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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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垒打——5月30日—6月1日
星期六下午两点我到达金德县。长途飞行之后，我一打开手机，就收到来自埃斯玛的一连串消息——很多错过未接来电、一封伤心的邮件和两条短信。我们上一次简短的谈话后，我一直拒绝接听她的电话，沉默似乎在逼她走极端。最近的一条短信是这样的：比尔，我想要亲自跟你说，但是你必须知道我尽力了，我认为我爱上你了，我不能就这样放手，现在说这些太晚了，我必须见你，让一切恢复正常。
这听起来像是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的对话，字面背后似乎全是埃斯玛的一厢情愿。埃斯玛“爱”我，只是因为我不爱她，不管她对待这个话题多么认真。总有一天，当我结束给地球带去国际正义的工作后，我要去研究一下自我形象与爱之间的关系。
我从机场去了好朋友的家，准备在那里过夜。萨尼·克朗斯基，现在是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差不多跟我同时开始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她的第二次婚姻很幸福，嫁给了迈克尔·威斯曼，一位专栏作家，一个讨人喜欢的聪明人，我们都有一种幽默感。星期六晚上他们准备了烧烤来招待我，还邀请了我的几个老朋友，包括桑迪·斯特恩，人人都喜欢的辩护律师，他住在癌症缓解期的平行世界，他承认，他从来不能确定他真的在这里。
星期天，早上五点，我离开威斯曼家，去跟威尔和皮特钓鱼。白色鲈鱼在金德河里游动，在下游，船只抛锚停泊得很近，可以借助船头横跨海岸。但是孩子们和我有一个秘密的地点，那里刚好在一个公园绿地下面，需要修剪，我们有点搞破坏般到达那里。我们穿着防水胶靴，在靠近海岸的地方钓鱼。晚春的早上明亮又温暖，那里有很多鱼，鱼儿们被另一个家庭的把戏吸引而来，那是鱼饵上一点红色的纱线。
我为儿子们感到骄傲，两人都成为了宽容、有爱、勤勉的人，虽然我总是有点恐惧，当我注意到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身上混合了他们母亲或我的缺点——埃伦的评头论足、我偶尔的孤高。我信奉一句有关家庭的谚语：孩子们会占据提供的空间。威尔继承了我认真的态度，在一家纽约公司的三城办公室进步很快，他在那里担任货币汇兑事务的法律代理。29岁，他找到了一个舒服的法律职业，几乎保证会永远提供生活来源。
相比之下，皮特是一个喜欢忧思的男孩，我们更为他操心。中学里有毒品，大学里有学术压力。在那个时期他显露出了对计算机的强烈兴趣，开发了三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它们都被大公司购买了。可在皮特巨大的成功面前，威尔似乎有点受到了冒犯，虽然他老是开玩笑说他为不用供养弟弟而感到轻松。
有两个儿子，这让我离开他们母亲的时候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明白对一位家长感到吃惊和失望是什么感受；我理解我的儿子们失去了他们一贯可以回来的家。不过我十足确信他们的感情才是唯一要在乎的事情。过了一年，我宣布了一条规则，在每次谈话中他们必须问：“你好吗，爸爸？”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在意我的回应。
现在一切过去了。我搬到海牙，皮特即将结婚。站在离海岸几英尺远的浅滩，我们三个独立的成年人，已经接受我们这种持久的联系。
钓完鱼，我们边吃午餐边在体育酒吧看猎人队比赛，然后威尔开车带我去福勒湖，他答应留下来吃晚餐。埃伦和霍华德的家看上去让人惊叹，一个装饰者展示技艺的样板，巨大的两层楼窗户可以俯瞰湖面。威尔回镇上后，埃伦、霍华德和我在他们的厨房又喝了一杯，讨论我们的儿子。《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也激起了他们对我在国际刑事法庭工作的好奇心。我说了一点，并没有否认显然的事实，也就是我跟梅里威尔的会面与那起调查相关。
“我能见他吗？”埃伦问道，耸起肩膀，似乎她在躲避青春期的冲动。我殷勤地向她保证将军肯定会感谢他们的友好款待。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梅里在很多人眼中是个不完美的天才，但对埃伦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们婚姻的终结可以拿现在病理学家用来形容人们老死而用的词汇：多脏器功能衰竭。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15年之前就出现了，当时埃伦成为了伊斯顿特别活动主任。我觉得对一个刚刚拿到MBA的人来说，选择这份工作很奇怪，因为这个职位让她经常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世界的思想领袖先锋在一起，这正是埃伦私下渴望交往的人。跟朋友们在一起，她通常滔滔不绝地谈论思想家的生活，显然，那不是她跟我一起所过的生活。
我从不假装跟我的前妻一样聪颖。作为一个本科生，她被选入优等生荣誉协会[79]，我都不知道那个协会的名称怎么念。她一接受了大学的职位，就展现出一种要从智力上碾压我的强烈需求。我凭直觉知道我在做的什么事情激发了这一切（她嫁给霍华德时这一点无疑得到了证实，他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师，从没觉得任何书比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更有趣）。我没有努力去搞清为什么我在疏远妻子，我开始私人执业，尽管我本该知道这样做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开庭日、会面、宣誓做证和审讯，我突然一年至少有13的时间不在镇上。我荒谬地工作很长时间，但是埃伦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为有钱的坏人辩护远不是崇高的事。新工作唯一的优点是——我赚了一大笔钱——实际上在她看来有损尊严。无情的事实是我厌烦埃伦，厌烦她到失去兴趣，最首要的便是她的评头论足让我每次走进屋里都要磨牙。当我承认我们失去了共度人生的兴趣时，我觉得我帮了我们两人大忙。在最后几年我们打造的友谊的秘密，埃伦现在愿意承认，不管带着多少讥讽，是我比她聪明得多。
埃伦在外面，经常为上班打扮，梅里的豪华轿车七点左右拐入他们的长车道。她穿着黑色的带珍珠紧身连衣裙，完美的妆容和高跟鞋，那种穿戴酷似商务正装，适合参加她频繁出入的鸡尾酒会。埃伦仍然苗条，总是有那种利落的金发女郎的表情，人们形容为“意气风发”。我从没想过这点，不过我前妻大概比我约会过的很多女人更有肉体的吸引力，即使那些人年轻得多，虽然她从没有——或者想要追求——埃斯玛的激情。
“布姆！”梅里从轿车上出来。我们握了手，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露出一个热情的微笑。我不禁思忖我们的友情会让我前妻如何惊讶。在车道上，埃伦保持着一种有点追星族般的姿势，手举在空中，似乎害怕碰到什么东西。
梅里威尔从车后面拿出一个褪色的焦糖色公事包，我跟他一起走到埃伦身边，他感谢了她好几次。她试图谈论一个共同的朋友，霍华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现在在那里任教，但是对那个人梅里没什么可说的，她显然很失望，知道自己没什么选择，只能道别。我拥抱她向她告别，一再对她表示感谢。今晚，我要去肯尼迪机场坐飞机去波斯尼亚，与在巴鲁普拉的齐齐科夫教授和古斯会面。
梅里威尔看着她咔嗒咔嗒地走向车道。
“真是你的前妻？”
“真的。”
他惊奇地摇头。
“不会很久，”他说，“你相信她靠得住？”
“完全相信。”作为一个检察官和刑事辩护律师的妻子，埃伦为她保守秘密的能力感到骄傲，我们离婚后，她也从没有泄露任何消息，即使是县上知名人士的案件。
“你呢？”我问梅里，“跟你准前妻的事情有好转吗？”
“没有进展，”他疲惫地答道，“尽管如此，我好多了。”他看上去不错，显示出他的假日黑，也不再那么疲惫。他打手势示意去客房开始，因为两小时内他得回机场，“一如往常，这个世界在分崩离析。”他说。
客房小巧雅致，显然出自设计了主屋的同一个设计师之手。楼上是两间小卧室，每个带自己的浴室。楼下是通向漂亮厨房的开放空间，放置着浅红色的手工南美木制家具。窗户很大，来捕捉湖面令人震惊的光芒，挂着波浪般的绯红罗马帘，精确地拉到一半高。一张小餐桌将厨房和生活区隔开，梅里威尔和我在带铬合金扶手的布罗伊尔皮椅上坐了下来。
我准备了咖啡，拿出一篮松饼，这是埃伦不顾我的反对，早上让饮食服务公司送来的。我也预先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若无其事地放在厨房柜台的远端，但梅里似乎从没往那边看。他把公事包放在拉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那是律师们开始执业时习惯拿的那种绝妙的老旅行包，一个铰链的铜嘴可以比下面的夹层开得更大，还有一个皮搭扣，可以扣进另一边的锁里锁住包。
首先，我告诉他我没有授权或安排把消息泄露给《纽约时报》，不过他挥挥手表示不再谈。梅里威尔是解决国内政治战争以及卷入的国外政治战争的老手，似乎将泄露和否认都视为游戏的一部分。
我们转入正题，梅里威尔的语气中有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很快让我觉得惊奇的不是简单的有条不紊，而是严厉和庄严。他从这个案子里弄到了一捆大约三英寸厚的文件。
“我把我收到的东西带来了，”他说，“后面还有更多，不过你会对这里的文件感兴趣的。由于时间有限，我会给你经典荟萃版，你得自己去琢磨，现在你可以问我问题。什么都可以问。”
“有总的评论吗？”我问他。
梅里皱起眉头，嘴唇鼓起，这个表情让他的窄脸愈加沟壑纵横。
“总的来说，我既懊恼又吃惊，”他说，“仍然不相信。”
这种让步的态度很有吸引力，但我礼貌地等待。从那堆文件上面有光泽的边，我可以看出有很多十寸的照片。
“你要求官方照片的主意真是高明。”他说。
我告诉他那不是我的主意。
“从不忘把成就归功于下属，”他笑道，“很好，在老鹰基地他们拍摄一切，包括起床、撤退和熄灯的表现。这是2004年4月27日熄灯时的情况。”
那是一张一个号手在空荡的旗杆底座的闪光摄影照片。照片是彩色的，蓝色夜空下的人物显得引人注目，不过乍看之下，这张照片似乎显得平淡。
“看这里。”梅里威尔说。
在照片上方，远处有一排灯呈波浪形离开。
“护航？”
“看上去是。”
我更仔细地看，一两辆车后的红色尾灯很醒目，头灯在它们前面划出一道光亮。车辆——我得说卡车——在启程。我点了数目，最后几辆不过是模糊一团。
“差不多20辆？”
“差不多。”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熄灯是在22点。”
费尔科说第一批人是在午夜前一点到达巴鲁普拉的。去村里的时间不会超过10或15分钟，即使那些天路上不好走。
“额外的一个半小时他们在做什么，有说法吗？”我问道。
“我很高兴来解释你看到的情况，布姆，但是我也得对思索后得出的结论保密。”
“呃，如果我说那足够换制服，排练一场即将发生的行动，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表明我错了吗？”
他冷漠地摇摇头——没有指出我是对的，也没有说他不会加以评论——回到那堆文件那里。
“恐怕这里的东西最吸引你。”他从那叠文件里拉出几张照片。它们是黑白照片，显然被放大了很多倍。对我来说，起初就像在看超声波，只有线条、模糊的一团和黑点，虽然有个小长方形看上去比其他的更白。
