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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里——6月4—9日

　　古斯立刻想要通知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的前同事们，我们可能找到了自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头号通缉战犯，但是阿提拉说服我们最好联系在萨拉热窝的北约总部。他们获得授权逮捕卡耶维奇——事实上，寻找他大概是他们在波斯尼亚还需承担的最重要任务——且有最安全的体系来保守这个秘密。阿提拉，她显露出了一个初中生对逮到这样有名的大坏蛋的眩晕，打了引导电话，接着是几个编码通信，主要借由短信息在古斯、我和许多北约军官之间交流。古斯心情阴郁，我将其归因于疼痛。比较而言，我只是有些困惑。我适应戏剧性消息的能力似乎像断续的电报，其中齿轮旋转时没有轮档。

　　这期间，我们三人坐在早餐室里，轻声说话，重新解释前一晚发生的事情，一些结论似乎相当明显。在玛多维奇管理停车的警察，确认拍了僧侣和隐修院照片的乡巴佬来自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话传到卡耶维奇的保护者们那里，他们发出了警报。他们的计划大概是在我们可以汇报我们发现之前，尽快抓住我们。从玛多维奇一路跟随我们，卡耶维奇的骨干在武村外抓住我们之前，几乎肯定看到我们去找了费尔科。在等待天黑把我们扔进盐罐的几个小时里，一定有人意识到国际刑事法庭和卡耶维奇遭到通缉的南斯拉夫特别法庭，不是同一家机构。本地的调查应该确认了古斯和我是来调查巴鲁普拉事件，而不是逮捕前总统的。巧合的是，我痛骂费尔科杀死我们也不能得逞，向他们显示我们并不知道发现了什么。在最后关头，某个阿尔坎老指挥官赶来盐矿阻止尼古拉，而不是冒被大肆搜捕的风险谋杀我们。

　　考虑到这些想法，阿尔坎很可能会密切注意我们，来确认我们没有猜疑到遭到绑架的真实原因。阿提拉给她的警察朋友打了电话，她开着私家车从酒店经过好几次，确认有几个家伙坐在两辆不同的车里，紧盯着酒店。这个消息让我害怕，古斯也不比我好多少，但我们跟阿提拉达成一致，在表明我们意识到受到监视之前，先等待北约的信息。

　　在先前与北约赏金猎人的交流中，我们安排在图兹拉郊区阿提拉的总部开一次会，我们会假装参加一场有关国际刑事法庭工作的业务聚会。下午六点钟，我们离开蓝灯。达里加，阿提拉的警察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有人盯梢——一个相当笨的家伙，两辆车就在后面不远处，仿佛他们是一场送葬行列中的落后者。达里加说阿提拉会盯着所有人，以防万一。

　　阿提拉的总部占据了一整栋平房，差不多有一个小购物中心那么大，似乎处心积虑地在用难以形容的东西装饰。她的办公室室内室外都有地毯，褐色泥土的颜色，还有垂直百叶窗。桌上是阿提拉妻子的几张照片，她说过是在这里遇到的一个蓝眼黑发的美女。照片显示了两人在一起的情景，在肯塔基北部她们农场上的狗和马旁边摆好姿势。阿提拉几乎从没提起过她的家庭生活，似乎有点不和谐，不过她很高兴听我们赞美一切多么好，房子、花园和妻子。

　　“是啊，”阿提拉回答说，“一个穷姑娘能习惯大手大脚花钱的速度真让人吃惊！”

　　天黑后不久，北约代表团乘坐两辆小卡车到来，卡车上面印着一个国际建筑公司的标志。阿提拉已经打了十几个市话，放出风声表明我们开始挖洞穴的准备工作。北约士兵们身穿牛仔裤和防风上衣，戴安全帽，四个人都拿着写字夹板。指挥官是一位挪威将军，朗希尔德·摩恩，由三位高级职员陪同，一位荷兰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美国人。将军身体瘦弱，差不多一米八高，有一双难以置信的又长又瘦的手。她平易近人的态度让人放下戒备，同时她又保持着不露声色的威严。她在明尼苏达有亲戚，她在那里上了一年中学，她去过金德县几次，保有对那里的美好回忆。她的学生交流团碰到过那里的首席联邦法官莫瑞亚·温切尔，我对他很熟悉。

　　北约军官挤在我的手提电脑旁边，仔细观察了那些照片好几次。没人怀疑阿提拉的指认，尤其在将我的照片与最近几年获得的卡耶维奇的照片比对后。四人用英语进行交流，于是头一次我可以听懂他们的商议。

　　一个持久的问题是我们在玛多维奇的现身——或者说卡耶维奇的暴徒最初不合时宜的反应——是否足够惊到他，让他搬去别的地方。作为一个藏身之地，隐修院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尤其在今天的巴尔干，适合卡耶维奇的避风港日渐减少。拥有那种高点，任何大型执法机关或军队小组很难进入玛多维奇而不被发现。只有一条路通向山体，就算军队封锁这条路并且包围这个地方。确定无疑的是，考虑到僧侣遭到迫害的历史，重建的隐修院包括地下的脱险路线，很可能是通过酒窖。最后，进入隐修院去逮捕卡耶维奇，即使是合法的，也有可能煽动很多人，尤其在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会将它描述为对圣地的严重侵犯。

　　总而言之，将军认为最好在玛多维奇待几天，审慎地收集情报。

　　“我可以请你们留在这里吗？”她说，“如果卡耶维奇先生没有离开的话，我们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需要你们。”

　　我能看出这个要求让古斯不悦。他已经受够了卡耶维奇和他的老虎军团，不过将军答应我们在波斯尼亚时派穿便衣的北约兵保护我们，因为看见军装已经足够让卡耶维奇收拾行李了。另外，经过了那晚的事情后，没人会纳闷我们为什么要雇佣私人保镖。作为我们留在周围的回报，我要求将军帮我们更换护照和手机。

　　会议结束时，阿提拉站在门口跟每个人道别。尽管一开始她为认出卡耶维奇感到兴奋，重新思量后她并不想参与到行动中来。

　　“我还需要在这个国家做生意，”她说，“需要什么东西，尽管吩咐。”

　　我们回到蓝灯时，两个身穿牛仔裤和防弹背心的士兵来了，臀部的随身武器一目了然。我以为酒店的人会反对，不过对他们来说这不过表示这里住着显贵。至于手枪，波斯尼亚跟美国狂野的西部一样，任何人只需很少的文件就可以携带一支手枪。

　　古斯仍然不悦。

　　“老兄，”我们回到休息室后，他说，“这不是我们的演出。我不想成为脓包。可阿提拉是对的。我们最好在被人指认为带着保镖之前仔细想想。有些顽固分子会把我们的头像钉在布告牌上。”

　　我明白，但有一些限制性的现实。仅仅去阿提拉办公室短暂车程的推搡对古斯来说就极度痛苦。回海牙八个小时的旅程，包括两次航班，更不用说还要拖着一袋来自巴鲁普拉的石头，不考虑用急救直升机遣送伤员的话，在下周前离开对他来说不可能，这个念头古斯马上打消了，因为太做作、太丢脸了。

　　第二天，星期五，我们试图重新回到工作中去，来搞明白我们这个星期得到的一些信息。很多东西串不起来。但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很多：（A）筹备挖掘洞穴；（B）跟费尔科谈一谈；（C）看看互联网检索能否帮忙识别2004年4月分配给军事情报部门的士兵，确认他们是否发布了什么东西，可能阐明在巴鲁普拉发生了什么事情。

　　古斯去脸书和视频网站搜索。我的工作我并不喜欢，是炮制报告给我们在海牙的老板。这个主意是把到最近为止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的法院主管人，并不特别指明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不提我们的绑架事件或我们找到了谁，有关这两件事的消息肯定会让局面失控。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新换的手机送来后不久，我接到了阿提拉的一个电话。她派她的一位吉卜赛雇员，她说活得像“一个正常人”，去获取有关费尔科的信息。这位雇员不辞劳苦去了武村。

　　“费尔科一点也不蠢。”阿提拉说。当地人说我们去费尔科家几小时后，四个警官出现在他家。他们闪亮登场，射杀了所有的狗。与费尔科交谈过的一位邻居说，警察打得费尔科无力招架，直到费尔科供出他是我们担任律师的一个案子里的证人。费尔科发誓说他告诉过我们他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联系，这进一步证实了古斯和我并不是在寻找卡耶维奇。想必，这是尼古拉的指挥官跑到水罐边阻止暗杀我们的原因。说回武村，警察一离开，费尔科和他的家人就把他们能带的所有东西装上了他们的四辆车。那个邻居相信他们离开了。

　　“知道去哪儿了吗？”我问。

　　“不知道，”阿提拉说，“看来他把他的手机毁了，没人能追踪到他。我有号码，如果你还是想试试的话。”

　　我去告诉古斯这些情况，他正在早餐区工作。坐在他的对面，我拨打了阿提拉给我的费尔科的号码，它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提示了一长串信息。我把手机递给古斯。

　　“不在服务区吗？”他按掉后，我问道。

　　“无法连接。”

　　“见鬼。”费尔科逃命去了，很可能是在与尼古拉的头目和前阿尔坎军团的成员交涉之后，无须解释，尤其不用向我们解释。但费尔科的行为仍然让古斯难以理解。

　　“我的工作停在了这里，”古斯说，“为什么一开始他要讲述这么个故事，更不用提搬动骸骨并放入子弹，这样我们就认为是真的？”

　　我不确定古斯是否在反问。

　　“你觉得埃斯玛唆使他参与了整个行动？”

　　“老兄，为什么他要为埃斯玛或别的人费那个劲？这一点让我困惑。”

　　“也许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也许他失去了一些在乎的人，想要伸张正义？”

　　“你觉得那个戴着戒指、门口有狗的人是个好人？他讲述这个故事，不论真假，原因在于与他有某种关系，如果我知道那是什么的话就好了。”

　　我们的谈话，以及有关费尔科的谜团将我带回我不愿意再次面对的处境：给埃斯玛打电话。她是我们唯一知道与费尔科有联系的人，并且我们必须面对她，了解有关她从前的委托人的真相。我想要听她说这让她十分意外，她主要是为了弄清这件事是否是真的。

　　对我来说，再次显现出联系埃斯玛的复杂性，为什么起初要对我们的私人生活保密。我总是没能维持恋爱关系，这让我在结束恋爱关系上富有经验。我学到彻底结束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让我们做朋友”只是延长了受到更多伤害一方的痛苦，他（她）会把它看作一种希望。

　　因而给埃斯玛打电话是无理的，可以预料到她也许不会接。我觉得有必要跟古斯解释一下，道个歉。他在空中挥了挥手背。

　　“老兄，我不会为这件事责怪你。很多单身汉都不愿意招惹她。”

　　我不需要翻译。我只是做了一个单身男人会做的事。

　　坚持伦理规范的话，古斯应该是那个给埃斯玛打电话的人。但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愿意说的话，我更可能得到真相。

　　我以最不掺杂个人感情的方式开始，一条短信：必须跟你简单交谈一下。公事。抱歉打扰你。

　　她没有回复。星期六，我发了封邮件。星期天，我终于打了电话，实际上打了两次，同样的信息留了两次。之后，古斯接手，不过我们两人的电话她都没有接，我并不惊讶。是我把事情搞砸了。

　　周末两天古斯和我都起得很晚。我查阅了更多的邮件，读了更多福尔斯的作品——我现在在读《法国中尉的女人》，并且在图兹拉闲逛。出于礼貌，我还给娜拉旺达发了一封邮件告知我的行程，我觉得下周初我们就能回去。想了一下，我补充道：“希望你的纽约之行一切顺利，让你感觉好些了。”我得到了一个词的回复：“没有。”

　　星期天，我决定冒险出去跑个步。总的来说，实际上，我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除了牙齿对温度的敏感意外引发了鼻子和前额一连串的痛苦，我并没有多么不适。我嘴巴里有个肿块，中间有一道黑色伤口，下颔轮廓碰到步枪枪托的地方出现了一道色彩艳丽的瘀伤，前额上有一片红肿，这是撞到梯子高处的铁横档上造成的。断掉的门牙让我看上去像一个难管教的少年。不过正如同你习惯跑步一样，我感到身体对快感的渴望。北约的一位警员同意开车跟在我旁边。

　　图兹拉很美，老城区大部分是明亮的拉毛粉饰低层建筑，用白色的建筑细节装点，比如灰泥圆形装饰。人口不多，但这个地方有更多城市的感觉，往南看时，可以清楚看到摩天楼和宣礼塔。

　　我慢步穿过主要广场，那里铺设着几何图形的多色地砖，还有一口奥斯曼帝国时的水井，几百年了，一个铜制的喷嘴仍然汩汩流出淡水。我朝潘诺尼亚湖跑，那是镇中心的人造海岸，我围着它跑了几圈。

　　跟当地的警察中尉一样，北约警察也确信我们受人监视。有人12个小时待在街对面卖卷烤肉的地方，在前面门廊的一张桌子旁，假装读报纸，周六、周日时一个年轻的家伙替换掉他，继续在街角的小咖啡店做同样的事情，他慢慢地喝了无数杯咖啡，同时眼睛一直盯着酒店门口。有人建议我的保镖留意一辆红色的南斯拉夫牌汽车，我跑步回头看时偶尔可以看到。只要我们继续让他们感觉我们相信那是费尔科，而不是卡耶维奇在盯着我们，阿尔坎老虎军团监视组就没有理由谨小慎微。一个有威胁的存在，实际上，也许会加速我们离开的进程。

　　无论如何，我尽量让自己开心。阳光明媚，似乎图兹拉的每个人都穿着裸露的欧洲泳衣来了沙滩，戴着遮阳帽的小孩子们拿着水桶在水边跑来跑去。我捡起一本有关这个湖的小册子，很惊讶地得知水池网里的人造海水就是从古斯和我本来要葬身的水罐里抽来的，虽然稀释了很多次。我想到如果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些人或许是在难以分辨的我们遗骸的小分子里玩水，不过这就像开车时想着被迎面驶来的车撞到。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对我来说，恐惧渐渐退去，除了让人窒息的几个噩梦。我小跑向前，再次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减弱了创伤和恐惧的阴影。然而，我明白，我现在探访到了真实的波斯尼亚，分享到了一点持久的民族经验。

　　星期一早上，古斯说：“如果你不介意临时起意，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回海牙。不太妥当，但我可以接受。肯定在上午，也许你可以给那位好将军一点刺痛，让她知道职责的召唤。”

　　下午晚些时候我跑步回到酒店时，我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摩恩将军的消息。我联系上了她的副官，他问我们是否可以明天下午两点来萨拉热窝，跟将军见个面。警察队的保安开车。

　　我传达消息时，能看见古斯想要拒绝，他想回家。

　　“知道要谈什么事吗？”他问。

　　“他——那位副官——只说将军觉得再次跟我们谈谈很重要。”

　　“‘很重要？’基督救世主，我不想变得重要，”他似乎又斟酌了下他的话，“好的，让我们试一下。”

　　“我们要去？”

　　他点点头。

　　萨拉热窝，从奥林匹克城市到令人伤心的围攻之地，从外面看，很像波斯尼亚，似乎回到了原来的样子。开车的军队护卫是一个叫安徒生的年轻挪威人，他在这里工作期间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中途停下来俯瞰，在明信片般的景象中，萨拉热窝静卧在闪烁发光的米丽雅茨卡河边，远处是壮丽的南阿尔卑斯山。从这里，我看向宣礼塔、摩天大楼和瓦屋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排排素净的白色墓碑占据了城的中心，远超过我去过的其他城市的中心区。安徒生指向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那是座屋顶被炸没的破烂不堪的旧宫殿，他说，从地面上看会显得很可爱。他不是那种话里隐喻或暗示什么的孩子，但我想那就是这里对他如此重要的原因。

