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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5日

　　“有很多人。”证人说。他又瘦又黑，肤色像橡果一般，坐在证人席，他的律师旁边。他看上去和起跑线上的短跑运动员一样紧张。

　　“多少人？”我问道。

　　“18个？”他自问道，“或许更多。20个？20。”他确认道。

　　证人名叫费尔科·林奇克，不过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卷宗里，他将只被认定为证人1号。为了保护他，一道帘子将大审判室里的证人区域隔绝开来，经由电子处理后，费尔科的声音和形象在传播到少数旁观者以及网络上时变形失真。我站在离检察官席几英尺的地方，开始惯常的开场白：费尔科，年龄38——虽然他看上去老得多，2004年4月27日那天他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在波斯尼亚语里称为巴鲁普拉。

　　我问费尔科：“有人跟你一起住在巴鲁普拉吗？”

　　费尔科仍然转向右边，听着耳机里翻译的声音。

　　“我妻子，三个女儿，还有我儿子。”

　　“你一共有几个孩子？”

　　“六个。但是有两个女儿已经嫁人了，跟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

　　我拿起一张小照片，有折痕，已经磨旧了。

　　“早上你来的时候，是否给了我一张你和家人的旧合照？”

　　费尔科表示认可。我宣告这张照片将被标记为物证P38。

　　“38？”首席法官高塔姆问道。法官席上共三位法官，全都神情冷漠。他们身穿黑袍，袖口和深蓝色的腰带光彩夺目。依据欧洲大陆风俗，我也戴着同样古怪的白色亚麻领巾，称作“花边饰带”，系在下巴下面。

　　“现在请看你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面的那张照片，P38，是否与你家人在2004年4月27日时的状况十分相似？”

　　“三女儿，她那时已经高多了。比她母亲还高。”

　　“不过大概来说你们那时就是这个样子，你、你的妻子和这些孩子仍然在家？”

　　他再次凝视显示器，表情逐步演变到些许无可奈何，最后才说是的。

　　我问起另一个问题，但是费尔科突然从证人席后站了起来，冲我挥手，用吉卜赛语表示抗议，说的话让译员都震惊得不愿翻译。刹那间我意识到这张照片让他不安。埃斯玛·斯扎尼，最初将费尔科的案子递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出庭律师，站起身试图安抚他，一头瀑布般的黑发近得足够暂时遮住费尔科。与此同时，我请求副司法常务官把这张旧照片归还给费尔科。等她归还后，费尔科用双手握住它，又端详了一秒，然后把照片利索地放进他的衬衣口袋，重新在埃斯玛旁边落座。

　　“在P38里，你们正后方就是你家吗？”

　　他点点头，法官高塔姆让他大声回答，以便法院书记官录下他的回应。

　　“那么背景里其他建筑呢？”我问道，“谁住在那些房子里？”“房子”是赞誉了，照片里那些住宅简直可以说是棚屋。每一个都是巴鲁普拉的居民利用废旧材料随意搭建的，他们将木材或旧铁柱敲入地里，再用蓝色柏油帆布或者塑料薄膜搭起来。也有大块建筑材料，特别是几片旧屋顶，那是从附近房子的废墟里捡来的，它们在波斯尼亚战争中遭到了毁坏。2004年时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九年了，但仍不乏残骸，因为没人知道哪些地方设了陷阱或是布了雷。

　　“人们（thepeople）。”关于他的邻居，费尔科这样回答。

　　“在吉卜赛语里，‘人们’是指‘吉卜赛人’（Roma）吗？”

　　他再次点头。

　　“为准确起见，英语中表示吉卜赛人意思的一个更常见的词是Gypsies。”

　　“Gypsy。”费尔科重复了这个词，果断地点了下头。那很可能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英语词汇。

　　“呃，我们还是使用‘Roma’。只有吉卜赛人住在巴鲁普拉吗？”

　　“是的，全是吉卜赛人。”

　　“大概多少人？”

　　“大约400。”

　　“现在我请你再次看向电脑屏幕，马上要显示物证P46。你们住在那里的那段时期，巴鲁普拉大体上是这样吗？”

　　埃斯玛弄到了几张巴鲁普拉和周边区域的照片，照片是一家国际救援机构在2000年拍摄的。我展示的这张显示的是这个营地的远景，在一个险峻的陡坡边，高低不平的住宅挤在一起。