“这是一张卫星照片。”梅里说。
“哇，”我说，“可以得到来自100英里的可辨认表格。”
“令人赞叹的技术。”
“当然。”
“你请求了GPS应答器的记录。如你所知，它们被我们的军队用旧了，即使在操作设备中也是标准配置，像卡车、坦克和飞机。他们在军事基地外时，卫星会跟踪应答器并拍下他们的位置。这里还有几张照片，但他们都聚焦在一辆卡车上。”
“与士兵们完全相反？”
“没错。”
“这么说士兵们取下了他们的应答器？”
“也许不是我们的士兵。”
“但是有人忽略了一辆卡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应答器仍然在运转，但是在卫星90分钟后转下一圈时，没有照片。”
“显然疏忽得到了纠正。”我说。梅里拒绝回应。
除了自动发光的一辆卡车，其他东西在照片中显示为灰色的盒子，前面有白色凸块，这是头灯的投射。我凑近这张照片，能够看出线条分明的蚂蚁似的粒子。
“这些是人吗？”
“我的解释是这样。”
一旦我明白怎么识别形状，就可以看出有上百人。照片的顶端是一道黑色的线条——通向洞穴的山谷。
“这是被聚拢的巴鲁普拉居民？”
“再一次，我把最后的解释权留给你。”但他面有愠色，表情阴郁。
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跳得飞快。持怀疑态度的我，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渴望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费尔科。我本该欢欣鼓舞，如果我没有认出这就是400人朝死亡进发的直观记录的话。一时间梅里和我一言不发，我跟他一样严肃。
虽然卫星只有几分钟在范围内，但起码有100张照片。最后一张显示了三辆卡车，显然满载，转向通往洞穴的曲折的泥路。
“我们请求的卡车记录显示的是什么？”
“那些，”梅里威尔说，“你得从我们的朋友阿提拉那里拿。我已经要求科络戴伊提供这些，阿提拉星期五打来电话向我保证说它们很快就来。显然有两个车辆调配场，一个军事行动用的，一个后勤用的。她想要知道是否两个调配场的记录都要，我说是的。”
“你知道车辆调配场用过南斯拉夫造的卡车吗？”我在思考费尔科在证词中说过的话。
“不确定。不过大多数美国造的前线装备都已经搬到了伊拉克。北约从各种参战军队没收了几千辆车，如果有些用作其他用途，也不让人惊讶。再说，阿提拉会知道的。”
“到目前为止她帮了很多忙。为此我必须感谢你。”
梅里断然地摇了摇头。“不是我。”他说。
“哦，她在萨拉热窝接我时说，你让她帮我们。”
梅里怀疑地微笑着往后倾。
“和阿提拉在一起，你一定要记住她的性格中有心血来潮的一面。我们见面后的那天早上她给我打了电话。她知道你在路上，问我是否知道你在找什么。我说你人很好，可以信赖，等等。我或许说过没有理由不帮你。你见过阿提拉，你应该明白，她想要知道每个人的事。”
我笑了：“她对你非常忠心。”
“对此我很感激。对我来说，她必不可少。你知道那句话吗，‘平民考虑战略，将军考虑后勤’？”
我从没听过这句话。
“嗯，这是深刻的真理，”梅里威尔说，“她真的是一个后勤天才。不论有多少运转的部件需要协调，她都做得到。她比我在陆军的任何军官都能干。我真诚地说过要送她去技术情报局，但她不感兴趣，女人们不参与战斗。事实是像阿提拉这么不寻常的人，作为一个军士不用更多监视。有她可以依赖，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指挥官。”
“她并不认为你的很多同侪友好。”
“也许不是。对军队来说，她的生活方式不常见，尤其在那个时期。但是当他们的生活成问题时，士兵们会非常讲究实际。对待任务，阿提拉是杰出的。”
“一个伟大的士兵？”
“非常优秀，”我不惊讶梅里谈起阿提拉比她谈起他要更冷静。对她来说，梅里威尔占据了导师和救星的理想化角色。对他来说，她是一台大机器上宝贵的螺丝钉，“她远离指挥官，能够独立地工作时，是杰出的。另外，她是一个荒谬的爱管闲事的人，拒绝接受需要知晓的局限。她在服从指挥上有所欠缺。对于她有异议的指示，你会得到非常独特的阐释。老实说，我很欣慰她成为一位平民雇员。我从她的能力中得到了好处，但没有电话或电报问我她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不过她会拿到你的卡车记录，我保证，并且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显然你要再回波斯尼亚。”
“消息传得好快。”作为准备，古斯联系了阿提拉来找工人。很明显，梅里威尔是从她那里得到消息的。
我把我们给北约的信拿出来放在面前的胡桃木小桌子上，在剩下的需求上打钩。
“值勤表，集体用膳人员报告，医务室？”
“请随意拿取。”梅里威尔把几百张纸推到我们身边。
“这是一天的？”
“实际上是两天。你要求的是4月27日和4月28日的文件。”
古斯正确地分析了军队和备案的类型。我开始翻阅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每个士兵的名字都被涂掉了。我确信我给梅里的表情不友好。
“我不记得同意拿经过删改的记录。”我说。
“我相信协商的结果是你会拿到最高司令官想要提供的任何东西。最高司令官不会用银盘子端出任何士兵的脑袋。如果有大屠杀——”
“没什么‘如果’，梅里，看这些照片。”
“如果情况就是如此——我对有其他解释保有乐观态度——会有一连串的命令。链条的顶端就是要承担责任的那方，不是陆军二等兵和遵从命令或许直到事实发生才意识到是什么的陆军一等兵。布姆，这就是你要明白的。”
“我们回到法庭后再说这个。”
“我们的位置不会变。”他回答说。
我毫不怀疑涂掉名字是国防部要求的。尽管我摆出了一副严苛的态度，我知道经过几个月在脸书、推特、领英和视频网站上的搜索，古斯列出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老鹰基地人员名单。完整的值勤表会更好，但关键是找到一位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之前的士兵。
我手中的记录是一大堆纷繁复杂的白纸黑字，一列列的名字和分队、武器和语言训练、任务和值勤日期。有些页面上标着战斗支援战役值勤人员表，早餐、午餐和晚餐的食堂签到表。也有几叠表模糊的名字旁边，显示着军官和士兵那天的分队和职责。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
看到军事情报二〇五旅第一营的记录时，我有了发现。对照查理分队的上尉报告，我把任务与休假栏对照。第二排的每个士兵，在第二天，4月28日休假了。
我把它们凑在一起时，能看出梅里威尔不高兴。
“这是一次普通的情况吗——一整个排休假？”我问道。
“应该有原因。”梅里威尔说。
“将军，我说的是‘普通’。”我想要听起来不耐烦。
“对一整天来说，我不会认为普通。”
我又去看上尉的报告，用我钢笔上的金属扣数着这个排的成员。有34行上面的名字被涂掉了。费尔科说一些“游击队员”步行来到巴鲁普拉，剩下的在卡车里。这个数目似乎是对的。
“谁是这个分队的上尉、这个排的中尉？”
梅里威尔摇头，嘴巴闭着。
我做了个鬼脸。
“布姆，别贪心，”他有些愤怒地说，“相比一小时前，你已经得到了很多消息。”
我沉重地叹了口气，离开桌子，拿了些饮食服务公司放在冰箱的食物回来。梅里威尔和我都吃了小份的鸡肉沙拉，喝了一罐苏打水。同时，他锁上箱子的搭扣。
我问是否可以顺路搭他的车去机场。我比第一班飞机早了五个多小时，但是我到了纽约之后，需要从拉瓜迪亚机场转到肯尼迪机场，并不介意现在出发。到了肯尼迪机场，我会想办法连接网络，完成一些工作。我抓着我的小提箱，和梅里一起坐在一辆老式林肯轿车后面的皮椅上。在路上，我重新预订了早上10点去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梅里威尔和我谈起了棒球和这个赛季的惊喜：目前为止罗德里格斯的表现很稳定。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猎人队赢得了比赛。据我长期以来的经验，我努力克制着我的乐观。
“我可以回到正题，再问一件事吗？”离三城机场还有几分钟路程时，我说。
“你可以问。”
“告诉我，为什么我不应该相信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被杀害是为了报复卡耶维奇策划让你的军队中了埋伏？”
“因为事情不是那样的。”
“解释一下。”
“关于保密资料我们不会再有一次谈话，是吧，布姆？”他告诉我他仍然在艰难地梳理有关逮捕卡耶维奇行动的相关文件，但是实际上没有文件会公开，害怕泄露仍然在使用的特种部队的技术。“不过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甚至没有看到过表明吉卜赛人协力引诱我们的军队进入圈套的报告，老实说那个时期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传闻。”
“你不会否认，将军，是吉卜赛人告知陆军情报机构卡耶维奇的下落。”
“我也不会确认，”他转过来面向我，“抱歉，布姆，听起来有点种族主义，但是陆军情报机构，还有我们的特种部队，不至于蠢到拿吉卜赛人的话当真或者完全信赖他们。假设吉卜赛人提供了信息，那需要好多天的侦察来加以证实。吉卜赛人在行动中没有担任任何类型的角色，也没有预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或者怎样去追捕卡耶维奇。即便吉卜赛人想要出卖我们，考虑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这么做毫无道理，况且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
“可是正如我们讨论过的，将军，看来卡耶维奇意识到你们要来。”
“我同意。但不是因为吉卜赛人知道的信息。就像我解释过的，我们的军队不会在不通知塞族当局的情况下封锁多博伊的四个街区。我一直认为消息就是从那里泄露的。”
我担任美国联邦检察官时，我们精心策划了许多大型搜捕行动，几十个联邦探员穿着特种部队的衣服拿下大毒枭和黑帮老大。但是我们吃过一番苦头后，才明白跟金德县的警察打交道要谨慎。从来没听说有警察在黑帮或在一个毒贩的住处遭到突然袭击。我们直到大槌要撞门时才会给警方打电话寻求支援。特种部队要比我们更慎重。不论他们要告诉波斯尼亚军队或当地警方什么事情，都会很晚才传达，不会允许卡耶维奇精心设置圈套来迎接美国士兵。
“他肯定更早就知道，将军。”
“我同意，布姆，”梅里威尔说，“可如果那是对的，我们不清楚那是怎样发生的。”
“梅里，你的意思是军队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对吉卜赛人生气？”
“你是基于什么理由认为他们生气？”
“基于你刚给我看的十几张照片，那些人被聚拢赶去死亡之地。”
梅里威尔收紧薄薄的嘴唇，脸色由于气恼而沉下来。这是我看见他最接近愤怒的时候，虽然我没法分辨他是否在因为我的不死心而不高兴，或为没能领会他翻查过的证据的含义而对自己生气。他也可能为他不能分享的其他思绪气恼。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坚决地甩了一下头。
“布姆，我已经尽我所能允许你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调查这件事。正如你之前告诉我的，这是你的工作。我没有让我手下的任何人对我解释这些材料，但我永远不会不相信我手下的这些男女。”
在梅里威尔承认这次美国参与屠杀之前，我需要一位士兵的证词。在这之前，正如他刚刚认可的，他会假设有合理的解释。
我们到机场了。
我的航站楼跟梅里不一样，车先放我下来。将军从轿车里出来祝我顺利，站在人行道上时他扣好西服中间的纽扣。总的来说，他看上去更强壮，更健康，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更挺拔，这让我印象深刻。尽管我们在查看北约的记录时，他显然不高兴，在其他情况下看上去则由于自信而情绪高涨，这是我第一次拜访他时所没有的，虽然我不确定没有那种悲伤的沉思氛围的话，我还是一样喜欢他。
