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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1938年3月11日，黑色的星期五：5点半刚过，早起的牧师们就在圣斯蒂芬教堂的侧坛上布置起圣物，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正低头做着一个简短而清晰的祷告。接到安全部长斯库布打来的电话——说德国关闭了萨尔茨堡的边境，撤走了所有海关官员——之后，舒施尼格就起身赶往总理府。斯库布还提到，德国军队正在从赖兴哈尔到帕绍一线集结。到了总理府，舒施尼格发现了一封来自奥地利驻慕尼黑总领事馆发来的令人不快的电报：狮子准备出发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天亮之前，发生在德国所有早报的内容还没有电传到维也纳供库尔特·冯·舒施尼格阅读之前。这些消息都带有持续的德国情绪，但应该到此为止了。纳粹通讯社D.N.B.声称，维也纳升起铁锤和镰刀的旗帜，狂乱的市民们一直在齐声呼喊：“舒施尼格万岁！莫斯科万岁！”D.N.B.说，为了奥地利的利益，希特勒可能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反布尔什维克圣战”。可怜的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只得承认，这是对他的公民投票活动所做的最有创意的报道。他给英国公使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后者随后给伦敦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拍了电报——询问英国是否会选边站队。然后舒施尼格看了一眼窗外的第一缕阳光，透过霍夫堡陈列室乌黑的窗户，寻找里面陈列的稀有的古老珠宝和黄金。

　　在昏昏欲睡的圣法伊特，3月的阳光慢慢地爬上了窗帘，察恩·格兰茨欢呼着黎明的到来。时间还早，街上也没有什么车，这对察恩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不想总等在十字路口。鹅卵石路面让他头疼，所以他一有可能就在有轨电车轨道上行驶：他一般不会让轮胎陷入轨道，也能想办法不让一侧车轮刮坏。

　　他快到内城的瓦林格大街时，停下来接了一位乘客。一个人低着头，刚从还愿教堂的早弥撒出来。他坐到了后座。他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察恩就开车走了。

　　“啁啁！啁啁！”察恩说，“去哪儿？”

　　那人拍着裤子上的鸡毛，问：“这是出租车还是谷仓？”他抬头看到后视镜里的察恩脸上弯曲的尖嘴，看到耷拉在方向盘上的肩膀满是鸡毛。他从没有关上的车门里滚下车来。

　　“你最好将门关好。”察恩说。他看到空空的后座鸡毛乱飞。

　　察恩开到了科林大街，停了车。他摇摇晃晃地下了出租车，趾高气扬地走回到瓦林格大街的拐角处。他看见一个男人一瘸一拐地在路边走着。这人一定以为他看到了一个六翼天使，因为他刚从弥撒出来。

　　察恩很快回到出租车边。他的样子让咖啡馆老板吓了一跳，他卷起遮阳篷，靠到外面看是什么让阳光变弱了。他放开了遮阳篷的曲柄。遮阳篷轰隆而下，盖到了他身上，而曲柄疯狂地旋转着，打坏了他的手背。

　　“噢，我想我今天起得太早了。”察恩说。他坐在出租车的侧踏板上，发出一声公鸡叫，十分刺耳。察恩身上有鸡毛，会像公鸡那样叫，还有老鹰的打扮，这样子有点混杂。

　　察恩觉得还缺样东西，他仔细一想，原来是缺少爪子。不管他是什么鸟，都应该有爪子。于是他在科尔市场的一家肉店前停了下来，买了一整只鸡。然后他把鸡腿卸下来，牢牢地固定在他的锁子甲上——就固定在前臂长袖的宽大袖口下面。爪子蜷曲在他自己的手上面，他开车的时候，这爪子老抓挠他。

