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倌说：我凭啥被划为富农呵，土改那阵子，我家不就是比你家多了一头不下驹儿的骡子嘛！

　　小叔说：黑马洗不成白马，怎么掰扯，你也是富农，你想变成红彤彤的贫农，得等到母鸡打鸣公鸡下蛋的时候！

　　马倌头朝西，裹着破被蜷在炕梢，小叔裹着棉袄，把脚丫子插在脏兮兮的褥子里，头朝东守住了炕头。

　　上半夜，两个人都不说话，到了下半夜，炕凉了，两个人冻得上牙打下牙。小叔火力壮，咬着牙关还能挺下去。马倌瘦得只剩下一把老骨头，挺不住了，就拖着被子爬到炕头，把脑袋探过来，可怜巴巴地说：哎，我说小牛倌，咱俩伙着睡吧，借我一点热乎气，让我用脸给你焐着臭脚丫子都成。

　　小叔占了上风，心里的火气顿时消减下来，挪了挪身子，给马倌让出半个铺来，算是和好了。

　　醒来，小叔照旧有说有笑地和马倌伙在一起，一个人递干草，一个人坐在马槽子旁，闻着马尿和牛屎味，很卖力地甩开膀子，操持着二尺长的大铡刀，给身后的马匹和耕牛铡草料。

　　转眼到了夏天，小屋又闷又热，蚊蝇扰得人心烦意乱。

　　马倌和小叔睡不着，就坐在月亮地里，一个摇着马尾扫子抽蚊蝇，一个人摇着当下流行的黄军帽煽风，守着一堆冒着白烟的艾蒿说女人。

　　光棍马倌说：我不瞒你，过去我有过一个相好的。那女人是个可怜的寡妇，身后还拖着一个孩子。那女人住在邻村，腿脚不利落，是拿手搬着腿走路的瘸子。

　　小叔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一个瘸女人嘛，走道儿一簸一簸的，有啥好的。

　　马倌嘿笑一声说：娶不上女人的时候，总是想着美的，捞不着女人的时候，是个女人都热乎！

　　小叔歪着嘴巴吹出一口冷风：那么好，那你咋不娶她呢。

　　马倌说：大跃进那阵儿，我给她揣上两个包米面大饼子，人家奔着那点吃的，还能跟我睡上半宿，等我说娶人家，人家就摇着脑袋不干了。那女人是地主出身，人家嫌我是富农，生下来的孩子还是黑五类，换不了血的事人家不干。他妈了个巴子的，地主家的闱女和谁结婚，生下来的孩子还不都是半拉杂种！

　　马倌咬牙切齿地大骂了一阵，还是忍不住谈那女人。

　　末了，马倌说：那女人腿脚不好，说起话来也是蔫声慢语的，可身子又白又细，卧在那瘸腿女人的胸脯上睡一觉，云里雾里地欢腾上那么一阵子，嘿，脊梁骨挨上三棒槌都不亏！

　　小叔听了，禁不住搓着双手沉默片刻说：哎呀妈呀，老马倌你还真有福气，没白脱生一回男人，我活得真亏，活了23年，还没摸过女人的手呢。

　　我小叔说这话的时候，是1970年的夏天。

　　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马棚西侧有一间半破旧的小土房。小叔和马倌睡在东半间。西间装着喂马的豆饼。年久失修的土坯房经不起风雨的袭击，很快就唏哩哗啦地漏起雨来。小叔和马倌怕雨水淋湿了豆饼，日后发霉变质，不好跟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交待，就冒着大雨从马棚上扯下两块油毡纸。结果是，二人用油毡纸刚把豆饼苫完，我小叔就被突然下坠的檩子击中了头部。

　　事后，马倌对生长队长说：先是咔嚓一声响雷，西山墙就裂开一道缝子，檩条和椽子也咔吧咔吧的响起来，我劝小牛倌缓一步再苫，可小牛倌说等不得了，再等公家的财产就要遭受损失了。

