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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和真相——6月26—27日

　　星期五，院长和司法常务官通知我们，挖掘洞穴的预算得到了批准，古斯身体状况好多了，计划下周一回波斯尼亚，我们同意一旦发掘启动，我就过去，估计是下周三。与此同时，我们划分了责任来完成准备工作。

　　从古斯的妻子菲安的角度来说，必不可少的一项是要求北约提供全天的保护。我跟摩恩将军的副官谈了谈，他答应做好安排。我知道北约士兵有限，但我请求从北约派遣小分队来保护我们，而不是波斯尼亚军队，副官最终同意了。

　　我还给阿提拉打了几次电话，但没有找到她本人。司法处归还了阿提拉请求土方设备的签名版，我给她发邮件请她下周为古斯和我留出时间。几个月来，我意识到对阿提拉来说总是有比激烈的言辞看上去更多的算计，但我愿意相信她一直在暗示的是上级，仍然严格保守有关抓捕卡耶维奇的细节，包括吉卜赛人劫走的车队的本质。然而，我们现在有影响力，早晚我们得提交一份公开报告给国际刑事法庭，即使只是为了结束我们的调查。如果美国方面想要我们不提武器，他们就必须解释其敏感性，包括告诉我们目前还不愿意告诉我们的很多事情。

　　在家里，娜拉旺达继续回避我。在我醒来之前她就走了，睡觉之前才回来，我能听到她急匆匆地进到她房间。星期二我留了张字条告诉她我们跟卡耶维奇谈过了，谢谢她的促成。在咖啡壶前，我找到一个简短的回应：“不用客气。为提议忙晕了。”

　　我明白在我们上一次的晚餐中，有关尽量举止得体的宣言让她自己陷入痛苦的窘境，不过对我们俩来说最好保持距离。我从波斯尼亚回来后，会开始寻找新的居住地。不论她对我俩抱有什么样的幻想——至少在三杯啤酒后的那个晚上——为了我们俩好，最好忽视。跟埃斯玛我做了极其愚蠢的事，好在付出的情感及职业上的代价还比较少，不过这么快再次和一个甚至没有走出婚姻的女人搅和在一起真是犯傻。这不是要否认娜拉激起的许多欲望。她天生的矜持是她想要隐藏的东西的屏障。她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大脑，和一种狡黠的幽默感，常常压倒了她作为无表情的外国女孩的姿态。几个月来她的身体对我的吸引力逐渐增长，但最强烈吸引我的是她的认真。她有一种罕见的可以说出她切实感受的天赋，即使那是“我很困惑”。

　　除此之外，每当仔细考虑后，我认为自己是更有风险的一方。对她来说，在她结束与刘易斯的关系的过程中，我或许可以充当一个方便的紧急着陆点，但我希望自己是那段旅途的第一站而不是最后一站。根据我的猜测，我比她大17岁，一旦她从长计议，我会显得没有吸引力。然而我，尤其在经历了来复枪枪管的冰冷圆环之后，越发想要安定下来。我可以努力恋上娜拉，但几个月后以一颗破碎的心告终，并且没有地方住。

　　所有这些是那种几年后我可以边喝酒边解释的事情，那时她已经很好地适应了一位新男友——或丈夫。现在，它停止在未说出的事情的裂口中，存在于大多数男孩和女孩之间不成熟的关系中。

　　这些关于娜拉的想法断续而温和，与每次想起埃斯玛时我感受到的怒火形成对比。由于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似乎在我被愚弄的方式中有一种最根本的侮辱。所有一切与现实一起，需要我们马上回波斯尼亚找出费尔科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的只言片语是否真实的重要性变得更为尖锐。

　　有关埃斯玛·斯扎尼的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是——有关她的吉卜赛根基她投入了多少，编造这些有关她自己和她想象出来的机构的虚假的互联网条目，还有学习吉卜赛语，需要大量精力。到星期三早上时，我觉得这可能是逼她从躲藏处出来的方法。

　　我发了短信：“试图联系你在银行街的办公室，结果令人费解。没有埃斯玛·斯扎尼。这个人马上回波斯尼亚，仍然想要再跟费尔科谈谈。”

　　即便如此，我很惊讶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我的手机收到了她简短的回答。“这个案子在纽约没完没了，我从银行街离开了，没能联系上费尔科。非常抱歉。祝一切好。埃。”

　　在几个星期的沉默后，这个不加掩饰的狡诈的欺骗性回答，让我又一次怒火中烧。我独自出门跑步，把晚餐带了回来，在我努力要理解埃斯玛的过程中，喝了比平常更多的酒。我明白，吉卜赛人的事业比波斯流亡者的遗产更为公正和吸引人，要知道，后者的家族更不可避免地与国王的卑鄙勾当纠缠在一起，但你怎么能在每天早上醒来时，内心就开始回忆你今天又要说的一长串谎言呢？

　　清洗盘子时，我仍然沉浸在愤怒中，大坝决堤，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倒在一张锤制的无背厨房凳上，突然间精神萎靡到连水龙头都不想关，水就这样一直溅泼在水槽里。就像一个梦，一个人影转过身来，有了一张别人的脸——我的父亲，在我心头沸腾得难处理的炽热愤怒现在冷却为一堆黏糊糊的悲伤。自从在水罐上方的那个时刻以来，我偶尔纳闷为什么我对他比对我母亲更生气。不过知晓我父母那种老派关系的本质，我可以肯定谁引导了所有关键决策。事实上，我母亲对玛勒承认说我父亲否决了母亲想要回鹿特丹的想法。

　　把他们与埃斯玛相比，自然有不同，有差别。律师喜欢差别。我父亲说谎起初是为了生存，但到了最后，像埃斯玛一样，他们选择了一种对他们来说似乎更惬意的生活。

　　最终，我转移到了楼上。自从我离开莱顿，我每一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同样的无意识回避的讳莫如深的游戏中，我从没抽出时间去寻求答案。腾·布姆家族还在莱顿经商，我父亲真正的家族，伯格曼一家呢？

　　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那个名字下没有相关条目，不过在鹿特丹有许多关于伯格曼的条目。最后，网上搜索了一圈后，我找到了一篇文章，是被誉为“第一流的制表匠”的当地钟表匠的一个广告传单，那是在鹿特丹的一家高档国际钟表连锁店。这家店星期六营业，坐火车去不超过45分钟。我决定明天去那里时，感觉到一种决定命运的重量。

　　我醒得晚，准备出发去鹿特丹，这时娜拉旺达走进门来，两只手各拿着一小袋食品杂货。我们在起居室大眼瞪小眼。

　　“我以为你去上班了。”我说。显然，这是那种你想不起别的来才会说的蠢话。

　　“我是上班了。我得完成一项提议。不过我把草案发给博齐克后，他打电话来让我回家。他说如果我以这种节奏一直工作，会累垮的。”

　　“他说得对。”

　　“没错。”她说。

　　我们没人再向前迈出一步。

　　“你要出门吗？”她最后问道。

　　“在鹿特丹的一家博物馆有个展览，名字我不会读。”不过我试过。这不算是说谎，搜寻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后，我打算在那儿逗留一阵，寻求慰藉。

　　“本杰明博物馆？博曼斯美术馆？我很想看，”她突然容光焕发，这表明她容易冲动，这一次是源于她对艺术的喜悦，我也猜测过了几天后，她的尴尬已开始减缓，“我去可以吗？”

