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秋天里的人们各有各的收获
山月与夏草夜半上山，行前，在传达室给王兴华留了一张便条，只说去石竹村有事，告假三天。王兴华觉得山月此行不同寻常，好在有夏草同行，便也稍稍放心，只好等她回来再询问详情了。
王兴华夫妇近来的心情处在矛盾的煎熬中，他们看着小桃与小哑巴天真无邪的接近，是亦忧亦喜的。小桃从小残疾，作父母的只晓得关怀备致，好象很少想到小桃也会长大，也会长成个姑娘，也会有爱的欲望。而小哑巴素以诚实出名，看见女孩子就要躲开，但是，他在和小桃接近时，却是那么自然。小哑巴除了看门外，便是陪小桃玩，为小桃做各种事情：从修理手推车，陪着散步，一直到捉鸟、做鸟笼子，那真是全心全意的。他们笑着，有时手舞足蹈，真可说是两小无猜。然而，再往深处一想，如果他们果真好上，那么一个不会说话，一个不能走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岂非一忧？
爱情，除了白痴和疯子以外，是人人都可以向往、人人都应该得到的。又为什么要排斥这两个可怜的小人呢？自己暮年之后，小桃有一个虽然不会说话，却心地善良，身体健康的人作依靠，岂非一喜？
小桃也是个少女呀！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多情？
对于小哑巴来说，他的境遇要更加凄凉一些，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几乎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他是在流浪中长大成人的。而现在，只要是星期六，只要家里有好吃的，小桃就会嚷嚷：“叫小哑巴来吧！”近来，口气又变了：“叫他来！”小桃跟妈妈说过悄悄话：“他那么好，不会说话又怎么样？”
罗兰无意地点点头。
“申英豪可会说了，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尽在那儿坑人害人，会说话又怎么样？”
“象他这样的哑巴多一些才好呢！”
小桃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开窍了、长大了。
不能说话的小哑巴，只能用他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珍藏着小桃送给他的那一条白手绢，一刻不离地放在身边，就是从来不用，至于擦汗、擦鼻涕，照例用另外一条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手绢。
他帮王兴华家做所有的重活：修院墙，挑煤球，起早搭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王兴华抢不过他，他拍拍肩膀，告诉他们夫妇：“什么样的担子，我都能挑起来！”
他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在悄悄地爱着小桃的。她没有一句缠绵的情话，这当然是一种遗憾，然而也有好处：没有编造，也没有夸张。这是粗浅呢？还是深沉？这是野蛮呢？还是文明？这是美好呢？还是丑陋？
小桃的手推车上又添了两只鸟笼子，一只画眉，一只蓝背，一只能唱，一只好看。这笼子也做得真精巧，全凭着小哑巴的手工，竹子劈成的篾条黄灿灿的，笼子顶端的勾子上还系着一束红缨，小哑巴还以自己的聪明和想象，在笼子里巧妙地树起了一根树枝，有丫有叉，小鸟是格外高兴的。最使罗兰惊讶的是，连鸟笼子的套子也是小哑巴自己缝的，针脚又密又齐，大小天衣无缝。
小桃的生活，义增添了新的幻想、新的血液。这种感情的力量，是难以言状、难以想象的，这些日子她竟很少用小推车，开始练着用双拐走路了。艰难，吃力，无数次摔倒，无数次被扶起，她心里暗暗想着的是：“我要站起来！我要走自己的路！”
小桃能缓慢地走路了，她的腋下起了血泡，皮肤一次一次地磨破，长了老茧；但，她真地站起来了！双脚那麻木的神经虽然不能重新复活，凭着意志，凭着苦心，却要比以前自如了许多，她的脚终于属于自己的了，更何况她的心灵、她的爱情呢？