　　屠夫缺乏想象力是出了名的，科尔市场的屠夫也不例外。他打电话给约翰内斯大街电台，报告有一个男人，穿着鸟装，不太稳当地开着一辆出租车。

　　屠夫说：“你想想，什么样的人会买一整只鸡，但又卸下鸡腿，扔掉鸡肉呢？他一下开车门，一下关车门，就为把鸡腿夹下来，这可怜的鸡腿！”屠夫认为全城的人都应该注意这家伙。

　　约翰内斯大街电台早就得到有关这个身披鸡毛的家伙的消息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出租车公司职员打来电话，报告有人在瓦林格大街上因亵渎神灵的喊叫和与六翼天使有关的骚乱而被捕，所以大家都知道察恩。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但不感兴趣的唯一一个人是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他今天有太多的事要处理。

　　可怜的库尔特下一步要对付的人是纳粹内阁成员赛斯—英夸特，此人收到了动不动就骂人的戈培尔从慕尼黑打来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电话。戈培尔要求赛斯控制住奥地利内阁，确保舒施尼格取消公投计划。赛斯—英夸特几乎对此表示歉意：也许他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他和舒施尼格一起去找米克拉斯总统，在此之前，舒施尼格——或者他身边的人，已经派了一个总理府的听差去收拾好落到地上的那些床单，因为这些床单妨碍了米夏埃尔广场的交通。

　　外祖父决定今天还是待在家里，不去图书馆上班。从收音机里听到关于那个穿鸟服的出租车司机的报道之后，他就没有离开过窗户一步。外祖母给他端来咖啡，希尔克与他一起观察施温德街。太阳还没有落到街面上。这里不常出太阳，即使有太阳，也只能照到街对面最高的楼层和屋顶——阳光照到保加利亚大使馆屋顶上的丘比特手掌里的那个铜球，闪亮夺目，令人难忘。在城里，丘比特到处都是，但只有保加利亚人让他们的丘比特手里握了一个铜球，或者这个铜球是别人安上的，目的是为了侮辱保加利亚人。不管怎么说，这是施温德街上唯一的使馆建筑，外祖父在等待察恩的时候，正好有这个东西可看。外祖父注意到，保加利亚人今天也是打电话接电话，忙得不可开交。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一定是全身长满了毛，在那里弯着腰，站在办公室前窗边上的电话机旁。外祖父站在那里看着。

　　当外祖父听到有关科尔市场屠夫的经历的最新报道时，他向外祖母要了一杯朗姆酒茶。科尔市场的屠夫观察细节的眼力真好。约翰内斯大街广播电台描述了这个疯子的模样：穿着鸟装，一身白兰地酒气，开着一辆引擎盖上用粉笔写着“是的！舒施尼格！”字样的出租车。

　　如果说舒施尼格现在关注起这条本地新闻了，那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想象力，想到了纳粹通讯社如何利用这样一条新闻大做文章：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恐怖社团，伪装成鸟类，接管了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以阻止选民参加舒施尼格操纵的公投活动。但现在对舒施尼格来说，当地的骚乱似乎没有那么要紧。当务之急是要让老总统米克拉斯相信，德国对赛斯—英夸特下达的要求可能是会得到执行的。长期不问国事的老米克拉斯正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来抵抗德国。

　　清晨，在镶着深色木板的总理府办公室踱步的时候，舒施尼格也许就已经看到了不祥之兆。玛丽亚·特雷西娅[1]和埃伦塔尔，还有圣母玛利亚小木雕——代表被谋杀了的陶尔斐斯：这些都是决定奥地利命运的人——要么支持德国，要么反对德国，他们必须做出选择。