　　“那太好了。”我似乎没别的可说。

　　我们走到火车站。我到的那一天，看见中央火车站外面的巨大自行车存放建筑物时，我一时间还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一个双层的钢铁网，延伸了快一个街区，存放着几千辆自行车。不过现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天气极好，晴朗、温暖，风比平常更轻柔，这是海牙真的成为一个海滨城市的短暂季节。娜拉说如果我们回来时有时间，可以走路去海边。古斯和我离开卡耶维奇时本想去海滨，不过转错了弯。我同意娜拉的意见，并试着不去思忖她的设想。

　　上了城际火车后，我跟她面对面。

　　“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说。

　　“当然可以。”她的眼睛期待地动了动。

　　“有关我为什么要去鹿特丹。”

　　“哦。”她用手撑着下巴听我说话，大眼睛充满感情。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故事，”听完我的整个故事后，她说，“对你来说非常艰难。”她补充道。是的，这是一个我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一开始很难接受，”我说，“比我想象中难得多。到40岁，当你以为已经安定下来，才发现你背后的一切，你作为一个人的根基不在那里，从不在那里，这会让你感觉很糟。我很惊讶地发现我对父母那么生气，不是为那个选择——我不评判，而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我们本来有机会与真相共同成长的。”

　　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

　　我们到达鹿特丹时，我十分焦虑，那种最糟糕的焦虑，没法形容。我们从火车站——那是线条明快的角性建筑的典范——出来，进入熙来攘往的城市中心——一个建筑的游览胜地，保留着几栋老建筑，不过摩天大楼处于支配地位，很多似乎是以试验性的精神建立的。我钦佩一个商业社区愿意以无畏的精神支持这种种创新，但是有些成果逗人发笑。有个地方有一面由巨大的铆钉连接起来的薄板构成，似乎建筑师的灵感来自取暖导管。

　　伯格曼工作的钟表店的地址在我手里。就像初来乍到的人，我跟随导航应用程序，带领娜拉沿着一条时髦的老街道往前走，街上的树木长满了叶子，历史悠久的建筑表面是石灰岩的。这家店很好找，因为一个带金边的圆钟挂在门口。

　　一个穿着人造丝短袖衬衣、打着领带的年轻男人在展示柜后面。我说找约翰内斯·伯格曼先生。

　　那个家伙抬起头，想了一会儿，伸出他的手掌。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是要我的表，没做解释，我把表从手腕解了下来。那是我21岁生日时我父亲给我的百达翡丽表，我一直喜欢戴它，它的外形简朴，有着圆形表盘和黑色皮带。这么多年以来，我让人清洗过这块表，知道它非常名贵，这是一个追溯到1932年的样式。但是，对我来说，这件礼物的意义主要在于我童年时期几乎每天见我爸爸戴着这块表。他无数次告诉过我百达翡丽是世上最早的制表匠。当他解开表带，把表系在我手上时，仿佛他把某种重要的东西传给了我。

　　那个年轻人拿着表到后面房间几秒钟后，一位起码80岁的老人穿过隔开后面区域的帘子。第一印象，他似乎太高，不像我们家族中的人。他差不多一米九，秃头头皮被雪白的有弹性的头发框住。他连钟表匠的头具都没拿下来就出来了。那是一个单筒的镜头，带有多环，嵌入一个皮制眼罩里，缚牢在他的头上一个磨损的带子里，表明用了几代了。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父亲也戴过一个类似的装置，那让他看起来像独眼巨人一样令人害怕。我的表在那个男人手里，他的表情以及他从后面匆忙现身的样子里似乎透露着怀疑。

　　“这是你的，先生？”他的英语带有浓重的荷兰口音。

　　虽然他只显露了半张脸，但我马上看出了那种相似——我父亲的长鼻子、尖下巴和可以看到的那只同样的暗蓝的眼睛，虽然这个男人比我父亲要英俊。

　　“这个编号十分罕见，”他说，指的是钟表型号，“但它看上去运转正常。有问题吗？”

　　“那只表是我父亲的，我想他可能是您的哥哥。达恩·伯格曼？”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差点连我父亲的原名都记不起来，给我姐姐发了短信。

　　“达恩·伯格曼？”

　　“是的。”

　　他重复着这两个词，看向他身后的一把柜台高度的椅子，坐了上去。他拿下头具，嘴巴张开，往外看了一会儿，目光似乎没有集中在这里的任何东西上。他一只手仍然小心地拿着我的表。他先意识到它，低下头，似乎要让自己放心它还在那里。然后他再次对我说话，以荷兰语开始，然后不断用英语重复。

　　“你父亲？”他问。

　　“是的。”我回答。之后，他只说荷兰语，娜拉偶尔给我翻译。

　　“你用的是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没错，‘腾·布姆’，”他赞同道，岁月在他眼睛后面游动，“他们先问了我父亲，”他说，“去莱顿？但他不想抛弃他的家庭，于是你父亲去了，一句话也没有对别人说就消失了。纳粹把我们都抓了，伯格曼家所有人。”他给自己一点时间来考虑还有什么可说，把我的表转移到他的左手上。他用右手解下他的左边袖口链扣，卷起衣袖。我知道他要给我看什么，但看到纳粹在奥斯维辛的犯人前臂上文的手印数字时，我的心仍然感觉就像被一把切肉刀切成了两半。

　　我点头表示我明白了。

　　“我母亲活了下来，”他说，“没别人。没有一个人。我每天都记起他们，22个人，5个孩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你父亲。”他现在聚集起了坚定的力量，站起身，挺直身体，从柜台后递回那只表。

　　“很高兴认识你，”他说，“但请不要再来。”

　　我们退避到那间博物馆，像我计划的那样，但我没心情看任何东西。娜拉和我坐在门厅内的一张有衬垫的长椅上，就在通往展览的楼梯下的票亭旁边。我把头靠在墙上，娜拉旺达握住我的手。

　　正如几小时前我告诉娜拉的那样，我一直厉行一个严格的准则，不去评判我父母所做的事情。然而正如对孩子们来说真实的是，我只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出于一种想要了解他们的渴望。我一度痛苦地想象当一些东西，譬如一个音符、一道美食、一幅画、一个片断，引起惨痛的鹿特丹的回忆，我的父母亲是什么感觉。不时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论对他们有多少影响。不能与玛勒或我分享他们曾珍视的东西，他们是否感到难过，或为隐藏他们真实的自己感到羞愧？我确定他们最终抛开了片刻的悲痛，是出于同样的咒语：这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的同情心没有奔向任何人。我从没想过他们的选择对他们的亲戚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今天我知道了一些让人痛苦的事情。我的父母如此一丝不苟地坚持腾·布姆的身份，不只因为我一直以来了解到的原因——这样美国移民局不会发现他们以假名进入这个国家，或者下一次恣意镇压开始时，保证他们会被当作非犹太人。这同样也是对他们家族不愧悔的弃绝，告诉自己他们学到了罗得之妻[85]的教训，绝不会回头。他们不再是伯格曼家的人，不会接受责备。最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他们摒弃了所有荷兰的东西。

　　我很感激能来地球走一遭，尽管如此，像死亡一样，这太基本而很难去思考供替换的状态。但我从没想到在荷兰有一整个遭受极大打击的社区将我的父母视为嘲笑的对象。

　　“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我告诉娜拉。

　　“抱歉？”

　　“我的父母。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那不是他们想隐瞒的事情。”

　　“那是什么？”

　　“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家族，”说这话的时候我看着娜拉旺达，“我从未想过他们是胆小鬼。”

