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指令

　　国际刑事法庭

　　原文：英语

　　序号：ICC-0415

　　日期：2015年3月9日

　　预审庭Ⅳ

　　审理：首席法官若伊塔·高塔姆，法官尼古拉斯·古迪纳夫，法官阿加塔·赫尔斯特罗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形势

　　公开文件

　　决策依据《罗马规约》第15条的调查授权

　　国际刑事法庭预审庭Ⅳ，委派审理有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形势的案子，发布现在的决定，依据《罗马规约》15条4则，有关“要求依据第15条请求调查授权”（“检察官的请求”）的条例，这一请求于2014年11月14日由检察官提交。

　　充分考虑到检察官的请求，以及证人1号证词，预审庭做出如下裁决：

　　在检察官的请求中阐述的时间和地区范围内，继续进行有关该形势的调查，这有合理的依据。

　　随后会有完整的意见。

　　这一简明的裁决背离了法庭常规做法，在常规裁决中，前50页连你好和再见都不会说，随后有几百个脚注以及错综复杂法律探讨的长篇大论稍后发布，但是这则简短裁决的观点承认了这起案子——虽然它已经过去了太多时间，它等同于对检察官办公室和我向前推进此案的一份指示。

　　这说不上是意料之外的成功。不论高塔姆法官对让一个美国人负责有多少意见，毫无疑问她将允许调查继续下去。然而，赢了就是赢了。一整天都有检察官办公室的新同事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在巴杜的办公室接受了短暂的会见，也得到了他的赞扬。

　　我的调查员古斯，借此邀请我在下班后出去喝一杯。他是一位前比利时警官，起初来海牙为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工作。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最近从特别法庭迁移到了国际刑事法庭，我到来后的第二天，我的案子就分给他了，因为他学过一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对于处理波斯尼亚的文件和证人有利的。

　　作为一位检察官，我很快明白我只能依靠我的调查员水平，他们是警察或联邦探员，他们发现可靠证据的能力，决定了我的案子能否成功，而不是我在法庭上的表现。可古斯似乎完全指望不上。他跟我差不多年纪，高高的，有啤酒肚，面颊布满血丝，浓密的金黄色头发竖起，就像一只刺猬的皮毛。他蓄着褪成灰色的整齐山羊胡，由于见惯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风格，我认为他这样有一点不职业。事实上，就在费尔科做证的前一天，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介绍自己时，他紧贴着电脑，在点击视频自娱自乐。我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那些年教会我舒适的政府工作通常会磨灭雄心，古斯给我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在等着提前退休，他聪明、友善，但完全没有生气。

　　那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穿过法院前面的宽阔大道，漫步去福尔堡的一家雅致小酒吧。走了差不多两个街区，从有豪华大楼和超速行驶小车的熟悉的西方都市街区到老荷兰街区，那里有蜿蜒的鹅卵石街道、厚实的砖块建筑，店面带有保护的遮篷。

　　我们谈论着下面的计划，一致认为需要去波斯尼亚的犯罪现场。不过在国际刑事法庭的规定下，国际刑事法庭的外交部门需要给波斯尼亚人30天的时间来改变他们要自己展开调查的主意。目前，我们只能先计划一下。

　　“首先，”古斯说，“我们需要看一下费尔科给波尔多和他的家人挖的坟。看看可不可以给骨骸做法医检验。”

　　考虑到古斯的名字和我先前对他背景的一些了解，我本以为我们见面时他会有佛拉芒语[61]口音，古斯说的却是澳大利亚英语。他说他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他父亲在那里管理一个比利时咖啡进口商在澳大利亚的业务。在悉尼，人们称他格斯，他19岁时回比利时上的大学。

　　“从洞穴中挖掘尸体呢？”我问道。

　　这个主意显然让古斯不安。

　　“那需要重型设备，老兄，需要很多人在碎石中翻找。如果我们打算花掉好几万欧元，司法常务官会发脾气的。我们首先必须百分百确定费尔科说的是对的。”

　　我们把其他调查想法记了下来，我问古斯，对于2004年4月卡耶维奇的事件他知道些什么，因为那个时期古斯经常去波斯尼亚。

　　“这是那时的头条新闻，”他说，“一群美国人挨了枪子。我记得，死了四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每个国家都为此抓狂，但是没听过关于吉卜赛人的只言片语。”

　　我们喝完第一杯啤酒后，古斯问我对海牙和国际刑事法庭的印象。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我说，“除了我的酒店房间，那里简直像个棺材。”古斯刚来时也待在同样的地方，对于那段记忆，他做了鬼脸，似乎那给他留下拔牙般的痛苦。我问他长时间以来海牙是如何折腾他的。

　　“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喜欢它的，”他蹲下来低声说，“我还以为我不需要跟你说荷兰的事。”

　　美国人总是对“腾·布姆”这个名字困惑不解。大部分人认为我是印第安人。（我从没有勇气问参议员选我为美国联邦检察官是否出于同样的错误印象。）但是“腾·布姆”像许多欧洲人的姓，仅仅指代一个地方。它在荷兰语中意指“树边”，就像英语中的阿特沃特[62]或者斯通豪斯[63]。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这里，”我告诉古斯，“但他们彻底美国化了。他们从不说荷兰语，从没回来过。他们连风车都不喜欢。”

　　古斯开怀大笑，我很高兴他有幽默感。

　　“荷兰够好，”他说，“让每个人释放自我，你可以从女人们在商店橱窗展示自我看出来。但是他们却又坚守自我，从不妥协，荷兰人只对荷兰人释放自我。”他握紧双拳。“走路的时候看看窗户。没有窗帘。人们没有东西需要隐藏。人们也不隐瞒他们的想法。如果我偶然碰到一个长时间没见的邻居，我会马上往另一个方向走，因为这个家伙会对我说：‘天哪，你的胡子变得这么白！’仿佛我自己没有镜子。Baise-moil'ail[64]！”古斯说。法语是比利时的另一种语言。我可怜的高中知识残余让我推敲出了这个短语的意思：“我的天啦。”一旦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我大笑起来。

　　“总之，”古斯说，“对我来说这里不错，可观的薪水、舒适的小公寓，没那么多时间让我在家里跟老婆互相咆哮。她留在了布鲁塞尔。”他从他的啤酒杯向上看，酒精让他的脸泛红，加重了与他直立的金发的对比度。他的表情难以琢磨，似乎他也不知道他与妻子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开始喜欢上古斯。作为一个酒友，他的优势显而易见，虽然我从他身上还没看出一个调查员的特质。跟我意料的一样，我从酒吧的高脚凳下来拿起公文包时，他还没有准备离开。我谢谢他请我喝酒，自个儿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给埃斯玛打了电话，跟她说了法院的指令。这个周末，我不自觉地想起她，昨天拿起电话时我心头奇怪地颤动，让我有些犹豫。虽然联系很少，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奇怪的亲密感。

　　尽管我承诺回请她吃饭，审讯结束后我们却没有聚餐。那天早上去法庭的路上，我向副检察官明美提起：前一天晚上在酒店，埃斯玛向我介绍了基本情况。明美，一个小个子中年女人，一头夹杂着白发的僵硬黑头发，言语不多，但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将之看作谴责。反思后，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虽然我与埃斯玛最初的会面纯为公事，但是如果我经常与受害者的主要辩护人私下吃饭的话，未来的被告人会随意地质疑我的客观。与其审讯后在律师更衣室埃斯玛解释，不如就用有其他安排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推托了。