　　察恩·格兰茨的心头可没有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他是一只鸟，一只正在飞翔的鸟。他朝歌德街开去，电车绕过歌剧院开过来了，他几乎也没有停下来。察恩做出最后一分钟停车的举动是很不好的。电车里的尖叫声引起了一些举止粗鲁的街头工人的注意，他们因为等着更换钻头，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其中一个工人的耳边一定放着一个收音机，所以他知道引擎盖上的“是的！舒施尼格！”字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察恩来说很幸运的是，这些工人并没有掩饰他们的兴奋之情，也没有悄悄地走近出租车。相反，他们可怕地喊叫着冲过来，而察恩有足够的时间感受来自他们的威胁。有一个工人快步登上了侧踏板，察恩带着他飞速冲过了十字路口。如果说这个工人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的话——他一直斜视着车窗里的察恩——那么他感到不满意的是，察恩开到席勒广场的时候惊起了一群鸽子，惊恐万状的鸽子飞向空中，鸽屎纷纷掉落下来。

　　“啁啁！”察恩对着鸽子大喊，这是他的长羽毛的同类。待在侧踏板上的这个工人确信他应该与朋友们一起等钻头，而不是抓着紧锁的车门的把手，用头敲打摇起的车窗——而他得到的是一身盔甲的老鹰从空洞的眼洞里投来的短暂可怕的一瞥。

　　出租车经过了席勒广场，通过了绘画艺术学院紧凑的小拱门，工人将自己紧贴在出租车上，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可怕的哀号的回声——他听出这哀号不是他自己发出的。

　　察恩·格兰茨这一会儿开到了开阔的地带，好心好意地放慢车速，朝绘画艺术学院的最后一道拱门开去。他打开车门。他开车门的动作不是很猛：他轻轻地推开门，将那个吃惊的、紧抓车门把手站在侧踏板的工人推到地上。那工人摇晃了一下，看着拱门就在眼前。然后他松开车门把手，察恩于是就关上了门。从后视镜里，察恩可以看到那个工人在向后退去，几乎重重地摔到了地上。他倒在地上的样子有点愚蠢，翻了个跟头，跌出了察恩的后视镜。

　　察恩觉得走小巷是很明智的，因为说不定有谁在追他。他开到阿特利尔剧院旁边的小巷里车就没油了。他将车停在黑眼睛的卡特里娜·马雷克的广告牌画像下面，在过去两周她是轰动一时的安提戈涅式的人物。

　　“对不起。”察恩说，因为他打开车门时撞到了卡特里娜。即使他看到女演员卡特里娜·马雷克竟然披着床单站在路边招呼出租车，他也不会多想一下。他自己身上穿得也不怎么样。

　　我的外祖父又一次被他所说的远视能力所困扰了。

　　“希尔克，”他说，“请把我的大衣拿来好吗？我打算出门。”想进入施温德街，有两个可能的入口，但外祖父一直盯着其中的一个。

　　与此同时，老鹰走在小巷里。他沿着垃圾车的路线快速走着，一直走到里尔克广场，他才意识到他到了我母亲居住的街区。察恩身披重重的锁子甲一路疾走之后感到有点累了。他登上了一辆开往古斯豪斯大街的有轨电车的最后面的台子上，电车刚刚从技术高中的后面开过来。察恩觉得还是待在电车车厢外面好。电车加快了速度，锁子甲的锡盘开始啪啦啪啦响。售票员眯起眼看了看过道：他觉得电车的什么地方松动了，什么东西在响。察恩拉着扶手，沿台子的台阶走下去一步。一家糕饼店的橱窗里有人在指着他。察恩就这样一个人站在台子的台阶上，锁子甲尾巴上的鸡毛飞了起来。

　　要不是技术高中的一群学生，他站在那里没有问题的——至少可以再过一两个街区。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这几个学生想到后面的台子上吸口烟。

　　“小伙子们，早上好。”老鹰对他们说，但他们没有回应。于是察恩问：“今天早上你们没看到卡特里娜·马雷克吗？她身上披着床单呢。”

　　一个学生机械师问：“你不会是那个鸟人吧？”