　　“你不该这么想。”她毫不迟疑地说。

　　“他这么想，约翰内斯。”

　　“他满腔愤懑，他受了苦，他爱的那些人受了苦，而你父母没有。但如果他跟你再多说会儿话，我想你也可以发现他的愤怒——不论他是否可以站着说出来，在于你的父亲做出的决定给他和他家族的其他人带来了痛苦，你父母明白这一点。布姆，如果你的父母拒绝那个机会，又能做成什么事？如果纳粹多杀两个人会有帮助吗？”

　　她说得没错。可是约翰内斯的愤慨也有原因，如果每个人只为自己考虑，那么就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文明。我告诉她。

　　“这跟几个星期前我们谈过的一样。”她回答说。

　　我敢说我回应的表情完全茫然。

　　“当时我告诉你我完全不知道在战争时期我会做什么，”她说，“人们做出可怕的事情，但通常因为他们面临可怕的选择。我们钦佩那些把原则置于危险之上的英雄们，但他们的行为并不正常。约翰内斯认为如果你父母留下来，也许灾难就不会发生了，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神奇的想法。几百万人的意愿不会阻止纳粹。对我来说，拯救两个人的生命是你父母能完成的最好的事情。很多人，你的儿子们，包括我，很感激他们这么做了，因为世上有了你。”

　　加上最后一句时，她无畏地看着我，她的下巴抬起，眼睛明亮。没有调情，只有事实。

　　我们走回火车站，没有再说什么。上了城际火车后，一直到抵达海牙的半个多小时里，我握住娜拉的手。上火车时，我们商量好出去坐有轨电车去席凡宁根海边，不出十分钟就能到，对我来说是一个继续思考的好地方。

　　冬天，在海牙的生活就像街坊们全在内陆，而夏天一到，巨大的沙滩上熙熙攘攘，海边的小餐厅外摆着餐桌，一家家的人在凉爽的水边玩耍。北海，通常是青绿色，阳光下变为蓝色，在暖风下平静地波动。

　　我们坐在沙滩上，娜拉穿了一条长裙，她把裙子卷起来，两条棕色的漂亮长腿伸展到太阳下。最后，我们脱掉鞋，在水边走，再次手牵手。

　　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纳闷，继而陷入了逐渐展开的时间中。考虑到我在鹿特丹经历的事情，以及娜拉毫不迟疑的安慰，一种我不想控制的冲力推动着我。

　　仍然光着脚，我们走到一家小餐馆的黄色桌子旁吃了一顿简单的饭。我们都喝了酒，这加深了我对海滩风光的欣赏和呼吸的纯粹快乐。

　　四点钟，天气转冷，我们搭乘有轨电车回到弗雷德，然后走回家，路上很少交流。走进暗淡的公寓时，我感觉到了几小时前离开时释放的所有重压。我倒在沙发上，娜拉坐在方形的小咖啡桌旁，直对着我，膝盖顶着我的膝盖。她向前倾身，握住我的双手，她那双巨大的黑眼睛盯着我。

　　“我们可以把某件事情做了吗？”她问。

　　几小时来我第一次笑了，我一直不太确定娜拉握住我的手是否只是要提供作为好朋友的慰藉。我很感激，并且我比七小时前我们出门时，对她更亲近，但在我的想象中，我们回家后会彼此分离。我们在一起，如果这件事发生，将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时间。但娜拉就是这样，容易冲动，交流中难以置信的直接，我很高兴她想要我们都轻松些。

　　于是我们的时刻来了，再一次，就像在图兹拉，我体验到了戏剧性和最佳的初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要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嘴唇第一次热切地相碰时就完成了大半，把他们与其他人分隔开来的墙消失了，从此开始，两个人身处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也是。

　　那天晚上十点钟，我醒来了，娜拉靠在我身边。欢乐时光过后，我们睡了一个小时。百叶窗打开着，我能看见黑色的天空上点点繁星，这在海牙是少见的景象，这里黄昏常带来阴云。从她在我颈间的呼吸节奏，我能感觉出她也醒着。

　　“我们是孤独的吗？”她突然小声问道。

　　我想了一会儿。

　　“不，”我说，“我不这么觉得。你这么觉得吗？”

　　“这一步太大，我很震惊，尤其对我自己。我不确定任何事，特别是今晚之后我的生活将再也不一样了。不过好多个星期以来，如果我坦诚以告，我想我爱上了你。”

　　“但现在你不明白？作为一个爱人，那是对我很高的称赞。”

　　她使劲戳我，报复我对她的逗弄。与我期待中不一样的是，我们都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尽管她间或羞怯，但这个场所娜拉轻松自然。

　　“你在改变话题，”她说，“你爱我吗，布姆？一点点？”

　　“此刻，是的。比一点点多很多。”

　　我害怕她会视我的答案为模棱两可，不过她咯咯直笑。

　　“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年长的妇女，曾跟我说每个男人在性高潮前后会爱一个小时。”

　　我也笑。

　　“这不只因为性高潮，娜拉。对我们两人来说。这点我确信。”

　　她用一只手肘支起自己，以她认真的态度凝视我。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她问，“我们两人？”她相信我，如同相信一个智慧的老人，可以告诉她答案，“你知道吗？”

　　“不，还不知道，我还没想要为此烦恼。我们会呼吸，我们会活着。”

　　“可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是指星期一或星期二我们神志更清醒时。

　　我像她一样支起自己，这样我可以面对她。我笑了。

　　“那我知道。”我回答。

　　“真的？”

　　“让我给你看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说着温柔地让她躺到床上。

　　洞穴——6月29日—7月2日

　　星期一中午古斯从波斯尼亚打来电话，情绪相当焦躁。

　　“你的朋友阿提拉有消息吗？”

　　“你指今天？”

　　“今天，以及昨天。我的整个专业团队都到这里了，准备挖掘洞穴，但没看到他允诺的任何重型设备。”

　　“她。”

　　“她，他。什么也没有，也没看到一个雇佣人员。”

　　“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一直在打，老兄。最后跟她办公室的人说上话了。他们说，她回美国了。”

　　“也许有突发事件。”

　　“不尽然，他们说自从上个星期开始她一直在计划度假。”

　　最近我很难辨明动机。也许国防部的人指示阿提拉不要这么帮忙，抑或也许这个指示来自梅里威尔。

　　“她似乎不站在我们这边了，是吗？”我问。

　　“也许她并没有改变，老兄。”

　　我明白为何古斯这么说，但是那个把我们从盐矿接走的人，依据最近的接触，似乎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阿提拉生活的基本乐趣似乎来自认为她很有帮助，很难相信她一直在欺骗我们。

　　古斯和我结束讲话，在下午五点时再次通话。他联系了18年前帮他和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发掘集体墓穴的那个建筑公司。这个公司仍在营业，说明天下午他们会将设备运到现场，他们的价格实际上比阿提拉的价格还低。至于工人，由于波斯尼亚失业率达到25%，古斯并不担心。他给蓝灯酒店的一个接待员打了电话，她说在傍晚前可以组织一群工人，星期二晚些时候可以开始挖掘。除非我收到别的指示，古斯和我商量好跟我们最初计划的一样，我星期三到。

