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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安置——2015年1月8日

　　50岁时，我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这完全不是一个慎重的规划，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离开家，离婚，辞职，最后离开了我的国家。

　　对于这些决定，几乎跟我亲近的每个人都表示忧虑或加以嘲笑。我姐姐认为我仍然没有从我父母相继过世的事件中恢复过来。我的律师合伙人认为我适应不了聚光灯之外的生活。我前妻将所有这些当作是中年疯狂的表现形式不予理会。我的儿子们则交相表示惊诧。正当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作为成人的立足点时，他们淡漠的父亲变得跟毛头小子一样反复无常，这让他们愤怒。我全不理会这些，因为我的人生撞上了磐石。尽管我很成功，回顾往昔，我却不能确认有一个时刻，从内心里让我觉得完全自在。

　　我背井离乡远去荷兰和国际刑事法庭并不是定好的出路，但它是谚语中所说的“关上一扇门时，打开了另一扇门”。实际上出现在我门口的是我法学院的朋友罗杰·克路威。

　　“布姆！”他尖叫着来握我的手，打开的纸板盒堵塞了我办公室的地板，他从纸板盒中间走了过来。三天来，我一直坐着，两腿间放着一个垃圾桶，它在很大程度上拖延我搬出去的行动。到2015年1月1日为止，我辞去了在德威特—罗伊斯特的合伙人职务，过去14年我一直在此工作，主管公司的白领刑事辩护工作。一个性格更为冷酷的人也许已经在几小时内收拾好，但是我发现自己几乎在碰触的每一样东西上停留——法律书籍，台式电脑小装饰品，儿子们不同年龄段的照片，15年前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金德县联邦总检察官四年期间得到的几十块奖章、礼品笔和大块大块的水晶。情感和时间之力冲击着我，从记忆中回过神来，我透过窗户远眺，看三连城市群[57]的雪花形成的幕布和金德河的那条灰线，即便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这条河在又一个糟糕的冬天结了冰。

　　“他们说你不在这里干了？”罗杰说。

　　“不如说是在他们将我扫地出门前主动退休。”

　　“他们不是这样说的。你的儿子们好吗？”

　　“从他们告诉我的情况来看还好，皮特现在订婚了。”

　　“正如你期待的，”罗杰得体地问，“你的个人生活怎么样？”他问道，“仍然在享受离婚后的放荡？”

　　“我想我度过那个时期了。”我回答道，比起告诉他我从没过过这样的日子，这是一个更省事的回答。

　　30多年前，罗杰和我在伊斯顿法学院相识。毕业后，罗杰进入驻外事务处，担任几个大使馆的法律官员。那一阵，我认为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接着他被派驻到许多热点地区，像巴尔干半岛、阿富汗和伊拉克，承担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理所当然地把他当间谍来看待，虽然我无法确认他为哪个机构工作。最近，传闻他回到了国务院，尽管也许是在使用外交掩护。他总是毫无预兆地出现在金德县，并且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县里，这不仅仅是运气那么简单。

　　“现在出什么事了？”他问道。

　　“天知道。我想给自己一年的盛夏，跟随太阳环游世界。游泳，徒步，每天健身，见老朋友，太阳落山时野餐，晚上阅读我一直想读的东西。”

　　“一个人？”

　　“开始是。也许路上我会见谁。我想孩子们会去旅行几次，如果目的地足够吸引人。我付钱。”

　　“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反正你会告诉我。”

　　“不出一个月你就会感到厌烦和孤独，像一个郁闷沮丧的荷兰人一样，纳闷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耸耸肩，我相当确信情形会更好一些。

　　“此外，”罗杰说，“有一个对你来说大好的机会。过去几个小时你跟奥利弗聊过吗？”

　　奥利弗·卡亚特是我法学院的另一个同学。那时，他跟罗杰比较亲密，不过大约十年前他从蒙特利尔来到金德县，和我一同为一个加拿大的主管做辩护，这位主管在盗取其公司的财产上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想象力。我们输了官司，但是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最近，奥利弗去了荷兰，他一直说自己非常开心。

　　罗杰说：“奥利弗说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复他的信息。”

　　年底，我在公司的语音和电子邮件系统设定了自动回复，解释我辞职了，1月1日生效，起码在第一周，不会经常查看信息，这意味着我根本不会查看。我认为最好完全停止使用。然而，罗杰在一旁观看，我转向身后的电脑，拨弄键盘，直到找到奥利弗从元旦以来发来的四封邮件。

　　“我的朋友，”上面写道，“请打电话来。我有一些事情跟你讨论，你听到会兴奋的。”

　　我再次转向罗杰。

　　“告诉我一下，罗。奥利弗到底在荷兰哪里工作？”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那是永远的战争犯罪法庭。他在那里担任高级检察官，但是海琳想要他回家，”罗杰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奥利弗认为你是替代他的合适人选。”