　　他开车带我们进入老城区，巴斯卡思加，磨损的道路和石墙包围着用熟悉的白色灰泥和棕色赤陶土屋顶重建的遗址。我们前往的宾馆离纪念“二战”遇难者的国家战争纪念碑几百英尺。走过人行道，古斯和我停下来观察堆在不灭的火焰旁缠着丝带的常绿花环。在这个国家，关于屠杀的回忆没有尽头。这里人们因为他们的信仰遭到围困，这里比在图兹拉有更多的女人戴头巾。

　　士兵们在门口站好，古斯和我去前台。我们打的掩护是来参加与建筑公司的商务会议，这个公司的标志北约那群人那晚在他们的小卡车上展示过。接待员是一个羞怯的年轻男人，会说流利的英语，给了我们钥匙，说了一下宾馆的规定，里面包括不提供酒。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古斯本能地紧张起来，虽然我们没有要在这里过夜的计划。

　　在第三层，我们用房间钥匙打开了一间会议室，将军和六位士兵已经就座，全穿着便服。一个便携的布告牌上钉着张地图。我们进入时，所有人站了起来表示尊敬，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征兆。

　　“你看上去好多了。”将军对古斯说。

　　他回答说他很好，但显然不是的。他仍然用跛行来保护他的右侧，坐车也很痛苦。

　　“让我们简要说一说我们的发现，”摩恩将军说，“好消息是对象似乎没有离开。”

　　她把事情交给一位情报官员，一位认真的匈牙利人，高个平头的上尉，名叫费伦茨。他一再提到“资产”，让我觉得让盟军情报组织参与演出很好，虽然他转达的一些信息是派两位军官假装德国游客去玛多维奇得到的。

　　费伦茨说，大概一年半来，那三位僧侣在周末中午时出现在镇上，缓慢地走向医院，为卧床不起的人祈祷。几个世纪以来，僧侣们离开隐修院极为罕见，这个变化成为了很多当地谈话开场白的话题。隐修院院长，在他与一些镇民的日常往来中，解释说这三位僧侣因为战争离开了家园，来玛多维奇寻求避难所和帮助治疗病人的机会。虽然三位僧侣听命于不同的神召，而不是隐修院隐居祈祷和冥思的制度，隐修院院长为他们提供了无限期的庇护。

　　“我知道卡耶维奇去镇上不是为了祈祷会。”古斯说。

　　费伦茨点点头。他们相信，拜访的真正目的是去见一位塞尔维亚医生，一名放射学家。他为卡耶维奇来回传递信息，卡耶维奇仍把自己看作一个国家的领导，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支持者圈子。对北约来说，医院探访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把卡耶维奇带到隐修院院墙之外的理想时机。

　　“还有战术问题。”费伦茨上尉补充道。他的语法无可挑剔，但是口音浓重。他解释说每天陪在卡耶维奇身边的两个人也不是僧侣，而是保镖，他们的长袍下面藏着自动武器。我很好奇北约远距离就能识别出隐藏枪支的技术，不过就算回到我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的日子，金属探测红外扫描仪就存在，虽然平民在美国领土上用它们进行随机搜索是美国的第四修正案所禁止的。

　　“我们知道，在医院，”费伦茨说，“有一个人，也许更多，会为我们目标的自由而战。”

　　期待中的沉默笼罩房间，这似乎表明该轮到将军再次讲话了。

　　“为了避免11年前在多博伊发生的事情重演，”她说，“我们需要在医院布置大量兵力。我们相信目标留在隐修院的一个原因是它给予的优势，让他们能发现进入镇上的大规模团体。我们可以让一些士兵假装游乐，带着背包或旅行指南混进去，但是玛多维奇每周通常看不到几个游客，因而出现很多人——比如一辆观光巴士，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到的——也许会打草惊蛇。为了将一群做好战斗准备的士兵弄去镇里，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他妈的。”古斯说。

　　传达了坏消息后，上尉继续说道：“我们可以监控通信。它们会盯着你们。非常有用。”

　　“为了我们还是你们？”古斯严肃地问。他容易动怒。

　　然而，将军礼貌地咧嘴而笑。

　　“实际上两者都有。正如我们料到的，我们监听时并不惊讶你们现在有人保护，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周二的过度反应带来的不幸后果。但是他们仍然紧张你们早晚会猜出他们真正的动机。我们从谈话中得知，他们成功地让你们去武村拜访的那位先生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们明白了。”我说。

　　“他们希望你们得知他走后，也会离开。”

　　“希望那就是给我们的指示。”古斯说。

　　面对古斯的发泄，将军又笑了。

　　“这是我们的想法，”她说，“我们想利用他们在星期二晚上搞出来的状况来诱捕他们。考虑到你们上次去武村后发生的事情和证人对你们的反应，尤其对那些不怎么知道国际刑事法庭的人来说，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们回到武村，比如，由一队全副武装的人员陪伴，来反抗这个家伙的恐吓。”

　　“看到北约的军队，卡耶维奇怎么可能不发起攻击？”古斯问。

　　摩恩将军点头道：“我们可以弄到波斯尼亚的军装。我会把整个安排称为‘别问，别说’。无论如何，这些‘波斯尼亚’兵会在那里帮助你们进入那栋房子，并且保证你们不情愿的证人不再使用上次的手段。”

　　“可他走了。”我说。

　　“没错，”将军说，“你们会发现房子空无一人。但是，你们正要离开时，你们中的一人会受重伤。”

　　“什么样的伤？”古斯问。

　　“当然是假装的。虽然我们会让别人信以为真。不过，由于这桩不幸事故，你和你的军人将冲到最近的医院——在玛多维奇。”

　　我懂了，当然。

　　“在武村的受伤，”将军继续说，“将发生在三名僧侣离开医院时，大约下午一点半。以最快的速度行驶，你们大概在十分钟后到达玛多维奇。僧侣们回到隐修院通常需要半小时，虽然最好在前15分钟逮捕他们，那时他们离山顶远，不大可能得到来自山顶的帮助。‘四名游客’将切断他们的退路。如果进展顺利，很快就能抓到目标。”

　　“他会被带回海牙，不过我想你们更愿意独自飞行，你们可以自己搭乘飞机，也可以让我们护航，凭你们的喜好而定。”

　　古斯的表情依然平静。

　　“为什么不能让一位士兵受伤？”

　　那位情报官员回答：“他要去军队医院。”

　　古斯仍然有怒气：“他们会知道的，你明白。卡耶维奇的人？他举手投降之时，他们会知道我们在那里不是一个巧合。”

　　“如果你愿意，”摩恩将军说，“你可以去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安排好人。或者我们可以在现场安排救护人员把你的伤口包扎起来作为障眼法。”

　　古斯摇头，我插话道：“将军，这件事我们需要谈一谈。相信你能理解。即便我们选择继续，我们也需要知会我们的上级。”

　　“请告诉我。我相信我们可以帮忙。”

　　“行动什么时候进行？”我问。

　　她停下来考虑怎样传递下面的信息。

　　“考虑到现实情况，越快越好。我们准备明天行动。”

　　再一次，好一会儿没人说话。

　　“你们必须明白，”她说，“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中要求平民的帮助，我们也是不得已的，尤其考虑到你们最近经历的事情。很抱歉，你们在这次行动中非常重要。”

　　古斯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在宾馆前门的安徒生和一个叫格里尔的士兵，护送我们来到车边。

　　“听着，古斯，”我们再次回到后座后，我轻声说，“我想自问一个问题：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吗？”

　　他低吼一声：“你没必要说服我做这件事，老兄。”

　　“我没这么想，”我点头朝前座的两位士兵示意，但古斯不在意在他们面前说话，“我只想全面考虑一下。”

　　“他们已经考虑过了，”古斯回答，“正如她所说：他们并不想让平民参与军事行动，但他们需要有人快点去做这件事，以免有人被杀。”

　　他惊到我了，一如往常。

　　“我还需要想想。”我回答。

　　“那是，老兄，”他说，“因为很可能会遭到惨败。”

　　又沉默了一分钟后，古斯说：“你可以不去，布姆。他们只需要我们中的一个，我很久之前就签约做这类事情。”

　　确切地说，我们没真的签过。他的意思是说他在执法机关宣誓时就明白他有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险。对律师来说，工作职能里没有这些。早期我作为美国联邦检察官助理时，为了寻求刺激，我跟麻醉品管制局一起看他们逮捕高卓·伊诺霍萨——当地的一个大毒贩时，挨过踢。我的头儿斯坦森尼特，过后责骂我：“你想要徽章和手枪，就去申请成为一名警察。你想要一个警探来做结辩陈词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有义务不去干扰他人的工作。”

　　如果古斯身体状况良好，我也许愿意让他去。但他看上去还不能独立承担这一角色，这可能导致他再次重伤。

　　我再次说我需要时间思考。

　　“无论如何，”古斯说，“我不会告诉总部。人们常说：最好寻求被原谅而不是被许可。如果你需要掩饰行踪，那么给巴杜发封邮件说你有件紧急事要做。”

　　我笑出声来。巴杜以从不回邮件而著名，他通常只回复明美。

　　一到蓝灯酒店，我马上回到了我的房间，独自坐在床上与自己交谈，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在一月份时就做出了决定。我的两个儿子现在一切安好，我没有生活伴侣要担心。更重要的是，在步枪抵在我太阳穴上时我就觉得，我来海牙是出于一种家庭责任，是为了制服造成危害的掠夺者，他们成为了文明社会的毒瘤。我完全吓尿了，但是如果我不帮助被拉扎·卡耶维奇谋杀、折磨、蒙骗的数百万人寻求正义，我的人生将失去了意义。

　　亲自前往——6月10日

　　在比我预期中睡得更好的一觉后，星期三我醒来。我的心情有点像审讯后的第一个清晨，我用冥想来去除我对不能控制的事情猛增的焦虑。穿衣服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似乎改善了我的视力，照镜子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更清晰的自己。如果你很幸运，你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做的事情关乎你之外的数千人，因为这个原因，你永远都会记得这些事情。

　　古斯的纽扣都系好了，在早餐桌边我跟他打招呼时，他露出了惯常的淡淡微笑。我们快速用了餐，没什么别的可谈，说了下有关奥巴马要把500特种兵送回伊拉克与“伊斯兰国”对抗的新闻。

　　上午十点，安徒生和一名新警员开车送我们到巴鲁普拉。原址前空荡荡的篮球场是训练的集结待命区，主要为了虚张声势，看得到前方的路和阿尔坎军团派出的监控车辆。14名士兵，全是北约反应部队的成员，身着波黑军队的迷彩战士服，组成一个特别的行动分队。7个是德国人，7个是丹麦人，12个男人和2个女人。

　　指挥官是一位德国上校，名叫洛塔尔·鲁尔。他体格粗壮，态度积极，留着洗瓶刷式的姜黄色胡须。他向我们打招呼，转达了摩恩将军的赞赏。他假制服的肩上是一块棕黄色的一颗星一条线的臂章，那是少尉的徽章。

　　古斯和我，都穿着牛仔裤和跑鞋，配备了防弹头盔和全身盔甲，包括腹股沟的镶片、半袖和护颈。这些很重，不过维可牢皮带比我想象中更灵活。

　　鲁尔负责整个虚假的行动演习。我假装敲费尔科家的门，而分队人员散开来包围周边，猛击门进入。与预料的一样，今天守卫坟场的两名当地警察过来看我们在做什么，不过仍然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因为他们的缘故，一位中士——实际上是一位丹麦中尉——装模作样地用波斯尼亚语喊出鲁尔上校的命令。

　　之后，我们暂时停下工作吃午餐。北约战地的定量包装食品是法餐，令人惊讶的是，包括一罐鸡肉酱和一小块布里干酪，但我没有心情吃。鲁尔、古斯和我坐在一起，鲁尔轻声解释真正的计划，自然，我们不能当着窥探的眼睛练习。上校重复了细节好几次，直到我们明白与我们演出策略的偏离之处。

　　正午时分，我们前往武村。军用车辆全是北约派出的，显然在波黑并不稀罕。军车队包括：一辆四四方方的蓝色装甲梅赛德斯SUV（运动型多功能车），古斯和我坐在鲁尔上校后面；一辆有遮篷的4×4人员输送卡车；一辆装甲兵员运输车，古斯骄傲地告诉我那是比利时设计的，叫作BDX。它看上去有点像一辆小型坦克，四个车轮，外层有伪装漆和一个炮塔。

　　正如摩恩将军指出的，希望卡耶维奇的团伙把这种规模的兵力作为上周二晚上把古斯和我吓得屁滚尿流的一种防范措施，他们也许会幸灾乐祸地来看这件事情。幸运的话，我们在玛多维奇结束时他们仍然在笑。

　　古斯和我把头盔放在腿上，没怎么说话，主要是因为无线电通信声音很大，鲁尔上校在与这里的士兵和在玛多维奇过夜的秘密人士进行着编码交流。司机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同样频繁地用完美的波斯尼亚语在军队的正规频道上发布着假命令。

　　在极少的一个安静瞬间，我转向古斯。

　　“还好吗？”

　　他点了点头。“一级行动。”他说。

　　“我穿着成人尿布，”我告诉他，“以防万一。”

　　他没有像我期待中那样大笑。

　　50分钟的行程后，我们进入武村，很多吉卜赛人从他们糟糕的小房子里出来观看。到了山上，费尔科的小城堡显出了被遗弃的所有痕迹。这个地方完全寂静，衣服不再在阳台的绳子上飘动，窗户上的百叶窗，还有前门，大开着。院子里碎石路上的褐黑色圆圈上还有狗的血迹。

　　然而，我们继续着整个行动。那位丹麦中尉将一个电动喇叭筒递给古斯，古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叫费尔科出来。一分钟没有回应后，轮到我喊。我记住了两个吉卜赛语词，Gavvana，意思是“别躲着”，我不断地喊这句话，古斯附和，或多或少喊出上个星期费尔科真的在这里时他说过的那些话。

　　看到我们的信号后，军用卡车驶过两门之间，没有停，直接穿过费尔科的双前门，它们像乐高玩具一样蹦了起来。从后面，4×4车上的士兵迅速部署。

　　古斯和我紧贴着前门旁边的拉毛粉饰墙，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列好阵，戴着头盔，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防弹衣，跑过去断后。又有四个兵拿着武器在我们后面呈扇形展开，另四个兵穿过屋子，清理每个房间的同时用波斯尼亚语大喊。

　　大约十分钟后，鲁尔上校在那辆SUV里用手画了一个圈，这标志着僧侣们刚刚在玛多维奇医院门口现身，准备离开。

　　现在是我的特写镜头了。屋后面，反应部队的成员偷偷放置了一颗像是樱桃炸弹的东西，听起来会像装甲车车胎爆裂声。听到爆炸声后，一位保护院子的士兵要假装惊慌，朝前门开枪。一发子弹将可能跳飞，击中我的前臂下端。让人不快的是作战部队不使用空弹。鲁尔上校向我保证说射手是一等射手，不过在离我一码的地方仍然会有实弹射击，那一刻，三枚子弹突然射入拉毛粉饰墙，让它碎成一堆白色的灰尘，我不需要学习任何表演课就扯着嗓子大叫，倒在地上。

