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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有机会给《证词》的中国读者们写几句话。大约六年前，作为美国国务院和上海文学节邀请的客人，我出访了北京和上海。跟几乎所有去中国的美国人一样，你们的国家，它的美不胜收，它备受推崇的传统，它无限的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我来说，《证词》这本小说耗费了数十年。2000年，我在荷兰，宣传我当时新出版的小说《个人伤害》。我的荷兰之行让我去了海牙——荷兰的外交首都。那是一个美好的城市，有很多屹立几百年的宏伟官方建筑。海牙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包括11个不同的国际法庭，其中6个刑事法庭最初由联合国设立，来处理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战争暴行，比如柬埔寨、卢旺达、黎巴嫩。那时，这些法庭在积极裁决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中各方犯下的战争罪行。

　　我访问海牙时，当时的美国大使——尊敬的辛西娅·施耐德，热心地在大使官邸为我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很多年轻的美国律师在海牙工作，因为那里是深入学习《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绝佳之地，大使邀请了许多律师来参加那次聚会。在聚会期间，我置身于一群美国青年男女律师之间，所有人一致认可一件事：海牙是展开种种惊险法律小说的完美背景。

　　关于什么因素造就一本优秀的小说，我得到了不少建议，礼貌说来，大部分建议并不可行。但这个建议确实让我觉得有可能。我没有意识到要写一本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律小说，我把这个想法藏起来，不时思考。

　　最后，我意识到可以将这个背景与我一直以来非常好奇的吉卜赛人结合起来。考虑到自从公元9世纪他们离开印度以来，四海为家，我猜中国也有吉卜赛人，虽然吉卜赛人有明确的特征，他们拒绝完全接受当地的文化和观念，很可能会给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带来麻烦。

　　毫无疑问，他们在其他地方也遇到了严峻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群体比吉卜赛人受到的蔑视和惩罚更深重，尽管如此，他们继续固守自己的价值观，这让吉卜赛人很难找到工作或接受教育。我想到创作这样一个主人公，他努力为在西方司法制度下被指控的数百位吉卜赛受害者伸张正义，因为这种文化冲突给小说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例如，众所周知，吉卜赛人拒绝告诉外人真相。他们怎么能够遵从我们的司法制度，在法庭上起誓说真话？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英雄是比尔·腾·布姆，一位有荷兰血统的美国人，50出头，他同意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ICC）的一位检察官时，抛弃了生命中的一切——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和他的律师职业。

　　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构。虽然联合国的成员国大体上赞同需要一个永久的战犯法庭，但是这个法庭仍受到了掣肘，因为许多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最终拒绝加入，他们担心这个法庭会侵犯他们的国家主权。基于小说中解释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担忧可以理解，到头来却不合时宜。虽然我最初开始写作时，没有强硬的立场，我逐渐意识到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机构。重要的是，世界上有一个法庭让那些历史恶魔——在战争和政治动乱期间犯下暴行的人受到谴责。在这里，文明战胜混乱，可以为饱经创伤的人们启动调解进程。

　　尽管如此，《证词》不是我个人的临时讲台。它是关于2004年波斯尼亚400名吉卜赛难民一夜之间莫名消失的故事，当时这些人所在的难民营附近有数千名美军在维持和平。对腾·布姆来说，这是通向难以名状的真相的旅途，包括有关他自身的真相。我希望你们享受与他同行的旅程。

　　斯科特·特罗

　　芝加哥，2018 凤凰联动文库：忠于正，守于义（套装共1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