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丧钟为谁而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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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旋转木马,罗伯特·乔顿想。并不是那种孩子们骑在长着金色犄角的牛身上,伴着汽笛风琴音乐,转得飞快的旋转木马。那里有棍钻圈[221]游戏。在蓝色汽灯照亮黄昏的曼恩大街[222]上,隔壁的摊子在售卖炸鱼。还有幸运大转盘在旋转,皮质阻力片“啪嗒、啪嗒”地刮打着每个写有数字的格子上的小木杆,一包包作为奖品用的方糖堆得像金字塔一样。不,不是那种旋转木马。虽然人们在等待,就像那些戴帽子的男人和穿毛衣的女人,他们的头被汽灯的光亮笼罩着,头发闪着光,站在幸运转盘的跟前看着它旋转。是的,人还是那些人,却是另一个转轮,这是一个旋转着向上的转轮。
现在它已经转了两圈儿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轮子,以一个角度旋转着,每次转了一圈儿就又回到开始的地方。轮子一边高一边低,旋转时把你带到高出,之后又把你送回原来的起点。也没有奖品,他想,所以没有人选择坐这个转轮。可是它每一次旋转时你都在上面,你根本没有上去的意愿却跟着转呀转的。它只有一种运动,巨大的、椭圆形的,升起而后落下,然后你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现在我们又回来了,他想,连一件事情都没落实。
山洞里十分暖和,外面的风已停息。此刻他正坐在餐桌前,面前放着他的笔记本,着手解决炸桥任务中的技术问题。他画了三幅草图,计算了公式,用两张图标记出爆炸方法,清楚得像是幼儿园布置的课外作业一样,这样即使他在爆破过程中有任何不测,安塞尔默也能依图完成。他画好草图,细细地琢磨推敲。
玛丽娅坐在他旁边,从他肩膀后面看他工作。他一直注意着桌子对面的巴布罗,以及正在交谈、玩牌的其他人。他闻着山洞里的气味此时已经从饭食和烹饪的气味变成了烟火气和人的气味,烟草味、红酒味和刺鼻、酸腐的体臭,于是当玛丽娅看着他画完第一幅图,把手放在桌子上时,他用左手将它抓起来,举起贴着他的脸,去闻上面劣质香皂的味道以及洗碗后手上的清香。他把她的手放回去,全程都没有看她便继续工作,所以他并没有看到她的脸已经红了。她将手继续放在那儿,就在他的手边,然而他没有再握起来。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爆破方案,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开始写行动指令。对于这些,他的思路清晰而周密,写下的东西令他满意。他在笔记本中写了两页,然后返回来仔细阅读。
我想就是这些了,他对自己说。写得非常明白,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漏洞了。那个岗哨会被拔除,大桥也会如戈尔兹的命令那样被炸毁,这些就是我的全部职责。有关巴布罗的一切事情绝不是我该背负的,而且是杀是留也终会有个结果。有或没有巴布罗,随便怎么着我都不关心。但是我不会再坐上那个转轮了。我两次跑到那个转轮上,两次都转了个圈儿,然后回到原点,我可再也不要坐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着玛丽娅。“你好,美人儿,”他对她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来了吗?”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着,一只手放在他仍握着铅笔的手上,“你忙完了吗?”
“是的。现在一切都写好了、就绪了。”
“你刚才干吗呢,英国人?”巴布罗隔着桌子问,他的眼睛再次混混沌沌的了。
罗伯特·乔顿仔细看看他。离那个转轮远点儿,他对自己说。别再登上那个转轮了。我觉得它又要开始转了。
“解决炸桥的问题。”他礼貌地说。
“怎么样?”巴布罗问。
“很好,”罗伯特·乔顿说,“一切都很好。”
“我一直在研究撤退的问题。”巴布罗说。罗伯特·乔顿看着他醉醺醺的猪眼睛和眼前的酒碗。酒碗已经快空了。
离那个转轮远点儿,他对自己说。他又在喝酒了。当然了。但是现在你可别再踏上那个转轮了。据说格兰特[223]在内战期间不就是常常喝醉吗?他当然是啦。我打赌格兰特要是看见巴布罗的德行,知道自己竟被拿来和他作比较,一定勃然大怒。格兰特还抽雪茄。好吧,他得想法弄支雪茄给巴布罗了。那张脸有了它就真的完整了——咬去一半的雪茄。他从哪儿能给巴布罗弄到一支雪茄?
“进行得如何?”罗伯特·乔顿礼貌地问。
“很好。”巴布罗说着郑重地狠狠点头。
“你想出什么了吗?”阿古斯汀从牌局中抬起头来问他。
“有哇,”巴布罗说,“各种各样的主意。”
“你从哪儿想出来的呢?酒碗里面?”阿古斯汀追问。
“也许吧,”巴布罗说,“谁知道呢?玛丽娅,请把酒碗斟满,好吗?”
“酒袋子里面应该有些好主意,”阿古斯汀继续打起牌来,“你怎么不爬进去,往酒袋里面找找看?”