我再次告诉他，他看上去状态多么好。
“哦，是的，”他说，“生活好多了，虽然更复杂了点，但这些改善我要感谢你。你的建议说到了点子上。”
“时机问题。我没说什么新东西。”
“你呢？”他问道，“罗杰认为你被斯扎尼女士无法抗拒的魅力迷住了。”
没必要否认这一点。
“哦，梅里，我明白一个人会多么深切地渴望去做傻事，”没有一种礼貌的方式来告诉他在这个过程中我多么频繁地想起他，“现在结束了。”
他端详着我，在春天的阳光下眯起眼睛。
“我想，布姆，如果那是你在衰弱的日子里仍会记得的东西，那么它就绝不算傻事，”梅里看着他的表，“未完待续。”他说着，回到车中。
我进入航站楼时还一直想着梅里最后那句话。他的私人洞见对我的影响比我们有关公事的来回更大。通过安检关卡后，我拨打埃斯玛纽约的手机，响第三下时她接了。我告诉她我在机场间奔波，会经过曼哈顿，我们可以在一点半见面喝个咖啡。
“我在法院，不过我会请求早点休息，”她说，“现在是高尔夫球季。法官很高兴下午放假。”她说她会待在卡莱尔。
“那附近有咖啡店吗？”
“哦，布姆。别那么迂腐。你不会留我在星巴克哭泣，是吗？”
她让我到达后找“贾汉巴尼公寓”。
对我来说美国没有一个地方比上东区更富裕，曼哈顿那么多的愤怒在那里得到压制，似乎在第六十街区某处设置了边防哨兵，在任何人进入之前核查纳税申报单。卡莱尔的门卫指引我去一个单独入口，那里接待员打来电话通知我。
埃斯玛打开门，扑到我身上。我把脸转向一边，但她仍然拥抱我很长时间。她穿着出庭时的衣服，故意克制自己，一件宽松的宝蓝色工作夹克，没有腰带。她没怎么化妆，灌木丛般的头发绾进了小圆髻里，让她看起来很古板，但是端庄的样子非常好看。
正如我预料的，我发现埃斯玛住在华丽的两居室公寓，装饰具有法式精致风格。镶嵌细工的古典家具，浓重的木头上有镀金装饰，一个带摇臂的灰色天鹅绒沙发，带橙色窗帘的一层半高的窗户。艺术作品是19世纪的蚀刻画和水彩画。
“什么样的律师不爱有钱的委托人？贾汉巴尼夫人允许我审判期间待在这里。”
她拿出了酒，我从水龙头接了一杯水，埃斯玛坐在天鹅绒沙发的另一边，与我保持一段距离。她问我去哪儿了，我只解释说我回金德县了。
“又跟你前妻在一起？”她的目光犀利。
“还有她的丈夫。”
“啊，比尔。要注意你没有看到的事。”
埃斯玛调整了一下自己，双手交叠，拘谨地放在她的腿上，咬住唇，为阐述做准备。
“我从哪里开始？”她说，“我犯了一个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以为你会高兴，那是我荒谬的错误判断，我坦率地承认。我保证，用我的整颗心发誓，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因为这件事情结束我们的关系是更大的错误，比尔，我真的这么觉得。我们有独特的联系。”
“埃斯玛，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没法更清楚，你在为吉卜赛人做事，不是为我。”
“完全不是，”她的整个上身颤抖着，“完全不是。”
“埃斯玛，这是一开始我就担心的事情。角色会混淆。”
她坐着思量。
“那么你什么看法？如你所说，我利用你得到消息，然后调动起来帮助吉卜赛人？”
“我不会说得这么难听。”
“不过仍然显露了一点真相？”
“一点。”
“比尔，如果我跟你同床共枕就为了这个，我成什么人了？”
“玛塔·哈丽。”
“‘一个妓女’？比尔。我是独立不羁的人，我的身体从来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你这么想太侮辱人了。”
“别把责任归结到我头上，弄得好像你是受害的一方，埃斯玛。你辜负了我的信任。”
“当然，”她急切地点点头，差不多在沙发上跳上跳下，“我明白你的感受。我解释过了。但我们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在接触，比尔，你和我，一种深入的方式。你不必称它为爱，虽然在我看来，我相信就是那个词。但请不要因为我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而感到厌恶。”
正如她预料到的，在埃斯玛面前，我感觉到了她充分的威力，不仅是深沉的性感的吸引力，还有对我具有深深吸引力的强大智慧。有她在场，我总感觉生活以更快的速度度过。
“埃斯玛，看到报纸时，我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就明白的一件事——我是个白痴。即便我接受你的说辞，以后再不会有‘错误’，正如你所说的，我们再不提起‘巴鲁普拉’和‘费尔科’，问题还是一样。它们使我在法庭的声誉受到损害。我躲开了一颗子弹，但我不会再冒这个险，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
她停了下来，看着她的手，再一次咬紧嘴唇，然后抬起来，尽量表现得勇敢。
“你心意已定？”
“是的。”
她凑近了些，抓住我的手。
“那么请跟我到床上来，最后一次。”
我考虑了一会儿：“为了什么？”
“为了再留下一次美好的记忆。你是说你并不享受它吗？”
“你更了解。”
“那么来吧，”她站起身，仍然握着我的手，“你没听说过临别前的做爱吗，比尔？来跟我亲热一场做告别。来吧，好好干，拜托。”
话说得这么明白，似乎没有理由拒绝。这是她请求的代价——没错，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卧室在螺旋楼梯上面。她住的那间有一张平台床，让我惊讶的是，天花板上有一面镜子。即便我在上面，我还是感觉我们被监视，不过跟埃斯玛一起，我找到一种方法来享受一切。
如果她认为我会感到强烈的后悔，意识到我失去了什么，她是对的。纵使这不是我们在一起最美好的时光，也够接近，其他的记忆纷纷在眼前呈现，在高潮时，我甚至闪过这样的一念，你疯了，这比任何事情更真实。是的，但它成为众多在达到高潮时消除的伟大真理之一。
事后，埃斯玛睡了。我起身穿好衣服。在起居室，我喝掉剩下的水。对面的红木断层架子上，在玻璃板上方强烈的灯光下，安放着十几个坠子，那是埃斯玛收集的日本象牙制品。我欣赏着复杂精细的几个坠子。然后我在手提箱里找到一个拍纸簿，写了一张便条。
抱歉先走了，不过上下班高峰期比较混乱，并且这样可能更好。会想你的。真的。
比尔
我没法标注出我跟埃斯玛这段关系精确的开始。感情的强度曾无可匹敌，但过程不是。自从我离婚以来，每当我认识一个女人两个月左右，百慕大神秘三角的力量似乎就开始施加影响。
在下去的电梯里，我再次想到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人。我琢磨起一些细节时，我的心脏骤停。带镜子的天花板对一位仍在离婚诉讼当中的可敬女人来说有点过了，我突然想到小象牙制品的收藏。谁，不论多么古怪，会把价值数千美金的古董运到一个临时住处？更不用说只待一两个月？
我离开的这个地方，是埃斯玛的家。肯定是。不过当门打开进入寂静的大厅时，我又重新思考了一遍所有问题。我的怀疑毫无道理——她为什么要声称自己在别人的房子里？我意识到我不愿意相信她的话根植于我对她的不信任。很有可能那位委托人，贾汉巴尼夫人，激起了埃斯玛收集坠子的兴趣。
我多站了一会儿，研究大理石地板上的图案，消化我对这一切的过激反应。埃斯玛永远神秘莫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现在我不再想花心思去厘清她的事情。
再次埋葬——6月2日
我飞往维也纳，转早班飞机到图兹拉，停在先前的科曼切营地原址。我期待见到阿提拉，但她派了一位司机来，司机在十点半左右把我送回巴鲁普拉。自从我们上次来访之后，春天已经来了。岩石上面阵阵大风，但是太阳明亮，是无须穿外衣的温度，略高于华氏70度，我已经开始把它看作20摄氏度。古斯在上面迎接我，他指向下面的老矿山，那位法国地质学家已经在工作了。
从她的名字看，我以为索非亚·齐齐科夫教授身形会像冰箱，可估量的乳房上罩着件花呢上装。但是在洞穴原址攀爬的她却是个健壮的40多岁的女人，黄铜色的卷发，穿着有拉链的婴儿蓝工作服。看见我跟古斯从矿山道路上下来时，她挥了挥手。
“嗨——”她叫道，在松动的岩石山腰跳跃，像孩子一样敏捷。我一握住她的手，她就从前面的口袋里拿出几个卵石给我看她最初的发现，每个棕色石头上都有黑色的边。
“火药？”我问道。
她的英语比我的法语好多了，不过有古斯在那里翻译，她坚持说她的母语。
“也许，”古斯说，“无疑是烧痕。她没怎么挖就找到了十几个这种石头，大部分在300米的半径范围。”
“意思是有一场爆炸？”
她点点头，古斯说荷兰法医研究所的弹道专家会确切地告诉我们，还可以确定是否有爆炸物附着在石头上。如果是这样，他们甚至可以识别出引爆的装置。我们没人知道美国手榴弹上的火药与南斯拉夫的是否区别得出。
“索非亚可以确定的是，爆炸不是最近发生的，”古斯说，“大部分碎片位于现在的表层材料下面几毫米。这里多风。没什么会在顶上停留很长时间。”
“有办法查出爆炸是多久前发生的吗？”
教授和古斯用法语来回交流了很久。岩石比人类持续的时间长得多，因此地质时间以亿万年计，而不是年。她只能确定瓦砾上的烧痕不到一个世纪，而且没有磨损，表明时间更短。
齐齐科夫女士移到边上，给我们看山的下滑线。古斯翻译，显然他在重复齐齐科夫话语的真正意思，但看起来他只是比我懂一点。
“褐煤——是她所称的‘第三系岩石’，它通常位于一个斜坡的5—10度处。这个洞穴就是这样形成的，煤下沉到包围它的白垩纪岩石下面。然而这里的斜坡，主要是由爆炸了的褐煤形成的，弯曲成30度，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景观不是自然形成的。”
古斯说的时候，齐齐科夫女士伴之以手势，在空中挥舞双手说明爆炸和搁置的多种角度，在她的示范中，还将她的头放在双手上，像一个睡着的孩子。她的热情很有感染力。
教授带了两个研究生跟她一起。在她准备去墓地探查前，她想要他们帮助她拍照、做测量，用轻便的测量仪器，两人都有一个经纬仪和一个罗盘仪。她们忙活时，古斯和我回到上面。
在古斯租来的车后座，我给他看了梅里移交的文件。照片，尤其这些从空中拍摄的，自然吸引了古斯的注意力。来这里的飞机上，我仔细查看了来自基地医院的卡片式索引记录，发现第二天两名士兵寻求了医疗护理，一个被人咬了，第二个“疑似枪托引起的上颔骨折”。他们的名字和服役号码被涂掉了，不过他们的分队没有，两人都编入了205情报队，查理连，第二排，这个分队的所有人在2004年4月28日休假了。
“将军是怎么说的？”
“他基本上是否认。你之前见过古斯。他会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并不像白痴，但如果时候到了，他想要临终宗教仪式。他相信他的士兵。”
古斯琢磨着，一只手挠着他留着胡须的下巴。
“他知道的可能比他告诉你的更多。”古斯说。
“我想是的，在很多话题上，但那些照片似乎也让他大吃一惊。”
“必须说，”古斯说，“我非常惊讶他把这些材料移交过来。我以为他们看过后，就会让我们走开。”
“古斯，我想在他们知道这些记录上的内容之前他们就同意拿出来，别忘了很多记录在布鲁塞尔。”
又过了半小时，教授和她的学生们做好准备前往坟墓。由于古斯上个月挖掘过残骸，当地警察在那个地方站岗，今天只有一个警官看守。古斯往地里钉了钢板桩来压住横过洞口的塑料薄膜，警方用黄色胶带围上了。教授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切移开。
移开后，她趴下来，头垂在沟边，戴上塑料手套后，她抓起一些土，让它们从她的指缝穿过。接着她用铅笔尖探测洞口的墙。
遗骸仍然躺在那里，齐齐科夫教授果断地摇了摇头，对古斯说：“这不是真实的。”我说法语说得足够多，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怎么搞的？”我对古斯说话，不过他举起一只手听她说。他点点头，过了好久才再转到我这边。