　　我犹豫了一下，问道：“你的高见是我回去做一名检察官？”1997年，出于纯粹的偶然，我被选为金德县的美国联邦检察官，大半是因为向白宫提供建议的资深参议员，没法在其他两位候选人中挑选，那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彼此恨透对方。那时候，我担任办公室的检察官近12年，包括作为第一助理、副手的两年。但是37岁，对要承担的那份责任来说，我仍然年轻了十岁。那几个月，每个早上我不得不尽力平息会把一切搞砸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体悟到，对出庭辩护律师来说，我可能拥有最好的工作——充满刺激、富有挑战性并且意义非常。然而，我告诉罗杰我没兴趣再去做检察官。那个希腊哲学家说得对，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不，”他说，“这次不一样。他们对大规模的暴行提起公诉，比如种族灭绝、种族清洗，以及伤残、强暴战争酷刑之类的……”

　　“罗，对这类案子我一无所知。”

　　“哦，胡说。都是证人、案卷和法医鉴证，只不过规模更大一点。罪行很恐怖，但是证据就是证据。”

　　他移开一个盒子，猛地把自己扔在一把扶手椅上，精神振奋地看着我，一如他30年前的做证。他的裤子挂在腹部下面，头发是卷曲的白色马蹄形，几根令人尴尬的未弄整齐的毛发，从他光滑的头皮上直伸出来。他有社会上享有特权的那种中年人的样子，比如过去20年里，他每天穿着同样的套装，似乎在意外表是粗俗的事情。他的鞋，买的时候结实而昂贵，买来后就没有擦过。我怀疑他这样的领带不止两三条。这只是他每天早上穿的制服。他为一个团队效力，团队的面目不详。

　　“罗，为什么是你在我的办公室帮奥利弗说话？你对此有职业上的兴趣吗？”

　　“有一些，”他说，“那里有一起案子，美国政府不希望这宗案子在不合适的人手里终结。”

　　“什么样的案子？”

　　“你知道波斯尼亚在哪里吗？”他问。

　　“我待过的某个地方的东边。”

　　“在2004年，图兹拉外有一个难民营。全是吉卜赛人（Romas）。”

　　“吉卜赛人（Gypsies）？”

　　“如果我们没有歧视意思的话。”

　　“好的。一些吉卜赛人（Gypsies）。”我说。

　　“400人。全被谋杀了。”

　　“一起？”

　　“他们是这么说的。”

　　“谁干的？”

　　罗杰往后退：“呃，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这里。”

　　“好吧。2004年——现在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了吗？”

　　“哦，是的。结束好多年了。《代顿协议》于1995年终止了这场战争。九年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差不多停止了互相杀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那里落实这项协议，收缴了一大堆武器，还设法寻找海牙通缉的战犯。北约部队包括在图兹拉附近营地里的大约1800名美国士兵。”

　　“也就是说，靠近吉卜赛人。”

　　“非常接近。几英里。”

　　“一群美国小孩，他们在那里是为了维护和平，为什么要杀死400个吉卜赛人？”

　　“他们没有。用我的生命担保。”

　　“谁干的？”

　　“要知道，一次干掉400人，那必须得有强大的火力，因此够得上嫌疑的人并不多。很有可能是塞尔维亚非法军事组织，也有可能是流氓警察，有可能是有组织的犯罪，那时这些情况很多。也有一些剩余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来到波斯尼亚，最初就是为了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免受塞尔维亚人的伤害。”

　　“哦，听起来美国军方没什么可担心的。”

　　“等我慢慢说。现在这件事涉及了外交和政治领域。”

　　我反射性地呻吟了一声。政治和诉讼从来不能友好共存。

　　“国际刑事法庭，”罗杰说，“是依据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包括美国，谈判达成的一项条约建立的。克林顿于2000年签署，但是布什方面讨厌这个主意，尤其是迪克·切尼[58]，据称他害怕因授权水刑而遭到起诉。因而布什在2002年宣布撤回签署《国际刑事法庭公约》。”

　　“能那么做吗？撤回签署？”

　　“你觉得那有关系吗？控制国会的共和党，通过了叫作‘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的决议，大致是说如果你要把我们的军队告上法庭，我们会他妈的入侵你的国家，带士兵们回家。”

　　“真的？”

　　“我想他们没有用‘他妈的’这个词。除此之外，这个总结十分准确。在西欧，他们叫它‘海牙入侵法案’。”

　　“你是说如果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美国士兵，我们将与荷兰开战？”

　　“这么说吧，会有与我们最亲近盟国产生严重裂痕的风险。单单这个顾虑就让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整个楼层心神不宁。”

　　“这就是这个案子11年之后仍然悬而未决的原因吗？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一直努力阻挠？”

　　“首先，必须郑重声明，”罗杰说着，礼节性地一笑，“我反对‘阻挠’这个词。我们只是向一些机构表达了我们的看法。案件延迟跟我们没有关系。就连吉卜赛组织都好些年没有着手调查，因为唯一的那个幸存者一直躲在他的床下，吓得要尿裤子。坦白说，如果你问我，我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阻挠这件烂事。几个星期前，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办公室向法庭申请启动正式调查，主要是因为讨厌的吉卜赛激进主义分子一直强烈抗议，怎么400人被残杀而没有一个人调查这件事？”

　　“抱歉，罗，但他们的抗议听起来很合理。”

　　罗杰斜过肩，他并非真的不同意。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他才有工作做。

　　“你说的‘吉卜赛激进主义分子’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对吉卜赛人了解多少？”他问道。

　　我看向办公室天花板上发荧光的镶板，诚实地回答道：“近乎于无。”