　　那个中尉冲向我，从袖子里拿出一小瓶血，全倒在我手上，然后用他的头巾把我的手包扎起来。四周的士兵跑向后边，假装发现爆炸只是爆胎，不是武器，一个后勤维修人员迅速精确地换上备用轮胎，那个假装射中我的士兵冲到中尉和我旁边，请求谅解。士兵和中尉继续演戏，仍然用波斯尼亚语喊出口令，鲁尔、古斯和无心的攻击者抓住我的手肘把我拖向那辆SUV。

　　车队马上开路，但我们才走了一两分钟，一辆警车飞奔而来，这个警察显然一直从下面的某个地方观望。说波斯尼亚语的那个中士从车窗探出头去，解释说我无意中被射伤了，动脉出血，如果不去看外科医生，马上就会死掉。我横躺在SUV的后座，背靠着后面乘客座的门，手在空中挥舞，尽自己的职责哀号、大声呼喊：“耶稣，耶稣，耶稣。”

　　我不知道那个警察的指示是什么，他大概糊里糊涂，只是向一位上级警官汇报，但他完全采纳了我们的说法。他冲回他的车上，打开他的摇头灯和驴叫般的警报器，以最高速度带领我们穿过武村，到达山路。接下来是4×4车，我们乘坐的SUV就在它后面。这辆装甲车，由于更换了车胎，跟在后面，在超速行驶的车队后。它非常灵活，即便我们在直道以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行驶，仍保持在我们的末尾。

　　在SUV里，古斯和我没怎么说话。无线电用至少六种不同的声音隔一段时间就大喊。两三名士兵在某处继续用波斯尼亚语演说事情，但是鲁尔不时换到一个北约的频道收听英文的简单交通信息。我认为代号为“兀鹫”的卡耶维奇，以及他的保卫人员到目前为止还毫不提防，仍然缓慢地走在从医院到隐修院的途中。

　　我们至多一分钟就到玛多维奇外了，这时无线电传来一个紧急电话。

　　“他们从高处看见我们来了，不高兴。”鲁尔解释道。北约在隐修院设置了无线电通信。替卡耶维奇戒备的人命令当地警方尽可能地阻留我们。

　　我们转过山腰的最后一个弯后，一直带领我们的那个警察突然把车驶到路边，灯标仍在旋转。他从车上下来，抬起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让我们停下来。无线电麦克风在嘴边，鲁尔命令车队以最高速度前进。那辆军用卡车冲向那个警察，他在最后一刻跳到路旁，简直是扑向路边，车碰到他的帽子，帽子飞走了。我们高速驶过，能看到那位警官躺在路旁下面大约六英尺的一个灌木丛里，一只手盖在头上抵挡尘土和飞来的砾石。

　　我们直冲下山，以约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到达前往玛多维奇的转弯口，侧滑经过。摩恩将军解释过，在卡耶维奇回隐修院的路上抓住他的计划的一个优势，是兀鹫得不到来自山顶的视觉导向。保卫人员的红外监测曾测出臀部下面有步枪，没有显示出任何无线电信号。但那漏掉了明显的事情。

　　我们飞奔来到玛多维奇，就在中央广场，三位僧侣进入眼帘。在穿越镇子的窄路上，离我们100码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三人中的一个将手机凑近他的耳朵。往后看，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从隐修院冲出来，扬起一阵尘土，警笛从至少两个方向突然回响起来。

　　离僧侣们还有一半路程时，我们的SUV停了下来。4×4车又往前开了十几米后刹车，那辆装甲车开到前面，冲向卡耶维奇。古斯和我本应躲到底板上，不过我们跪在放脚的地方，眼睛刚能从古斯那边的窗户看出去。SUV停在侧面挡住路，鲁尔和司机跳出去占据车后面的位置，那个年轻的司机把突击步枪架在发动机罩上瞄准。鲁尔蹲在他旁边，举起电子喇叭筒。我们前面，士兵们从4×4车的后面跑出，着地时每个人滚动起来，快速采取作战姿势，匍匐着架起步枪，瞄准器对准几码外的卡耶维奇和他的保卫人员。四个假扮的游客，现在拔出隐藏的手枪，蹑手蹑脚地走到僧侣们旁边断后。

　　通过电子喇叭筒，鲁尔上校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读着他手上一张纸里的内容。古斯轻声翻译出来：

　　“拉扎·卡耶维奇，立刻投降。依据联合国和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状，你被逮捕了。”这句话在广场的小型建筑回响。最初被喧闹吸引来的几个居民，看见自动步枪很快散开，退到室内。我能听见他们中有几个人在尖叫。

　　拿着手机的那个僧侣丢掉了他的大圆帽。他在臀部下面摸索，突然拿出他的突击步枪。他马上就要放平时，两枚子弹分别击中了他。这个僧侣往后倒，就像被一枚手榴弹打中一样，鲜血飞溅到他旁边的卡耶维奇身上。另一名保镖举起双手，跪了下来。

　　在躲避炮火的过程中，卡耶维奇也扔掉了他的牧师帽，现在他假装茫然不解，仿佛他不懂这种语言或者被认错了。但毫无疑问就是他。那著名的发型被修剪到中等长度，并且变白了，也许是染成了这种颜色。粗野的胡须是真的，遮住了他整张脸，包括他脸颊上的毛皮斑点。他戴着沉重的黑眼镜，比他刻薄恐吓的衣冠楚楚的日子胖多了。但那就是卡耶维奇，一样狂野的眼神，他足够聪明，知道别人要活捉他，他跑了起来。

　　他急奔到BDX装甲车旁边，在匍匐的士兵间躲闪，那些士兵，正如他料想到的，犹豫着不敢开枪。尽管两个士兵跳来跳去，没人能抓到他。卡耶维奇全速奔跑时，伸进他臀下的左边口袋，掏出一把格洛克手枪，他把手枪举到耳朵边，猛冲向SUV里的我们。鲁尔站起身，高喊着让他停下来，卡耶维奇朝鲁尔上校开枪，上校尖叫起来。那个司机本能地到上校旁边照料他。我有一种不祥的想法，觉得卡耶维奇要停下来朝古斯和我开枪，但他知道这是他逃跑的一个机会，他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显然奔向从隐修院飞驰来的那辆黑色车。

　　卡耶维奇朝我们飞跑过来时，我躲在前座后面的底板上。我感觉古斯靠在我身上，我吓僵了，以为他在寻求庇护，但他想要的是杠杆力。卡耶维奇靠近，没命地奔跑，古斯突然踢开他那边的后门。门把卡耶维奇撞得够呛，他的脸撞到窗户上，朝后打了个趔趄，脚步不稳。

　　门弹回来，但古斯抓住门，从SUV跳了出去。

　　我大叫着“古斯！”跟随他跳了出去。他压在卡耶维奇身上。古斯用右手抓住卡耶维奇的头发，把他的头往路上磕，左手按住卡耶维奇的手腕，压住他的手枪。卡耶维奇握住枪托，看来打算用它做攻击武器。我被武器吓到了，别无选择，只能去踩卡耶维奇拿住枪的手，然后抓住手枪的枪管，让他的手腕缩回去直到他松开。他的手松开时，五六个士兵过来了，让古斯和我放松下来。他们把卡耶维奇的手扭到身后，用带子捆住他，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这位前总统抬走，似乎他是被捆住的牲畜。他们把卡耶维奇往卡车上抬。士兵们用德语数到三，把拉扎·卡耶维奇扔到后面，就像扔一个行李袋。更多士兵爬到他旁边。

　　几乎同时，那个带领我们从武村出来的警察鸣着警笛到了。他滑行到SUV旁边停了下来。他是个勇敢的人，现在显然生气了，从他的车里冲了出来。在街道中间，他摆出僵直的立正姿势，双手拿着手枪准备射击，遇到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时，喊出指示。那辆装甲车已经疾驰去追赶卡耶维奇那辆车。它行驶了约30米，在那名军官和SUV之间时，BDX顶上的火炮突然吐出火舌，用大口径的弹药扫射那辆警车。那辆车像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但它的轮胎瘪了，挡风玻璃碎裂在一场持续的机枪扫射中。最终那位警察再次头朝地跌倒。

　　他后面几百米的那辆黑色轿车，我刚刚没有留意它的情况，突然面对BDX的枪炮，那辆车戛然停在通往隐修院的山路底部，许是目击那辆警车被炮火毁掉后，那辆小轿车猛地以最高速度倒退，甚至没有掉过头来。

　　有一瞬间一切寂静了，我朝古斯走过去，从镇上广场的另一边，又一辆警车飞速驶来，灯带闪烁，警笛长鸣。这辆车扬起了尘土，在4×4车和SUV之间停了下来。我们八天前遇到的胖警察和精瘦的警察尖叫着下了车，两人手上都拿着霰弹枪。那个胖警察面红耳赤，边尖叫边吐唾沫。

　　卡耶维奇被抓住后，古斯和我坐在SUV旁边的路上观看这一连串疯狂的行动，几乎就像我们坐在体育馆座位上。现在我跳起来让那些士兵看见，指着那两个警察喊道：“就是他们绑架了我们！”古斯很快抓住我的皮带，在两个警察还没有弄清我的位置之前，把我拽到地上，虽然那个精瘦的警察似乎认出了我的声音。

　　他拿着枪，转过身朝SUV走来，却发现那辆装甲车朝他驶过来，炮塔转向他的方向。那个胖警察喊了句什么，两个警察急忙回到警车里，车子驶离广场时，轮胎发出嘎吱的声音，警笛仍然呜呜鸣叫。一位伪装的背包旅行者在它后面跑，用手机照下了牌照。

　　最终，我低头往下看时，惊讶地发现我左手仍拿着卡耶维奇的格洛克手枪。我把它放在人行道上古斯旁边，他现在平躺着，因为疼痛，脸涨得通红，每喘一口气就发出呼噜声。显而易见，他的肋骨再次折断了。

　　“难道你不是他妈的英雄吗？”我说。

　　“完全是本能，”他回答说，“还好你拿走了枪，布姆。”

　　“那归功于我看了大量犯罪剧，”我说，“你已经抓住他了。”没错。我扭动武器时，卡耶维奇似乎已经松开它了，那就像去除葡萄的梗。

　　与此同时，一个医生出现了，那是一个伪装的背包旅行客。他为上校治疗，上校有一个伤口，有点像我假装的那样，前胳膊中了一枪。他没有流太多血，不过从他用那只好手扶住胳膊的样子，我认为那颗子弹打中了什么部位。

　　我坐在街上古斯旁边，直到那位医生过来。他查看了古斯的要害部位，给他注射了一些止疼药。之后，他镇定自若地记起最初的计划，假装检查我的手，然后进行包扎。我近乎反感，完全忘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这么做没意义。卡耶维奇的人将一直记得古斯是那个击倒总统，断送他最后逃跑机会的人。

　　医生又回到鲁尔身边，跳进SUV的后座，司机把上校安置好，洛塔尔给了我们一个殷勤的笑容。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战斗直升机经过隐修院，越过山峰。这架飞机有尖鼻子，像一只蜻蜓，两边是一块虎纹和两个白色导弹发射器。它在广场上方悬停，慢慢地下降，再次从建筑物偷偷溜出来的居民们，又一次撤退。

　　直升机着陆后，那辆装甲车向前，控制广场的远端，几名一直护卫4×4车和卡耶维奇的士兵呈扇形展开，端起武器建立一个环形防线。那辆卡车向前行驶。我突然听见中尉喊道：“快走！”八名士兵从后面跳下来，抬着卡耶维奇加速移动。卡耶维奇的手脚被绑，嘴被塞住了，身体仍然在扭动，脸中间有一块血污的绷带——古斯弄断了他的鼻子。士兵们把卡耶维奇扔进直升机打开的门里，跟扔进卡车里一样粗鲁。他们中四人跳进去，站在羁押犯旁边。

　　鲁尔上校留在SUV里指挥行动的最后一步，中尉接手了，坐进了直升机前面的乘客位。之后，直升机再次飞入空中，消失在群山后面。

　　这之后一个老妇人出来，把她的两只鞋朝那个方向扔了出去，我不知道她是对卡耶维奇还是对我们表示轻蔑。

　　回到海牙——6月10—13日

　　尽管古斯抗议，他还是被抬上担架，用4×4车送去了医院。真正的波斯尼亚军队现在在现场保卫这片紧急区域，让鲁尔和古斯可以得到治疗。两位病人并排躺在毗连的不锈钢桌子上，一根管子里的血被输进鲁尔的胳膊里。波斯尼亚人挤进挤出，包括不断增加的文职官员，整个场面喧哗不断，气氛紧张兮兮。摩恩将军的到来让我很欣慰，她立刻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处理。她赶走了所有人，只留下了几个北约士兵和急诊室的几位医务人员。她解释说唯一的放射学家被扣留接受询问，因而导致了延迟，他们要尽力去找一位医生来给鲁尔和古斯做X光检查。在包扎和止痛后，古斯坚持现在就要回家。

　　一辆私人救护车被召来，这样古斯可以平躺着去图兹拉机场。安徒生身穿制服，驾车带我回蓝灯，我收拾好古斯和我自己的房间。到答飞机场时，一架北约的飞机降落了。古斯已经在飞机上了，躺在摇晃的担架上，精神焕发。

　　我们飞了几个小时到达北约空军基地——在德国的盖伦基兴，邻近荷兰边境。在那里，摩恩将军安排了另一辆救护车带我们用了两小时来到海牙。

　　我们到达古斯几年前买的小公寓外面时，他努力地站起来。我明白这是为了给他的妻子和大女儿看，她们从布鲁塞尔赶来了。他妻子，体形略粗壮，一头金色的卷发，他女儿，一大堆文身，过来帮他一拐一拐地进入这栋楼。他一次走一步，歇一秒再走下一步。他的妻子用佛拉芒语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我回到公寓时，已是午夜。我惊讶地发现娜拉穿着黑色的运动紧身衣，还没有睡觉。她盘坐在起居室的一把安乐椅上，在贝壳灯下阅读，这盏灯是整个公寓仅有的一点光亮。一看见我，她本能地走过来，用小手来触摸我的脸，我下巴和下颔的瘀伤已经变成了绿色和黄色。

　　“哦，我的天。”她说。

　　“实际上没那么糟糕。”

　　我扔掉我的包，倒在沙发上。现在我回来了，突然感到精疲力竭，骨头都要散架了。

　　“一件公事以身体被攻击为尾声，”我解释说，“古斯跟我在一起，他的情况更糟。不过他也在好转。”

　　出于种种原因，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古斯和我同意不告诉别人我们参与了逮捕卡耶维奇的行动。我把话题转移到娜拉身上。

　　“纽约不好？”

　　“我在城里待了三天，才见到刘易斯一个小时。我们在酒店大堂大吵了一架，后来就再没有说过话。”她述说这件事的语气非常怪——语气出人意料地轻松，似乎整个旅程只是过往的烦恼。大体上，她很高兴，我很快明白为什么。

　　“拉扎·卡耶维奇今天被逮捕了，”她宣布道，“在波斯尼亚这肯定是爆炸性新闻。”

　　“我听说了。”我说。

　　“他有一个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私人辩护律师，博扬·博齐克。我曾在洛伊普尔将军的案子上与博齐克共事，他一直承诺如果拉扎遭到逮捕，我将和他一起做高级审讯律师。他明天要提出申请，请求联合任命。”她的脸色红润，由于不能抑制的骄傲而露出可爱的孩子般的光芒。作为律师，我们都知道这是可以抚慰平生的一个案子。

