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和二里头的盉，出了陶质和大小以外，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它肯定是从二里头传来的，因为别的地方没有。

　　关于它年代问题，是不是就跟二里头文化一样呢？从盉的形制看，应该是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也就二或者以期，三期的盉在这里很少见到，然而二和一起的年代是相当早的，根据碳十四的测定，可以早到公元前两千年。

　　三星堆的盉是否于此同时的呢？又如陶豆，基本上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样，现在所见到的三星堆陶豆，其性质相当于了日头文化的早期，按照以前的说法是相当于二里头三期，根据现在的新分期，则相当于二期，不过三星堆的陶豆较大，要比二里头的陶豆大三倍到四倍，但是从它的特征来看，应该是从二里头传来的。

　　然而，三星堆出土的盉，豆的制作是比较粗糙的，远不如二里头出土的工艺精湛的盉，豆。

　　第三组将最重要的陶器是将军盔，也就是熔铜的坩埚，它是与铜器有关系的，在三星堆看到的这东西，从它的样子来看和殷墟第一期的非常相似，但也有却别。

　　这种器物最早见于殷墟第一期，这对咱们断定三星堆铜器的时代是很重要的依据，这种陶器的发现说明三星堆大批精美的铜器很有可能为本地铸造的，我认为这地方的铜罍和湖北宜都发下你的同类东西稍有区别，而和陕西城固的铜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连花纹的风格都一样，但是它和殷墟的铜罍多少有些不同，当然其时代和将军盔的时代还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三星堆这个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来看，它们的最早期肯定已经倒了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至少可以到龙山晚期，因为有些陶片和中原龙山陶器口沿上的风格完全一样。

　　从现场观察和从上面看到的，三星堆遗址很有可能是一个古城遗址，它的规模比之于其它商城也不逊色，内涵十分丰富，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如果是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时代问题，讲到时代就和遗址的分期有所关系，所以分期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把三星堆分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不还可以再细分或合并呢？

　　我特么就不敢说了分期一般总是以地层为依据，而地层又是不能与分期划等号的，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才能够下最后结论，如果不把分期的问题解决，那么关于其学术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不好定下来，比如城址的问题，遗址的问题，祭祀坑的问题以及铜器问题等，都不好解决。

　　不是找文化中心吗？从三星堆，月亮湾两处遗址来看，规模大，内容深，其重要的是十二桥遗址所不能比较的，当然十二桥这东西也相当重要。

　　如果两者同时，那文化中心就应该是三星渡，月亮湾而十二桥既不是中心。当然它们可以是同属于一个文化范畴，如果不同时，那就是同以文化的早晚两个中心，也就是早到的是三星堆，月亮湾，晚的是十二桥。

　　不过现在这些问题很难说清楚，遗址的绝对年代究竟为公元前多少年？这是个说不准的事情，但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现就证明有它的延续，所以对探索这一个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郭嘉起源等问题，都是很重要的。

　　但只能从三星堆这个地方来考虑，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区联系，就是说……咱们已经发现了很重要的遗址，工作就从解剖这个遗址开始，这次看后，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可能。

　　这对中土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从这个遗址的发现，可追溯巴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

　　从全郭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城址的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即在中土考古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决不可轻视，最后在中土文明起源问题上，我还是坚持黄河流域中心的想法，现在尽管很多地方都发现有相当于夏商时期的文化，但差不多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三星堆文化也不例外。

　　当然，中原的古代文化也受到各地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各地方的古代文化，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对中土古代文化的构成都起过积极作用，但最早的中土古代文明应该有个中心。

　　这个中心，我认为就是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它的两座商代祭祀是四川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由此发现给四川的同行们开拓了不一样的视野，这两座祭祀坑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两座祭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围还分布有约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时期遗址，现在知道，再这个遗址上还包围有边长约两公里左右的城墙，祭祀坑就在城内靠南偏西的位置，根据我知道的，这遗址在蜀国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

　　城墙的规模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古代中土西方的蜀国是何等气派，大家都知道，关于早期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极其简略，或者仅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早期蜀国历史的重建，当然离不开考古学，不用说，这两座祭祀坑发掘是很有点看头的。

　　它不仅系统地分布了所有的材料而且作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提出并解决了不少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在这之中自然有铜器的成分与金相分析，铜器的铅同位素比较，金器的成分分析，玉石器岩石类型切片鉴定和动物骨骼观察等，并对听，金，玉，石等原料的场地作出了合理的推测，从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祭祀坑内出土器物非常多，品种繁杂，几乎包括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哥哥方面的内涵，如果对这些出土器物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完全可以勾勒出这个文化的面貌，从而最后确定其文化性质，初步看来，这些遗物大体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部分明显地属于商因素，比如铜尊，铜罍，铜瓦，铜盆无论性质，花纹都和商器没有什么差别，另一部分属于本地因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本地所固有，比如绝大部分陶器均与商器不同，又如大小立人铜像，金面具，铜眼泡……

　　一类来源于商文化而经过本地改造而成的，比如铜方罍，铜铃，铜鸟……均见于上期而形制有别，从总体来看，本地因素渊源超过了商因素，因此这种文化当然不可能叫做上的了，只能叫做本地的，或可以直接叫做蜀文化了。

　　这里的商因素，只能理解为蜀受到商的影响，这里出土的大批铜人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像都是方颐和方圆颐，杏形大眼或栗形立眼。

　　这些的刃大概都是生长在程度平原或附近，他们的面目与铜人如此相似，说明他们正式早期蜀人的后代，用人类学的观点，以此更进一步确认三星堆就是蜀文化。

　　自从司马迁做了史记一来，历代学者都相信咱们的历史自黄帝开始，尽管自宋代以降，不断有人对史记中有关三皇五帝的记载表示过怀疑，但行古始终是主流，八十年前更明确提出咱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其源头上溯到黄帝。

　　但在七十年前，随着西方学术方式的传入，咱们自己的学术界疑古趋向更强，其中最拉风的人物就是老顾，这货继承并发展了以往同行的想法，竟然还提出了中土古代历史是成累地形成的，蚊香以及传说中越古老的人物，其出现在古籍中的时间就越晚。

　　老顾这家伙的想法不仅得到许多渣渣的肯定，更得到众多年纪差不多的人的赞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疑古流。

　　他们这些垃圾对传世古籍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梳理，指出了大量的伪作，让人们看到了许多伪相，其功不可没是没错啦，但同时他们所怀疑的面就特么太广了点，反而掩盖了某些真的。

　　在他们大摇大摆的装的同时，一些木纳的同行通过自身的学术研究，进行了坚决的反唇相讥。

　　它证明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有关商人先公先王的名字和甲骨卜辞中所见的人基本吻合，这表明了司马迁对商代历史的记载是有根据的，最终令人信服的确有赖于中土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

　　而且很快老李即将发掘工作移动到了河南安阳的殷墟，这殷墟的发掘，包括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和商王陵，以及大范围的居住区，殷墟发掘具有神奇的意义，它使得人们承认中土古代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更重要的是，它证明考古学的发展对于解决咱们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有着决定的意义。

　　殷墟的发掘，人们自然将眼光转移到下一个焦点，既然商代后期已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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