　　“呃，这不是那种人人都想赢的比赛，但是就算考虑到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库尔德人，当然还有犹太人，地球上也没有哪一群白人在1000年里像吉卜赛人这样，总是被打得屁滚尿流，”罗杰往前蹲坐，放低声音，“从根本上说，他们是欧洲的黑鬼，”他是指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在罗马尼亚做了400年的奴隶。你知道吗？”

　　“吉卜赛人吗？”

　　“他们从来没法安定下来，希特勒试图消灭他们，所以九万吉卜赛人逃离了科索沃，几年前萨科齐刚刚驱逐了几千人离开法国，从雅典到奥斯陆，每个人都对吉卜赛人恨之入骨。”

　　“他们是小偷，对吗？”

　　“你是说他们每个人？”

　　“不，只不过足够多到让别人恨他们。”

　　“已经足够。扒手、骗子、信用卡诈骗犯、拐卖儿童的团伙、偷车贼、假乞丐。吉卜赛车队穿越城镇后，许多东西就不见了。那都是老故事了。另外，他们很少找到工作或上学，我不知道还能发生别的什么。”

　　“好的，”我说，“我为吉卜赛人感到遗憾，但我仍然没看到在这场戏剧中有一个主角是给我的。”

　　“我马上要说到了，”他回答道，“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讨厌我们不加入协议，但长远来看法庭需要我们。像他们这样的工作，缺乏了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支持，根本没有办法处于安全的境地。因此，他们不愿意把我们惹恼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意味着有很多‘秘密沟通’之类的事情。”

　　“‘秘密沟通’是指奥利弗和你？”

　　“这是说我们是各个大佬之间的信差。不过，经过几个星期的讨论，所有人似乎都认为最后的选择是由一位美国高级检察官来主导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

　　“就像特别检察官吗？”

　　“有点像，但是没有那样的正式头衔。必须是合适的人，不是个胆小鬼，是他们和我们都尊敬的某个人。对我们来说，那意味着他是一个有素质的人，当国会的那帮蠢蛋因为国际刑事法庭上的调查，想要挑起世界危机时，这个担当重任的人的声誉要能镇得住场面。”

　　“那是我？”我说着，打心眼里表示怀疑，“一个生来就得穿着防弹衣的人？”

　　“在华盛顿你还有不少在路边列队欢迎的粉丝，布姆。”

　　即使是奉承，也夸张了。我跟司法部部长在她先前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期间处得不错，也拥有一个来自肯塔基的大学朋友，现在是共和党参议员。

　　“罗，报纸上报道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主要的报纸还不了解这件事情，博客世界有几则短文。吉卜赛拥护者试图激起点事，但是大屠杀是旧消息了，到目前为止，你说不出一个坏人的名字，因此它不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材料。对我们来说一切还好。”

　　“这场调查要持续多长时间？”

　　他甩手表示他说不好，不过承认这种事情通常进展缓慢。

　　“因为这个原因，”他说，“那儿的案子就像公交车，人们上上下下。一旦你腻了，你就可以离开。”

　　我用手指划过唇边，思考起来。

　　“等等，”罗杰说，“我甚至还没有向你推销荷兰。我认为你会爱上寻根这件事。你从来没有真正在荷兰待过，对吗？”

　　“是，”我说，“我家人不想回去。”我还没有告诉罗杰有关我身世的复杂故事。可现在，不是说这些时候。

　　我坐回我的大皮椅，尽量像律师一样，考量各个方面并且仔细观察罗杰。我们关系的竞争性意味着他不会完全透露他在忙些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交情的朋友，他知道我会觉得这份工作有意思。即使我宣告从这儿退休，我也不会与法律终结关系。我不认为律师与资本主义可以和谐共存，但我仍然喜欢律师们做的事情，并且立刻为做一桩海外买卖这个主意所吸引。

　　“瞧，罗。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你在推销一份你无权决定的工作。奥利弗和他的同僚肯定会支持他们自己，可显然你想用你的一个朋友取代另一个的位置。我甚至不会给海牙打电话，除非你亲自给我说你确实会去做这件事情，不管后果如何。”

　　罗杰再次身体前倾，让我看他温柔的眼睛，眼袋周围布满了衰老和悲伤。

　　“不管耶稣把他们扔向哪里。”他说。

　　海牙——2015年3月2日

　　我与奥利弗一天通两三次电话，多次通话后，一月底，我接受了国际刑事法庭正式的工作邀请。我还需要一个月来料理金德县的事情——出租我的公寓，储存我的东西，征得我的儿子们威廉和皮特（WillemandPiet）的同意。埃伦和我给我们的儿子取了荷兰名字，以为这会激励我的父母给孩子们讲讲他们的传承。这一希望落空了，我的孩子们上一年级时就开始叫他们自己威尔和皮特（WillandPete）。现在两个孩子似乎都为我将要离开感到不安，这让我心里很沮丧。过去几年来，由于结束婚姻这件事情，我的儿子们耗尽了他们的愤怒。每隔两三周他们与我一同进餐，但他们表现得仿佛这是一种被强迫的活动。

　　3月1日，星期天，我登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市的史基浦国际机场的夜间航班。我比原定的日期提前了几天，因为预审庭突然安排检察官办公室那个星期晚些时候出具费尔科的证词。在史基浦，我找到了连接荷兰主要城市的城际蓝黄高速列车。一小时后，我坐在海牙中心广场，体会着荷兰生活的晨间节奏，尽量用咖啡和可以充作日光的事物来克服时差。