　　“什么鸟人？”另一个学生问。

　　“什么鸟人？”察恩问。

　　学生说：“就是那个吓得别人失魂落魄的人。”他往前走近一步，另一个学生想起了什么，他也往前走近了一些。

　　察恩想，他要是摘掉头盔就好了，这样就能看清楚周围——如果要跳下去，他也就能分清他是撞上了一根柱子，还是跳进了一个垃圾筐。

　　“看起来我就要到站了。”察恩说。他一只脚踩着台子的下一个台阶，另一只脚跨过扶手跳了出去。

　　“抓住他！”离他最近的一个学生叫道，将一桶午餐砸到察恩的手上。老鹰飞快地后退了，他的一个爪子掉了。

　　察恩落到地上，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锡盘在人行道上闪闪发光：几根连接锡盘的小铁丝让老鹰的背拱了起来。他离我妈妈的家不到一个街区了。不少锡盘在人行道和路边自由地翻滚着，他没有时间为此伤心了。

　　我的外祖父说：“赶紧关掉该死的电台，希尔克。”他刚刚听到新闻报道说，鸟人残暴地绑架了在欧普恩瑞大街上干活的一个工人。

　　希尔克已经穿上了外套，围上了围巾——松松地围在脖子上。她跟着外祖父走到公寓外的楼梯平台上。外祖父望着用大理石和铁器打造的螺旋形楼梯，把耳朵贴在信槽和门上。然后他带着希尔克下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扇大门前，门把手是一英尺长的曲柄。希尔克在大街上东张西望，但我的外祖父只看左边——阿根廷大街的拐角处。他注视着一个背对着他站在阿根廷大街上的男人，那人正用拇指压着烟斗里的烟丝。

　　过了一会儿，这个人转身走向街角，低下头，以为听到了一百只鸽子拍打翅膀的声音。躲在街角的察恩一跃而起，掀翻了这个男人，让自己也失去了平衡，滚下了一小段台阶，靠在了一家地窖的门上。所以，察恩就落到人行道的地面以下了。难怪那人站起来，拍拍落到头发上的烟丝，在大街上左右看了看，没发现察恩——他什么也没看到，于是拍拍身子，往阿根廷大街跑去。

　　外祖父挥挥手。察恩正往人行道上爬，这时，一个忙碌的小洗衣女工打开了地窖门。她用一只拉长的袜子与老鹰格斗，快活地跑上人行道。她想猛击那只鸟。察恩把他那只尚存的软弱无力、冰冷的爪子扔到她愤怒的胸膛上。洗衣女工一下子跪了下来，确信这爪子是货真价实的。

　　察恩对着我妈妈扑闪着翅膀。他飞了最后几码，几乎要擦到一辆停着的小车，他的嘴被汽车的天线钩住，整个头盔被扯了下来。外祖父抓着锡盘的下面，拽着察恩咔嗒咔嗒地穿过大厅的大门。希尔克把老鹰的头盔夹在她腋下，用围巾盖住。在街那边，洗衣女工仍然跪在人行道上，双手捂着脸，屁股高高抬起，好像等着上帝的粗鲁来访。

　　我母亲从地上捡起鸡毛和绒毛碎片：她不厌其烦地捡得干干净净，从停着的小车一路捡到外祖母的厨房。到了厨房的察恩瘫倒在烤炉旁——他成了一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小鸟，裹在锡纸里，准备进烤炉烘烤。

　　“察恩，”外祖父说，“你把出租车停在哪儿了？”

　　“与卡特里娜·马雷克在一起。”察恩说。

　　“哪里？”外祖父问。

　　“我开到她的鼻子底下就没油了。”察恩说。

　　“离这儿有多远，察恩？”外祖父问。

　　“她披着被单呢。”察恩说。

　　“你从出租车出来时有人看见你了吗？”外祖父问。

　　“有，无产者，”他说，“他们正打算摧毁这座城市。”

　　“有人看见你把出租车停在那里了吗，察恩？”外祖父喊了起来。

　　“卡特里娜·马雷克，”察恩说，“我要回去找她。”

　　“把这可怜的孩子弄到床上去。”外祖母说，“他完全糊涂了。脱掉这身衣服，把他放到床上去。”