　　“那么下次。”她高兴地回答。离开之前她在我的左右脸颊礼节性地快速亲吻了一下。

　　现在我提出给她伦敦的办公室发一份指令的复印件，但她说发一封邮件就够了。她询问接下来的调查措施。

　　“他不会愿意的，”我解释说我们想要费尔科让我们看看波尔多在巴鲁普拉的坟墓时，埃斯玛回答说，“我告诉他一旦做证，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听见这件事情。而且让他回巴鲁普拉会给他带来痛苦。”

　　“他的证词没有多大价值，埃斯玛，如果我们不能证实它的话。”

　　“我会劝劝他，”她回答说，“关于具体的安排我们保持联系。”她准备挂电话，这时又轻声补充说：“什么时候风可以把你吹到伦敦或者纽约，比尔？我没忘记你还欠我一顿饭。”

　　说完，她挂了电话，留下我盯着听筒。单身了快五年，我不再完全无视一个女人有意谈恋爱或是对我感兴趣的信号。但我仍然不愿意相信埃斯玛会这样做。她拥有让人着迷的美貌和高雅的气质，完全超出了我的范围，她更像是亿万富翁或参议员怀里那些明艳动人的女伴，或者有地位的男人的伴侣。事实上埃斯玛非常自信，看上去与我并不是同一类人。把听筒搁回叉托支架上，我实在有点窘迫，想到职业问题是我们之间的一个障碍时，我感到释然。

　　安顿下来——3月11日—4月8日

　　2004年4月10日，在北约指挥下的美国军队没能抓到拉扎·卡耶维奇，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阅读约11年前这场袭击的相关资料。2004年初是美国军队在波斯尼亚最后的日子，因为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部署了更多的新兵。事实上，当时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雷顿·梅里威尔将军，如果他不选择这里就会去领导巴格达的联军，离开欧洲，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

　　至于卡耶维奇，现在人人都认为他是波斯尼亚屠杀的原动力。与他英雄的自我认知一致，他是一个有威严的人物，魁梧、仪表堂堂，头发黑到极致，头发上的宽条纹显得气度不凡，那或许是理发师的杰作。包裹着从额头到视线高度的头巾，这是过去的摇滚歌手行头，他频繁地遭到议论，但不管他发表多么激烈的种族迫害的演讲，一直保留这身行头，完全不受干扰。

　　1992年，卡耶维奇站在波斯尼亚国会面前威胁，如果波斯尼亚投票从南斯拉夫独立的话，就屠杀波斯尼亚穆斯林，他最终这样做了。接下来的三年，卡耶维奇竭尽全力履行他的恶毒承诺。南斯拉夫国家军队和塞尔维亚非法军事组织，联合流浪的恶棍团伙，炮轰射击、强奸放火、在没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所有地方布雷。最后，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65]，被捕的8000名穆斯林男人和男孩在卡耶维奇的命令下被立即处死。《代顿协议》之后，1996年，他在南斯拉夫法庭受到指控。从那时起，他一直在逃，成为欧洲的头号通缉犯。

　　2004年3月底，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得到消息说卡耶维奇和他的二十几个保卫人员在多博伊一个毁坏的地区避难，由于种族清洗，那里成为了图兹拉附近的一个塞尔维亚使馆区。他几乎藏在美国的眼皮底下。

　　根据我读到的报告，卡耶维奇在一个秘密关系网的支持下穿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就像几十年前美国的“三K党”那样。他由前阿尔坎老虎军团护卫，他们最为唾弃和害怕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为了给卡耶维奇提供生活所需，老虎军团逐步形成一个走私汽油、毒品和性奴的犯罪团伙，据说，也为俄罗斯歹徒执行有偿暗杀行动。

　　对雷顿·梅里威尔将军来说，捕获卡耶维奇本来应该标志着在波斯尼亚的北约维和行动最后的成功。他们对这次行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并且召集了剩下的国家特种部队士兵——他们是让难民忧惧的先头部队。

　　4月10日，一个周边部队包围了卡耶维奇藏身的废弃住宅，与此同时，两个特别行动小组从不同的门进入一层。他们进去了不到几秒钟，至少两枚火箭推进榴弹从上面爆炸，点燃了房屋。特种部队士兵逃离时，等在附近屋顶上的狙击手朝他们开了火。

　　塞尔维亚的伏击让四个美国士兵死亡，八个人受伤。没人真正看见他们，据推测，卡耶维奇和他的阿尔坎护卫乘坐从美国军队偷来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从现场快速逃离。

　　这几个人的死亡，是在波斯尼亚超过八年的时间里，美国唯一的战争死亡，给梅里威尔的任期画上了一个阴郁的句号，上了祖国的头版新闻。在关于此次事件也许最重要的引述中，一个美国军士对着网络镜头咆哮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些××的人而死的。”

　　三天后，我读完了网上能找到的有关卡耶维奇逃跑的每一篇文章和博客帖子，我还寻求了法庭研究馆员的帮助。有关枪战的所有文章中，没有人提到过“吉卜赛人”或者巴鲁普拉。

　　第二个星期的周二，古斯拿着一张纸来到我的办公室。几天前，我接收了奥利弗的空间，虽然我仍然在努力适应它的沉闷无趣。没什么家具——圆头的台式电脑红木操作台，连着一套薄板组成的白色储藏柜。荷兰人不喜欢在公共空间展示私人物品，米色墙壁上除了一张奥利弗贴在角落的塞拉利昂的彩色地图以外，什么都没有，而我扔了这张地图，就像对单调劣质物品的反抗。这里与我在德威特—罗伊斯特的仰慕之墙相去甚远，那面墙上有不同的总统与我握手的照片、我最著名审讯的法庭素描，以及镶着昂贵皮革相框的很多重要文件——学位证、律师证和我的美国联邦检察官专利特许证。

　　“我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认识一个女人，”古斯说，“一位辩护律师，说她和丈夫有一间屋子可以出租几个月。”闲暇时，我一直在网上查看公寓，但是大多数需要租赁多年。短期租赁能让我在熟谙海牙期间，在做出一个更长期的承诺之前，逃离那间被幽禁的僧侣般的单人牢房。

　　下班后，古斯陪同我坐在列车的后面去往城中心。走了一小段路后，我们找到了那栋房子，它的入口处塞满了锁在暖气管上的自行车。

　　这栋两层楼的公寓整洁无尘，摆着几件较旧的现代艺术作品，一看就是继承来的。我的准女房东名叫娜拉旺达·洛根，出生在印尼，不过大半辈子住在海牙。她像只鸟一样瘦小，留着乌亮的刘海，戴着大眼镜，圆圆的黑镜框似乎盖住了她半个脸。据她透露在纽约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的时间，我估计她现在三四十岁，虽然她秀丽的外表让人误以为她更年轻。

　　她的丈夫，卢，是她在法学院认识的一个美国人。最近，他任职的国际救援组织将他派往曼哈顿担任临时职务，时长不会超过六个月。但是纽约使人眩晕的租金超过了洛根的经济能力，于是他们决定出租一间空闲卧室。那间卧室在楼上，按美国的标准来说很小，尽管跟我在旅店的房间相比算宽敞。它有荷兰典型的大窗户，因为荷兰人向往阳光，屋子里还带一个小盥洗室，这是多年前他们将储藏室改造出来给一个老亲戚用的。

　　洛根太太说她早出晚归，厨房基本归我用，因为她从来不做饭。这种相对私密的空间马上吸引了我。除此之外，位置不错，离有着高档商店和精致咖啡馆的弗雷德大街只有几个街区。我深知自己，如果不能踉跄地走出门去寻找乐子，我永远不会离开公寓。