　　身处荷兰，我便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杰出画家，比如伦勃朗和弗美尔，如此为光与影着迷。这里的冬天比金德县更昏暗，我以前常形容自己宛如生活在一个大锅盖下。我到达的这一天，碎布般的阴暗天空狂风怒吼。

　　尽管天气不好，我觉得作为气度不凡的老年贵妇城镇，海牙带着欢乐的国际主义氛围。在老城区，坚固的棕色砖块建筑，带陡峭的石板屋顶和装饰明亮的窗户，有几百年的历史，制造出一种近似羊毛的厚重感觉。穿过开阔的广场，在始终存在的自行车那边，我看见了一座旧宫殿，骑士楼，它尖尖的角楼像女巫的帽子，让人隐隐觉得像是迪士尼乐园。我推着小提箱走了一个街区，在一座桥上停下来观看滑冰者，他们在下面的运河上嗖嗖地飞驰而过，无畏地在冰上挑战，厚围巾在他们身后飞扬，尽管气温略高于4摄氏度。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最后，我搭乘出租车到了国际刑事法庭安置访客的连锁酒店，拥挤的大堂似乎想用头顶的石灰和淡紫强光灯达到活泼的效果。楼上，在一个比高端冷藏室还小的房间里，我打电话给奥利弗再次确认我们在法庭会面的事宜，然后打开我的箱子，抖开我的衣服。

　　一段日子后我了解到，荷兰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喜欢骄傲地坚持其他人或许认为古怪的事情。在一个跟马里兰州差不多大小的国家，两个城市共享首都的传统职能。阿姆斯特丹从法律上扮演这一角色，但是海牙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所在地。不过阿姆斯特丹是知名的商业中心，而海牙贩卖的基本是理想主义。大约150个不同的国际实体坐落于此，包括联合国和欧盟的许多机构以及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非洲犹太人散居政策中心这类高尚的机构。这个城市也是100多个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所在地。因此，也许海牙城区100万居民中，多达18的人是外国人。几乎到处都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牙作为独特的国际中心的地位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增长型行业——为了全球正义。九个不同的独立国际法庭在这里运营。仅举个例子：国际法院，就是各个国家起诉彼此的地方。新增加的刑事法庭，是近几十年由联合国成立的，用来起诉不同战争——柬埔寨、黎巴嫩、塞拉利昂、卢旺达中的种种暴行。我到达时，所有这些法庭，即便那些只有几十年历史的，仍然致力于诉讼，为不情愿歇业的政府机构默哀。

　　从许多指标来看，最成功的专设刑事法庭是前南斯拉夫国际特别法庭，它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和科索沃的160位领导提出了指控，这些人在巴尔干战争中犯下了大屠杀等暴行。虽然南斯拉夫法庭仍然在处理待审案件，但在2004年时它不再受理新案件。2002年开设的国际刑事法庭，无论是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律师和行政官员——还是工作流程，成为前南斯拉夫国际特别法庭实际意义上的庞大继承者。

　　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海牙特别刑事法庭的激增让联合国认识到一个悲哀的事实：种族灭绝和战时罪行不会终止。拟订国际条约来建立一个永久的战争罪行法庭即国际刑事法庭的谈判开始了。然而随着这些谈话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世界强国意识到听任他国控制的刑事处罚是有风险的。不止美国，还有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及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拒绝加入。欧洲、南美洲和非洲的签约国国家，全都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退出感到深深的懊恼。

　　一小时后，我到达国际刑事法庭监狱般的入口处。在两栋连在一起的白色高楼下端，安检口三面为十英尺的铁门隔绝，用锁链加固，上端有五根拉紧的带刺铁丝。

　　最后，奥利弗现身了，他身穿衬衫，打着领结，不过没有穿夹克衫。没有海琳经常在身边盯着他，他起码长了30磅。他俊美的身形如今显得臃肿，上腹部看来像藏在衬衣下面的球。但他温暖、果断的态度一如既往。一看见我，他像个男孩一样容光焕发，我一穿过旋转门，他就紧紧地抱住我。

　　他领我上楼来到那间简陋的办公室，这里过几天将成为我的办公室。我们坐在靠门的一张小桌旁，聊我们的孩子，以及开始这份工作之前我如何从金德县离开。

　　“有时会让你灰心丧气，”他说，“我不会说假话唬你。你知道那句话吗，‘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在国际刑事法庭，你责任巨大，却没有权力。你在调查地球上最严重的罪行，却没什么职权可以强迫证人对你说话或者交出文件，甚至受害者也是如此。”他坐回他舒适的办公椅，手放在围着裸露头顶的斑白头发后面。“我必须对你说，如果我来做决定，我宁愿不往前推进这桩吉卜赛人的案子。”

　　“现在跟我说说。”我笑着说。实际上在电话里，奥利弗不止一次说过这桩案子会是“一个挑战”。

　　“一个问题，”奥利弗说，“你肯定明白，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1年前。这些调查——他们在这里称它们为‘情势’，十分微妙——在最好的情况下，就像在寻找回声。你指控一位将军，在审讯中，他假装是位修女：示范一下‘射击’这句命令，或者‘烧毁’，或者‘强奸’。现在，记忆已经陈旧，记录也没有了，你难以解决案子中的证据问题。”