　　我跟娜拉说过我要回波斯尼亚，星期二晚上我们换好衣服去跑步时，她听到这个消息不太高兴。我强调说士兵会一直保护我们。

　　我们在一起的新生活，现在是第四天，与我们之前的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同。我们上班，我们回家，我们跑步，我们吃海鲜，喝酒，谈话，除了现在是在床上的亲密。我想要保持的慎重在卧室的热情和亲密的关系中蒸发。我信任娜拉旺达·洛根，我知道她绝不会故意伤害我。重要的是，这几个月来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她见过太多面的我，让我想要隐藏我性格上的弱点，这在一段关系之初是很典型的，那时人们等待着看爱能改变他们多少。娜拉的单纯朴实有时超越了理智的界限，她比较起作为爱人的刘易斯和我时，自然给予我夸赞。虽然作为一个男人，我显然没有刘易斯那么慷慨，但总体来说，我喜欢和一个没有算计的人在一起。和娜拉在一起，我跟和其他人在一起一样，还是我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看那是否可以忍受，以及它将会把我们带到多远，不过到星期二时我正视了这一事实，我完全为娜拉着魔。有点执拗，我很开心要离开这个小城，就为了看看我们分开后，我对她的这种强烈的渴望会保留多少。

　　在慕尼黑停留了一会儿后，我在下午一点左右到达萨拉热窝机场，我很快发现了两个北约护卫人员。他们身着丹麦军队的全副武装，包括防弹背心、头盔和M10卡宾枪，在安全区域外面等待我。在机场看见攻击性武器，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关注，但是摩恩将军显然在对想要对卡耶维奇的逮捕进行报复的人做出坚决的表态。

　　一辆带着蓝色北约旗帜的运动型多用途车停在马路牙子上，四角星镶嵌在每一个前灯上。我们驶入波斯尼亚山中，我第一次看见这里时有厚厚的积雪，如今换上了振奋心灵的夏季的绿色。行程中，隐隐约约看见山里有个诡异的东西或者光线，唤醒了我上次来这个国家的记忆，令我感觉到一阵恐惧。不过，大部分时候我很平静，居然还很高兴回来。

　　我请司机直接带我去巴鲁普拉，我想在晚上收工之前到那里。快到四点时我们到了。

　　从先前的难民营边缘往下看，我看见雷克加矿的所在成了一个喧闹的场所。重型设备在那条狭窄的泥泞路上艰难地缓慢移动。两个亮黄的反铲挖土机爬到了洞穴前面，正在里面抓取什么。古斯前一晚告诉我他跟齐齐科夫教授核实过，教授肯定岩层里原来的凹地，剥去矿脉的结果，在清理掉新的碎石时不会倒塌。减少石堆后，反铲挖土机把铲斗倾倒进两个红色铰接式自动倾卸卡车的底座，它们之后穿行到谷底，透过提升式门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巨大的绿色柏油帆布上。那里，穿橙色防护衣的一队工人在给每块石头分类。离我更远的地方，我能看见一堆暗黑的东西——我猜是骸骨——分开放在更小的蓝色柏油帆布上，另外一些穿橙色衣服的工人在给放在那里的东西拍照。

　　一如往常，我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遗骸上。挖掘时扬起了尘土在空中飞扬，一阵带着辛辣味道和苦味的近棕色的雾扑面而来，令人作呕。每个人都戴着白色的面具，包括站在角落里背着步枪的北约士兵。

　　我的北约司机辛勤地在无线电广播声里来来回回。显然，矿山道路被一个不知道驾驶员在哪儿的巨大建筑起重机堵住了。我让大家放心，我完全可以步行。我穿着牛仔裤和登山鞋，走到挖掘地，我的两个保镖从上面看着我。洞穴的大半似乎都被挖出了，看得到原先悬垂部分的外缘，比周围棕色的岩石更暗。

　　我走到那里时，一个自动倾卸卡车的司机从驾驶室探出头来。

　　“比尔？”他叫道，招手示意我坐在乘客座，把我运到谷底，戴着白色面具的古斯等在那里。他把面具推到前额，喝了一大口手中瓶子里的水。面具覆盖到的地方比他脸上其他部分颜色更浅。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但他反手拍打苍蝇一样回避了这个问题。

　　“挖掘工作呢？”我问。

　　“我得说我们差不多完成了23。来看看。”

　　我跟随他朝蓝色的柏油帆布走去，几百英尺的路。我努力应付恐惧症，不过当我终于敢抬头看时，我发现摆在上面的东西并不是骸骨。

　　我突然停了下来，抓住古斯的胳膊，“枪？”我问道。

　　“是，武器，”他说，“以及卡车的碎片。”

　　在第一块柏油帆布上，有几百件轻武器摆在一起，这是一个实质上的军械库，一共占据了差不多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有防坦克武器的绿色炮管，肩射飞弹和它们的发射器、手榴弹、卡宾枪、狙击步枪、冲锋枪和手枪、少量带附属三脚架的迫击炮，最常见的是扎斯塔瓦。各处的工人也摊开了一排排的头盔和防弹衣。最远的柏油帆布上放着弹药箱和一圈圈机关枪子弹。

　　“我得说，差不多有5000支枪，”古斯告诉我，“今天，在洞穴的后方，我们挖出了一些卡车部件，从挡泥板到发动机组的全部。就像他们有某个小仓库。”

　　“多少具尸体？”

　　“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没有，”古斯说。他的蓝眼睛在灰尘中眯起来，盯着我，等待我的反应，“昨天晚些时候，我们找到了几块骸骨，起了一会儿哄，后来安静下来，那不是什么要庆祝的事情。结果是一只狐狸的。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生物遗骸。”

　　“你肯定？”

　　“我们让两个人密切注意每一粒灰尘，这是我们在斯雷布雷尼察附近用过的同样的规程，布姆。我们找到了普通孩子的废旧杂物——包装纸、瓶子、一个爆裂的海滩球，但是没有衣服，没有骸骨。我们任意喷涂发光氨，但是没有血。里面只有不那么血腥的发现。”他带我到另一张蓝色帆布旁，那里单独放着电子器件的零件。它们上面布满灰尘，通常是小片电线、半导体和金属，但是在一个角落里，有十几个方形旧手机，每一个有正餐饼干那么大，分隔开来，大半是完整的。

　　“真见鬼再次查明这些东西是魔鬼的舞蹈，不过在荷兰法医学会，他们能做。也许一些照片、信息可以帮助确认之前在这里的人们，最难的部分将是寻找充电器。”

　　“这是我们找到的最好的东西？”

　　“我这么认为，布姆，这个洞穴是一个军火库。武器大部分产自南斯拉夫，散落着几个苏联的东西。零件上刻着记号。我们需要与一些军用种类核对，不过我认为那表明在某一时刻这些东西是由北约保管的。”

　　“你认为北约把这些武器埋在这里吗？”

　　“老实说，布姆，我还没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些武器在这里，我仍然为没有任何人类遗骸感到惊奇。”

　　“这些尸体会出现吗？”

　　古斯歪着头看向我。

　　“呃，正如我说过的，布姆，我们还有13没有挖掘，但我觉得，如果把400个人放在那样大的一个空间里，我们应该早就找到了些东西。我猜，挖出骸骨的希望微乎其微。”

　　像古斯一样，我看向洞穴，起重机强劲的发动机点火启动，冒出黑色的烟。空气中苦涩的灰尘已经在我咽喉后面聚集，让我的肺觉得有一些刺激。但我主要的反应是激动，没想到这就是过去几个月来总的成果。

