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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4月16—23日

　　生活教会了我一个冷酷的事实，长久渴望的梦想一旦得到现实的检验，很少能够达到预期的想象。但在埃斯玛的床上却从来没有这样过。

　　尽管色情网站和网上的帖子生动地记录了肉体的种种欢娱，没人真正知道其他人在这些时刻的内在体验，但是我跟埃斯玛在一起体验到的极大生理愉悦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不管那是吉卜赛魔法，还是因为我克制了所有顾虑，跨越了我仍然应该遵守的职业界限，某一瞬间的感觉触到了生活的内在，那里感知能力十分强烈，让世界的其他地方变得遥远，而生活成为一种纯粹的兴奋。

　　从第一次开始，每次约会都是新奇的，她被扔到了我房间里一把漂亮皮椅的扶手边。从来没有木条或边界，只有异想天开的念头和灵感。通常，埃斯玛不停地讲述，用最世俗和挑逗的词——“哦是的，看那个大东西。哦是的，我要摸它，你喜欢那样吧，是的，你知道你有多喜欢那样，那么做会让你高兴，是的，那让你非常高兴”——现在她话音低落，带着她自我满足的低声指示。“那里，慢一点，拜托。拜托。捏。用力。更用力。”

　　相比埃斯玛给我介绍芭蕾动作和方法，她在如何放纵和满足欲望上给我提供了一个榜样。她极其自由地呼喊，玩乐般地震荡，用惊人的频率摇动着她的身体。她把床变成了美味的汤汁，还经常索要更多，提醒我有关性的另一个独特真相：你能看见大峡谷，为其壮丽而欢欣鼓舞，让你愿意把它从愿望清单上删去。但每个人都想要下一次的性高潮。

　　一丝不挂的埃斯玛给人灵感，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喜欢她这种丰满的身材。我们第一次互相脱去衣服，就在她的胸罩要滑下去的时候，她突然从床上拿起她的真丝连衣裙盖在身上。

　　“你喜欢大乳房吗，比尔？”

　　“喜欢。”我说。

　　“准备好进天堂吧。”她回答说。

　　看见埃斯玛惹人爱怜地靠近我总能激起我的情欲，她很快带我超越我本来以为中年人会有的身体限制。不过她的吸引力不只是肉体的。很多年前，我曾为一位脱衣舞演员做代理，她以洛塔·卢斯特的艺名工作，20多年都没申报联邦所得税。斯特拉（她的真名）的外表没有什么不寻常，可是20多年来她一直需求旺盛。她声称，这跟自信有关。“一个相信她遇见的每个人都渴望与她做爱的女孩总是对的。”埃斯玛每次都让我感觉她在赠予我礼物，跟炼金术秘密一样珍贵的礼物。

　　古斯从图兹拉回了比利时，埃斯玛和我在蓝灯又待了两晚，在星期天早上离开。头两天，我一丝不挂，也在品味那种自由。星期五，埃斯玛先饿了，跑出去到街对面卖卷烤肉的地方给我们两人带回了三明治。等她的时候，我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享受片刻的独处，静静思考。我的整个身体仍然像一个力场，电压中心是我的阴茎，我被一种强烈的干渴控制，那似乎是做爱次数太多的后遗症。可我不想动。我为如此彻底的放纵感到喜悦，虽然波斯尼亚死者的灵魂、强奸、酷热和暴行似乎在某个地方不快地舞蹈。

　　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到达海牙。走进公寓时，有个小提箱在起居室中央，我无意间看见了标签上卢·洛根的名字。我想起我的女房东说过在我国外旅行时间，她丈夫要来，他们要用他们的房子。我去冰箱拿水，听见头顶传来持续的碰撞声。我过了一会才意识到那是他们的床头板在敲击墙面。又站了一会儿，我可以听出娜拉旺达·洛根的低声哀叫。我又听了一会儿，为他们和我感到好笑。我本来打算出去吃一顿长长的晚餐，给他们留些空间，但是埃斯玛让我精疲力竭。我躺下来小睡了一会，第二天早上快五点时才醒来。

　　我与女房东的接触如她所预料的一样少，部分是因为公寓的建筑设计，下层包含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大小刚刚好的客厅和餐厅。从那里，上三个台阶可以到唯一的浴室。从那个平台离开，有两个单独的向上的楼梯，分别通向两个卧室。

　　星期二和星期四，我起来给我的儿子们打清晨六点的电话，我会走到厨房煮咖啡，洛根夫人会在客厅，扭曲着身体做瑜伽。她一身黑，穿着紧身的瑜伽裤和宽松的上衣，衣服非常小但是特别修身，也意外地优雅。周末，她早下班时，会跑步。她进来时汗水淋漓，呼吸急促，穿另一身全黑的衣服，另加一顶绒线帽和一双手套。我经常在客厅阅读，她只轻声说一句“你好”便一阵风似的飘过。我提过一次我自己也曾跑步，直到几个月前胫骨疼痛让我不再跑步，但我只得到她一个礼貌的点头作为回应，她继续往楼梯走。总的说来，她的社会情感有点偏离中心，这大约就是古斯提前对我说过的情况。

　　那个周一，从波斯尼亚回来，我下楼来到厨房，洛根夫人穿着她的瑜伽服，盯着电水壶，她在进行早上的例行程序前会喝点茶。她丈夫的行李不见了。

　　我以为她会跟我一样，醒来时脸色发红，一脸振奋，但她心不在焉。她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欢迎回来。旅途不错吧？”但她处在早间的抑郁中，很多人的一天都是那样开始的，她沉默地开始她的锻炼。

　　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为积压的文书工作做准备。到下午，古斯和我各坐在我书桌的一边，准备我们给北约的文档请求。我们感觉法律细节将会是对抗国际刑事法庭，避免争论的最好武器。

　　古斯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的经历让他知道什么主意是可行的，他草拟了自己的清单。

　　“军队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才存在的，”他告诉我，“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创造纪录。所以这一切都将会记录下来。”

　　他查阅的第一件物品是值勤表，以及军队的相关记录，比如用膳报告。我理解他的逻辑——休假的一大群人也许是我们的“游击士兵”，他们闲暇时穿奇装异服。但考虑到根本的障碍，我认为那并不能让我们的案情有大的进展。

　　“根据美国的法律，我们不能采访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古斯，假设他们现在在家里。”

　　“耶！”他说，用的是夸张的澳大利亚版“是的”，“但我们可以查看脸书、视频网站和推特，布姆。我查看有关老鹰基地的帖子有一段时间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相当多，不怎么有意思。但是老兄，我们有时可以搜寻之前军人的名字，从这里尝试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法律没有禁止这么做，你有时不能相信这些年轻人在网络透露出来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不会让你得到什么。”

　　我现在才理解为什么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古斯就盯在电脑前。

　　他草拟的清单上的第二项请求是卡车记录和燃油库记录。我明白我们想要看看是否有重型车辆在午夜离开基地，但是我不清楚为什么他还要查阅技术细节报告及备件申请书。

　　“在黑暗煤矿区域开车四处转，布姆，一个卡车司机很容易弄坏车轴或损坏车轮。”

　　接下来，他列出了来自营地医院和医务室的当日记录。

　　“400个人被胁迫上车，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出拳反抗士兵，或者会有一个老太婆拿指甲抓某人的脸，也许有几个士兵在爆炸后被飞来的石头砸中。”

　　我同意。费尔科说过他们试图制服波尔多的弟弟时，有个士兵被来复枪枪托打中了。

　　鉴于我对军队有限的了解，第四件物品是我从没想到过的：空中监视记录。

　　“北约到处有飞机，布姆，还有侦察卫星，以确保任何一方都没有军事行动。他们从外太空得到的信息令人恐惧。”

　　古斯有很多极好的点子。在武装上，美国军队显然配有蓝色GPS应答器，用来发送信号，阻止误伤事件。我们决定申请查阅可以显示美国军队在2004年4月27日在巴鲁普拉或附近的所有GPS记录。北约情报机构很可能也记录了在那片区域使用的所有手机号和IP地址。

　　下面，古斯又单独列出一行，写着：“照片。”

　　“照片？”我问道。

　　“每日的照片是队列的快照。通过队形，可以看出谁缺席了，也许受伤了。那时快接近美军驻扎的尾声。为了记录友谊的地久天长，相机也许全天拍摄。”

　　我惊讶地缓缓点头。古斯了不起。

　　他最后的建议是寻求北约在多博伊逮捕卡耶维奇的所有文件，从美国陆军情报机构的情报到作战计划，以及事后的调查报告：弹道结果、调查员的总结，甚至验尸报告。这是他和我一开始没有取得一致的项目。一方面，如果陆军情报机构像我在FBI打过交道的情报部门，他们就不会公布任何信息，甚至害怕十年之后它会泄露技术或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进入谈判的话，申请这些东西让我们站在较为宽容的立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如何得知卡耶维奇的行踪和是否遭到陷害的记录，以及有关吉卜赛人从阿提拉处偷取的卡车的信息。

　　古斯和我的会面结束后，我的手机响了。埃斯玛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在伦敦开会，感觉你最后一点黏稠的东西从我身上滑出去了。

　　我坐在那里，面红耳赤，自从少年时期以后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状况。

　　从梅里威尔提出找北约要记录的主意开始，我就知道我的老板——巴杜和明美——也许是比美军更大的障碍。在法庭上，谨慎是一种生存之道。国际刑事法庭压抑的官僚作风，与我之前工作过的检察官办公室自由放纵的氛围如此不同，只有一点聊可安慰——你做的一切很重要。没有永久的支持者，法庭杜绝不可避免争端的方法是维持强硬的程序规则，有人一直要求我按照马术线路那样一板一眼地来追捕坏人。这周剩下的日子，我的时间花在与检察官办公室三个部门（调查、检察和协调）的头儿就文件索取开会。没人质疑我的法律分析。来自波斯尼亚的参考文件，带有蜡印和蓝黄丝带，给了法院让波黑的政府获得申请记录文件的权力。但是我的同事们仍然老大不情愿，特别因为这一策略明显是在规避美国法律。我发现协调部门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外交官——尤为令人恼火。他们是规则的崇拜者，只要我们能避免任何慌乱，似乎法院再也不检举任何人，他们才真正开怀。

