎样的无奈！

　　我哭嚎着从母体呱呱坠地，最早接纳我的，是关东的一盘土炕。

　　而后，我就被接生的奶奶用三角形的红色尿布喜气洋洋地裹了，用布条把四肢捆牢，放到摇篮里，吊在了两盘土炕中间的房梁下。

　　房梁上拴了一条红布，寓意着喜气。穿着青衣打着裹腿的奶奶盘坐在南炕上，把破烂的布头按在炕桌上，口里含着水，噗地一声，均匀地把水喷到褶皱的布上，抹平抻开后，把黄澄澄的玉米面浆糊涂抹在布上，一层层的粘好了，就按在墙壁上，等袼褙自然风干了，妈妈就用它来剪鞋底、鞋帮。

　　妈在北炕上纳鞋底，伸出脚来一拨拉，那摇篮便不停地悠荡起来。

　　我躺在摇篮里，盖着腥膻的羊皮袄，闻着从土炕里散发出来的生烟气息，看着悠来荡去的红布条，浑噩茫然地度过半年，便从呼来唤去的声音里，来来去去的身影中，逐渐地认识了一些面孔。

　　结着两根麻花辫子，生着一副白嫩面孔，长着两只大脚片子，撩开蓝花偏襟小袄，用浑圆的双乳奶我的，是我的关东妈妈。

　　腰间扎着麻绳，戴着狗皮帽子，脚上蹬着靰拉，裹着一团冷气归来，用狗蛋蛋连连呼唤我的，是我那方脸盘、红脸膛、鼻子高挺、嘴廓棱角分明的关东爸爸。

　　穿着打了补丁的厚底毡靴，头顶棕色双耳毡帽，一年三季披着老羊皮袄，穿着裤腰极长的抿裆棉裤，用布满老茧的手触摸着我的脸蛋，用满身烟味熏我的是爷爷。

　　常守在摇篮旁，端着长杆烟袋，一边香滋滋地抽烟，一边用浑朴而又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我，总也闻不够摇篮里的尿臊气味，品不够我的奶腥气，当然就是我那双鬓已生白发的奶奶。

　　与我们吃一锅饭的，还有我的小叔。

　　我爸妈结婚那年，小叔已年满16，在生产队里放马，一天只挣半个工分，屯里人都叫他半拉子，或者小牛倌。

　　小叔在我年满七岁的那年冬月，死在生产队的那铺可容纳几十人的大火炕上。

　　那一年，小叔刚满23岁。

　　小叔轻易不归家，我对小叔的印象很模糊，清楚的，倒是那张血肉模糊的脸，惨白的两只大脚丫。

　　真正属于我的回忆，是我离开摇篮后，睡在土炕上才逐渐开始，逐步清晰起来的。

　　我家住的是干打叠的马架子房，外屋架着两个锅台，里屋盘着间隔只有一米五的两铺火炕。爷奶和16岁的小叔住在南炕，我爸妈睡在北炕。

　　北炕的炕梢上架着一座四开门的炕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炕柜。炕琴的门上描着很媚很俗的花鸟。这是我家唯一的家具，是我爷提着马鞭斗地主时分来的。

　　夜里，爸妈的头顶上，齐着炕沿扯了一道蓝花的布幔。白天拉开布幔，老少三代人在一个炕上架了炕桌吃饭，坐在一铺火炕上合计着家中的大事小情，夜里合上布幔，世界又是两个了。

　　我爸叫成帮，我小叔叫成群。爸妈没结婚之前，小叔与我爸一道睡在北炕上。

　　结婚之后，和爷奶一块睡在南炕上的小叔就凭添了一个坏毛病。夜里，北炕上的布幔一落下，小叔就变得格外亢奋，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布帘不算，还支楞着耳朵听北炕的动静，夜也起得勤。

　　煤油灯一熄，北窗下就常常成为小叔风雪不惧的坚守阵地。

　　北窗不大，贴着粗糙的窗户纸。月光惨白的夜晚，小叔的影子清晰地附着在北窗上，支楞着被月光放大了的耳朵，那喘急的气息，把糊在外面的窗户纸吹得瑟瑟有声。

　　这毛病让我妈恨之入骨，也让我爸难为情。睡在北炕上的人，可以瞧见在北窗外窃听的小叔，小叔却摸不到北炕上的人影。

　　通常，我爸都会尽力隐忍着，不会理睬坚守在北窗下的小叔。

　　直到有一日，小叔用舌头尖把窗户纸舔透了，用渴求探知神秘世界的一只眼睛，窃视着北炕上的动静，我爸才红了眼，猛地掀开北窗，扑出去把小叔按在后院的辣椒地里，用拳头把小叔教训了一通。