　　古斯告诉了我租金，一个月550欧元，这很便宜，我马上说好，第二天晚上就搬了进来。

　　星期一，3月23日，有消息说波斯尼亚再次确定将这起案子递交国际刑事法庭。过了11年（少一个月），关于巴鲁普拉大屠杀的刑事调查可以开始了。

　　我并不惊讶，罗杰他知道一切，那天晚些时候给我打了电话。

　　“我听说你赢得了审讯。”

　　“宣告胜利有点难，罗，对方没有人。”

　　“无所谓。现在你在展开调查，你愿意来哥伦比亚特区跟雷顿·梅里威尔谈谈吗？”

　　“梅里威尔将军？”

　　“他想跟你进行一对一的交谈。”

　　“关于这件案子？”

　　“难道关于喂养矮种马？当然关于你的案子。他也一直在阅读相关材料。”法庭的指令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巴鲁普拉的最初关注，《纽约时报》不起眼的位置有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提到这起屠杀发生在美国军队控制的一个区域。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会引起北约当时最高司令官的注意。“将军想要你听听他的看法，”罗杰说，“告诉你他知道的事情，对于这些你几乎算得上一无所知。”

　　我差一点问罗杰，梅里威尔将军为什么要参与进来，但那无异是将送上门的东西拒之门外，挂上电话后，我坐在桌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怀疑罗杰是我的朋友——读法学院期间我母亲给他烧了无数顿饭，他飞了14个小时来参加她的葬礼。在我决定离开埃伦后，他比其他人更关心我。但是他像很多人一样，也许包括我，赞同“竞争中不讲友谊”的立场。在壁球场，这么多年来，罗杰几乎让我残废，从我身上碾过去，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把壁球打到我的屁股上，并且——通常他在后面时——总会用力挥动手臂用他的球拍打我。要沉浸在游戏中，要遵守游戏规则，他会说。

　　我努力去弄清现在的游戏。罗杰是美国的一位公务员。因此，不管雷顿·梅里威尔会说些什么，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当然，他也为了免除美国军队的追责。

　　我穿过过道去找古斯。

　　“好一个免罪。”古斯说，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跟我一样对梅里威尔感到诧异。古斯的英语基本上还保存完好，似乎他仍然19岁，就像离开澳大利亚时的一样。

　　国际刑事法庭的议定书要求追责领导，而不是普通工作人员，因为后者可以声称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士兵屠杀了几百个吉卜赛人，梅里威尔将军将会是我们的头号目标。因此，他要与我谈话的请求违背了每一个刑事律师的从业准则，包括我。如果能够告诉他的话，那就是，闭上嘴。监狱满是宣扬自己无辜、谴责谎言让他们蹲监狱的家伙。

　　“我们不能拒绝。”古斯说。美国法律禁止美国军队协助调查，但是很难禁止私人谈话。“但是，”他补充说，“这会让老头非常紧张。”

　　他指的是巴杜检察官，也是法院院长。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法官是由成员国选出来的，也就是说巴杜会尽量避免激起内讧的争吵。在我掌握的“情势”中，预审庭的指令准许“调查在检察官办公室申请书的‘地域范围’内”继续，当然没提到美国。事实上，鉴于《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在美国的领土上开展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很可能是非法的。

　　我给罗杰回电话说了这些看法，但是不到24小时，他已经提议梅里威尔和我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馆的一个会议室见面，根据国际法条，那是有主权的波斯尼亚领土。波斯尼亚人，跟许多其他人一样敬畏梅里威尔，绝不会拒绝如此简单的请求。

　　随后，我安排与巴杜和明美会面，希望得到他们的许可。我们坐在巴杜办公室的一张白色会议桌旁，旁边是一排大落地窗。巴杜坐在上首，明美选择角落里，拿着一个拍纸簿。她黝黑的脸似乎总是印着悲伤，明美在法院时，老开着门，不管我来得多早或走得多晚，她总是在她面前的那叠文件上疯狂地涂写。虽然她是我的主管，但我们很少交谈，因为她吝于言辞，而且难以沟通。她说日本式的英语，是从她们的大学学来的，很像是一种方言。虽然明美的办公室离我仅两门之隔，我跟她几乎事事通过邮件沟通。

　　巴杜由于大不相同的原因，同样神秘莫测。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70多岁，强壮，秃顶，是国际法方面的知名权威。他说一口漂亮、悦耳的英语，他的超然范儿显得镇静而有魅力，对于他讲究礼仪的工作性质，这显然很适合，他接待过很多国家的外交代表。然而除了亲切的闲扯，他说的事情几乎都不切中要害。他擅长庄重点头和会心轻笑，他的下属说话时，他总是隔一阵就庄重点头或会心轻笑。但他很少对问题或提议做出直接回应。我解释了与梅里威尔见面的后果，巴杜听后只是不断重复“极不寻常，极不寻常”，轻笑两声，没有别的了。

　　在国际刑事法庭，大家普遍认为检察官办公室的重大决定实际上都是明美做出的。譬如，别人告诉我是她最终摆平调查巴鲁普拉事件的层层顽固阻力。可是她不大情愿我会见梅里威尔。她同意在波斯尼亚大使馆与将军进行交谈严格来说是合法的，但是她说国际刑事法庭的花费每年由联合国进行审计，没法支付去美国的调查的费用。

　　通常来说，钱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前律师合伙人一直絮叨不休，要我回三连城讨论金德县炼油企业的一桩私定价格的刑事调查案件，这家企业几十年来在这个国家收取了最高的价格。这要花上几天，可我以前的客户说他们非常高兴为我购买飞机上最好的座位。我解释说我可以安排这次美国之行，不用国际刑事法庭花钱时，明美没有办法拒绝，只能应允。

　　我准备回家，家里还有事等着我。我宣布将搬去海牙后不久，我的小儿子皮特和他的女朋友布兰迪告诉我他们订婚了。埃伦和我努力安排与布兰迪父母举行一个庆祝晚宴，但是我离开时罗森贝格夫妇还在佛罗里达过冬。现在我给前妻打电话看我们能否在星期六晚上，4月11日碰个头，这个时间可行。与此同时，罗杰说梅里威尔可以在4月10日下午三点见我，就在我到达杜勒斯机场的几小时后。

　　最后一步是让埃斯玛告知费尔科我们要在巴鲁普拉见他，我可以从美国去那里。这期间她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表面上是探听我们有没有从波斯尼亚方面得到什么消息。在她开庭日结束时，我们终止了通话，由于与纽约的时差，海牙已是深夜。一旦我们处理完公事，埃斯玛必然用有关我孩子的问题或者她自己的故事延长通话。

　　我尤其喜欢听她跟四个姊妹在一辆房车里长大的逸事。她形容她父亲是个诈骗老人钱财的骗子，一个殴打妻子和孩子的畜生。她对父亲的报复是不管他们在哪里扎营，她都去上学。对吉卜赛女孩来说，青春期后是禁止与陌生人交往的，上大学时，她父亲将她驱逐出了吉卜赛族。她说她不在乎。

　　尽管埃斯玛如此有趣，但与她交往使我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我将我们的通话尽量限制在五分钟内。这次我采用了邮件，可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就响了。

　　“费尔科会带你们去看那个坟墓，但是他要求我去那里陪他。”她说。

　　我没想到她会去，心神不宁地沉默了一会儿。

　　“真的没必要。”我说，尽管我意识到她完全有理由去那里，如果那是费尔科想要的。

　　“比尔，”她说，“我怀疑没有我的帮助，你见不到费尔科。他不太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可以做吉卜赛语翻译。”

　　我接受了她的决定，花了一秒钟解释我将从美国到巴鲁普拉。为了满足她惯常的好奇心，我粗略说明了我的计划。

　　“你和前妻可以自在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吗？”