　　“你和其他吉卜赛人在那里住了多久？”

　　费尔科上下摆动他的头。“五年？”

　　“你和你的家人还有巴鲁普拉的其他人，在那之前在哪里，如果你可以透露的话？”

　　“科索沃。我们1999年从那里逃离。”

　　“因为科索沃战争？”

　　“因为阿尔巴尼亚人。”他回答道，再次沮丧地摆动他的头。

　　“那么再回到2004年4月27日那天的最后几小时。大约20个人出现在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难民营，对吗？”我们再次等待耗时费力的翻译过程，他们要开启法庭上的一块地板，译员被安置在那里的一扇窗户后面。我的问题首先由英语转换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另一官方语言法语，然后由第二位译员翻译成吉卜赛人自己的语言吉卜赛语。回答以同样的方式返回，宛若一个波浪自海岸荡漾开去，最终抵达我的是女译员故作浑厚的英式英语。不过，这一次，程序简化了。

　　费尔科一听到用他的语言问出来的问题，就用吉卜赛语答道：“对。”辅以一个断然的点头。我们都明白了。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他们看上去是专业人士吗？”

　　“Chetniks（游击队员）。”

　　“请向法官形容一下你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

　　我俯身靠向古斯，他是指派给这个案子的调查员，红脸高个，坐在我旁边的首要检察官席位上。

　　“到底什么是游击队员？”我轻声问。在那一刻之前，我以为工作三天以来，我还算表现出色。这里的一切——法庭、我的同僚们、国际刑事法庭严正的礼节和烦琐的程序，我都不熟悉。我穿的黑袍和戴在下巴下面的领结让我感觉似乎我在演一场中学的戏剧。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没能有机会提前与证人交谈便讯问。就在埃斯玛护送费尔科·林奇克进入法庭前的几秒钟，我在走廊第一次见到他。与他握手时他仅握住我的手指尖，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我就明白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他们应该是士兵，”关于游击队员，费尔科解释道，“他们就是杀手。”

　　现在，古斯用整齐的笔迹在我们之间的拍纸簿上写好了他关于游击队员的说明：“塞尔维亚非法军事组织成员。”

　　“这些游击队员穿什么样的衣服？”

　　证人席边，费尔科穿着褪色的斜纹布裤子、无领白衬衫、深色背心，戴一顶淡黄色的馅饼式男帽，我们没人想到让他在法庭摘下帽子。所有一切——他看上去折断过几次的长鹰钩鼻，他的帽子，他浓密的黑胡子，那可能是一块化妆油彩污迹，让费尔科像是马科斯兄弟[53]丢失的孩子。

　　“军装、工作服、防弹衣。”费尔科说。

　　“他们的制服上有徽章或者其他标记吗？”

　　“我不记得。”

　　“你能看到他们的脸吗？”

　　“不，不，他们戴着面具。游击队员。”

　　“什么样的面具？你能描绘出有什么特征吗？”

　　“巴拉克拉瓦盔式帽，黑色，滑雪用的，只能看到眼睛。”

　　“他们带着武器吗？”

　　费尔科再次点头。为了强调回答要大声，法官高塔姆敲击麦克风银架，制造出了广播般的重击声。麦克风银架立在她、费尔科、我和环绕法院的一排排桌子边的40个其他座位前面，这些座位通常是留给辩护律师和受害者代理人的，但是今天的审前诉讼中，只有原告一方，因此这些座位没有人使用。

　　大审判室是现代荷兰风格，大概100英尺宽，竹木地板、芥末颜色的黄桦木家具和护墙板。设计理念偏爱简约胜过气派。装饰元素中最精巧的莫过于桌子的闭合式面板，以及法官身后那堵墙上的木屏风，那里也显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白色圆形标志。

　　费尔科一表示肯定，我便问道：“你能认出他们携带的武器吗？”

　　“AK，”他说，“扎斯塔瓦。”

　　“是扎斯塔瓦M70吗？”那是南斯拉夫军队的突击步枪，“你怎么认出那是扎斯塔瓦的，先生？”

　　费尔科颓然抬起手，脸上再次浮现出一连串凄苦的表情。

　　“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说。

　　古斯在电脑屏幕上调出了一张武器照片，就在麦克风旁边立起。那是一挺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带折叠式枪托，弧形的弹匣上是木制长护木。很多年前我在金德县第一次见到扎斯塔瓦，那时我对街头帮派提起公诉，他们的武装总是比警察的更好。