　　“上帝啊，”察恩说，“真是漫长的一天。”我母亲心地善良，她不忍心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早晨了。

　　虽然我相信舒施尼格早就猜到了事态最后的结果，但在他看来，这一天似乎也太长了。刚到9点半，希特勒就打来电话，亲自向可怜的舒施尼格下达了最后通牒：公投必须至少推迟两周，否则德国就在今晚入侵奥地利。因此，舒施尼格和忠心耿耿的斯库布一起商议，决定征召1915年入伍的奥地利预备役军人成为现役军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日维持秩序；要求奥地利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提供额外的燃料，以备可能的部队调动之需。街上到处飞着公民投票的传单。正午的太阳温暖明亮。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在每一次小型庆祝集会的外围都增加了民兵的戒备。民兵们跟着华尔兹舞曲和爱国进行曲的节奏踏着靴子。

　　舒施尼格给墨索里尼打了第三个电话，但元首还是不在办公室。有人给法国传递了另一条消息。

　　约翰内斯大街电台的午间新闻节目对世界新闻的报道并不翔实，只提到萨尔茨堡边境被关闭，不计其数的军队在集结，犀牛一样多的坦克趁着夜色缓慢前行，前灯闪烁，照穿边境。早晨，德国森林上空升起熏天的烟雾——一百万支香烟同时点起，同时吐出烟雾，发出了信号。还说，柏林广播电台是如何报道昨天和今天发生在维也纳的布尔什维克暴动的——自从1934年施林格霍夫宫被围和占领以来，维也纳再也没有发生过布尔什维克暴动。

　　本地新闻更为翔实。被绑架的工人已经找到：他被鸟人的那辆疾驰的出租车撞倒，奇迹般地脱险了，只留下几处划伤的痕迹。据这位工人估计，这个鸟人至少有七英尺高。事发席勒广场。随后，有人在古斯豪斯大街的有轨电车上发现了这个鸟人，一群勇敢的技术高中学生想抓住他，但他力气很大，逃脱了。最后，在施温德街，鸟人袭击了德拉克夏·内夫女士，她是个洗衣妇。内夫女士一再说，这只动物当然不是人类，她没有看清它攻击她之后往哪个方向去了。附近的美景宫的管理当局正在灌木丛和树林里搜查鸟人。那辆被遗弃的引擎盖上写着“是的！舒施尼格！”的出租车依然不见踪迹。

　　但我外祖父知道到哪里去找出租车。他查了查各大剧院的地址，发现阿特利尔剧院——就是卡特里娜·马雷克扮演的令人震惊的安提戈涅轰动了全城的那个剧场——恰好位于席勒广场（就是那个工人被出租车抛下的地方）与老鹰丢开出租车之后现身于古斯豪斯大街的电车的那个地区之间。于是外祖父倒空还有一半饼干的罐子，弄湿一块海绵，把一个漏斗藏到大衣口袋里。察恩身上没有车钥匙，于是外祖父只能寄希望于车钥匙留在车里没有拔出来。过了一会儿，希尔克把海绵放进她的小钱包里，外祖父拿起饼干罐，夹到自己的腋下，看那样子好像这罐子里装满了东西似的。他们离开了施温德街的公寓，相信我的外祖母能照顾察恩好好睡一觉——此刻他正躺在希尔克的床上呢。

　　不幸的是，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天生比我外祖父更容易妥协。刚过2点半，舒施尼格向德国的一项最后通牒屈服了。他让赛斯—英夸特给柏林的戈林打电话，传达总理推迟公投的决定；赛斯—英夸特还告诉戈林，舒施尼格尚未辞去总理职务。外祖父当然可以告诉库尔特，从本性来说，戈林元帅的胃口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但是即使有人找我外祖父商讨国事，他这会儿也没空。他正带着我妈从卡尔斯广场的加油站走出来，胳膊下夹着装了汽油的一个饼干罐——只装了四分之三满，这样他走起路来就不会把汽油晃出来。我母亲的笑容比全家出游时的笑容还要灿烂，因为外祖父告诉加油站的人，这饼干罐将送给叔叔，要给他一个惊喜，因为他喜欢吃饼干，汽油又总是不够用。

