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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提拉——4月11—15日

　　我在金德县的周末，正如我预料到的，气氛十分紧张。回家后让我意识到我对海牙的陌生感多么顽强，在海牙，从清醒到睡觉，我十分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手势的多层含义，这即使我无法全然理解。认识到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异，离开我生活的三连城市群让我一直感觉有些不平衡。

　　星期六，我的小儿子皮特——他能变魔术般地弄到任何体育赛事的票，给他自己、他哥哥和我买了猎人队首场主场比赛的位置。我假装欣喜若狂，但20年前我就放弃了参加开幕日，因为金德县几乎从来没有合适打棒球的天气。如我所料，气温不到4摄氏度，忍受了五轮发球后，我们转移到了附近的一个酒馆，在那里我们轮流取笑对方，通常是二对一，经常是两个男孩取笑我。

　　在海牙，我分别在星期二和星期四早上与我的儿子们通话，那时美国中西部的一天已经结束了。他们听上去不错，但是现在他们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更让我振奋。

　　星期六与罗森贝格家的晚餐很成功，有充满热情的祝酒词和几乎不间断的笑声。皮特和布兰迪从高中就在一起了，经过四位家长这么多年的考察后，我们都认同很久前就看到的那一点：他们是将爱情进行的一对。

　　后来，我跟我前妻和她丈夫霍华德回家了。霍华德是位工程师，作为原始专利渔翁，他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原因，变得富有。我跟前任配偶相处有点像拥有另一个兄弟姐妹，他熟知你的一切，并且对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另一方面，想起再次和一个兄弟姐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大部分人会尖叫着逃离，即使只是在这里度过一个晚上也让我忐忑不安。我接受了，因为埃伦，以她惯常的直接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可反驳的理由：“星期六晚上11点你还能跑到谁家去？儿子们没有空间。”

　　我确信埃伦想要炫耀她在福勒湖大厦光辉的新生活，房子是霍华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建造的，那个女人六年多前死于癌症。但是他们对我的停留平静而友善。我享受着他们舒适的客房，星期天早上去了市中心，开始了与我前合伙人和客户们的工作。两天来，听完石油公司高层寻找的各种让人怀疑的借口，我很高兴能离开。

　　星期三黄昏我到达波斯尼亚。从金德县，我坐了9个小时的飞机到达伊斯坦布尔，在航站楼做了短暂停留，那里看着时尚，但是拥挤闷塞，就像一个棺材。在萨拉热窝，我进入的地方不比美国的一个地区机场大，带着知更鸟的标志，宣告欢迎来到萨拉热窝。

　　接受海牙这份工作之前，波斯尼亚对我来说——几乎跟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总是显得遥远。让人困惑，并且几乎与自己不相干。对于使用频繁的西里尔字母，我无法理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与我熟知的西方语言没有相似之处。对伊斯兰教和塞尔维亚东正教，我的了解几近于无。我来到这里，做好了领略不一样东西的准备，这一期望很快就被满足了。

　　为了我们明天的巴鲁普拉之行，古斯那天早上经由澳大利亚飞到了图兹拉，他承诺派一辆车来接我。我没有看到穿深色西装的司机拿着有我名字的告示牌，但是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我，挥手的人不仅我不认识，并且他的外貌形态奇特得难以辨认。

　　我看到的这个人：四肢修长瘦弱，大概五英尺九英寸，一头松软的棕色头发，穿着过大的旧牛仔裤，腰间系着带子，搭一件起码20年的圆领风衣对着我纵情大笑，这似乎是我们分离多年后的再次见面。长时间旅行和不熟悉的一切，让我感觉灵魂出窍，但是我的大脑像旧光盘驱动器一样旋转，急切地想要理解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他的性别。我立马想到《周六夜现场》的一个素描人物帕特，他出现了好几季，很多人固执而徒劳地想要确定帕特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阿提拉·杜比。”一只结实的手向我伸过来。阿提拉是个男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声音微弱，听起来像个女人。夹克敞开着，但是那件蓝色的系扣领衬衫太松，看不出下面是不是有干瘦的乳房。“梅里说你在路上，于是我告诉来接你的伙计待在家里，我自己从图兹拉快速赶来。”

　　阿提拉的种族也不明确。脸上多雀斑的人很多年前被称为“黑白混血儿”。但是阿提拉的眼睛是暗绿色的，连鼻子也有着非洲人的宽度。“美国人”是我在他她说出第一句话后，确认的唯一身份细节。

　　阿提拉抓过我的手提箱，推着它往前走，挥手让我跟随他她穿过小停车场。阿提拉走路忽快忽慢，膝盖外翻，架着胳膊肘，竖起肩膀。最终，他——那是我的最佳猜测——打开一辆奥迪A8的门，把我的行李扔到后备箱。

　　“那么，”阿提拉在驾驶座上，开车绕了一圈，倒退出去，说，“你在想，我遇到的是个什么玩意，是吗？”阿提拉瞟了我一眼，然后转头继续开车，“别费心辩解，这种屁事我每天都经历。你就是这样想的，对吗？”

　　“对。”我说，我意识到没有别的答案。

　　“我是一个女人，好吗？跟一个女人结了婚，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但是上一次我穿裙子时，13岁。我从三岁时就跟男孩们一起玩，好吗？”说这些时，阿提拉一直笑，仿佛这是调戏她的和善笑话。

　　“是的，”她说，“我叫阿提拉。实际上叫埃泰尔卡，不过英语中最接近的就是阿提拉。我妈妈是匈牙利人，爸爸是美国职业军人，军士长，出生在亚拉巴马。是的，我是一个他妈的大怪物。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吗？”

　　“好的。”我回答道，笑了起来。由于时差而产生的头晕，我没法判断我是否应该为阿提拉的坦率而发笑。“你是说梅里威尔将军让你来的？”

　　“不，我跟梅里谈过，但是你那个伙计订了车，斯旺[72]？”

　　“应该叫古斯吧？”

　　“古斯，妈的。我出租各种交通工具——卡车、半履带式车辆、豪华高级轿车，反正是它们中的一种。”

　　我们进入萨拉热窝市区，满眼是铁托时代的公寓楼，混凝土砖墙像高层监狱，立在装饰着耀眼的上海风格灯火的当代玻璃建筑旁边。这座城市不再是20年前被炮弹毁得破烂不堪的样子，但是重建大楼大概比从创伤中恢复容易得多。

　　“你怎么认识梅里的？”我问道。

　　“在我服役的约一半时间里，他都是我的高级指挥官。我是军士长阿提拉·杜比，”她说着，将拇指指向胸骨，“美国军队撤退了。20年来，我胸上有一排勋章。‘沙漠风暴’期间我在梅里下面服役，他来波斯尼亚时带上了我。我是这儿军需部门的高级非战斗军士。不过军需部门更可怕，军队里总是出现那些狗屎事。高级军官们全在弗吉尼亚签订合同，安排未来的需求。但是你急需要一张厕纸来擦屁股时，最好给我打电话。”

　　“2000年，我服役期满。但是在美国，老兄你知道的，15年前——同性恋？人们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几年后我最终回到这里清理科络戴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给予否定回答。阿提拉花了一秒钟，看向汽车挡风玻璃外面，点了点头。

　　“这么说吧，”她说，“从许多方面来看，梅里都是一个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不怕变通，他利用私人国防承包商来承担非战斗功能。这是一支志愿军，因而你需要俭省地使用士兵。为什么在你的士兵可以佩枪出去，却让他们在伙房帮厨？科络戴伊是这儿的承包商，我当时是陆军联络官，确保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一切。”

　　“但是战后的波斯尼亚不正常，很多科络戴伊雇员沦为性奴，12—15岁的女孩，她们被迫从事性交易。媒体听到了一些风声，当时梅里在北约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几乎要把他们的执行总裁掐死，之后他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我需要让这些蠢货付你多少钱才能让你回来这里，主持一切？’”

　　“除了射击，我们在基地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主持餐饮工作，经营公共汽车，洗衣服，提供卡车并开卡车，储存缴获的武器，处理所有的垃圾，记账，我们就像舞台后面的工作人员，而士兵们就是演员。”

　　阿提拉绕道上了公路来向我展示市立图书馆，那是建于奥匈帝国时期的一栋非凡建筑。石墙上浅橙色和红褐色的条纹交替，摩尔圆房顶和一列装饰性的雉堞城墙引人注目。据阿提拉说，这些都是从瓦砾中修复的。

　　“为什么你仍然待在这里？”我问道，“你的妻子呢？”

　　“不。我在这里遇见我妻子的，但她在美国更快乐。我得回家看她，了不起吧？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美国军队雇佣了几千个波斯尼亚平民，要求他们说英语，无违章记录，有保密合格证。最让人满意的是，他们大多数是穆斯林，这意味着他们懂得伊斯兰教国家的规则。美国撤离后，我设立了一个跟职业介绍所差不多的机构。我给波斯尼亚工人提供遍及中东的美国军事援助工作——伊拉克、阿富汗、科威特、沙特。我的伙计们挣了不少钱，我也是。他们工作一年回来，跟他们的妻子亲热，买个房子或一辆车，再接受另一个任务。我的在职人员名单上一度有4000人，现在仍然超过1500。与此同时，我买下对科络戴伊再没有任何用处的所有波斯尼亚车辆，把它们租出去。就像我说的，我很富有，老兄。”

　　“你跟梅里威尔将军保持联系？”

　　“尽力。梅里绝不是那种不知道他的军士名字的将军。两个星期前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下有关这次屠杀的谣言，当时他在考虑是否要跟你交谈。我今天打电话向他询问事情进展，他说我们应该帮助你。这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我来跟你说说雷顿·梅里威尔，我愿意为这个浑蛋牺牲自己的生命。你觉得在美国军队有多少将军会看着一个穿异性服装的同性恋混血儿，说‘那是他妈的一个聪明兵，我要让她回来’？我在波斯尼亚生活得像个国王，我在家里他妈的大楼里有个妻子，这一切归功于梅里。他说要我帮助你，我就来了。”

　　我又笑了，感谢阿提拉，她似乎把这一切当成值得炫耀的经历。对于一个未解开的谜语，她或许能给我一个坦诚的回答。

　　“为什么梅里威尔想要帮你的忙？你明白吗？”

　　“呃，他没有解释，但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要知道，昨天，上到美国总统下到平民都膜拜你，说你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然后突然头条新闻指责你是狗娘养的浑蛋，连小巷都不欢迎你。那时候试试告诉自己你不在乎人们对你的看法。梅里——这是我的想法——梅里非常在乎他指挥官的名声。没错，他的阴茎被卡在了绞肉机里，他走路时得到的是人人的嘲笑而不是敬礼，但他想的是，历史站在我这边。最后，历史记住的不是他跟谁做爱，而是他如何领导军队。但是如果故事流传北约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就把400人活埋在一个煤矿里，历史就不是这样了。那样的话，他就是他妈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阿提拉对梅里威尔的推测似乎相当有说服力，虽然进行历史救赎的渴望也能很轻易地让将军去撒谎。但假设阿提拉是对的，这让梅里威尔几个晚上之前跟我说的话更加不同凡响——那就是关于杰米·圣约翰，他愿意从头再来一次。