“这是索非亚的看法。通常挖掘一个超过十年的坟墓，土壤里会有分层。但是我在这里发现的，送去给她做分析的是下层土和表层土的混合物，这让她觉得坟墓被挖掘过，就在近期。”
“你说得没错，古斯。”
他点点头：“你记得吧，我给了索非亚一些我们的骨骼遗骸让她检测。骨头腐烂时，来自周边土壤的一些微量元素会或多或少融入它们。她发现印入这些骨头中的是与这个坟墓的耐火黏土和砂岩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矿物质。尤其镁和铁，你会发现含量很高，如果这些骸骨一直在这里的话。”
“你的意思是？”
“呃，布姆，我认为这在行业中叫作‘第二坟墓’。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我们见过很多这种例子，军队在我们到大片埋葬地之前尽量把它们消除。这里也一样，只是相反。我在这里挖到的是荷兰法医研究所的骨头，是从别处移来的。你记得我们奇怪的子弹和DNA污染吗？嗯，这就是解释。这个坟墓是有人搭建的，差不多就是为了应付我们。”
我努力理清思绪，过了一会儿，与他争辩起来。
“这三个男人有共同的Y染色体。这些骨头上的弹孔与扎斯塔瓦步枪匹配。我们刚刚一起看到了这些人被弄上卡车的视觉证据。”
“是。都对。但我们找到的这些骨头不是埋在这里的，布姆。就这么简单。记得吗，我当时质疑费尔科一路把三具尸体拖过来？底下有很多松动的褐煤。他本可以在尸体原来的地方，拿土盖住它们不让动物靠近，如果那就是他努力达成的目标的话。”
“那为什么它们在这里？”
“离路比较近，我猜。一旦他们把遗骸弄回来，他们不会想弄到岩石上去。不过这些骸骨埋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这里的土壤还没有渗入骨头里。”
“费尔科在说谎？”我问古斯。
“老兄，根据他讲述的故事，他是唯一知道这些尸体埋在何处的人。除非埋葬他们，再把他们挖出来，移到别的地方十年，然后最近六个月里在这里再次重新埋葬这些骨头的人不是他。没错，他在说谎。”
“他妈的。”我说。我已经在仔细考虑这个案子可能的影响。这比没有向埃斯玛说明卡耶维奇发出的威胁严重得多。我数不清作为一位检察官的我参与过多少起审判，其中主要证人说了很多谎话，但是在关键点上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我们总能定罪。当一个人渣证人表现得像人渣时，陪审员很少茫然。但我收到警告，在国际刑事法庭，道德纯洁的氛围在法庭上盛行。我问古斯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唉”，他叹了口气，告诉我他在南斯拉夫特别法庭一个回忆起来依然痛苦的案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们获得了一位内部的证人，他曾在克罗地亚人管理的集中营里担任守卫。出于种种原因，这个男人写日记，这份书面记录错综复杂地得到了证实。
“即便那个浑蛋写下雨了，天气记录证实了他，但是战后，他成为了一个毒贩。我们不得不移交他用他13岁的女儿作为联络人来送可卡因的报告。法官们听说这些后，甚至不让他继续做证。跟我说实话，布姆，你记得《圣经》里圣母马利亚帮忙实行大屠杀的故事吗？”他准备回到教授身边，扭头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他咕哝着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些该死的法官似乎期待我们的证人是这样的。”
我坐在租来的车里，心烦意乱。古斯帮齐齐科夫忙活坟墓周边剩下的土壤采样工作。半小时后古斯回来了，我说：“找到费尔科，我需要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古斯看了我一眼，手在他的下巴上摩擦。他不赞成。费尔科是受保护的证人，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规定，探员不能直接联系他，那儿由受害者和见证者小组负责。
“我不想再浪费三个月，”我说，“跟受害者和见证者小组跳七重纱舞，只为了看看他们打电话时费尔科是否接听。我们去找他吧。”
“去哪里找，布姆？”
“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这里仅一个小时的距离，我们离开图兹拉时，埃斯玛曾叫过他，记得吗？”
“也许他只是暂时待在附近。”
这有可能，不过除了时间也没什么可损失的。我们去莉吉的那天，阿提拉跟我说过邻近有另一个吉卜赛人的镇子。我没法想象费尔科会选择住在远离吉卜赛人的地方。一个工人说这个镇子叫武村，在正东方向40公里左右，就是波斯尼亚塞族的领地——塞族共和国，临近德里纳河。从这里过去开车需要大约一小时。
古斯耸耸肩，对我说：“你是律师。”
我们乘坐租来的车出发了，又是一辆小福特，用手机GPS导航。时间是下午一点左右。主路惊人地通畅，我听说由于路面凹坑和塌方，冬天有时没法开车。春日的阳光照亮了高高的云朵，我们都放松下来。对我来说，规避法庭严格的规定让我们这次的行程感觉有点像中学时的玩乐。
到达河边后，我们向北拐。古斯顺利通过“之”字形的路，一个庞大的建筑突然浮现在我们面前。它出现得十分突然，像一座比例需要协调的魔幻城堡。这个建筑竖立在也许有1000英尺高的灰色岩石大山之上，乍看之下，似乎是用来控制河水的堡垒。我注意到屋顶的顶点是上端带东正教十字架的拜占庭式圆顶。
“搞什么？”我对古斯说。
“如果你手机上能接收数据，”古斯说，“在网上查查这座教堂。”
“这是一个隐修院，”经过几分钟的搜索后，我告诉古斯，“1566年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可下由赫拉布朗家族在一座旧教堂的废墟上建立的。”巨大的石墙内，这座隐修院几个世纪以来自成世界，带有酿酒厂、客人区、一个图书馆和一座神学院，像很多其他地方一样，它也是凄凉的宗教历史的残留物。1942年，克罗地亚人发动袭击，折磨修道士，把他们扔进一个深坑里，让他们全都慢慢地死于感染和饥饿，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的游击队员——烧毁了大部分建筑。隐修院重建后，在1992年南斯拉夫分裂时，再次被克罗地亚人付之一炬。这一次克罗地亚人不仅洗劫了宝库，还烧掉了所有书籍，包括16世纪和17世纪独一无二的手抄本。波斯尼亚战争之后隐修院再次建起，作为塞族对其坚定信仰的一种执拗证明。
“看一看？”我问古斯，反正现在到午餐时间了。
隐修院下面有一个小镇玛多维奇，镇子很小，卵石街道仅可以供马车通过，不过它不像我们经过的其他小地方那样灰尘覆盖、满目荒凉。这儿商业似乎很兴旺，供应修道士们不生产的物品。我们在最繁忙的餐厅里等桌位，发现玛多维奇也是一个区域的医疗中心。一座三层的医院立在长长的主路的另一头，穿着白色长大褂的护士和医生至少占了在吃饭的顾客的一半。
我们坐下来不久，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人从路对面经过，那是东正教长袍。鸟窝似的胡子从他们的胸前垂下，几乎碰到他们挂在胸前祈祷绳上的木十字架。每个僧人拿着一个牧羊人的长曲柄杖，戴着同样奇异的圆筒状头饰，有点像无檐大礼帽。他们的步伐缓慢而一致，沉默地做着从医院回来的朝圣，他们大概在医院跟病人一起做完祷告。我偷偷地拍下照片和短片，想用邮件发给我的儿子们，他们上个星期暗示我道德堕落，因为我去了像波斯尼亚这么奇怪的地方，居然没有上传照片到脸书分享。我试图解释说一个刑事调查员通常不会用图像记录下自己做的事情，不管我会获得多少赞，不过为这个场景我愿意破个例。看到最近的一个僧人朝我看过来时，我放下手机。
我在波斯尼亚还没有吃到差的饭菜。吃完午餐后，我们在主街上随意漫步，拍了几张头顶上巨大的隐修院的照片。回到车边时接近两点半。
这时一个警官从我们后面出现了，他也许一直在等我们。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很显然，他在谴责古斯，警察坚称我们停车的位置不对。古斯还在跟他谈，我走了几步，没有看到可能有标志的任何东西。根据古斯的说法，对游客进行交通整顿在波斯尼亚是例行公事，我转过身，从钱包里找出十块多钱，我料想这应该够了。
那个警察很年轻，脸上还有粉刺，有可能他只是过于热切的新手，这种人在全世界的警察部队都很常见。他穿着警察的夏季制服：蓝裤子，白帽子，带肩章的白色上衣，一个包含手枪皮套的白色带子，他的手枪装配也为白色，让一切更显著。古斯显得适当的低声下气，为我们的无心之错道歉，但那个警察仍然表情严肃，盘问古斯一些不友好的问题。最后，古斯拿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介绍信，这封信解释了我们是国际刑事法庭的密使。警察读了好几遍，似乎不相信，接着指示古斯用双手打开这封信，警察拿出他的旧蟾蜍外形的手机拍了一张照，之后走开了，没有要我的钱。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再次前往吉卜赛人的镇子武村时，我问古斯。
“不知道。我怀疑他要给什么人打电话确认这封信是真实的。”
“我还以为他想要钱。”
“我也是。一直等他来算计，正如他们一贯做的那样，他将怎样为我们缴纳罚款？这样我们才可以上路。”
武村就在那条路上不到15分钟的车程附近。我们到达镇郊时，古斯摇下车窗，问一个浅黑色皮肤的人，看外表是吉卜赛人，是否认识费尔科·林奇克。
那个男人用大笑来回应。他冲一座山挥手，据古斯的看法，是说我们不会错过。我们驶离时，他又喊了句别的话。
“‘小心狗’。”我要求古斯翻译时，他说。
“狗？”
“他说的是‘狗’。”
这说得通。如果费尔科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血洗巴鲁普拉的人来报复，他会想要某种保护。
山的另一边就是镇子，看上去比莉吉更穷困。大部分的住房像跟我们交谈过的那位难相处的老妇人的简陋木屋，一两个房间，外部混杂——瓦楞金属或灰泥，不过多数是泥和细枝。我还看到至少有一家人挤在一个旧混凝土高架桥废弃的部分，还有几个人住在几棵树之间搭起的柏油帆布下面。唯一的例外是赫然耸立在武村的一栋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隐修院一样充满戏剧性。它看上去有点像城堡，不仅宫殿般宏伟，还有纪念碑式的品味。有九个单独的塔楼，每个带一个阳台，大多数阳台都挂着洗好的衣物。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们也能看见拉毛粉饰的墙上画着风景，屋顶上悬挂着动物雕像，有狗也有青蛙，在镀金的栏杆顶上。
“镇长的房子？”古斯问道。
“BaroRom。”我回答道，重复着埃斯玛用在托瓦尔身上的词。所谓的大人物，就是在一个宗族领导的地方站稳了脚跟。
在武村的窄路上，我们再次停下来问一位老妇人是否认识费尔科，她断然指向山上。
“那里，”古斯再次手握方向盘后说道，“是费尔科的家。他指向那座小宫殿。”
我愕然道：“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问的就是费尔科·林奇克，你听到了。她说我们必须是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他拿他们所有人当疯子，连招呼都不屑打。”
我们开上山，把车停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前面，却发现建造还未完工。电线从塔楼伸出，路边的明沟显露了一个没有实际连接的下水管。尽管这个房子宏伟，但似乎缺少室内管道设备。
周边由大约八英尺高的白色拉毛粉饰墙防护，顶端是用水泥浇注好的玻璃碎片。当中立着两扇同样高度的木门，门之间是一把铁门闩。凭一根棍子本可以轻易地安全进入，但没人敢，因为三只狗狂怒地冲向我们狂吠，露出它们粉红色的牙床和巨大的牙齿，缝隙间含着泡沫。它们都是同样的品种，有深色斑纹的灰色杜宾犬，不过脸很尖。