“不啦,”巴布罗语气如常,“我在酒碗里找就好啦。”
他也没有到那个转轮上去,罗伯特·乔顿想。轮子肯定在自个儿转着。我猜你不能在那转轮上待得太久,那也许真是一个置人于死地的转轮。我很高兴我们下来了,有两三次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但是那些醉鬼、那些真正卑鄙和残忍的人会一直在上面转到死。轮子转着,向上走的时候,轨迹每次都不甚相同,然后它再转下来。让它转吧,他想,他们没法再让我上去了。不,先生,格兰特将军,我对这轮子敬而远之。
比拉尔正坐在火边,她将椅子转过来一点儿,玩牌的两人背对着她,她从两人的肩膀上方看过去,关注着牌局。
这种从生死一线到日常家居生活的无缝转换是最古怪的,罗伯特·乔顿想,原来当这个讨厌的轮子往下转的时候才真的将你难住。但是我已经不在轮子上了,他想,而且没人要把我再拉上去。
两天前,我根本不知道比拉尔、巴布罗以及其他人的存在,他想,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玛丽娅这档子事,那倒是个简单很多的世界。我从戈尔兹那里得到的指示全然清晰,并且看起来全然可行,虽然这些指令具有一定难度,且涉及一定的后果。我们炸掉大桥后,我回不回前线都行,如果我们回去,我想请几天假去趟马德里。这场战争不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但我请假去马德里待个两三天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想在马德里买些书,在佛罗里达酒店开个房间,好好地泡个热水澡,他想。我会让茶房路易斯去买瓶苦艾酒,如果他可以在莱昂乳品店或格兰大道附近的任何铺子里找到一瓶的话。泡过澡后,我会躺在床上看书,喝上两三杯苦艾酒,然后我会打电话到盖洛德饭店,看看能不能到那儿去吃饭。
他不想在格兰大道那样的地方去吃饭,因为那儿的饭菜实在差劲,而且你还得早去,不然连那样的饭菜都吃不上。还有就是那里有太多他认识的记者了,他可不想一餐饭都闭口不言。他想喝上些苦艾酒,同时好好聊聊天。那么就去盖洛德和卡科夫[224]一起用餐吧,他们那儿有上好的饭菜和正宗的啤酒,和他聊聊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
他第一次光顾盖洛德的时候是不喜欢那儿的,这所坐落于马德里的酒店已经被俄国人接手,对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来说,它太过豪华、菜肴也太过美味;对战时来说,人们的谈吐又过于玩世不恭。但我是如此容易腐化,他想,在经历了这种事情后回来,你为什么不应该享用人们能搞到的最佳美食呢?而他最初认为太过玩世不恭的言论,事后看来倒是千真万确的。这个话题倒是可以在盖洛德聊聊,他想,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嗯,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你能带玛丽娅去盖洛德吗?不,你不能。但你可以让她待在酒店,洗上一个热水澡,在那里等你从盖洛德回来。对呀,你可以这么办,然后在你向卡科夫说过她的事情之后,就可以把她带上了,因为他们也会好奇想见见她的。
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去盖洛德。你可以赶早去格兰大道吃完,然后赶回佛罗里达酒店。但你知道自己会去盖洛德的,因为你想再去看看那一切。在这边的事情结束之后,你想再去吃一口那样的食物,你想再去看一眼那种舒适与安逸。然后你会回到佛罗里达酒店,而玛丽娅就在那里。当然,这边的事情结束后,她会在那里,这边结束以后。是呀,在这边结束以后,如果他干得好,他理应在盖洛德美美地吃上一顿。
在盖洛德你可以遇到有名的工农出身的西班牙指挥官们,他们先前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在战争一开始便拿起武器,你发现其中好多人说俄语。在几个月以前,这件事让他第一次感到巨大的幻灭,从而自己对这件事也开始玩世不恭起来。但是当他意识到这局面形成的过程就释然了。他们曾经确实是农民和工人,活跃于在1934年的那场革命[225],但是在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流亡国外,而在俄国他们被送进军事学院,被送进共产国际办的列宁学院,接受必要的军事指挥的教育,为下一次的战斗做好准备。
共产国际在那边就教会他们,身处一场革命当中的你,永远不要让外人知道帮助过你的是些什么人,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不该知道的事情。他也领教过这一点。如果一件事情的本质是正确的,那么说些谎也就无关紧要。毕竟谎言已经铺天盖地。他起初并不喜欢说谎,他憎恨谎言。但是过一阵子他就渐渐地喜欢上了,这是做一个局内人无法回避的,但这又是一件非常堕落的事情。
就是在盖洛德,你了解到那个被叫作“农民”的瓦伦汀·冈萨雷斯[226]从来没做过农民,而是西班牙外籍军团的前中士。后来逃走了,加入了阿布德·艾尔·克里姆的军队[227]。这也没什么。他为什么不该是农民?在这种战争中你很快就得有这种农民领袖了,而真正的农民领袖可能会和巴布罗有些太过相像。你等不及看到一个真正农民领袖的到来,而他真的到来时,可能身上会具有太多的农民特质。所以你得造一个出来。说到这个,从他所见“农民”的模样,黑色的胡子、黑人般的厚嘴唇,还有如火焰般炯炯的双眼,他觉得此人可能会和真正的农民领袖一样惹出诸多麻烦。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看上去已经被自己的公众形象说服,自以为是个农民了。他是个勇敢坚韧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了。但是老天爷,他怎么那么能说。他一兴奋起来,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也不管自己的轻率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且许多后果已经有所显现了。即使看起来仿佛身处绝境,他也依然是一位绝佳的旅指挥官。他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面临绝境,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也会血战到底。