　　他们穿过粮食广场，低声谈论着家庭秘闻；他们渐渐放慢脚步，抬头看着阿特利尔剧院的广告牌。

　　“噢，看哪。”外祖父说。他正在看日场安排表。

　　希尔克说：“我想另一边还有更多可看的。”拐进小巷里，看到卡特里娜·马雷克鼻子底下窝着的出租车，强忍着心中的吃惊之情。“啊，”她对外祖父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她最美的一张照片了。”

　　“等一下。”外祖父说，他仍然盯着日场的时间表看。但他一边走，一边看着时间表，在街上左右张望；他伸出手指了指巷子的拐角处，对我妈妈摇了摇手指头。她从皮夹里拿出潮湿的海绵，擦掉了出租车引擎盖上的“是的！舒施尼格！”然后她又退后一步站在那里看卡特里娜·马雷克，若无其事地绕着出租车走着，将粉笔灰抹得干干净净。然后她从小巷走出来，拉住我外祖父的手臂。

　　“来吧，快来看看，”她说，“她的照片真美！”

　　“你看看这个。”外祖父说，“你能读读这个吗？这简直太神奇了！”他转过街角，指着日场的时间表。希尔克转了转头，朝左右看了看。她向外祖父摇了摇她的手镯。

　　站在小巷里的外祖父说：“真是个大美人，你说得对。”他第一次靠近出租车的时候，将油箱盖去掉，身子靠在挡泥板上，将漏斗插入油箱口，一边深情地凝视着卡特里娜·马雷克。“你觉得那个日场安排怎么样？”他喊道，我母亲又把手镯弄得叮当作响。外祖父把饼干罐里的汽油全部倒进了油箱。在他离开小巷时，他往驾驶室的窗户里面一看，很高兴地看到车钥匙就挂在点火孔里。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希尔克指着时间表说。她挽起外祖父的胳膊，他们一起往前走去，经过小巷，走过了一个街区。外祖父向她鞠了一躬，亲吻她的脸颊，把饼干罐递给她。我母亲回吻了外祖父一下，然后径直往前走，而外祖父则转身到街区的另一边去了。他从剧院后面走出来，快步走进小巷，正面对着出租车。

　　我母亲甩着头往前走着，把头发甩到后面，让店里窗边的人看；她把饼干罐抱在前面，贴着高耸的小胸脯；她看到自己成了一个透明的人，穿过一排排的衣服架子、一排排的鞋子、一排排旋转着的蛋糕和糕点；也穿过咖啡馆的窗户，她看到自己从杯子的边缘抬起脸来——即使是个透明的人，我母亲往里看时，他们在往外看，她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想象着察恩·格兰茨也在注视着她，在梦中看着她——那张散发着少女香气的床让他做了好梦。但她并没有神情恍惚到忘记要去哪个街角的地步：她在福尔芒街和米尔路口放慢脚步。她犹豫了一会儿，不知朝哪里走好，这时她认出了司机，就挥手招呼出租车过来。

　　“去哪里？”外祖父问。他把下巴抵在胸前，等着。等车子开动时，他说：“你的父亲真是高明，是不是？在伊丽莎白大街走了一路，去取满满一罐汽油，就在你刚刚走到这儿的时候，就把你接上。你来了，我看得见。你甚至用不着等。我还是有时间感的吧？”

　　希尔克将头发拉到耳后。她发出爽朗迷人的笑声，外祖父点着头，也跟着笑起来：“非常高明，非常高明——我必须说，天衣无缝。”

　　看到他们在这辆逃亡的出租车上笑着前仰后合的人，一定在想：像这样的一个老头子能说些什么话，让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大笑不已呢？