　　“那么游击队员到达时，你在哪里？在你家吗？”

　　“不，我在茅房[54]。”我已经对译者表示怀疑，她的上层社会的腔调，显著地提升了费尔科的语法和词汇选择。基于我对他简单的了解，我相当确定他从未说过类似“privy（茅房）”这种比较高级的词。

　　“为什么你在茅房？”

　　这个问题最终到达费尔科那里时，他惊讶地猛然向后颤动，缓缓地抬起手掌。法官席上的法官们、坐在法官下面的登记人员、检察官办公室我的新同事们，以及我身后桌子旁几十个观看这场前所未有的审讯的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在法庭回荡。

　　“我收回这个愚蠢的问题，阁下。”

　　古斯抬起一张红润的圆脸，友好地冲我微笑。这一滑稽时刻似乎逗乐了所有人。

　　“阁下，是否可以这样说：有需求让你醒来，让你在午夜去了茅房？”

　　“对。”费尔科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好的，如果你在茅房，先生，你怎么能看到这些游击队员？”

　　“门上头有一处用来通风的空间。茅房里有个脚凳。听到他们进入村子的喧闹声响时，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一看到是游击队员，我就锁上门，站在凳子上看。”

　　“那个地方有灯吗？”

　　“茅房上有一盏带一个电池的小灯。那晚也有月光。”

　　“在你察觉到游击队员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茅房吗？”

　　法庭里有几个人再次咯咯笑起来，认为我显然又闹了笑话。

　　“起初是，”费尔科说，“奔跑和尖叫开始时，我看见我儿子在瞎转。他迷路了，哭了起来，我迅速打开门，把他拉了进来。”

　　“你儿子多大了？”

　　“三岁。”

　　“你抓住你儿子时，做了什么？”

　　“我捂住他的嘴让他不要出声，等他明白不能说话后，我再次站到凳子上。”

　　“我想问一下出现尖叫时的情况。不过在那之前，说说你可能听到的其他声响。首先，这些游击士兵，他们说过话吗？”

　　“是。”

　　“对吉卜赛人，对他们自己，还是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好的。那他们怎么对吉卜赛人说话？”

　　“有个人有一个电子喇叭。”他指的是电子喇叭筒。

　　“那个士兵说什么语言？”

　　“波斯尼亚语。”

　　“你说波斯尼亚语吗？”

　　他耸耸肩：“我懂。跟他们在科索沃说的有点像。虽然不一样，不过我多半都懂。”

　　“他听起来像你认识的讲这种语言的其他波斯尼亚人吗？”

　　“不完全像。词语是对的，像老师。但是在我听起来，仍然不对劲。”

　　“你是说他有外国口音吗？”

　　“是。”

　　“游击队员对彼此说话吗？”

　　“很少。多数情况下是用手。”费尔科用他细长的手指，在空中打手势示范。

　　“他们是用手语吗？”头顶一阵停顿。显然，“手语”这个词在吉卜赛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不过，最后，费尔科再次表示肯定。

　　“你是否听到士兵们对彼此说过什么？”我问道。

　　“他们在茅房附近时，我听到了几句低语。”

　　“这些话是什么语言？”

　　“我不知道。”

　　“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语言吗？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你听得懂这些语言吗？”

　　“差不多。”

　　“你听到的词是这些语言吗？”

　　“不，不，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外国的，外来的，我听不出来。但那些话极少。”

　　“拿着喇叭的人，他最初用波斯尼亚语说的是什么？”

　　“他说：‘从屋子里出来。快速穿好衣服来这里集合。你们要回科索沃。拿上你们能带的贵重物品，不用操心其他私人用品。我们会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和你们一起运到科索沃。’这段话他重复了很多遍。”

　　“嗯，你说尖叫开始了。请说说当时的情况。”

　　“那个士兵不停地用喇叭叫嚷，其他游击队员拿着来复枪和手电筒挨家挨户叫醒每个人。他们有良好的组织性。两个人进屋，其他人端着来复枪在外面围成一个圈。”