在盖洛德,你还会遇到那个单纯的石匠——来自加利西亚的恩里克·利斯特尔,现在是一个师的指挥官,他也说俄语。你还会遇到那个细木工——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胡安·莫德斯托[228],最近刚让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229]没学过俄语,如果在那里有一所细木工可以上的贝里兹语言学校[230],他也许就学会了。他是俄国人最信任的青年军官,因为他是个地道的党员,“百分之一百”,他们说,因为用了美国词儿而骄傲。他比利斯特尔和“农民”都要精明。
是呀,盖洛德就是你所需完成你的教育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你学到事情是如何真正完成的,而并不是事情该如何完成。他自己的教育才刚刚开始,他想。他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长期地接受这种教育。盖洛德美好安逸,正是他所需要的。最初在他还相信那一派胡言乱语的时候,这里的一切给了他不小打击。但是如今他有了足够的认知来辨别这些骗局,而他在盖洛德所学到的,也只是加强了他对于自己认为真实的事情的信心。他想要知道事情真真切切的样子,而不是它理应是什么样子。战争中总是有谎言。但是关于利斯特尔、莫德斯托和“农民”的真相,总归比谎言以及传奇要好上许多。是呀,有一天他们终将把这个事实告诉所有人,而眼前,他很高兴还有一个盖洛德让他亲自了解这些真相。
是的,那就是他在马德里要去的地方,在他买了书、泡了热水澡以后,在他喝了两三杯酒、读了一会儿书以后。但这都是在玛丽娅出现之前他制订的计划。好吧。他们就开上两个房间吧,那么他出去的时候,她便可以随心所欲做她喜欢的事情,他从盖洛德回来后便陪在她身边。她一直在山上等了那么久,应该可以在佛罗里达酒店再等上一小会儿。他们会在马德里待上三天。三天可以是一段很长的时光。他会带她去看马尔克思兄弟的《歌剧院一夜》[231]。那部电影已经上映了三个月,想来再演上三个月肯定没问题。她会喜欢马尔克思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他想,她一定非常喜欢。
然而从盖洛德到这个山洞这段路可不近。不,那段路还不算远。远的是从这个山洞去往盖洛德。第一次是卡什金带他去的,而他并不喜欢那里。去之前卡什金说他应该去见见卡科夫,因为他想认识美国人,还因为他是世界上头号洛佩·德·维加拥戴者,认为《羊泉村》[232]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戏剧。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罗伯特·乔顿并不这么想。
他喜欢卡科夫,但不喜欢这个地方。卡科夫是他见过的人中最聪明的。罗伯特·乔顿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黑色的马靴、灰色马裤和灰色紧身短上衣,配上他那小手小脚、浮肿的脸和身体,还有一说话就从坏牙向外溅口水的谈吐方式,看起来可真滑稽。但是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比谁都更有头脑,内心更高尚,外表更傲慢,也更富有幽默感。
盖洛德作为一个饭店显得穷奢极欲,腐化堕落,但是作为统治世界六分之一区域的政权的代表,为什么不能有点儿享受?也是,他们有着享受的权利,罗伯特·乔顿起初对这一切看不顺眼,进而接受,后来乐享其中。卡什金起初把罗伯特·乔顿吹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当时卡科夫对他的客气劲儿让他难堪,但是后来,当罗伯特·乔顿并不以英雄自居,还讲了件着实有趣而又有损自己声誉的淫秽逸事自嘲,卡科夫的那套生硬的礼节才如释重负地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然后他们成了朋友。
在那里,人们只是容忍卡什金的在场。他显然是犯了什么错误,而他在西班牙是将功赎罪的。他们不肯将原因告诉罗伯特·乔顿,但现在人不在了也许他们就能说了。总之,他和卡科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科夫的妻子做了朋友。这女人瘦得出奇,形容憔悴,皮肤黝黑,满怀深情,神经紧张,逆来顺受,瘦削的、不加爱惜的身体,夹杂着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当时在坦克军团做翻译。他还和卡科夫的情人做了朋友,她有一双猫眼、金红色的头发(有时偏红,有时偏金,这取决于美发师)、一副慵懒肉感的躯体(天生和他人的身体相契合)、一张天生和他人的嘴唇相契合的嘴,以及一颗愚蠢的、雄心满满而又极度忠诚的心。这个情妇热衷嚼舌根儿,喜欢时不时有节制地搞搞男女关系,看上去反倒让卡科夫更高兴。卡科夫除了坦克军团那个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老婆,也可能是两个,但谁也没法确定。他认识的那个老婆和情妇,罗伯特·乔顿都喜欢。他想,如果真有另外一个老婆,如果他认识的话,他也很可能会喜欢她。卡科夫看女人的眼光不错。
盖洛德饭店的楼下,可供汽车通过的大门外,警卫的枪上上了刺刀,而今晚,那里将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最愉快、最舒适的所在。他巴不得今晚待在那里而不是这里,虽然这里也还好。现在那轮子已经停住,雪也停了。
他想给卡科夫看看他的玛丽娅,但是除非他先问起,他还要先了解一下这次出行结束后会受到怎样的接待,罗伯特·乔顿是不会把她贸然带过去的。这次袭击结束之后,戈尔兹也会到那儿去,如果他干得不错,人们都会从戈尔兹那里听说的。戈尔兹还会拿玛丽娅开他的玩笑,在他说了那一套没时间交女朋友的言论过后。
他伸手从巴布罗面前的酒碗里舀了杯酒。“可以吗?”他说。
巴布罗点点头。我猜他是沉浸在自己的军事问题之中了吧,罗伯特·乔顿想。不在大炮口去求虚名,反倒在酒缸里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但你知道这个混蛋在带队的时候,倒是有能力把这一帮子人带好。他看着巴布罗想,他若是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游击队长呢?这样的人有很多,他想,但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不是匡特里尔[233],不是莫斯比[234],也不是他自己的祖父,而是那些小头目,打打伏击。而关于喝酒的问题,你觉得格兰特真的是个酒鬼?他的祖父始终说他是酒鬼。说他总是不到下午四点就有些醉醺醺的了,还说在围攻维克斯堡之前,甚至兵临城下期间[235],他都会醉上两三天。但是祖父称,不论他喝了多少,都可以完全正常地工作,除了有些时候,叫醒他非常艰难。但如果你既然能叫醒他,他的神智就完全正常。
目前,这场战争的任何一方当中都没有格兰特、谢尔曼[236]或“石墙”杰克逊[237]这样的人物;没有;也没有杰布·斯图尔特[238];没有谢里登[239]。然而多的却是麦克莱伦[240]那样的人,法西斯那边有不少麦克莱伦那样的,我们这边则至少有三个。