　　跟部门领导和协调员最后的会议在巴杜的办公室召开。我自始至终盯着这位老人。巴杜以他得体的方式咯咯发笑、点头、哼哼，没有表现出他在某种程度上知晓所谈的事情。我意识到巴杜一无所知的态度让他隔绝了法庭外的所有人，以及法庭内想要影响他的所有人。会议快结束时，巴杜以漂亮的口音说道：“我有一个老友，高恩勋爵，他是英国驻北约的大使。我会考虑问问他。”我最初的反应是恐慌，害怕巴杜会把事情搞砸，但过了一秒我认识到这或许是一步妙棋。如果北约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全是国际刑事法庭成员——预先承认了我们申请文件的合法性，美国人将难以表示拒绝。

　　不到一天，高恩大使就鼓励巴杜往前推进。目前北约的最高司令官是另一个英国人，以其他士兵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可以说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支持者，他表示他不会挡路。在给北约发出正式的文件申请之前，巴杜十分谨慎，预先得到了全体检察官办公室执行委员会的支持。我们都明白这有可能引起美国方面爆炸性的反应。

　　从波斯尼亚回来后，我渐渐习惯一种常规。我不给威尔和皮特打电话的早上，我会晚一个小时醒来，慢慢喝着咖啡，读网络版《纽约时报》。过后，我常给姐姐玛勒打电话，聊些我们这辈子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她在波士顿，此时应该是凌晨两点，她坐在床上回邮件，从当天的报纸中剪下文章寄给她的孩子们，并且为她的读书俱乐部阅读最新的小说。灯亮着，她的丈夫杰里米，一位矫形外科医生，在她旁边酣睡。

　　八点半前，我来到办公室，会比多数人早，然后五点半下班。我在公寓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继续在我运到海牙的那堆书中穿行。现在，我在重读约翰·福尔斯的《魔术家》。

　　我们申请的文件最终寄给北约总部比利时的那天，我提早离开了办公室。这是我在海牙见到的第一个晴天。冬季阴沉的天空突然变蓝，一阵南风让空气变得醇和。一个星期以来，我在蓝灯酒店获得的新活力刺激了我对锻炼的渴望，最近几个月我几乎没有锻炼。我的女房东给了我一辆她丈夫的旧自行车，那是锁在门前一批车中的一辆，我现在想骑一骑，可我仍然不了解这个城市，由于方位感差，我害怕迷失在没有手机信号的盲区。

　　我进门时，娜拉旺达也早到家了，或许也是受了天气的鼓舞，她在客厅伸展身体准备去跑步，将脚放在沙发背上做运动准备。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穿短裤，考虑到我们保守的生活方式，我感觉我似乎不适合此时突然进入，打扰到了她。

　　我赶紧往楼梯那走，又恢复镇定，兜圈子回转。

　　“我可以跟你走一会儿吗？”我问道，“我只想看看你的路线，保证不会耽搁你。但我想恢复跑步。”

　　她考虑着，仿佛我在提议砍掉一半的租金，最后她露出一丝微笑，点了点头。

　　我打算尽可能地在她旁边跑，再走回来。我们最初的步伐断断续续的，在靠近公寓的拥挤小路上躲闪。但她很快带我上了一条更快的路，来到兰格福尔豪特树木茂盛的广场，经过像防空洞般气势宏伟的美国大使馆，最后进入海牙的大公园，海牙森林。

　　基于迄今为止的经验，我想她不会多说话，但我礼貌地问起她丈夫的那次逗留。

　　“很好，”她回答道，考虑到撞击床的力度，她这样说似乎有点轻描淡写，“刘易斯一直在说他有多爱纽约，回到那里有多么棒。”她的英语准确，只是偶尔有点不自然，带有荷兰口音——舌尖颤音r、长音o和颚音g——加上一点爪哇[75]的升调。

　　“你呢？”我问道，“你爱纽约吗？”

　　“去参观？非常有趣。去居住？太难了。那里不适合我，我习惯了海牙。”我们很快陷入对话的僵局，不过过了一会儿，她问了几个有关我的旅途的问题。她的步伐现在快多了，我发现每说一个词都费力，但我洋洋洒洒地回答，希望可以与她进行一次真诚的交流。我谈起我的儿子，还有波黑，提供了一些简短的旅行见闻，没有涉及调查细节。

　　波斯尼亚是我第一次去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穆斯林在图兹拉周边奉行的习俗之随意让我印象深刻。举个例子，叫拜楼[76]哀号出的宣礼一天五次，但是大部分妇女不戴头巾，每个餐馆的菜单上都有酒。看上去宗教是一件私人的事情。

　　“这就是伴我长大的伊斯兰教，”娜拉旺达说，“我是现代主义教徒。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裹住头去清真寺，每周都去，但她总是提醒我《古兰经》中的那句诗，说真主建构了很多信条。”

　　我发表有关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看法时，从没想过娜拉旺达是穆斯林。她能看出我有点不知所措，让我不必道歉。

　　“这些年我更像是一个背教的穆斯林。自从刘易斯和我结婚后，我没有去过清真寺，也没有斋戒。”

　　“这是你们两个协商好的吗？”

　　“不，不。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实际上，那时，刘易斯和我说过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将让他们传承这个传统。”

　　“后来变了？”我问。

　　她跑了好几步，思考我的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她说，“现在，刘易斯和我不那么亲近，我们要不了孩子，我们甚至不住在同一个地方。”

　　考虑到她古怪的行为方式，我不确定她是有点恼火还是完全就事论事，但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肺快爆炸了了。我挥手让她继续，许诺下次我们再一起跑时表现更好一点。

　　莱顿——4月24—26日

　　我每天晚上都跟埃斯玛讲话——不寻常的露骨谈话，因为她说的一些事情，我几乎倒抽一口气，然后不自觉地色眯眯傻笑。她预定下个星期从伦敦回纽约，我们商量好了，她先绕道来荷兰跟我一起过周末。我担心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虽然埃斯玛解除了这个案子的正式职务，但作为所谓的受害人的热心辩护人，她依然是有利害关系的一方。埃斯玛觉得我很荒谬，但我们同意去莱顿，从海牙过去50分钟，我订了运河边一家漂亮的精品酒店。

　　星期五下午三点半左右，我乘坐城际列车到达那里，天气晴好，我边走边领略着莱顿的美丽，莱顿有点布鲁日[77]的感觉，没有俗艳的装饰。历经几个世纪的带陡峭瓦屋顶的砖砌建筑包围着运河网和铁桥。市中心挤满了年轻人，全是已经开始过周末的大学学生。过了几分钟，我认出了我在网上看到过的酒店的绿条纹凉棚。

　　在逼仄的接待处，我把护照递给戴眼镜的中年老板。他会留存护照一两个小时——这是欧洲大陆的惯例，用来填写欧盟所需的表格。他已经完成了埃斯玛的英国护照所需的手续，把它递给我——深红色封面上有个烫金的王冠、狮子和独角兽的古怪图像。想到埃斯玛也在此地，我感到腰带下方骇人的激动。

　　在我们的房间，我发现她睡着了，帆布窗帘拉上了，她的眼睛上方盖着睡眠眼罩，不过有足够的光可以看见她。她踢掉了一半的被子，露出匀称的大腿，她身体的其他部分被谨慎地盖住，她就像一幅古画。她的脸在床边，一只裸露的胳膊垂下来。她的嘴巴嚅动着，说出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她的身体轻轻抽动。

　　我麻利地脱掉衣服，抓住羽绒被，缓缓地将被子从她的身躯上移开，一英寸一英寸地，有点像表演脱衣舞，眼巴巴地期待着一切。这影像对我有一种可预见的影响，我最终拿起变硬的阴茎，触碰她的脸和嘴，慢慢地推开她的眼罩。熟睡中，她先挥了挥手，然后，眼睛都没睁开，温柔地抓住我，引导我进入她的嘴巴里。

　　星期六早上我醒来时，我的手缠着她的手，我低头看她手上那几个奇怪的戒指，戒指全在她左手的中指上，在图兹拉时我就注意到了。我盯着看，这时她醒了。

　　“其中一个是婚戒吗？”我问道，我指的是一款纯金戒指。

　　“那个？”她笑着坐了起来，“别担心。那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埃斯玛？”

　　她甩了甩她的黑发，去了浴室。回来后，她说：“你为你有对手担心吗，比尔？”

　　“埃斯玛，看到你的每个男人，都是我的对手。”

　　这话让她高兴。她轻柔地走向床边，钻入被子里后，她轻声说：“我跟你在一起，让我展示给你看。”

　　事后，我们穿着浴袍坐在外面。我们的房间很小，但是堆满了古董，让埃斯玛称心的是，外面有一个露台，盆栽植物已经开花了。我把两把铁椅子拉在一起，握住她的手，我们俯瞰着屋顶和毗连的运河。有一秒钟，她表现得心不在焉。

　　“享受现在，比尔。让它持久，别担心以后要发生的事。”

　　“什么让你觉得我很忧虑？”

　　她有些责备地回过头来。我不确定是否因为我怀疑她的吉卜赛魔法，或只是因为不坦诚而受到责备。

　　“这是你的天性，”她说得对，“不过以后的事情我也说不好。”

　　“你是指生活？”

　　“这也是生活，最好的生活。”她偷偷把手放在我的浴袍下面，“别爱上我，比尔。”