　　“祝贺你。”我抬起手掌，真诚地击掌相庆。过后我凝视她，这个女人有很多地方我不了解，考虑到我们在对立的两个阵营，我们不怎么谈论工作。但跟娜拉在一起，她的回应一向直率，我知道我可以说出心里话。

　　“为一个这样的恶魔辩护不会让你不安吗？集中营和死刑，层出不穷的强奸？”从某种意义上讲，考虑到我之前的委托人常是一流水平的恶人，这是个让我非常恼火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似乎专攻自我陶醉的总裁，这所有案子中的这些男人，他们洗劫自己的公司时，表现无比果断，还总是对女人动粗。我相信那句名言，每个人都值得辩护，但我在很久之前就认为这种辩护并不需要由我来提供。比如，恶棍委托人，通常在我个人“谢绝来电”的名单上。他们的生意所植根的不知廉耻的暴力对我来说不可原谅。

　　“我不想听起来像是个鸡尾酒会上的粗人，”我说，“问你怎么能忍受这么可怕的人？不过拉扎·卡耶维奇大概是在世的最坏的人。”

　　有一会儿她真的笑了，然后她有些严肃地垂下眼帘。

　　“因为我不知道。”她说。

　　“知道什么？”

　　“在战争时期我会怎么做——当这个世界变得颠三倒四，一切都进入非常状态时，成为原告很容易。布姆，如果换作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做？那对恢复秩序很重要。但对我来说，这也涉及很多伪装。杀害或被杀的规则对我来说并不明朗。”

　　我本来可以遵从律师的本能进行争辩，尤其是卡耶维奇，他正好创造了她认为可以减轻他罪行的氛围。但她给出的是一个体贴的、严肃的答案，她辩护的原因比我接手那么多案子的原因更崇高。一般而言，我是因为犯罪案件更能激起我的兴趣，赚更多钱，让我从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出去跟朋友闲荡，这些朋友常常代理共同被告。

　　“这么说你开始工作了？”

　　她拿起一直在研究的巨大三孔文件夹。

　　“我在外面跑步时，接到博齐克的电话，”她说，“我回办公室拿了诉讼文书和一些背景材料，在这张椅子上看了整整五个小时。”

　　“卢会怎么想？”我问道，“如果你告诉他，你不会搬回纽约。”

　　她的脸色一沉：“我们不会有这次谈话。距离我们上次说话已经一周了。每次吵架他都指望我道歉，这次我不会道歉了。”

　　星期四一早我去看娜拉的牙医，他给我的牙装了一个临时的假牙冠，之后我去法院。古斯和我同意就前一个多星期的情况联合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头儿。我开始写初稿。

　　下午，我的手机响了。

　　“祝贺你，布姆，”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是梅里威尔的声音，“我想要亲自感谢你，我真希望当时我在现场。现在这个世界让我觉得美好。”

　　我告诉他我不值得他谢，但是让他放心，他曾指挥的北约士兵表现十分出色。

　　“据说你和你的同事非常英勇。”梅里告诉我。

　　正如我们要求的，古斯和我没有出现在媒体有关逮捕行动的官方报道中，但显然这个秘密早已在知情人中流传。

　　“古斯把他撂倒了，”我说，“虽然卡耶维奇有一把手枪，他拿手枪射中了洛塔尔上校。我的英雄行为就是躺在铁板车的底板上——全身被包得严严实实。”

　　“我听说你拿走了他的枪。”

　　“他近乎半昏迷状态，手指离扳机还远，整个期间我被吓得要死。”事实上，对于我抓住那把手枪那刻，我想得越多，它在记忆中就变得越模糊。我惊讶我居然有过那样一种处境。

　　“这证明你是个理智的人，”梅里说，“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勇气并不是不恐惧，布姆。勇气是尽管恐惧，依然坚持下去，我向你致敬。我听到的版本是卡耶维奇在逃跑的路上被你们截获了。”

　　之后，士兵们对我们进行大肆吹捧。我们当时很害怕卡耶维奇会到达那辆等待的黑色轿车，他又被送回隐修院。没错，如果卡耶维奇真的进了那辆僧侣开的车，后果可能让人难以对付。虽然我钦佩古斯敏捷的思维，以及与暴徒较量的勇气，反思起来我们两人都不相信卡耶维奇会造成多大的危险，尽管他比小他40岁的人跑得还快。在飞机上古斯说过，不知疲倦的逆龄时刻也许只能持续不到一分钟。古斯也许救了卡耶维奇的命，因为如果他对追他的士兵开火的话，他很可能被当场毙命。

　　经过了更多的抗辩，我决定利用当前的形势，指出现在卡耶维奇已经入狱，没必要再隐瞒2004年计划抓捕他的行动报告。

　　梅里笑了，说我还是不了解国防部，不过他马上挂电话了。

　　星期四晚上我回家时，娜拉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出去跑步，但她双手叉腰迎接我。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们参与逮捕拉扎。”

　　我解释说古斯和我不值得受到称赞，我们渴望逃脱卡耶维奇那些恶毒的追随者的责备。

　　“我听到的情况是，”她说，“你是整个行动的核心人员。”

　　我为有关我们的角色的传闻已经渗入平民圈感到困扰。在国际刑事法庭，这个秘密今天得到保密，巴杜和明美认为将我们的法庭与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相隔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通报系统里有太多人，他们看我时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赞许，这让我不能接受，即便他们不会大肆宣扬。我带着一点怒气，正要问娜拉她是怎么得知的，这时我意识到她的信息来源。

　　“你从你的委托人处听说的？他到海牙了？”

　　她耸耸肩表示她不能打破这个秘密之墙。

　　“他的鼻子怎么样了？”我问。我甚至没有忍住假笑。

　　“肿得很大，这似乎让他比蹲监狱更沮丧。他非常爱虚荣。”

　　“我永远猜不到。”

　　“但你在这次行动中的角色造成了一次很奇特的初步晤谈。我不得不坦承我了解你们两人。真希望在你们的名字被提起之前，我能有机会向博齐克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我没想到这一点。对她而言，由于一切的保密性，我将她置于了某种冲突中。我道了歉，询问卡耶维奇对她所披露的信息有何反应。我担心这或许会让她丢了在这个案子中的职务，但她说卡耶维奇不在乎。

　　“他认为在海牙人人相识。博齐克建议申请正式的法律冲突豁免，卡耶维奇对此不大在乎，自己写了些东西出来。但他说向你致敬，并说有朝一日他想跟古斯和你见个面。”

　　娜拉，估计没有认识到这条信息的恐惧性。另外，卡耶维奇对我们作用的夸大切合了我对他夸大性格的印象。他以为他永远可以胜过北约，情愿认为他是运气不好，才被几个笨蛋给拖累了。

　　与此同时，我跟梅里威尔的谈话，以及我们不大可能拿到先前逮捕卡耶维奇的行动的情报档案，触发了一个新点子。

　　“如果卡耶维奇先生想要见古斯和我，我们可以就我们的案子跟他面谈。他可以帮我们消除很多疑惑。”

　　娜拉当着我的面笑了起来，并没有冒犯之意，也无嘲弄的意味。如果角色互换，我也会这么做。

　　“博齐克永远不会听见这句话。拉扎已经够麻烦了，我没法说服他做更多。不过我会向他们两人提出请求，这样你能收到一个正式的拒绝。”

　　我们出门跑步，可是天空突然电闪雷鸣，在海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停了下来，那是海牙美术馆的小百宝箱。宏伟的17世纪住宅，带着典型的荷兰风格，现在储藏着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画作，包括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法布里蒂乌斯的《金翅雀》，两者碰巧陈列在同一个小房间。我们跑步常经过这个地方，娜拉几乎每次都会责怪我没有来参观过。外面大雨倾盆，而这个美术馆又开到星期四深夜，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参观的最好时机。

　　我忘记了娜拉的设计背景，她对很多陈列作品的辛辣评论我印象深刻。有很多画，譬如伦勃朗画的一个老人的肖像画或者维米尔画的水边的小镇景象，它们显露出的生命的纯粹力量强烈地打动了我。存放原作的小房间是一个展示台，有一种整体性的亲近感，正如娜拉和我在人群中贴近，互相低语。

　　我们逛了两圈后，回到几幅喜欢的画作前，然后到咖啡店等雨停，一直讨论着这些画。关于天才伦勃朗，她有很多话要说，对于我们实际看到的东西，他的理解远远走在时代之前。

　　打烊时我们离开了，在一片怡人的薄雾中缓缓地前行。

　　娜拉叹了口气：“令人愉快！”她抬头看着我，小声而真诚地说，雨水照亮她的脸颊，“不是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们走回家，再没有多说什么。

　　星期五早上，我发现娜拉站在咖啡壶旁哭泣。我感到很惊讶，她通常能平静地处理自己的烦恼，自从我回来后，她的情绪一直很积极。她没有呜咽，不过她一直在流泪。

　　“卢？”我问道。

　　“这一切事情都让我想流泪，”她回答说，“我母亲在路上了，明天一早到达史基浦机场。”原来娜拉的母亲有血液疾病，虽然控制得很好，但仍需要定期来阿姆斯特丹的一位专科医生处治疗。她周一要见这位医生，“我得跟她谈刘易斯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昨天和今天给刘易斯留言了，但是他没有回复。一段婚姻就这样终结吗？连电话都不回？”

　　我试着安慰她。“卢也许是想让自己休息一下，”我说，“很多婚姻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可以继续。”

　　她断然地摇了摇头：“可能性很小。卡耶维奇的案子会让我在这里待很多年，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刘易斯永远接受不了。”

　　我本来可以指出是她，跟卢一样，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但她可能不这么看。诚然没有比婚姻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我还没笨到要去刺探娜拉的内心。

　　于是我问起她母亲要待在哪里。我从她不得不向她母亲坦白与卢的情况的痛苦中能够看出，娜拉旺达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娜拉，她直接告诉我事实，不带歉意。

　　“呃，通常她待在这里。不过我想这样行不通。”她变得有些顽皮，一个非正统的想法突然点亮她的情绪，像一个孩子，她用手背来抹掉眼泪，“跟妈妈、你，还有在你床上的你的朋友在一起会很舒适。”

　　我体贴地说我周末去酒店。

　　“不能。这是你家，妈妈在德印第酒店就很好。”

　　“不行。”我回答说。我答应今天晚上收拾东西，她们早上从机场回来时我就不在了。经过一番谦让后，她接受了。

　　“你真贴心，布姆。把你赶出去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酒店的账单可以我来付吗？”

　　“绝对不可以。”

　　“那你至少明晚来吃晚餐吧？那能帮我大忙。我一个人对付妈妈有点吃力。”

　　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娜拉旺达从不耍花招——我同意了。拿着咖啡走出厨房的路上我停了下来。“既然你提起她，我顺便说一下，我不再见我那位朋友了。自从我告诉你她让我生气那天，一切就结束了。”

　　娜拉想了一会儿说道：“抱歉，真的。你看上去完全被她迷住了，希望这里发生的奇怪一幕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

　　娜拉如释重负，诡秘地一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她像是上帝的作品，除了‘看我’的发型。”

　　发型！女人们看彼此的方式总让我吃惊。

　　“永远没有未来，”我说起埃斯玛，“我应该早就明白的，一切太复杂了。”

　　娜拉似乎想要再说点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我走上了楼。

　　星期五上班期间，我一直忙着案子接下来的一轮轮会议。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费尔科的证词现在几乎没有价值，即便我们奇迹般地找到他。在办公室的谈话是诚挚的，并且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但是对于怎么一层层展开的这些讨论，我有点恼火——先是与部门主管，然后加上明美，最后是巴杜。每次我们都赞同费尔科和北约的记录，尤其是空中监视，让我们除了开掘洞穴别无选择。现在尸体是额外证据的唯一可能来源。正如古斯承认的，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让美国人难堪后，我们有必要确认罪行。关于最后一点，巴杜悲伤地摇头，说了些失礼的话，说泄露信息考虑欠周。

　　有关我们下一步调查的商议让我想起一个一直在回避的想法：我需要再次尝试联系埃斯玛，说不定她有方法可以联系上费尔科。他可能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即便他说的话基本没有真的。例如，考虑到他真正的职业，他可能知道卡耶维奇如何坐上了偷来的卡车。

　　使用所有电子通信方法与埃斯玛联系都失败后，我回复到老式的方法，用法院的信笺和信封撰写了一封律师信给她，告诉她我们去了费尔科家找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我觉得有必要与她讨论一下。这封信用隔夜快递寄送，寄给她在伦敦的法官办公室及她在纽约的临时住处。

　　我在伊斯顿法学院时，常带朋友们回家，就像我带罗杰回家，经常为他们对我父母的反应而感到苦恼，我的朋友们认定他们高雅而文明。我不介意我的朋友们羡慕我的父母——我也羡慕他们，使我感到沮丧的是，朋友们不能明白那种情感的吝啬让我父母对玛勒和我来说富有挑战性。

　　自然，当威尔和皮特带他们的好朋友来我们家时，我能说，埃伦和我显得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怪异和讨厌。这是中年时期我得到的又一个自明之理，父母和孩子永远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联系之中，他们对彼此的影响是排外的。

　　然而，考虑到娜拉的焦虑，我星期六晚上从德印第酒店走去公寓，料到自己会度过一个尴尬的晚上。那是一个潮湿的夜晚，雨下得很大。我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荷兰人一如往常地对坏天气视若无睹。我穿过广场时，几百个当地人坐在露天的一排排野餐桌旁，在小餐馆的伞下面喝啤酒。我意识到我有多么羡慕荷兰人，他们共享欢乐的气氛和积极乐观的态度让他们对自己的追求永不言败。

　　在离公寓一个街区的地方，我在当地的葡萄酒专卖店停了下来，买了一瓶娜拉喜欢的勃艮第葡萄酒。在我跨过门槛，递给她时，我才记得酒是不可能让一个穆斯林女人留下好印象的。

　　“哦，耶稣。”我说，意识到我的愚蠢，询问我是否应该把酒藏起来。

　　“就跟你的大衣一起放在衣帽间吧，我不会当她的面喝酒，不过我答应，她睡着后我会喝几杯的。”娜拉转动着大眼睛，挽着我的胳膊去做介绍。

　　安妮莎·达玛迪是欢快且充满魅力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即使她头晕到来这里看医生。她看上去很有生气，十分健康，虽然70岁了，跟她女儿极为相像，都有同样利落的外形和健美的浅黑色圆脸。她的头巾，娜拉说她最近经常戴，今晚被抛弃了，也许是为了她女儿的缘故。

　　达玛迪太太坚持做饭——正如娜拉让我期待的，她在炉子旁忙活，准备做几道传统的印度尼西亚菜肴。在荷兰，印度尼西亚人很多，很容易购得原料，这位妈妈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她女儿不好好利用这一点。虽然这么说，每次娜拉想要看看罐子里是什么时，达玛迪太太就把她赶走。

　　我到了不久，我们就坐了下来，达玛迪太太是个传奇的厨师。有一道椰奶汤叫作Soto，一道放了花生酱的沙拉——gado-gado——和外面包裹着一层烤牛肉的糯米球，它的名字我不知道。晚餐时，我们主要谈论雅加达，我几乎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达玛迪太太把当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女儿，很多事情都非常有趣。她是罗洛·苏托罗的远亲，这个男人后来成为了巴拉克·奥巴马的继父。达玛迪更赞许罗洛，而不是奥巴马的母亲，但她没有详述这些渊源，说他是“嬉皮士”。