他在这场战斗中还没见过任何军事天才,一个都没有,一个初具雏形的都没有。克莱伯[241]、卢卡兹[242]和汉斯与国际纵队一道,在保卫马德里的斗争中表现卓越。后来,那个老秃子,戴着眼镜、自高自大、呆如猫头鹰、言语无味、愚勇如公牛、靠吹捧树立形象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243]十分嫉妒克莱伯获得的名声,竟逼着俄国人撤掉了克莱伯的指挥权,把他调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是有局限性,而且对他的工作来说,话确实太多了。戈尔兹是个好将军、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把他放在从属位置,从不让他自由发挥。这场袭击是到目前为止他的最大动作,只是罗伯特·乔顿不是很喜欢他所听到的关于进攻的传闻。还有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你在盖洛德听到的内容有一半是真的,就该枪毙他。还不如说如果在盖洛德听到的内容有十分之一是真的,就该枪毙他了,罗伯特·乔顿想。
他多想亲眼目睹他们在瓜达拉哈拉[244]北面的高原上痛击意大利人的战斗哇。但是他当时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周前的一个晚上,汉斯在盖洛德跟他讲了经过,让他仿佛身临其境。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让人觉得大势已去,那时意大利人已经突破了特里胡克[245]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246]到布里韦加[247]的公路再被切断,第十二旅将被孤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道,“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如果换作是别的部队肯定行不通。结果成功了。”
汉斯拿出地图给他讲述战争经过。汉斯一直将这次战役的地图放在随身的地图包中,看起来仍旧为个中奇迹而感到惊奇与欢欣。汉斯是个优秀的军人,一个好伙伴。利斯特尔、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都在那次战役中表现优异。汉斯告诉他,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将领,以及他们所推行的纪律。但是利斯特尔、“农民”和莫德斯托身边一直有俄国的军事顾问指点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像是飞行学校的学生在驾驶一架有复式操纵装置的飞机,只要一犯错,操作权就会被飞行教练接管。那么,今年就能看看他们学到了多少,学得好不好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便拭目以待他们独立指挥师和军团的能力如何吧。
他们是共产党人,是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他们所推行的纪律会带出好部队。利斯特尔的纪律是凶残的。他是个货真价实的狂热分子,具有那种十足的不尊重生命的西班牙作风。在他的指挥下,士兵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被草草地处决掉了,这在鞑靼人第一次入侵西方之后[248]就已经很少有了。可是他知道如何将一个师的官兵锻造成一个英勇善战的整体。守住阵地是一回事。如何进攻敌军的阵地并且夺取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战场上调遣一支军队和纸上谈兵有天壤之别,罗伯特·乔顿坐在餐桌边如是想。从我对他的所见所闻,我很好奇那个复式操纵装置一旦没有了,利斯特尔会如何?可是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放手,他想。我想知道,他们会放手吗,还是他们会加强控制?我琢磨不透俄国人在这整个事件中的立场如何,只能在盖洛德了,他想,我需要了解的诸多事情,现在只能在盖洛德得到解答了。
他一度认为盖洛德对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那里和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那种清教徒式的、宗教式的共产主义氛围正好相反。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原是座宫殿,现在改头换面成了国际纵队设在首都的总部。身处马德里委拉斯凯兹路63号,一个人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而身处盖洛德,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以前的第五团团部的感觉大相径庭。
但这两个地方都给你一种参加了一支十字军[249]的感觉。这是唯一贴切的形容词了,尽管这个词已经十分陈旧,而且已经被糟蹋得失去了它真实的意义。除去一切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以及党内斗争以外,你会有一种感觉,一种第一次参加领取圣餐仪式时那种你期待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感觉。一种想要为这个受压迫的世界尽一份职责的神圣感受,这感觉仿佛某种宗教体验,是如此的令人局促不安、难以付诸言语,但它又是如此真实,如你聆听巴赫,或是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250]抑或莱昂[251]大教堂中看到光从巨幅窗户中射进来;如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看到曼特尼亚、格列柯或是勃吕格尔[252]的画作时的感受。它让你作为一分子,投入到一项你可以去信仰的事业中去,你感觉和身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有着纯粹的兄弟情谊。你之前从不知道还有这种事业的存在,但现在你经历了,你是如此重视这种事业以及它的理由,以至于你的死亡看起来都已全然不重要,死亡只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因为它会影响你履行你的职责。但是最好的一点是你可以围绕这种感觉、这种必要性做些什么。你可以战斗。