　　埃斯玛对我的性格评价很到位，我已经在思考我的感受。当然让人上瘾的欲望、深情和由于满足而带来的激情控制住了我。但是我们之间还有一种联系，我知道。从我们在一起的第一瞬间，我就感觉到埃斯玛热情的天性和迅速增长的智慧，填补了我内心的渴望。但这是不是爱？我不确定我对这个词是什么看法。但不管那是什么，我的情欲比这几十年里感觉到的都焕发。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问道，“因为你名花有主？”我想到了那枚结婚戒指。

　　“不，”她说，“我害怕我会让你失望，比尔。”

　　“因为？”

　　“因为到最后我总会这样。”她又成为了那个埃斯玛，一本正经并且严肃紧张。

　　我试着开玩笑。“我现在要离开吗？”我问道。

　　正如我预料的，这句话改变了她的心情。她恢复她性感的凝视和充满感染力的淡然微笑。她松开浴袍的带子，我们坐在日光下，看得到很多房子的屋顶。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回答说。

　　星期六晚上，埃斯玛和我第一次经历了不愉快。埃伦想要我同意在皮特结婚前来一次晚宴彩排，那需要在晚上11点和午夜之间进行三场简短谈话。前一个周末就在埃斯玛和我在蓝灯安顿下来时，我跟前妻就这一话题通过电话。

　　“你跟你的前妻很奇怪。你跟她讲话比跟你的孩子还多。”

　　我解释说埃伦在工作日没有时间讨论这些方案，她要上班。但是埃斯玛黝黑的脸面无表情，只是噘起嘴。我想要重复她昨天对我说的在吃醋的话，但是我知道埃斯玛永远不会让她的情感屈服于逻辑。

　　“你回家时跟她在一起，”埃斯玛说，“这也很奇怪。你们时不时有性生活吗？”

　　我笑出声来：“埃斯玛，这些谈话你听到了，只是一些家事，你不用担心我前妻。”

　　“有些男人永远不能放弃他们的婚姻，对于这种情况我不了解了。”

　　“呃，你的反应有点过了。埃伦和我只不过在策划我们儿子的婚礼，幸好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乐趣。”

　　为了调节她的情绪，我建议我们出去喝一杯。一个小丑在离我们酒店一个街区的路灯下表演，这让我们的情绪轻松起来。

　　星期天早上，我们都想再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于是在高地教堂附近转悠，公园般的中央隔离带旁边，狭窄的砖砌街道两边都是时髦的商店。

　　“看那里，”埃斯玛说，我们刚从一家古董店出来，她在里面看了几个日本象牙坠子，她说她喜欢收集动物形象制品，“你的名字在灯光牌上。”

　　她指向100英尺高处的雅致珠宝店，正面是橡木的，“腾·布姆”烫金字体显现在商店的窗户之上。右下角，招牌上写着“创立于1875”。

　　这景象让我一动不动。

　　“我还以为是你把那个名字弄上去的。”埃斯玛说。

　　我最后说：“我忘了他们曾在莱顿待过。”

　　“谁？”

　　“我的父母。我很肯定我父亲在那个店工作过，”我告诉她，“那是在‘二战’期间。”

　　“他做什么？”

　　“他是一个钟表匠。”

　　但那并不是最重要的细节，接下来在运河旁边闲逛的一个小时里，我跟埃斯玛分享了大部分的故事。这家醒目地刻着我们名字的店，让我说出父母的故事，通常我把它们埋藏在心里来平息我的不适。

　　我40岁生日那天，我父母请我独自去看他们。像许多已婚人士一样，去探望父母时，我很少不带上埃伦或我们的儿子，他们是缓冲器。孩童时期，我总是搞不懂为什么我的双亲让我恼火，他们在方方面面上温和而友善。但是随着年纪渐长，我意识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桎梏感，让玛勒和我感觉我们被禁止进入他们实际生活的内室。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宁愿不跟他们单独相处，也不愿意再次经历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然而，我在生日那天独自去看他们了，我相当肯定他们有一样祖传遗物要给我，那是他们从荷兰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几样东西中的一样，也许是想要给埃伦首饰。我知道我姐姐得到了自1870年就在这个家的一条钻石项链，就在两年前她满40岁的时候。我满21岁时，我父亲用他的一块表做了件礼物送给我。

　　总的说来，我期待过个不错的40岁生日。我进入中年安稳时期，青春期的痛苦被远远抛在身后，我都回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感觉。我是家乡的美国联邦检察官，这是比我曾想象能得到的更高更受敬重的职位。我的两个儿子不是喧嚷的青少年，我喜爱他们，他们对他们的父母也很满意。甚至我的婚姻看上去也不错。我知道，我内心厌倦了埃伦，为此她责怪我，但她是个有趣的、有能力的女人，她跟我一样爱我们的儿子，至少在那时候，这个共同点似乎已经足够支持婚姻。

　　我父母的房子是金德县的一幢朴素平房，那是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买的，虽然他们最终是在内科急救专家行进中的担架床上永远离开的。我母亲在门口拥抱我，祝我生日快乐。我父亲，一位老派克制人物，握了握我的手。他们领我去起居室，那是我姐姐和我长大后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出入的地方。他们在印花沙发上就座，就像舞台指导预先给他们指定了一样。我父亲苍白长脸上表情很镇静，我母亲紧挨着坐在他旁边，她胖胖的手放在肥大的腿上，盯着他，显然在等待某种开始的信号。两年前，他们跟玛勒已经来过一次了，但即使如此，重新来一遍对他们来说仍是一场噩梦，他们要再次置他们与一个孩子的关系于危险境地。

　　“我们决定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母亲说。那显然是她要完成的部分，艰难的话由我父亲来说。

　　“我们是犹太人。”他说。

　　当然，我父母说的最重要的事情，与宗教或遗产无关。他们告诉我他们对我姐姐和我撒谎了。回想起来，我总为我的回应感到骄傲。没别的，我哭了起来，自从13岁时我的狗在我面前被辗死之后，我再也没有崩溃过。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给姐姐打了电话，我一说出她的名字，她就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告诉你了，”她说，“我真高兴。我一直警告他们这个秘密我保守不了多久。”

　　“他妈的。”我回答道。

　　对玛勒来说，不论这出戏剧事件包含着什么，实际上的可调整的可能性极小。她嫁给了杰里米，那是一个不错的家伙，恰好是犹太人，她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犹太人社区养大她的三个孩子。玛勒过着那种自足的郊区生活——孩子、城郊俱乐部朋友、尽心尽力的慈善行动——埃伦认为这是一种早发的病态，这些年来我或多或少同意这个观点。我的婚姻在又一个十年后结束时，我才突然领悟到我姐姐是幸福的，比很多中年人都幸福多了，包括我。现在玛勒理解了我的震惊和愤怒，但是这个消息显然没有强烈地扰乱到她。

　　我回到家，听完我的话后，埃伦五味杂陈，最后却只能报以微笑。“哦，我的上帝，”她说，“多么有趣。要知道，我爱他们俩，你知道，但是总有什么不太对。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的父母有点奇怪。’”她又想了一秒，补充说，“他们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我们的儿子。”那时他们分别是14岁和12岁。我不记得埃伦问过我多少次这个消息如何影响了我。

　　虽然这也许是心理学家指称的认知失调，我持久的反应是我很高兴自己是犹太人。我跟很多犹太人朋友一起长大，对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有些嫉妒，与我父母对荷兰事物的淡漠形成对比，我现在更能理解他们。

　　另外，我并不想常常谈论这一发现。我没有去保守这个秘密，我不认为失去我作为真正白人的身份令人羞耻，艰难的部分是对我父母的行为做出解释。

　　八年后，他们接连过世之时，我已经经历了很多阶段，但是我最终给了他们无罪推定。与个人身份的核心要素分离是一种相当大的牺牲。

　　至于战争中发生了什么，玛勒在我母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从她那里得到了更多内幕信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忠实的姐姐常回镇上，睡在临终母亲旁边的折叠床上。

　　我父亲的家族，那时叫作贝格曼（Bergmann）家族，出了很多杰出的制表匠，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离开法兰克福，来到鹿特丹，回避席卷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一次周期浪潮。我父亲的叔叔们在19世纪90年代加入了他们，当时在德国国会大厦提出了要限制犹太公民权利的几项提案，这几项提案几十年后在希特勒掌权时最终立法了。1933年，那些事情发生时，20多个表亲来到鹿特丹，加入了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人的大流散，这些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都离开了。不幸的是，纳粹分子并没有放过贝格曼表亲们，在1940年搜索了整个荷兰，实施他们的种族法律。说德语的亲戚是我父亲家庭的特殊负担，因为他们蹩脚的荷兰语让人们很轻易地认出他们是犹太人。我父亲知道迟早整个家族——现在称为“伯格曼”（Bergman），略去了一个“n”，从而听起来更像荷兰语——将被逮捕，送去集中营。

　　1942年7月，莱顿的阿尔特和梅普·腾·布姆开车在一场猛烈的暴风中行驶时，一棵树倒在了他们的车上，他们死了。腾·布姆家族是荷兰抵抗运动的领袖，在一段时间里通过各种方式隐藏了几千个犹太人。阿尔特和梅普幸存的亲戚认为应立刻封锁他们死亡的消息，让一对犹太夫妇使用他们的身份，对他们来说这是再适合不过的吊唁了。腾·布姆家是钟表商，他们的店里需要一名技术熟练的制表匠。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父母抛下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十几个注定要遭到厄运的亲戚。他们于众目睽睽中躲在莱顿，明白当地的几百位居民永远不会出卖他们。

　　战争的尾声令人难挨。我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她父母在40多岁时就去世了，她想要回到鹿特丹去他们社区寻求可能的残余物。我父亲显然认为最好忘记一切，考虑到他家人几乎完全遭到逮捕和歼灭的事实。他让她相信对他们——以及更重要的——对他们的孩子来说，最安全的就是继续充当阿尔特和梅普，而不是找回曾经的身份，在其中，犹太人以及几个其他长期的失败者，已经发黑了。