　　“这么说费尔科是个十足的骗子？”我问道，“这全是瞎扯？”即便是现在，我还期望从他的证词中发现一些真实的成分，但古斯严肃地把他的头转向一边，然后另一边。

　　“纯粹的欺骗。”他回答说。

　　摩恩将军和鲁尔上校当晚来图兹拉吃晚餐。鲁尔的胳膊仍然绑着几周前的石膏，他需要切盘子里的东西时，一个副官过来帮忙。

　　这顿晚餐意为庆祝。古斯和我不在状态，结果，北约的人也是。对世界来说，拉扎·卡耶维奇被抓获是件好事，也是一直在追捕他的士兵们的成就，但想起卡耶维奇和他的罪行就足够扫兴了。

　　古斯用一个帆布包带了几件我们发现的武器来，鲁尔和摩恩将军仔细查看里面的东西，十分谨慎，只有几个就餐者注意到了。他们都不熟悉上面的标记，但是摩恩的副官2004年就在这里，确认激光雕刻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军队——在波斯尼亚没收武器库时常做的。

　　我们吃甜点时，摩恩将军问我们在海牙是否听说有关卡耶维奇适应监禁生活的报道，我只说听说他不喜欢荷兰食物。

　　星期四早上，在飞回海牙之前，我坐下来与古斯共进早餐。古斯要待到挖掘工作完成，所有的武器和卡车部件拍完照为止。他想要把他发现的所有东西都带回海牙，但是运输武器需要许可。古斯打算星期六去布鲁塞尔，帮助菲安打包。他们最小的孙子现在到了学龄，菲安决定搬到海牙，至少度过这个夏天，也许永远。

　　“告诉她我要再尝试一下这个计划。”古斯说。他没有看我的眼睛。

　　我注意到昨天晚上吃饭时他没有喝酒，担心他身体不适，也许是因为发掘工作扬起的尘土。现在我点点头，表示我听到了。他最后一句话里包括了大量信息。

　　“如果它有效，”古斯说，“那么我要公道地对待卡耶维奇。”我不确定古斯指的是卡耶维奇的侮辱，卡耶维奇曾说古斯看上去像个酒鬼，或是对老虎军团让我们在水罐顶上经历的那一刻的反省。哪一种都没有多大差别。

　　我们握了手，对我们的来往来说这不是惯例，我站起身准备离开蓝灯酒店。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些重大时刻。

　　谬误——7月3—6日

　　星期四我回到海牙。星期五早上，我到达法院门口时，很惊讶地看到了罗杰，他穿着20岁时的衣服，戴着一顶挡太阳的窄边呢帽。我跃上最后一级去拥抱他。

　　“搞什么？”我问，“什么风把你吹到了这里？”

　　“实际上，是你。我昨天一直在飞机上。我们可以喝杯咖啡吗？”

　　回到开往福尔堡的车上，得到罗杰批准，成为法院的一位客人比较复杂，任何访客都需要至少一天预先通知安保团队。我们在走过去的路上，交换了家庭的基本情况。罗杰将在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把所有人聚集在东海岸。想象罗杰穿着中上层白人的服装在那里闲逛，展现出他穿着酸橙绿短裤的瘦腿、一件长袖白衬衫和没有袜子的便宜乐福鞋，我就笑了。

　　我们在一个咖啡店外的旧木制板条折叠椅上坐下来，罗杰讨论起实质问题。

　　“你打乱了我的度假计划。”罗杰说。在美国今天是一个联邦假期。

　　“我？”

　　风吹乱了他帽圈上的红色羽毛，他得用手压住帽边，免得帽子被吹跑。

　　“传言说你们在波斯尼亚没找到尸体。”

　　我看了他一会儿。

　　“罗，你们一直盯着我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吗？去保卫在班加西[86]的大使馆或别的什么。我不值得这么费心。”

　　“五角大楼里有些人认为你是很大的麻烦。《纽约时报》上的大屠杀故事让他们听到你的名字就很愤怒。”

　　“我告诉过你——”

　　“没错，不是你，饶了我吧。不管怎么说，有很多人认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乃是公道。他们想告诉《纽约时报》你们没有找到尸体。”

　　我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做后续报道。挖掘是一个公共事件。”

　　“但是他们想要抹掉原来的故事，我是说，进行惩罚。他们要推出的故事是一个渴望回到聚光灯下的检察官，跟首席抗辩人上床了，他在门边核对他的判断，听命于她，而没有查出一切全是胡扯。我想要你知道这些。”

　　我的手指冰冷。询问五角大楼的人怎么知道这些细节没有意义，我只是责备罗杰那些间谍为何这么监视我，几个月前他称埃斯玛为我的女朋友。

　　“一旦性交是一篇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就没有多少精细描绘的空间了。你明白，他们会在法庭上牺牲你，解雇你。我知道是我让你去的，你本应该做正确的事情，而你要不光彩地回家。我真的很抱歉，布姆，我是认真的。”

　　埃斯玛假扮蛇，而我咬了苹果。如果记者们得知她真的只是装装样子，事情会变得更糟。他们会说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白痴。

　　你总是认为你不在意别人怎么评论你，直到出现这样的事情。阿提拉告诉过我梅里威尔的故事，我最终深深地叹了口气。

　　“似乎我要做的事情不多，”我说，“除了警告法庭小心媒体人士，并给巴杜提交辞呈。”

　　罗杰的手从帽子上拿了下来。

　　“呃，等等，等等。我回去对这些人说下面这些话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什么也不用做。法院这周就要宣布这个调查终结了，承认没有屠杀’。有可能吗？”

　　我考虑了一秒。

　　“我们不能说没有屠杀。”我告诉罗杰。

　　他做了个鬼脸？“你知道没有屠杀。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没有屠杀。”

　　“我还不确定没有屠杀。我只知道400人被埋在煤矿里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没有屠杀的证据。”

　　我斟酌着这个说法。400个人一夜之间不见了，最后一次别人看见他们上了美国军队的卡车，在我心目中算不上“没有证据”。

　　“我们必须做出更改。”我说。

　　“哦，让我们讨论一下那个委托人，现在就修改，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我得给这些家伙一些确定的东西，否则他们就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脱得精光，嘲笑你。”

　　我做了个鬼脸，勉强一笑。罗杰总是富于趣味。我努力取出律师的工具箱，思考我该怎么斟词酌句。罗杰等待着，他的嘴唇嘟了起来。看着他，这么多年来没怎么变化，我想起我们的上一次谈话，当时他对我十分恼火，我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和以前一样持久，出于中间立场，那次谈话被搁置了一段时间，毕竟我们两人都有工作要做。

　　不过随着那段记忆而来的，在思维固化前，我突然充血式地灵光一闪。我看到了，在黑暗中看出了一个形状——罗杰来这里不是为了保护我，不论这种虚伪的举止多么聪明，或者与我的自身利益多么相关。他来这里是为了终结这个案子。

　　这意味着什么？某处战壕里吉卜赛人的脑袋里有美国的子弹？或者有我的政府想要保守的另一个秘密？我凭直觉猜测。

　　“这么说我们的新闻稿将只字不提我们找到的武器？”

　　我们还没有说起过武器。我想看看罗杰是否会假装惊讶。

　　“我不知道你们他妈到底找到了什么，但这无关紧要，不是吗？没有尸体。不是吗？”

　　“没有尸体，”我说，“但是监视我们的人，罗，”——我意识到给他提供消息的人肯定在北约内部——“应该告诉过你，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大型武器贮藏处。”

　　“这有什么分别，布姆？”

　　“嗯，罗，我们找到的这些枪，都有北约标记。这让你感到惊讶吗，我们在洞穴里找到了武器？”

　　“这让人大吃一惊。”

　　“不知道它们怎么到那里的？”