于是你战斗了,他想。对那些在战斗中幸存、擅长战斗的人来说,这感觉的纯粹性很快不复存在。头六个月过后便不复存在。
保卫一个阵地或者一个城市是战争的一部分,参与其中,你可以体会到初始的那种感觉。山区的战斗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情谊在那里战斗。在山上,当推行纪律的必要性第一次显现时,他赞同且理解。在炮火下,人们会怯懦、会逃跑。他看到他们被击毙,被扔在路边腐烂发胀,人们除了把他们身上的弹药和值钱的东西剥掉之外,根本对他们不闻不问。拿走他们的弹药、他们的靴子以及他们的皮外套是对的。拿走值钱的东西只是面对现实的做法。这样做不过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拿到罢了。
那些逃跑的人被击毙看来是恰当的、正确的,而且必要的。这件事没什么不对的。他们逃跑就是自私的表现。法西斯分子已经发动袭击,我们也已经将他们阻挡在瓜达拉马山区的山坡上那灰色岩石间、那矮松树和荆豆丛中。在敌机的轰炸下、在敌方调来大炮的强攻下,我们守住了公路,在那天快结束时,还活着的人最后发起反攻,把敌人击退。后来,当他们绕过岩石、穿过树林,试图从左路向下攻击的时候,我们坚守在那所疗养院中,从窗内和屋顶上射击,尽管敌军已经从两侧包抄过来,我们最终将对方驱赶到公路的后面,活下来的人总算知晓了被包围的滋味。
在整个过程中,在令你口干舌燥的恐惧中,在灰泥化为齑粉、墙壁轰然倒塌造成的突如其来的慌乱中,在炮弹爆炸的闪光和轰响中,你清理一下机枪,将那个脸朝下被埋在瓦砾中、刚才还在操纵机枪的身体拽走,把头藏在掩体后面,排除障碍,刨出破烂的弹药箱,扶正弹带,现在你伏在掩体的正后方,机枪再次对着公路边搜寻。你做了那时那刻该做的事情,而你知道你是对的。你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的、战胜了恐惧及一切杂念的狂喜,在那个夏天和秋天,你为了全世界的穷苦大众而战斗、而对抗一切暴政,为了你的信仰和你所接受的教育中的那个新世界。他想,那年秋天你学会了如何忍耐,如何长时间地在寒冷、潮湿、泥泞之中挖壕沟、建工事,却不把吃苦当作一回事。那个夏天和秋天之中的感触被深深地埋藏在疲倦、困乏、紧张与困苦之中。但是它依然在那儿,你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对它的印证而已。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想,你有一种深沉的、泰然的以及无私的骄傲——这会使你在盖洛德成为一个该死的讨厌鬼,他突然想。
不,你那时在盖洛德的口碑本来也不怎么好,他想,你太天真了,还保有着某种涵养和风度。但是盖洛德那时的风气可能也和现在不一样。是呀,若要实事求是地论起来,那会儿不是这样的风气,他对自己说,那会儿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会儿还压根儿没有盖洛德。
卡科夫给他讲过那段日子,那会儿,俄国人还住在皇宫旅馆。罗伯特·乔顿那时还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那时第一批游击队伍尚未成立,他也还没遇见卡什金或是其他俄国人。卡什金那会儿已经去过北方的伊伦[253],在圣塞瓦斯蒂安[254]待过,还参加了那次攻向维多利亚[255]但是以失败告终的战斗。他直到一月份才到达马德里,那三天里罗伯特·乔顿却在卡拉万切尔[256]和乌塞拉[257]作战,他们成功挡住了法西斯分子攻打马德里的右翼部队,把摩尔人以及外籍兵团从一栋栋房子里赶出去,肃清了位于灰蒙蒙的、阳光炙烤的高原边缘上的那片满目疮痍的郊区,沿着高地建起一道防线,来保护城市的这一角,卡科夫当时已在马德里。
卡科夫谈论那个时期时也不会用冷嘲热讽的语气。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岁月,当时一切看来仿佛都没有希望了。每个人都保留了这样的认知(记忆),在看起来全盘皆输时应该如何做,这比任何褒奖和勋章还要受用。政府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撤退的飞机带走了战争部队的所有汽车,以至于老米亚哈检查防御工事的时候只能骑自行车过去。这个故事罗伯特·乔顿不信。即使在他最热血爱国的想象当中,他也描绘不出来米亚哈在一辆自行车上的样子,但是卡科夫说是真的。不过那时他已经把这事写给各家俄国报纸,所以可能他在写过之后更愿意把它信以为真。
但是还有另一个故事卡科夫没有写过。那会儿皇宫旅馆中有三个俄国伤员由他来负责。那是两名坦克驾驶员和一名飞行员,他们伤重无法移动,而那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留下任何俄国介入的证据来为法西斯的公开介入找到借口,于是卡科夫的责任就是,如果不得已必须放弃这座城市,这些伤员不会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中。
在有必要放弃这座城市的情况下,卡科夫要在离开皇宫旅馆之前,给他们下毒以毁灭他们的身份证据。没人可以从三具伤员的尸体上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他们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子儿打掉,声带外露;一个胯骨被子弹击碎,而他的手和脸上的烧伤极为严重,以至于他的脸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睫毛、没有眉毛、没有毛发的大水疱。大概光凭他将会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这些伤员的尸体,谁也说不好他们就是俄国人。什么也无法证明一个赤身裸体的死人是俄国人。当你死掉了,你的国籍、你的政治立场也就看不出来了。
罗伯特·乔顿曾就这么做的必要性征求过卡科夫的意见,而卡科夫说他并不想这一天真的到来。“你会怎么做?”罗伯特·乔顿问他,后来又补了一句,“你要知道光是匆忙间给人下毒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卡科夫说:“啊,不难,是那种你始终随身带着,给自己用的。”接着他打开他随身带的香烟盒,给罗伯特·乔顿看他放在烟盒一侧的东西。
“但是,若有人逮住了你,不管是谁,第一件事就是拿走你的香烟盒子吧,”罗伯特·乔顿提出异议,“他们会让你举起手来。”
“但我在这里还藏了一点儿,”卡科夫咧嘴一笑,指了下夹克的翻领,“你只需要用嘴含住翻领,像这样,咬一口咽下去。”
“那样就好多了,”罗伯特·乔顿说,“跟我说说,那玩意儿是不是像侦探故事里面说的,闻起来像杏仁的味道?”
“我不知道,”卡科夫高兴地说,“我没闻过。要不咱们折断一小支闻闻如何?”