　　法官高塔姆打断了问话。她约莫50岁，神情和气，一头黑长发做成了时髦的外翻发型。但是，有人提醒过我，她一点儿也不像看上去那么温和。

　　“抱歉，腾·布姆先生。”她对我说。

　　“法官大人？”

　　“证人刚刚证明士兵们说的是一种外语，这种外语不是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也不是塞尔维亚语。那么肯定不像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了，是吗？”

　　“我不知道，法官大人。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个词。”

　　欢闹声再一次在法庭传开，我身后的检察官们尤为开怀，其他两位法官都笑了。高塔姆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我能问证人一两个问题来澄清一下吗？”她说。

　　我郑重地挥动手指，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法庭，律师能让法官把想法闷在心里。

　　“证人先生，你做证说那些士兵穿着工作服。那是迷彩服吗？”

　　“是。”

　　“每个士兵都是一样，还是有差别？”

　　费尔科抬起头考虑了一会儿：“很可能一样。”

　　“在科索沃和波斯尼亚的那些年，你见过很多士兵身穿迷彩工作服吗？”

　　“很多。”

　　“你注意到过不同军队和不同军种的工作服有不同的迷彩图案和颜色吗？”

　　费尔科点点头。

　　“2004年的那个夜晚，看到这些穿工作服的士兵时，你认出来他们属于哪个部门或者哪个军种吗？”

　　费尔科再一次悲哀地抬起手掌。“也许是南斯拉夫？”

　　“但是，这些年来，你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工作服有时彼此相近吗？比如，你注意到南斯拉夫国民军的迷彩服与美国空军迷彩服相近吗？”

　　费尔科凝视了一会儿天花板，茫然地挥舞他的手。

　　“可是在黑暗中，你能看出这些士兵穿的是南斯拉夫制服还是美国制服吗？”

　　问题到达他那里时，费尔科摇摇头，做出一副苦相。

　　“不能。”他简单地说。

　　法官高塔姆点点头，一副洞悉一切的样子。“好了，腾·布姆先生，”她对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顺着我的问题往下问吗？”

　　在我的笔记本上，古斯曾于十年前在巴尔干半岛工作时写道：“波斯尼亚那时没有美国空军。”奥利弗·卡亚特，她是我法学院的朋友，也是她雇佣我来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向我介绍过法官高塔姆的基本情况。高塔姆曾是驻巴勒斯坦的一位前联合国官员，从没真正地做过律师，据悉，她是国际刑事法庭内部小集团的一分子，为一个美国检察官负责这个案子感到不安。但是她影射我在包庇同胞，这太侮辱人了，并且毫无道理。她刚刚听到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确认费尔科不懂持枪者说的语言。

　　法官讯问期间我重新落座，又站起来时我花了一秒钟整了整我的长袍，准备问费尔科那时他是否在波斯尼亚陆地上见过哪怕一位美国空军。奥利弗谨慎地从后面将一张折叠便笺递到我面前，我在桌子下面打开。“别管她，”上面写道，“一个圈套。”

　　法庭的关注点已经集中在我身上了，我静静地站了会儿才明白这个“意图”。如果我问出那个问题，法官高塔姆，她必然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会添加几句公开评论，谴责我为美国辩护。我略微颔首让奥利弗知道我懂了。国际刑事法庭表面看来像天鹅绒一般高雅，内里却变化莫测。

　　“没有要跟进的问题。”

　　“好，”法官说，“基于证人的回答，并且我的同事们也没有反对，我将要求他不再用‘游击队员’来形容这些人，而仅指称他们为‘士兵’。你也可以这样做吗，腾·布姆先生？”

　　她尽量和气地微笑，不过她的黑色眼睛闪出一道寒光。

　　同一时间，埃斯玛从桌子尽头她的椅子上站起来，再次靠向费尔科去解释法官的指示。我昨天晚上第一次见到埃斯玛，我们一起商议我能期待费尔科说些什么。有那么一刻，我要求她在法庭上减少与费尔科的交谈。如果他看上去只是一个有经验律师的代言人的话，他的证词将没什么价值。她有些讥讽地笑着让我消除疑虑，她不需要我来教她法庭的规则。她没有穿昨天那套名牌服装，而是一身简单的蓝色针织套衫，化淡妆，戴少许首饰。这一点证明了她很有头脑。

　　我再次转向费尔科。

　　“先生，你刚刚说，有尖叫声？”