　　“但最大的障碍将是美国军方。《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禁止美国协助开展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即使是指控别人。鉴于美国军队管理这片发生了大屠杀的区域，你就拿不到大量重要证据。”

　　“那么为什么这儿的当权派决意继续向前推进？”

　　他神秘地笑了笑，手背以世故的法国方式在空中越变越小。

　　“检察官和副手觉得没有义务向我解释，”他说，“但是这儿的很多人认为不进行调查会让美国更加不妥协。同时，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个法庭控告的36位被告来自哪里。”

　　我留意到了。在13年的历史中，法庭裁决的每一个案子都起源于非洲——比如刚果、肯尼亚、象牙海岸、利比亚。没能进行一桩以控告白人告终的调查有可能激化非洲大陆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愤恨。

　　“但是，”奥利弗说着竖起一根手指，“也有积极的一面。”他向前坐，合上他短而粗的双手，似乎这一事实需要一些正式手续。“我认为这是我从事律师职业以来做的最好的工作，甚至比我当皇家检察官的那些年还好。如果我能让海琳离开蒙特利尔来陪我，我会再待上十年。”

　　“好在哪儿？使命所在？”

　　“没错，总的使命是高贵的。对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而言，战争中的胜利者甚至从来没有假装公正。他们只是处决战败者。然而除此之外，这里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你绝不会像我们在私人的诉讼中经常感受到的那样，怀疑你劳动的价值。你负责给400个灵魂伸张正义。你离开的时候，站在法院门前，数一数路过的行人，直到400。这要花一会儿时间。你的工作重要，为了完成这份工作能借助的工具又有限，这将需要你非凡的想象力。你要鼓舞你自己。”他的描绘让他咯咯直笑，接着他拍了拍桌子。

　　“但是现在，”他说，“工作开始了。”他递过来两页指令，那是法院上周颁布的，要求费尔科过几天在预审庭前做证。

　　在美国，大陪审团要监督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在国际刑事法庭，预审庭的法官充当了这个角色。在法官室同意之前，检察官办公室不能对一个潜在的证人进行正面质问。在那之前，一个案子唯一的信息来自第三方，比如报纸或人权机构收集的。

　　过去几周，我阅读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法院的所有规章，以及其绝大多数判决。一个事实现在引人注目：预审庭在对检察官办公室调查申请作出鉴定前，要求有现场证人。

　　“没错，”奥利弗说，“但是我们都应承认这样是正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请你早些过来。在我们的案件中，一般有上百个受害者。在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位幸存者。法院想要确认他真的愿意做证——他做证时会言之成理。没必要招致争议，如果证明他头脑不正常的话。”

　　这一点我接受，但是在没有提前跟证人1号交谈的情况下，欧洲法庭需要我提供他的证词，这个做法让我感到不太舒服，我只能依赖先前的少数说明。

　　“你会想见见这位律师，埃斯玛·斯扎尼，”奥利弗说，“她来自欧洲吉卜赛人联盟，也是她第一个找到了这位证人先生。她打算也出席。”他在桌上乱翻一通，最后递给我一张有她号码的便利贴。他举起一根手指表示警告。“她会让人放下戒心，非常聪明，非常可爱[59]，”他说着，微挑了下眉毛，像法国人那样，“但是一心一意为吉卜赛人的利益着想。”

　　做了一番总结后，他又一阵纵声大笑，接着又兴致高昂地讨论起我们午餐吃些什么。

　　开始工作——3月3—4日

　　星期二早上大部分时间我待在法院的行政办公室，接收手册并签署表格。尽管是一个相对新的机构，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形成了顽固的官僚作风，虽然身处一个相当典型的西欧国家，文员们经常表现得如果一些文件没有履行必要的手续使其生效，历史就要停止一样。

　　最让人惊喜的是我的薪水——152800欧元，各类生活费用也不得不随之调整。令人尴尬的是，我从没费心去问这个。我仍然将自己看作一个适度俭省的人，不过在不久前金钱不再成为我生活中的问题。十多年来，我在德威特—罗伊斯特每年赚100多万美元——通常更多——虽然我从未真正明白律师们做了些什么值这些钱。我离婚时，埃伦得到了我们存款的大部分，但是如此大方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因为我父母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几十年来，借由巧妙地选择股票，我父母默默积累了数百万美元财产，让我姐姐玛勒和我大为惊叹，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我父母极度保密的个性。

　　下午，奥利弗带我一间间办公室转悠，把我介绍给同事们，包括检察官巴杜·丹夸，来自加纳的前法官；森口明美，留着爆炸头的副手，她似乎不怎么说话。

　　星期三用来做第二天审讯的准备工作，我没什么可准备的。我重新阅读了检察官办公室递交给法院的申请书，概述了证人1号预期的证词，还有办公室的内部档案：由所谓的情势分析员编辑的，不过是2004年波斯尼亚的政治局势，以及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处于困境时吉卜赛人社区的历史等。

　　下午晚些时候，我终于能够跟埃斯玛·斯扎尼会面了。从奥利弗那里拿到她伦敦的手机号码后，我就给她打了电话。结果她当时在纽约审理一起案件，要到星期三早上才能赶到海牙。她早就允诺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跟费尔科一起，不过同意下午4点后在她的酒店见我。