“还是别动它了。”
“是呀,”卡科夫说着把香烟盒揣起来,“我不是个失败主义者,你懂的,但是形势总是有可能再度严峻起来,这东西不是哪儿都能弄到的。你看过科尔多瓦[258]前线的公报了吗?它可真美。所有公报里面我最喜欢它。”
“公报上说了些什么?”罗伯特·乔顿就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所以他突然一僵,因为某人取笑了一件只有你自己可以开玩笑而别人不能开玩笑的事情,“跟我说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科夫用他那古怪的西班牙语说道。
“公报没真的那么说吧?”罗伯特·乔顿怀疑。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科夫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就在公报上,我给你找出来。”
你还一直记得那些在波佐布兰科[259]外围战斗中牺牲的人,但在盖洛德这只是一个笑话。
所以现在的盖洛德就是这么一个风气。盖洛德风气不是从来就有的,如果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局势,会从运动初期的幸存者们中产生这样一种风气的话,他倒是很高兴去见识去了解。你在山区,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战斗时的所思所想,与如今已经相去甚远,他想。你堕落得倒是很轻松,他想,但这是堕落,抑或仅仅是你失去了最开始时的纯真,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中都无法始终如一?还有谁对他们的工作保持着一颗初心,像是那些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士兵开始时所秉持的那样?牧师们肯定还保持着,不然他们就退出了。我觉得纳粹也还保持着,他想,还有极为自律的共产党员们。但是你瞧瞧卡科夫。
他还从没好好地考虑过卡科夫其人呢。上次他在盖洛德,卡科夫对一位长期旅居西班牙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顿经常看这个人写的东西,他虽然对这个人毫无了解,但一直很敬重他。对于他写的关于西班牙的东西,罗伯特·乔顿不是很感兴趣。这些内容太过简单和肤浅,过于一目了然,许多数据更是一厢情愿地捏造的。但是他觉得,你很少会关注记者们笔下那个你已经深为了解的国家,但他有这些意愿,便足够赢得他的尊重。
后来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在他们对卡拉万切尔发动袭击后的那个下午。他们正坐在斗牛场后面子弹打不到的地方,两条街外有枪声传来,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袭击的到来。上面承诺会派一辆坦克过来,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蒙特罗单手抱头坐在那儿念叨:“坦克没有来。坦克没有来。”
那天很冷,黄色的尘土从街面上吹下来,蒙特罗的左臂先前被击中,这会儿动不了。“我们必须有坦克才行,”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但是我们等不了了。”枪伤让他的语气很是暴躁。
蒙特罗说,他觉得坦克有可能停在了公寓楼后面电车轨道的拐角那里。于是罗伯特·乔顿返回去查看。它果然在那里。然而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管什么都叫坦克。那是一辆旧装甲车。司机不想离开公寓楼的拐角把它开到斗牛场这边来。他那时站在车后面,交叠的双臂顶在金属车皮上,戴着皮衬垫头盔的头靠在胳膊上。罗伯特·乔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摇头,脑袋始终贴在胳膊上。然后他转过头,看也不看罗伯特·乔顿。
“我没有接到到那边去的命令。”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顿从枪套中拔出手枪,枪口抵在装甲车司机的皮外套上。
“这就是命令。”他对他说。他摇头,头上的皮衬里大头盔好像从橄榄球手那儿借的一样,说道:“机枪没有子弹了。”
“我们在斗牛场有子弹,”罗伯特·乔顿告诉他,“来吧,我们走。到了那儿我们给你装满弹药袋。来吧。”
“没有人开机枪。”司机说道。
“他在哪儿?和你搭档的人呢?”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弄出来,”罗伯特·乔顿说,“把他从车里弄出来。”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而且他的身子弯在机枪和轮子中间,我跨不过去。”
“来吧,”罗伯特·乔顿说,“咱们一起把他弄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的时候磕到了头,眉毛上方割出了一道小口子,鲜血流到脸上。那个死掉的人很沉,脸朝下地楔进他的座位和轮子之间,他的身体完全僵住了,你没法扳弯,于是只能敲击他的头好把他从卡着的地方弄出来。最后他用膝盖从下面顶尸体的头,接着再抱着那人的腰向后拉,现在头终于松动了,他拖着死人向门口移动。
“来搭把手拖他一下。”他对司机说。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罗伯特·乔顿看见他在哭。眼泪从他鼻子两边沾满火药的两颊上流下来,鼻子也在流鼻涕。
他站在门边,将死人摔出车外,尸体倒在电车轨道旁的人行道上,仍是那个弯腰曲背的姿势。他歪在那儿,蜡灰的脸贴着水泥人行道,双手依然保持着车中的姿势蜷在身下。
“进来,该死的,”罗伯特·乔顿说着,用手枪对着司机比画着,“马上进来。”
就在那时他看见了他,那人从公寓大楼的避风处走出来。他身上穿着一件长风衣,没戴帽子,头发灰白,颧骨很宽,眼窝深陷且紧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用手枪把司机逼进装甲车的罗伯特·乔顿。
“占用你一分钟,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顿说,“你能跟我谈谈这场战斗吗?”
罗伯特·乔顿拿了烟,放进他那件蓝色技工服胸前的口袋里。他从过去的照片中认出了这位同志,正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吃屎去吧,你!”他先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又说了一遍,“顺着路往下开,斗牛场,看到了?”然后他砰的一声拉上沉重的车门,上了锁,两人就开着车,向那个长长的斜坡开过去。有子弹打在车上,像是石子敲在铁锅上。接着,当机枪开始冲他们开火的时候,那声音就像是尖头锤子敲打车身。他们在斗牛场构成的掩体后停下来,售票窗口边依然张贴着去年十月的海报,弹药箱已被敲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口袋里揣着手榴弹,正在掩蔽处等候,然后蒙特罗说道:“好了。坦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天晚上他们拿下了山上的最后几栋房屋。他舒服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墙上凿开了一个洞当射击孔,他就从这个小洞中注视着他们和法西斯分子退守的山脊间那一片美丽、平坦的交火地带,带着一种身体发肤都近乎惬意的舒适感,想到升高的小山以及上面被击毁的别墅可以很好地掩护左侧。他躺在稻草堆上,身上是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就这样裹着一条毛毯等衣服干。他躺在那里,想想那个经济学家就觉得好笑,还为自己的粗鲁而感到抱歉。但在当时,当那人递来香烟,像是换取信息的小费似的不由分说地塞过来,战斗人员对非战斗人员的厌恶让他难以自持。
现在他回忆起在盖洛德和卡科夫说起这个人。“所以你在那儿碰见他了,”卡科夫说,“那天我自己到了托莱多大桥[260]就没再往前走。他走得倒是离前线很近了。我相信,那是他最后一天这么英勇无畏了。他转天就离开马德里了。我相信托莱多[261]是他英勇行为的顶峰。他在托莱多的表现真是风头无两。为我们拿下城堡[262]出谋划策的就有他。你该看看他在托莱多的表现。我相信我们的围攻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努力和建议。这是战争中最愚蠢的地方,已经到达了愚蠢的极点。不过你告诉我,在美国,人们怎么看他?”