　　整个晚上，娜拉一直在她母亲发表评论后进行解释，这明显是给这位母亲中等程度的英语做补充。娜拉有关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引申很有用，但她常常试图疏解她母亲，她母亲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说他‘嬉皮士’只是表示他不遵从习俗。”娜拉说。

　　我对着她和达玛迪太太笑，说：“娜拉，你母亲和我能无碍交流。”听到这句话后，这位妈妈下巴往下一拉，这个动作我看见她女儿做过100次了。娜拉总是形容自己“备受呵护”，但她母亲比娜拉描绘的困在家里的穆斯林女人世故多了，我意识到是这位妈妈的尖刻评价让她女儿感觉受到束缚。

　　离十点差几分钟时，我离开了。打开楼下的大门时，雨下得更大了，我记起我把雨衣放进了衣帽间。我回到楼上，敲了好几次，最后用自己的钥匙进去了，喊着“我回来了”。她们似乎没有听见，厨房里水龙头开着，碗碟哐当作响。

　　打开衣帽间时，我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晚上，达玛迪太太偶尔会用爪哇语跟娜拉讲话，她女儿用英语回答，为了我的缘故，当她不赞成她母亲的说法时就用荷兰语。她们在用荷兰语和缓地吵架。这半年里，听到的荷兰语让我能听懂一多半关键信息，虽然语法让我迷惑不解，还需要很长时间我才敢张口说。然而，这位母亲，作为一个非荷兰语母语人士，比娜拉说得更慢，很容易听懂。

　　水被关上了，我清楚地听到娜拉的母亲说：“很好。”她用的是“Aardig”这个词，一种温和的称赞。“这我倒不担心。你跟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非常不妥当的，更别说你显然迷上了他。你看他时就像一朵花转向太阳。难怪你的婚姻出了问题。”

　　“妈妈！”娜拉旺达回答道，“腾·布姆先生跟刘易斯和我之间的问题没有关系。我们两人分居好几年了。”

　　她母亲像母亲那样回应：“是，是。”嘴上说同意，心里也并不完全认同。

　　我像个窃贼一样蹑手蹑脚地出去，竭力让自己假装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回到这栋楼的大门时我才想起来我又忘了拿雨衣。我竖起衣领，走进雨中。

　　新证人——6月15—16日

　　星期一，我们开始挖掘洞穴前的预备程序，这个过程让我再次觉得外交官和相关官僚让人抓狂。他们声称，不仅需要分裂的波斯尼亚政府的几个部门的同意，还需要矿主雷克加公司的同意。雷克加20多年前就抛弃了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处爬的几个月里完全没有人提起它。因此，我得在波斯尼亚进行相应的产权调查。除此之外，院长办公室十分关心这次行动的开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一开始让我们停滞不前的原因。我给阿提拉打了电话，看她是否能帮我们找一家当地的房地产律师和推土设备。

　　“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她说，“你肯定感觉他妈的很特别。”

　　由于忙于其他事情，我还没有想起这个好管闲事的人，她实际上在这些成为新闻的事件中发挥了一些作用。现在她想要知道事件发展的每个细节。

　　跟其他人一样，阿提拉对古斯阻止卡耶维奇逃跑的勇气钦佩有加。

　　“古斯一直说他很笨，”我告诉她，“因为一个穿着僧侣服的60岁老人绝对跑不过一群二十几岁的人。但他实在勇敢，阿提拉。我特别害怕会让他逃走。”

　　“服役20年来，”阿提拉说，“没能参与战斗让我的屁股比得了痔疮还疼。要是五角迷宫——她指的是五角大楼——的笨蛋不再表现得有个姑娘就像缺了条胳膊，我就让梅里送我去候补军官学校了，我一直认为我会成为他妈的一个伟大的战场指挥官。但要知道一旦开打你就乱成一团了，大脑只剩一团乱麻，为此向古斯献上我的膝盖。”

　　从波斯尼亚回来的时间越长，我就对日常生活越困扰，绑架和逮捕卡耶维奇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与我的生活现实没什么联系。仍然有些时刻，尤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时，我的心似乎驶入一种战栗，我记起那支步枪的枪管抵在我太阳穴上的情景。但总的来说，随着事情渐渐淡漠，就像乘坐了一辆飞机，下降时遭遇危险——爆胎了，飞机滑离跑道，你这一生的影像以三倍速度逝去。之后的一段时间，你甚至不想看到空中的班机。你开始认识到你在每个人身上倾注了多少信任，机修工、飞行员，甚至伯努利[81]，他发现了让飞机保持在空中的原理。你一直在想你与死亡离得多近啊。然后，慢慢地，你接受了明显的事实：事情没有发生。你在这里，你会继续生活下去，你回到机场奔赴下一次的航行。

　　最后，我问起阿提拉有关律师、推土机和蒸汽挖土机的事情。

　　“干什么用？”阿提拉问道。

　　我解释说我们要挖掘那个洞穴。

　　“那纯粹是狗屁！”阿提拉说，“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做样子，这样北约的那帮家伙就有了掩护。没有费尔科，你们这个案子怎么处理？”

　　我没有直接回应。阿提拉仍然不知道北约记录显示的东西，但她似乎感觉到她错过了些重要的东西。她有针对性地问了几个问题，我们是否收集到了其他证据？我迟疑了，告诉她国际刑事法庭的调查保密规定限制了我，她也需要尊重军方的信息保密原则，有时对我也必须保持缄默。

　　至于推土设备，军队离开波斯尼亚时，阿提拉买下了科络戴伊带去那里搭帐篷和修路的所有东西。正如她的其他商业活动一样，结果很成功。她只是付出了比科络戴伊把机器运到别处的运费，用她自己的话说，把那些设备不断租给民用重建工程，“他妈的发了一笔大财”。她承诺给我们一个“亲友价”，傍晚前会用邮件把报价发过来。

　　从波斯尼亚回来后，我才终于有机会仔细查看阿提拉拿过来的文件，那是11年前游击队员出现在巴鲁普拉的那个晚上的卡车部署记录。正如她说的那样——没有大队车辆从行动或后勤运输队离开，除了那些要运送垃圾和在基地四周例行拖运的，但文件并不完整。

　　“没有来自燃料库的任何文件，阿提拉。没有来自机修工的任何文件，没有来自备件供应的任何文件。”

　　“真的吗？”她问，“妈的，我甚至没有仔细看一下。我要给弗吉尼亚打电话，狠狠揍一下这些傻瓜。每一天，布姆，美国都在变得更像意大利。”她答应在我们去波斯尼亚挖掘洞穴时会弄到这些记录。

　　挂了电话后我琢磨了下阿提拉这个人。她是个活跃人物，可以说，无论去哪儿，这位后勤的天才都能做到迎合每个人的需求。但她独自一人时，她肯定是无可非议的愤恨得一团糟。就像很多富有的人，她肯定懂得，金钱虽然很好，却并不能治愈生活的损伤，她忍受了很多。尽管像梅里威尔这种人试图说服她加入军官团，她都拒绝了，她说那里实在没有她这种人的容身之地，用她有倾向和有偏见的术语就是“假娘儿们”。她醉心当假娘儿们，也同样恨它，因为这否定了她本来的命运。阿提拉从没让任何人为她感到遗憾，但尝到了一些漂泊无依的感觉后，现在我为她抱憾，这种感觉肯定经常吞没她，尤其在她一个人的时候。

　　我下班回到公寓时，娜拉已经换好衣服要出去跑步了。她说，她的母亲从阿姆斯特丹的那位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我需要跟你谈些很重要的事情。”她说，看上去十分严肃。

　　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意识到她母亲劝她让我搬走。我已经开始留心出租广告，并在房地产中介的窗口看贴出来的布告，但我希望待到我们挖掘了洞穴之后，那时我应该对我在海牙的未来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然而，我决定有风度地接受她的建议。

　　但她说：“拉扎想跟你谈谈。”

　　我停顿了一下：“卡耶维奇？”

　　“我必须告诉你真相。博齐克警告了他几次别这么做，我也重复说，并且要求拉扎说明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会一直努力改变他的主意，不过到目前为止他都很坚持。他相当坚决。”

　　“我能想象得出来。”

　　“即便如此，博扬想要来自国际刑事法庭的完全豁免和一份绝对保密的协议，这样拉扎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用作法庭上反对他的证据。明天博齐克会在这里参加听证会，也想与你讨论一下。”

　　这些条款并不苛刻，如果我是辩护律师，也会这么要求，尤其博齐克拥有全部的议价能力。我需要巴杜和明美的许可，他们应该会同意的。

　　我先将这一进展告诉古斯。这周他待在家里，仍然在休养中。星期二早上我前往他的公寓，他妻子还在，菲安天性温和而活泼，我到了后，她吻了我的两颊，我想这意味着古斯对我的评价不错。但我们没法对彼此说太多，因为她的英语跟我的佛拉芒语一样糟糕。公寓比我想象中昏暗而拥挤，到处是家庭照片和小雕像，太多沉重的胡桃木家具。看到与你一起共事的人的居住空间总让人感到震惊，因为在这里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与在工作中截然不同。我猜古斯在这里会感到很舒适，它接近他们在布鲁塞尔郊外的房子的装修风格，也是她一开始认可了这个地方，不过一切都暗示着他们之间的信赖程度，他很少承认他手上拿着一杯啤酒。

　　古斯仍然平躺着，但气色不错。他坚持坐在椅子上谈话，虽然他接受了我的帮助才坐到椅子上。

　　“你最好躺下来，”我说，“我们有一个跟拉扎·卡耶维奇面谈的机会。”我粗略说了下我知道的少数细节。

　　“我太惊讶了，”他说，“太惊讶。卡耶维奇会怎么样，布姆？”

　　我试图分析。

　　“古斯，事实是他会在监狱中待到死。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那包括在我们跟他说话时撒谎从中得到恶毒的乐趣。我们得小心。

　　古斯笑着看向我，带着一种我在酒吧外很少看得到的活力。

　　“我们因为这个案子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老兄，不是吗？”

　　星期二晚些时候，我横跨整个城市去见博扬·博齐克，他从贝尔格莱德来海牙参加卡耶维奇案子的简短听证会。我们同意娜拉来做介绍，之后就面谈的基本原则进行协商。

　　相比国际刑事法庭，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的总部简朴多了，位于世界论坛附近，法院外飘扬着联合国的旗帜。里面像一所旧中学，娜拉时常抱怨，辩护律师工作的地方工作令人反感——那是几间铺着油毡地板的大房间，里面是几张桌子和公告牌、三四台旧电脑，在这种地方你或许以为能发现助理教师在吃午餐。

　　我到达时，才发现娜拉和博齐克在法庭等着了，他们在对一个证人做调查，这个证人将很快结束他的刑期，也许以后就找不到他了。他的证词与卡耶维奇案子的一个管辖点有关，虽然在对卡耶维奇提出的几百项控诉中只有几个有价值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法院门口的保安出示了我的国际刑事法庭证书，我可以在一面玻璃墙后面的观众区就座，等待听证会结束。

　　虽然南斯拉夫特别法庭是国际刑事法庭的“母亲”，但它是作为一个临时法庭建立的，即便20年后也比我们的法庭小得多，不那么宏伟。律师的办公桌、法官和司法常务官席位是一样的，每个座位前摆着黑色的显示器，但空间看上去像一个改装的教室，非常狭窄。这里法官们的袖子镶着深红色的边，不过娜拉——她在盘问那位证人——身着饰有白色花边的黑色长袍，我们穿着这种长袍，出入在这个城镇。博齐克和卡耶维奇，穿着西装，坐在辩护席上，背对着我。几英尺外，三位检察官在另一张弧形桌前做笔记。

　　娜拉旺达能在一个大型案子里升任律师助理的职位，在法庭上的表现肯定不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过多的考虑。我认识的这个女人，古怪而羞怯，似乎没有一般出庭律师的素质，不过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没有，常有人控诉我将一种有点明显缄默的风格带到法庭。事实是每一个有力的出庭律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就像优秀的画家、歌唱家和棒球投手，他们通常把独特的癖性发挥出来。娜拉的风格是以断然而真诚的方式直面证人，她的法庭姿态是不断发问，不是因为证人在说谎，而是因为她想让证人陷入她的缜密逻辑里。她这样在我面前展示智慧之光。

　　据我所知，在四个被指控的罪状案发时，卡耶维奇并不在前南斯拉夫。美国称此为不在场证明，这成为了审讯中的一个事实问题，但是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这一事实让人对法庭的指控提出抗议。娜拉和博齐克提供了案发期间卡耶维奇在巴黎的酒店发票和其他记录，但原告律师还是让证人出庭做证而不是撤回罪状。一眼就能看出检察官对卡耶维奇的恶劣行径和这些年的在逃非常愤怒，他们不愿意向他或他的律师就任何事情让步。我了解那种心情，特别是在备尝艰辛后，更能领悟到这种不快。优秀的辩护律师只会在审讯时让检察官深感挫败，使他们因为愤怒而犯错。

　　证人席上的那个男人是波斯尼亚塞族军队的一位前陆军上校，他显然因指控卡耶维奇而减轻了刑罚，他一身皱巴巴的装扮，坐在证人席前，身着一件很不合身的奇怪的浅灰蓝色西服，未剃须，领带歪斜，许多退役士兵都会用颓废来博人同情。他的外表让人不安地想起费尔科——这种简单的人，没什么出息，只会听从命令。

　　“你说你去巴尼亚卢卡见我的当事人？”娜拉对着上校眨了好几次眼，没别的表情。

　　“对的。”

　　“你在1992年或1993年离开过前南斯拉夫吗？”

　　“我是一个军官，我们在打仗。”

　　“你是说没有？”

　　“没有。”

　　“这些年你从没在巴黎待过？”

　　“那是战争时期，我们没法去巴黎度假。”

　　“上校，你记得你是从哪里出发去见我的当事人的吗？”

　　“不记得。”

　　“你开车去的吗？”

　　“是的，当然。”

　　“花了几小时？”

　　“我真的不知道。”

　　“两小时？十小时？”

　　“也许两小时，三小时。”

　　“上校，那一天，你记得你指挥的兵团驻扎在哪里吗？”

　　“说不清。”

　　“你说你们在战斗中。你记得你的士兵参与的最后一场交火吗？”

　　“我们与穆斯林交战。那肯定在萨拉热窝附近。”

　　“这么说你在战时，花了两三小时从萨拉热窝去巴尼亚卢卡？现在几乎不可能，不是吗？”

　　“我没有说只花了两三小时。”

　　“抱歉，我觉得你是这么说的。”

　　“是你说的。”

　　“我道歉。但是从萨拉热窝去巴尼亚卢卡，在战争期间，那要花去大半天的旅程，不是吗？”

　　“是的。”

　　“那么为了跟卡耶维奇总统谈话，你至少要离开你的军团两天？”

　　“但也许我不在萨拉热窝。”

　　“我明白了。我忘了。你记得你是从哪里出发的吗？”

　　“不太记得。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我怎么可能记得所有事情？”

　　正如在我们的法庭，伴随着复杂的翻译过程，所有这一切，让人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在鞋被粘住时跑步。不过尽管如此，只问了几个问题，娜拉就击败了上校。他唯一知道的事情是只要指证卡耶维奇，他就可以离开监狱。