　　“女人们在叫喊，为有陌生男人看到她们还没穿好衣服的样子，又哭又闹。孩子们哭了起来。男人们很生气。他们从屋子里冲出来，有的只穿着鞋和短裤，咒骂那些士兵。”

　　“你还记得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对这些士兵说了什么吗？”

　　“女人们叫喊道：‘老天，我们要搬到哪里去？我们没有别的家。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搬。’一些士兵吼道：‘Poslusaj！’”

　　在古斯的帮助下，我让费尔科解释了这个词，意思是“照我们说的做”。

　　“在每一户人家，”费尔科接着说，“那些士兵只给吉卜赛人一分钟的时间收拾。然后两到三名士兵会托着突击步枪进去检查那个地方是否没人了。他们通常四处挥动着手电筒，拆掉房子。”

　　我问道：“好的，你听说过要把巴鲁普拉的居民迁回科索沃的计划吗？”

　　“我们刚来的时候，有这种消息。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很多年没有了。”

　　“你想回到科索沃吗？”

　　“不想。”

　　“为什么？”

　　“因为阿尔巴尼亚人会杀掉吉卜赛人。他们已经尝试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千辛万苦来到波斯尼亚，靠近美军基地。我们以为靠近美国人，我们会安全。”他停了一会儿，反省这一期望。

　　“你是指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维和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在图兹拉[55]附近建立的老鹰基地？”

　　一座太长的桥。等翻译传到他时，费尔科再次滑稽地凝视，扬起手掌，不知道说什么。

　　“美国士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只知道这些。”

　　“好，士兵们让人们离开房间，居民们从许多地方聚集到一起后，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从下面开来了很多卡车。”

　　“多少辆卡车？”

　　“15辆。”

　　“什么样的卡车？”

　　“运货物的，带有金属栏杆，罩上了帆布。”

　　“你能认出品牌吗？”

　　“南斯拉夫，我想。从驾驶室的形状来看。但是我不肯定，它们是军用卡车。”

　　“好，现在车来了，有其他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

　　“你是指射击？”

　　“有枪击吗，先生？”我停了下来。我差一点说出他的名字，“请向预审庭的法官们描述一下枪击的情况。”

　　随即，我转身面向法官席，第一次不加掩饰地审视法庭。观察法官通常是秘密的行为，至少在美国，法官讨厌别人从他们的表情寻找蛛丝马迹。三位法官都很专注，他们占据了一张长桌，这张长桌只往上抬起了几级台阶，是法庭律师席上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黄色闭合式面板桌的加长版。法官高塔姆坐在中间。她右边是阿加塔·赫尔斯特罗姆，一个清瘦的近60岁的金发女人，她曾是瑞典民事法庭的法官。高塔姆左边是来自特立尼达岛[56]的尼古拉斯·古迪纳夫，他曾是当地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在不停地记笔记。

　　“他们挨家挨户叫人时，”费尔科说，“吉卜赛人争吵，他们会喊：‘我不搬。’尤其是女人。士兵们抓住他们，逼迫他们离开。如果他们抵抗，士兵们用来复枪的枪托和枪管戳他们。士兵们两次朝空中开枪以示警告。有一次，一个士兵开了枪，一个女人仍然一动不动。后来我听到她尖叫着冲出去：‘他拿枪烧我。枪口还热着，他就把它放在我身上。我留下了终身的伤痕。’我听到越来越多的尖叫和奔跑声。但是那些士兵，特别是在外圈的，他们留在原处——”译者在寻找合适词汇的过程中，再次出现了一阵停顿，“泰然自若。”她最后说道，估计跟费尔科实际上表达的意思相差100万英里。“他们拿着武器待在原地。但是在茅房附近，有个男人波尔多，他们去他家时，他拿着自己的突击步枪猛地冲了出来。”

　　“你知道波尔多为什么有突击步枪吗？”

　　“因为他有钱买。”费尔科说，这引起法庭上又一阵笑声。波斯尼亚，即使在2004年，也不是一个人手无寸铁能随意行动的地方。

　　“波尔多说话了吗？”

　　“哦，是的。他在喊：‘我们不去。你不能强迫我们，我们不去。’正在清理他房子的两个士兵倒在了地上。他们用波斯尼亚语叫道：‘Spusti!Spusti!’”