　　战争中，隐藏我父母的荷兰邻居为我父亲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有点持批评的态度。他们甘冒生命危险，因为我父母是犹太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容易改变信仰的人。因此对于新阿尔特和梅普，最好的选择是申请移居国外。1950年，由于美国需要熟练的手艺人，我的父母获得了签证。

　　现在，埃斯玛和我在叫作贝斯滕广场的一把混凝土长椅上坐了下来。一座老式的风车，带白色的帆布船帆，在几百英尺开外旋转，砖石建筑被一个奇怪的喷泉弄湿了，十几股微小的水流从掩埋起来的管子里直往上喷。几个黄发孩子在嬉戏，天气和煦得宛若春天。他们用小手去碰水，水花四溅，他们的父母规劝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湿透后，他们兴奋地尖叫着跑开。

　　“我对这个故事比你以为的更熟悉，”埃斯玛说，“有成千上万的吉卜赛人，尤其在美国的浅肤色吉卜赛人，他们没有留恋自己的吉卜赛人生活，融入了美国人中。”

　　我盯着她，纳闷为什么我这么被天生没有多少同情心的女人吸引。如果我再去做心理治疗，我先要咨询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往酒店走。

　　“战争是可怕的，”埃斯玛说，“对每个人做出可怕的事情。”这似乎是更让人安慰的回应，我拿起她习惯放在我胳膊上的手。“上一次我就是这样死去的，”埃斯玛说，“在‘一战’期间。”

　　我停了下来：“你在用委婉的说法？”

　　她黑色的眼睛显出责怪的神色：“完全不是。我当时是一位土耳其士兵，来自一个小镇的穷苦二等兵，还不满18岁。我因肩伤感染而死。”

　　我并没想象中那样为这一宣言感到心烦，也许因为我一直在我父母的两种生活中挣扎，又或者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埃斯玛可能令人失望的警告，意味着她性格中有很多重要的方面我还不知道。发现这些信仰比找出埃斯玛有咬指甲的习惯更复杂，这长久来看也许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在短期内，我愿意宽容一些，这是我在图兹拉让她进入我的房间后开始踏入新征程的一部分。此外，我意识到这是了解重大未知信息的机会。

　　“死亡可怕吗？”我问她。

　　“没那么可怕，孤独，寒冷，但我很高兴超越痛苦。我不喜欢距离感，我几乎马上意识到那是暂时的。”

　　“我明白了。”

　　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平和、有点屈从的心态接受这一切——我的父母、埃斯玛、人类的不信任，对我来说，很可能前面有更多要探寻的东西。我们再一次回到酒店和感官的世界，然后我陪她走到车站。

　　实验室——4月29日

　　第二周的星期三，古斯从罪证化验室给我打电话，有几个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说，如果我到现场会更容易理解。

　　“我要查看骨头吗？”我问道。

　　“恐怕是的。”

　　我嘟囔了几声，主要是为了引起注意。

　　天气更为暖和了，我开始骑卢·洛根的旧自行车去工作，现在我可以骑40分钟到偏远的勇堡社区。我已经习惯了当地小孩子们看到我的头盔时的指指点点和吃惊的眼神。荷兰在神经外科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人们对防护帽嗤之以鼻。

　　我没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巨大的荷兰法医研究所，那是立在长满青草的山腰上的黑色方块玻璃建筑，有点像头盔。这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拥有差不多600名在职专业人员。一进去，我就感受到进入一个白色的世界。古斯带着我穿过走廊，透过实验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实验室大褂、显微镜镜片和混杂的机器。

　　我问我们去哪里。

　　“按次序做这个有点难，”古斯说，“我们在五个不同的实验室有结果——DNA、病理、微侵入、弹道特性和指纹。”

　　“什么是微侵入？”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他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显微镜，用来在赛车的发动机组寻找断裂痕迹，”对于优先去哪个实验室，古斯有些迟疑，“我们从你最喜欢的开始。”他说的时候用的是澳大利亚发音，因而最后一个音节读得很准。

　　在冷飕飕的法医病理实验室，我们戴上浴帽和手术服。古斯带我来到一张不锈钢桌子旁，上面摊开着三具比较完整的骨骼，波尔多、他的儿子和他的兄弟，如果费尔科值得相信的话。这里有特别的钨丝灯胆，让实验室视觉清晰，似乎胜过白昼。

　　“好了，”古斯说，“记住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希望，能够达成两个目标：第一，证实费尔科的证词；第二，找出谁杀害了这些人。”

　　从古斯点头的缓慢速度，我觉得在这场测试中我得的分数不比C好，我漏掉了一些次要问题，特别是这些骨头的年龄以及死亡原因。

　　“病理学你熟悉多少，布姆？不要嘟嘟囔囔急促地说话，如果没有需要的话。”

　　“尽管说吧，古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个白领。我处理的罪行大多是贪婪，而不是暴力。我没在这种地方待过多长时间。”作为一个检察官，我曾去过一次病理实验室，那次持枪暴徒杀了一个年轻男人，政府需要为他做证。这个案子的执法官想让我看看我们的人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我进实验室的经历并不多。

　　古斯从他的罩袍下面取出一个激光棒，指给我看骨盆上可以辨明死者性别和年龄的点。在实验室，自从古斯读研以来，他领域内巧妙的科学装置让他感到刺激而疑惑。DNA证实这些遗骸是三个男人的，对骨盆、腿和牙齿损失的统计分析（包括古斯所说的“血管插管术”），可以近乎肯定地判定男人的年纪。法医的结果与古斯借由肉眼而做出的最初判断接近。两个男人40多——大约40和45——第三个是约莫15岁的少年。

　　古斯在触摸骸骨时戴上了塑胶手套。现在骨头发出柔软的光泽，这是古斯使用的防止进一步降解的一层保护性塑料的结果。他将一个头骨的上端向我倾斜。

　　“关于这个伙计，发现什么没？”有一个洞，几乎浑圆，穿过他的前额中心，还有洞旁边细微的破裂网痕。在后面，有一个因射击产生的更大的洞。

　　“子弹？”

　　“是的，律师，我的专家意见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头部中枪，并且是在相当近的距离下中枪。”他把他的指示棒推进眼窝，我可以看见光穿过前面的弹孔，“我们在表面打孔了，小块骨头不见了，外骨板下斜。”

　　“这里有一个更大的洞，”他指着同样的骸骨上的两根肋骨，“我相当肯定他是长距离中弹的。子弹飞得越远越颤动，所产生的洞越大。”

　　他强调了一下对其他两具骸骨的检查。那具“年轻的”，古斯这么说，先是手上中枪，接着是胸部，那里的小射入口表明子弹粉碎了。第三组骨头——显然是那位失血过多的兄弟——没有弹孔，子弹应该穿透了软组织和器官。

　　“相关连的最后一件事，”古斯倾侧身打开中间骸骨的颌骨，“我看见这三个人都缺一些牙齿，连那个年轻的家伙也缺。这样说来这些家伙没怎么做过牙齿护理。”

　　“意思是说他们很穷？”

　　“或者不喜欢牙医。不过我们假定他们很穷。”

　　“像巴鲁普拉的人们？”

　　“地球上的大部分人，不过巴鲁普拉也是。”

　　他把那个头骨扔回桌子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里弄完了。”他说着拿下他的帽子。

　　我们沿着过道走到一个楼梯井。古斯经过时，跟穿实验室大褂的几个人打了招呼。我怀疑一个博士在这些地方会比普通警察得到更多的尊重。到二楼，我们进入一扇门内，门上标着工具痕迹和微量分析侵袭创伤实验室。

　　“这是有特别显微镜的地方吗？”

　　“那叫作无限聚焦显微镜。”我看见里面的第一样东西是个巨大的测光台，用来展示X光照片和其他载物玻璃片。头顶上的通风孔垂下来，输送不需要的蒸汽。一块长骨头，我注意到这是第一块骸骨缺失的，夹在了不起的显微镜下。

　　“这里是我的皇家领地，”古斯开心地举起他的双手，“埋藏学，主要是研究身体的降解。不进行防腐处理的话，一具尸体大约在六个星期就能制成骨骼标本。因此试图估计骨头在地里5年或是500年需要留意其他因素。骨头的腐烂比肉慢得多，但它们确实会腐烂。要知道，这个案子棘手的事情是，在图兹拉附近的地里有很多盐，那会更快地降解骨面，这意味着遗骸比原本更老，于是我们的显微镜就要介入了。一旦我们锯开骨头，内部就会显示出与地面接触无关的腐烂。总之，我觉得这些在地里的出入至多十年，荷兰法医研究所的戈伯博士——这个领域的权威，他也赞同。”

　　我花了一会儿来思考迄今为止古斯告诉我的事情。

　　“总的说来，我得说费尔科做得相当好。”我们从图兹拉回来后的周一，我跟古斯说了费尔科突然回想起卡耶维奇的威胁。古斯跟我一样反应很大，这本身不是大问题，但是那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小心地调查费尔科的故事。因此，实验室结果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这一事实让人振奋。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古斯说，“但是马上要遇上点困难了。我们来谈谈DNA分析，我们的第一个困扰就出现在那里，我能从电脑上把报告调出来。”他敲着键盘。

　　我在DNA方面比病理学更精通，因为那个科学可以证明整个宇宙的犯罪行为的内情。比如，你可以从一张银行本票弄脏的手印上提取DNA，这碰巧是我一个不幸的客户，他通过支付大学学费账单贿赂了一个县区的官员。

　　“现在，埋起来的骨头上的DNA有点棘手，因为土壤里总有小昆虫一点点地咬这些骨头，留下它们自己的DNA。”他更深入地描述了减少土壤污染的提取方法，我便透彻地理解了。骨头的内部与表面样本的比较有助于隔离微生物的影响。