古斯朝四处看了看，突然举手示意我们先不要进去，随后他返回车中。回来时，他拿着小外卖盒，里面是他午餐剩下来的食物，他本来想当点心吃掉，还有他从路边捡的一个小树枝。从纸盒里，他取出三根卷肉饼拿到门边。三只狗突然安静了下来，互相抵撞，往这边嗅。
“准备行动。”他说，把我推到他后面，然后用树枝拨开门闩。他拉开门，把卷肉饼往路上扔出整整50英尺远。三只狗吠叫着跑向食物，他急忙把我拉进去，闩上门。
我们进入一个院子里。附近有一个火坑，旁边扔着一些有斑点的花岗岩花纹陶罐，前门口放着几块小地毯和一个床垫，让我觉得有一些住户睡在这里。门边一根拉直的线上系着个铃铛，古斯猛拉了一下。作为回应，我们听见另一边传来声响。
推开门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费尔科。毋庸置疑，就是同一个人，有着同样坍塌的鼻子，吃惊地张开嘴巴时坏牙分明可见。但他衣着华丽，似乎要赴约会之夜，就像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样。他惹人注目地穿着一件大领的苹果绿和绿松石色衬衫，几乎开到了他的腰部，露出一条大金链，上面有一只斟酒侍者形状的表盘，盖住他的满是胸毛的胸部。他抬起手时，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一个粗金戒。
现在门敞开了，一个粗壮的女人在他后面张望，我马上认出来这是费尔科带到法庭的那张起皱的照片中的妻子，紧紧抓住她衬裙的是一个大约四岁的小男孩。在显露出来的开阔走廊的后面，我看见拉毛粉饰上画着一幅有篷卡车的画像，那是在黑天鹅绒上的颓废风格画作。
费尔科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会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对古斯说了句什么，砰地关上了门。
“他说我们不应该来这里。”古斯告诉我。
我们又按了好几次门铃。古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大喊费尔科需要跟我们谈谈，最后，我们命令费尔科现在必须跟我们交谈，不然他将拿不到法庭有朝一日可能付给这个案子的补偿。随后，费尔科从门的另一边回应了一句，古斯马上翻译了出来。
“他说他叫了一位邻居来驱狗，如果我们现在不离开，他会让它们来咬我们。”
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徒然的威胁。一个看上去像恶棍的家伙，未剃须，一头油腻的黑色头发，表情十分不友好地牵着狗来了，那些狗在用力蹭他固定在它们颈圈的皮带。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在这种天气里是很怪的服装，我觉得他也许藏着把枪。
然而，那些狗对我们印象很好，卷肉饼似乎还没从它们的脑子里远离，只有一只在我们后退时吠了一会儿。
回到盐矿
“这么说费尔科是镇上最有钱的人？”我们再一次驾驶小福特上路后，我问古斯。我们都有点受伤害，渴望回到图兹拉仔细评估一下这一天遇到的事。
在路上，我们琢磨着费尔科这个人，主要是我在说。古斯的回应有限，回答一个词或者一声咕哝。他的心情主要由他换挡的强烈度来表现。
考虑到费尔科可以招来恶棍威胁我们，他显然是某个组织里有声望的人。毒品似乎是最可能的生意——那儿据说有很多冰毒，在波斯尼亚通常叫作冰。沉湎于种族的刻板印象，费尔科也可能是一帮偷孩子的人或乞丐，或者成年扒手的老板。不过有件事可以确定，过来怒视我们的人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合法的商人。
认为费尔科是骗子理所当然，我仔细考虑这件事对调查的影响。为了保护他的身份，费尔科几乎没回答过其他所有证人的常规问题，比如“你住在哪里？”和“你以什么为生？”因而他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说谎。但是布置坟墓并且宣誓声称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假设我的视力没问题，她并没有——那么他的证词，毫无价值，即便是以最宽容的标准。
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意识到我要给埃斯玛打电话。今天有关费尔科的发现对她来说应该是新闻，任何庭审律师如果允许一个委托人在宣誓后说谎，就是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置于危险境地。但是埃斯玛是唯一一个可以再次让费尔科跟我们坐在一起，来看是否有其他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挽救调查的人。我们正在面对法律上的真正悲剧：杀害400人的凶手逍遥法外，因为唯一的证人捏造了许多古怪的谎话。
出镇后，我们把车停在一个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来辨明方位。我们在一个有凹坑的路边，根据波斯尼亚的标准只有双车道那么宽。旁边的草长得很茂盛，对面是一片冷杉树。我刚把我的导航应用程序设为图兹拉，一辆车停在了我们后面，那是一辆白色的车，蓝色的条纹中间显示着“巡警”。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一个敦实，一个瘦削。
我以为他们停下来是想确定我们需不需要帮助，但是古斯的看法不一样。
“哦，仁慈的耶稣，”古斯说，“不要再来一次。”
他摇下车窗，试着跟来到驾驶座一侧的胖警官交谈。同时，精瘦的那个警官缓步走到我的窗边，靠在车门上盯着我，确保我不逃跑。古斯再次拿出我们的法庭证明书，但那个警察朝我们摆了摆手，似乎这些文件让他更恼火。
“他说我们两个都要出去。”古斯说。
我们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让我们靠在挡泥板上，搜查我们，拿走我们的手机、护照和钱包。
我以为他们或许要看一下这些文件，但是那个胖警察只是把它们放进他的后口袋里。他回到他们的车里，他的同伴盯着我们，手放在他的手枪上，手枪仍放在皮套里，但是白色的保护盖打开着。
“他说什么？”我问。
“他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们来这里跟一位证人交谈，但是他说没有当地警方的允许，我们不能在塞族共和国这么做，他非常坚决。”
那个警察缓步回来，指着他们的车，告诉我们要跟他走一趟。
古斯拒绝了好几次，甚至提出我们驾驶租来的车跟着他们，但那个警察一直摇头。他笨重到仅从他的车边走个来回就让一行汗水从他的帽子下面滴下来。
“别动。”古斯说。我的手提箱在车后备箱里，让我十分不情愿抛弃这辆福特。古斯一直耐心地表示抗议，而那个胖警察继续指着他们的车，摇头示意，似乎他在指挥交通。最后那个瘦警察掏出他的枪，让古斯去对面的车。
我们坐进警车的后座，古斯说：“老兄，这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费尔科的人吗？”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总不能说我在波斯尼亚这个区域交了很多朋友，也许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想要表示敬意，”他在自我嘲讽，“但看上去他们接到了命令。他们在决定把我们拉进来之前，我看见那个大块头的家伙在用无线电联系。”
“我们被捕了吗？”
古斯觉得好笑。
“布姆，你是我遇见的最不像律师的律师。我很欣赏你。但要知道，以什么名义又有什么要紧？我们在一辆不知道要去往哪里的警车里，这些警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的证明信。对我来说，这像是惹上了大麻烦，不论以什么名义。”
我们在路上的时间越长，我们就变得越忧虑。过了大约20分钟，古斯再次问我们要去哪里，那个精瘦结实的警察让他闭嘴。过了几分钟，古斯指向一个表明我们离图兹拉还有20公里的路标，这显然让他放下心来。我想，他是担心他们要带我们去塞尔维亚，因为在那里的很多地方，海牙国际法庭都遭到谩骂。
现在过了五点，在这个季节，太阳仍然离地平线有大约23的路程要走。意识到我们还剩下几小时的日光多少有点令人欣慰，因为想到跟这两个警察在黑暗中赶路似乎就能把人吓呆。我们继续在山中蜿蜒而行，古斯再次试图搞清楚我们正在去往何处。这一次，那个瘦些的家伙转过身，再一次拿出手枪，枪管没有对准我们。我们渐渐沉默下来。我可以从古斯苍白的表情看出古斯从忧虑转为了害怕，瘦警察第一次掏出随身武器时我曾是这种状态。
我们又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突然停在一个路边的岔路口。那是一个观景点，可以俯瞰长满绿树的群山，其中在最暗处仍然有积雪。我想有个警察也许要小便，像我一样，但他们命令我们下车。
“别动。”古斯告诉我。他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似乎他在要求马上被带到一个警察局。那个胖胖的警察从他旁边走开，那个精瘦的警察拿着拔出的手枪回来，打开古斯那侧的后门。他大概30岁，有一双死气沉沉的蓝眼睛，脸上留有坑坑洼洼的残余，这种皮肤病在战争年代没有得到治疗。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我把他视为喜欢这份工作的警察，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对人凶暴。古斯大概也是这样想的，有点恼火，继续述说着。那个警察似乎在专心听，突然，没有任何预警地，他用枪管狠狠打向古斯的太阳穴，把他拉下车。那个胖警察随即打开我这侧的门把我拽出去，推向车的驾驶座那边，古斯就趴在那里，在路边的尘土中。血从他太阳穴的一个小伤口流出来，染红了他的手和地面。
看到这一幕时我尖叫起来。
“看在上帝分儿上，你们这些人怎么了？我们是合法探员，在你们政府的全权授权下工作。你竟然打他？你制造了一起外交事故，你们会被开除。你们不明白吗？”
那个精瘦的家伙拿着抢，示意我跪在古斯旁边。那个警察似乎懂一点英语，笑了笑，露出粗糙的黄牙。他说：“他妈的，你一无所知。”他拎起我的肩，往下甩，直到我趴下，他再次拿枪示意我看着泥土，像古斯那样。
“你怎么样？”我低声对古斯说。
“有一点晕，”他说，“30秒发作一次，我一会儿就会倒下，假装他把我伤得很厉害。也许他会带我们去医院。”
正如他所说的，古斯立刻跳起来，抓住自己的头侧，痛苦地呻吟，然后面朝下躺在砾石上。那个精瘦的警察走过来，感受了一下他颈间的脉搏。我抬头看他时，他用摊开的手掌掴了我的后脑，向下指，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开了。相比他打古斯的方式，他对我的捶打算轻微了，但我的门牙碎了，我能感觉到挥之不去的疼痛。
过了半小时，我突然听见了一阵脚步声。我看见一双厚重的工作靴来到我前面。我胆怯地偷偷朝上看，看到了牛仔裤和来复枪枪筒。我抬起头，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穿防弹衣、戴盔式大绒帽的人。他端着一挺扎斯塔瓦，透过滑雪面具遮住的嘴发出嘲笑。
他用一根指头示意我站起来，然后走到古斯旁边。古斯仍然躺在那里，假装失去意识。出现在我面前的游击队员突然踢古斯的肋骨，以一个足球运动员踢一只前场球的速度。靴子可能是钢制鞋头，古斯大叫着从泥土上飞起，落在一边。他像胎儿一样蜷曲躺着，直到其他两人，也戴着面具，配备着扎斯塔瓦，用他们空闲的手抓住他的手肘把他抬起来。
第一个人在跟我后面的人说话，我转过去，看见戴着面具的第四个人，他拿步枪对着我们。警察和他们的车不见了，他们肯定是随惯性从路上滑下去的，因为我没有听到他们的引擎声。
让我站起来的那个男人现在说起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我摇头表示我不懂。他向古斯重复这段话，古斯站着，无力地弯腰，显然在与他的疼痛做斗争。