　　“完全可以。现在我们不再为彼此的幸福负责，我们相处融洽。实际上星期六晚上我要跟埃伦和她的丈夫待在一起。”

　　“我的天。”埃斯玛说道。说实话，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到矛盾。“你可以在图兹拉告诉我更多。下周四见。蓝灯酒店？”古斯说这家酒店以明显的优势成为我在图兹拉最好的选择。

　　结束通话后，我坐在新办公室。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袭来，这一事实在我跟埃斯玛的通话后更明显：我很寂寞。更糟糕的是，快55岁了，从本质上来说，我的生活依然不稳定。我对最近几个月的选择并不后悔，但是对我的未来以及我自身来说，我下了一个大赌注。静坐在这里，我感受得到如果事情不如人意我将陷入的凄凉境地。

　　梅里威尔——4月10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馆占据了一座未来派艺术家的平面大楼，邻近21街和E街西北，离美国国务院不远。附近的雾谷，是这个城市比较安静的地方，那里18、19世纪的建筑现在用作大使馆、博物馆和酒店，以及高档住宅，周围是树木茂盛的街道。

　　约莫下午三点时我到了约定地点，推着我的行李，因为我直接从杜勒斯机场过来。屋内，面色铁青的波斯尼亚保安拿我当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对待——跟对待其他访客一样，我确信。走过金属探测器后，他们扣押了我的行李，搜查了我的公文包。没说一声道歉，他们就拿走了我的手机和拍纸簿，还有两支钢笔，这些在探访期间不能使用。罗杰告诉我会面期间不能做笔记。

　　这么多年来，律师这个工作让我与众多所谓的重要人物有过对质——金德县的天主教大主教、不计其数的执行总裁，以及就我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而考问我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然而离我的会谈还有几分钟时，我发现自己异常地紧张起来。

　　雷顿·梅里威尔将军最近获得了特别的公众形象，被称作“偶像”。他是他那个时代获得勋章最多的士兵，曾短暂——但是郑重地——被推选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他也成了拥有权力和成就就沉迷美色的美国男人，名誉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受人欢迎的军官是巴顿，他勇气非凡，敢与上帝争锋，而他能极大地鼓舞士兵的勇气，让士兵出乎意料的勇猛。就我而言，我几乎没有与美国军队接触的直接经验，在我那个时代，我所处的社会阶层，不操心保家卫国，就像500多个国会成员投票批准入侵伊拉克时，而我们战争开始时只送了一个孩子去参加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形成了一种清楚的认识，升到军队最高层的男女是比巴顿更为微妙的人物。

　　当然，雷顿·梅里威尔似乎就是如此。他代表他家的第四代进入西点军校，以班上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之后作为步兵军官和伞兵参加进一步的训练。多年来，梅里威尔在五角大楼、战场和学术任务之间来回调动，他在陆军战争学院教战术，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几个学期，完成博弈论的博士学位。

　　他的战略思想并不复杂，常被人们引用：“只在绝对必要时以压倒性的力量投入战斗。”他的战场记录十分耀眼：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在“沙漠风暴”[66]期间，他是施瓦茨科夫上将的参谋长，策划了在持续不断的空袭后的100小时地面行动。

　　所有这些将他引向了巴尔干，他是波斯尼亚北约维和美军的第一位指挥官。在维和使命完成后，他得到重新委派，在科索沃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管理，随着那个国家和波斯尼亚的和解，他又回归，担任北约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最后，2004年，在他的朋友科林·鲍威尔的推荐下，他被派去伊拉克领导中央司令部。在压制“基地”组织行动上他成功过，因为只需要对抗内部叛乱。18个月后他请求解除职务，据报道他确信短期内没法造就一个民主的伊位克。据称，他向总统建议兵力加倍，就像在波斯尼亚一样，完全制服并解除众多反叛者的武装，然后撤离。

　　一回到美国，梅里威尔就请假去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对战争感到担心的报道得到广泛传播。2007年初，几个著名的民主党人提名他为2008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直到梅里威尔宣布他不会离开军队。三年后，2010年，总统奥巴马任命雷顿·梅里威尔担任下一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通知发出的48小时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均对梅里威尔在北约与他的副官的长期暧昧关系做了头版报道，这很有可能是布什的支持者泄露出来的消息，他们渴望报复。这段关系开始时，陆军上尉杰米·圣约翰年龄是将军的一半，未婚，是杰出的西点毕业生，是梅里威尔同学的女儿。不论这位年轻的女人给梅里威尔提供了什么，那都是他不愿意抛弃的东西。他带她去了伊拉克，但是这段关系在那里坍塌了。她要求调职，他阻挠未成，不断给她发邮件，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凄苦下流。最终，她与一位年龄相仿的军官订婚，他发出一系列可笑的威胁——大部分是在深夜写的，无疑受了太多酒精的影响——声称他会结束她的军旅生涯，除非她回到他身边。

　　这段恋爱已经过去四年，他所引发的余波，现在依旧成为新闻，这期间，梅里威尔好几次写信向现在的陆军少校圣约翰表示道歉。然而，故事传开的那个星期，他从部队辞职，结婚40年的妻子把他从麦克莱恩市的家里赶了出来，两个女儿公开唾弃他。他现在是远程通信公司的执行总裁，这是一家高科技公司，为各种作战系统制造电子元件，处于军事合约的巨大灰色世界，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且很少为公众所知。

　　在我的婚姻日渐衰微的日子里，梅里威尔垮台了，这比比尔·克林顿、所罗门·瓦赫特尔、艾略特·斯皮策等近几十年来也遭到这种羞辱的其他几百个有身份的人更吸引我。他们全是傻瓜，再次证明这些男人不过是被疯狂牵制的普通人。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更深的谜团：为什么这些男人觉得欲望比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东西更值得依恋？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行为表明，大体上，有些东西持续影响着我们：得到一切的巨大成功仍然不够弥补曾经失去的那些重要东西。也许全人类都是这样，而有权力的男人只不过拥有追寻诱惑的能力。或许这一现象反映了这个事实：大权在握的家伙们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每种情况大概都有自己的答案，对这些男人来说，被抓到是他们没有料到的。不过梅里威尔得到了朋友们数不胜数的担保，他们坚持这些事情肯定是第一次发生。但是在他最后给陆军少校圣约翰那些绝望的邮件里，梅里威尔承诺抛弃他的妻子，放弃他的军旅生涯。梅里威尔的故事对我来说最引人注目，不是因为他强烈渴望生活中缺少的东西，而是他似乎觉得他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我走近会议室，透过门上的玻璃嵌板，看见等待的雷顿·梅里威尔。他的一切都无可挑剔，可是却心不在焉，双腿交叉看向旁边，明亮的牛津鞋在他狭长的裤子折缝下面懒洋洋地抖动，那一刻他显得尤为孤独。我进门时，他站起身，伸出手。他比电视上看起来要小一点，瘦一些，五官的轮廓分明，白发修剪得很利落，仍然长到可以梳理。对一个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68岁，依据网上的说法——他的脸颊仍然出奇地红润，或许是酒后余韵。他的手苍白但也许经过了精心护理，对一个士兵来说，他似乎出乎意料地讲究。

　　我们站着聊了聊罗杰。梅里威尔将军告诉我他们好几次在同一个地方供职，我们对罗杰紧张的性格交换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评论。梅里威尔模仿了一下罗杰竭尽全力做事情时皱紧整个脸的样子，这让我大笑出声。接着将军示意我坐下来，我们坐在长会议桌的同一边。

　　“我能告诉你什么，腾·布姆先生？”他略微笑了笑，故意问得含混不清。

　　“很多事情，我相信，将军，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

　　“你要告诉我，我有权利请一位律师？”