　　我问阿提拉是否认识这位少校。

　　“杰米？当然。你认识梅里威尔，你就认识她。她就是他的跟屁虫，漂亮，身材好，不是选美皇后，着实是个好兵，总是对我很尊敬。她是一个真正的人。梅里威尔和她，老兄，他们好上了。你得有‘救生颚’才能把他从她身边拉开，他表现得像是以前从没爱过一样。对他来说这是好事，不用到死前还遗憾，是吧？”

　　没错。“救生颚”从不需要用在我身上，至少我记忆中没有。我怀疑就这方面来讲我比较幸运。

　　“你饿了没？”阿提拉问道，“在我们赶到图兹拉以前没有营业的店。这是个很好的城市，但不是曼哈顿。”

　　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阿提拉认出来这里卖卷烤肉（Cevapi），它像美国人的汉堡包一样，占据波斯尼亚人饮食排行榜前列。它里面有味道很浓的羊肉臊子和牛肉，外面包了一个皮塔饼，这样成为一个烤肉包，加洋葱和调味汁。我很喜欢吃卷烤肉，但讨厌餐厅里的蹲厕。没有什么像卫生器具能这样提醒你，你已经不在堪萨斯了。

　　我们回到车中时，夜幕降临。我只能看见黑暗中的波斯尼亚轮廓，它很像科罗拉多，山上有冷杉树和小木屋，尖顶落满了雪。我尽力克服睡意，因为到图兹拉后我还需要与古斯待一会儿。为了保持清醒，我想让阿提拉一直说话，对阿拉提来说，说话是一个长项。

　　“你刚刚提到了我在调查的‘谣言’。”

　　“那不是隐私，那就是胡说八道。”

　　“什么？”

　　“美国人与杀戮吉卜赛人有关。”

　　“吉卜赛人被屠杀这件事情呢？你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

　　“呃，他们就像被冲走的大便。要知道，我有几千名本地雇员，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伙计们一发现巴鲁普拉是座幽灵镇，就有谣传卡耶维奇找了些老战犯来活埋那些吉卜赛人。那伙人——老虎兵团——他们会把自己的奶奶封进洞穴里，只要卡耶维奇这么吩咐。”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些传闻的？”

　　“该死的，我不确定。这件事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2004年春天，夏末，也许秋天？”

　　“为什么卡耶维奇要杀死400个吉卜赛人？”

　　阿提拉从方向盘后面瞥了我一眼，带着真诚的笑容。

　　“你是在问人们怎么说的，对吧？我获得的保密合格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失去它，我就得回肯塔基铲马粪。我从工作中得知的东西，虽然不多，但我不能告诉你。”

　　“理解，只需要告诉我你从当地人那里听来的话。”

　　“他们说是吉卜赛人告诉了美国军队卡耶维奇在哪里的。”

　　我只稍微想了想，这样我的问题不会超过询问空间。不过很明显，梅里威尔在绕圈子。

　　“吉卜赛人怎么知道的？”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如果我知道并且我告诉了你，我得给你下一个卷烤肉下毒，”她露齿而笑，“不过你不是有一个他妈的秘密见证人据说当时在场吗？问问他。”

　　问题是费尔科——至少依据埃斯玛的说法——对吉卜赛人与卡耶维奇之间的牵连毫不知情。

　　“卡耶维奇，”我说，“他真的会为了报复杀害400人，包括女人和孩子？”

　　阿提拉只是哼了一声。

　　“这家伙现在已经在逃15年了。你觉得那只是因为他找到了合适的伪装装备吗？如果他走进萨拉热窝市区的一家超市，每个人都会转而面向墙壁，表现得比盯着耶和华看还糟糕。杀害400人，实际上相当于张贴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说话就死。”

　　我对阿提拉说：“梅里威尔将军认为不可能发生屠杀，而美国士兵没人知道这件事。”

　　阿提拉吐了吐舌头表示回应。

　　“将军们，”她说，“我是说，包括这位将军在内，他们有时会喝自己的尿，还以为那是柠檬水。”

　　我不禁笑了起来。

　　“不过在2004年4月，”我问道，“你在美军基地工作，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该死的每一天。”

　　“那时——不是在夏天，而是在春天——你从没听到美国人谈论吉卜赛人从巴鲁普拉消失的事情吗？”

　　“记忆中没有，”我花了一秒钟思考，阿提拉再次从方向盘前瞥过来，“你不相信我？”

　　“呃，阿提拉，这件事很蹊跷。没有关于午夜巴鲁普拉发生大爆炸的争论。四个美国营地就在几英里之内，很难想明白为什么没有美军听到或询问这件事。”

　　“我并没有说没人听到，我要告诉你的是在老鹰基地附近的爆炸没什么好谈的。波斯尼亚是地球上地雷布得最多的地方。塞尔维亚人这么做是为了不让穆斯林人回到他们的村子。这基本上起到了作用。我是说，想想一种悲惨的景象：这些衣衫褴褛的穷人几年后回到他们的家，一家人跪在地上，每隔三英寸就用铅笔戳一下，小心得就像他妈的小蚂蚁。要知道，他们搬回来时，有人踏上他们漏掉的一平方英寸，就会让这个房子消失，家里一半的人就没有了腿。直到现在，如果没人告诉你哪里是安全的，你都不敢走。你最好也留点儿心。”她的目光从路边飘向我，确保我领会了这个警告。

　　“地雷阵还不是全部，”阿提拉补充说，“你知道这里的主要产业是什么吗？”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

　　“采矿，挖石头挖煤和盐。‘图兹拉’在土耳其语里意指‘盐’。2004年时，他们试图重新经营这些矿产，这意味着人们会一直轰炸这些山坡。”

　　“在半夜？”

　　“半夜是做这件事最安全的时间。人人在屋子里面，可以躲避碎片。听到从煤矿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后，我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捂住我的头。”

　　“秋天，你最终听说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都不见了时，你是怎么想的？”

　　“要听真话？我当时想的是，别让门撞到屁股。这些人就是麻烦，想到他们只能让人倒味。”

　　“如果卡耶维奇杀掉400人，可以吗？”

　　“当然不行。不过和吉卜赛人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要相信什么。唯一确信的是，不管他们告诉你什么都是不对的。”

　　我黯然地看了阿提拉一眼：“但是据你所知，没有来自北约的人调查这起谣传的屠杀事件？”

　　“那不再是我们的工作。波斯尼亚人回来管辖了。”

　　这跟埃斯玛说的一样：400个死去的吉卜赛人只是少了400个问题。

　　“此外，你需要了解波斯尼亚，布姆。这是人间地狱。即使在2004年，每天都会发现可怕的东西——时不时有集体墓穴或骨头冲上河岸。我知道我谈论吉卜赛人像什么样子，”她说，“因此我总是让人无缘无故记恨？那就是他妈的我的自传。不过在2004年，我和他们一起在巴鲁普拉。我是说，他们1999年6月最初来这里时，我就在附近。你知道这个事吗？”

　　我读过报道。跟科索沃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吉卜赛人一样，这里的吉卜赛人被赶离家园，通常是被阿尔巴尼亚人，拿他们当作塞尔维亚的同盟，因为他们信奉塞尔维亚东正教。这个特殊的群体被安置在科索沃一个叫作米特罗维察镇的难民营，就在北约的轰炸迫使塞尔维亚人撤退之后。不过几天，阿尔巴尼亚军队穿过那里的主要大桥，包围了难民营，并且将其付之一炬。幸亏美国大使介入，拯救了吉卜赛人，接着他们祈求联合国将他们迁移到波斯尼亚的美军基地附近，但讽刺的是他们以为在那儿最安全。不知怎么，联合国的卡车把吉卜赛难民运到一个废弃的美军设施处——基岩营，之后美国司令官批准他们重新安置。

　　阿提拉说：“前一天，基岩营还是空空的，满是杂草和垃圾，第二天这些脏兮兮的吉卜赛人搭起了他们破旧的帐篷城市。那就是‘巴鲁普拉’在吉卜赛语中的意思——‘基岩’。议员们过来，告诉蓝帽子们——你知道的，联合国那些家伙——他们从哪儿来，就送回哪儿去，仿佛这对联合国有效似的。这些白痴或许仍然在开车四处转悠寻找回科索沃的路。”

　　阿提拉说：“这些人叫你心痛。从一个国家跑出来，在另一个国家像泥土一样活着，尤其那些孩子，他们都有黑色的大眼睛。”

　　“那时梅里是这里的指挥官，我仍在服役，做军需官，他喜欢说：‘阿提拉，看看你能为这些可怜的家伙做些什么。’于是我去了科络戴伊，帮他们找工作。要知道，80%的波斯尼亚人没有工作。但是这些吉卜赛混账东西真的要饿死了。你认为他们会去工作吗？早上八点的班，他们在中午才飘然而去，告诉你他们不喜欢铺路或者洗车。”

　　“别问我有什么毛病。我肯定有一颗比脑袋还大的心脏，我从美国国内回来负责科络戴伊，看到这些家伙在巴鲁普拉仍然过得如此悲惨，我决定再试一次。吉卜赛人认为他们了解汽车就跟他们了解马儿一样。于是我跟一对夫妇说，你们不想清洗卡车，开卡车怎么样？他们很喜欢。但他们出现时总是带着几个孩子，我不能说这不是我想要的。那家伙每天早上带着他13岁和10岁的孩子，而不是送他们去上学，每次我转过身去，他就让孩子开半履带车。那样还不够，这些王八蛋开始偷设备。你让一个吉卜赛人早上开着卡车出去，那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了，他们、卡车和里面的一切东西全部会消失。最后我实在是受够了，把他们都开除了。只有老天知道他妈的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我们在山中上上下下，呼啸着穿过田野，未消融的雪地微弱地反射着星光，经过小村子时我们放慢速度，那里有一个路边小餐厅，有着巴伐利亚的风格，陡峭摇晃的屋顶和刷着白粉的墙边。

　　“对了，”阿提拉说，“我想让你了解一下，至今有一些很不错的吉卜赛人为我工作，全都聪明至极。也许这就是吉卜赛人这一种族延续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他们太他妈聪明了。不过我雇佣的那些人都上过学，他们戴表，也说英语。但是在巴鲁普拉的那些人？他们不想离开保留地，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段话。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睡着了。

　　蓝灯

　　在图兹拉，阿提拉把我摇醒。“到了。”她说。

　　沿着一条最初给马车建造的狭窄曲折的街道往里走，我可以看到旅馆的标志，上面写着“蓝灯精品酒店”。阿提拉拿着我的行李走在前面。这个夜晚很凉爽，4摄氏度，这稍微消除了我的疲劳。角落里有一个小商店，看上去是个便利店，一些穿着贴身皮夹克的年轻人在门口转悠，彼此挥舞香烟，并且像年轻人那样跳摇摆舞。路上没有其他车。图兹拉当地安静的氛围证明了霍布斯多么错误：人的自然状态是平静的。

　　阿提拉匆忙地进入酒店大厅，很快和前台的年轻男女用波斯尼亚语嬉笑起来。

　　“他们说我是这里的国王，”阿提拉告诉我，“我帮你拿行李，你应该感到很荣幸。”她给我她的名片，告诉我如果需要什么就给她打电话。

　　阿提拉离开后，我察觉到我右边有人向我打手势。我身后，有一片摆着咖啡桌和黑色皮扶手椅的休息区。看到古斯拿着啤酒杯朝我示意，我并不惊讶。一拿到我的钥匙，我就一头倒在他身边。椅子有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家具的那种闪光和柔软。皮的，我摸了摸，是波斯尼亚的东西。