　　我的外祖父就这么把事情办成了——既把握分寸，又大张旗鼓。

　　戈林也是这样——但他的声势要小得多，而且一点分寸都没有。收到舒施尼格表示愿意做出第一个让步的电话后仅仅二十分钟，他就打来了电话。他告诉赛斯—英夸特，舒施尼格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这位总理及其内阁必须辞职，米克拉斯总统必须提名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戈林的表达方式极为奇怪。他说，如果舒施尼格政府不能迅速改组，奥地利将得到德国的军事援助。

　　极为尴尬的赛斯—英夸特向库尔特·冯·舒施尼格转告了这个消息。舒施尼格采取了他的倒数第二个办法。3点30分，也就是戈林打来电话之后的半小时，舒施尼格直接把他的全部政府成员的辞职报告交给了米克拉斯总统。这个决定说来有些任性：如果舒施尼格再坚持一小时，在战后来看，那情形就会好看得多——到那时，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消息就会从英国驻维也纳的大使馆传来：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不愿意承担建议奥地利总理让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的责任，而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将无法保证能为奥地利提供任何保护。

　　如果你被人抛弃了，那就只有屈服了，或者说，如果你知道你将要被人抛弃，那就只有放纵你自己了。但是在事后看来，在小事上确实花费过多的精力了。

　　在3点半，舒施尼格不必经过正式渠道，就知道他被人抛弃了。他有预见的能力：哈利法克斯勋爵逃避了；法国驻罗马的临时代办布隆德尔先生得到查诺伯爵的私人秘书的通知：如果他来访的原因是奥地利，那他就不必来了；而墨索里尼永远不会接电话——他藏在某个地方，任由铃声一遍又一遍响起。

　　舒施尼格让联邦总统米克拉斯来决定新总理的人选。老米克拉斯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在四年前的纳粹政变中——可怜的陶尔斐斯在他神圣的总理府被谋杀，下面一个院子的恶棍等待着把人们引向任何一个不确定的方向，米克拉斯向库尔特·冯·舒施尼格求助。现在米克拉斯必须在7点半之前选定新的总理。老总统于是开始寻找新总统人选。

　　首先是忠诚可靠的警察局局长斯库布，但斯库布拒绝了：他在柏林很有威名，提名他就会进一步激怒希特勒。其次有宪法权威的安德博士，他认为，作为上届政府的领导人，他无须再去争取成为总理，满足权力的欲望。再有就是席尔霍斯基将军，武装部队总督察，他说他是个军人，不是政客，所以米克拉斯找不到总理的合适人选。

　　遗憾的是，老总统不认识我外祖父，我外祖父可能会喜欢再发动一场阴谋。

　　外祖父把出租车停在卡尔教堂的停车场，锁上车门，然后带着希尔克和饼干罐走回家。他们不顾外祖母的抗议，偷偷看了一眼察恩·格兰茨。他脱去了那身锡盘服装，最后一只爪子也不见了，只见那鹰脚从小女孩的床边伸出来。一根鸡毛缠在他的耳朵上，一个粉红色的圆靠垫使他舒舒服服的；他睡在我母亲房间里——这可是一个充满各种小摆设和奇形怪状的物品的小王国。希尔克给他盖好被子，他睡过了晚饭时间，一直睡到约翰内斯大街电台7点的新闻报道开始。外祖父不能让察恩错过这个节目。

　　有人宣布推迟全民投票，内阁全体成员辞职，只有赛斯—英夸特是例外——他将继续担任内政部长。

　　察恩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当他一声不吭地回到床上时，老米克拉斯正独自坐在他的联邦总统办公室里，看着钟走到7点30分。戈林元帅的最后通牒的时间已过。赛斯—英夸特还没有成为奥地利总理。米克拉斯拒绝任命他为总理。