　　“我们进行了Y-STR检验（法医学对精子的一种DNA检测手段）和线粒体DNA分析。”古斯说。

　　“线粒体是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不那么容易污染吧？”我问。

　　“你说得对，布姆。遗传自母亲的线粒体确定这些男人超过70%的基因组与印度雅利安人相符。”

　　“如果他们是吉卜赛人，正符合期待，对吗？”

　　“那是这里的专家说的。现在，Y-STR检验复杂得多。好消息是三个表现出了共同的Y染色体，如果他们真的是父亲、儿子和叔叔，那正是期待中的结果。因为我们的污染问题，即便得到那个结果也相当混乱。”即便是在实验室环境中，典型的污染问题让你在检验时没有方法表明DNA的来源。它可能是来自尸体的血液、骨头或皮肤，或者从一位调查员身上剥落的一个头皮屑。

　　“布姆，即便我们隔离了微生物影响，表面的骨晶细胞表明了比来自内部的骨晶更多的人类污染。如果这些骨头在土里十年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在掘尸时太不仔细了。”

　　“因此结果与我在巴鲁普拉告诉你的事情密切相关，在坟墓下面发现了表土？齐齐科夫教授，我们的地质学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布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有别的人最近在那个地方挖过。很有可能处理了这些骨头。”

　　“这意味着什么？”

　　“让我带你去最后的地方。”

　　他做了个手势，我们走了几步到弹道实验室。透过后面的一扇窗户，我能看到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准备朝一辆车门开枪。我们进入时，古斯去看一位技术员，现在拿出一个信封来，倒出两个东西，一个是大约两英寸长的完整子弹，另一个是内部发光的压扁的碎片。悦目的光芒，像抛光的珠宝，这些可以置另一个人于死地，让我想起我母亲的肿瘤医生给我看的她的极美的癌细胞玻璃片。

　　“我要留意的第一件事，”古斯说，“我们在病理实验室察看的推测的枪伤与这些枪弹是协调的。它们是我们叫作南斯拉夫M67弹药的残余，这个是扎斯塔瓦的特征，全金属外壳，尖锐的整发弹，7.62毫米乘以39毫米。这是铁托元帅给人类做出的永久贡献，为卡拉什尼科夫式的步枪创造了子弹，它打中人体时，会留下更大的伤口。”

　　“但我们对这里的结果有些不太好了。”古斯来到一台电脑前，把一系列这些部件照片拉到近处，放到差不多四倍大，让肉眼可见。这些照片显示了子弹上的坑坑洼洼，那是试图让子弹旋转的枪管留下的。“第一，从膛线可以看出这些子弹是由两挺不同的扎斯塔瓦射出的。但这是完整的子弹，”古斯拿起最前面的那张，“这是成问题的。这里的男女没法将我们在病理实验室看到的骸骨上的枪伤，与这种口径的子弹留在身体里的力道相匹配。如果我们从坟墓里得到它，它应该是在身体里。如果这颗子弹打中了骨头，它会显示出一些压缩。如果它只是穿过了肉，考虑到费尔科所说的游击队员的位置，它应该已经离开了身体，不可能跟遗骸埋在一起。明白了吗？”

　　我明白，不过古斯和我都知道，每个案子有反常现象，专家们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可以借由一种普遍法则来解释：总会发生糟糕的事。在弹道学世界，最著名的案子是所谓的刺杀肯尼迪的“神奇子弹”理论，一发子弹似乎打中了州长康纳利，接着转向，打中了肯尼迪总统身上好几处地方。我把这件事告诉古斯，但他摇摇头。

　　“还有更多，老兄。让我们去看看指纹印。”

　　在我们讨论的法医学中，我最熟悉指纹。我不是专家，但我精通螺纹、脊状纹路等专业点的行话。这间实验室不像我们已经待过的一些地方那么引人注目——只有显微镜和带巨大显示屏的电脑，覆盖着黑色金属片来减少强光。尽管如此，古斯说，这是地球上最先进的指纹实验室之一。通过对全世界20年记录的亿万指纹进行计算机分析，荷兰法医研究所可以将统计概率与脊线纹理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判断出一个给定的特性在人口中出现的频率，正如长期以来利用DNA特性所完成的。由于最近有关指纹是否真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标志的学理争议，荷兰法医研究所的技术似乎注定要逐渐成为新的判定标准。但是旧的方法，其中用某种超强力胶水显出指纹细节，对现在来说已经够好。

　　“他们发现了两个好指纹，每颗子弹上一个。令人苦恼的是它来自同一手指。”

　　他等着我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弹道特性已经确认复原的子弹是由两个不同的武器射出的，同一个人不大可能会扛着两把来复枪。可那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这是来自完整的子弹的指印。”经过了一分钟的摆弄，古斯从他旁边的巨大电脑屏幕上调出了图像。那是标准熏蒸负像，但是它以黄色表现出来，背景是靛蓝的。古斯推近这张照片，让子弹上指纹的部分清晰起来。“注意到什么了吗？”

　　我没有。那是一个完好的指印。

　　古斯用了他的激光棒的后端。“看这里？”

　　我现在明白了。指纹延伸到了壳下。这意味着子弹射出后有人处理过。

　　“也许是孩子们在旁边玩耍？”

　　“我觉得不大可能，布姆。事实是，这个坟址被人拨弄过。谈论DNA污染时，我们已经在说有人处理过那些骨头，考虑到子弹上的指纹和完整的子弹，这与我们在这些遗骸中看到的伤口不匹配，这些子弹可能是有人埋进去的——而这并不是周边游荡的年轻人偶然为之。有人在拿我们开涮，布姆。做这件事的人把东西取出来，也把东西扔进去。但有人在愚弄我们的证据，布姆。这是关键。”

　　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

　　“他们想误导我们？”我问道。

　　“放置子弹，我想不出别的理由了，但也许有别的可能。”

　　我沉默地考虑着一切。

　　“下一步，”古斯说，“涉及齐齐科夫教授。我要把每一块骸骨的一部分寄给她，她可以对骨头吸引的矿物质和来自坟墓的土壤样品进行匹配。她需要进行化学分析之后再完成对波斯尼亚的现场勘探。”

　　“去洞穴看看呢？”

　　“到时她也会去，”坚忍的古斯用他一贯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里的事情够奇怪了，你或许想要一起去。”

　　我哼了一声。我没想这么快回波斯尼亚，尤其不想得到坏消息。

　　会面——4月27日—5月10日

　　于是我们进入了又一个等待期，不仅等待北约回复我们的文件申请，也等待协调部门更新波黑政府的资格证书，以便我们可以带着那位法国地质学家回去。我们的调查进展过于缓慢，进入调查最后阶段的两个其他案子要求我在其中担任监督的角色，两个都有可能导致指控，一个在苏丹，一个在刚果。由于进度缓慢，我把午餐当作了解我的同事们，包括几位对我好奇的法官的机会。

　　一周有好几次晚上，我跟埃斯玛讲话，她似乎湮没在了纽约，两次推迟预期返回欧洲的行程。她的色情短信仍然让我兴奋而尴尬，我在办公桌前对照证人证言，或者与协调部门的同事们开会讨论最近与布鲁塞尔方面的交流时，她的短信不期而至：“晚上，我入睡之前，听到你弄出的声响，你最终屈从于享乐而发出的固执的小声呻吟和嘶叫。”

　　我们的第一次外出之后，娜拉旺达接受了我这个跑步同伴。像我一样，她似乎也在经历工作中一段休养生息的时光，大多数的晚上我们在五点半或六点时一起出发。三四次后，我勉强能跟上她，虽然很累。我鼓励她别让我拖她的后腿，她说我没有，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她是个出色的跑者，有最好长跑运动员的体格和完美的步态，她的手臂动作和脖子角度近乎完美地与她最高效率的跨步协调。对比起来，我的每一步都很费力，但是我享受这种挑战，很高兴一个脆弱的中年身体，尤其我的膝盖和后背，没有向我发出抱怨，不管第二天早上我的肌肉是否开始尖叫。

　　这成为我们的惯例，结束后，我们会停下来吃点东西，因为跑步必然让我饥饿。娜拉旺达是那种在食物当前才发现她的胃口的人，那时她吃得总比我多。通常，我们在房子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停下来，我们坐在外面，身上仍然流淌的汗水不会冒犯任何人。我们一般每人喝一杯啤酒和一大瓶水，常坐在固定的地方，那里很快成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带着荷兰的特色，是一个卖鲜鱼的快餐店。在玻璃柜台后面，欧洲多种多样的鱼用蜡笔画展示出来——鳀鱼、熏鲭鱼、虾、贻贝、鱿鱼，诸多的鱼片如剑鱼片、生鱼片，还有很多种鲱鱼。外面的一个“新鲱鱼”的标志让我们进入门内，这是娜拉坚持要我尝一尝的当地特色美食。鲱鱼，剔去骨并且取出内脏，搭配洋葱碎一起吃，不用银餐具，只用手抓住尾巴。我的父亲超级喜欢鲱鱼，虽然他从没解释说这是荷兰人的一种习惯，现在这个味道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当时刺激性的味道是一种挑战。如今，我发现我能一次吃掉四五条鲱鱼。

　　至于我的女房东，慢慢了解她后我喜欢她在旁边。娜拉比较沉默，其实是因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评论不可避免地有点奇怪，经常表现出超越她胆怯个性的直率。

　　她父母都是印度尼西亚人。她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在壳牌工作，职位做到很高，被派到荷兰，娜拉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一开始她学习艺术，但是她母亲那边的亲戚卷入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印度尼西亚动乱，动乱中苏哈托和军队杀害了超过50万的疑似共产主义拥护者，还监禁了100万人，包括她母亲的所有兄弟。她母亲对那个时期的伤心描述最终导致娜拉转学法律，攻读硕士学位，最后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任职。不过，她承认去纽约大学读研有别的心思。