　　“欢迎。”古斯说。

　　“我在另一个星球上。”我告诉他。无力和时差让我半个身体留在金德县。

　　“要酒吗？”古斯问。

　　一个接待员过来给我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像梅里威尔用沉默致谢一样，我如此回应了接待员，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梅里威尔的话。接待员同时给古斯倒了另一杯啤酒，已经熟悉了他的套路。

　　“谁是你的司机？”古斯问。

　　听到阿提拉的名字时，他大笑出声。

　　“我想要雇几个家伙明天帮帮忙，”“人人都说‘给阿提拉打电话’古斯说，一整天都在找他。”

　　“实际上就是她。”

　　古斯盯着前门，阿提拉就是从那扇门离开的。

　　“真的？”他问。

　　“她说是你让她去接我的，顺便说一句。”

　　“真的？我记得不是。我叫了一个出租车去接你。”

　　“我想出租车归她所有。”

　　“告诉你一件事，老兄，”古斯说，“我们不会让她当翻译。那儿的那些年轻人会这样说她：‘你以为你是这儿的王，现在却提着那个男人的行李。’自降身价去接你，你应该感到荣幸。”古斯补充说。

　　蓝灯，舒适而不花哨，空间紧致，装饰着深红木镶边和白色薄板。摆着几张白色桌子的早餐区就在古斯身后。有角的前桌上面，一台大屏幕电视展示着波斯尼亚风景——山中的林间空地、萨拉热窝的大清真寺和图兹拉附近的一座旧罗马城堡。我们身边一堵墙上的小电视屏幕上也同步播放着。

　　周末我给古斯发过邮件，提到了通过北约去拿美军档案的想法。离开海牙前，他找出了梅里提到过的《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现在古斯对着手机读给我听。

　　“‘接收及发送国家应相互协助进行所有必需的犯罪调查’等，‘包括提供证据’等。”

　　“那很好，”我告诉他，“我们可以以波斯尼亚的名义要求拿到这些文件。”

　　古斯点头：“当然，你们律师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些话都不是他们想说的。也许十年前我们离这些文件更近。不过你的想法不错，布姆。”

　　“这不是我的主意。”我说。考虑到法律问题，关于我跟梅里威尔的会见，写在纸上的东西我要很小心。我告诉古斯找北约帮忙的主意来自将军时，他挺直了腰。

　　“我从他那里知道的另一件有用的事，”我告诉古斯，“他并不否认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帮助了美军逮捕卡耶维奇。阿提拉说当地传闻是吉卜赛人告诉美军卡耶维奇的位置，但是我很难理解这一切。”

　　“为什么？”

　　“呃，在飞机上我重读了多博伊与卡耶维奇那摊子烂事的相关文件。我难以想象一群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会比北约情报部门更了解拉扎·卡耶维奇的情况。”

　　“我相信那就是他们称呼我们调查员的原因，布姆。”古斯笑着说。

　　跟我一样，对于梅里威尔给予的帮助，古斯也感到困惑。我分享了阿提拉的理论，在个人名誉蒙羞后，雷顿·梅里威尔现在有重大理由澄清自己和他的士兵，远离美国媒体带来的困扰。古斯对梅里威尔的风流韵事一无所知，我概括地讲了这个故事，还告诉他我与梅里威尔进过晚餐，我描述这是他的邀请，让我可以对他中年离婚的困苦表示同情。之前关于我自己婚姻的终结我没怎么跟古斯说过，我说完后，他盯着他的啤酒杯看了好一会儿。

　　“我永远不能指望离婚，”他说，“看不出来离婚怎么会让事情变好些。”

　　他一口喝掉剩下的半杯啤酒，抬起一只手示意接待员再次加满。古斯坐在这里喝得够久，得到了他自己的谈话势头。

　　“这就是事实，老兄，”他说，“地球上有70亿人，每天起床看到身边是同样的人，长时间后，人人都会感到厌倦，就看你怎么应对了。”

　　我理解这种双方产生对婚姻听天由命的态度。埃伦和我没能勉强接受厌倦的情绪，反而使得一种毫不留情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怨恨产生了。

　　“我的朋友说啤酒是比女人更好的陪伴，”古斯说，“他们会总在那里。你清楚知道喝过一瓶酒和五瓶酒后，感觉会有不同，后面的感觉总是比开始时更好。”

　　这个洞见让他可疑地笑了，这时门口出现一阵骚动。埃斯玛·斯扎尼，后面跟着拿着两个大手提箱的司机，来到接待处。她给司机付了费用，一个年轻的接待员叫着她的名字跟她致意，欢迎她回来并且走过来帮她拿包。埃斯玛没有因为旅途而随意着装，她的巴宝莉雨衣上的衣领冻得卷了起来，一条紫色毛皮围巾在她的胸部时髦地对折起来。她的裙子很短，炫耀着她穿着明亮高跟靴子的腿。

　　一看见我，她露出热情的微笑，马上走了过来。

　　“比尔！”她送出一个欧陆风格的吻，我再次把她介绍给古斯。他花了一会儿工夫给我们俩简单说明明天一早的安排。

　　“我们喝酒吗？”埃斯玛问道，一根戴着好几个金戒指的手指向我们的酒杯，上次我没发现她戴戒指。

　　我解释说威士忌让我近乎晕眩，我准备撤退了。

　　“好主意，”她说，“老实说，我也非常疲倦。我跟你一起上楼。”古斯一如往常，说他要留下来再喝一杯，他瞥了我一眼，对于这迅速的一瞥，我不知如何解读。

　　我的房间是欧洲人所说的一楼，对美国人来说是二楼。欧洲大陆的节能行为让我们为自己的挥霍感到尴尬，头顶的荧光灯由节能动态探测器控制，我们上台阶时，它们突然亮了，给我们光明，让我们到达通向我房间的走廊。我们站在那里，又谈了会儿公事，我让埃斯玛再次询问费尔科，巴鲁普拉的人怎么可能知道拉扎·卡耶维奇的藏身之处的。我正准备离开时，她向我投来有意味的一瞥。

　　“我必须说，比尔，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你一直在我心里。”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埃斯玛。”

　　她略微偏了偏漆黑的脸，用微微鼓起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在暗淡阴影的衬托下显得很大，再微微一笑。对于这种交流，我的一位高中老师大约会这么说：别取笑取笑者。

　　尽管我有点恐慌，我只等了一秒，就认为那个时刻到来了。

　　“埃斯玛，我跟我们见面那天晚上的你一样疲倦，却不像缺乏睡眠的你有这么好精神。我很可能说话不着边际，如果是这样，我道歉。但我20岁时，有个非常悲伤的事实让我难以接受，我发现一个女人极其有吸引力时，别的男人会有同样的看法。这么说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听我重复你已经听过1000次的话。”

　　她大笑起来，露出迷人的完美牙齿。

　　“有些事情从来不会变得陈腐，比尔。”她回答说。

　　我也笑了。

　　“不过这里什么都不能发生，埃斯玛。”我用右手刮擦我们之间的空气。

　　“你已经对我着迷了？”她问道。

　　“不是那样，埃斯玛。你是委托人的律师。作为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我应该客观评价这个委托人的诉求。”

　　“费尔科不是我的委托人。别人指定我协助他进行一场听证会，现在已经结束了。”

　　“如果他不是你的委托人，埃斯玛，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在这里？此外，你再利用法律上的技术细则也不会影响事件真相被揭露。你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

　　和以前一样，这个恭维取悦了她，哪怕很短暂。

　　“我不确定我这样看，比尔。我跟你一样意识到职业的操守。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但不是现在，埃斯玛。我们在这件案子中的角色难免牵连到我们彼此的关系。”

　　那是雷顿·梅里威尔、比尔·克林顿，或者几百个其他男人亲身示范过的自我欺骗行为，人们嘲弄他们的理由是：利用人民所赋予的短暂权力，去追求那些诱人的美色。

　　但是埃斯玛微微摇了摇头。

　　“我的结论不一样，比尔。没错，职业影响个人，但这也没什么错。我误解你了吗？你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不惜离家万里，把精力用在了沉冤昭雪上，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那种坚定的信念是比拥有权力更稀有的品质。”

　　她说话时，灯再次闪烁。阴影中，我突然闻到了她浓重的香水味，充满甜味和诱惑，迄今为止这些都只被我当作她强烈感性存在的重要部分。

　　我知道埃斯玛智力超群，跟她争论我占不了上风。我不得不亮出王牌。

　　“我不能，埃斯玛。”我说。我说这些是出于坚持原则，但是话一出口，我惊奇地感受到我自己的弱势。我再次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我害怕埃斯玛。

　　一两秒钟后，从酒店上面的楼层传来砰的关门声，引发回响。

　　“很好，比尔，我不能把我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走过来亲我的脸，就像她在楼下一样，这次更慢一些，“但我能预见将来，你会改变主意。”

　　“预见？”这个词把我逗乐了，“你会算命吗，埃斯玛，就像坐在马车里的吉卜赛女人？”

　　“我有特异功能，”她说，“大多数吉卜赛女人都有。别笑，这是事实。”

　　我点点头，并没有表示异议。

　　“我当然了解人脑，”她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愿意说出来的话，甚至你的需求。”她十分严肃，没有一丝讽刺，并且带着某种权威。“我预见到你会改变心意。”亲我的脸时，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现在拿开了。

　　“也许，埃斯玛。可悲伤的是，那或许在遥远的未来。”

　　她转过身，突然发出的动静让荧光灯再次亮了起来。在令人不快的光亮里，她殷勤地摆了摆手，走开了。

　　我把箱子拖进房间。门在我后面稳稳地关上了。独自一人，畏畏缩缩的，我感到无比的孤独，于是打开箱子寻找我睡觉所需的几样东西。

　　我总是无意识地哼唱，自己习惯性地哼着小曲，总是要过好久才认出是什么曲子。现在，我把成堆的衣服放进抽屉，轻吹着一首心灵民谣，那是几年前皮特介绍给我的。它的名字来自副歌的第一行。我心里“嗒嗒”地默数节奏，直到想起歌曲名称，它是“别让我做错事”。

　　巴鲁普拉——4月16日

　　早上九点，我们到达巴鲁普拉的黄色岩石处。乘坐大篷车离开时，一排波斯尼亚警车一直等在酒店外面，他们给我们带路。肥胖的矮个上校热情地表示，波斯尼亚政府会竭尽所能地协助国际刑事法庭。

　　“啊哈，‘协助我们’。”我们一关上小福特的门，古斯就说道。

　　“他们还会做什么？”

　　“他们在监视我们，老兄。这还是一个派系中又分派系的国家。这里有三个国家政府，每个警察都会向别人汇报，”古斯有点断然地换挡，指着我，“对律师来说，最好甩掉他们。费尔科不会在警察面前现身。”埃斯玛向我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任何一个波斯尼亚警察的忠诚都值得怀疑。

　　警察现在似乎是从小路出城。我们从住宅区街道驶入山中，这让我想起洛杉矶西部的峡谷。到处都能见到有钱人。在图兹拉，这里似乎是他们的聚集地。我们行驶在乡村道路里，透过开始长叶的树木依稀可以看到下面美丽的城市风光。20分钟后，我们到达仍然点缀着雪花的平原，快速穿过农场和刷着白漆的小房子，那可能是童话里的糖果屋。