但，他们又好象孩子一样，有时还凑在一起看小人书，一起笑，一起嚷，耳鬓厮磨，无所顾忌，却又毫无邪念。
王兴华告诉罗兰：“随他们去吧！”
是的，爱的权利是最神圣的，多一些爱的时候，就会少一点寂寞与孤独，就连冬天也是温暖的。
群艺馆的情况也变得微妙了。
为小桃着想，也为小哑巴着想，也许这算是为私，王兴华也要解甲归田的。他把辞职报告送到了文化局并市委宣传部。
他是泰然的，他决心带一个这样的头：不要总是压着年轻人，不要总以为自己当了二十年右派，人民就有还不清的债，自己就有吃不完的老本。假如权力的交椅是铜铸铁打的。那么这一块土地就会板结，这一块土地上的事业也将会青黄不接。怎么能因为有权就有利，有利就要拚死命地不放权，甚至为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权而明里暗里厮杀争斗呢？
权力迷人也毁人！
当然，王兴华是有原则的。他不能以一时之气，撂下挑子就走，他要尽自己的努力，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他在辞职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他不想提出任何接替的人选，也不希望上级的领导在脱离群众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作出新的任命。他准备在群艺馆做最后一件事：举行公正的民意测验和民主选举，他认为：“当民主的权利只是作为条文存在，而在实际工作中被偏听偏信、独断专行所取代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
科学。
民主。
“德先生”。
“赛先生”。
两个先生，从“五四”到现在，六十余年，“先生”已经垂垂老矣，而对于中国，对于代表着岁月运行、历史变化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依旧魅力不减。这是“先生”的幸运呢？
还是“先生”的不幸？
王兴华的信激起了种种反响，自然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中国，中国的这一片海滩、这一座小城，是再也封闭不住了，历史已经无法逆转地进入了八十年代的崭新的轨道上。人们再也不是在阶级斗争的喊杀声中缩头缩脑、惶惶不安了；人们象在议论过街老鼠一样，议论着“铁饭碗”了——也许是金的、也许是银的、也许只是塑料饭盒，总之不能再吃大锅饭了；懒堕、昏庸、无能将不再祓视为神圣了；“官腔”面临着年轻人的嘲笑，标语、口号因为轻音乐的冲击而更显得苍白；有的歌唱不下去了，有的文章做不下去了；创新的年代，也是疑问太多的年代；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虽然还象山一样沉重，但，怀疑的目光因为冷峻、敏锐、众多而要比挖山的斧凿更为锋利；种种大小不一的权威都在面临着挑战；冰层上的任何一条裂缝都是无法修补的——虽然总有人在徒劳地呼叫……
假如用自己的全部心灵去倾听八十年代的中国之声，那是一部真正的多声部的协奏曲，协调与不协调都是一种启示：在新与旧的矛盾的痛苦而伟大的阵痛中，各种属于文明世界的新鲜潮流已经涌进了关闭太久而刚刚打开的门户中。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陌生，永久麻木的是礁石，落荒而去的是破碎的贝壳，但，远航的风帆却也有樯倾桅摧的危险；风帆的大队中也不能没有走私的，冒险产生了暴发户；一方面，人们不再把金钱视作洪水猛兽；另一方面，拜金主义也确实如洪水猛兽一样，能吞噬人的良知；青年人在寻找自身的价值的时候，得到了坚定和脊梁；他们不太相信自以为是的指挥棒了，而更相信科学的眼睛；现实主义重新辉煌了，实用主义却也混杂其间。然而，真正探索的风帆会走向远方，会集合起更大的队伍，也会遇到更大的风浪……
中国，无论如何，已经是有了新鲜感的中国了！
王兴华的辞职和民主选举的建议不胫而走，在群艺馆的反应是有轰动性的。除了申英豪保持难堪的沉默外，大家都是一致赞成的，并且跃跃欲试地议论着用什么方式、要不要做投票箱这些具体的事项。