　　“我不在意。我只需要国防部不再找我麻烦。”

　　我现在明白了，这就是卡耶维奇说过的，这世界上那么多人，我们却从该死的拉扎·卡耶维奇那里得到了真相。

　　“好的，罗，事情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关注的是这些武器。如果不是它们怎么到那里的让你烦恼，那就是它们来自哪里让你忧心。我在想——实际上我突然非常肯定——它们本应是2004年4月要从波斯尼亚运输到伊拉克的50万件武器中的一部分。”

　　罗杰，我的朋友，一贯脾气火暴。他的鼻孔张大，脸色变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阿提拉，那个大嘴巴？我现在就告诉你，在今天结束前她就没有安全许可证了。”他恶语中伤她。

　　“不是阿提拉，”我说，“从她那里我只得到了套话。”

　　“那是谁？”

　　“那什么谁？关于50万支枪有什么大不了的，罗，要保密11年？你坐了整晚的飞机就是为了防止我找出真相？”

　　他凝视着我，想起第一次在见到梅里威尔时，他脸上挂满了紧张的表情。

　　“你在玩火。”罗杰说。

　　“我们在洞穴中没有发现尸体的新闻稿，提到了我们发现的东西——这些轻武器——这对你来说是祸患，不是吗？某个无畏的记者会问这些武器怎么会落入吉卜赛人手中，以及——这可是大事——本该运往伊拉克的50万件左右的武器出了什么问题？你不想让我们进行的调查由《纽约时报》做完了。我很好奇答案，”我看向桌子对面，“你在虚张声势吓唬人，罗。”

　　“我在受罪。”

　　“你在吓唬人。你在说谎？”就在他面前，有一阵风将一个小铝勺吹离桌子，我伸手捡起了它，“一直以来就是枪的事，对吗？你早就知道卡耶维奇是用吉卜赛人卖给他的偷来的枪杀死了那些美国兵？可你们不想谈论没有被偷的那些武器。对吗？因为你们这些人——你、梅里、阿提拉，还有军队——想伺机反攻：指控我们犯了我们并不曾犯的罪，在巴鲁普拉的洞穴里屠杀了400个吉卜赛人。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提供一些能支撑这一事实的证据，这有助于掩饰我们真正的罪行。”

　　“罪行？”罗杰往后坐。他试图看上去愤慨，但他显然有点担心，“什么罪行？”

　　“我不能告诉你，罗，还不到时候。不过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容忍得到残暴的罪名，除非他们在隐藏别的事情。他们在保守的秘密通常不是他们有不雅的吃相，那是会让你们惹上真正麻烦的事情。”

　　“没人犯罪，”罗杰说，“除非你重新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检察官，不然这不关你他妈的事。”

　　“好，”我说，“把那些告诉《纽约时报》。那是坏符咒，不是吗，罗？那些武器真的到伊拉克了吗？你是其中的一分子，对吧？你是那笔交易中的情报联络军官。你们以某种方式经常出没，你和梅里，我觉得你和梅里，你们才会在公众面前被剥光，一旦人们开始询问这些枪。”

　　他没有回答，只是瞪着我。他需要理发了，风吹乱了他耳朵上长满的灰色毛发。

　　“你采用了错误的方法，罗，”我说，“你应该告诉我你需要我帮一个大忙。”

　　算计现在刺激了他明亮的眼睛，他东窗事发。

　　“我需要帮忙。”他说。

　　“太晚了，”我回答说，“无法挽回。如果你惹火了我，我会把剩下的故事直接告诉记者。你最好让我们完成这桩调查，说我们应该在公众场合说的话，把剩下的细节留在卷宗里。如果我有决定权，罗，我会按你雇佣我做这份临时工作就确信的那种方式来行使它。你知道如果我有机会，我会保护你。并且，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仍然会。因为你曾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我走开去，回过头向他告别。

　　“旅途愉快。”

　　我在波斯尼亚的时候，娜拉去了贝尔格莱德见博齐克。到星期五晚上她才回来。看见她时我像一支火箭被点上了火，她一放下她的手提箱，我们就到床上了。星期六下雨，但待在屋内我们很满足。

　　整个周末，娜拉在我旁边小睡时，我就思考我的案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常有事情让我感到惊讶，但如果我们以终止调查结束，我不得不琢磨一下职业上下一步等待我的是什么。我在国际刑事法庭的任命表面上是永久的，但最好勇敢地主动提出辞职，因为如果巴鲁普拉的案子并不以指控告终的话，我不确定有人会想要我继续留下来。我想我应该在国际刑事法庭留下了好印象，很可能签约受雇于一个审判队，如果那真是我想做的事情。或者，我可以回美国，但现在不太合适，又或者我可以去度假，无止境地过夏天。不过仔细思量后，所有这些有关离开的主意都没有吸引力，出于一个主要原因：考虑到娜拉旺达对卡耶维奇一案承担的义务，她不会跟我一起，这就意味着我要留在海牙，待在国际刑事法庭或去另一个机构。

　　如果四五年前，我在一块黑板上列下要与我共度余生的人的品质，娜拉绝对不会匹配。比如，我想象我自己跟一个在社交上比我更优雅、更热心的人在一起，某个可以弥补我为之懊悔的缺点的人。我相信未来是灿烂的，虽然是未知的，但从没费心去列一张清单。事实是为了难以理解的原因，我跟娜拉一起待在家里，不仅相爱，而且心中平静。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状况是否会持续，但在我找出答案之前我不能离开。

　　星期天，天气再次晴朗宜人，我们在海边度过了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公寓时，我们充满夏天的热情，夏天似乎让你所有的神经到了皮肤表面，与微风接触良久后欲望变得更为紧迫。我们第一次在她床上结束一个似乎有点象征意义的假日。

　　后来，光从外面透进来，我问出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你想要孩子吗？”我的语气不带感情，有点好奇，似乎那只是又一件为了更好地了解她才要问的事情。

　　“刘易斯反对要孩子。他说这个世界太黑暗，不能把孩子带来。”

　　“可没有新生，光从哪里来？”

　　“这是借口，我明白。他不想从他的职业和对他重要的东西上分心。”

　　我注意到刘易斯仍然占据了现在时态。

　　“你愿意接受这一点吗？”我问。

　　“不清楚。我还没有到不接受的地步，不过我从没有同意过。像太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件事一直在敷衍。自然，我母亲一直在暗示。”

　　我最后问娜拉多大了，她精明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猜一猜。”她回答。

　　“现在要小心，切丽（法语）。”我说，我还是个男孩时，当对方要得分的时候，这句话在猎人队的无线电广播一周要说好几次。

　　她咯咯直笑。

　　“看外表？”我问道，“看外表你可以充作23岁。”

　　“真会说话。”她说，虽然我没有开玩笑。

　　“不过依据你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来计算，我觉得你大概38岁。”

　　“37。我上学早。”

　　我重复这个数字：“也许是时候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了。”

　　“要孩子？”

　　“没错。”

　　“成人后，我一直想要。现在也仍然想要。你的建议呢？”

　　“关于你是否要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建议。不过如果你问起我自己的生活，没有我的儿子们是难以想象的。对我来说，成为一个父亲完全改变了我对行走于这个星球有何意义的看法。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就好像世界从扁平变成了3D。”

　　“你是说我必须要。”

　　“这个‘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决定。对一个深深地关心你的人来说，我希望你能拥有我的孩子给我的生活带来的那种深刻的连接感。我甚至不太清楚我的婚姻糟到什么程度，直到我的儿子们搬了出去，因为他们在那里时我非常开心。”