　　《代顿协议》后，在图兹拉南部的这片高地，美国建立了六个营地的基地。可以预料到的是，美国的军事设施立在两块区域的分界线上，一边由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控制，另一边是成为了塞族共和国自治区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人的领土。在科曼切营地的空军基地划入了前南斯拉夫军队的米格着陆带，多年后成为了图兹拉的平民机场，一周的几个早上会有两个商业航空公司的航班到达此地。

　　在科曼切的正东，山的另一边，基岩营地建在两个相邻露天煤矿的荒地上。褐黑色的熔渣在风吹日晒下变成像全谷物芥末的颜色，堆得高高的，成为一块突出的岩石，俯瞰着远处的图兹拉山谷和正下方的煤矿。这是军事制高点，可以组织地面攻击，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军队所重视的。

　　警车领我们到曾经的营地，转入一条多岩石的泥土路，四周是旧铁丝网，经过一个旧篮球场，上面的杂草让沥青裂开来。我从车里出来。这里就是巴鲁普拉。

　　在吉卜赛人消失的11年间，这个地方变成了垃圾场，算是一种解脱。在灰色大石头之间，大部分区域覆盖着像是建筑垃圾的东西：切碎的石膏板碎片，耐寒的碎石之间是肮脏的瓶子、喷雾罐，当然还有无所不在和牢不可破的明亮塑料袋，它们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将飘过空旷的区域，在下一个千年诅咒我们。

　　除了古斯、我和警察，队伍里还有一辆小车，里面是古斯从阿提拉的公司雇佣的三位工人。埃斯玛由她昨晚的司机陪伴，最后才来。她穿得仍然像个淑女，对这个地形的唯一让步是穿了一双平跟靴。

　　我们一停下来，所有警官都从车里出来，站在车前。古斯说得没错，他们是来监视我们的。

　　我走近上校。几分钟后，我让他认识到国际刑事法庭和波斯尼亚政府之间的协议要求我们独立工作。即使这样，埃斯玛坚持说费尔科也不愿意在三名工人面前交谈，我们最后将他们派到最近的维察唐雅镇去弄杯咖啡来，咖啡似乎在波斯尼亚最偏远的山顶都能弄到。这时，埃斯玛才拿出她的手机来召唤费尔科，她给他打过电话，他现在在附近等候。

　　约莫十分钟后，他出现了，开着一辆红色的破车，也许是20世纪90年代的欧宝，前面的挡泥板上有个生锈的洞，一扇门上还有一行强力胶带。费尔科从红车里出来，在这片荒凉地带的衬托下，他似乎比我记忆中更高更瘦一些，尤其在埃斯玛身边。埃斯玛没有穿高跟鞋，显得很矮。埃斯玛抓住他的胳膊肘，似乎在护送一个囚犯。费尔科穿着格子裤子，以及做证那天穿的背心，戴着帽子，敞开的冬大衣下面是一件大领橘色衬衣。古斯走上前去欢迎他，但是费尔科仍然用夸张的手势跟埃斯玛交谈。古斯，穿着紫色防风夹克，停了下来，有点恼怒地回头看我。

　　最后，费尔科准备好重温他的故事了，我们四人踏过巴鲁普拉的石头和沼泽地。深入营地，他给我们看他房子的地点，再穿过村子到达户外厕所，那是蒙面袭击者到达时他的藏身之处。不知为何，我想象它是木结构的，但剩下的只是煤渣砌块墙，意味着这是唯一仍然立着的建筑，尽管屋顶和门已经消失了十多年。他接着指出波尔多，以及他的儿子和兄弟被杀死的地方。

　　之后，费尔科领我们到了村子后面，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子，他就在那里目睹他的家人和他认识的所有人被毁灭。煤矿在我们下面剧烈跌落，我们所在的高地下降几百英尺。我不喜欢太高，这种下降让我感到危险，即使我在欣赏着附近青山的壮美风景，河道上游波光粼粼像一顶白色的帽子。他指向下面碎石路上的之字形路，风拍打着他的阔腿裤。大概四分之一英里下面，黑煤和浅色石头组成的斜坡横在原来是洞穴的地方，现在是一个秘密的坟地。费尔科严肃地凝视着，只摇了一下头。

　　我们徒步回到村子原来的地点。费尔科指给我们目睹屠杀之后他儿子和他的隐藏地。最后，他再次缓慢地领我们往路上走，到达一个洼地，他说他把三个被枪杀的男人埋在了那里。他用白色石头建了石冢来标记这个地方。它被路人或玩耍的孩童踢翻了，但是几块石头仍然堆在那里，他确认就是那个地方。

　　古斯弯腰查看那里的一块石头，把它握在手里。他十分严肃地看了费尔科一眼。

　　“把三具尸体拖过来要走很远的路。”他说。

　　埃斯玛一翻译完，费尔科在地上跺了一下穿着跑鞋的脚来坚持他的观点。

　　“他同意，”埃斯玛说，“但是找到一个足够松软、可以挖掘的地方不容易。”

　　费尔科后退了几步，朝送他来的红车走去。

　　“尸体有多深？”古斯问。

　　埃斯玛和费尔科交流了一下。

　　“他说他只挖到足够让尸体免于被动物吃掉的深度。不到两英尺，可能更浅。经历了十年的风霜，也许不到一英尺就可以碰到骨头。”

　　费尔科微弱地举起一只手，转过背去。埃斯玛走到他身边。

　　我悄悄挨到古斯旁边。

　　“他刚来时你听到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啊，是的，”他听从于记忆，“他们在用吉卜赛语叽叽喳喳说话，但是他用了一两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词进行强调——Steobecali。‘你答应过的。’一直说这句。‘我想要你言而有信。’最好她没有额外付他钱，布姆，他的证词如果是买来的就一文不值。”

　　我答应过后跟埃斯玛说说这件事情。费尔科一走，古斯给挖掘者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他在打电话时，我突然想起另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就这样挖这片地，我们可以吗，古斯？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个人类遗体识别专家来做这件事吗？”

　　他半转过身，让他的手机免受风的干扰，他缓慢地转回我的方向，薄唇微微张开。

　　“老兄，”最后他说，“我就是人类遗体识别专家。”古斯通常很随和，这个早上不知为何越来越烦躁，现在他显得对我厌烦透顶。

　　我想挑明：没人告诉过我。那是真的，但我们两个似乎都意识到一种更深刻的侮辱：没有足够把他当回事，提前弄清楚他的身份。

　　他转过身等待他的工作人员。

　　费尔科带我们来的小山谷，还留有几处雪，尘垢把它们装点成了格子状。它们旁边，一些鼓舞人心的绿枝从土里冒了出来。古斯的工作人员拿着铁铲和装着其他工具的帆布包来了。他拉开一个包的拉链，穿上白色的连裤工作服，戴上手术帽和塑料手套，然后蹲在低点，研究着这个地方，似乎它包含着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他推开松土，捧起一把污垢，把它放在可密封的塑料袋里。

　　我问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这样我们可以检查底土和表层土的混合物。”他仍然不高兴，毫无掩饰地嘟囔道。他低头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小摄像机，递给我。

　　“别闲着，记录一下挖掘过程，这样没人会说我们编造证据。”

　　我花了一会儿时间来掌握如何操作，但是古斯马上就着手工作了。他拿着一根三英尺长、带尖头的不锈钢丁字铁，举过头顶，然后突然刺入地里。他要求拿一把皮尺来确定探测深度，在一个线圈小笔记本上做记号。接着他打手势要另一个工具，和第一个一样长，但是底部有一个两瓣唇状物。他把它扭转进地里取出另一个土壤样本，用一根像中国外卖餐馆的那种简单木筷把它撬起来。他什么也没对我说，除了大声叫唤摄像机来录下它们。

　　最后，他让工人们把四块蓝色大柏油帆布在洼地四面铺开。他给每个工人一把小园艺铲，教他们怎样浅挖，挖掘的东西放在帆布上。古斯用他的筷子在他们发现的东西中搅动。

　　我沉默了整整20分钟，等我最终问他在找什么时，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答。

　　“首先是子弹碎片，”他说，“它们腐烂时会从尸体里溜出来。如果我们有所发现，就需要做弹道学分析。”

　　用这些小工具，他费力地进行挖掘，但是最后，又过了一刻钟，古斯突然抬起他戴手套的手，打开前额松紧带上的灯。他用一套新筷子疏松土地，再用一把小刷子仔细地清扫，直到我能看到一个伞菌颜色的淡褐色土块。我意识到他在挖掘一根髋骨。

　　这些残骸，我只看了一眼，就比我预料到的更强烈地影响到我。律师——所有的律师——生活在概念和语词的土地上，很少涉及现实。我当检察官的那些年里，看着被法官宣判、被警察戴上手铐的被告，这景象让我悲痛。那时我才似乎完全了解我的努力不仅在于维护正义的抽象概念，更具体的是，长期囚禁一个人。

　　古斯让大部分的骨盆和腿骨上端露了出来，这时阿提拉的A8从路上颠簸过来，扬起一阵尘土。我很欣慰找到一个理由离开墓地，把摄像机交给一位临时工。

　　埃斯玛，她也站在远处，朝我走了过来。

　　“找到什么了吗？”

　　我点点头。

　　“我见不得血和骨头。”她说。

　　“我也是。”我说。

　　她笑了，挽住我的胳膊，一起朝阿提拉走去。我做了介绍。

　　“著名的阿提拉。”埃斯玛说。她的司机，像图兹拉一半的工作人员一样，也受雇于阿提拉。

　　“他们说我是傻瓜，”她回答说，“如果你问我的话。”

　　“正相反，他们很喜欢你。”

　　阿提拉笑容满面。人们常常躲着她，称赞无疑让她受用。过了一分钟，阿提拉用她微微内八字的脚，以异常笔直的身姿，漫步到墓地与古斯商讨，只为了确认他得到了所需的帮助。她一走，我突然想到我能做点有用的事，那还能让我离开墓地。

　　“埃斯玛，你不是说过最初是在一个吉卜赛人的村子听说费尔科的吗？”

　　“没错。我有时回来。”

　　“远吗？”

　　“莉吉？我不确定。”

　　考虑到吉卜赛人社区的封闭性，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有关巴鲁普拉的最佳信息。阿提拉回来后，说这里离那个镇不超过20分钟的路程，并且提出开车带我们过去。

　　我回到古斯身边。他已经摸索到了第二根骨骼，这时他用一个上好的硬质合金针，弄松第一组腿骨上的土，检查它们是否有外伤的痕迹。

　　听我说了足够长时间，他才同意这个计划。我转过身，古斯在我身后说：“我不是故意把气撒在你身上，布姆。”他在为自己表示歉意。

　　“没有，”我回答说，“全是我的错。我本该知道的。”他点点头，显然这个答案令他满意。

　　我回到埃斯玛和阿提拉身边时，发现埃斯玛正打发她的司机离开，跟阿提拉和我一起走。所有的吉卜赛人都是她的族人，她对他们有一种专有的亲切。莉吉的人们认识埃斯玛。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她在场，因为我们去那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确认费尔科的证词。我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解释。

　　“你会说吉卜赛语吗？”她回答说，“那些人大多不会说其他语言。”

　　她抓到我的弱点了。我又跟古斯商量，他仔细考虑后认为至少在一次探究真相的拜访中，她对我们利大于弊。过后我们总能跟我们自己的译员再来一次。

　　莉吉

　　埃斯玛想下车去给莉吉的孩子们买些小东西，阿提拉载我们回到图兹拉。“他们穷得要死，”她说，“礼物也会让非吉卜赛人更受欢迎。”