“他让你把手放在背后。”古斯说。他的声音粗哑，我能看出来他说话都疼。
“我要这么做吗？”
“随你便，布姆。他们会打到你这么做为止。你以为我们还有机会反抗？我们空手，他们拿着突击步枪。”
古斯把手塞进腰后，我看见第四个人在古斯的手腕绑上了一个白色的塑胶带，把它拧紧。我之所以考虑反抗，主要是推断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小时我了解到了从枪管传来的十足的恐惧。从来没有一把枪瞄准过我，我平息心中恐惧的方式似乎完全出于勉强保持合作和在同样的情形之下电影里人们说起的俏皮话。
绑好我们后，四个戴面具的男人和我们一起走到山顶，大约100米，那儿停着两辆塞尔维亚牌照的车。他们凶暴地把我们推进一辆车的后座，明显是头目的那位走向另一辆车。
我试图劝说自己不要恐慌，恐慌将令人不知所措。杀害来自国际刑事法庭的两位有资格证的探员将是不好的符咒。手机信号塔记录会提供我们被带走时大概的方位，与像波斯尼亚这样的一个附属国打交道，法庭后面的西方力量会实行问责，除非这些国家同意这么做。也许这就是梅里移交那些材料的原因？作为一个掩护？不，那太荒谬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揭露一个像费尔科这样无关紧要的小人会招来杀身之祸，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他们不会杀我们。”我对古斯说。
从他的太阳穴流下的血还没有完全止住，累积在他的衬衫前面，浸湿衣领。我们坐着，他被踢的那边的疼痛似乎并不见轻。作为对我的回应，他只是摇了摇头，与其说是同意，不如说是听到了我说的话。
过了几分钟，我轻声问古斯：“我们在哪里？”
“靠近图兹拉。”他用口型默示。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回之前的地方，除了带我们回酒店，纵然逻辑告诉我这不可能。他们想要表现得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消失了吗？我脑中一直转着这些念头，把所有的事情归结起来表明我们是安全的，但再一想，又推断出我们深陷困境。
又过了半小时，我透过窗户看到古斯说我们靠近图兹拉时经过的同一个地标。我纳闷为什么我们在转圈，经过再三思考，似乎那些警察正在这么做。我想到答案时，又一阵冰冷的恐惧袭来。他们在等待天黑。
现在太阳在朝山后下降，最初的那点暗淡的粉红开始在天空显现。我尽量不去感伤或忧郁，但是忍不住思忖这会不会是我看到的最后的日落。这也许是一种错觉，但是莫名其妙地死去感觉非常糟糕。
地平线褪为紫色时，我们向新的方向出发。这个地区似乎有些熟悉，过了一会儿，我的希望升腾起来，我们终究要回到蓝灯酒店。这时我们一个急转弯进入山中，我知道等待我们的不是什么好结果。
大约十分钟后，我们离开铺设好的道路，上了一条泥土路，尘土像雾一般飞扬，映现在前灯里。我们穿过一扇门，但是这处地产，不管是什么，似乎树林茂密，撇开靠近路边的黄色和绿色管道，随着土地的轮廓起起落落。
“啊，老天。”古斯说。
“什么？”
“这是盐矿。”
这个词——或者说古斯痛苦的腔调，加剧了我的恐惧。有句老话说，回到盐矿就等于到了做苦工的地方。
“我们要前往一个矿井的底部吗？”
“不大可能，”古斯说，“如今他们用水开矿。”他简单地概述过程。钻井似乎是为了石油。浓密的盐类矿床造出了地下一个密封的洞穴，用泵通过绿色管道把淡水抽运进来，迫使充满了盐的水从黄色管道中出去。盐化的水存在巨大的白色罐子里，我们之前跟阿提拉一起开车经过时见过。人们再把盐水运到生产场所，在那里能够蒸发生产出著名的图兹拉盐。
我很惊讶古斯咕哝着解释时，前面的两个游击队员居然没有让他闭嘴。一开始我把它视为我们的处境完全无望的标志，他们并不在意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没有出路。接着我想到他们或许有另一个理由让我们说话。
“英语。”我轻声对古斯说，朝前座点头。其中一位也许英语流利，仅仅通过倾听就获得了知识。古斯有些苦笑地作为回应。我知道古斯对要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想法，我应该问问，不过我开始努力寻找一处平静的地方。
又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四个戴面具的持枪者跳了下来，猛地打开我们的车门。我们停在三个巨大的白色水罐旁边，每个至少有100英尺高。那些人端着步枪，指示我们走向最近的塔楼。我仍然不解何意，直到我们来到边上，一架窄梯搭到顶上。古斯看了一眼就倒在地上，我照做了。
先前踢过古斯的那个人又踢他。古斯的手被绑在身后，他没办法保护自己。那个人踢了他两次，第二次再次做出巨大的挥臂动作。古斯尖叫起来，呻吟不止。与此同时，那个头目示意我们跟其中一个人一起爬。跟我料想的一样，他说流利的英语，听起来像美国人。我想他甚至也许曾在金德县待过，那里有一个塞尔维亚大社区。我可以问问他是否知道鲁斯迪·赛比奇，一个塞族的法官，他可以算作我的朋友，这个想法让我觉得搞笑。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把你打死，或者你可以爬上梯子，死得像个男人。”
第二次挨踢后，古斯仰躺着，应付他的痛苦。能说话时，他声音很低。
“我受够了，布姆。但你自便好了，哪一种我都没意见。”
他翻身，在一个游击队员的帮助下挣扎着站了起来。我想了想，效法他，但他们抓我的手肘时我转向那个会说英语的家伙。
“费尔科没有理由这样对待我们，”我说，“他永远不可能得逞。在法庭上他们知道我们在武村和我们发现了什么。如果我们失踪了，国际刑警组织会让费尔科的生活如人间炼狱。这是无意义的。”我又补充另外两个词的信息给费尔科，正如我在青春时期，人们所说的“别斗殴”。
在梯子的底部，一个游击队员握住一段黄色的塑料绳，他打了一个绳结。他把它套在古斯的脖子上，接着放出大约2米，绕在我喉咙上的绳索加倍，这样古斯和我基本上可以同时被勒死。然后他用一把钢制美工刀，切开我们手腕上的塑胶带。把我们赶到这里来的两个人，包括那个说英语的，先往上爬，他们的步枪挎在身上。另外两人拿他们的步枪画了一个圈，示意古斯和我跟随。
“准备好了？”古斯问我。
我点点头，我仍然不确定我们是否要被枪打死，或者从顶上扔下来吊死。眼下，套索保证了我们不可能在爬梯子时做出任何逃跑的尝试，比如从梯子上跳下去。就算我们奇迹般地完美控制好时间一起跳，我们落地时的撞击力会吊死我们中间至少一个，也许两个。
我们爬得很慢。绳子很紧，每次古斯爬一步我的喉咙就被勒住，我尽量精准地跟随他，他一直在说，右脚，然后左。每爬一步我们都停一下。我恐高，尽可能不往下看。我的心怦怦跳得厉害，我可以听到它在我的太阳穴震动。我们在隐修院的幽暗处享用的美妙午餐似乎要吞咽一下才能回去，这可能会是致命的，如果作为回应，古斯或者我朝错误的方向移动的话。
古斯到达顶部时，那个说英语的家伙拿自动步枪对着他。跨过最高的梯子横档，古斯绊了一下，绳索勒得我颈部生疼，有一秒钟，我眼前一黑，前额撞在梯子上。顶上的另一个游击队员抓住绳索让我不会掉下去，接着把我拉上来，似乎他在钓起一条鱼。我的脚一踏上罐子的顶部，我就看见古斯的套索已经被移除了，但他的手再次被用塑胶带绑在身后。他们也对我这么做。这期间，那位头目和他的跟班到了。
一轮缺掉14的月亮悬在空中，提供了很强的光。罐子的圆顶陡峭，大概是防止雨水累积，边上有一条大约六英寸的钢带。表面散布着一行行金属的脚蹬，直通顶部。那位头目借助它们爬到圆顶的一扇门前，把它撑开。
这一切发生时，古斯单膝跪地。被手枪殴打过的太阳穴朝向我，小创口仍然在闪光。古斯的那半边脸有三行凝结的血痕，月光下是黑色的，显然这半边给了他更多的痛苦。
“肋骨断了？”
他点点头，而不是说话。在一次车祸后，我也曾经历这种状况。那是异乎寻常危及生命的一次受伤，它极其疼痛，让人难以呼吸。
“这儿就是盐缸，”他说，“装满了水，盐过度饱和，基本上是盐酸。几个星期后就没有我们的痕迹了。”他说这些时几乎是平心静气的。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在绑着我们手的情况下，把我们扔进去，让我们淹死，我们的肉体逐渐消失。也许挨打更好一些，我真想要他们现在朝我开枪。
那个头目拿着步枪回来了。我在古斯旁边坐下，那个拿着扎斯塔瓦的家伙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嘟囔。他让我站起来，我摇头拒绝。我看见步枪枪筒过来了，低下头，躲闪了一下，枪筒扫过我的头，枪口反手回来时，没有办法躲避它，它切实地打中我的耳朵和太阳穴。那或许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方便的角度，因为疼痛并没有难以忍受。
附近传来咆哮，那个会说英语的家伙回来了。
“如果你们走上来，在你们进入水罐之前我们会给你们的头来一枪。否则，我们会把你们拖过去，活活地扔进去。”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我问道。这些家伙不是人道主义者。如果我们走上去，我相当确定他们还是会把我们扔进去，在我们还能呼吸的时候。也许他们会坐上一会儿，在我们尖叫时嘲笑我们。
我花了一会儿来琢磨为什么他们似乎决心要我们上到罐顶，明白我们有一些优势。拖一个为他的生命抗争的男人上斜坡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就连凶猛地殴打我们，就像古斯在地上承受的那样，也冒着把攻击者从圆顶弹射出去的风险，如果他失去平衡的话。我们躺在那里时，他们也没法朝我们开枪，害怕把罐子打出洞来，只有上帝知道后果是什么。过一会儿后，他们会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但现在我们比在下面时更安全了一点。会英语的家伙走开去与头目协商。
“别动。”我告诉古斯。
“我正准备跑去赶下一班电车，老兄。”
我笑了，这句话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甜蜜。
我们与劫持者的僵局持续了几分钟。接着，我躺在罐子的钢圈边，能看见光在路上扫过。我听见沙砾的践踏声，接着，一扇车门砰砰响的声音。黑暗中，一个声音发出回响。显然，他们打电话请求了帮助。
“尼古拉。”一个男人从下面喊道。他重复了这个名字好几次，那个头目走到梯子边往下看。地上的那个男人说了些别的，尼古拉表示抗议，但踏上了梯子。我能听见在尼古拉下去的过程中他们在争吵，他落到地上后没有声响。
尼古拉几分钟后又爬上来，他对其他几个低声说话，似乎有了一个新计划，四个人全到我这边来。一个用步枪的金属杆卡住我的嘴，把我拉起来。我嘴巴内在流血，不到几秒钟感觉肿到了葡萄那么大。一个人把我拉直，另一个突然往我头上罩了个滑雪面具。我感觉步枪的枪口重重地抵着我的太阳穴，意识到他们把面具反着戴，我看不见。它散发出汗水和香烟烟雾混合起来的臭味，我几乎要窒息。我被戴上了面罩，就像熟悉的电影里的那些男人在死刑前的最后瞬间。即便现在，我也学到了些东西：蒙住要死的人并不是为他好。突然的黑暗让我的恐惧上升到一个绝对水平，惊吓本身就让人的身体极度痛苦。面罩让刽子手不用看到已被定罪之人的恳求表情，让最后关头的家伙不受到阻碍。
从他的呼吸声，我分辨出古斯就在我身后，我们两人都跪在罐子边，面向圆顶的顶点。我以为他们要在这里开枪射杀我们，然后亲自把我们拖到罐门。我想要再次趴下来，但死在这里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这让我满意。
与此同时，我又听到梯子上传来脚步声，间或还有步枪枪管触碰到铁的叮当声。两三个我们的捕获者下去了，他们要留下一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我感觉到扎斯塔瓦抵住我太阳穴的力量更大了，那位行刑者，也许是说英语的那位正准备射击。