　　“我留在学校，我的母亲就不能把我嫁出去，”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的一张不锈钢桌旁时她说，摘掉了沉重的黑眼镜，娜拉显得更轻松、更漂亮，“她允许我完成学业，遇见刘易斯时我非常高兴，因为妈妈已经在雅加达帮我物色好了人选。”

　　“对于刘易斯，你父母是什么反应？”

　　“哦，正如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在传统的爪哇家庭会激起什么样的风浪。我母亲紧握她的手，说这就是为了让她的孩子安全，离开印度尼西亚而导致的后果。当然，她说得没错：我喜爱阿姆斯特丹和海牙胜过雅加达，那真的只是我的祖父母生活的地方——在那里我吃饭时喝啤酒总是感觉不对。”娜拉俏皮而讽刺地一笑，伸手去拿她的酒杯，嘴唇紧闭，脸颊圆润，对于她这种情况，我最近见到的频率越来越高。

　　5月3日下午，国际刑事法庭收到了来自北约的正式回应。他们要求美国提供我们寻求的大部分文件，而美国国防部援引《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拒绝了。

　　我跟明美和巴杜见了几次面来讨论我们的下一步的计划。

　　依据法律，美国的回应是没有说服力的。通常，在有法律冲突的情形下，国家间的协议胜过国内法规，意思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下的美国的契约高于《服役人员保护法案》。不过北约领导层对与美国方面交锋的态度尚不明朗。

　　“高恩一直在说做出某种让步。”经过几天的法律研究，我汇报时，巴杜告诉我。

　　这让我不满。让步意味着美国可以交付没有破坏性的文件，这种文件足够让布鲁塞尔保全颜面。国际刑事法庭没有权力命令北约，波斯尼亚也不行，我们是以波斯尼亚的名义在行动，因为我们都不是北约的成员。我们提起诉讼的唯一方法是代表波斯尼亚人民向国际法院起诉，那是国家互相控告的地方。这注定会耗费很多年，估计美国会给波黑施压，让其撤诉。

　　经过几次讨论后，检察官办公室的领导们认为我应该给国际刑事法庭成员的北约各个国家送一封长信，解释美国这种立场的谬误以及捍卫国际法准则的重要性。巴杜同意亲自给这些国家驻海牙的大使递交这份文件，希望给美国更多的外交压力，虽然没人对美国改变立场抱有特别乐观的态度。

　　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这个计划在实施中，娜拉去伦敦见卢，他被他的NGO机构派到那里几天。我本想跟她一起去那里，因为埃斯玛有希望从纽约回来。她不确定她的安排，周五晚上大约八点，埃斯玛打电话来说她在去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路上，会直接飞来找我，星期六早上六点到史基浦。我答应见她。

　　我们在莱顿的酒店被订满了，我联系的其他几个酒店也满了。埃斯玛星期天晚上要回伦敦，我认为我们可以大胆地待在我的住处，这样的安排让埃斯玛更喜欢。我仍然顾及礼仪，但是分开两个星期后，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外面。

　　埃斯玛和一个拿着一大堆手提箱的勤杂工，六点刚过就在国际抵达处的出口出现了。她懒洋洋地走近我，落入我的怀抱。

　　“我非常想念你。”她低声说。

　　也许荷兰更安全或更宿命，埃斯玛在史基浦仍有行李寄存，她的包放在那里，只随身携带一个小件手提行李。

　　“我不需要太多。”她轻率地说。一如往常，我试图分析我对埃斯玛的感情，看见她，她的香味、她的感觉仍然令人激动。没错，她非比常人，但仍然有些特别的事情在上演。最好的性是一场团体性运动，埃斯玛和我在一起就是全明星阵容。我们之间的一种信任、诺言和连接超越了简单的理解。

　　“纽约的究竟是什么诉讼？”我们坐上回海牙的火车时，我问她。

　　“离婚诉讼，”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一方完全疯了，那位丈夫忙于确认通奸和非人道虐待而不同意无过失离婚。这是一个难堪可怕的案子。”

　　“你的委托人呢？”

　　“实际上，我非常喜欢她。出生于伊朗家庭，随伊朗国王被放逐。她嫁给了另一个波斯人，比她大30岁，但是他们慢慢把对方逼疯。这就像在电视上看一个自然节目，两只动物的尖牙刺向对方的喉咙，没有一方愿意松开，谁先死谁输。很多年前我在伦敦见到她，她硬将我卷入这个案子。她最后会得到一大笔钱，人人都知道，但她丈夫不想让她轻易得到。”

　　我们到达公寓时，埃斯玛查看了整个公寓，包括娜拉的卧室，尽管我反对议她进入。

　　“那里基本没有她丈夫生活的痕迹，”埃斯玛说着走下楼梯，“只有幸福夫妻的照片，或多或少是作秀。”

　　“那就是荷兰人，永远不外露感情。”

　　“你说过她是印度尼西亚人。”

　　“是的，但她是在这里长大的，更像荷兰人。他上次在这里时，他们似乎度过了一段很不错的时光。”我跟她说了敲击的事。

　　“哦，不错，”埃斯玛说，“我们可以效仿他们。”她拉住我的手，领我到我的房间。埃斯玛从她的小包里拿出一个U形的东西，紫色，三英寸长。那是乳液，我触碰时比我想象中重。我怀疑地挑起眉毛。

　　“我让你失望过吗？”埃斯玛说着，眼睛鼓起。

　　关于我跟埃伦的性生活，我没有抱怨过。虽然有点平淡，但是对已经50多岁的一对夫妻来说，我们似乎比很多朋友好多了，他们把自愿的性行为视为一种娱乐活动，像消遣性毒品和网球单打。我们分开后，我很轻易就在网上发现我没有经历过的很多东西，有一些没有吸引力，在其他情况下，我很好奇这么多人感到满足的是什么。不过在我遇见埃斯玛后，我的探究上升了好几个量级。

　　星期六，我们过得没日没夜的，在我们长久寻欢作乐后，埃斯玛打了会儿瞌睡。她咕哝了几句，话没说完就睡着了。我早上四点多起床去接她，自己也打起盹来，但是11点前我又醒了，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溜到起居室，在那里工作了几个小时，直到埃斯玛调皮地在门口探头探脑。我给她煮了咖啡，然后我们在沙发上做爱，我还担心弄脏家具。

　　之后，我跑到我买鱼的地方觅食，回来的路上买了几瓶葡萄酒。晚上晚些时候我们又躺在楼上时，埃斯玛问起调查的情况。我告诉她从波斯尼亚回来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实验室报告。

　　“有问题吗？”她问。

　　我用一个含糊的手势打发掉那个问题，没有暗示任何真正的忧虑。

　　“接下来是什么？”

　　我回答说我们在等待这个案子重大的突破口，美国军队记录的出示。

　　“那只能由美军提供。”

　　“我真的不能说，埃斯玛。”

　　“为什么？”

　　“这是涉密信息。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所，一切都是保密的，总是有规定。”

　　“如果你严格遵守那些规定，我们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她说得没错，即使我不喜欢听她故意这么说。另外，文件申请中涉及的法规不是秘密。我解释了那些观念，没有明确说我们按照那些行事。

　　“美国断然拒绝了北约？”

　　“北约不会向我汇报，不过他们的确给我这种印象。”

　　“没人可以命令美国人。这就是问题所在吗？”

　　“我们可以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不过波斯尼亚人估计不会同意。就算他们同意，也需要花四五年的时间才能拿到那些美军记录。”

　　“没有别的选择？”

　　“我想不出还有别的。”

　　她拿肘部支撑起自己，令人宽慰地笑道：“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会非常有效。”

　　“巴杜和明美会大发脾气的。泄密不是他们的风格，我得竭尽全力让他们去做这件事。”

　　“不需要得到泄密的许可，比尔。你只需要装作不知情就可以。”

　　作为美国联邦检察官，对于泄密这一块我对下属的要求非常严格。联邦刑事诉讼法规禁止披露大陪审团的任何事情，因此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即检察官要通过打破法律来执行法律，不管它多有效。我以为国际刑事法庭对检察官的行为规范是一样的，虽然事实上我还没费心去看一看。我答应她我会展开研究，但这只是为了让我们换个话题。

　　三点左右，那天我第四次达到高潮——至于埃斯玛，没有办法记录，因为她常达到高点——后来她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去卫生间。我懒洋洋地躺着，心中狂喜，为自己感到惊奇，不禁想到梅里威尔声明他或许会再来一次，突然我惊呆了。我听见前门砰地关上的声音。娜拉应该星期天晚上才会回来，从现在开始起码还有16个小时，我告诉自己那个声音肯定来自后面的公寓。但我仍然仔细聆听，我听到高跟鞋踩在起居室木地板上独特的咔嚓声时，开始在我的小房间里拼命寻找浴袍，冲下去时我仍然在拉扯衣服。

　　就在下面，洗手间门口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埃斯玛，一丝不挂，用双手作掩饰，一只手在她的乳房间晃荡，另一只手盖住女性三角区。娜拉和她面面相觑，震惊而毫不畏缩。我还有几步就下楼时，埃斯玛让她的胳膊垂下来，似乎向同性发出挑衅。

　　愚蠢如我，猛冲到她们中间进行介绍。埃斯玛对娜拉旺达笑，娜拉穿着一件真丝连衣裙、袜子和高跟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从洗手间拿出一个浴巾给埃斯玛，她不理我，转过头缓缓上楼，看上去状态不错。

　　“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娜拉最后勉强说道。

　　“你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今天早上不期而至，如果我事先知道，我会告诉你的。”

　　“当然。”

　　“你说过明天晚上才回来，”我看着我的表，“或者今天，我猜。”

　　“是的。我的计划突然有变。”

　　“我应该给你打个电话的。抱歉。”

　　“别瞎说。你住在这里，我应该向你道歉，我说过我不在家的。”