　　这期间，阿提拉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到了公路上方的一座钢桥，指给我看当地的奇景，潘诺尼亚湖。20世纪末，几百年来为了生产盐，人们对图兹拉地下的咸水过量开采，这使市中心区域开始下沉。食盐生产停止了，但是战争过后，先前存储地下水的水成了一个游憩区，形成了一个咸水湖网络，现在是有着碎石海滨的内海，夏天引来众多人群。

　　回到中央广场时，埃斯玛拿着两个鼓鼓的塑料袋等着我们。我们从镇上出发，经过图兹拉的企业群，看到空中的烟囱像欢呼人群的手臂，沙漏形状的烟囱，有好几层高，飘荡着蒸汽。

　　很快我们往上走了。这是有青山的可爱国家。干草堆里，成卷的青贮饲料躺在田地上，看起来像巨大的陀螺。埃斯玛，比我矮多了，主动提出坐在后座。她向前探身听阿提拉说话，我们飞驰穿过之字形路时，她把强壮的手臂放在我肩上来支撑自己。

　　“盐矿。”阿提拉说着指向右边，那里白色的大储油罐在一个小山顶上若隐若现。黄色和绿色的两根狭窄管道，与路平行。

　　又过了20分钟，我们由一条黄色的泥路进入吉卜赛镇莉吉。我们还没到第一个房子时，一个小男孩认出了埃斯玛，她先前慷慨的赠予显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出一声愉悦的叫喊，于是十几个小孩朝我们跑来，阿提拉没法开得更远。这些孩子十分弱小，在街上玩得一身灰尘，穿着不合身的褪色旧衣服，但是脸色不错，兴致也高，除了一个脸上有一道伤口的男孩。男孩们穿着短裤和各种各样的鞋，大部分是塑料凉鞋和维可牢的跑鞋，没人穿袜子。

　　埃斯玛从车上下来，笑着看孩子们在她身边跳来跳去。她询问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她按提前估计出的需求分发礼物。阿提拉摇下车窗，用波斯尼亚语跟孩子们聊天。

　　“他们说什么？”我问。

　　“你能指望他们说什么？‘给我们钱。’他们在讨价还价，只要一凯姆。”她说，指的是波斯尼亚货币，相当于半欧，意思是说孩子们要50分。阿提拉把她所有的零钱都拿了出来。带伤的男孩坚持说他可以接受一张纸币。

　　现在是星期四，刚过中午，埃斯玛回到车里后，我问：“为什么这些孩子不上学去？”

　　她笑了。“问问他们，看你能不能两次得到同样的答案，虽然有些人不会说波斯尼亚语。在欧洲，人们悲叹吉卜赛人不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到学校，但是当局很少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教学，或者对我们的传统表示尊敬。青春期后，吉卜赛的信仰要求学生按性别分离开来，这是非吉卜赛人不能满足的。由于这个原因，就连一些受教育的孩子们也只读到中学一年级，11岁或12岁。”

　　阿提拉一停好车，我就从车上下来观察这个镇子。这条路穿过两座小山，山上坐落着不到30栋房子，几乎所有房子的院子都堆满垃圾。小山似的垃圾里有生锈的旧车部件，堆在淤积起来的垃圾旁边，没有鞋带的旧鞋、废弃的电器、弹簧床面、用过的盆、一块块的建筑材料——因为它们未来的可用性而被保存了下来。至于那些房屋，有几个看起来相当结实，是用煤渣砖和石灰做地基、建房屋框架，有些房屋的墙体还未完成。那些大房子旁边，停放着几辆新型汽车，三四个房子上面安装着天线。但是莉吉大部分的房子很小，由石头或者混凝土砖建成，屋顶用废弃的波纹钢板重叠覆盖在上面。

　　过了几分钟，几个人从他们的房子里试探地走出来几步，偷偷盯着我们。最后，一个声音响起，唱道：“Ays-Ma。”再没有别的了，居民开始往前涌。几秒钟内，人群包围了我们，她们全是女人，体格魁梧，穿着长裙子，戴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包住花白的头发和紫铜色的脸。她们显然对埃斯玛感到好奇，由于先前相识，她们纷纷触摸她的衣服，尤其围在她脖子上的饰有流苏的淡紫色羊毛围巾。埃斯玛丝毫不介意，笑着感谢女人们的夸赞，然后转向我。

　　“吉卜赛女人，”她说，“她们想知道我有几个孩子，也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

　　“请告诉他们，”我说，“我来这里是想了解住在巴鲁普拉镇的吉卜赛人的情况。”

　　这个问题，一翻译过去，就激起了她们恸哭尖叫声和夸张的手势，埃斯玛尽她所能转达她们的意思，还有阿提拉，因为她们是用吉卜赛语和波斯尼亚语回答的。很快莉吉的女人们自己争论起来。

　　“那个女人说他们不见了，”埃斯玛说，“这位女士表示同意，并说是军队谋杀了他们，把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河里。”

　　“请问问是哪个军队。”

　　“波斯尼亚军队。美国人撤退后，波斯尼亚人想从营地拿回这块地。”

　　这个回答让一个年纪大些的女人很恼火。

　　“她说穆斯林不会杀吉卜赛人，因为吉卜赛人为这个国家而战。但是另一个人说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信仰东正教，对穆斯林来说这跟塞尔维亚人没区别。这两个女人，”埃斯玛指明道，“嘲笑其他人，说美国人杀害了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因为他们认为吉卜赛人帮助卡耶维奇杀害了他们的士兵。”

　　我想要具体了解吉卜赛人为卡耶维奇做了什么，但是那些女人自己都很困惑。

　　我转向圆圈另一边的阿提拉寻求更多的翻译。

　　“大部分人，”阿提拉解释说，“说是卡耶维奇派来的阿尔坎老虎军团，虽然那位女士认为巴鲁普拉的人只是回科索沃了。”

　　这个说法我从没听过，阿提拉露齿而笑。

　　“11年里没人听说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消息，手机、电话也没有？这里的人全是废物，”阿提拉说，“没人真的有线索。她们是吉卜赛人。她们回答你是因为她们喜欢讲故事。”

　　我以为埃斯玛会生气，但她反而跟阿提拉一起笑。这时，年纪最大的那位女士，身体结实却驼背，有一种明显的力量，那或许是纯粹的坚韧，她叫嚷起来，边走边挥手。

　　“对了，男人们在哪里？”我问阿提拉和埃斯玛，“出去工作了？”

　　“有一些，”阿提拉说，“我雇佣了一些，送他们去沙特阿拉伯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总是在波斯尼亚的黑市，交换和出售的走私东西，这是吉卜赛人擅长的。有一些人在镇上诈骗，大部分出去捡铁。”

　　“有几个在监狱，”埃斯玛说，跟之前一样好说教，“在欧洲，吉卜赛人是被关押最多的人群。”

　　我把目光放在阿提拉身上，“‘捡铁’是什么意思？”

　　“收集废金属，”她说，比如，“钢、铝，他们出售给经销商，什么都能当废品——旧弹簧床垫、罐子、任何垃圾。那是巴鲁普拉的大多数人做的事情。”

　　几分钟后，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冲破妇女圈介绍自己。他会说一些英语。

　　“我是这里的镇长托瓦尔。”托瓦尔缺了三颗上门牙，身高大约五英尺四英寸，巨大的肚子上系着一根白色的宽带子。他油腻的头发从光秃秃的头顶向下溢出，看上去像有人倒了一碗汤在他头上。他伸过手来时，看得到手指上有三枚大金戒指。但他看到埃斯玛时，他的注意力就不在我身上了。他倒吸了口气，弯身鞠躬，吻了她的手。

　　“那位漂亮的女士！”

　　埃斯玛笑出声来。

　　“吉卜赛男人总是求欢心切。”她告诉我。

　　走到旁边接电话的阿提拉回来时，连埃斯玛都没那么受托瓦尔的关注了。她和托瓦尔用波斯尼亚语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期间不停地互相拍打肩膀。

　　“托瓦尔以前在科曼切营地工作，”阿提拉告诉我们，“他管理洗衣店。”

　　我对托瓦尔解释我们来这里询问有关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的情况。他后退了一步，皱起脸庞，似乎闻到了不好的气味。

　　“没有baxt。”埃斯玛说这个词指的是好运。

　　“为什么？”

　　“他们现在是鬼魂了，”一旦托瓦尔转为吉卜赛语，埃斯玛就翻译，“打扰他们不好。”

　　我问发生了什么，但是托瓦尔挥舞手掌，似乎这件事情理解起来过于复杂。他坚持带我们逛一逛镇子。由于不到两个街区长，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第一站是他的房子，他在路上指了指。

　　“非常大。”他说，果然这是这里最大的，有两个天线接收器。托瓦尔在战争期间被强征入波斯尼亚军队，后来从政府得到一笔款项来建造房屋。第二层用白色的木制栏杆隔开，把手是古典风格的，顶上托瓦尔粘了一排塑料天鹅造型，在20世纪50年代佛罗里达的草坪上或许见过的那种。此外，也许为了妥善保管，一个成年黑斑羚的前半个身体放在第二层的地板上，离鸟儿们不远。

　　托瓦尔带我们从那里下到一条水流湍急的美丽溪流边。这是镇上淡水的源头，没有管道。最后，我们回到托瓦尔的家，他要请我们喝咖啡。埃斯玛点点头暗示我们接受，我们在外面寒冷的野餐桌旁就座。托瓦尔太太拿着一个冒着热气、装着黑炭般液体的塑料水罐出现了，埃斯玛教我们怎么以吉卜赛人的方式喝茶，不让杯子碰到嘴唇。

　　最后，我把谈话直接引回巴鲁普拉。

　　“住在那里的吉卜赛人死了吗？”我问托瓦尔。

　　“不然，他们能去哪里？”

　　“为什么？因为什么原因？”

　　“他们是吉卜赛人，”他用波斯尼亚和吉卜赛语重复这句话，埃斯玛和阿提拉轮流把他说的话翻译成英语，托瓦尔不时加一两句，“非吉卜赛人杀害吉卜赛人什么时候需要理由？但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不要沉浸其中。”托瓦尔为他自己的智慧有力地点头。

　　我说：“我们刚来时跟我们交谈的一个女人说美国人认为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帮助了卡耶维奇。”

　　托瓦尔摆动着他奇怪的发型，然后蹲下来，低声说：“从来没有，吉卜赛人都鄙视卡耶维奇。塞尔维亚人抓到几个穆斯林时，会再找一两个吉卜赛人。塞尔维亚人会拿着枪命令吉卜赛人挖两个洞，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接着塞尔维亚人把他们全部射杀，包括吉卜赛人。”

　　“为什么挖两个洞？”我问。

　　“吉卜赛人不够格埋进第一个洞。”托瓦尔说。埃斯玛瞥了我一眼，确保我完全领会到这种偏见。

　　我告诉托瓦尔有人说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被歹徒杀害了，是因为吉卜赛人跟他们在偷车上有竞争关系。

　　“呃，是的，”托瓦尔说，前后晃动他的头，“他们捡金属，要知道，一辆汽车主要是由钢铁做的。我听说巴鲁普拉有几个人偷车，但是暴徒犯不着杀吉卜赛人。他们完全可以让警察去逮捕他们。他们跟警察是一伙的。”托瓦尔把食指放在大拇指下面摩擦。