“老天，不要，求你了。”我说，但没有说更多，我为湿热的尿液浸透了我的大腿感到震惊。我不会说在那一刻我还在乎自尊，但我的确在乎自我。过去的几年，我付出了那么多，不想死的时候还不能怀抱自己。我想起我的儿子们，他们像银色的灯塔在我心头升起，然后我跪在那里等待子弹，出乎意料的是我想到了我父亲。你在说什么，爸爸？我突然问他。历史轮回，他为了安全抛弃了自己，而我在这里，将要死于同样的食尸鬼之手。此生，没有地方是邪恶够不到的。
时间渐渐过去，每一秒都让我惊奇。一秒，又一秒。我听见从罐子边传来步枪再次碰撞梯子横档的声音，接着下面的沙砾发出砰砰的声响，一辆车开走了，后面很快跟着第二辆，甚至第三辆，也许，从引擎的哀鸣来判断的话。
晚风从我们身上吹过，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手已经被绑麻了。我大腿上和左裤腿上的尿现在变冷了。
“你在这里吗，古斯？”
“是，老兄。”
“他们走了吗？”
古斯大胆地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说着什么，朝夜空吼叫。一阵寂静。
“走了，”他说，“我刚刚说‘你母亲的阴道宽得跟河一样，所有的男人都在里面’。如果他们还在这里，我们肯定会挨一顿好打。”
“你听懂了开车来的那个人对尼古拉说的话吗？”
“不是太多。他让尼古拉下去，尼古拉反对，那个人说这是命令。不过他们在地上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除了他们互相发火。”
“他们不会杀我们？”
“不知道，布姆。显然现在不会，不过我认为我不能戴着我的‘派对帽’。我们离地面有40米，双手绑在身后，并且被蒙住了眼睛。一定要小心行事，不然我们会替他们完成这件事。”
说完后，我们思忖他们是否在后面设下了某种陷阱。我们决定再躺下来，脚抵着罐边，这样我们就不会掉下去。钢制的踏脚处立得很高，我们躺在上面很痛苦。古斯用另一边侧躺，意味着他离我几步远。我知道他很疼，我告诉他别动，我朝他挪动，这期间我的脚一直抵着罐边。移过脚蹬时，它们切入我的肚子，不过我总算摸到了他的鞋。
我试了好几次沿着一个脚蹬的边把我的面罩取下来，但那似乎只是敲掉几颗牙的另一种方式。
“你能朝我弯腰吗？”我问古斯。
“慢慢地。”他回答说。
“时间充裕。”我说。
我缓缓移动回来，古斯弯着身子，我小心地转到另一边，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我得从罐子边移开一只脚，完全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不过当我转过身后，我的手面对古斯。我朝他移动，直到我感觉到他，我抬起一只腿到下一个脚蹬，把自己推上去直到我后面的手指擦过古斯的脸。我抓住面具，爬到下一个脚蹬，然后再来一次。
“可以看见。”他咕哝道。我把面具再往上推了一点，确保不会再次划到他的眼睛。接着他缓缓站起来，指导我一点点地回到罐子边安全的脚蹬处。我到达后，慢慢地朝古斯倾身，直到他咬住我面罩的后面。我尽量拽一下来帮他拉。他把面具拽到我的后颅骨，但似乎卡在那里了。最后，他把所有东西含在嘴里。我用手摸到了一个钢制脚蹬，这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支持，数了三下后，我扭下头。我的下巴撞上了另一个脚蹬，但面具到了我头顶，掉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甜甜的，但我的门牙很疼。
我们都躺在那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清亮的乡村天空，远处星星在闪耀。人生，我想到了人生。不知怎么，我想起在埃斯玛的床上，为我自己的活力而兴奋不已。
为什么——6月3—4日
古斯和我在罐子顶上讨论，我们赞同最好从梯子上下去，然后逃之夭夭。不过世界上的看守人用塑胶带是有道理的。在脚蹬粗糙的边缘锯塑胶带至少30分钟后，我们没有丝毫进展，除了割伤我们的手腕。曾绕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留了下来，我爬过去拿——古斯疼得厉害，没法动弹。我判断，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把一头缚牢在这里，然后把绳子系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爬下去，但这绳子短得很，没法到达地面。没有绳子，在我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的情况下从梯子上下去无异于自杀。不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工作，我们已经出奇地熟练，把黄色的绳子绕了个圈系在梯子横档上。我们接着将绳头穿过我们裤子上的皮带环，把绳子做成一种安全带。这让我可以去探索一下圆顶顶部，虽然我没能发现任何可以割开带子的东西。我们考虑用顶上门的铰链，像一个钢丝钳，我们原本要死在那里，我们很可能切掉一只手或者掉进去。最后，我们在梯子的两边安顿下来等待天亮，希望早上来的工人们不会拿我们当闯入者枪杀我们。
休息后，我们不再那么紧张了，更加意识到我们的疼痛，古斯比我更糟糕。我的嘴似乎没有停止流血，肩头由于胳膊绑在身后，手用得太多而发疼。其他地方也疼，但不必太过在意。总的来说，我们都精疲力竭。古斯躺下来想睡一会儿，当真打了会盹。
在我们的绑架进程中，我只是短暂地思考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即使现在我也搞不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费尔科是在哪种产业中占有地位我没有任何线索。在波斯尼亚一直有一个犯罪集团——他们在战争期间是勇猛的战士，是最初反抗塞族犯下种种罪行的人——但是我想象不出有组织的犯罪在宣传巴鲁普拉的大屠杀故事中有什么利害关系。也许匪徒们就是凶手，而费尔科借由责怪“游击队员”掩护他们？
日出不久，两个穿白色连衫裤的人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沙砾区，卡车侧板上带着盐矿的标志。他们停在北边大约一个街区的地方，一个木制小办公室旁边。我冲他们尖叫起来，古斯醒来，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加入我的行动。他们很快听见了我们的声音，但不能确认声音的来源，即使古斯不停地在喊“Ovamo”，意思是说“上面”。
最终有个人看见了我们，他立刻要求我们下来。我们花了好几分钟让他相信我们被绑住了。他们没有来救我们，而是去叫其他人，他们召来的人，名叫沃尔特，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几分钟内带了一把钢丝钳爬上梯子。他命令地上的两个人拿来安全带，他们把安全带缚紧在我们身上后，我们从梯子上下来。我比我料想的虚弱得多，很高兴被缚紧绳索。
沃尔特诚实正派，一听完我们的故事，他就想报警。古斯和我客气地指出这不是个好主意，沃尔特很快接受了。他让我们用办公室的电话，我用那部电话给阿提拉打了电话。
“见鬼，我给你们每人打了六次电话。”我一问好她就说道。她想要确定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工人。我简要给她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开玩笑，对吧？”一开始她这样说。她答应马上来。
沃尔特给我们沏了咖啡，我们在小办公室等待，它跟个拖车一般大。现在更多的人来上班了，每个人都在门口转过身打量一下我们，我们成为了一景。古斯的衬衫大部分是黑的，夹杂着凝结的血，他侧边的疼痛让他尴尬地倒在椅子里。我的嘴巴肿得和一个壁球一样大，一条棕色的血痕从我的嘴角流到我的下巴。公司找来了附近的一位护士。她把古斯带到小盥洗室，洗了洗他太阳穴处的伤口，用纱布把他整个头包了起来，还用绷带包扎了他的肋骨。她宣称我好很多，除了下巴上有瘀伤，头的侧边有步枪枪管引起的肿块，不过唯一永久的损失是我上排门牙的倒数第三颗没有了，旁边的牙齿凹下去了一块。我们的手腕还在流血，她涂上了碘酒，消毒后包扎起来。我的裤子干了，但是内衣没有，对这个问题我选择保密。
借由古斯翻译，沃尔特解释说他是副总工程师，就住在这里，但是在一英里开外的汽车制造厂工作，庞大的抽水机就是在那里运转的。由于水压必须保持不变，机器总是在嘎嘎响，这意味着沃尔特听不到外面发生的事情。自从十年前矿井重新恢复生产以来，一直有持续的破坏行为发生。有个保安人员本应每晚巡视，但他昨天晚上没有出现。当着我们的面，沃尔特给那名保安打了电话，他声称他的妻子突然生病。沃尔特立即解雇了他，说：“你为坏蛋们工作，让他们给你钱。”
“他是东正教的，”放下电话后，沃尔特继续说，“这儿的人们告诉我不要雇佣他，但这不是我们在图兹拉的行事风格，我们也永远不会那样。”
半小时后阿提拉到了。
“我的天啊！”她说，看见我们时她停了下来，“你们得在更好的地方喝点。”
回蓝灯路上的第一站附近有一个一层楼的小诊所，相当于一个乡村的急救中心，以便古斯做X光检查。一如往常，人人似乎都认识阿提拉。那位医生，一个牛仔裤外面套着白大褂的年轻男人，先于四五位等待的病人给古斯看。
全是好消息，古斯没有颅骨骨折，也没有显示出用枪抽打后脑出血的迹象。他的三根肋骨断了，但没有一根完全断掉到害怕肺穿孔而需要卧床休养。诊所的一位护士在古斯的太阳穴缝了针，重新用绷带包扎了他的肋骨，就打发我们走了。
一路上，阿提拉让我们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告诉她，从我们离开巴鲁普拉开始。她最初怀疑绑架我们的人是塞族的一支民兵组织的残兵，想伤害古斯，很可能跟踪了我们一整天。对我来说，这个说法不合情理。我们的劫持者似乎并没有在我们之间做出区分，在我们到达武村之前有很多机会抓住我们，只在我们拉响了费尔科家的门铃后情况才恶化。
为了做出解释，我告诉阿提拉我们跟这个所谓“我们的重要证人”的会面情况，我甚至描述了房子和狗，阿提拉猛烈撞击了一下刹车。安全带收缩时，古斯在后座大叫。阿提拉把车驶到路边，确认古斯是否还好，然后她朝乘客位上的我探身过来。
“费尔科？那个傻瓜费尔科是你们的大证人？”
我转过头看向古斯。他应该是一条腿跨在后座椅上休息，眼睛闭着，痛得扭曲。我感觉那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肋骨。
“你怎么认识费尔科的？”我问道。
“那个难缠的混账东西过去为我工作。”
“做什么？”
“我告诉过你，”阿提拉说，“记得我跟你说过我雇佣吉卜赛人的事情。费尔科是个司机，后来他开始偷卡车。这个不知感恩的浑蛋，不久后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几年前我看见他在图兹拉出没，他逃得像在参加赛跑一样快，那个杂种知道不能让我逮到他。”
“但为什么他有一栋大房子？”
“费尔科？费尔科是个该死的偷车贼。我猜你可以说我给了他在娱乐业的首秀，该死的他偷了我的卡车。现在他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等地方都偷车，按需定制。他可以在十秒钟打开车门把车开走。”
“他为犯罪团伙工作吗？”我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为什么他能调度暴徒来抓我们。
阿提拉笑出声来。
“费尔科的车主要卖给俄罗斯的犯罪集团，在俄罗斯人人想要一辆车。你见过莫斯科的交通吗？他们仍然有七个家庭住一栋公寓，但他们中每个人需要一辆别克。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普京比斯大林好。但费尔科是他妈的这些家伙的一个男仆，他是无关紧要的角色。他也许可以买通本地的警察，但没人服从费尔科的指挥，为他这个蠢货绑架别人。”
后座上，古斯问：“他住在巴鲁普拉，是吗？”