　　译者不懂波斯尼亚语，陷入僵局，又是一阵沉默。古斯嘀咕道：“把它放下。”虽然他亲切友好，但会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就我看来，是古斯为这份工作带来的唯一明显的价值。

　　“他们是在用波斯尼亚语喊‘把它放下’吗？”

　　“对。”

　　“那么，他放下它了吗？”

　　“没，没有。他四处挥舞着那挺突击步枪。那名负责的士兵，拿着喇叭的那个，再次喊起来。”

　　“用什么语言？”

　　“波斯尼亚语。接着他数数，一、二、三，然后开火。砰砰砰。波尔多爆裂开来，鲜血飞溅，仿佛他被砍倒一般。他儿子从屋里跑了出来。士兵们再次喊道：‘Stani！’”

　　“退后。”古斯轻声说。

　　“士兵们一直让波尔多的儿子远离那具尸体和那把枪，但毕竟是他的父亲，波多尔的儿子往前走，从另一边传来枪炮声。两三枪后，他也倒下了。”

　　“波尔多的儿子多大了？”

　　“14，一个男孩，”费尔科再一次一脸忧伤地四处张望，“后来，波尔多的兄弟从屋里跑了出来。他尖叫着咒骂道：‘你们怎么能朝我的家人开枪？他们做了什么？’他又哭又闹。他从那两具尸体旁边捡起波尔多的突击步枪。两次枪击之后，貌似负责的那位士兵，杀死波尔多的那位跑过来，挥手下达命令。他推开枪击了波尔多儿子的那位士兵，命令其他士兵上前来抓住波尔多的兄弟。他们跟他搏斗了好一阵子，那位兄弟在尖声呼叫，不放开那把突击步枪。他们用来复枪的枪托打了他几次，但是最后一次，打到了另一位士兵而不是波尔多的兄弟，那位士兵倒下了。那时，指挥官命令士兵们后退，他对波尔多的兄弟说，就像对波尔多说的那样，如果在数到三之前他不放下那把突击步枪，他会被击毙。然而，波尔多的兄弟拿起了那把步枪，于是指挥官也朝他开了枪。只一枪射进体内，波尔多的兄弟就侧身倒了下去，弄出可怕的声响。”

　　“他们给他治疗了吗？”

　　“没有，他一直在呻吟。”

　　“波尔多的兄弟后来情况怎样？”

　　“他死了。事后我从茅房出来时，他仍然躺在泥泞地上的血泊之中。”

　　“那位指挥官对他的士兵喊的话你听得懂吗？”

　　“听不懂。不过那儿有很多人叫喊。吉卜赛人尖叫着要回家躲避起来。”

　　“枪声停息后，难民营是什么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安静。像在教堂。吉卜赛人走到卡车边，他们不再叫喊，他们不想被杀死。士兵们帮助他们上车，人们都离开房子后，卡车开走了。最后一枪后20分钟，营地就空无一人。”

　　“现在卡车开走了，开往哪个方向？”

　　“他们往西开，朝矿井开去。”

　　我有一张地形图，不过我怀疑费尔科是否看得懂。它描绘出靠着巴鲁普拉的山谷，之字形的碎石路延伸到一个挖空的大矿井。

　　“山谷中有个什么样的矿井？”

　　“他们说是煤矿，但由于战争关闭了。”

　　“哪种煤矿？带矿井的还是露天矿？”

　　“他们挖煤，扒拢泥土。那是褐煤。”

　　“村子离矿区有多远？”

　　“顺着路也许一公里。”

　　“好，卡车离开后，你还听到过喇叭声吗？”

　　“是的，我又听到了喇叭声，从山边传来回响。”

　　“说的是什么？”

　　“从卡车上下来，你们在洞穴里等待带你们去科索沃的大巴。我们现在去取你们的行李，它们会随卡车跟随你们。”

　　“关于‘洞穴’，你明白喇叭里指的是哪里吗？”

　　“洞穴。”费尔科说。

　　“什么洞穴？”

　　“他说的那个洞穴。”

　　我旁边，古斯捏住嘴以免笑出声来。

　　“吉卜赛人称矿山那里为洞穴吗？”

　　“是。”

　　“好，请再次看向你桌前的电脑屏幕，这将是P76，阁下，这张照片与2004年4月洞穴的样子相差无几吗？”