“在美国,”罗伯特·乔顿说,“人们认为他和莫斯科走得很近。”
“他才没有,”卡科夫说,“不过他相貌堂堂,长相和举止都十分讨人喜欢。你看我这张脸,就注定一事无成。我所做的这点儿可怜的成绩都和我的脸没有关系,这张脸既不能感化他们,也不能打动他们来爱我、信任我。但是米切尔就长了一张发家致富的脸。那是一张共谋者的脸。那些在书中读过共谋者故事的人在一瞬间就会信任他。他也有作为共谋者的真实风范。他走进屋子的一刹那,任何人都随即相信,一个一流的共谋者出现了。你所有那些有钱的同胞,不管是在感情上、信仰上愿意援助苏联也好,或是从那些有可能得势的政党那里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好,都在顷刻间,从这个男人的脸和举止风范中看出,他就是个可信赖的共产国际代理人,没跑儿。”
“他和莫斯科没关系?”
“没有。听着,乔顿同志。你知道傻瓜分哪两种?”
“没头脑和真浑蛋?”
“不是。是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科夫咧嘴一乐就开始了,“头一种叫冬天的傻瓜。冬日傻瓜来到你房子门前把门擂得山响。你到门那儿一看,见到了他,可你之前从没见过这人。他的形象令人难忘。他人高马大,脚上一双高筒靴子,身披一件皮毛大衣,头戴一顶皮毛帽子,浑身上下全是雪。他先是跺跺脚让靴子上的雪掉下来。然后他把皮毛大衣脱下来抖一抖,继而更多雪掉下来。接着他把皮毛帽子也摘下来在门上敲了敲。更多的雪从他的皮毛帽子上掉下来。之后他又跺了跺脚,便走进了屋子。然后你看着他,你知道他是一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现在到了夏天,你看到一个傻瓜从街上走来,他挥舞着手臂,脑袋左右摇晃,每个人从200码外就知道他是个傻瓜了。这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但是为什么这里的人对他这么信服?”罗伯特·乔顿问。
“他的脸,”卡科夫说,“他那张漂亮的共谋者的脸。而他有一个令人不齿的小把戏,就是装得好像他刚从某个非常信任他、重视他的地方过来。当然啦,”他笑了,“他必须得经常走动,那个把戏才演得下去。你知道西班牙人都很古怪的。”卡科夫接着说:“这届政府已经捞了好多钱,好多黄金。他们不肯给朋友一分钱。你是个朋友,对吧。你干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不应该得到任何奖赏。但是对于那些代表,不管他们代表的是什么重要的公司还是一个国家,虽然不友好,但是必须对其施加影响的,他们会给这样的人大笔的钱。你仔细观察的话,这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我不喜欢这情况。况且这些钱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
“没人要你喜欢,你只需要理解,”卡科夫对他说,“我每见你一面就给你指点指点,有朝一日你会完成你的教育的。让一位教授受教育该是多么有趣呀。”
“我不知道回去以后,我还能不能当教授。他们可能会把我当作赤色分子给撵走。”
“那么,也许你可以去苏联,在那儿继续学习。那可能是你最好的出路了。”
“但是我的研究领域是西班牙语呀。”
“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有好几个,”卡科夫说,“它们不可能都像西班牙这样,做点儿什么都举步维艰的。而且你必须明白,现在你已经有九个月没做过教授了。有九个月的时间,你都能学一门新行业了。你读了多少辩证法?”
“我只读了埃米尔·伯恩斯编辑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就这些。”
“如果你全看完了,就已经不少了。全书有1500页,每一页都挺花时间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你应该读一读。”
“我现在没时间读书。”
“这我知道,”卡科夫说,“我的意思是有朝一日。有好多东西你读过以后,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就能理解一些了。但是从目前的状况中,会出现一本不可或缺的著作,它会解释许多有必要知道的事情。也许我会把它写出来,我希望由我来把它写出来。”
“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能写得更出色了。”
“别奉承,”卡科夫说,“我是个记者,但是我像所有记者一样希望从事文学创作。就最近,我正忙于研究卡尔夫·索特罗[263]。他是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货真价实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还有其他那些人都算不上。我正研究索特罗所有的文章和演讲。他是个极聪明的人,杀掉他是个极聪明的举动。”
“我本以为你觉得政治暗杀没有意义呢。”
“这种行径非常普遍,”卡科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可是……”
“我们不赞同由个人实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卡科夫笑了,“当然也反对恐怖主义罪犯和反革命组织实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对于布哈林破坏分子的那些嗜血走狗的两面三刀和罪恶行径,我们极度厌恶。我们也极度厌恶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打手这些人类的渣滓。我们憎恨和厌恶这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笑了,“但我仍然认为,政治暗杀这种行径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但是我们当然要处决以及消灭这种不折不扣的魔鬼,这种人类的渣滓,这些将军手下奸猾的走狗,灭除将领们背叛信任、造反叛变的现象。这些都要消灭掉。他们并非被暗杀。你明白其中的区别了?”
“明白了。”罗伯特·乔顿说。
“再说,因为我有时说笑话,你知道,即使是闹着玩儿,说笑话也有多危险?好。别因为我说笑话,就以为西班牙人这辈子不会后悔没把某些现在还握有指挥权的将军给枪毙掉。我不喜欢枪毙这事儿。你懂的。”
“我倒是不介意这些人,”罗伯特·乔顿说,“尽管我不喜欢他们,但我也不那么介意这些人了。”
“我知道,”卡科夫说,“你跟我说过的。”
“这要紧吗?”罗伯特·乔顿说,“我只是想实话实说。”
“你这样真令人遗憾,”卡科夫说,“但这一点也是人们让别人信赖的原因之一,这些人达到这地步通常要花上比这多得多的时间。”
“我是可以让人信赖的吗?”