有些人时常被这样的苦恼所困惑：人们总是高兴得太早！
刘部长把王兴华找去了。
这两位本来是老朋友，直到刘部长在“文革”中倒霉时，两个人还常常在一块儿喝闷酒、骂大街；这几年已经很疏远了。怎么能不疏远呢？一个当了部长，一个当了馆长；部、馆之间差距太远不说，当部长的时常拿着鞭子，王兴华也确实挨过几T；“右、右、右”，弄来弄去总是“右”，王兴华也不客气了，他提意见，他不服从，他对这个过去的朋友、现在的上司“犯上作乱了”。
今天，刘部长还是很客气的。
“请坐，老王。”一边说，一边拍拍肩膀。过去没有拍肩膀的习惯，而是“走，喝他三两去”！天荡山市有个小酒馆，一间门面，四张小桌，馆名“同乐酒家”，在那里，他和王兴华是以“老三两”出名的。
王兴华坐在沙发上，总觉得不自在。
“为什么要辞职呢？”刘部长倒是开门见山的。
“岁数大了，赶紧走，大家都不要搞终身制，于国于己都有好处。”王兴华说。
“一馆之长事关重大，如果象车间、工会那样，也来个民主选举，你看合适吗？”
“民主是没有人为的界限的，应该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我认为合适。”
“假如选举结果不理想呢？”
“你也许觉得不理想，倘若群众、广大的干部觉得理想呢？”
“为什么要把领导和群众对立起来呢？”
“一般来说，这种对立，往往是因为有的领导没有把自己当作仆人、把群众当作主人，相反是本末倒置，把群众当阿斗了！”
“你就不愿意好好地跟我谈一次话吗？”
“我们谈得太多了，我们有过很好的谈话，你早就忘了；至于现在，关键是你不喜欢听我们的话。当然，逆耳之言没有顺情说好话来得舒服，更不如奉承拍马叫人喜欢了。”
刘部长一看苗头不好，忙转了个话题：“你是老同志，对申英豪这样的年轻干部要支持，要团结，你们之间的关系总要解决一下嘛。”
“很好解决，但，不是在这儿、在一个宣传部长的面前，背着群艺馆的群众和干部。我以为开个民主生活会，忠诚老实地谈意见更好，你也可以参加的，向大家公布一下是谁在你这里打的小报告？打了多少小报告？象山月这样的人才为什么屡遭打击、诬陷？为什么个人就可以无视法律、剥夺别人写作的权利？”
“这不是谈话，而是来声讨的。”
“不要夸大事实，再说假如我们错了，声讨一下又有什么不可？”
一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民意测验、民意选举等美好的设想又得假以对日了。生活中这样的实例是举不胜举的：一些本来不应做的，不得人心的决定，有些人会以很快的速度、很高的效率去贯彻、执行；而在好事面前，却显得犹豫不决、麻木不仁。
然而，敢说话的人、想做事的人多起来后，事情总是会有变化的。最可怕的是沉默，是聪明人的“装傻”，是大家瞧好看。王兴华万万没料到的是，当刘部长找他谈话时，任命申英豪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提案正舒服而自得地躺在刘部长的公文夹里，只是眼下，一怕激起众怒，二是尚没来得及在常委办公会议上讨论罢了。
王兴华这边与刘部长唇枪舌战，申英豪在群艺馆里也没有消停。
天荡山日报副刊部来了一个电活，是找申英豪的。
“喂，哪一位？”
“我是报社副刊部，姓张。你是申英豪吗？”
“是的，有什么事？”
“我们想发表山月的作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市委刘部长不是有过指示吗？”
“我们知道，想了解得具体一点，作者究竟因为什么问题不能发表作品？”
申英豪闪烁其词，“她的作品社会影响不好，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接到许多读者的赞扬信，你不妨来读一读。你们对作者的这种做法，我们认为不妥当。”
“我无权改变市委宣传部的决定。”
“据我们知道，这个决定与你有关，是你歪曲事实的结果。”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这种口气常常用在当场输理之后，这是申英豪的老一套。
“我们想发表山月的作品，明天见报。”