　　这是埃斯玛找到的又一张照片，来自《纽约时报》。照片是2002年的1月从远处拍的。上面显示几十个人在严冬光着手捡煤，他们中好多人是戴着头巾的肥胖老年妇女，沿着巴鲁普拉下面的斜坡爬行。我们放大并裁剪了这张照片，以便更好地描述这一地形。显然，多年以前，在山腰发现了煤矿脉，重型设备挖出了一个纵深的长方形缺口。那就是洞穴。由于有一大块凸出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并不特别稳固，实际上，有波斯尼亚语的黄色标语警示诉人们不要进来。

　　“洞穴有多大？你能估计出它的大小吗？”

　　“几百米宽。”

　　“打进山里多深？”

　　“50米。至少。”

　　“它大到足够让来自巴鲁普拉的所有人都站进去吗？”

　　“差不多。”

　　“好，从喇叭中你听到了别的话吗？”

　　“是的，最后，他开始重复，后退。挤进来。每个人都到洞里来。每个人，没有例外。我们需要清点人数，记下名字。我们会让你们一个个出去进行统计。留在原地，留在原地，你们只需要在这里待几分钟。”

　　“他们给出这些指示时，你在哪里？”

　　“卡车和吉卜赛人都离开后，我从茅房出来了。我儿子和我藏在一栋房子里面，从那里可以看向山谷。”

　　“你能看到洞穴吗？”

　　“看不太清。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卡车前灯。依靠车灯的光亮，我看见他们把吉卜赛人往后推。”

　　“那些车呢？”

　　“卡车？几分钟后，它们又开动了。我以为他们要开上来收集每个人的行李，就像喇叭里说的那样。我抱起我儿子，准备跑回茅房，但是我看见灯往另一个方向远去，去往谷底，接着穿越谷底到另一条路。”

　　“往西吗？”我问道。

　　他伸出手来指示方向。

　　“卡车开走后你听到过喇叭的声音吗？”

　　“是的，但是听起来似乎模糊得很。”

　　“喇叭里说什么？”

　　“一样。‘留在原地。留在原地。’”这一次费尔科用波斯尼亚语重复着这句话，“‘Ostanitenasvojimmjestima。’”

　　“接下来你看到了什么？”

　　“接下来？”他等待着。头一次，费尔科的长脸上表情十分激动。他抓住鼻梁，再开始说话。“接下来，我看见洞穴上方的山上划过闪光，听见了爆炸声。六七声。我能听见那座山倒塌下来的声音。”未经要求，费尔科在头顶挥舞手臂，模仿那个声音，就像摩托车发出的隆隆声。“泥土和石头倾泻下来，几乎跟爆炸一样响，潮水一般，轰鸣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你相信这次爆炸引发了塌方吗？”

　　“是。”

　　“然后你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我吓坏了，我抱住我儿子。我跟他藏在一块柏油帆布下面，以防士兵们回来。我等了大概半小时，突然四周变得十分安静，不时听见风响。在帆布下面，我能感觉到灰尘仍然在空中沉积。”

　　“那半小时后，你做了什么？”

　　“我让我儿子待在帆布下面。我跑进山谷里。”

　　“你是去洞穴吗？”

　　“当然。但是洞穴没有了。洞穴上面的山倒塌了。洞穴几乎全被填满，石头现在堵住了路。”

　　“你做了什么？”

　　“我能做什么？”他痛苦地摇了摇头，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在袖子上擦了擦鼻子和眼睛，“我叫着我老婆和孩子们的名字。我呼唤我兄弟和他的孩子们。我一直叫，爬上石头，边爬边叫，用力扒开石头。老天才知道有多久。但是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这辈子我可以一直刨这块石头，但我不能靠得更近。我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先生？”

　　“他们死了。我的老婆、我的孩子们，所有人，他们都死了。被活埋了。全部400人。”

　　虽然几乎所有人，法官、一排排的检察官、法庭职员、玻璃后面的旁观者、跟他们在一起的几位记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在听到这一事实后，还是出现了可怕的戏剧性场面。沉默笼罩了这个房间，仿佛有人伸出了警告的手指指向我们所有人，每个人似乎都陷入自己的世界，陷入邪恶加之于我们的恐惧和寂寞的火山口。

　　好了，你来了，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突然想到，现在你来了。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