“我起初雇佣他时，他是住在巴鲁普拉。”
“一个有钱人编造一个有关大屠杀的故事有什么原因吗？”
“要我说的话，闹着玩，”阿提拉说，“对一些吉卜赛人来说，诓骗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那傻瓜说现在是白天，我得跑到窗边看下是不是。”
古斯沉默了。我以为他在思考，但是止疼药对他产生了影响，我朝后看时，他睡着了，嘴巴张大，我能看见几个填料的黑色痕迹。
“费尔科，”阿提拉说，仍然难以相信，“你不会真要告诉我这整个乱七八糟的状况就是因为费尔科，是吗？”
我差不多两晚没睡了，加之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上断断续续的睡眠，我现在感到倦怠乏力。记忆中，某些感觉，像水罐上方的风和景色，有一种高清的质量，但我的回忆中已经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哪些事情先发生也有些混乱。与此同时，古斯打起鼾来。
“对了，”我对阿提拉说，“你欠我一些记录。”
“我会给你记录，”阿提拉说，“不过我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如果费尔科是你们的大证人，老兄，那你的案子就完了。”
现在，我太累了，没有在意。表示歉意后，我躺在奥迪A8的软垫椅上，跟随古斯进入黑色休眠。
到达蓝灯时，阿提拉把我摇醒，让我帮帮古斯，现在他有时间挺直身体，古斯疼得更厉害了，药物也让他有些眩晕。我们陪他走上街，架起他的胳膊，像一个受伤的运动员离开运动场一样。我们把他弄到床上后，我去登记入住。我的行李不知道在哪儿，我想出去买些生活用品，但没有力气。阿提拉答应明天再来。接待员递给我门卡时，我笑了——这是我跟埃斯玛嬉闹的那个房间。那似乎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上楼后，我发现在车里面的短暂睡眠让我恢复了一些精力。我坐在床上，独自一人，感到既安慰又惊恐。出于某种原因，我看着自己的双手，端详我的手指和手掌。还活着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奥秘。
我也有点迷惘，不仅为发生的事情，也为要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我想订飞机票回美国并待在那里，我抵制着这种想法，部分因为我再次意识到我甚至无家可回。最近我做的最有家庭氛围的活动是跟我的儿子们钓鱼，以及跟娜拉在海牙的小餐厅里吃鲱鱼。
我决定查看一下我的邮件。这似乎平淡得荒谬，但生活的大部分安慰就在这里，就在例行公事中。我考虑给我的儿子们写邮件，但我知道即便我只是旁敲侧击地提到要注意安全，都会让他们担忧。于是，我下楼来到酒吧，在下午两点喝了一大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差一点回不到楼上来。最后我脱掉内衣，一直睡到第二天的12点。
醒来后，我惊讶地发现古斯已经在楼下了。他用大堂的机器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坐在早餐区的一个小桌旁，用他的左手搅动他的杯子。他说，他的第二剂氢可酮药性几小时前慢慢过去了，于是他下来吃早餐。
我们长时间看着白色层压板。
“算幸运了。”我说。
“算幸运了，”他同意道，“生命力快赶上仙人掌。”他讲述了之前最接近冲突的一次经历，那是他在布鲁塞尔接受警察培训的时候。他去解决夫妻吵架的问题——男的是个俄罗斯人，这并不让人惊奇，他们素来喜欢打自己的女人。但那位妻子让古斯进去后，那家伙从后面抓住古斯，将一把屠刀顶在他的喉咙口。酒精的气味充满整个房间。幸运的是，那个女人又对那个男人大发脾气，他放开了古斯去谴责她。古斯用他的警棍把他撂倒。
“他们让我们跪在那里时，我尿裤子了，”我告诉古斯。他应该注意到了，因而我没有坦白太多，“但到头来它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我找回自己。”
“你想到了什么？”古斯问。
我说了些我父亲的事。对我来说，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对他多么生气。
我问古斯他当时在想什么。
“啊，”他回答说，“妻子、孩子，想了点。主要的，老兄，我不相信我居然这么疯狂，回到了波斯尼亚。”
“你要放弃吗？”我问。如果是其他人，这个问题也许表明怯懦，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个逻辑问题。
“不知道，”古斯回答，“需要回去好好想一想。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老兄，我们不能在缺少真正保护的情况下住进来。如果我们回来，我们需要军队。得给巴杜打电话让他办这件事。”
“我们回来了吗？”
“呃，我们要去挖掘洞穴，不是吗？费尔科的话没有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已经发布了我们怀疑有一场屠杀的报道。因而确认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寻找尸体。”
他是对的。
一点半时我们仍然在桌边，阿提拉推着我的行李箱，一阵风似的飘进来。她派了两个手下去武村，他们找到了那辆租来的车，现在就停在外面。我们两人甚至没想到还能找回那辆车，谢了她半天。阿提拉从胳膊下面抽出一个信封，扔在桌上，然后也去给自己泡咖啡。她穿着常穿的皱巴巴的牛仔裤和旧细条短袖衬衣。如果阿提拉愿意的话，她能大大提高她的时尚品位。
“医疗队的报告怎么说？”她问。
除了需要一位牙医，由于牙齿原因，右边不能喝咖啡外，我很好。古斯还需要几天。
阿提拉昨天告诉过我们，她有一个好朋友在警察部队，叫达里加，一个她无话不说的陆军中尉，在我们的许可下，阿提拉去了警局跟达里加谈话。当着阿提拉的面，中尉打了几个电话。离武村不远的一个镇上，两名警官报告说他们的车和制服前天在枪口的威胁下被抢走。
“那群笨蛋，”古斯说，“在一个人人都了解其他人的小镇偷了一辆警车？明显是找打。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你觉得昨天晚上费尔科买通了当地警察？”我问。
这个想法让阿提拉笑了。
“我相信他们敲诈了他，但没人服从费尔科的命令。你要是让那个笨蛋为你工作过就会明白。”
“呃，他聪明到偷你的卡车，不是吗？”古斯问。
“他是有样学样。来自巴鲁普拉的另一个吉卜赛人，那里的大人物，波尔多·米尔伽——他是唯一一个有胆量这么做的。”
我看向古斯，他故作扭捏，避免跟我目光接触。
“好的，”我说，“告诉我们偷卡车是怎么回事。我们没听过完整的故事。”
阿提拉犹豫了：“老兄，这事需要非常小心。”
“阿提拉，这些是北约的车。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明天再给布鲁塞尔发一封信请求你的记录及他们跟你的会谈笔记。那是卡耶维奇行动之前的事情，不是机密情报。”
阿提拉想了想。
“要知道，也没什么可说的，”她说，“美国人要离开了，梅里想要将一大堆北约收集的军事装备送去伊拉克。于是我派出卡车和司机去莫斯塔附近取一些。”
“这具体是什么时候？”
阿提拉抬起头思考了一下。“2004年3月底，”那就应该是在多博伊卡耶维奇事件之前两个星期，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消失前一个月，“那些天，道路状况仍然很糟糕。我是说你开车，碰到一个弹坑时需要用自带的轨枕搭桥。因而这是一段很长的旅途，几乎要一整天，由于道路的问题，他们晚上没有开回来我并不惊讶。然而第二天中午还是没有他们的迹象。快熄灯时，波尔多、费尔科以及剩下的人回来了，说他们露宿时，一伙人用点火器电线短路的方式启动了六辆卡车开走了。司机全是吉卜赛人，他们甚至不会编故事。我当场解雇了他们。”
“发现卡耶维奇乘坐这几辆卡车逃跑，就是波尔多和费尔科偷的车，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呃，起初，没人确定。差不多多博伊的事情过了一周后，逃逸用的卡车才在这个国家再次被发现。”
“但是这些家伙当时怎么为他们辩护的呢？”
“波尔多？那个浑蛋还是坚持之前的说辞。肯定是劫车者把卡车卖给了卡耶维奇。”
“他们是对谁说的这个谎言，波斯尼亚警方，北约？”
“北约警察队和波斯尼亚人。”
“执法人员相信了？”
“布姆，我一直告诉你，没人相信吉卜赛人的话。问题是，完全推翻他们说法的唯一方法是得有卡耶维奇。没人告诉你波尔多是个傻瓜。”
“波尔多的说法有可能是真的吗——其他人偷了卡车，把它们卖给了卡耶维奇和他的老虎军团？”
“有可能？当然。波尔多跟卡耶维奇打交道并非说不通。你听到了莉吉的托瓦尔的话，那是猫鼬和眼镜蛇。吉卜赛人憎恨卡耶维奇，卡耶维奇宁肯坐下来跟一条蛇和一只老鼠吃饭，也不愿意跟吉卜赛人打交道。”
“你后来见到波尔多和费尔科是什么时候？”我问。古斯很快朝我看了一眼，他赞同我测试阿提拉说的是不是真话。
“再也没有，我宁可吸大麻也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他们知道。他妈的偷我的卡车？我告诉过你们，直到8月或9月我才听说所有的吉卜赛人不见了这档子烂事。”
这里有很多新情况，但几乎所有消息都让人困惑。不过有件事情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要从费尔科口中撬出真相，我们得有更充足的准备，在出发去会谈之前我需要一辆装甲车和一盒底盼[80]。
“你能搞到费尔科的电话号码吗？”我问阿提拉。
“如果他知道是我要，不行，”阿提拉说，“不过我可以偷偷查证。”
最后我拿起阿提拉扔在桌子上的信封，询问里面是什么。
“2004年4月26—28日的卡车记录簿。”
“有迹象？”
“才不是。没有护运车队从调配场地出来。”
我本想告诉她不对，她的卡车在镜头里，这时古斯的蓝眼睛警告地瞟了我一眼，显然梅里威尔没有与阿提拉分享北约的材料。正如他强调的，梅里保持他的距离，让我们去做我们的事情。
“谁记录车辆部署的情况？”古斯问。
“我下面的人。”
古斯点点头进行思量，但什么也没说，不过阿提拉从他的回应里看出了什么。
“没有我的允许没人能开我的卡车。”她说。
“我觉得波尔多偷了它们。”我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肯定。之后，我安排了三个人在每个车库巡逻，我们差不多每晚要把每辆车塞进被子里藏起来，那甚至在我们意识到卡耶维奇最后乘坐的是这些之前。”
阿提拉最后的评论让她想到了什么，她转动她的圆脸，从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她有一个想法。
“你说过你在玛多维奇拍了几张照片？”阿提拉问，“我可以看看吗？”
我提醒阿提拉，波斯尼亚友谊俱乐部拿走了我们的手机。
“云服务呢？”阿提拉问。
我的手提箱在大厅，平板电脑仍系在手提箱上，我把电脑从手提箱上拿下来。直到现在，古斯和我都没想过使用“寻找我的手机”应用程序。我们现在试了下，但是没有信号显示，表明要么我们的手机关机了，或者更有可能的，被毁坏了。不过我在玛多维奇照的照片和录的短视频在那之前已经上传了。
阿提拉看了好久，重新播放视频三次，最后伸开她的手指——她咬过的指甲——放大走过来的三个僧侣的照片。我没有及时发现，但从所坐的位置看他们时，中间那个人用他黑暗深邃的眼睛一直看我们。他实际上比旁边的一位僧侣看得更久，我后来才看见他朝我们瞥了一眼。
“那就是他们为什么带你们出去。”阿提拉说。
我惊讶极了：“我不知道不允许给僧侣拍照。”
阿提拉笑了，看着我们，很像万圣节之夜的杰克南瓜灯，同样可怕的齿缝，粲然而笑，似乎她从里面被点亮了。
“看见那个人没？”她把手指放在屏幕上，指着中间的那个僧侣，“我几乎可以确信你们找到了拉扎·卡耶维奇。”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