　　阿提拉的手机隔几分钟就嗡嗡响，她走开去接另一个电话，趁她不在，我问托瓦尔是否认识费尔科，阿提拉在场时我没有提他的名字。

　　“哦，是的，”托瓦尔说，“但我们只碰过一次面。这个人在这里，谁记得为什么？大概为了某种生意。我是镇长，代我向他问好。他告诉我们他来自巴鲁普拉，是游击队员事件后唯一存活的人。第二年这位时髦女士来了，问了很多关于巴鲁普拉的问题。我告诉她这是件不幸的事，但她想要这个家伙的手机号。一个男人没法拒绝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士的请求，不是吗？”

　　埃斯玛指向托瓦尔，提示我留心。我们三个都笑了。

　　等待阿提拉的时间，我们又跟托瓦尔待了约十分钟，他告诉我们最近他卖手机的生意遇到了麻烦。

　　走回车边的路上，我看见了早些时候从女人圈里走开的那位老妇人。她在外面用一根长棍搅动一个旧木桶，我请求埃斯玛帮助我跟她交谈。

　　那位女士看上去有点像美洲的印第安人。她头巾下面的白头发梳成了辫子，两颗大门牙都断了，有图案的长裙子擦到了地面，但是她的脚，布满老茧，显得灰白，穿着人字拖，尽管天气寒冷。

　　我有一封波斯尼亚政府的介绍信，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但是这位女士把它推开。

　　“她不识字，”埃斯玛平静地说，“你会发现极少有女人识字。”

　　埃斯玛尽她最大努力解释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但是那个女人，从没去过远离莉吉的地方，对此似乎不感兴趣。她是那种天生喜欢争论的老太太，阿提拉一回来，这个老太太指着埃斯玛直接问了她一句话。阿提拉咯咯笑，一开始还不愿意翻译出来。

　　“她说她宁愿跟我说波斯尼亚语，”阿提拉最后解释说，“那一位——听她说吉卜赛语伤我的耳朵。”

　　埃斯玛十分幽默地化解了这个抱怨。

　　“吉卜赛人有100万种方言，”她说，“当然，所有吉卜赛人相信只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正统的。”

　　原来这位老女人在为自己和她未结婚的成年孙子洗衣服，将衣服搅在一起，水雾从桶中升起。埃斯玛说洗衣服会花去这个女人大半天的工夫，还要去溪边取水，把水加热，洗上两次。因为如果女人的衣服和男人的衣服相接触，会带来霉运。

　　老妇人继续在冒气的桶边劳作，阿提拉则把她的闲聊翻译出来。她后面的房子，她跟她的孙子住在那里，至多15英尺长、15英尺宽，用土和木棍做的。

　　我问她的邻居们有关巴鲁普拉的说法为什么会激怒她。

　　“他们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村子里没人知情。那儿的赛菲——她妹妹嫁给了巴鲁普拉的男人——问问她，她本该知道，但她也一无所知。”那位老妇人用她凸出的关节炎手指向隔壁，一个清瘦的年轻女人背对着我们洗衣服，背着个孩子。

　　我们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老妇人叫我们回来。诋毁她的邻居无知后，这位老妇人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他们会回来的，那些人。就是这样。”

　　我问她谁这么说过，她用棍子敲着桶内壁，很明显她宁愿拿棍子敲我。

　　阿提拉说：“她说没人需要通知她。她是个老女人，知道很多事情。”

　　我看着埃斯玛：“吉卜赛女人？”

　　“非常强大，”她回答说，“我告诉过你。”

　　“问问，拜托，”我对阿提拉说，“巴鲁普拉的人现在在哪儿等着回来。”

　　阿提拉在翻译她的答案之前，再次痛快地笑起来。

　　“她说听说律师们都很聪明，但肯定不包括你，如果你指望一个老女人知道的比你更多的话。”

　　我们走到隔壁的年轻女人赛菲家。她不在那里了，不过我们过来时，她来到门口，腼腆地笑起来。她仍然背着孩子，光脚站在门槛上。我在托瓦尔家注意到人们在屋内不穿鞋子。赛菲身后的屋内干干净净，摆放着一个锻制橱柜，墙上挂着一块旧毛毯，天花板弯曲，有几个水渍，也许很快将会让天花板塌陷。赛菲身穿豹纹裤，一件运动衫，上面写着我不懂的德文字母，除了“gesundheit”（祝你健康）。她的黑头发耷拉在脸上，她的眼睛，很罕见的，是醒目的翠绿色。她骨骼清瘦，非常漂亮，除了笑的时候，露出嘴巴里面可怕的绿色混浊。那个孩子，一个大约九个月大的小女孩，急切地看着我们，我们伸出手指时，她来抓。

　　我再次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封信，赛菲笑了，并没有费心假装去看。跟隔壁一样，她更愿意让阿提拉做翻译。

　　赛菲说她妹妹嫁给了来自巴鲁普拉的一个男孩。在赛菲的祖母去世之后，她的父母离开莉吉之前，她跟父母去那里拜访过两次。

　　“有其他来自莉吉的人嫁给了巴鲁普拉的人吗？”

　　“只有我妹妹。其他人不会。”

　　“因为他们信东正教？”

　　我的问题让她感到好笑。“因为他们太穷了。他们一无所有。”

　　埃斯玛插话解释说在传统的社区，吉卜赛人信仰非吉卜赛人的宗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保，这样牧师或伊玛目[73]会在葬礼和出生仪式上帮忙。他们真正的信仰，埃斯玛描述说，听起来像某种唯灵论，常常涉及先祖的灵魂。

　　“我妹妹的右手不好使，”赛菲说，“萎缩了。我父母很高兴她结婚了。普拉多有兔唇，他们刚好是一对。”她有点讽刺地笑着说。我在这里看见的大约50个人中，近亲婚配的后果很明显：外斜视、兔唇，但同时，尤其是孩子们，有着让人心惊的美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良的饮食和其他困苦会淡化这种美丽。

　　“你妹妹现在在哪里？”我说。

　　“他们离开巴鲁普拉了。所有人。”

　　“他们去哪儿了？”

　　“人们说他们被杀了。”

　　“你这样认为吗？”

　　“我想不是，”她说，但是摇摇头表示她的希望渺茫，“如果天意如此。”她补充说。

　　她说结婚后，她妹妹每隔几个月就用一台借来的手机给她父母或她打电话。印度有个传统，吉卜赛人在出埃及后仍然保持了1000年，即新媳妇成为她夫家的一部分，服从她的婆婆，开始从她的原生家庭分离。

　　“一开始，”赛菲说，“我们没有接到她的电话时，我们试了试她有手机的一个朋友的号码，但是没有应答。整个冬天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后，我父亲说我们应该去看她。我们借了一辆车，但他们不在那里。没有人在那里，整个村子没有了。我父亲去了维察唐雅的警局，他们表现得好像认为巴鲁普拉有人住过是件疯狂的事，”赛菲停顿了一会儿，看着地面来保持平静，“那让我父亲确信卡耶维奇把他们全杀掉了。”

　　“为什么是卡耶维奇？”

　　“那个春天，我最后一次跟我妹妹交谈，她说有个士兵去那里警告他们卡耶维奇要杀掉住在巴鲁普拉的男人。”

　　“杀死一个男人，还是很多男人？”

　　“很多男人。”

　　“为什么？”

　　“他认为他们跟美国人交谈过。但是我妹妹说不用担心普拉多，这不关他的事，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你妹妹有没有说镇上谁跟美国人说过话，或者他们说了什么之类的事情？”

　　赛菲不知道别的事情，但这是我在莉吉听到的第一件类似证据的事情。这是某种程度上的道听途说，但是赛菲叙述了一个具体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过屠杀，这将充分地说明是谁策划的。

　　我问赛菲我是否可以拿出手机录音，但她说如果她丈夫知道她提到卡耶维奇会很生气。

　　“但是你和你父母相信卡耶维奇的士兵杀死了巴鲁普拉的所有人？”我问。

　　“我？我这么认为，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不相信。几年前她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妹妹叫她。因此她心存希望。”赛菲的眼睛现在积满泪水。

　　我们走之前，埃斯玛取下她的紫色围巾，系在了婴儿身上，围巾在这里是十分奢华的东西。我们道别时，赛菲从门槛向前跨了一步，在刚透出云层的强烈阳光下眯眼看我。

　　“你要去找杀死他们的凶手？”她问。

　　“我会努力。”

　　“他们应该得到惩罚，”她对我说，“就算是吉卜赛人，也不该被那样对待。”

　　仍然是个吉卜赛人

　　“你们饿了吗？”我们离开莉吉，阿提拉问道，“几英里后，有一个很酷的地方。”

　　已经过了四点，早饭后，我们都没再吃过东西。阿提拉在山坡路边大旅馆门口停了下来，那里一连串乡村建筑像观光牧场，放大的A型构架，有着摇晃的屋顶和用旧货车车轮装饰的香柏木边。为了提高旅店对游客的吸引力，最底层沿用了100年前的波斯尼亚生活特色。一个牲畜棚里，一个穿着背心、戴土耳其毡帽的蜡人在整理一袋种子。

　　二楼是一个看来很高档的露天松木餐厅。穿着正式背心、系着蝴蝶领结的侍者带我们到窗边的桌子，从那里可以俯瞰100英尺下的一条可爱的山林小溪，听得到浪漫的、急流的汩汩声。

　　不出所料，阿提拉出手阔绰。她点了一瓶斯洛文尼亚的白葡萄酒，虽然她其实不喝酒。她的关注点在一大盘开胃菜，那是味淡的波斯尼亚奶酪和肉干，当地的佳肴，辅之以一种不寻常的黑面包，用十几层薄叶子装饰，有点像卷心饼的面包皮。我们休息时，阿提拉没有表示歉意就抽起烟来，埃斯玛喝了几杯，说她只敢在欧洲大陆放纵。

　　埃斯玛离开了一下，阿提拉刚点了开胃菜。她一走，阿提拉偷偷地向前移。她大大咧咧的性格让我已经习惯忽视她奇怪的外表，球似的扭结的棕色头发，不平滑的多雀斑的脸，方正的奇怪纤细肩膀，她苍白干瘦的胳膊从昨天她接我时穿的同样的短袖衬衫中伸出来。

　　“你怎么想，布姆？”阿提拉问道，“像是卡耶维奇，对吗？”

　　“也许。我还很难得出结论，阿提拉。”

　　“如果你问我，”阿提拉说，“有个家伙派一个人报信，说他要杀掉你们这群傻瓜，然后，这群傻瓜一两周后全死了，我就得到了一个头号嫌犯。不是吗？”

　　“是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你怎么理解那个女士认为波斯尼亚杀掉吉卜赛人是因为他们想要拿回营地？”

　　“她跟其他人一样在胡说八道——所有人，除了最后那个姑娘。美军已经撤退了，营地归政府所有。如果波斯尼亚人想要赶吉卜赛人走，他们只需要把推土机开进去，没必要杀人。”

　　我抿了一口酒，想着我该怎样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一整天都在想要跟阿提拉单独相处一下。

　　“我还没想宣布美军无可怀疑。”

　　正如我预料的，阿提拉做了个鬼脸：“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呃，托瓦尔确认了我听说了好几个星期的事情，在巴鲁普拉的几个家伙是偷车贼。事实上，你昨天跟我说过你解雇了你的吉卜赛人司机，他们和你的几辆卡车一起消失了。我记得没错吧？”