　　我们沮丧地看着对方，过了一会儿娜拉拿起她身后的红色小衣箱，踏上她那边的楼梯。

　　埃斯玛，仍然赤裸，靠在我床上的枕头上，我进屋时，她淡淡一笑。她似乎对自己刚刚的表现十分满意。

　　“你还好吧？”我问。

　　“当然。”

　　“你对她说了什么？”

　　埃斯玛缓缓摇头：“什么也没说，我们都没说话，我们对彼此的身份心知肚明，没必要介绍。”

　　考虑到在礼节上的顾忌，我没有跟娜拉说过我在跟埃斯玛见面，不过我想埃斯玛指的是这个环境让彼此很快了解对方的位置：情人，女房东。

　　“她跟她丈夫打了一架？”埃斯玛问道。

　　“她没说。”

　　“一个凌晨三点到家的女人？一个你说喜欢十点前睡觉的女人？她突然离开伦敦。比尔，真的。我常常为你对女人们的了解这么少感到吃惊，”她笑道，“过来躺下。让我小睡一会儿，在我必须离开之前也撞击一下床柱。”

　　交易——5月15—28日

　　五天后，星期五早上，我站在厨房里边喝咖啡边在网上看《纽约时报》。重要的消息在屏幕上显现时，我意识到我了解的生活和价值观念在背离自己的意愿，我的视线变得模糊，心也慢慢抽紧。

　　那页左下角的一篇文章如下：

　　军队阻挠国际刑事法庭和北约对吉卜赛人大屠杀的调查

　　美国拒绝遵从北大西洋公约（北约）对美军记录申请查阅的请求，美军记录是国际刑事法庭对2004年在波斯尼亚据称400个吉卜赛人遭到屠杀的事件进行调查所求的一部分。当时在这片区域担任北约维和任务的美军是本案潜在的嫌疑人。

　　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美国法律禁止美军在法庭的调查中给予协助，但是法律专家说美国的北约协议义务似乎需要美国将记录交给北约。美国拒绝这么做，据传闻，他们强烈抗议北约递交该组织里自己的档案记录。

　　这种情况据说已经造成了北约在比利时的跨国中央指挥部内部严肃紧张的气氛，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相当大的恐慌，它没有其他正规的方式来强制美国遵从。

　　3月份，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做证人。据他说，2004年4月，在一个美军基地附近的巴鲁普拉难民营的400个吉卜赛人，被一群戴着面具的士兵用枪逼着上了卡车，被活埋在一个煤矿的矿井里。证人没办法确定那些士兵的军事归属关系，但说他们讲的不是当地军队和非法军事组织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据称大屠杀发生在逮捕流亡者、波斯尼亚塞族领袖——拉扎·卡耶维奇的一次失败行动后的几个星期，这次行动导致四个美国兵阵亡、八个受伤。依据北约方面的消息，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提供了卡耶维奇的军队所用的一些装备。

　　文章的第二部分引用了一位军法团的前任将军和两位法学教授的话，他们都被问到军队是否能拒绝提供这些记录，考虑到《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和北约的协议、《代顿协议》《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冲突指令，前任将军说这是一个“封闭的问题，不过军队或许不会获胜”，而两位法学教授认为条约义务显然占上风，尤其对于并不储存在美国的记录。

　　这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它声称基于多种来源，但很显然在北约的某位人士，抓住这个机会来对美国表示不敬。但是里面有关国际刑事法庭的细节——如何回应美国的拒绝造成的恐慌——给我一种恶心的感觉，不知道这位记者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正在思考时手机响了，来电号码被屏蔽了，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呃，难道你是个愚蠢的混账东西？”那是罗杰。根据我的估计，现在华盛顿特区午夜刚过，这意味着《纽约时报》一个小时前发布时，警报已经在美国拉响。罗杰让他的同事们确信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一贯照章办事。

　　“不是我，罗。”

　　“当然不是，”他说，“你太聪明，不会这样做，布姆。是那个你当作女朋友的荡妇。”几个词发出回响：“荡妇”，当然，尤其“女朋友”。为什么我没有费心去思考是否有中央情报局跟着我？或者他们在盯的是埃斯玛？

　　罗杰在一小时内做了很多工作，他得到了一些帮助。《纽约时报》没人透露出埃斯玛的名字，但是他用花言巧语哄了某个人很久——也许三四个人——于是他可以推断出一个答案。对于他严厉的语气，我作出了一个诉讼律师的回应：不愿意承认任何事情。

　　“再读读那篇文章，”我说，“对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发生的事情我没什么线索，你去叫醒别的人。”

　　“你他妈的，别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是这一切怎么运转的。一个人说话，另外一个人泄露出去，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编造故事。可是这个一切开始于吉卜赛性感美女，我已经弄清了。我知道她是怎么操作的。我相信整个激进主义分子网络就是用来泄密的——人权监察站和国际特赦组织[78]，还有各种各样的左派众议员，他们讨厌对军队假装表示尊敬。不过现在让我告诉你：你不会成功的。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布姆。”

　　辩护律师习惯的一件事是早晚要跟亲密的朋友来一场恶战。我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时，无数个前同事愤怒地来到我办公室门口，对我关于他们委托人的裁决愤愤不平，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停止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罗杰。不是我做的。比起你给我带来的改变，这不算什么。你送我到这里来，只告诉了我你知道信息的1%。你真的以为我会省掉针对美军的所有证据吗？”

　　他停顿了一秒：“你为什么这么说？”

　　“罗，你不是在让我打破对调查信息保密的规则吧？”

　　“去你妈的。”

　　“我问你一点事情。这是你第一次听说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给卡耶维奇提供了一些装备，而他用这些装备杀死了四个兵？”

　　他沉默了。

　　“罗，有人跟你说过吉卜赛人其实设计诬陷了美国人吗？”

　　“别扯淡了。”罗杰说着，挂了电话。

　　我接着给埃斯玛打电话。

　　“你胆子真大，”一叫到她的声音我就说道，“还哄我说你为了我不再参与这件案子？”

　　“比尔？”她问道。我显然吵醒她了。

　　“你利用了我的信任和我们的卧室。”

　　我能听见她喘气的声音，我试探她对此的反应。假设她在睡觉，她还没有阅读过那篇文章，因此尚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我做了你想做但又不能做的事情。”她最后说。

　　我挂断了电话。

　　我脚蹬自行车去上班，感觉像是去断头台。唯一积极的一点是我发现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尤其不想蒙受耻辱。

　　我在我的白色小办公室待了不到十分钟，古斯走了进来，关上了门。他抿着嘴，尽量保持不笑。看得出来他很高兴，只是有点憔悴。我明白海牙的星期四是喝酒的夜晚。

　　“我得说真是杰作，布姆，”他说，“聪明。”

　　“也许是，古斯，不过不是我做的。”

　　“当然不是你。”他马上回答道。

　　“别胡说八道。这也许是我的过错，但这不是我想要采取的动作。”

　　他的头前后摆动。他适应了法庭的世界，那里你没什么可利用的正式权力。在我审核苏丹案子的过程中，探员用伪造的泄露信息查出了证人，从报纸购买信息说一个知情人在跟我们合作，但这条策略得到了上层的认可。

　　“呃，尽管如此，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古斯说。

　　“如果我能保住我的工作。”

　　“保住你的工作？老兄，你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行事的。”

　　不到一个小时，我被召去与检察官办公室的执行委员会开会。我们围坐在巴杜办公室大窗子旁的角桌。人聚齐后，这位老人似乎正在读那篇网络文章的打印版，我们就座后他放了下来。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巴杜问道。

　　奥克塔维亚·邦福茨，一位祖母模样的前外交官，今天代表协调部门，在我回答之前说道：“这里到处都是高塔姆的DNA，我查看了档案，这个记者在高塔姆得到任命时写了一篇她的报道。看看这冷酷的描述，这就是反对美国的证据。”

　　巴杜严肃地点点头。讨论继续，我了解到巴杜感觉有必要建议法庭庭长——一位担任国际刑事法庭行政长官的法官，谈谈对北约的文件申请。法庭庭长，反过来，有可能已经通知了法庭执行委员会的另两位法官。高塔姆法官就是一位。此外，现在我思考起奥克塔维亚的评论，费尔科证词的简短提要确实听起来像高塔姆的风格。正如罗杰所说，泄密有一个潮流效应：一旦故事传了出去，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讲述。

　　明美，戴着滑稽的头套和沉重的眼镜，弯下腰凑近那页纸。一如往常，她将注意力放在细节上。

　　“这些吉卜赛人给卡耶维奇提供了装备，什么装备？”

　　我解释了我们目前所知的卡车，美国人和卡耶维奇在枪战之后都有报复彼此的动机。在桌子周围，我的同事们做出赞许的手势，深感好奇并且有点为我们的发现感到佩服。披露这一切的方式让我愁眉顿展，真想拥抱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美国对这篇文章可能做出的回应。他们似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除了对这个世界嗤之以鼻，这大概没什么价值，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不过是一件小事。

　　巴杜把他的大手放在面前的报纸上，发出粗犷的笑声。

　　“我得说，”他说，“这一次很有效。”

　　我们休会时，我怀疑，假如来一个不记名投票，房间里起码一半的人会认为是巴杜泄露了信息。

　　自从星期六跟埃斯玛的事件后，我没有见过娜拉旺达，我意识到她在有意回避。星期五我下班回来时，她穿着黑色的莱卡服装，戴着一顶用来抵挡下午的猛烈海风的针织绒线帽。她把一只脚放在沙发背上。每次我看见娜拉准备好去锻炼，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今天，她的头发完全被盖住了，遮住了她圆圆的红棕色的脸，她像一个尼姑。一看到我，她便看向地板。

　　她半转过身，用特别不自在时会采取的极其僵硬的语气问道：“要我等你吗？”

　　“拜托。”我换了衣服，一分钟就回来了。在这个间隙，她戴上了她的手套。

　　“娜拉，我需要再次向你道歉。”