“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山月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她还有没有公民权？”
申英豪真想把电话耳机扔掉，可是对方却又严肃地告诉他：
“我们作了认真的研究，我们准备打官司。顺便还想提醒你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申英豪实在无言可答了。
他在苦心谋划着不让山月写作的时候，想到过还有‘一部庄严的宪法存在吗？没有，他只看见一些人得罪领导后所尝到的苦果，没听说什么人因为违背宪法而犯了错误。不是吗？生活中不就是有人误以为权便是法，可以无视法律，发号施令，明目张胆地剥夺公民的权利吗？然而，事到如今，申英豪所崇尚的“权大于法”的信条，他的拚命往上爬，企图抓权的种种小动作，终于碰了一次壁。可是，这种人的厚颜无耻又在于他决不后悔，他跟狗一样，落水以后还想咬人，如果不是拔掉它的全部牙齿，狗是决不会对女人、孩子和一切善良的人，变得稍稍客气一点的。
这些年，人们讲究信息了。
既然有靠信息发财的，自然也有靠信息升官的，申英豪是重视信息的，最新的信息也已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正准备讨论下达的任命书，现在却又被王兴华的一封辞职信搅乱了！
申英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几乎是与此同时，市委领导因为报社调研组的反映，责成刘部长调查群艺馆的干部情况，并不得对业余作者的创作横加干扰。前者，刘部长按兵不动，“中间”卡住，让两头干着急；后者，实际是因为报纸副刊又发表了山月的《山中随想录》而被人们当作笑料了。
张玉萍的心事并没有完全释然。
郑大直离休了，生活中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家庭气氛的改善，以及郑龙的改邪归正，给她以力量和勇气，她决心要把自己的疑虑告诉郑大直，而不管他是真的淡忘呢，还是无可奈何，装聋作哑。
当官，有的时候，真是可以把人当糊涂的。还在《披上这条蓝手帕》发表的当天晚上，张玉萍就把这一份剪报放在郑大直卧室里的办公桌上了。过了三天，郑大直毫无反应，张玉萍一瞧，这一张剪报已经被厚厚一叠汇报、表格、会议通知压到了最下面，他根本没有看，或者说他也许曾瞧了一眼标题，又无动于衷地弃之一旁了。
郑大直是不应该无动于衷的。
张玉萍默默地承受着一次又一次心灵上的冲击。
《山中随想录》的发表，能看出山月的思考更深广了。由个人而社会、而生活、而心灵世界，不少惊人之笔很难使人相信是出于这样一个年轻人之手。而流露在字里行间的，依旧是执著的呼唤：对爱的呼唤，对真诚与善良的呼唤，对母亲和父亲的呼唤……
读着，张玉萍感到一种难言的痛楚与压抑，伴随着自责和羞愧。她明确无误地觉得，山月的文章里是有芒有刺的，而且好象都是对着她的。本来以为已经消失的历史又回来了，本来就难以摆脱的重负更加沉重了！
下班的路上，张玉萍想着这一些，她恨不得马上跨进自己的家门。
今天一早，郑大直就去钓鱼了，十天有九天空手而归的郑大直，今天居然收获甚丰：三条半斤多重的大鱼，在铝桶里还是活蹦乱跳的。张玉萍一进门，他就高兴得叫了起来：“玉萍，今晚吃红烧鱼！”
张玉萍答应了一声，便抓住鱼头放在案板上开膛剖肚。不一会儿厨房里的油锅“嗞拉嗞拉”直响，晚饭很快便做成了。
郑龙因为今晚上在补习学校上课而不回家吃，夫妇俩一人吃一条鱼，给郑龙留了一条。郑大直一杯白酒下肚，话也多起来了。
“玉萍，你看我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脸色也好看了！”
“是啊，我现在可知道了，什么叫‘无灾无病就是福’！”
张王萍一看时机不错，便问：“大直，山月怎么样了？”
“为了写文章的事，让她检查，唉！”
“你看过她的文章吗？”
郑大直摇摇头。
张玉萍一边把三篇文章的剪报放在郑大直面前，一边说：
“她在寻找生身的母亲和父亲。”
郑大直仍然不解地望着张王萍，但，妻子说这些话时的表情和语气，却使他感到气氛有点异样了，好象雷雨之前的沉闷，闪电雷鸣中的等待一样。