　　“太对了。”阿提拉用她整个上半部分身体表示赞同。

　　昨天晚上，凌晨三点左右我醒了，对与时差作斗争的我来说不稀罕。我发现我的心因为在睡梦中重现走廊上与埃斯玛见面的场景而收紧。我记起了她搭在我胳膊上时她红色的指甲，但是梦境以不安和遗憾而告终。虽然我总是一起来，就是记不起来我为什么感到遗憾。最后，当我安下心来开始打瞌睡，我的心思又回到我们的案子。就在那时，半睡半醒中，我找到了一种联系，自从我跟古斯坐在酒吧里，这件事就一直在我脑海中萦回。

　　“现在，”我对阿提拉说，“你告诉我北约在波斯尼亚用的所有卡车都是你的，也就是科络戴伊的，对吗？”

　　“基本上是，工作车辆要得到运输公司的命令，但它们都是从我的物资里出去的。”

　　“好的，”我说，“在飞机上，我重新阅读了企图在多博伊逮捕卡耶维奇的文件。大部分媒体报道说卡耶维奇是乘坐从美国军队偷来的卡车逃跑的。我第一次看见时，我以为那意味着卡耶维奇和他的老虎军团用短路点火的方式发动了特种部队的汽车。但是美军的整个伏击行动是精心策划的，不像是临时逃脱。于是我意识到——实际上在午夜时——卡耶维奇就已经拥有这些卡车。”

　　我现在抓住了阿提拉的全部注意力。她未修整的细眉毛向下垂。

　　“这就是说，”我说，“卡耶维奇离开时乘坐的车是从你和科络戴伊处偷来的，对吗？”

　　阿提拉说话前，嘴唇紧缩。

　　“我告诉过你，布姆。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能弄丢我的保密合格证。”

　　“这些卡车的归属问题不是秘密，阿提拉。它们需要得到确认，这样波斯尼亚警方可以寻找它们。”

　　她耸了耸肩。

　　“事情就是这样，”我说，“来自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从你那里偷走了这些卡车并卖给了卡耶维奇。对吗？”

　　阿提拉低头看着桌子。她抬起头时，伸手去拿另一根香烟。

　　“布姆，你总是话这么多吗？”她问道，火焰在她的打火机上升腾。

　　“偶尔。”

　　“我？”阿提拉说，“我一辈子都是话痨。我总是信口开河，他妈的你说这些有什么目的？布姆，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我只不过刚好被卷进这些事情里。”

　　我不想为她怀旧的追悔转移注意力。

　　我说：“那就是吉卜赛人知道卡耶维奇和他的手下藏身何处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将他的方位告诉美国军队情报机构。”

　　“我不想对你说谎，布姆。但是对我说的话我必须保持十二分的谨慎。”

　　“好的，也许你想回应这个问题，阿提拉。如果吉卜赛人告诉我卡耶维奇的藏身之处，我去了那里，遭到了埋伏，我会抓狂，也许疯狂地展开杀戮，尤其当我意识到他逃跑的车是他们卖给他的。这对我来说就像被人欺骗了。”

　　阿提拉果断地摇了摇头。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

　　“我不能把自己搞砸了。我要是对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人随便乱说，一件事会引发另一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你听见那位女士告诉你卡耶维奇发誓说他要杀掉这些吉卜赛人。”

　　阿提拉放在木桌上的手机，又开始嗡嗡响，振动得很厉害，像是会从窗子里飞出去。她啪地一拍手机，仿佛它会跑走，然后接听了。我敢打赌阿提拉接听电话是为了避免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手机就在我的面前，我能听见一个声音在另一端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妈的，”阿提拉打完电话后，她站起身来说，“真想骂人。我得找五个说普什图语[74]的家伙在明天到达喀布尔。问题是，布姆，说普什图语的人在阿富汗工作。在阿富汗工作的人宁愿被操也不愿意回去。这得花我不少工夫，可能要整晚打电话。”

　　她握了握我的手，说一小时内她会派一个司机来这里，我们吃完后，司机会带埃斯玛和我回图兹拉。她走了五步，又绕回来，俯在桌子上，她的小眼睛和粗糙的皮肤接近我，她的声音放低。

　　“告诉埃斯玛见到她我很高兴。不过小心点儿，哥们儿，这小妞实在是太狡猾了。永远别忘记：她仍然是个吉卜赛人。”她快速挥了挥手，走了。

　　几分钟后，堆满了一个不锈钢大浅盘的烤羊肉和蔬菜上来了，就在埃斯玛回来前几秒钟。我解释了阿提拉的离开，我们都对她惊叹不已，埃斯玛似乎完全被她迷住了。我这时才注意到，阿提拉在这里时，埃斯玛坐在我对面，现在她坐在我旁边，近得可以碰到手肘。

　　“那么，布姆，今天你有收获吗？”

　　“我需要思考。”我说，仍然不愿意与她分享有关调查的想法。我问起莉吉，知道她对吉卜赛人的热情可以转移她的注意力。

　　“比尔，对于吉卜赛人的难题是，如何将你们的社会开放给这些吉卜赛人，比如我，我们希望融入进去，而不要把你们的价值观强加给我们。”

　　“没有接受教育，吉卜赛孩子们怎么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学校教育的价值对我们的很多族人来说并不明显，”埃斯玛说，“在吉卜赛语里，没有与‘读’或‘写’对应的词汇。有很棒的吉卜赛音乐，但是没有文学。每次我祖母看见我拿着本书，她会忧虑。‘Sokeres？’她会问我，‘你在干什么？’对我的族人来说，知识是在社会交际中借由交谈获得的。”

　　“一个口头传统？”

　　她笑了笑，吉卜赛人这种难以解释的方式让她感到有意思。

　　“是的，但不是像印第安长者那样把传奇故事向一群群年轻的听众重复。比尔，吉卜赛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对过去的共识。我告诉我的祖母我们并不是来自埃及，她拒绝相信这一事实，‘吉卜赛’这个名字就建立在这个常见的误解上。对我们来说，没有创造天地的流行神话，没有七天七夜。伴我长大的吉卜赛男人是凶猛的职业拳击手，但是却从没有过一支吉卜赛军队，因为我们没有想要征服、捍卫甚至是返回的土地。”

　　“与地球上其他任何民族不同，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不是在过去无数次的伤害中形成的。我们不讲述我们作为奴隶的那些世纪的故事，不像非裔美国人或是犹太人。吉卜赛人擅长遗忘，你问起托瓦尔有关巴鲁普拉的事情时，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我们活在现在，对西方人来说，我们跟火星人一样陌生。”

　　埃斯玛再一次露出大大的微笑，满是她对维护这份精神遗产的愉悦和骄傲。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埃斯玛？你有没有感觉被夹在两个世界之中？”

　　“算不上，我做出了我的选择。对吉卜赛人来说，比如我们在莉吉看到的那位老妇人，我根本不是一个吉卜赛人。那就是她不想跟我说吉卜赛语的原因。”

　　“你的家人呢？你妈妈比你爸爸更能接受你吗？”

　　“我妈妈不在了，得了癌症，都是这些香烟。她为我上学跟我爸吵架，但我总觉得那更像为了反对他，而不是因为她看到了我接受学校教育的巨大价值。我快15岁时，我母亲跟我谈论起婚姻，她已经跟另一个家庭谈过了。那个男孩，叫鲍里斯，似乎非常喜欢我，但我并不喜欢他，于是鲍里斯绑架并强奸了我。在英国吉卜赛人中间，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不寻常，对他们来说发生关系通常相当于一次求婚。跟我发生关系后，鲍里斯可以宣称我们私自结为夫妇。但是他为床单上没有血感到恼火，他的家庭当然不承认他向我求婚，我父亲被激怒了。”

　　“但那是对我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我不适宜结婚，于是我可以继续上学，并且进了大学。”

　　“牛津？”

　　“剑桥，凯斯学院。”

　　“从没结婚？”

　　“是的。我太独立了，比尔。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仍然想要孩子，但我并不总想成为一个母亲。”

　　我们边说话边吃，食物很棒，没有盛大的炫耀，但是端上来时美味又好看，盘子中间有一片烤洋葱，泡椒像鹿角一样竖起。无聊之中，我们开始喝第二瓶酒。

　　吃完饭后的油酥点心，我叫服务员开账单，才发现阿提拉已经结了。埃斯玛笑了，马上指出我仍然欠她一顿饭。

　　屋外，阿提拉承诺的豪华轿车在等着我们，那是一辆旧南斯拉夫坦克汽车。埃斯玛和我溜进后座，我们前往图兹拉，在渐暗的天色中，蜿蜒深入山中。埃斯玛，喝得比我多，变得沉默，眼皮沉重，最后完全进入睡眠状态，她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她的头甩了回来，每呼吸一下就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一个突然的急转弯让她倒向我，把脸靠在我的肩上，这让我百感交集，无法自拔。虽然我警示了自己，但是她精致的五官和强健的形象，让她的性感像通电的电流，她靠得很近的温热肉体、她在我颈间的呼吸、空气中她浓重的香水味让我在去镇上的路途上阴茎勃起。

　　我们一碰到图兹拉的鹅卵石街道，埃斯玛就醒来了，她摇摇头，摆脱她的困倦。她找到了她的手机，但是只用吉卜赛语说了一会儿话。

　　“我必须跟费尔科会面，”我们在蓝灯前停下来时她说，“我告诉过他我今晚会找点时间跟他讨论一些事情。”

　　我记起来问她有关古斯无意中听来的话。

　　“古斯说费尔科坚持让你给他你承诺的东西。请原谅，虽然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但如果你为他的证词付他酬劳，那么他的证词是没有用的。”

　　听到这里，她笑了。

　　“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们有关钱的唯一谈话是几年前我对他说，在遥远的未来他或许可以收到来自国际刑事法庭的补偿，如果真有判决的话。此后他就没有说起这件事。他同意做证后，我承诺费尔科的是你们会尽可能地保证他的安全。他有这个权利要求这一承诺得到兑现，是吧？”

　　我点点头，对这个回应表示满意。

　　她说：“我还没有机会催问他有关卡耶维奇的事情，但我现在要开始处理，回头向你汇报。”

　　埃斯玛和我一样听到了赛菲的话。那个年轻女人很难让人怀疑，这意味着一切会显得非常奇怪，如果费尔科——或者住在巴鲁普拉的其他人——没有听说过卡耶维奇的威胁。

　　她把手机放回大包，一只脚踩在街上，再次面对我。

　　“谢谢你让我睡了一会儿，比尔，”她说，“在你旁边我感到很舒服。”她没再说话，但久久地看着我，不加掩饰地表示亲密，然后走开。

　　踏上酒店门口的鹅卵石，我仍在回味，脑子里突然浮现出雷顿·梅里威尔的身影。

　　懊悔

　　进入大厅，我看见了古斯。他在休息室，拿着啤酒杯，正如我预料的，在跟两个中年英国女人聊天，两个都是短发的金发女人，她们看上去喜欢和他在一起。我跟辛迪和弗洛都握了手，我示意古斯去早餐室的尽头时，她们显得很失望。古斯的杯子空了，我从他手中拿了过来。

　　“今晚我请客，古斯。”

　　我又拿回一杯啤酒给他，给自己要了泡泡水。我跟埃斯玛喝了够多的酒。

　　“抱歉没有留意你的背景材料，古斯。”