　　“你想要更多的孩子吗？”她轻松地问道，一如我问她是否想要孩子。

　　我还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用行动或多或少给出了答案。在我的恋爱生活中，我对有孩子的女人没吸引力。

　　现在，在她的床上，娜拉来到我身边，大汗淋漓，这是我们造成的，我聚焦到我自身，我可以在55岁时再次成为一个父亲吗？对电影明星和总裁们来说这似乎并不算太晚。我知道在家乡金德县有个男人，检察官汤米·莫尔托，在52岁时结婚，然后有了孩子，他就像一朵郁金香在仲冬的暖房开放，虽然他曾告诉我由于他憔悴的面容，他总是被误认为是他儿子们的祖父。

　　但是汤米没有成年的孩子，他们会为这个决定不知所措，尤其皮特，他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汤米，用最粗俗的话来说，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乍看起来，在我这个年龄要孩子似乎就像伊卡罗斯[87]飞得离太阳太近。那就像我要试图活两次。

　　“我需要想想，”我说，“我们都得想想。”

　　“是的。”她回答说，把自己拉得离我更近。

　　星期一早上，古斯和我协作完成有关洞穴挖掘的联合报告。在波斯尼亚，我们只是感觉迷惑，我们仍然不知道曾居住在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去了哪里，但在这儿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法庭的责任，简单的事实是我们消耗了国际刑事法庭大量的资源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上。在这个阶段，幸运的是费尔科在公众面前提供了证词，而三位法官投票批准展开调查。但现在该怎么办？在一起探究了一阵后，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有人犯下了战争罪，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有限的后续行动，即便继续意味着进行共计400个失踪人口的调查。

　　几小时后，在下午的暗淡时光，古斯进入我的办公室，并且关上了门，这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通常带着的那种快活的神气，在菲安回海牙后的早上显而易见消失了。他出现时，甚至还不如说，心烦意乱。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罗杰兑现了他的威胁。

　　“我的名字印出来了吗？”我还没有告诉古斯我跟罗杰的会面，对我来说有些尴尬，尤其因为古斯知道我拿罗杰当朋友。

　　“那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还没有告诉你星期五我差点辞职了。”

　　我讲述发生的事情时，古斯歪着头听我说，但是眼神中充满不解。他不明白这一切。

　　“要知道，古斯，无论如何我都要想一想辞职的事，早晚有关埃斯玛和我的故事会在这里传开。人们会说那就是我们相信费尔科并展开整个调查的原因，我会成为替罪羊。”

　　“不，你不会。预审庭同意进行调查。埃斯玛跟你的故事，没人会追究。”他在我桌前的另一把椅子上就座，抬头看着空白的墙，似乎那里真的有东西。他的唇收紧，嘴巴动了几次，欲言又止。

　　“说出来，古斯。”

　　“呃，如果你相信那些老开玩笑的人，你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第一个跟她上床的。”

　　现在，有关埃斯玛，没事让我惊奇。

　　“我之前是谁？”

　　“明美。去年秋天，我怀疑这就是调查得到批准的原因，即使美国人粗声说话，大吵大闹。”

　　“明美？”

　　“他们这么说的，我没有证据。有些无稽之谈，但人们永远不知道真相。这没有困扰到我，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前调查就得到了批准。”

　　尽管埃斯玛否认，我绝不敢说我不是那个队列的一位，在我读到的有关她离婚的报道中女人们也同样在队伍中行进。最让我困扰的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还有可怜的明美——都是埃斯玛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对幸福的小两口后来怎么了？”我问。

　　“传言说埃斯玛结束了这段关系，伤了明美的心。我怀疑她一贯这么干。”

　　这可以解释我叫停时，埃斯玛为什么沮丧，她认为先退出舞台是她的特权。

　　古斯仍然躬身坐着，显然不自在地看着我。我本能的反应是询问他为什么之前没说，但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地球上一半的人估计都对他们关心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她对你不合适。”这些警告多半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50万件武器怎么了呢，你朋友没说？”古斯问起罗杰。

　　“没有消息，”我说，“我想查明。”

　　“调查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是吧？”

　　“不，”我说，“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据称被埋在洞穴里而现在不在的400人被屠杀的事件。”

　　“对，”他说，“不过我得到了一些好消息。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些。”

　　他把从脸书上弄来的几张屏幕快照放在我桌上。

　　“我可以读吗？”我问。

　　“你可能不喜欢。”

　　“古斯，这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

　　“对，对，对，”他说着用手环绕住他的前额，“要我翻译吗？”他问。

　　“我会抓取要点。”

　　“记得我们DNA数据库的权宜之计吗？”

　　“你是指找出我们以为在洞穴会发现的那些人的亲戚？”

　　“对。我在脸书上发出了一个请求：想要收到从1999年到2004年住在巴鲁普拉的人们的亲戚的消息。这里有两个女孩，还不太熟悉脸书，说她们出生在巴鲁普拉。”

　　“出生在那里？她们现在住在哪里？”

　　“科索沃，米特罗维察。巴鲁普拉的那群人就是从那里来的，老兄。一个女孩15岁，她今天回复了几次我的消息。说她和她的朋友们，她们是怎么长大的，父母是那种甚至不会说出‘巴鲁普拉’这个词的人。不在一个统一的难民营，她的多数朋友甚至不知道他们在那里出生。我是说，布姆，我之前在网上试着搜过‘巴鲁普拉’，视频网站、脸书、罪案举报热线，诸如此类。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曾住在那里。”

　　“那么什么变了？”

　　“我觉得最好去那里问，你不这样认为吗？”

　　“但这些女孩，他们说父母也在巴鲁普拉住过吗？她现在待的营地的其他人，对吗？这就是暗示，不是吗？”

　　“那就是暗示，布姆。听起来，那些事情后，吉卜赛人回家了。”

　　调查谬误是指假定你想要相信的事实，古斯和我受到训练不去想当然。不过400个人的消失毫无争议，加上费尔科的证词，让我们从没去考虑他们也许只是搬走了。我们这么想有原因。吉卜赛人离开时，没有对他们该地的朋友或亲戚说明，那时没有，后来的11年里也没有。除此之外，他们没有运输400人的工具。除非，我突然意识到，美国军队深夜开着十几辆卡车到来，带他们回家。

　　家——7月6—7日

　　星期一，跟古斯见面后，我郁闷地回到家。我准备告诉娜拉我不想跑步，但我马上看出她碰到了麻烦。

　　“你不能尝试玩扑克牌。”我告诉她。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发愁的时候不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

　　“真的？人们老是说很难猜透我的心思。”

　　几个月前，我也会这么说。我想，这是一件好事，对我来说她现在一眼就可以看透。

　　她示意我去沙发，我们挨在一起，她一本正经地触碰我的手。

　　“刘易斯。”她说。

　　“他怎么了？”

　　“他打电话来说想回家跟我商量事情。”

　　我有些迟疑，“商量什么，离婚，和解，他的衣服寄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布姆。这些问题我都问了，他说他认为我们最好坐下来面对面把这些事情谈清楚。”

　　“你怎么说？”

　　她的大眼睛突然由于些许失落变得更黯淡。

　　“布姆，他是我的丈夫。我没法拒绝跟他谈。”

　　“当然，”我说。但我感觉我体内的一切停滞了，仿佛我吞了毒药，“他什么时候来？”

　　“这周末。”