　　他们很快结束了。娜拉在法官更衣室外面，把我介绍给了博齐克，我对他们俩表示祝贺。法院在考虑那件事情，不过显然他们的申请会得到批准。我为她的质问给她应得的表扬时，娜拉像一个少女一样咯咯直笑。

　　“没错，没错，”博齐克说，“精彩的盘问。”他身材肥胖，高不超过一米六，并且年龄超过70，尽管如此，他非常英俊，面色红润，满头白发，是个有感染力且精力充沛的人。他成为了所有被捕的高级别塞尔维亚人最信赖的律师，并且他为其中三人赢得无罪判定。由于出生在密尔沃基[82]，他的美国英语完全没有口音。“四项罪状没有了，”他说，“只有332项还需处理。”

　　因为审讯比预计花的时间更长，现在博齐克要赶不上飞机了，他请我陪他走到门口。娜拉，正如她所承诺的，让我们单独进行讨论。

　　“听着，”博齐克说，“我的当事人认为他是个超级英雄。他不想冒风险。最终，他希望披上他的披肩，飞出监狱。他需要一场疯狂的辩护，不过不消说，他会当场解雇我。”

　　我点点头。我曾经历过。我们谈论了卡耶维奇的证词的条款。

　　对我来说，以他的性格，拉扎·卡耶维奇绝不可能承认下令屠杀在巴鲁普拉的400个吉卜赛人。然而，连这种极小的可能也会在国际刑事法庭引发一些细致详尽的谈话：在一个我们没有可靠证人的案子里，是否值得做出对罪魁祸首豁免的承诺，即使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为此负责的其他人的犯罪证据？这是每个检察官时时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通常是个非常棘手的要求。不过由于卡耶维奇在这栋楼里被判罪，他的终身监禁命运已成定局，这对我有利。

　　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纯粹的理论争论。博齐克受其他律师爱戴，非常忙不会理睬废话。他没有义务回答，当我问到卡耶维奇是否需要为巴鲁普拉负责时，他笑出了声，不相信地摇头。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余下的洽谈只花了几分钟。国际刑事法庭依据章程答应所有的证人——不止卡耶维奇——不能将他们的陈述用于反对他们。博齐克剩下的关注点是同意将这次面谈视作一项调查事件，这可以受《国际刑事法庭绝对保密条款》的保护，如此一来，我们跟卡耶维奇的谈话将永远是秘密。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博齐克对约定感到满意。

　　“写下来，寄给我。”他说。他下个星期会回海牙来与洛伊普尔将军商谈，他的案子现在在等候判决。如果我们可以完成文书工作，届时就可以与卡耶维奇会谈。

　　埃米拉——6月17—19日

　　星期三，我到办公室后，发现寄给埃斯玛在伦敦的法官办公室的连夜快递躺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贴着张通知说没有这个收信人。我拿起邮件，核对了拼写和街道名，思忖着是否因为埃斯玛没有收到我的其他消息，她才没有回应。

　　我上网打开埃斯玛位于银行街的法院网址，发现名册上没有她。我愣了一秒，推断出她肯定改变了她的业务安排，就像成功的美国律师，他们有时宣布自己是自由代理人，近似于那些向出价最高者提供服务的运动员。如果她换了办公室，她的手机和邮件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用不了，这就能解释她的沉默了。

　　接着我给银行街的接待员打了电话，但她客气地告诉我没有关于埃斯玛·斯扎尼的信息，这几乎是美国公司通用的策略，只是为想跟随律师到新工作场所的委托人设置的一个障碍。于是我给乔治·兰德鲁夫打了一个电话，这是位御用律师——也就是高级律师——在银行街工作，埃斯玛和我都认识，我们刚见面时曾聊起过他。

　　乔治从来没听取幼年时父母所教导的说话要“轻声细语”。他总是用极洪亮的音量讲话，跟伦敦审判室里历史悠久的音响相称。从最开始“哈啰”的响声开始，我就不得不把电话放在离我耳朵五厘米的地方。

　　“乔治！”跟他说话时，我不可避免地也吼起来。我重新介绍了自己，他很快想起我来。我们共进过几顿晚餐，一次在伦敦，一次在纽约，是在我们都很荣幸加入的一个国际出庭律师协会的会议中间。乔治有那种轻描淡写的风趣，就像一缕宜人的清香，透过他十分得体的英国上层阶级的仪态传达出来，让大家放心他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也不是一个小丑。

　　“乔治，我想找一个你的同事——也许是前同事——她在银行街有办公室。”

　　“谁？”

　　我告诉他，电话有干扰，他让我再说一遍。

　　“男人还是女人？”乔治问道。我回答了。

　　他又想了想，说：“非常抱歉，布姆，我不记得她。”

　　“乔治，她认识你。我们谈起过你。”

　　“是吗？”

　　他再次重复了埃斯玛的名字，然后问道：“你是说埃米拉·扎蒂？”

　　我拼出了她的名字：“吉卜赛裔。”

　　“描述一下她这个人。”

　　“40多岁，非常健美，有一个回头率超高的发型。”

　　“好家伙，我相信你说的就是埃米拉·扎蒂。在凯斯学院读过法律？”

　　“没错。”

　　“那就是埃米拉。你说她是什么背景？”

　　“她是吉卜赛人。”

　　“吉卜赛？不，不。这位女士是波斯人。”

　　“波斯人？”

　　“伊朗流亡家庭，不过她十多年没在这附近了，嫁给了一位大她30岁的伊朗亿万富翁，跟他一起搬到了曼哈顿。她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但我不能言不由衷，布姆，听说她离开时并没有多好。总是有许多男人追她，为此还引发了一些冲突。实际上我记得在这里的过道曾有过一场扭打，就发生在都自认是她情人的两个家伙之间。”

　　“她嫁的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啊，又是棘手的问题。我不太记得了。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了，布姆。我可以问一问。等等！”他叫道，“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什么来着，霍斯梅？有点像这个。霍西特·贾汉巴尼，在曼哈顿拥有几座摩天大楼。”

　　我请乔治猜一猜拼法，看着写在笔记本上的字母，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挠着我。跟乔治又聊了几句，答应下次我经过伦敦时聚一下后，我挂了电话，继续盯着那张纸。接着我想起来了，我在卡莱尔的公寓见过埃斯玛，她说那间公寓是“贾汉巴尼夫人”的。

　　第一次见到埃斯玛时，我在网上没找到她的任何照片，虽然她在维基百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条目，但内容大多聚焦于她在欧洲吉卜赛人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我以为她像很多人一样惧怕拍照，没有照片能捕捉到他们在镜子中看到的形象。我们拜访过莉吉后，在河滨的餐馆吃饭时，阿提拉想要拍一张我们三人的合影，埃斯玛拒绝了，说整好她的头发太花时间。

　　但是埃米拉·扎蒂·贾汉巴尼却远没有那么节制，有几十张她的图片，大多是在募捐宴会身穿低领口晚礼服的照片，看上去像个亿万富婆。也许是设计师的想法，照片里的她化着微黑的眼妆，头发如暴雨般倾泻而下，脸斜向最有利的角度。但那就是埃斯玛，她对着镜头微笑，总是带着富有神秘魅力的诡异笑容。

　　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独自跑步——很多天天气都很美——不过星期三我正要出门时娜拉进来了。她看起来心不在焉，我问她是否想要出去跑步，她说新鲜空气也许有益于她。她很快换好衣服，但我们一起慢跑的一个小时里她几乎什么也没说。作为一个跑步伙伴，对她来说，我还不够格。我通常鼓励她最后一千米自己快跑，这样她就能在卖鱼的地方找到一个歇脚处。

　　今天，当我告诉她，在平常的地方，她可以在前面慢跑时，她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以为是我们作为对立律师的角色让她沉默，但现在的我感到困惑。我们从公寓出发时，她咕哝说晚上要回去工作，说她白天什么也没有做成。现在她哪儿也不想去。我们在老地方很快吃完，在食物上来之前她喝了两杯啤酒。

　　我问她母亲是否还好，她回答，是的，安全地回到雅加达。

　　“刘易斯给我打电话了，”她最后说，“在我上班的时候。他以为我不会接电话。”

　　“然后呢？”

　　她摆弄了会儿不锈钢桌子上的器皿。

　　“我问他是否看中了别人。我很惊讶我有这个勇气，不过我一直有些纳闷。”

　　我也在想同一件事，但我没有说出来。

　　“他没有给我答案，”她说，“他说他想跟我谈一下我们的未来。我说：‘如果你跟那里的某个人继续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未来没什么好谈的。’他说他没有‘陷入’，但我知道那是歪曲。我再次让他回答是或不是，他指责我回避正题。我没法忍受。他总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显得有优越感。我最后跟他说到了卡耶维奇，我不可能放弃这么重要的案子，说我希望他回家。他回答说：‘呃，真好，不是吗？’然后挂了我的电话。”她笑了，继续玩弄她的餐叉，试图找到乐趣，“我应该哭吗？”

　　“即使这是最好的决定，”我说，“婚姻的结束也没什么值得欢悦。”

　　“我一直想在纽约雇佣一名侦探。”

　　我做了个鬼脸。对荷兰的离婚法律，我一无所知，但我相当肯定这是没必要的。

　　“不，”她回答说，“不是因为我怀疑他跟别人有染，我对她感到好奇。”

　　“要达到什么目的？”

　　娜拉的眼睛不戴眼镜时总是显得更大、更深邃，这时它抬起来看了我一眼。

　　“我想知道她是否像我。”她说。这句话足以说出她的心声。我静静地看着她，触碰了下她的手。

　　“我明白。”她说。

　　我点点头。

　　“可这仍然让人感到丢脸。”她说。

　　“婚姻的出口坡道总是排列着其他身体。这让抽象成为现实，我想。”

　　“这也让人大为光火。他在东奔西跑，我却得表现得一切得体。”她喝了第三杯啤酒。她的黑色眼睛再次看向我，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又由于显然的困惑而转到别处。她突然起身，走到离桌子整整20英尺处，背对着我站立。我向餐厅勤杂工示意不要收走我们的盘子，然后去找她。我碰了碰娜拉的肩，由于奔跑仍然湿漉漉的，但她恼怒地躲开我的手。

　　“我就是个白痴，”她说，她又哭了，虽然她在尽量克制自己。她看着我，勉强一笑，捏了捏自己的脸，“你介意我自己走回家吗？”

　　星期四我本应用来安排与卡耶维奇的会谈，与阿提拉推荐的图兹拉的律师谈话，但我脑中只有一件事：埃斯玛。过去的24小时更是加剧了我的怀疑。

　　我搜索“贾汉巴尼，纽约市”，有好几个帖子，最近的一个小新闻条目是霍斯曼·贾汉巴尼与他的妻子埃米拉离婚的消息。得到这个线索后，我查询了纽约最高法院的庭审记录，令人费解的是初审法院在纽约州的传审，我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本案的大量诉状和诉讼要点，案件距离现在八年了。

　　贾汉巴尼先生，伊朗王朝垮台后，他逃离了德黑兰，在曼哈顿拥有商业地产。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结婚近15年了，她比他小32岁，他最开始遇见她，是因为他是她父亲的好朋友，她父亲是另一个波斯流亡者，现在在石油行业工作。

　　依据离婚案中的控诉，贾汉巴尼先生声称被抛弃了，因为埃米拉十年不在家。她可能愚蠢地用不忠进行反驳，声称她丈夫寻求离婚只是为了跟他办公室一个不满30岁的女人结婚。作为回应，他拿出了他妻子频繁的风流韵事作证据，涉及几个著名的纽约人——有男有女——几个案子中的浪漫史显然部分重叠。案件审理显然有戏剧性的时刻。埃米拉几年前用波斯语轻蔑地回应她丈夫的辱骂，还用一把折叠伞打他的秃头，把他打出了血。从我的研究看，似乎这个案子离最后陈述为时尚早。

　　这一切令人震惊，但也有点荒谬，即便我也成了笑话的一部分。然而，我情愿抱着这样的想法，考虑到围绕着她婚姻的种种争吵，埃米拉也许认为使用化名更符合逻辑。但是当我开始搜索欧洲吉卜赛人联盟时，我愈加惊恐。有很多名字相似的组织，但那个实体似乎根本不存在。网上几个有限的条目全与埃斯玛有关，她总是被称为这个组织的创立者。最后，我打电话给了网上所说的吉卜赛人的主要拥护组织，基地在巴黎。我的电话在好几张桌子间转来转去，但完全没人听说过埃斯玛的机构。欧洲吉卜赛人联盟明显又是她虚构的身份的一部分。

　　我在办公室踱步，并快速斩断了与埃斯玛的情感联系。虽然意识到我们的肉体关系让她在自己的记忆中处于一个特别的位置，但经过深入的思考，我认为她不是一个能信赖的人。律师这个职业无疑增进了我分辨谎言的能力，可是埃斯玛的性感力量曾让我的探测系统短路。

　　十几年前，我就认识到扮演双重身份既非人们所想象的那般不同寻常，也非那么难以实现。我曾代理过一位有名的企业律师，比尔·罗斯，很多年来，他一直委托客户为他安排的公司进行证券交易。他的经纪人佣金账户用的是他出生时的名字，波列斯瓦·罗兹瓦多夫斯基，这是在成为比尔之前波列斯瓦的社会保险号。他有见识并且狡猾，十分聪明，一小份一小份的处理方式不会引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注意。这种犯罪让人生气，但我更为比尔对这些收益的使用感到好奇，最终，检察官追查到了。比尔没有拿交易利润买春、吸毒或赌博，虽然这是很多白领阶层犯罪的动机。比尔将这笔钱用来供养他在波兰的一个家庭，他一年去探望一次。他的波兰妻子，高中时两人相爱她有了身孕，仍然以为他在美国做房屋油漆工。尽管如此，比尔在金德县另有伴侣和两个孩子，当他服完我为他谈好的三年的刑期时，这位波兰妻子欢迎他回去。

　　通过观察比尔，我意识到保持双重身份的首要要求是厚脸皮，以及辅助的圆谎能力。对认识比尔的所有人来说，这件事让人震惊，但并不是因为手段复杂。我们更惊讶的是保持双重身份与我们大部分人对一个真实自我的寻求有冲突。

　　不过，我花了不到90分钟时间就搞清了埃斯玛是如何得逞的。她的背景——车队、暴虐的父亲、鲍里斯和他僵硬的阴茎——似乎是从艾莎·虚帕蒂名为“吉卜赛女孩”的自传中抄来的，这本书于十年前出版，在大西洋两岸受到好评。有一门在线的语言课——初级吉卜赛语，她也许是从这门课掌握到吉卜赛语基本内容的，并且她那么富有的人很容易就能雇佣一位私人老师。改变她目前的英国护照上的名字只需要在皇家法院花36英镑填一张叫作“单务契约”[83]的表，这能让她之后拿到埃斯玛名下的信用卡、银行账户和居民身份证。再小心不被拍到，曼哈顿亿万富婆的世界将不会与欧洲大陆的一位吉卜赛人活动家产生冲突。

　　在努力了解埃斯玛谎言的进展程度时，其运作方式远谈不上令人震惊。考虑一下她加之于费尔科的无耻谎言，我得正视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怀疑：巴鲁普拉只是又一个让“埃斯玛·斯扎尼”的人生更有魅力的发明。

　　星期天晚上，古斯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共进晚餐。他打电话提出这个建议时，说这全是菲安的主意，虽然他试图说服她我没有权利再享受一顿免费餐。