　　“哦，不，”她有力地摇了摇头，但仍然尴尬得不能面对我，“这是你的家，你在这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不是我心不在焉，我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我们可以这样自责好久。我举起双手表示我们打平了，我开始舒展身体。

　　“她就是那个吉卜赛律师？”娜拉问道，“你说出她的名字时，我想起我在网上读到的有关你的案子的文章。”

　　我挺直身体。这句话里包含了很多信息：首先，我很惊讶娜拉对我好奇到去费心做研究；其次，更一针见血的是，她理解埃斯玛在我这个案子中的角色。

　　“你觉得你应该告发我吗？”

　　娜拉的嘴巴张开：“因为性交？”

　　娜拉的用词总是让人感到好笑，但这一次我没法忍住放声大笑。

　　“因为与本案有牵连的一个人性交。”

　　娜拉摇摇头，表示她不懂我的意思。

　　“我完全不明白你们法庭的规则，但是在我们的法庭规则中她现在没有官方的角色。此外，你不完全理解海牙，很多人离家很长时间后，总是有风流韵事。你会为这里人们对这种事的淡漠感到惊讶。”

　　我不知道其他人犯规是否有助于消除我的罪恶感，不过我认为她这么说是善意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娜拉天生就该当一位辩护律师。

　　“她非常健美，”娜拉说，“身材令人赞叹，”这次她微微讽刺地露齿一笑，“她使你着迷？”

　　“当然。无法逃脱，我很恼她——也很恼我自己。”

　　“性对男人来说很有影响力，”她说，“还有决断。我想一个有经验和自信的女人非常性感，是吗？”

　　“是的。”我回答。

　　她的表情有点不快。“我结婚时是处女，这是对我妈妈来说，我不能违反的誓言。当然现在我很后悔。”她的眼睛再次看向地板。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说我们可以跑步去了。

　　娜拉有关她处女的谈论并不完全令人震惊，因为对她会说的话我没有什么明确的期待。然而，我们出发时，她为自己的性史感到后悔还是让我有些震动。

　　跑步时，我很高兴我仿效她，戴上了帽子和手套。今天来自北海的风像冰锥一样，不过，我们保持良好的节奏在公园里跑了近一个小时。后来，鉴于天气原因，我们在广场里一家小餐馆找到了一个位置。

　　“伦敦怎么样？”我问道。

　　“呃，显然不是很好，要不然我不会一天就到家的话。”她回答说。我不知道她是否为我装聋作哑而恼火，还是纯粹因为那段记忆而恼怒，但我带着歉意做了解释，我不知道她会早回，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卢的计划有变。这个说法让她苦笑了一下。

　　“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计划改变了。刘易斯让我去纽约找一份工作。”

　　“啊。”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在结婚之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他表现得好像所有那些讨论都不算数。”

　　“我相信他说那些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但离开家很难，”我说，“我喜欢海牙，可是要一辈子待在这里我需要认真考虑。”

　　“他认真思考过了，”她说，“此外，在美国我怎么找工作？律师的就业市场不太好，我喜欢我在这里的工作。如果他们抓获卡耶维奇，总有一天他们会抓到。我会作为一位高级法律顾问加入他的答辩团，做他的私人律师，博齐克已经问过我。”

　　“我不指望他们能抓到卡耶维奇，娜拉。他逃了有15年了？”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在国际刑事法庭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自己的婚姻失败了，因而我对婚姻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她显然只是在寻求某种安慰。

　　“人们在异地也可以维持婚姻。”

　　“中间隔着大洋？我们都不想分居。”

　　“那你们可以以五年为期进行交替——五年在纽约，五年在这里。我知道有些夫妻就是这么干的。”

　　她不快地转动她的头。娜拉通常坚忍克制，但现在快要落泪了。尽管我们的谈话直接，但仍有一些话题不能提起，这很有可能让她痛苦，尤其是孩子的问题。

　　“并不仅是地理的问题，”她说，“而是他认为只能由他做决定。刘易斯总是非常自大，他威胁我。”

　　娜拉一贯说她的丈夫褊狭保守。我有个印象，他们结婚时，她觉得他的褊狭与自己的缄默很相配，但是那份婚约，以及他们两地分隔的情感空间，让她困扰。

　　对于不时感到自己的伴侣难以接触的问题，我表示同情。在某些方面，娜拉谈论的婚姻状况，与我在同一个阶段的婚姻状态很相近，假设我也像她一样坦率诚实的话。从长远看，洛根夫妇的关系或许前景并不妙，但如果有人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应该会目瞪口呆，觉得这个论断很无礼。也许，像埃伦和我一样，娜拉和卢会有孩子，孩子带来的满足感能修补他们之间的缺口。

　　“婚姻不易，娜拉，正如丘吉尔对民主的评论。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至少对大部分人是这样。”

　　谈话继续，她比平常多喝了一杯啤酒，我们走回家时，她同志般地拍了一下我的背。

　　“你是我的好朋友，布姆，非常感谢。”

　　有关美国国防部和北约之间发生冲突的报道继续贯穿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波斯尼亚是北约参与的第一场真正的作战行动，很多我以为早就解决的问题第一次得到裁决。事实表明，北约稳定部队的大部分记录——就像北约所知的波斯尼亚行动——是电子复印版，放在比利时的北约档案棺。我觉得这是法律想要解决难题的极愚蠢的方式，档案的实际位置是法律分析关键的部分，因为《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只在美国境内实行。

　　政治争夺战也全速前进。白宫和国务院采取了不同于国防部的调子，原因在于这篇报道并非专给美国人看的。网上将之比拟为“一个新美莱事件”，40多年前，美军在美莱村杀害了500个越南村民，对当时的新晋军官梅里威尔来说，他说那是他所处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在十秒钟的国际广播新闻里，这些报道被认为是美军不让同盟国知道的答案。记者出于职业偏见鄙视官僚主义对事实的掩盖，说会夸大事实。巴杜和古斯是对的：结果很好。媒体的报道甚至催促波斯尼亚人民行动起来，他们赞成我们再回去一趟，现在就要看齐齐科夫教授是否方便了。

　　埃斯玛一天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但我拒绝接听。最后，她肯定借了别人的手机。

　　“我可以亲自去见你，讨论一下这件事吗？”她问。

　　她的策略显而易见。把我弄进一个房间，让小脑袋支配我的大脑袋。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埃斯玛。吃一堑，长一智。”

　　“哦，求你了，比尔。别他妈的这么做作。我判断失误，我以为你会欣喜若狂。”

　　“埃斯玛，显然原则对你没像对我那么重要。”

　　“比尔，别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在电话上讨论这件事情不方便，我下个星期可以去海牙。”

　　“别来，埃斯玛。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挂上了电话，虽然有点痛苦。我不想心甘情愿接受一切结束的事实，即便埃斯玛给我的生活添加了振奋的元素。

　　星期五，我们在广场谈话后的一个星期，娜拉宣布她请了几天假，准备去纽约。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告诉她。

　　“我还不确定，”她回答说，“刘易斯很擅长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他很少改变主意。”

　　“那么试着改变一下你的主意。尽己所能，只有这样你永远不会后悔。”

　　离开时她踮起脚，飞快地给了我一个单手拥抱。

　　“好的，笨蛋，事情会这样的。”周三下午三点左右，我的手机响时我在国际刑事法庭我的办公室里。

　　“再会，罗。”

　　“如果我做主，我会让你走开。有关这些记录的整个事情下周就会被忘掉了。”

　　我选择不回应。

　　“这些记录，”他说，“所有记录，将会提供给北约最高司令官审核。”

　　我停顿了一秒：“雷顿·梅里威尔？”

　　罗清了清嗓子：“我想是的。”

　　“好的，那么最高司令官，不管他是谁，得到了记录。然后呢？”

　　“如果他同意，他可以在美国的土地上见你。如果他给你任何记录，那是他的选择，即使那明显违反了《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

　　我不懂他的意思：“梅里和我会共用一间牢房？”

　　“那项法律里没有刑法规定，大律师。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梅里威尔赞成公开所有这些记录。但是如果将来有任何美国人去检举的话，他们可以声称出示这些记录违反了《保护法案》，因而在任何法庭上这些都不是有效证据。”

　　这是一个聪明的计划，目的在于减少由于这些文件让美国士兵遭到检举的风险。我告诉罗杰我需要试探这个建议是否受人欢迎。

　　“你最好现在就确定，事情不会变得更好了。在这个提议失效之前你有24小时，到那时候将军们会对国会施加影响。如果你接受国务院、北约和国际刑事法庭分别发布自己的声明，说明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不用再说什么了。”

　　巴杜和明美，跟我意见一致，觉得这是桩不错的交易，假设梅里威尔将文件和盘托出的话。由于是他建议先去北约的，这似乎尽可放心。

　　我给罗回了电话，讨论了几处细微差别，然后同意了。

　　“成交。”我告诉他。

　　“让记录显示我恨弄出来的这些破事。”罗杰说。

　　“那么记下来。”

　　第二天梅里威尔打来了电话。

　　“我们又要见面了。”他说。

　　“那是我的荣幸。我们要回到大使馆吗？”

　　“不，不。为了确保《美国服役人员保护法案》不遭到侵犯，我们必须在美国的本土上见面。不过这周媒体又对我感兴趣了，我们可以在你家见面吗？”

　　“在金德县？”我想要告诉他我在那里没有家了，但我马上想到埃伦会多么热心地准备好客房，为了一件在《纽约时报》头版提到的事情。就连最勇敢的记者也不大可能跟随梅里威尔去三城。

　　如我所料，梅里威尔的名字让埃伦兴奋，即使我抱歉说对我们见面的原因我没法解释太多。对照了日历后，我们都同意梅里和我下周一在埃伦和霍华德家见面。使事情难办的是，那位法国地质学家说她这几个月里只有下个星期有空。于是我订好计划再次在几个大陆间来回，先去美国，再去波斯尼亚见教授和古斯。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