　　“是的。”

　　“正如你预料的，腾·布姆先生，我的律师们劝我不要跟你交谈。”如今梅里威尔有与律师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因为他的风流韵事暴露，这导致了国会调查和大陪审团的简单调查，不过调查没进展，所谓的受害者坚持说她从没拿他的威胁当真。我意识到他先前的条件——单独见面，不得发表，没有笔记——应来自律师的建议，这些举措实际上预防了别人以后用他的话来攻击他。

　　“我们都知道我并没有面临多么切实的危险，腾·布姆先生。如果国际刑事法庭企图指控我，我们的政府会竭尽所能来救我。”

　　“啊，是的，”我笑道，“《海牙入侵法案》。”

　　梅里威尔将军也绷着嘴笑了。我们彼此相对，坐在两把紧挨着的高背老板椅上，椅子上装着罕见的华丽蓝皮革面子。18张这种椅子围着实木桌子，桌子浅粉色的质地映射着透过大窗户的四月的阳光。镶板也是实木的，这个房间有两层高，三个花哨的吊灯高高悬挂在桌子上方。在远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蓝色旗帜带着黄色三角形和白色星星，还有星条旗，立在一台大屏幕电视两边的旗杆上。这台电视大概是在重大电视电话会议时使用的，也用来观看国内足球联赛的卫星直播。

　　“腾·布姆先生，要知道，我不想出师不利，但你在这里做的事情恰恰是军队害怕国际刑事法庭做的。签订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的其他国家拒绝豁免维和部队的免起诉权，比如我们在巴尔干的那些部队。”

　　鉴于那个时期他在北约的职务，显然梅里威尔说的是他第一手的信息。

　　“将军，你怎么能够豁免犯下反人道罪行的人？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波斯尼亚都有维和部队，并且他们加入了国际刑事法庭。”

　　“英国、法国和德国不像我们国家一样是被攻击对象，腾·布姆先生。在代顿，这些政府同意我们的军队只能在美国法律下被起诉。显然，国际刑事法庭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约定的约束。”

　　“国际刑事法庭从没有签署那条协议，将军。不过你的看法很有道理。”这一赞扬让他大吃一惊，他微微挑了挑眉。我问道：“你知道军队对这起所谓的屠杀做过调查吗？”

　　梅里威尔踌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在部队时没有。至于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告诉你结果的，腾·布姆先生。”

　　“这不是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方法是，只有所涉及的国家不能或不去做时，才授权国际刑事法庭去调查犯罪。正如你刚刚指出来的，美国军方保留起诉其士兵的权利。美国海军执法署对此进行过彻底调查，所以，如果你们对外公开调查结果就能阻止国际刑事法庭接触到这个案子。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

　　“腾·布姆先生，没有依据时，美国军方不会让任何国际机构去调查我们的军队，或者透露相关的结果。说服美国人民允许我们的军队斡旋海外，不告诉父母他们的子女将在千里之外遭受另一法庭的训诫，并且调查程序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这已经够难了。”

　　“各处的审判都是一样的，将军。无缘无故地将400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关在一个煤矿里，在任何地方都是犯罪，我怀疑你真的将起诉那样的暴行视作‘训诫’。”

　　尽管我们争论，但是我们的谈话是愉快的，甚至是有趣的，伴随不时的机敏微笑。我们都知道讲证据，一个军人和一个出庭律师都喜欢以这种对话来了解事实，这并不让人惊奇。但是我对梅里威尔最后的挑战招致了一个更忧郁的表情。

　　“我当然不是这样，腾·布姆先生。越南美莱村大屠杀内幕解密时，我刚被授予军官头衔，这一内幕一直警示我：战争就是地狱。虽然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但没人愿意提起，战争中的士兵都非常害怕，为生存而战，战争总展现出人类不好的一面。如果事情真是那样的话，也没有任何借口杀害400个手无寸铁的人。更何况事实上这些没有发生。”

　　将军放低下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他灰色眼睛透出强硬，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现在眼神更强了。我们开始讨论实质问题。

　　“基于什么，将军，你有如此的自信？”

　　“上个星期，我跟那个时期在波斯尼亚的每个高级军官都谈过。他们告诉我这个指控没有丝毫的真实性。”

　　“如果你是我，将军，我相信你会说你宁愿自己跟这些军官谈。”

　　“如果我是你，腾·布姆先生，我会认为跟最高司令官交谈感觉很好，尤其美国法律禁止这么做时。”

　　我沉默了，他这么说有道理。然而，他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为什么在这里的好奇心。

　　“恕我冒犯，将军，基于你看到的或别人告诉你的，你是说你对巴鲁普拉的屠杀一无所知？”

　　“那正是我的意思。屠杀是捏造的。”

　　“哪一部分是编的——有屠杀发生还是美国军队与之有关？”

　　“当然是后者。对于指控——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一支载重汽车队和十几个士兵在我们的操纵下穿过一个地区，然后炸掉一处煤矿，在这个过程中消灭了400个人。除非作为司令官的我完全是个废物，不然不可能发生了这件事，却没有一个美国兵注意到并报告上级。”

　　人们说初次见面就能信任彼此是毫无道理的——这可以问问第二次约会的人——但我喜欢梅里威尔将军，主要是因为在事实面前他显示出的纪律性。他的举止表明他既不自欺，也不会就自己知道的情况撒谎。

　　“将军，村子的所有人在2004年4月一下子全消失了，这是无可争议的。”

　　“腾·布姆先生，那不是第一次吉卜赛人表现得像吉卜赛人，他们迁移了。”

　　“你刚刚说过，不可能有400人穿过几个美国营地的圈子，而我们的士兵却对此不知情，也不汇报。”

　　“我针对的是外国的军事行动和爆炸，腾·布姆先生。另一方面，平民的大动静是常见的。2004年在波斯尼亚，没有什么工作机会，食物严重短缺。人们出去搜寻食物和煤，收集废铁，狩猎，更不用说几千难民仍然在重返家园。几百人在路上走也许吸引不了那么多注意力。”

　　“可是，将军，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缺少去往别处的设备，除了步行。这些吉卜赛人多半住在塑料薄膜下面。”

　　“腾·布姆先生，我记得他们中有几个是偷车贼。”

　　“要运送400人，将军，你得偷许多许多辆车，那会给波斯尼亚警方带来很大问题。更不用说事实上自从11年前，在这个世界上就没人再见过这些人或得到过这些人的消息。”

　　梅里威尔往后靠，端详我。我把他的沉默当作一种认可，就像一秒前我的沉默，在这一点上我的论据更有说服力。

　　“最后，先生，”我说，“你所有这些推理与我将要提起的事实相悖：我有一个证人，将军，他住在巴鲁普拉，他说那里人都被关在那个洞穴里。”

　　“我知道。”

　　“你读过他的证词吗？”

　　“我碰巧读过。罗杰寄了一份给我。”在法庭，我从没听说有人要证言笔录，这表明罗杰的机构从网上复制了直播。无须惊讶，罗杰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在跟踪这件案子。

　　“老实说，腾·布姆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对于那女巫法官的做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没有尖叫。波斯尼亚的土地上只有为数不多的美国空军，而且他们已经离开很多年了。”

　　我解释说我认为高塔姆法官的把戏是让我丢脸，而不是针对美国。丢不丢人当然不是我想要反复听到的事情，但我想要让将军也窘迫一下，希望他也会这样做。从他专注的表情来看，作为一个博弈论家，我的推理让他觉得有道理。

　　“不过先不考虑这位法官，将军，你是在告诉我证人的证词没给你留下印象吗？”