　　政治队长火冒三丈地掴了马倌一嘴巴，但凭着马倌这句话，小叔就死得大有其所，得了一个“为抢救公家财产献身”的名堂，生产队还为此给小叔买了一套蓝色的料子服，一双黑皮鞋，打了一付棺材。

　　我爸把气弱游丝的小叔抬到队部的那条大通铺上，跳上炕，喊着小叔的名字，刚把小叔的湿衣服扒下来，大队的赤脚医生也恰好背着医药箱赶来了。

　　我妈一手抱着我，一手扯着赤脚医生的衣袖，央求他快点给我小叔治伤。

　　赤脚医生搬着我小叔的脑袋看了一眼说：脑浆都给砸出来了，没救了。

　　我奶一听，人顿时就晕死过去了。小叔在炕梢挺着，几个好心的婶婆大呼小叫地把我奶架到炕头，给我奶揪胳膊抻腿，抹着眼泪乱成了一团。

　　我爷急了，从炕上跳到地下，用钳子一样的大手死死地掐住赤脚医生的脖子说：你娘的赤脚医生，我儿的手还有热乎气呢，你不给我儿子整治，我就整死你！

　　赤脚医生喘着粗气把听诊器挂在我爸的耳朵上说：你听你听，我来给他整治。

　　小叔的头被赤脚医生用纱布包好了，我爸还跪在小叔的身边，趴在小叔的胸膛上听动静。

　　赤脚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晃着脑袋说：唉，人都咽气了，你还听啥呀。

　　我爸抬起头，怔在那里，横在心里的泪水忽啦啦地从眼眶里滚落下来。

　　那天夜里，我爸执意要背着我小叔回家。

　　马倌拦住我爸问：身子都凉了，还背他回家干啥。

　　我爸流着泪说：我弟都好几年没回家睡了，临了，就让我这个当哥的背他回家睡上一宿吧。

　　马倌把铺盖卷抻开，用被子把小叔蒙上说：你这会儿给你弟娶个媳妇，他也不晓人事了。政治队长说了，明天早晨就在这儿给你弟开追悼会，就停这儿吧，咱俩给他守灵。

　　我爸掀开被子的一角，看了小叔一眼，耷拉着脑袋坐在炕沿上，痛苦得直捶胸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爸若不是狠狠地揍了小叔一顿，小叔也就不会负气离家，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我爸越想越心愧，越心愧心里就越难受。

　　夜半，马倌用热水给我小叔洗脸净身。我爸呆呆地端详着我小叔，把小叔微微张开的嘴巴拢上说：我弟好像有话要说，我也不知道我弟在想啥。

　　马倌哼了一声说：想啥？二十多岁的男人，想的就是媳妇，昨晚小马倌还跟我说他活得亏，长这么大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

　　我爸听了，托起小叔僵挺的手臂，狠狠地掴打着自己的脸说：弟，你狠狠地打哥吧，都是哥不好，哥当初不该打你，都是哥不好！弟，都怪哥不好，你狠狠地打，你狠狠地抽哥的嘴巴！

　　完了，我爸就肿着半张脸骑在门槛上，悔过似的，用秸杆扎了一座三开门的房子，扎了一个有鼻子有眼睛的女人，把我妈的那件蓝花小袄套在秸杆人上，流着眼泪，把那个秸杆房子和秸杆人烧了。

　　那天夜里，我家的炕上坐满了邻家的大娘和大婶。我奶醒过来，拍打着炕沿边儿揪心扯肺地喊上一句“我儿成群”，便晕死过去了。醒过来了，抓挠着胸脯喊“我儿成群你回来呀”，又一头裁倒在炕上，人事不省了。

　　我爷坐在南炕上，歪着身子倚着墙壁，撕心裂胆地唉叹着，把头抵在墙壁上，用拳头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肋骨，仍旧不解心头之痛。村里的男人们坐在炕沿上，有的回头劝说几句，有的干脆一袋接一袋地抽着闷烟。

