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二卷：斗争有哲学]

　　第10节一地鸡毛（上）

　　我发现朱伟章和方小艾关系暧昧时，朱伟章已经在院长的位置上坐半年多了。

　　西南大学毕业后，我最初在《颖河日报》社当记者，辛辛苦苦干了二年，报社一直以没有编制为由当临时工用。比我晚来的好几个人都吃上财政饭了，我仍是一个月六百块钱的基本工资。为此,我不少写评论，从屈原到袁崇焕，把自己的委屈装在文章里写了个底朝天，除了挣点稿费什么作用也没有起。我三舅的老岳父的堂哥司空聊在省防空办主任，岗位稀松级别却是正厅，最要紧的是他和朱伟章是诗友，写古体诗的那种诗友。朱伟章调到精神生态研究院当一把手的第三个月，司空老大人在我的小磨油和我三舅的软磨硬泡下，写信给朱伟章推荐我这个有点愤世嫉俗的小才子。从《颖河日报》出来时，我还特意在报社招牌上吐了一口吐沫。

　　到了精神生态研究院，我经常把自己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评论性文章送到院长的办公室，朱伟章经常拍拍我的肩，和蔼地说：“小伙子，好好干，前途无量嘛！”说得我真有点“仰天大笑出门，我辈岂非蓬蒿人”的释密感。有司空老大人这个厅级干部垫着背，我以为进入体制内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想不到的是，就这在个关乎到我前途命运之即，司空老大人家的保姆怀孕了。官当到他这个级别，这不算个什么事，也不知道是保姆一个人干的，还是他诗性大发与保姆合谋，他的老伴失踪了。厅级干部的夫人无缘无故找不着了，秘书报了案。级别高不一定智商高。司空老大人就是这样。南江省的国安系统用半天时间，就把他如何杀妻的事查个一清二楚。司空老大人的结局可想而知，我的转正问题也就大打折扣，朱院长从此再也不拍我的肩了。

　　“商都四贤”的“三缺一”成为文化圈里的一个笑谈，也给我的命运带来一片阴霾。“每一个人都是以交换谋生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商人，而社会本身则成长为完完全全的商业社会。”《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话开始我不相信，一个人只要有才华就能功成名就，就像大地上的植物都要向上长一样。后来，没等我走出大学校门对斯密先生的这句话就抱有某种程度的认同，离开《颖河日报》那天，我完完全全地信服了，这好比司空老大人的厅级没有了，朱院长不再拍我的肩一样。

　　组织的意义是让平凡的人干出不平凡的事。所以，有很多人是为组织而活的，就像朱伟章。朱伟章在诗的年龄也属于朦胧诗派的狂热份子，趁着“全民大写诗”的那股文学潮由农村涌进了城市，由县城写进了省城，并且靠着“散文诗是散文和诗歌的混血儿”这一“本土化”的散文诗理论成为专家，成为群艺馆的副馆长。由于群艺馆是大单位，朱伟章又是专家。所以朱伟章的副馆长后面有一个括号，正处级。尽管如此，快到五十岁时，朱馆长仍没有写出他心目中的辉煌巨著，也没有把自己写成心目中的任何一个“著名才子”。四十九岁那年，朱伟章读了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新生代的著作后，老泪纵横，觉得他这一代人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要想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有如此灵犀的语言感觉、敏锐的生活感知能力是不可能了，同时也清楚自己没有路遥、阎连科的毅力，余华、贾平凹的才气。

　　对于写作的人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天赋却异常勤奋，写得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仍一文不铭。另一种是写了多年，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毫无才气，那种失意与难以言表的自卑，足以推倒一头牛。朱伟章属于后者，那种气馁与失落感困绕了他整整一个夏季，之所以没有像牛一样被推倒，是因为和他打小一起玩尿泥的儿时伙伴寒碜巴旯领着孙子到省城看病，对他如天神一般的敬仰，使他找回了一些自尊——一个乡下的割草孩子靠笔杆子写成了专家，写到了国家正处级，知足吧！

　　许多事一旦想明白，就好办多了。朱伟章想通的那一天，便四处张罗着往省文联调，混个正处级的协会主席什么的，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有一个小山头，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吧。说老实话，在中国不仅是朱伟章，很多人骨子里不但有官本位思想，帝王思想同样根深蒂固，比如“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之类应当属于这种想法的最佳诠释，只是大家现在都很浮躁性急，没有时间琢磨它罢了。朱伟章突然接到裘东亮的电话，死灰复燃的机遇和惊喜让他重新挖掘了“汪直副主席的剩余价值”。直到朱伟章走马上任，他还感觉在梦里一样。

　　组织的好处就在于，他能实现你一生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中国有许多人名不见经传，甚至一辈子什么名堂也没有干出来却成了著名专家，学科带头人之类的荒诞传奇。朱伟章在精神生态研究院的位置上坐了不到半年，就有了深切的体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文化部先进个人”“南江大学客座教授”，就连自己年届五十，一张表就能得到“商都省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这个以前梦寐以求的头衔一样，朱伟章靠“散文诗就是散文和诗的混血儿”书号系列出版的专著一一获奖

　　朱伟章想拿“国务院特殊津贴”，想成为“国家级专家”的想法源于一次考评会上，在评委的介绍中。主持人特意介绍了尹文明是“享受国家院特珠津贴”的国家级专家。这使朱伟章颇为受伤。一个唱戏的也能受此殊荣，我作为精神生态研究院的院长为什么就不呢？回去之后，他叫来卫小青，仔细地询问了院里包括退休干部的情况，以前群艺馆的历届馆长、精神生态研究院的历任院长都没有拿到，如果他能拿到，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拿到“国务院特殊津贴”，证明自己是国家级人才了。

　　朱伟章真要想把自己变成“国家级人才”时，发现每一个圈子都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国家特殊津贴”同样有它的参评标准。朱伟章的理论专著靠院长的招牌在省内畅行无阻，送到“国家特殊津贴专家”评委的桌子就显得寒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