　　“你要原谅我在政治上的疏忽，不过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满世界跑得来的一个教训：吉卜赛人说谎，腾·布姆先生，对他们来说那算不上说谎。他们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他们总是重新改写过去来适应每一时刻的需要。此外，他们跟我们打交道是在自我防护。说谎让他们跟世上的大多数人保持一定距离。”

　　“我不想跟您在社会人类学上争吵，将军，那不是我的领域。我下个星期去巴鲁普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男人的证词似乎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我花了些时间来描述埃斯玛收集的照片、书面陈述和地震报告，“将军，这些证据支持该地发生了屠杀的事实。正如你之前承认的，很难相信发生一次爆炸或非法军事组织行动，而没有美国士兵知晓。没有任何美国士兵向上级汇报，这一原因可能是他们也参与其中。”

　　我意识到，一旦梅里威尔承认他手下的人可能知道巴鲁普拉的屠杀事件，他就印证了为什么他的律师们让他不要跟我交谈。他们在法庭上说的一些论据，帮另一方证明了太多事实。

　　我拿将军自己的话来攻击他让他感到受挫。他站起身去拿桌子中间的一个银色玻璃瓶。他给我们两人倒了水，在重新落座之前调整了裤腿。

　　“你对巴尔干战争了解多少，腾·布姆先生？”

　　我告诉他实情，我最近的阅读让我惊奇地发现关于那段时间的事情我了解得好少。

　　“你不是唯一一个理解不了事件的人，”将军答道，“在欧洲的盟国，我们最初仅仅将波斯尼亚战争视为从14世纪土耳其人进入这片区域就一直持续的种族对抗。但是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加之于穆斯林的种种暴行不亚于种族灭绝，与纳粹消灭犹太人的行动一样，是有意为之，虽然感谢老天，只发生在很小范围，但手段更残暴。两万波斯尼亚妇女遭到了性侵，只是让她们怀上塞尔维亚孩子。在塞尔维亚人控制的500个集中营（囚犯人数是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联合起来的十倍）的营地，有组织地让囚犯挨饿，工作到死，更不用说实施数以百计的大屠杀。”

　　“所有这些，腾·布姆先生，就发生在离达豪[67]不到600英里的地方，在同一个大陆，同一个世纪，尽管我们都发誓说‘再也不会发生这类事件’。可怕的是，正如我们逐渐发现在发生什么——即使你的朋友罗杰不断启动警报——美国最终才看到真相，做出回应，制止残暴的行为。波斯尼亚是北约参与的第一个真正的军事行动，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我们分隔了三个敌对的种族。重要的是，我们拿走他们互相杀戮的工具。南斯拉夫分裂时，马歇尔·铁托建立了欧洲第三大军队。我们起获了85万件武器，武器大部分来自非法军事组织、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治安会会员，虽然他们十分不情愿地交出武器，但是我们做到了，也没有任何人因此丧命。我们还逮捕了29个战犯，其中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也有几个海牙通缉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科索沃人。”

　　“回顾过去，只有两件事情让我后悔。最大的遗憾是发生‘9·11’，显然我们本应该将我们在穆斯林世界对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拯救大肆宣扬。”

　　“然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们的人生坚守一个信念：武力也是和平的手段。我们在巴尔干发挥着重要作用。”

　　梅里威尔带着热情缓慢柔和地说道。我没有疑虑地听着，这既是出于礼貌，也是因为相信我迟早会懂得他的意思。

　　“将军，你不是那种需要别人鼓励的人，尤其不需要我的鼓励。我希望我能知道你暗示的是什么。”

　　“我在试图告诉你，你在调查中承担着风险，腾·布姆先生。”

　　“不久之前400人的死亡给了我风险意识，将军。我知道你说的不是这个：因为几千人得救了，几百个吉卜赛人被杀害没关系。”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的调查有后果要承担，尤其这些指控受到更多关注的话，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即便这错误的指控让某些人说我们不该浪费纳税人的钱，应该待在家里，让这个世界自生自灭。这让全球很多人得意——俄罗斯人、中国人、委内瑞拉人、‘伊斯兰国’人、伊朗人和许多类型的极端分子——他们会很高兴我们不在国外部署力量。”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将军，我希望我永远不会有这种想法。”

　　梅里威尔显然往后缩了缩。

　　“将军，我在海牙的工作，与我15年前在金德县的工作一样：调查罪行，当有证据证明严重触犯法律时起诉。我曾起诉了我们的天主教主教，因为他劫掠教堂保险箱来供养一个他抚养的孩子。”

　　“我记得这个案子。”梅里威尔说。

　　“我们在提起诉讼之前，一个教皇特使在金德县现身，告诉我我的行为会让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信仰。我会把我对他说的话也对你说一遍，‘你最不想让我做的事情跟你抢饭碗’。特使负责照料信徒，罗杰和你这样的人会为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担心。我只是一个名字好听的乔·弗莱蒂[68]。”

　　这一比拟让梅里威尔露出一丝微笑，他甩了甩头表示不同意。我们的讨论又一次陷入停顿，他分心玩了一会儿掌上电脑。我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但他已经准备好继续，喝了第二杯水。

　　“将军，你说你有两个重大遗憾。我想另一个是没能抓到拉扎·卡耶维奇？”

　　提到卡耶维奇这个名字就让梅里威尔皱眉，这是他表现出来的最为强烈的情绪。

　　“那男人是个恶魔，”梅里威尔说，“要是给他机会，他杀的人会像斯大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一样多。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只是一个没有良知的施虐狂、恶棍，自我意识超过朱庇特[69]。”

　　“我相信你为在多博伊逮捕他时发生的伤亡感到心痛。”

　　“作为一个战地司令官，腾·布姆先生，最难的部分，总是面对人身的伤亡，尤其你自己的士兵。我们在波斯尼亚八年，没有一个士兵在战斗中死亡。得知四个士兵死亡、八个士兵受伤，其中三个重伤，而恶毒如卡耶维奇这样的人却逍遥法外，这成为我军旅生涯中最悲伤的时刻之一。”

　　“他是怎么逃过你的军队的？我想是情报上的失误。”

　　“‘失误’这个词太重了。在逮捕犯人方面，即使是勤勉的努力也不总能成功。根据那个时候的报道，我们严重低估他们全副武装的程度。一个月前我们刚刚让卡耶维奇漏网，为了乔装逃跑，他们几乎扔掉了所有的武器。”

　　“但他们似乎知道你们到达的确切时间。”

　　“似乎如此。”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如果我知道，腾·布姆先生，我也无权告诉你。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没有重复之前的错误，”在我读过的文章中，我惊讶地看到报道说法国破坏了逮捕卡耶维奇的初期行动，以为这会把塞尔维亚人推向俄罗斯人，“我们在多博伊逮捕卡耶维奇的行动计划大概是我在蒙斯时期保守最严的秘密。”他说。蒙斯指的是比利时的一个城市，盟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换句话说，法国人被逐出盟军了。

　　“关于卡耶维奇如何得知消息，你的最佳猜测是什么？”

　　“只是猜测？出了点事泄露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尽量尊重波斯尼亚地方当局，有穆斯林领袖不想让卡耶维奇被抓，害怕这会再次引起骚乱。当然他在每个警察部队有间谍。我能告诉你的是，腾·布姆先生，我们不遗余力地调查过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在波斯尼亚服役的美国人不为多博伊的伤亡深感沮丧。”

　　“沮丧到杀掉400个吉卜赛人？”

　　梅里威尔再一次后退，细眉毛再次挑起。他沉默不语，我继续说道：“在图兹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巴鲁普拉的屠杀与没能抓住卡耶维奇有关。”