　　“是，博士学位，故作高雅，也许比我认为的更值得骄傲。”

　　我问了那个很显然的问题——他怎么成了一名警察。

　　“呃，要知道，我是典型的懒散孩子，”他说，“但我在学校表现很好。于是我一直待在学校。我喜欢人类学，我差不多要读到头时，发现我实际上更热衷警察事务——老实说，也许是由于我遇到了很多专业警察。不是说我很鲁莽——‘莽汉’，你会说。只不过因为一些碰撞，跟我的伙伴们一天天堕落下去，在局子里过了一夜。但是我认为一个好军官能让人感觉大不一样。安特卫普的一个顾问说：‘哦，学了法医人类学，你可以去警察机关工作。’”

　　“我就是这样做的。要知道，比利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地方，一年连200起谋杀案都没有，没有多少尸体要挖掘。人生的标准途径是找个漂亮姑娘，成为一个合法的有教养人士。但是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建立时，我认为，有了一个充分发挥我技能的地方。”

　　“关于巴鲁普拉的坟墓，你的技能告诉你什么？”

　　“把这些骨头装进了袋子里，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它们看上去怎么样？”

　　“看上去是对的。三个男人，有两个比最后那个年纪大。”

　　“你能看出性别和年龄？”

　　“依据臀围和骨盆的骨骼组成，还有骨密度，用显微镜观察后我会更确定。”

　　“你在寻找的子弹呢？”我问道。

　　“找到了两三颗。回去后我们会做发射特性分析。”

　　“那里有好的罪证化验室吗？”

　　“荷兰法医研究所是一流的。”

　　“好的。我们查看骨头，我们查看子弹，接下来呢？”

　　“嗯，我们要集思广益，找我们北约的朋友们索取文件，假设你能征得巴杜和明美的同意。我愿意跟一位地质学家再回到这里。与南特的一位教授一起工作，她很不错。是齐齐科夫夫人，也是个教授。我想知道她能否告诉我们洞穴的崩塌是多久的事情，我还想让她像库克船长那样在波尔多和他们的坟墓那里探探险。”古斯说波斯尼亚警察结束工作后回来了，他们渴望邀功，很高兴地围在他发掘及做了录像记录的区域旁边。他们答应会密切注意。

　　“我对这周边的地层了解不够，”我问古斯他想要齐齐科夫教授在坟墓检查什么时，他说，“如果是在十年前掩埋的，这似乎非常软。在我看来，那里像是表土和底土的混合。但要知道，那不是我的specialité（专长）。”他说，用的是法语词。

　　“可是混合的泥土有什么潜在意义？”

　　“也许意味着有人最近常挖掘那个坟墓。”

　　“盗墓者？”

　　“有可能。很有可能是好奇的本地人，也有可能是孩子们，也可能是某个人出于好奇想要看看我们会找到什么。”

　　“你怀疑是费尔科？”

　　“我觉得他有点狡猾，但那不是我首先想到的。”

　　“在他说的地方找到了尸骸，古斯。”

　　他点点头，认可我的意见，问起我的莉吉之行。跟我一样，赛菲的话让他惊讶。不过当我说出关于卡耶维奇逃走时坐的卡车的推论，以及吉卜赛人的信息让美国人遭遇了伏击，美国人怀疑他们被出卖了这些时，古斯头一次对我表示钦佩。

　　“阿提拉不想坦白有关卡车的事情，”我说，“我想她是在为美国军队打掩护。她明白我的暗示，但是她与梅里威尔是同一立场，坚持说美国人绝不会这么做。”

　　“说到这里，”古斯说，“我1997年去波斯尼亚时遇到的那些美国孩子，他们胜人一筹。那些俄罗斯人、土耳其人，有时你怀疑他们是从哪个监狱招来的兵。他们用食物来换取女孩的身体。但是美国人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会跟当地孩子踢足球，玩摇滚乐，分发糖果。很难想象他们会参与一场大屠杀。”

　　“从众心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回答道。我检举过十几个男女——企业高管、商品交易商和政府官员，他们大部分的行为无可指摘，后来却受贿、伪造记录或欺骗他们的顾客，他们被逮捕后，所有人都说出那个同样的陈腐借口：别人都这么做。我跟古斯分享了个让我记忆犹新的例子，那是我高中足球队的一个朋友罗克尼·惠特尔，我在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期间，他遭到起诉。很多年来，罗克尼收受小额回扣，以维持与他共事的60位其他管道检查员的关系，他们全都收了比他多得多的钱。几十年后，我申请回避审判此案后，作为品德证人在他的宣判中做证。

　　“但是这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布姆，对吧？为了口袋里的几美元，或者保住你的工作，这又不是大屠杀。你说了你的故事，我要告诉你一个我的故事。我整天都在想这件事，这足够让我后悔回到这里。”

　　讲故事前，他喝光了杯子中的酒，我再次向接待员挥手，他又拿来一杯。

　　“她是南斯拉夫特别法庭我的一位证人，”沉默良久后，古斯说，“这个女人名叫阿巴赛·门苏尔，是个穆斯林。她住在萨拉热窝的河对面，突然变成了塞尔维亚这边的人。于是游击队员闯进她家。就在几天前，她丈夫在几个街区外的前线被杀——和塞尔维亚人在一起，过一会儿不用我说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他们当着她孩子们的面强奸了她——整个分队人。完事后，他们又强奸她11岁的女儿。为了追求刺激，他们又抓住三个月大的婴儿，布姆，把那孩子放进烤箱，启动后，持枪对着他们所有人。那边婴儿尖叫不止，这边士兵强奸11岁的孩子。最终哭声停止了，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拿出来，笑着把他递给那位母亲，告诉这个穆斯林女人：‘烤猪就是这样子的。’”

　　“上帝爱她，布姆，阿巴赛来到海牙，给出证据，指控当时负责的队长。布姆，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见过恶，我知道人们会坏成什么样子，但我坐在审判室，眼泪不停从脸颊往下淌。那位队长，那个男人——如果你能称他是个人，那个男人，感谢上帝，要烂在监狱里。但是当然，有11个人跟他一起，我们甚至没有试图去逮捕他们。这些家伙，在《代顿协议》后，肯定回家，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布姆，他们抱这些孩子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会不会想为什么没人朝自己的脑门打一枪？”

　　“不论从众或者不从众，布姆，我想有些人都不会做这些事。我能够说明，我不会这样。你的朋友罗克尼也不会，我希望。也许当时在这里服役的那些美国孩子也不会，他们得到过好的教育，没有听亲戚说‘伊斯兰教是怪物’的胡话。”

　　我喝完了苏打水。讲了这个故事之后，没有什么可说，我静坐着等他喝完啤酒。他明天一早去比利时过周末，我们同意下周一在海牙展开调查。接着我上楼去处理这两天积累的邮件，希望工作能够帮助我摆脱古斯描述的恐怖故事。那种强度的恶像一颗死星，能吸走生命的所有光芒。

　　我在电脑前忙活了快半小时，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我以为古斯忘了说什么事，我开门时却发现埃斯玛站在门口。她似乎重新化过妆，梳理了她鸟巢般的头发，我再次为她出众的容貌感到惊叹，可她一副处理公事的表情。

　　“能占用你几秒钟吗，比尔？”

　　我让开一点来欢迎她进来，让她坐我的写字椅，我坐在床上。我问是否要从小冰箱里给她拿点喝的，里面有啤酒和水，但她拒绝了。

　　“我不会待太久，”她说，“费尔科的一些事情，你或许想知道，”她告诉他赛菲所说的卡耶维奇威胁他们的事情，“他表现得好像现在才记起来，但他同意这个说法的确传遍整个营地。对他的隐瞒我不高兴，他能看出这一点，但他声称他从没把4月27日晚上发生的事跟卡耶维奇联系起来，因为游击队员说的不是塞尔维亚语。”

　　“这让你信服吗？”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高，我怀疑他怕提起卡耶维奇的名字。”

　　这样说来合情合理。费尔科不是第一个出于恐惧而不愿意说出事实的人。他或许给埃斯玛留下了错误印象，他在证词和之前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上没有说谎。不过，我仍然感到不安。如果费尔科试图漏掉卡耶维奇，他或许也更改了其他细节，那可能近乎做伪证。

　　“我们需要再问问他，埃斯玛。”

　　“我明白。可是我能建议再等等吗？看你的调查指向哪里，以及你可能问的其他问题。他现在不大情愿，一直让我保证以后的事跟他无关了。我们没必要让他产生逆反心理，完全拒绝配合。”

　　总的说来，我认为她的建议很好。

　　“谢谢你告知我们。”我说。

　　她点点头，站起身。她又看了我很久，欲言又止，像在仔细考虑什么，突然又坐了下来，这次坐在床上，我的身边。

　　“你需要等等再跟费尔科交谈的另一个原因，我刚对他解释了，我将不再是他与国际刑事法庭的代表。如果你想再见到他，受害者和见证者小组可以给他打电话，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另外的律师。我现在与这个案子没有一点关系了。”

　　她看着我，我推测着她话中的含义。她用大眼睛直视着我，像凝视一挺端平的步枪——如果一挺步枪可以表达渴望的话。

　　“是因为我的缘故吗？”我问道。

　　“哦，比尔，”她可爱地笑着说，“我宁愿这是我的缘故。”她用两根手指，抓住戴了一整天的领带，轻声说：“比尔，你知道吉卜赛语里欲望这个词直译是什么吗？是‘我吃你’，而不是‘我想你’，‘我吃你’或者可以更为诗意地表达为，‘我要狼吞虎咽地把你吃个精光’。”

　　她缓缓地靠过来亲我，不是用啃食或者试探的方式，而是把她整个人交付给我。她的身体和柔软的乳房紧贴着我，这令人激动。我意识她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就大致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有什么借口。我确信她能感觉到我的心在扑腾，就像在陆地上的一条绝望的鱼。

　　“听从自己，比尔，”她小声说，“你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你自己，除非你活在当下，没有了顾忌，只有享受。”

　　我的领带仍然在她的手指间，她把我拉向她，我再一次触碰到她的整个身体，进入我生命的下半场。青年和中年堆积的“总有一天”成为了一批收藏品，一个愿望清单照亮了幻想与生活的诸多限制之间，残忍但并非蓄意。“总有一天我要学习水肺潜水。”“总有一天我要去不丹旅行。”“总有一天我要辞掉工作，开始干木工。”“总有一天我要清理……我的办公室……我的壁橱、车库、储藏室，我母亲去世后我没有看过的箱子。”“总有一天我要学习用蝇钓鱼。”“总有一天我要再去弹钢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托斯卡纳。”“总有一天我要住在托斯卡纳，读贝克特和欧文·高夫曼的作品。”

　　过了54年，那堆“总有一天”变得巨大如山——还有，我必然会意识到没有一件事真的会发生。我活得很好，明白到这一点，我并不会觉得苦楚。但此刻，“总有一天”突然成真时，你怎能拒绝？

　　“有一天我会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她踏进门来就让整个房间震颤。”在多少个房间，凝视了多少次门口，这一完全不可能的期许闪过我的脑海，这个愿望如此虚妄，于是我只能礼貌地转过头去？

　　也许梅里威尔想要告诉我的——他和很多被欲望的潮水拖下去的同类都认为，在某一个年纪，最苦涩的情感是懊悔。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