　　我爸揪着小叔的耳朵，压低了声音说：你个十几岁的小嘎牙子，贼猫子似的站在北窗下听啥？

　　小叔梗着脖子说：我又不是聋子，长着耳朵，你凭啥不让我听。

　　我爸照着小叔的腚上踹了一脚：不要脸的东西，听就听了，为啥还要看。

　　小叔翻愣着白眼说：不让看，那你就把我的眼睛挖出来，当鼻涕泡踩喽。

　　我爸急了，伸出拳头，照着小叔的脸就是一炮。

　　小叔像被人宰了一刀，捂着眼睛嗥地一声跳起来，不住嘴地叫嚣起来：装啥正经，你还是我哥呢！我啥都看见了，我看见你的屁股啦，你媳妇的**我也看见啦，白嫩嫩的，直晃眼……

　　我爸一鼓作气地跑回来，抓起房檐下的铁锨，气得要铲小叔的脑袋。小叔怕吃亏，一个猛子扎进辣椒地，捂着半张脸从墙豁里窜出去了。

　　小叔一夜没归家，奶也在南炕上叹了一夜气。

　　第二天，小叔趁着家里人都出工的间歇，捂着一只乌青的眼睛，悄悄溜回家把铺盖卷扛到生产队，与光棍老马倌搭伙去了。在那之后，小叔除了过年回家吃上一顿团圆饭，就很少回家了。

　　我奶想小叔了，就去马棚看我小叔，总免不了拉住小叔，劝小叔回家。

　　每一次，小叔都会犟生生地抓牢炕沿说：我回家干啥？我和大马倌伙在一个被子里睡觉，住得好着呢！

　　我奶说：你瞅瞅，袄袖都露棉花了，棉袄里的虱子都滚成球了。虮生虱，虱生虮，你等着让虱子把你的血吸干了呵？

　　小叔说：我愿意，我哥掐着半拉眼睛也看不上我！怎么活，都比住在咱家的南炕上舒坦。

　　我奶用袖口抹着眼泪，唉唉三两声，知道小叔执意不归家的真正原因，就不再劝了。

　　接下来，奶就把小叔的棉袄扒下来，把小叔按在被子里，把开了花的棉袄翻过来，给小叔抓虱子。虱子多得抓不过来了，我奶就找来一个空酒瓶子，把棉袄按在炕沿上，用酒瓶子用力擀那成串的虱子。那些喝足了血的虱子，被酒瓶一捻，就发出成串的“咯嘣”声。

　　那天夜里，坐在炕头上的小叔和盘腿坐在炕梢的马倌吵了一架。

　　小叔把手伸到打着补丁的棉袄里，不停地挠着痒痒说：都怨你，把虱子都招到我身上了。

　　马倌说：你血嫩，虱子不吃你吃谁？我这身老肉干巴巴硬邦邦的，咬一口，虱子都嫌硌牙花子。

　　小叔说：你是富农，我是贫农，你个老光棍子敢这么和我说话！

　　马倌斜愣着眼睛说：别急，再过三十年，你八成也得熬上一个老光棍的美名。

　　小叔咂咂嘴巴说：你是富农，我差啥娶不上媳妇呀。

　　马倌张着黑洞洞的嘴巴，打了一个哈欠，挤了挤发涩的眼睛，欠起身子放了一串响屁说：你根红苗正，三代光着膀子睡炕席板，祖宗八代红得发紫。你小子模样周正，身子骨也壮实，啥也不差，就差一铺火炕，你家要是多一铺火炕，你能跟我这个富农搭活计，抢炕头？

　　小叔被马倌呛白得没了话，盘腿坐在炕头，鼓着胸脯喘了半晌粗气，把枕头砸在马倌的身上说：你离我远点儿！知道呗？生产队的炕是社会主义的炕，我是贫农，我不睡炕头谁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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