　　明黄色的德印第酒店十分雅致。卡雷拉大理石方柱，连同深色木头和厚织锦，在大堂十分显眼，埃斯玛几分钟后就奔了出来。她径直来到我面前。

　　“比尔·腾·布姆？你跟你在网上的照片简直一模一样。”网上有不计其数我当检察官时期的照片。她有力地握了下我的手。“抱歉。你等很久了吗？你的证人不太安宁。他第一次靠近一架飞机。”

　　她没有停止移动，挥手让我到她后面的电梯。她有浓重的牛津、剑桥口音，就像BBC上了年纪的新闻播音员，标准的上层阶级。

　　“事情我都安排好了，”她说，“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你需要时我就订餐。我的胃口落后我们几个时区，可令人遗憾的是，我知道它会赶上来。”

　　在埃斯玛的套房，她脱掉大衣，把我的大衣也拿走放好。我欣赏着这个房间，老实说，也欣赏着她。我听奥利弗说过她非常漂亮，但我在网上查找她时，没看到什么照片。她本人相貌出众，不是封面女郎的美貌，但是很好看，别有风情。一头烫过的黑色秀发衬着一张南亚的深色方脸，超大五官，肥厚的嘴唇、鹰钩鼻、猫似的颧骨，还有给人深刻印象的黑色大眼睛。她身着名贵套装，身材匀称，尽管有一点胖。她在屋子里四处走动时，大尺寸的首饰叮当作响。

　　埃斯玛请我喝东西，我拒绝了，由于长途旅行她仍有些迷糊，叫了咖啡，马上就被送来了。她给我们两人倒了咖啡，我们在化妆室小圆椅子上坐了下来，旁边是玻璃台面的小圆桌，埃斯玛把她的文件都堆在了那里。

　　我花了一点时间寒暄，问了问她在伦敦的办公室——英国人说“chambers”。结果，正如我预料到的，我认识那儿的另一个律师，乔治·兰德鲁夫，他的声音大得可以把墙上的照片震下来，我说他说话温柔时，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这之后，我才放下心来询问证人1号和他会说什么样的证词。

　　“费尔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真名，这在情势分析员的文件里被涂掉了，“他是一个简单的人。”

　　“仍然害怕吗？”

　　“我相信我可以让他平静下来。”在法庭受害者和见证者小组成员的陪同下，埃斯玛带费尔科参观了审判室，对他解释了有关法官、律师的一些基本原则。“你会发现他已经准备好做证人，”她告诉我，“我跟他一起非常仔细地重复了一遍他之前的叙述。他明白他应该听你的问题，并尽量直接回答。要知道，吉卜赛人不喜欢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外人，我猜你会得到简洁的回答。”

　　“能第一个见到他，你怎么做到的？”

　　“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自从进入大学，我就热心于吉卜赛人组织。当然，为了自我利益。”

　　“你是吉卜赛人？”

　　“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大篷车长大，”那意味着她履行了英国人所谓的知识阶层的权力，并且在学校获得今天的上流社会口音，“在2007年，我加入了欧洲吉卜赛人联盟委员理事会。那时，巴黎有传言说几年前波斯尼亚发生过屠杀吉卜赛人的事件，我动身前往图兹拉去寻找，看能找到什么。人们听说了几百人在一个煤矿被活埋的故事，但是似乎没人知道更多内幕。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是真实的。”

　　“最后，我去了一个吉卜赛人的村子，有人告诉我巴鲁普拉唯一的一位幸存者待在附近。就这样，我得到了费尔科的手机号，但是他太害怕而不敢说话。一年里，我每月给他打一个电话。我几乎要放弃了，于是决定去科索沃，巴鲁普拉的居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我的想法是通过亲戚证明来自巴鲁普拉的通信在2004年4月突然中断，从而间接证明屠杀劣行。不过费尔科最后决定见我，我免去了此次旅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拼命地在便笺簿上记录，埃斯玛逐字逐句地给我读了自2008年来她与费尔科多次的谈话记录。这么多年过去，他在一些小细节上自相矛盾——卡车出现的时间、他怎么发现他的儿子，等等。对证人来说，这种出入很正常。如果他们每次讲的故事完全一模一样，那么通常是别人教的，或者他们在撒谎。

　　述说的中途，埃斯玛甩掉她的高跟凉鞋，倒进旁边的沙发，腿搁在鲜红色的垫子上。她说她在飞机上睡不着，到现在差不多40小时没睡了。

　　埃斯玛的套间，跟酒店的其他套间一样，有鲜红的马毛家具、红木框大镜子，窗前悬挂法国刺绣窗帘，这是一间没有间隔的大房间，可以看到对面她的床。

　　与此同时，我浏览了她提供给法庭、用来支持费尔科故事的其他文件。利用照片和联合国难民报告，她证实了2004年4月在图兹拉郊区存在一个400人的吉卜赛人难民营。当地警察、地方官员和附近给巴鲁普拉的孩子们受洗并埋葬死者的两位东正教神父，这些人的书面陈述证明了吉卜赛人的突然消失。照片表明了2004年4月难民营南面煤矿的地貌变化，她从两个不同的地震台拿到了报告，记录了4月27日晚间出现了一次地层扰动。最后，来自附近镇上的一位居民维察·多尼亚宣誓说，紧跟着爆炸之后，一个卡车车队从煤矿驶离。虽然花了11年才了解到这些，但进行调查的必要性似乎无可争议。