　　矮下的房屋内，弥漫着浓浓的旱烟味。

　　我妈一夜未语，含着泪，咬着下唇一个劲地扯着麻绳纳鞋底，天明时就把一双棉鞋做好了。

　　邻居见我妈的手都被麻绳勒出血来了，就劝：别纳了，生产队长连夜进城买衣服去了，还能缺了成群一双鞋子。

　　我妈迸住眼里的泪水说：成群在家时，我这个当嫂子的，除了过年，也没摸着良心给他几回热乎乎的笑脸，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亏得没了缝，我纳啥，我纳自己的良心呢！

　　那年春节，家家贴的都是红对联，我家贴的是蓝对子。

　　我家的猪圈，茅房、院落都点了灯，但饭桌上没有了小叔的身影，没有一盏灯能够温暖我们寒冷的心。

　　回忆于我，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我凭借着心灵的窗口，去观望回忆，或在往日的窗口上轻轻一触，那些记忆就会呼着我，唤着我，破闸似的涌来了。

　　后来我就常想，也许是因为遥远的缘故，人们在讲述过去时，总是把苦难与快乐分开来说，忆起当年的快乐，都把那些苦难滤掉，于是，那些愉快的事情便清晰的活跃起来，凌架于苦难之上，讲到津津乐道处，就有了一些享受的味道。反之，就把那些快乐的往事沉淀下去，让苦难尽情地浮现出来。

　　爷奶睡在北炕上，一个在梦里磨牙，一个打呼噜。我爸妈头顶着一条蓝花的布幔，蜷缩在一个被窝里，用棉袄蒙着头，拉着手说悄悄话，在被窝里，寻求着属于他们的神秘世界。

　　我爸用一条被子外加一身单薄的蓝色条绒布褂，就把我妈娶进了家门。那时，正赶上破“四旧”，是狠狠铲除旧风陋俗的时代。我妈是夹着一个包袱，远远地跟在我爸的身后，穿过一片茂盛的马兰花，绕过镶了木沿的老井走进新家的。

　　都是铁了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婚礼自然也要办成革命化的简朴婚礼。土豆丝、土豆片、黄豆芽、绿豆芽拼成一桌，没有酒的婚宴，招来了久不见油腥的亲族，就这，也只有爷爷辈、奶奶辈的人才有资格盘在炕上吃喜。上不去桌的，就坐在炕沿上磕瓜子，围着旱烟笸箩抽烟。

　　这时候，我妈就羞答答地钻进七大姑八大姨的阵地里，把包袱慢慢抖落开，露出了里面的真货色。两双青口布鞋，一双偏脸搭扣的棉鞋，三两件摆在暗地里辩不清颜色的对襟褂子偏襟袄，几条半新的旁开口女式裤。

　　其实，我妈没有那么富有，除了一双八成新的偏脸棉鞋，一件蓝花的对襟小袄，一条带里子的夹裤（冬天絮了棉花就是棉裤），其余的，都是我妈从闱中好友那里偷着掩着借来的，三天后回娘家，妈要浆洗了还给人家。

　　那个年代，有衣服洗，就证明你的生活中有余粮，别人就不敢小瞧你了。于是那些围观的关东婆娘们就渐渐地把眼睛瞪大了，从头到脚地望着我妈，满眼都是羡慕、嫉妒的光芒。

　　我妈是个要强的人，用东北话说，就是那种逞能的人。

　　隔了半年，隔壁家的柱子媳妇就拦住了我妈。柱子媳妇说：成帮家的，为啥三季总是扯着一条夹裤穿，春秋扯棉冬天絮棉的。

　　我妈叉着两只大脚，站在春天风沙弥漫的黑土地上，硬朗朗地挺直腰杆子，口气中有一股火药味，还有一点点教训的味道在里面。我妈说：受穷不等天亮？都花里胡哨的披在身上了，今年穿碎了，明年洗啥！

　　柱子媳妇说：还是没有，有咋不穿？

　　我妈把擓在胳膊上的柳条筐砸在田地上，撇着嘴说：我不图嘴巴一时痛快，我得求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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