　　他的状况好多了。协调部门通知我各种各样的波斯尼亚党派同意挖掘洞穴，但院长和司法常务官仍然在询问是否有办法减少费用。

　　“古斯，我告诉他们这是最低限度的预算时，甚至没人强作微笑。”

　　我知道我在以极快的速度取胜。

　　我们花了些时间琢磨是否有些费用可以降低，曾居住在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基本上没有DNA数据库，因而我们赞同省掉技术团队在现场做DNA取样。我们可以保存那些遗骨直到我们想出如何鉴别骨头的办法。然而，这不是小问题，因为骸骨在法庭上没什么用，除非我们能证明他们是巴鲁普拉吉卜赛居民的。

　　空闲时，我在头脑中回顾了跟埃斯玛的每一场谈话，我记起来我们第一次在德印第酒店见面时，她告诉过我就在她准备去科索沃寻找逃离到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的家人时，费尔科同意与她进行第一次谈话。

　　“亲戚们呢？”我问古斯，“如果我们能争取到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的血亲，难道我们不能给他们做DNA基因图吗？将它与我们带回来的骸骨相匹配？如果我们经过大量样本得到共有的等位基因，那就会相当引人注目了，对吗？”

　　古斯赞同这个主意。因此，下周他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着手看看能否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方式找到——很有可能在科索沃——那些与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有着相同血缘的人。

　　菲安满头卷发的脑袋探过来宣布开饭，但在我坐下来闲聊之前，我需要跟古斯说说埃斯玛的事情。

　　“天啊，老兄！你肯定很烦恼。”

　　我承认我一直十分沮丧。

　　“你觉得这是费尔科和埃斯玛一起编造的吗，”我问他，“还是他们两人互相欺骗？”

　　“老兄，谁知道呢？参与了这项调查，对其他事情我不会再说‘我太吃惊了’。我们有400个人连夜徒步旅行，有他们上卡车的照片，而洞穴仍然是地上的一个洞。在我们把它挖掘出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如果那个洞穴充满金条或者旧式游行的五彩纸屑，”他说，“我也只会点头。”

　　卡耶维奇——6月23日

　　随后那个星期二的早上十点，古斯和我来到国际刑事法庭拘留中心。拘留中心坐落在一栋旧石头城堡里，很久之前由荷兰人改造为监狱，位于席凡宁根，邻接海牙，在海滩上。

　　最近几天我读了很多有关卡耶维奇的文章，看了视频，但我仍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我当行业助理的那些年，审问了几个杀人犯，包括一个雇佣杀手，这个杀手身上散发着某种东西，让我心生寒意。但是卡耶维奇自成一类，他身上自带的领袖气质和狂热足以引导整个国家到达超出良知的境地。作为一个过去30年的职业生涯中对坏人做专业研究的人，我意识到今天将创造一个新纪录。幸运的话，拉扎·卡耶维奇将成为我遇到的最大的罪犯。

　　拘留中心看上去像美国监狱的单人牢房侧房，同狱犯人不能跟一般人生活在一起，要么是为了保护他们，要么是为了保护其他犯人。我们沿着坚固的白色走廊往前走，有一排带着沉重大锁和很小观察窗的暗黄绿色钢门，因为太小让人不可能让人产生任何逃跑的幻想。令人生畏的付费电话挂在门外，比我上次在美国见的大两倍，只能使用信用卡。

　　不过在里面，卡耶维奇的标准配置牢房让我惊奇，它比美国最低安全级别的囚犯关押的地方要好得多，那些人通常住在兵舍里。即使身为一名检察官，我从来不同意把联邦监狱比作“乡村俱乐部”。关于监狱最坏的一点是——那是监狱：你不能离开，你与爱人相隔，你一天24小时必须服从你无法选择的规章制度。一些公共机构认为，美国监狱生活的额外事故——狭窄的双人牢房、发臭的空气、有关挨打和性侵有根有据的焦虑——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惩罚范围。我真希望那些抱怨“罪犯被宠坏”的人去铁窗后待一天。

　　但话虽如此，国际刑事法庭和南斯拉夫特别法庭安置在拘留中心的犯人，比地球上大部分人待遇都好。我们进入的那间牢房大概宽3米，装饰着舒适的薄片细木工家具，有一张真正的床——而不是美国囚犯们通常睡的那种钢板——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台小电视机。说实话，我在路上歇脚时住的汽车旅馆也没这里吸引人。拘留中心还提供一个整洁的小图书馆；一个精神栖息之所，里面放了东正教圣像甚至鲜花；一间教室，里面有人教课，囚犯可以接触电脑；一个大到可以打全场篮球或网球的健身房。

　　卡耶维奇和博齐克选择了在卡耶维奇的牢房，而不是囚犯们接待家人和其他人的访客中心进行面谈，他们想要尽量减少其他同狱犯人散播谣言说卡耶维奇变成了告密者的机会。来卡耶维奇的住处也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把我们逐出，在自己的地盘见我们，给了卡耶维奇心理上的小优势。

　　古斯和我进入时，卡耶维奇礼貌地站起身，他比我记忆中更高。他朝为我们留出的椅子挥手时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他在他的总统府应该是个豪爽的主人。

　　卡耶维奇在桌边就座，旁边是博齐克和一个做记录的年轻男助理。古斯和我坐在靠近门的金属扶手椅上，离水池和厕所有几米远。护送我们的穿制服的守卫小心地站在角落里，尽量摆出对我们说的话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酷表情。

　　博齐克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声明，重复了我们的协议，强调一旦他或他的委托人愿意，他可以结束询问或拒绝回答。他还补充说：“出于礼节，我要求你们称呼我的委托人为卡耶维奇总统。”

　　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作为回答，阐明我们做出的承诺仅代表我们的法庭，保证这次谈话不会影响南斯拉夫特别法庭的指控。接着我看向我腿上的黄色便笺本，并在那上面画出了我们要勘探的区域的草图。我知道礼仪的要求，但我没法说出谢谢，即便卡耶维奇是自愿要求面谈的。

　　“我们希望问您一些问题，卡耶维奇先生——卡耶维奇总统——有关2004年上半年的事情，尤其是波斯尼亚巴鲁普拉的一个难民营里400人消失的事件。我们还想知道这些事情与那一年你的军队和北约军队的一场交火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先生？”

　　“好的，”他的英语讲得很好。这一点我料到了，因为他在联合国和之后在代顿期间说过英语。据说他精通七种语言，但关于卡耶维奇，你永远不能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吹嘘，“我同意回答你们的问题，因为我很想跟二位见面，腾·布姆先生，还因为在这场所谓的大屠杀中我是清白的。我现在就告诉你。说这些，我并非暗示我犯有其他罪行，尤其我被指控的所谓的战争罪。”

　　“我理解你的处境。”我说。

　　“我怀疑，”卡耶维奇机敏地一笑，介于迎合与沾沾自喜之间，“你或许会说战争本身就是犯罪。”他看上去不错，平静，甚至满足，虽然那或许由于他是主角，一个他必然享受其中的角色。他不像他身着长袍在玛多维奇的街头奔跑时那么大腹便便。娜拉告诉我他没怎么吃，不是反抗对他的监禁，而是他发现荷兰的饭菜比起波斯尼亚的精美菜肴来让人厌恶。身着监狱的短袖海军蓝连衫裤，让这个60出头的男人显得十分强健，肩膀宽阔结实。他隐藏面目的胡子被刮了，露出鱼肚白颜色的脸，不过他正要恢复他在逍遥法外期间放弃的意义深远的发型。头发从白色染料下面生出了更黑的根，于是一眼看去他像扎着束发带。他的鼻子仍然有点肿，显出一个红色肿块，有一个指节大小，接近鼻梁。

　　“在很多情况下，卡耶维奇总统，战争就是犯罪。”

　　“坦白说，腾·布姆先生，正相反，暴力斗争是人类天性和进化的一部分。几乎在《旧约》的每一页上，我们的部族都在袭击另一个部族。人们想要保护他们的同族，确保他们存活下来，这出于本性。列举一下没有战争的时代，没有。这是人类健康发展的一部分，因为它培育男性的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

　　卡耶维奇的自大远超过许多中年男人。他认为他是尼采所宣称的“超人”[84]，对他来说任何普通的规则都不适用。他当过律师，出过诗集，我读了一点儿，荒谬的多愁善感的无聊货色，会让任何有自尊心的青少年感到尴尬。他称赞他的妻子，并且跟每一个他能说服躺下来的人做爱。说到他心爱的孩子们时，他在公众场合喋喋不休，却因为公开鞭笞自己的儿子们而出名。在他贪婪的黑色眼睛里闪现着“恶棍”的神情，不过即使面对他几分钟后，你还得承认他对自己的假定：他不是个普通人，听他哇啦哇啦地讲战争讲个不停，我很想知道雷顿·梅里威尔会如何反应。

　　“战争罪的说法是荒谬的，腾·布姆先生。400个吉卜赛人被杀害了，这是战争罪？有多少次400个塞族人被杀害？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没完没了的监视下生存了20年，被跟踪，时刻接受双筒望远镜和激光器监视，他们的手机被装置了窃听器，就连污水也一度进行DNA检查。就因为以为我在里面，北约的法西斯分子把一个小房子的门炸掉，两个孩子因此而死，一个孩子重伤，但这些全不是战争犯罪。”

　　事先我就打定主意不与他争辩，不过他的自我辩白没法让人一言不发地容忍下去。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呢？”我问道，“不到几天，800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和男孩被一个个地枪杀，卡耶维奇总统。”

　　博齐克举起一只手表示不回答，但卡耶维奇没有理会他，说：“我不在那里，腾·布姆先生。你叙述的情况与我听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过假设你说的是真的，这些手无寸铁的穆斯林怎么样了呢？大部分是作为一个军队的一部分被逮捕的。如果被释放，第二天他们就会拿起枪，重新屠杀基督徒。你知道那句话，腾·布姆先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对吧？”

　　“没错。”我最后回答。

　　“这就是正义。有多少次你们的法庭检举的战争罪犯是他们参加的战争的胜者？西方新教教徒和美国人说我是个罪犯，于是我就是个罪犯。那是权力的问题，不是正义。唯一真正的战争罪是失败。”

　　“我们会检举美国人，如果这是你的意思，卡耶维奇先生。”

　　“不，你们不会，”他回答说，“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这一点，你们就太愚蠢了。”

　　他很聪明，我做好了准备。

　　“谈谈巴鲁普拉，卡耶维奇总统。”在他的委托人旁边，博齐克明智地点了点头。

　　卡耶维奇再次否认他和听命于他的人参与了消灭巴鲁普拉吉卜赛人的行动，并且带着必然的优越感补充说：“我不可能在那里，如果有确切的依据。”

　　这个回答回避了一个问题，该问题于上个星期在法庭的检察委员会中占据了不少时间。为什么卡耶维奇要回答问题？不考虑他对无意逮捕他的人的好奇心，他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责怪那些被他鄙视介入战争的美国人，他肯定他会赢。

　　“你有消息吗，不管是直接的观察或听说的事情，有关在巴鲁普拉的这些吉卜赛人的下落。”

　　“我听到了一些传闻。”他说。

　　“你什么时候听到这些传闻的？”

　　“2004年5月，或者6月之后的几个星期。”

　　“传闻怎么说？”

　　“三更半夜时，美国人去了，引爆了一些炸药，然后吉卜赛人就不见了。”

　　“你有没有与声称当时在场的人，或者事件发生时在附近的人谈过？”

　　他摆动了好几次他的头，意思是没有。“没有。4月底的时候我在很远的地方。”

　　“你在哪里？”

　　博齐克马上挥动一只手。卡耶维奇再次没有理会他的律师，回答了。

　　“我不在图兹拉附近，腾·布姆先生。你要知道美国人在图兹拉的每个阁楼和地窖、每个涵洞和下水道搜寻我。”

　　“你怎么解释这些传闻？它们看上去可靠吗？”

　　“当然。美国人认为他们无往而不胜，因而，一个所谓的战犯成功地杀戮并伤害了他们很多人时，他们必会满腔怒火。”

　　“但为什么责怪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

　　“他们提供了我们在防御中用到的武器，”卡耶维奇转过脸看着我们，平静而至高无上，“想必经过调查后，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没有回应，卡耶维奇笑了。对一个在铁托时代的牙医水平下长大的人来说，他有一口非常好的牙齿，又整齐又洁白。我旁边的古斯停止了在手提电脑上的敲击。我们有了我们此行期待的发现：吉卜赛人提供了卡耶维奇用来枪击美国人的武器。

　　“不，当然，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卡耶维奇说，“因为美国人想要掩盖他们被从自己眼皮底下偷走的武器杀害和打伤的事实，这让他们看上去可怜而无能。”卡耶维奇发出一阵嘲笑，用手背敲了下博齐克，他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对博齐克讲话。我仔细地看了看古斯的拍纸簿，他写下了翻译，跟我的猜测八九不离十：“我告诉过你。”

　　“你们明白，”卡耶维奇说，“美国人和北约在占领期间，一有机会就夺走我们的武器。老人们被打，他们的机关枪或者在‘二战’中用过的随身武器被夺走。北约军队让我们没有实权，而波斯尼亚为下一次战争建立起巨大的军械库。总的说来，在《代顿协议》后的几年间，北约聚集了85万件轻武器。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

　　“那么你也许知道这些武器怎么处理了？”

　　“我相信你能告诉我。”

　　“不，我不能，”他回答说，“只有一小部分，这是我知道的。2004年深冬，美国的将军雷顿·梅里威尔，北约最高司令官，认为如果把大部分武器运出波斯尼亚的话，他可以一举两得。大约50万件轻兵器和军需品，你知道他把这些武器送到哪儿了吗？”

　　“不知道。”我说。

　　“伊拉克？”古斯问。

　　“当然，伊拉克，”卡耶维奇说，“来装备警察和国防军，美国人前一年解除了拥有武装的所有逊尼派教徒的武装。在伊拉克军队服役的所有人只熟悉像这样的苏联式的轻武器，于是梅里威尔将军着手从波斯尼亚全境收集武器运输到伊拉克。很聪明，是吗？”

　　他在嘲讽。不过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计划——把枪从波斯尼亚弄出来，否则早晚它们要被弄丢并被用来扰乱和平，与此同时，还可以节省纳税人在美国装备配备和训练伊拉克军队方面的开支。听起来，战术和政治天才兼具是梅里威尔传奇的一部分。

　　“这个计划怎样了？”

　　“你应该问问你的同胞。我听说有人问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变得非常沉默。当然我不知道答案，除了大约装满轻武器的六辆卡车，那是吉卜赛人偷来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吉卜赛人偷她的军车，阿提拉和我说过几次。每次她都没有提卡车里装满武器。显然，那是大机密，虽然目标——至少如卡耶维奇讲述的，似乎是避免尴尬而不是促进国家安全。

　　经初步考虑，我倾向于责怪阿提拉让我相信卡车是吉卜赛人卖给卡耶维奇的唯一装备。梅里威尔也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过后我得仔细回顾一下，但过了一会儿，我怀疑虽然当时我用磁带录了音，但有可能是梅里和阿提拉没有纠正我错误的推论。

　　“吉卜赛人，你指的是来自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

　　“还有谁呢？美国人道德上的傲慢让他们不理会雇佣吉卜赛人的所有警告，因而失去了车辆和武器。”

　　“你都买了？卡车和武器？”