“你想起过娟娟吗？”张玉萍轻声地问。
郑大直一挥手，然而，由张玉萍的这句话引导出来前妻的影子——一个温顺的姑娘、一个穿白褂子的女大夫的形象，却是实实在在地站到了他的面前。他的眼睛里一阵金星直冒，额头上汗涔涔的，“我不敢想，我对不起她们母女俩。”
“大直，男女私情也许是人类感情中最复杂、最微妙的一部分，它能生出甜果，也能结出苦果，甜果与苦果都是一种收获，谁种的谁吃。用不着去细细地追究已经过去的日子，但，我们是应该忏悔的。”
郑大直点点头，长吁一声。
张玉萍的话一发而不可收了，“当初，我委身于你，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爱情，一种发狂的情热使我忘记了一切。”以后发生的事情更是没有料想到的，你也没有给我时间想过这一些——娟娟与你那刚刚满月的女儿走了，只留下了一张遗书。
从此后，我在精神上也坠入了真正的地狱。我在做市长太太的时候，也是抬不起头来的。回想起来，我才知道，我并不是真正地爱你，假如我真的爱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了。你也并不是真正地爱我，你也和一些男人一样：“喜新厌旧。”
郑大直想说什么还没有说出来，张玉萍又接着往下说了：
“二十二年过去了，青春象水一样流走了，当我还没有明白爱情究竟是什么的时候，爱便被埋葬了。我埋怨过你，但，从没有想过要离开你，我在冥冥中觉得总会有被惩罚的时候，我愿在命运和良知的法庭上，和你一起走进被告席；到那时，我们离开生命的终点不会太远了，但，良心解脱了，死也瞑目了！”
“这与山月有什么关系呢？”郑大直问。
张玉萍把《披上这条蓝手帕》的剪报，放到郑大直手中，“你看看吧。”然后，又起身给丈夫泡了杯清茶，自己喝了一大缸子凉白开。
“你记得娟娟写的遗书吗？”
郑大直惭愧地低声说：“看过一眼。”
张玉萍闭上眼睛，念道——大直：
我走了，我只带走一条蓝手帕，包裹着我的女儿。
你是有权再去爱另外一个人的，但，你本应该光明磊落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爱情已不复存在。”
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你可以凭着这张便条去办理离婚手续。
女儿是不应来到人间的，她承继的将是全部的苦难甚至是屈辱，但，她是应该活下去的——这个找不到母亲，也找不到父亲的孩子啊！
将来，也许一切都会变的，包括对爱情和道德的认识。
到那时，我希望女儿能原谅我、能理解你。
郑大直突然感到一阵轻度的心绞痛，脸色焦黄，颓然地斜倚在沙发上，“那么，山月便是我女儿？”
“我想是的。”
“写文章不是可以虚构吗？”
“这样的细节是虚构不出来的，还有感情，那是从心里流露出来的。”
“天那！我都做了些什么！”郑大直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呻吟着。
“大直，这是好事。面对现实，袒露自己的心灵，诚实便可以被人谅解，以后我们会活得轻松愉快一些的！”
郑大直有些激动，“我要去找山月，她可以不认我这个父亲，但我要说：我对不起她；也跟郑龙说个明白，止他别学我这个混帐父亲的样！只要能赎罪，干什么我都愿意！”
张玉萍坐到郑大直身边，把茶杯递到他的嘴边，“别太激动，还有我呐。我会帮你出主意的，我们一件一件事儿去做，总会比过去活的更好的！”
郑大直感激地看了妻子一眼，握着、抚摸着张玉萍的手，张玉萍一头倒在郑大直的怀里……
秋天，收获的秋天。
娟娟也是在秋天的一个傍晚走出来的。
她从茫茫的大草原，走向了何方呢？
她是怎么把孩子留在天荡山的呢？
天荡山，山高千丈，陡壁如削；天荡山下的大海，风波汹涌，险象万千……
她知道天荡山是郑大直参加革命的地方，她把孩子交给天荡山了。她不会想到，为了忘却过去，郑大直在后来又调回了这个地方；当大家都希望离得远一些的时候，反而产生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机会。
刚刚满月的孩子。刚刚睁开眼睛的孩子。还没有“呀呀”学语的孩子……
张玉萍设想着娟娟走过的路——崎岖的山道……蹒跚的脚步……她一定坐在石阶小路上休息过……