“你在工作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我必须时不时和你聊聊,好了解一下你的头脑里想些什么。遗憾的是我们从不正儿八经地谈话。”
“我们一天不打赢这场战争,我的头脑就一天没有着落。”罗伯特·乔顿说。
“其实也许有很长一段时间你都用不上你的头脑。但是你应该小心地偶尔练习一下。”
“我看《工人世界报》[264]。”罗伯特·乔顿告诉他,然后卡科夫说道:“好吧。也好。我也是经得起玩笑的。但是《工人世界报》里面确实有很有见解的内容。关于这场战争仅有的见解都写在上面了。”
“是的,”罗伯特·乔顿说,“你说得对。但是想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个全局的了解,不能只看党内报刊上的文章。”
“是的,”卡科夫说,“但是你就算读上20份报纸也没法了解全局,而且就算你了解了,我不知道你打算用它干吗。我倒是能经常了解到这种全局的,但我做的就是试图忘掉它。”
“你就觉得那么糟糕?”
“现在比之前好些了。我们正在摆脱一些最糟糕的局面。但是情况仍然非常糟糕。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其中的一部分部队是值得信赖的,比如莫德斯托的、‘农民’的、利斯特尔的,还有杜兰的部队。他们不仅是可靠而已,他们还是伟大的。你有天会了解的。我们仍然有国际纵队,虽然他们的作用在变化。但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总是没法打胜仗的。必须让每个人的政治觉悟都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他们为何而战,以及战斗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必须对将要进行的战斗抱有信心,同时接受纪律约束。我们正在建立一支庞大的征募军,却没有时间向士兵灌输征募军所必备的纪律,让他们知道如何在炮火下正确地行动。我们称它为人民军,但是它并不会有真正的人民军所有的那些优点,也不会有一支征募军所需要的铁一般的纪律。你等着瞧吧。这个做法很危险。”
“你今天不是很高兴啊。”
“确实,”卡科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在那边见了不少人。没有人从巴伦西亚回来还能高高兴兴的。在马德里,你感觉良好、神清气爽,除了取胜不作他想。巴伦西亚不是这么回事。从马德里逃走的懦夫还在掌管着那儿,他们乐得沉溺在那种懒散的官僚主义统治中。他们对马德里那些人只有蔑视。他们现在的困扰是,为战斗提供给养的能力逐步变弱。还有巴塞罗那,你真该看看巴塞罗那。”
“那儿怎么啦?”
“那儿还像演喜歌剧一样呢。起初那里是妄想家和浪漫革命者的乐园。现在那里成了冒牌军人的天堂了。那些喜欢穿着军装、围着红黑相间的围巾、走起路来耀武扬威的士兵们,那些喜欢战争的一切,唯独讨厌打仗的士兵们。巴伦西亚令你恶心,巴塞罗那让你发笑。”
“那马统工党[265]的暴动[266]怎么样呢?”
“马统工党那些人从来就不是认真的。那是一群妄想家和过激分子的异端邪说,说白了就是幼稚病犯了。那边倒是有些误入歧途的老实人。他们那儿有一个相当好的智囊人物,还有一点儿从法西斯那儿弄来的钱。也不多。可怜的马统工党啊。他们都是些蠢人。”
“可是,暴动中不是有好多人被杀了吗?”
“事后枪决或者将被枪决的更多。马统工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点儿都不严肃。他们本应该叫作痄腮或麻疹[267]。哦,不行。麻疹还要危险得多。它能同时侵害视觉和听觉。你也知道他们搞的那个阴谋,要杀掉我、杀掉瓦尔特、杀掉莫德斯托,还要杀掉普列托[268]。你这下看出来他们有多糊涂了吧?我们一点儿共同点都没有。可怜的马统工党啊。他们没有杀掉任何人。在前线没有,在哪儿都没有。在巴塞罗那倒是有一些,是呀。”
“当时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发了份电报,报道了托派凶手们的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所犯下的邪恶罪行,还说他们的那些法西斯阴谋诡计让人完全不屑一顾。但是,就咱俩私下说,马统工党不是什么大事儿。尼恩[269]是他们唯一的狠角色,我们一度捉住了他,可他从我们手里逃跑了。”
“他现在在哪儿?”
“在巴黎。我们声称他在巴黎。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是政治上跑偏得太严重了。”
“可是他们和法西斯有联系,不是吗?”
“谁又没有呢?”
“我们没有。”
“谁知道呢?我希望我们没有。你自己就常常到他们的战线后面去,”他咧嘴笑了,“可是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位秘书的弟弟,上周就跑到圣让—德吕兹[270]去会见从布尔戈斯[271]方面来的人。”
“我还是更喜欢前线的环境,”罗伯特·乔顿说,“越靠近前线,人越好。”
“法西斯战线的后方,你喜欢吗?”
“很喜欢。我们在那儿的人很不错。”
“那么,你就知道他们一定也用同样的方法在我们的战线后方安插了很不错的人。我们找出他们的人,就枪毙掉。他们找出我们的人,也枪毙掉。你在他们的地界活动的时候,必须时刻想着他们得有多少人被送到了我们这边。”
“我想过这些人。”
“好吧,”卡科夫说道,“你今天想的应该已经够多了,把罐子里剩下的酒喝了就走吧,因为我还得上楼去见一些人,上层人士。你下次来,咱们再聚。”
好的,罗伯特·乔顿想。你在盖洛德学了很多东西。卡科夫读过那本他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那本书并不成功。它只有200页,他怀疑读过这本书的人是否有2000人。他将自己十年间在西班牙旅行时的见闻,在徒步、在三等车厢里、在公车上、在马和驴的背上,以及在卡车里旅行时的发现记录在那本书中。他对巴斯克地区[272]、纳瓦拉、阿拉贡[273]、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利亚[274]和埃斯特雷马杜拉都了如指掌。博罗、福特[275]还有其他的人都已经写过非常精彩的著作,剩下可以由他添加的已经少之又少。但是卡科夫说那是本好书。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为你操心,”他说,“我觉得你写的都是真话,这点非常少见。所以有些事我想让你知道。”
那就这样吧。熬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会写一本书,但是只写关于他知道的事情,真实的,关于他了解的情况。可是我得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才能驾驭这些,他想。他在这场战争中了解的东西可没那么简单。 海明威精选集典藏套装(共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