　　我在阅读这份材料时，埃斯玛说她饿了。她叫了客房服务，并且用很长的时间，问我想要什么。我要了鱼。

　　“你做的这些工作让人钦佩。”埃斯玛回来时我对她说。正如许多科学家精心地进行实验设计，优秀的律师在收集证据时也需要相当的创造力。

　　“你这么说真贴心，”她回答说，“这些东西并没有引起权威人士的关注，也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她描述了走过的坎坷历程。南斯拉夫特别法庭最后断定这起案子超过了他们的审判时限。波斯尼亚的检察官们直到2013年都在掺和这件事，但是显然害怕引起美国的反感，让其四分五裂的国家形势更加糟糕。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将这桩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庭处理，授权法庭与波黑的每个法律机构一起行动。尽管如此，案卷在国际刑事法庭仍然遭到搁置，直到埃斯玛威胁进行示威。

　　“不过我并不感到惊奇，”她说，“比尔，真相是在这片大陆，极少有人为吉卜赛人操心。最有文化修养、思想最为进步、最宽容的人都会不自觉地对‘肮脏的吉卜赛人’作些评论。”

　　我问她如何解释对吉卜赛人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个问题明显刺激到了她，她蓦地坐直。

　　“我不会告诉你，比尔，吉卜赛人并没有做什么事引来这些偏见。‘吉卜赛人’代表民族。因此，”她竖起一根光洁的手指指向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既使有偷盗、欺骗甚至使用暴力等不当行为，也不需要这个群体为此道歉。我认为这种偏见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她说，“自从吉卜赛人最初从印度进入希腊，我们跟你们生活超过1000年。世世代代，对于‘吉卜赛人’（‘Gitanos’‘Celo’‘Tziganes’[60]），欧洲人对我们有1000种叫法，对此我们都毫不在意。最让你们大为光火的是，我们全然固执地坚持依据我们的价值观念来生活，而不是你们的。作为一个孩子，比尔，没有人教过我看时间，我从没见过一个吉卜赛人戴表。我们准备停当的时候就出发，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想要上学或保住一份工作就不行了。我们中有几百万人努力取得了学位，但主要是在美国。在欧洲比较少。”

　　她提到美国吉卜赛人，这突然唤起了我关于补锅匠的一段童年记忆。我在基瓦尼街长大，补锅匠推着手推车在那条街上穿行，用一种迷人的曲调大声唱着难以理解的音节。他带着用一个踏板带动的砂轮，我有时站在旁边看他磨我母亲的刀时飞溅的火花。他身穿皱巴的花呢大衣，戴一顶乡绅帽，肤色是暗淡的黄铜色，就像我母亲曾让他擦亮的蜡烛台。但是他知道他该站在哪里，他连门口都不靠近。邻里的妇女们一手抱着她们的孩子，另一手把她们的餐具或锅递给他。

　　“这种对保持不同的信奉，是从非吉卜赛人冷酷的迫害中得来的，奴役、鞭笞、加污名、组织逮捕和处以死刑，禁止我们去城镇，禁止我们离开小村落。对我们罪恶的指控，譬如我们是肮脏的，而一个吉卜赛人的家里通常一尘不染。我们偷小孩，而残酷的事实是吉卜赛人常常被迫送掉他们的子女；指控吉卜赛女人们是妓女，而实际上我们珍视贞洁。”

　　有人敲门，穿着盘花纽扣长大衣的侍者推着一辆餐车来了。我殷勤地掏出信用卡来付账，但是埃斯玛示意我收回，这让我感到些许宽慰，因为我在国际刑事法庭的训练还没有到费用报销的地步。

　　侍者拉长餐车的两边后形成一张桌子，揭去饭菜的盖子，拔掉葡萄酒的瓶塞，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就给我们每人倒上了一杯。埃斯玛给我点的鱼很美味，我感谢了她。

　　“哦，没错，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她给面包卷涂上黄油，津津有味地吃着。她没有拘束，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的食物，冲我摇晃着她的酒杯，让我再为她斟满。“告诉我，比尔。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将我的简历读了一遍，但是她摊开手背。

　　“不，比尔。为什么一个成功的美国律师背井离乡，来到海牙？我叫‘比尔’可以吗？”“叫我‘布姆’更好。自从我上初中以来，我很少听到‘比尔’这个称呼。”那些在六七年级开始叫我布姆的伙伴们是有意挖苦我。我是一个安静的孩子，不过埃斯玛对我的绰号皱起鼻子。

　　“我会继续叫你‘比尔’，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告诉她我刚刚想要了解自己，想在50岁时重新开始。

　　“无所不知的网络说你离婚了。”她说。

　　“四年多。”我回答道。

　　“那是血腥的还是温和的？”

　　“最后是温和的。”

　　“她同意了？”

　　“一开始没有。我搬出来六个月后，她一与她高中的男朋友重新联系起来，离婚判决就来得很快了。”

　　“那么没有其他女人？”

　　“没有。只是厌倦了。”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现在我们聊到了私人生活领域，埃斯玛的黑色眼睛显得十分锐利。