　　“啊，”我说，激动地屏住了一会儿呼吸，然后再次投入深水中，“他要待在哪里？”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们没有说到这件事。”

　　我点点头，“我要回德印第酒店。”

　　“你不必这么做。”

　　“空出另一间卧室对我更好。”

　　“布姆，拜托。我相信他能睡在沙发上。”

　　“你们得有隐私。”加里·库珀[88]或者以前的其他非常有名望的电影主人公，不可能用更强的决心说这句话，但我不讨厌这么说。我想，你清楚得很。我警告自己：没地方住。一颗破碎的心。

　　现在没有更多的可说，于是我们出去跑步。那晚我们再一次在我的床上终结。

　　星期二，我发现自己比我母亲死时更抑郁。我人生的过去五年，我的大冒险，正如埃伦时不时这样挖苦的，将没什么了不起。我吸取到的教训是：你赌，有时就会输。

　　午餐过后，我沿着走廊走到古斯的办公室，它从外表看几乎跟我的一样。他明天去科索沃。现在，他确认了十几个在米特罗维察的人说他们曾在巴鲁普拉住过。没人解释十几年来他们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他们似乎现在再次出现，古斯觉得最好亲自去问一下，我认同他的看法。

　　“如果我告诉你，”我问他，“你离开后，我要前往美国，会怎么样？”这一整天我都转着这个念头。我感觉到最糟糕的是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劳的。当然，在娜拉和刘易斯商讨事情时，我最好离开海牙。就待在几个街区之外会把我逼疯，那会是胡思乱想的漆黑之夜。

　　“为了什么原因，布姆？”

　　“想办法与欠我们答案的几个人面谈。从埃斯玛开始。”

　　古斯做了个鬼脸。

　　“你可能会违法。”古斯说。

　　“在那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就不是的。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原因问问题，没有将信息用到国际刑事法庭的意图，那就不违法。在美国我们把这种做法叫作‘第一修正案’。”

　　“你是律师，布姆。”

　　“你一直这么说。”

　　我又思考了一会儿，在网上搜索：贾汉巴尼的案子。贾汉巴尼星期四下午两点要参加一个听证会，达美的航班可以让我在中午前到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我给明美发了邮件，请求这周剩下的时间休假。

　　“你想要在修复一段持续了将近30年的友谊上迈出重大一步吗？”罗杰一接起电话，我就问道。

　　他想了会儿说道：“乐意之至。”

　　“我需要帮忙。”我告诉他。

　　他用一种和缓的语气说“好的”。

　　“一个月前我在相当困难的境况下丢了护照，你大概知道这一切。”他们一直在密切追踪我，不可能漏掉那次绑架，尤其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北约。

　　“对你的假设我不做评论，我或许听说过你经历了一次糟心的事情，在一个油罐上面？”

　　“盐水罐。”

　　“对对对。”罗杰说。

　　进出一个欧盟国家，携带波黑政府发给的文件，我在波斯尼亚或荷兰边境不会有任何麻烦，讽刺的是，没有护照，要想进入我自己的国家则困难得多。我申请替代文件，但鉴于距离，需要很长时间。

　　罗杰问了相关的号码，然后让我等等。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问我：“你记得是哪个大使馆吗？”我记得，虽然由于我在国际刑事法庭的角色，我回避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明天下午晚些时候去那里，找里德·詹姆斯，她会给你护照。”

　　“谢谢你。”

　　“请问一下，这与你的调查有关吗？”

　　“我不会代表国际刑事法庭做出行动，罗，如果那是你担心的。我要为我自己问一些问题。从我的前女友开始，你喜欢这么称呼她。”

　　“啊！”罗杰说。

　　“我猜你知道，她的真名不是埃斯玛·斯扎尼，她也不是吉卜赛人。她是伊朗人。”

　　有一秒我没听见罗杰的呼吸。

　　“伊朗人？”他问道，“伊朗人？你是说所有这些胡说八道可以追溯到德黑兰？”

　　“罗，我不知道它的源头。她或许只是个别具一格的疯子。”

　　“耶稣基督。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你知道这些年这些人以让美国尴尬而感到高兴吗？她是个伊朗人？”

　　我们继续分享了彼此的震惊，虽然出于不同的来源。

　　“罗杰，你不是在告诉我美国情报机构从谷歌和维基百科获取他们关注的人的信息，对吧？”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跟她谈谈，”他说，“她真名叫什么？”

　　“我星期四会见到她。我见完后，你们可以跟她谈谈。”我不希望罗杰毁了我的惊喜。FBI拜访后埃斯玛埃米拉会有个律师。罗杰为延迟有些抱怨，但是明白他没有选择。

　　“既然你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能问问你的调查前景吗？”

　　“我得说看上去它已成定局，这周末我会确定。仍然有很多问题，但老实说，似乎没有问题是国际刑事法庭值得关注的。我想你不是知道答案的人。”

　　“我不是，布姆，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大概知道的比你少。也许不再在通报系统里的人可以自由地多说一些，只要它完全不供引用。”

　　他是指梅里威尔。我停下来思考，罗杰填补了沉默。

　　“上周我把事情搞砸了，布姆。抱歉。”

　　“接受你的道歉。”我说。

　　我再次感谢他帮我搞定护照的事情，并且答应本周末向他反馈埃斯玛的情况。

　　“伊朗人。”我们挂断电话之前，罗杰再次说道。

　　娜拉到家时，我在我的房间。我拿出了一个衣箱，正把一些东西扔进去，边琢磨着为这趟旅行我还有什么东西要洗。看见那个衣箱，她看上去愁眉苦脸。

　　“你要离开我吗？”

　　“只是回美国几天，把调查中的一些事情了结。无论如何，现在是离开你的好时机。”

　　“我不需要你离开，实际上我在想刘易斯来的时候，你在这里或许是个好主意。”

　　“那绝对不是正确的方法。娜拉，你需要做对你、对你的人生最合适的事情。”

　　她在床上坐了下来，摇了摇头。

　　“请不要像我们在演戏一样说话。”

　　“我没有开玩笑。如果你能挽救你的婚姻，你就应该认真地想想怎么做。”

　　她歪头看着我，显然不高兴。

　　“你真的认为刘易斯最适合我吗？”

　　我手上拿着几件T恤衫，看着她。

　　“真的，不。他像个傻瓜。请勿见怪。”

　　“你难道不觉得你更适合我吗？老实回答。”

　　“老实说，是的。我选我，但这个星球上大概还有35亿其他男人，很有可能其中一个比我们两人都更适合你。”

　　她冲我调皮一笑。

　　“我的生活中有两个男人，已经够复杂了，”她回答说，“现在我必须略过其他30亿。”

　　我们出去跑步，但半路下起雨来。通常，我们会继续跑，但我们对视了一眼，直接回家了，我们一起进入淋浴间。

　　“别这么轻易就放弃我，布姆。”在我的床上紧紧抱住我时，她说道。

　　“我没有放弃你，娜拉。但一个人最糟糕的时刻是，多年后回头看，纳闷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你说得好像这其中你没有利害关系一样。如果我说‘好的，你说得对，我去找别人，找肯定想要孩子的人’或者类似的话，你会怎么想？”

　　“坦白说，我会崩溃，但我会尽力去理解。我觉得我可以，我会继续前进，我没有选择，只有——”

　　“只有什么？”她说。

　　“没什么，”我说。我不想让她悔恨，这有可能是结果，不过我对自己有点惊奇，我差点就要说，“只是我会担心我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感觉。”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