她过去见过大山与青竹吗？
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吃饱了奶——那是她能吃到的母亲的最后一口奶，在怀里，在蓝手帕的包裹下，睡着了。睡得那么安详。睡得那么宁静。小嘴蠕动着，小手划动着，她是在做一个小梦吧？
娟娟抱着孩子又上路了。
娟娟抱着一个梦……一个沉重的梦！
白天过去了。晚上又来临了。
有的梦能圆，有的梦要碎……
娟娟留恋过这青山绿水吗？还有无名的山花、山草。从山的清谷里，升起了一轮明月。
山外天。山里泉。山中月……
山上还有个尼姑庵。不是普度众生吗？不是佛法无边吗？
南海观音看见娟娟了吗？
一道白光、一朵祥云就可以把娟娟带走，或者托一个梦，指点一番人生……
铁拐李……宝葫芦……芭蕉叶……
山道还是山道。悬崖还是悬崖。娟娟还是娟娟……
她把孩子放到路边了吗？
不会的，夜那么深，太凉了，要伤风感冒的。还有潜伏着的野兽。连小松鼠也可以欺负这刚刚满月的小女孩，可以在她的脸上爬来爬去，甚至啃她的小鼻子……她只会哭，没有任何的反抗！
她一定是送到一户人家的院墙外了，或者竟是门口，娟娟是那么细心的一个人，她还可能在白天先观察过，子女多的会加重人家的负担，孩子也许会受气，她选择了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
祖母。
祖父。
不拿出这蓝手帕，就咽不下气，还有很多的话，却带走了，一去不返地带走了……
一个梦，长大了。
长大后，留在心中的梦成了谜……
娟娟放下孩子走了。放在凉飕飕的青石台阶上。
也许是天性吧？孩子哭了，找不到母亲的怀抱，也找不到母亲的奶头了。
孩子被抱进了一个陌生的门坎。
娟娟听见哭声了吗？
娟娟，你在哪里？
她已离去……
她没有离去……
如果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郑大直与张玉萍因为各自的心境、地位、兴趣和对人生的看法不一样而常常是同床异梦，乃至后来分床各梦的话，那么，在今夜，他们做的梦却是一样的。
张玉萍在纷乱的思绪中沉沉入睡了。
肉体的休息。
心灵的奔忙。
她和郑大直一前一后，奔走在天荡山里。
她对郑大直说：“你早该回山里看看了！”
是的，这是郑大直打过仗的地方。
人民哺养过他的地方。
山里的烙饼。
山里的核桃。
山里的红枣……
那时，这山，是革命的堡垒啊！
后来，这山，又哺育了他的女儿。
当革命胜利，牺牲的牺牲，奔忙的奔忙，做官的做官，背叛的背叛，遗忘的遗忘，只有青山依旧啊！
小车、小院、高薪，每一种享受中，每一分“钢崩”上，郑大直，你看见过人民的血汗吗？就是离休了，还得按资格多给钱，还有不安排好子女不走的，不多给补贴不离的，革命与金钱真是如此密切不可分吗？人民的报答难道是无穷无期的吗？
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站在一个悬崖的顶端，郑大直呼唤着：“娟娟！”
山谷回应，它们也在寻找娟娟。
他俩无望地寻觅着。
听见了钟声。
看见了天荡庵。
“要不去求个签、问个卦？”
“那不是搞迷信吗？”
张玉萍在心里烧了一炷高香，愿上苍保佑娟娟。
天荡庵不是就在山顶上吗？
走呀，走呀……怎么永远也走不到头？
云里雾里……
雾里云里……
张玉萍急了，郑大直却很平静。
他想起了一封人民来信，抱怨平民百姓找领导人诉苦的艰难，“你们为什么总是离得那么远呢？”
郑大直心想：“这也真是惩罚！”
“让你尝尝高攀的苦处！”
“让你试试求人的味道！”
迎面碰上一个早起赶路的樵夫，说是“尼姑云游去了，山门已经关闭”。
樵夫细细打量郑大直，“你不是郑市长吗？何缘要去天荡庵呢？”
郑大直看着这位老者，猛然想起，“你不是刘大爷吗？我打游击时在你家住过的。”
“难为你还想得起来！”
“你家的烙饼真香！”
老人仰天大笑……
梦醒了。
天亮了。
郑大直因为心灵上受到的突然冲击，再加上一夜不得安眠，早晨便感到心脏不适，没有起床。张玉萍让他服下救心丹后，又专门给他煮了一碗白木耳汤，服侍他吃完，匆匆出门了。
出门后才知道，昨夜下了一场秋雨，每一张树叶子都是亮晶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