　　“我离开时我们结婚将近25年。”

　　“即将到来的周年纪念是原因吗？”

　　“没有这个意识。我的小儿子要大学毕业了。我们共同创建了这个家庭，做得相当好，我认为多半归功于埃伦，但似乎以后没什么可期待的。”

　　“因为，比尔，”她问道，有些调皮地笑了笑，“你有很多风流韵事？”

　　我耸了耸肩问。

　　她又继续问：“你介意我问你的这些私人事情吗？”

　　“你只问不答似乎有点单方面。”

　　“没错，不过我的故事要么说一整个晚上，要么用几句话就能总结。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一大批爱人，没有在进行中的。这是不是更好？”

　　对此，我又耸了耸肩。

　　“我见过很多好人，”我说，“但是没人坚信我们能够从一而终。”

　　“你想要从一而终？”

　　“我的婚姻结束时我似乎是这么想的：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也许更好。不过这很复杂。当你人到中年，发现很多人为了某种原因过着独身生活。当然，包括我。”

　　“我也是，”她说，“虽然我认为我很容易变得厌倦。我打赌，现在女人们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我再次耸耸肩。“一个突然离异的成功中年男人，有点像一个为足球队送饮用水的男孩，他发现将他变成舞会国王的魔法。”

　　埃斯玛显然对美国文化了解很多，她听懂了这个笑话。可是对社会地位的突然提升，我着实表示疑惑，诚然，50岁时容貌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被岁月摧残。我仍然拥有很多略带金黄色的头发，身材健壮，高大健康。高中和大学时我就知道我不怎么吸引漂亮的女孩子。在伊斯顿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埃伦，一个在配对次序上显然远高于我的人——更聪明，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可爱，是校队跑步选手——愿意跟我约会，黏着我，让我惊讶无比。我始终觉得她为自己发现了其他女孩错过的东西而感到自豪兴奋，那就是：虽然我偶尔拘谨，但是一个有趣的聪明人。

　　埃斯玛最终似乎觉察到话题的转变给我带来的不适，去了会儿洗手间。出来后，她就到了床边。她停下来，一下子倒在床上，手臂摊开。

　　“我实在是筋疲力尽。”她说。

　　我表示道歉。

　　“我自己的过失，”她说，“第三杯酒我本不该喝的。”

　　我收拾起文件，问她是否跟费尔科的儿子谈过。她谈过，但是对那些事情那个年轻人什么都不记得，那时他才三岁。

　　“你第一次去图兹拉时，谁为这次屠杀负责？”我一边问道，一边拉上我公文包的拉链，“当地有些什么说法吗？”

　　“不过是一些毫无根据的猜想，塞尔维亚人，美国人。”

　　“有没有提到有组织的犯罪？”

　　“有一两次。据说巴鲁普拉的几个吉卜赛人参与了一个盗车团伙，当地恶棍这件事感到不满。”

　　“极端分子呢？”

　　她仍然俯卧着，用手扶住额头思考，说没人提及圣战分子。

　　“美国人或者塞尔维亚非法军事组织可能杀害了400人，可是动机又是什么呢？”我问道。

　　她没腔没调地哼着，试图去回忆。

　　“总是有人推测美国人在2004年初试图抓捕拉扎·卡耶维奇未遂，于是屠杀吉卜赛人进行报复。你知道他是谁吗？”

　　“当然。波斯尼亚塞族的前领导人。”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卡耶维奇有与希特勒一样的才能，至高无尚的自尊就是国家脸面，他的夸夸其谈就是人民长期受压抑的愤怒之声。但是，把卡耶维奇与吉卜赛人的谋杀联系起来，有一点像随意的攀咬。”我这样对埃斯玛说，她起劲地点头。

　　“卡耶维奇和他的亲信使美军在波斯尼亚的整个时期遭受了唯一的战争死亡。这是欧洲的一个古老传统，一旦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那么就是吉卜赛人的过错。当然，费尔科从没提起过卡耶维奇。”

　　她用一只手肘支撑起自己，来回答我最后的一些问题，不过现在再次倒在床上。

　　“比尔，你必须原谅我，如果你听见我又说了一句话，我应该是在说梦话。我们还没有熟到那个地步。”

　　我笑着感谢她请我吃午餐，并且保证回请她。我们说好明天审讯后再一起吃饭。

　　到了屋外，我异常愉快，漫步去搭乘“斯宾特”，这辆车将把我送到我酒店所在的街区。那条街名叫兰格福尔豪特，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有一个长满高大树木的中心广场，路两边是庄严的住宅。根据大门旁边的黄铜大标牌来看，很多住宅现在改建成了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日晚上十点的海牙十分安静，几对情侣在猛烈的海风中偎依着大步向前，孤零零的骑自行车的人戴着绒线帽被风吹得摇摇晃晃，勉强不撞到行人。

　　离开埃斯玛，很像从充满阳光灿烂的赤道归来，我的皮肤在荫凉处仍然有麻刺感。她非常聪明，坦诚得毫不设防，我发现有些女人的吸引力会因聪慧和飞扬的自信而放大，她就是其中一个。她独一无二，全然做自己，也许这要归功于她的出身。我在冷风中耸起双肩，放声大笑。那个星期，我第一次确信自己来到海牙是对的。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