　　梅里威尔摇了摇头，回答道：“腾·布姆先生，谈话又一次涉及了情报信息，我不方便透露。”

　　通过盘问，我不断设下诱饵。诱饵的一个关键就是不变换表达地持续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梅里威尔最后的回答表明有些关于吉卜赛人的角色有待说明。

　　“呃，我苦苦思索过这件事，将军，吉卜赛人做了什么事情与卡耶维奇的突袭有关，这让他们全被杀掉。一个明显的可能是他们以某种方式帮助了美国人。”

　　梅里威尔犹豫了更长时间，这让我更确定我发现了些什么。最后，他咧嘴一笑：“让我看看，腾·布姆先生，这个问题巧妙设计了多少圈套？首先，我告诉过你我不相信有屠杀。我也说过对情报我不能发表评论。”

　　“如果真的发生了屠杀，将军，我并不是强迫你泄露保密细节，但是你第一个怀疑的是卡耶维奇和他的追随者吗？”

　　他仔细地考虑起来，嘴巴打结。

　　“依据他的性格，当然，出于报复杀害几百人对卡耶维奇算不了什么。但是在2004年4月的最后两周，我们在图兹拉区域对卡耶维奇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回去报复似乎显得鲁莽。”

　　“或者说显得极为自大。”

　　沉默片刻之后，梅里威尔把头一低，承认了这一点。我知道他没法说更多，但是他的行为持续表明我的思路是对的。

　　整个谈话中，我没有看罗杰让我带的一页笔记。现在我将手伸进我的背心口袋，确保我没忘记什么东西。

　　在试图搞清罗杰为什么安排这次会面的过程中，最后我意识到它明显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好处。在结束调查，检察官办公室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交所需的公开报告时，我们不能再说美国军方坚实地阻碍我们。如果那是他们想要的，促进与军方的更多合作也能说得通了。

　　“我对那一点不抱希望，腾·布姆先生。”

　　“可是如果那跟你说美国没有参与一样重要，美国被排除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其他的行凶者，或者我们找到可以证明你们的军队无罪的军方证据。”

　　“要证明问题不存在不是很难吗，腾·布姆先生？”

　　“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是像运材汽车和值勤表等都可以使这件事更为清楚。如果军方文件显示没有部队行动记录，那会对证明无罪十分有效。但事实上，军方甚至不愿意公开说明所有这些记录，这让我困惑。感觉他们不去查，是因为他们不想看那里是什么。这意味着你的部队一直无法逃脱嫌疑。”

　　梅里威尔的灰色眼睛像两个铅笔头，在他思考时，看向他的腿部。

　　“知道了，腾·布姆先生，但是这些事情已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他站起身，我跟着他。将军提议一起出去。

　　华盛顿特区的樱花盛开，整个城市展示着她的柔美。在潮汐湖畔，樱花树像一圈粉色的光环。附近有几株樱花也盛开了，粉色的小花瓣迎着一阵阵微风，即使我们讨论着暴行和武力，这些精美的东西仍然闪耀在这个世界，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和感受。

　　我把行李拖在身后，将军问我是否要去机场。我给他说因为不确定会谈要多长时间，所以我计划在华盛顿过夜，明天一早再去金德县。

　　“今晚你有什么计划，方便回答吗？”

　　“我准备去酒店写下我记得的我们的谈话，睡觉前给海牙打几个电话。”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你吃晚餐。九点前来，我明天一早要坐早班飞机。”

　　“谢谢您的好意。”我说。

　　“不完全是。一天结束后，我总是一个人用餐。很多朋友跟我会面，一起吃午餐，不过那些太太们不太喜欢跟我一起吃晚餐，”他轻松地笑了笑，有点略带苦涩的幽默，“此外，我喜欢律师，腾·布姆先生。”

　　“这话我倒不常听到，将军。”

　　“我祖父是军事上诉法院的审判长，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也许是他的影响，我保留律师的思维方式，部分是因为这与一个士兵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你们通过推理分析维护核心原则，而我们最关心的是结果。我保证，”他补充说，“我们走出波斯尼亚大使馆时，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正如法律所要求的。你放心，我不会让晚餐隆重到构成贿赂。”

　　我笑了：“不，将军，那位吉卜赛律师上个月已经为我的晚餐买单了。”

　　“是斯扎尼女士吗？她是叫这个名字吧？显然你欠我一顿饭。我知道我没那位女士那么有吸引力。”

　　“她非常有魅力，我同意你的看法，将军。而且十分聪明，很坚定，”说到埃斯玛，我感到一阵熟悉的激动，“她是一个五项全能型球员[70]，如果你知道这个词的话。”

　　他第一次笑出声来。

　　“我当然知道。我热爱棒球，这么说来，我们的谈话不会陷入窘境，我们可以谈谈这一季棒球的前景。有饮食方面的禁忌吗？”

　　“我只吃没有生命的东西，与屠宰过的东西划定界限。此外，我是吃光光俱乐部的终身会员。”

　　他再次笑道：“七点？”离开前，他给了我地址。

　　进餐

　　将军的家在白色水门大厦，他在六层楼的公寓门口迎接我。梅里威尔脱掉了他的夹克，但仍然穿着白色衬衫，打着领带，左手拿着喝了一半的威士忌。

　　梅里威尔把我的西服外套挂起来时，我听见从厨房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跟别人住在一起，但是我马上想起他说自己一个人吃饭。一个仆人随即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小个子亚洲男人，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将军介绍说他是保罗，并解释他的哥哥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军官，在保罗年轻时把他从西贡[71]救了出来。

　　“他现在有四个孩子，”梅里威尔说，“最小的刚从伊斯顿法学院毕业。你就是在那里遇见罗杰的，不是吗？”将军的手仍然充满深情地搭在保罗的肩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腾·布姆先生。”他说。

　　我对美国沙文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不过离开美国一个半月，加深了我对我们国家的喜爱，将军的评论让我的情感一阵涌动。这个国家做了很多大事，比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好。

　　保罗拿着我的喝的回来了，把第二杯给将军，接着梅里威尔带我参观了公寓。里面装饰品很少，房子的亮点是长窗外的波托马克河和纪念碑。真正的宝藏是他的书房，这个房间的精确次序让我惊诧，因为我都没法让一个跟我的公文包一样小的空间组织有序。梅里威尔收藏了一些军队纪念物——他曾服役部队的徽章、他历经的军衔——一墙的签名照，比较起来，我曾引以为豪的那些办公室签名照弱爆了。雷顿·梅里威尔差不多见过他那个时期华盛顿每一位当权人物。他与从里根开始的每一位总统合过影，通常还有在位的国防部长、白宫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领袖，很多照片中都有科林·鲍威尔。这些全是十寸照片，占满了一面墙，从天花板均匀排列放到地面，除了右下角的一个空白处。

　　“那是谁？”我指道。他打开最上层的抽屉，拿出一张他与艾力士·罗斯握手的签名照片，这位扬基队的明星由于使用多种兴奋剂被停赛一年。

　　“我刚刚重新获得这张照片，比尔。我们现在抛开了职业身份，叫你‘比尔’可以吗？”

　　“我对‘布姆’反应更快。”

　　“‘梅里’。”他说着，拍拍他的衬衣。我怀疑他的绰号跟我一样来自青春期的讽刺精神。很多年前，他或许要更为快乐。

　　他说：“律师只需要18个月的谈判就能得到我书房里的一些东西。你也离婚了，这是罗杰告诉我的。”

　　我马上明白他邀请我共进晚餐的真实动机——漫长婚姻之后的分手并不是偶然现象，但是他加入了一个少数派，支持者有限。

　　“保罗刚刚重新布置了所有的照片，我们明天可以把罗德里格斯先生挂起来。”