　　“两辆卡车和军火，其中包括100挺突击步枪和其他轻武器。”

　　“手榴弹发射器？”

　　“没错。那些是迫击炮。我们从毗连的建筑向下开枪时，这些武器对美国人是致命的。”他尽量显得面无表情就事论事，但一丝卑鄙的微笑从他的唇边渗出来。

　　“你们并没有武器？”

　　“不幸的是，我们匆忙离开之前的避难所，没办法随身带着武器。我们在多博伊安顿下来时，需要再补给。”

　　“你们是怎么找到吉卜赛人来购买这些设备的？”

　　“我的外甥负责再补给工作。你有外甥吗，腾·布姆先生？”

　　“有。”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非常好。非常不一样。有个是医科学生，另一个是魔术师和老师，但他们都是出色的年轻人。我姐姐的儿子。”

　　“我的外甥不是个出色的年轻人，也是我姐姐的儿子。他是个白痴，但他是我的外甥，”卡耶维奇耸了耸肩，用现在地球上大部分成年人在谈论某些家庭成员时采用的同样感觉倒霉的动作，“而且非常忠诚。他吸毒，声称他已经痊愈了，尽管每周故态复萌。但他善于与人相处。他买了这些枪，并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跟吉卜赛人打交道？”

　　“啊，是的，显然面对面。我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时我除了揍他别无选择。”卡耶维奇十分平静地补充道。暴力，正如他所说，是天性的一部分。

　　“你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他跟吉卜赛人打交道。吉卜赛人只在意吉卜赛人，说他们没有廉耻心是不对的，但仅限于吉卜赛人。”

　　“他告诉吉卜赛人这些武器是给谁的吗？”

　　“他说没有，不过他舅舅是我，这是我外甥用来忽悠人的所有资本。比如酒吧里的女孩，管他是谁呢！我们劝告了他十几次，但是屡教不改。即便他承认这么说太不像话——这个重要的舅舅怎么会为从美国人那里偷来武器这件事表示欣喜。图兹拉或多博伊附近还有谁能用到武器吗？吉卜赛人聪明得很。我的外甥几乎告诉他们我们的准确方位让他们运送货物，这么好的机会，不跟着他再走几个街区，他们就是傻子。再加上他们是吉卜赛人，一方面把武器出售给我们，另一方面将我们的方位出卖给美国人，这可不足为奇。”

　　“你就是这样知道美国人要来抓你的吗？推测？”

　　“不只推测，还有期待，依据我对吉卜赛人的把握，腾·布姆先生。我知道他们会出卖我们，北约会来，但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离开，我们也许会落入美国人的圈套，于是我们准备藏起来。在波斯尼亚到处有人替我密切注意情况，你应该了解，”他转过脸，再次露出一个相当满足的傲慢神色：“我让他们密切注意，于是提前一小时左右我就知道北约在路上了。”

　　我问过十几次卡耶维奇怎么会提前对美国人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有一次猜测是完全准确的。作为一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我一直喜爱被告敞开心扉的那一时刻。在那之前，即使是事情的最精确重现都缺失了一些东西。

　　“美国人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士兵是被从他们那里偷去的枪射伤的？”

　　“遗憾的是，在那次事故中死亡的不只是美国人。我们逃跑时留下的还有自己人的尸体和他们的武器，只能在我们的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同志。美国人一向会记录下他们没收的武器的编号，通常在零部件弄上激光雕刻，”卡耶维奇再次以他令人不安的方式笑了，“你们的问题，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他说，“美国人把你蒙在鼓里到这种程度。”

　　正如我预料到的，卡耶维奇在发现漏洞方面是个天才。尽管据称是为了折磨那些死人，他或许更为满意留下几挺突击步枪让美国人丢脸。不难想象在评价卡耶维奇的得胜时，美国士兵感觉到的愤怒和难过情绪，他的沾沾自喜和按自己的喜好改变现实的强大能力让我急切地想要杀一下他的气焰。

　　“据我一再听到的消息，是你，卡耶维奇总统，派使者去威胁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

　　博齐克那双雪亮的蓝眼睛从拍纸簿上抬起来。这个问题让他颇感意外，有些担心。他把厚实的手放在卡耶维奇的前臂上。

　　“跟总统讨论一下，拜托。”博齐克说，可他有来自地狱的委托人，卡耶维奇挣脱了。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腾·布姆先生，我在几百公里之外。我没有威胁任何人。”

　　“你知道有人以你的名义威胁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吗？”

　　博齐克抬起手掌请求暂停。但卡耶维奇，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我，再次回答了。

　　“没有，我没有命令开展任何行动。”

　　“但是你知道，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是否被告知你会对他们施加报复？”

　　“战争不是消遣的游戏，腾·布姆先生。”

　　“这是否是说就你所知，做出了这样的威胁？”

　　“我会说是的。当然我不想鼓励别人像吉卜赛人那么做。”这是我到波斯尼亚的那晚阿提拉解释过的。卡耶维奇成功地逍遥法外，不可或缺的是恐吓所有可能背叛他的人，威胁出卖他的吉卜赛人是非常重要的。

　　“传达的消息具体是什么呢，卡耶维奇总统？”

　　“我不知道。我当时就不清楚，现在更加没有记忆。不过，只需要做到足够灌输恐惧：报复参与的所有人以及他们在意的人。”他不经意地补上后面一句，似乎威胁无辜的人没什么特别的。

　　我沉思了一会儿：“但考虑到你的目的，卡耶维奇总统，是阻止其他人帮助北约，对我来说你说的‘空谈’似乎并不够。”

　　“也许，”他说，“我们永远不知道。美国人杀害了吉卜赛人。”

　　“在你之前？”

　　他机灵地微微一笑。他毕竟是个律师，知道界限在哪儿。让博齐克如释重负的是，卡耶维奇用一只手示意关于这个话题他的回答到此为止。

　　“你有没有考虑过不是吉卜赛人告发了你，而是别人？”

　　“不是别人，腾·布姆先生。我们都知道，就为这个原因我很少与外人打交道，只有吉卜赛人知道我们在哪里，依据他们的天性，他们会借由那个秘密获取最大价值。”

　　我转向古斯，看他是否有问题。他一直在手提电脑上疯狂打字，然后按了返回键。

　　“你的外甥告诉过你卖给他枪的那个吉卜赛人的名字没？”古斯问。

　　“可能吧。但过了十多年谁还记得起来？”

　　“费尔科·林奇克？”古斯问。

　　卡耶维奇举起他又长又精美的双手，徒劳地试图回想。

　　“波尔多·米尔伽呢？”古斯显然在为波尔多和他的亲人之死寻求新的解释。卡耶维奇似乎对这个名字更有印象，他拉了拉下巴。

　　“这个似乎更熟悉，但谁知道记忆是怎么回事？”

　　我再次瞥向古斯看是否有更多问题，他摇摇头。

　　“当然，我告诉你们的事情让你们感到惊讶。”卡耶维奇说。

　　“有一点。”

　　“我猜，美国人责怪我害死了这些吉卜赛人。”

　　我甩了甩头表示我不能说。

　　“不，美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想要看上去跟学生一样无辜，但他们阴险透了。我们逃离后，被要求做出刚刚我们在讨论的威胁。美国人一听说这个消息，他们就知道可以不受惩处地消灭这些吉卜赛人。他们真这么做了，当然，又否认了。”他摇摇头，对美国人的邪恶由衷地表示惊奇，像其他活着的每个伪君子，他非常善于把顽固的标准用在别人身上。

　　博齐克再次直起身，提出警告。

　　“再次，我提醒你卡耶维奇总统描述这些威胁是‘空谈’，”博齐克说，“他没有进行任何行动，他的手下也没有。”

　　“非常正确。”卡耶维奇说。

　　“你知道哪些吉卜赛人收到了这些无聊的威胁吗？”我问。

　　卡耶维奇往上看了一会儿，进行思考。

　　“我相信是那个卖枪的家伙。波尔多？如果是那个人的话，我的确听说他以孩子们的性命否认他通知了美国人，仿佛我们会相信一样。我们搞不懂吉卜赛人，腾·布姆先生，但是，哎呀，他们也不理解我们。”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卡耶维奇既想做法官又想做行刑人的平静愿望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弥散开来。

　　古斯和我都花了会儿时间寻找我们的笔记，然后我站起身来。卡耶维奇和博齐克也站起身来。

　　“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卡耶维奇说，我们看着彼此。

　　“当然，请问，”我说，“如果可以，我们会回答。”

　　“你们第一次来玛多维奇时，是为了什么原因？”

　　“午饭。”我说。

　　卡耶维奇用可怕的专注眼神继续打量我。他想知道他是否被出卖了，是否我们所谓的寻找费尔科是个诡计。现在他或许没法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忠诚。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及他想要施行进一步报复的热望，也许才是他跟我们坐在一起的最终动机。

　　“我们不知道你在那里，”我说，“没有得到指令去找你。”

　　“我明白。”

　　“如果你的打手没有绑架我们，我们不会有理由去重新审查那一天的每一分钟，去找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

　　卡耶维奇表现得泰然自若。“这些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尽心尽责为我效力。他们没有分辨出海牙的法庭间的区别。我自然知道。我读过有关你的调查的报道，”卡耶维奇仍然盯着我，现在他露出更宽厚的笑容，“你们还活着，这要感谢我。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仁慈是一种错误。如果那些人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关于这件事情，有足够探讨的余地。那时，卡耶维奇下了更好的赌注，认为我们会继续认为绑架者是为费尔科效劳，杀死我们；从另一角度来说，将带来欧洲刑警组织和大量的波斯尼亚军队，从而迫使卡耶维奇从隐修院逃走。像摩恩将军一样，我怀疑他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也怀疑如果暗杀并非寻找他的探员，会对他的同盟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当地警方。因此，仁慈并不在他的算计中。但是，自我扩张是他的第二天性。

　　“我确信，”卡耶维奇说，“你们都有些飘飘然。”

　　“这全是偶然，卡耶维奇总统。我们都明白。”

　　“我并不认可你们的谦虚，”卡耶维奇说，“那是你们的伟大时刻，余生你们都会炫耀抓住了我。我非常想跟你们相处一段时间，感谢你们让这个愿望成真，”他来回瞅向古斯和我，他比我们两人都高，再次，他凄凉地一笑，“我觉得你们两人没什么过人之处，”他把手伸向古斯，“你是一个酒鬼，”他说，然后转向我，“你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一想到要死就尿了裤子。”

　　意料之中，他不可能不伤害我们就让我们两人走。不论卡耶维奇声称的是什么理由，他实际上悬挂的旗帜总是虐待狂。

　　我凝视着他，他嘲笑着伸出手。

　　“你就是真正的恶魔，卡耶维奇总统，”我说，“你余生的每一天都会受到惩罚。”

　　他笑了，“从现在开始500年，一整个民族仍会称颂我的美名。他们会每天给我读爱和感恩的诗。你，腾·布姆先生，早就被忘记了，就像从来没有人说出过你的名字。”卡耶维奇朝保安努了努下巴，“送他们走。”他说。

　　回到太阳下面，古斯宣布说他要喝一杯。他通常晚上喝，工作时间一滴不沾，我理解他是出于沮丧才有这个需求，我愿意加入他。

　　我们找到自行车，推了几个街区来到一个有户外桌和伞的地方。古斯心情沉闷，沉浸于自我中，直到他喝掉了女服务员拿来的啤酒的一半。

　　“怎么样？”他问，“我们要相信他吗？”

　　对卡耶维奇令人信服的表面形象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他在场时，你不由自主地想要接受他说的每一个词。实际上，卡耶维奇很可能借由责怪美国人而施行他的报复，最后，他不仅做出了威胁，还实施了行动，而他对枪支的揭露让他的叙述显得可信。我告诉了古斯，他的意见跟我一致。

　　“但是这仍然让我感觉糟糕，老兄。美国在过去的11年隐瞒了有关枪支的事实，太难堪了，你的士兵牺牲在从你手中偷出去的武器上，但将这个秘密保持这么久需要很多精力。”

　　“你觉得还有更多？”我问。

　　“别的，”他说，“是的。”

　　“军队屠杀后耍无赖？”

　　“有可能。”

　　我们又思索了一会儿。眼下，有一点是确定的：跟我们谈过的所有人，没人是完全坦诚的。

　　“去挖掘那个该死的洞穴，”古斯说。他把领带一摔表示决心，“骸骨不会说谎。”

　　我跟他意见一致。古斯示意再来一杯啤酒。

　　“他呢？”过了一会儿古斯问，“你怎么看待他？”卡耶维奇夸大的性格不值得否认，甚至没必要用到他的名字。早年我就注意到，尤其是遇见了那些被认为是“传奇”的人物，领会了被称为领袖气质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一巨大的吸引力通常建立在疯狂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些人不同寻常，因为深层的心灵骚动让他们看不到我们其他人，认识到同样要恪守界限。

　　我并不惊讶，过了半小时，我们离监狱很远了，古斯和我仍然由于这次面谈而心灵波动。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作为警察、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我们经历过几百次与罪犯的见面。但今天，我们没有听到一点标准的鬼话——“事情不是那样的”“别人做的”甚至“我只是服从命令”。卡耶维奇基本上摒弃了我们整个的道德秩序，而选择了对权力的信仰。

　　“总会有人像他一样，不是吗？”古斯问。

　　“当然，”我点头，“英明的有魅力的疯子操纵权力的杠杆，为骚乱感到十分喜悦。总会有像他那样的人。”

　　“那么意义何在？”古斯说。他朝我探身，整个身体压在酒杯上。依据遇事泰然的标准，他显得很有主见，“自从我来到海牙，法庭上的人经常谈论威慑：我们会把像卡耶维奇这样的人关进监狱，这会对下一个疯子起到威慑作用。你觉得这有道理吗，布姆？真的有用？”

　　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这几个星期并不愉快，还导向了一个暗淡的结论。在我们的案子里没有答案，没关系，因为在人类DNA里有瑕疵，总会产生像这样的恶人，他们会从泥泞中爬出来。

　　“威慑？”我问道，“我相信它也许是处在边缘的，假如在南苏丹的某个拿大砍刀的人，砍掉某人四肢就为了逼迫十几个人从一栋十层楼的建筑上跳下来。我不相信他会突然收手，只是因为担心自己可能最后会去国际刑事法庭的被告席。要知道，担任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这么多年，我几乎可以推断犯罪，不论是种族灭绝或小偷，都出于同一个原因。”

　　“那是什么？”

　　“那个笨蛋认为他能得逞。他们都相信自己永远不会被逮到，不论多么荒谬。”

　　古斯发出一声低沉沙哑的笑声，一秒钟前似乎他完全笑不出来，似乎一只手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逗他笑。我说出了战壕的基本事实。

　　“那么，为什么你在这里，布姆？为什么做这件事？”

　　尽管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我们从没说起这样的话题。

　　“合适的时机，”我说，“我的生活中一切都很混沌，需要一个改变。”

　　我说的都是真的，但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我立马感到懊恼，因为我一直在尽量不显得感情用事。

　　“这怎么样，古斯？我明白这一点：正义是善。我接受证词的价值，让受害者的意见得到了解。不过结果最重要。在文明社会里，人们不相信一个社会会自我组织去把错误的事情纠正过来。允许屠杀400个无辜的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有辱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古斯的蓝眼睛由于喝了酒显得混浊，他盯着我，再次沉重地点了点头，拿起他的啤酒杯与我的杯子相碰。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