　　我笑了，因为我误解了。“我还以为你把它拿下来了。”

　　“根本不，这是个住在玻璃房子的人，”将军说，“我难以想象这个城市有多少我的照片从墙上被拿下来，布姆。”

　　他勉强笑道，替换掉那张照片，但转过身来时，他的表情茫然，沉默了一会儿，盯着墙上的空白处。出乎意料地，我完全感知到了将军强烈的羞愧感，远比我感受到的辛酸。雷顿·梅里威尔，就像赤裸着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在嘲笑的人群面前游行。虽然主要的正统报纸没有发表他给前任情妇的伤心邮件，但是着迷于这类事情的网站过分渲染，翻出了信件中每一个字——愤怒的、烦忧的、哀求的，甚至色情的。他忍受着大量内心的隐秘——大部分人从不分享的东西，被大量地展示给整个世界，他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保罗宣布开饭了，这让我省去很多安慰的话。一碗蟹汤的热气在老旧的红木桌上升腾。

　　将军原来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正如他承诺的，我们谈论棒球。梅里有很多故事，借由他与众多球队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他得到了很多爆料。这些轶事有趣，更多的时候鼓舞人心，运动员们以不寻常的谦虚和慷慨回应他们的巨大成功。梅里威尔对统计资料的记忆让人吃惊，今年他对扬基队有很高的期望。作为一个来自金德县的猎人队终身球迷，我对此完全没有期望。

　　保罗撤掉餐盘后，将军示意我回到他的书房，他让我握住他的苏格兰鼻烟，他踩上红木书房凳子，去触碰储藏橱的上方。他拿着两个带银边的大皮箱爬了下来。他在桌上打开两个皮箱，里面收藏着引人注目的签名棒球。在每一个丝绒衬里的方格里，球被精确地转动到显示跨越赤道线的签名，签名来自从拿破仑·拉乔伊以来的伟大棒球手们，拿破仑·拉乔伊在19世纪末时成为明星。他有迪马霍纳斯·瓦格纳签名的球，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知道他的球坛生涯数据，还有破纪录的击球员，比如泰·柯布和罗杰斯·霍恩斯比。梅里威尔的第二个箱子完全献给了20世纪扬基队的明星——鲁斯、格里克、吉奥、曼托、狄克利、雷吉·杰克逊、戴夫·温菲尔、基特和阿莱克斯·罗德里格斯。

　　我赞叹了好几秒，将军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双白色棒球手套。他戴上一只，用它拿出格里克签名的球。梅里把另一只手套给我，然后递给我这只棒球。卢·格里克，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在退休时他说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男人”。显然，他是士兵会钦佩的那种人。

　　“我去过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住在临时营房里，”梅里威尔说，“那里除了我的制服，什么也没有。我非常想念这些东西。当然，我仍然没有得到我最想要的。”

　　“那是什么？”

　　“我孩子们的照片，它们在我家中的书房里。弗洛伦斯声称它们不属于我。”他摇摇头，为如今吞没他人生的苦涩浪潮感到惊奇。

　　我解释说埃伦和我在相对平和的状态下离婚。

　　“不过，我受够了，”我说，“五年的离婚诉讼比酷刑还可怕。”

　　我的同情出自真心，虽然给梅里威尔夫人写一份简要的诉讼摘要并不难。她占有房子和家庭40年，梅里则在外面成就伟大，虽然夫妇间通常会经历妥协和容忍。夫人还算拥有相对美满的婚姻，有一天她拿起早间报纸，发现她丈夫与另一个女人获得了某种未有过的高潮，这个女人比他们的一个女儿还小，更糟糕的是，他最后还恳求这个女人回心转意，甘愿抛弃原配，他提到原配时总是用粗俗的词语。最让人痛苦的是他外遇事发后，将他与妻子共度的时间看作是腻烦的受罪，让他受到限制，就像是对他短暂狂喜的某种诗意惩罚。

　　“这个案子看不到尽头吗？”我问。

　　“我想要协商解决。没有人——我妻子，我的女儿们，或者我——想要上法庭给媒体提供另一片场地，但是我在失去希望。我生平第一次赚了大钱，只要弗洛伦斯拒绝协商，她就能得到一半，”他向上看，带着那种我们在大使馆谈话接近尾声时才出现的滑稽笑容，“人们讨厌律师是有原因的，布姆。”

　　“当然，”他补充道，“任何问题都需要解决，我女儿们似乎觉得有必要站在她们妈妈一边。我的一个外孙女去年出生了，我还没见到，”他喝了太多，说这话时并没有完全保持隐忍，灰色的眼睛往南漂移，“但我在圣诞节时收到了照片，因此我觉得还有希望。”我欣赏了下他桌子正中间的一张一头黄发的漂亮的小肉团的相片。

　　“你现在的生活呢？”我问道，“约会情况如何？”

　　“哦，”梅里威尔说，“这类事情没有了。我的律师认为这只会火上浇油，因为这将必然成为一个公众事件。话说回来，我也不确定我准备好迎接新感情了。”

　　“五年后，梅里，你或许就准备好了。”

　　“十年，真的，”一时间我不太明白，接着我意识到他指的是陆军少校圣约翰，“肯定有我不想面对的妥协。”一阵令人震惊的情感爆发，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脸颤动起来，他没有看向我，我明白这个老男人仍然心碎难忍。梅里凝视着他的酒杯。

　　“我曾谨守道德地生活，”他说，“但我再没资格站在道德的一方。我希望事后能说我再也不会这样做。给其他人带去的痛苦让我崩溃。但现在我更清楚自己的情况。这些让我重新感到生活的意义，”最后他向上看，“这让人震惊吧？”

　　“当然不，”我说，虽然我对此并不赞同，“我在试图给这一切下结论，梅里。”

　　“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怀疑我的感受对你没什么用。”

　　“别找借口，”他说，“似乎有什么事情让你如此感慨。”

　　我又思考了一秒钟。

　　“我的话有点不合时宜，很有可能是错的，”我说，“但是你似乎让人任意来惩罚你，包括你自己，似乎这样会弥补你曾出轨的事实。我觉得是时候向前看了，从中吸取教训。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但往前走，让我感觉比站着不动的那些年好多了。”

　　很可能，我是第1000个跟雷顿·梅里威尔说这番话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听从了之前999个人的话。他盯着我，似乎我是天使之音。

　　“谢谢你。”最后他说。已经过了九点，我叫了一辆车，从他的衣帽间拿下夹克，我们一同站在门口。

　　“很高兴跟你见面，布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我也一样，梅里。”

　　当然，人生中总能遇见你很喜欢的人，可是，我们从此再也没能见面。这只有一次的缘分是众多小悲剧中的一个。我们两人似乎都在思考这一事实。

　　“希望你调查顺利，布姆。真的，我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但我肯定有些东西你不会发现。”他打开门，伸出手，我回握住。让我惊奇的是，梅里威尔握了好一会儿。

　　“你刚才说，军队记录可以免除我们的责任。有一个问题你或许没有考虑到：对于你想看的文件的监控，布姆，这中间比你认识到的更复杂。我们的军队在北约指挥下采取行动，因此有一些是北约的文件，另外一些复制后放在北约的档案里。如果我是你，我会仔细看看《北约驻军地位协议》，并且关注里面协助调查犯罪的条款。”

　　他一说完这些，我就知道对于文件的调取我有新路子了。除了美国，北约的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国际刑事法庭公约》，这意味着他们有义务配合来自法庭的文件索取要求。

　　我平静地看了他一分钟，然后说谢谢。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