　　接着，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退让决定——他发出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席尔霍斯基将军将奥地利军队撤离德国边境。不要抵抗：从恩斯河后面观看德军，或者向他们挥手致意。奥地利军队只有四十八小时的稳定弹药供应。流这么多血有什么意义？有人从萨尔茨堡打来电话，说德国人正在越过边境。这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假警报，但这又是一桩需要耗费精力的小事：舒施尼格不会等待消息得到证实，他退让了。

　　8点，他向约翰内斯大街广播电台申请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麦克风线绕在了巴尔豪斯广场的很大的楼梯扶手上。外祖父再次唤醒了察恩。

　　舒施尼格讲话了，满腔的悲伤，不责备任何人。他讲到了屈从于武力，他不求反抗。他确实说到，柏林广播关于工人革命使奥地利陷入白色恐怖的报道是捏造的。库尔特·冯·舒施尼格的奥地利没有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奥地利被迫感到悲伤。在这整个讲话过程中，唯一能触动外祖父摇摆不定的心的是文化宣传专员突然粗鲁地喊出的口号——总理刚讲完，老瘸子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就一把抓住麦克风，技术人员还没有来得及拔下插头，他嘟嘟囔囔地喊：“奥地利万岁！今天我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而感到羞愧。”

　　外祖父听到这里感到很悲哀。即使像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这样的老瘸子，都把德意志看作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东西了，把德意志看作奥地利必须归属的一个族类，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但是我的外祖父从来不这样看。“收拾一下东西，孩子他妈。”他说，“出租车就停在拐角处，汽油灌得满满的。”

　　我母亲紧紧抓住了察恩·格兰茨的胳膊——她抓住活物的力度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大——等着察恩抬眼看她，她抓着他胳膊的手指在说话。在这只老鹰能够清醒地做出决定，能把他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之前，希尔克·梅尔特不会松开手，不会收拾任何东西。

　　与此同时，独立无援的米克拉斯主意已定，他拒绝接受舒施尼格的辞职，依然谈论着该如何抵抗——可是，在德国边境和恩斯河之间的地带，没有奥地利军队的一兵一卒。在联邦总统办公室里，德国驻维也纳的武官穆夫中将解释说，有关德国军队越过边境的报道是假消息。但是穆夫说，部队以后将会越过边境——如果米克拉斯不让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的话。也许老米克拉斯的抵抗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徒劳：他甚至可能意识到希特勒显然想把接管奥地利合法化。但是很有耐心的穆夫一直在问他：联邦总统知道所有州的权力眼下都在奥地利纳粹官员手中吗？总统知道萨尔茨堡和林茨把官印交给了那里的纳粹党成员吗？总统看到他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有维也纳纳粹青年点起香烟，在大楼梯的阳台上相互嘲讽吗？他们朝木雕的圣母——她在哀悼可怜的陶尔斐斯——吐着烟圈。

　　11时，很有耐心的穆夫依然在为总统构想各种画面。赛斯—英夸特已经修改了他所提议的内阁成员名单。米克拉斯，在他抵抗的第十个小时，正在说着玛丽亚·特雷西娅的趣事。

　　11时，我外祖父正在银器和瓷器之间做出抉择。瓷器易碎，不那么好卖的。留在维也纳，就是瓷器；走，就是银器。察恩·格兰茨是去还是留，依然靠我母亲的触摸来决定。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大举入侵。”察恩说，“再说了，你坐我的出租车能去哪里？”

　　“这确实意味着他们会大举入侵。”外祖父说，“我们开着你的出租车去我哥哥家。他是卡普伦的邮政局局长。”

　　“那还是奥地利的地界。”察恩说。

　　“不安全的是城市。”外祖父说，“基茨比阿尔阿尔卑斯山区是偏僻乡村。”

　　“乡村里吃不饱肚子，是吗？”察恩问。

　　“图书管理员存了一点钱。”外祖父告诉他。

　　“你怎么把钱从银行取出来？”察恩问，“这深更半夜的？”

　　外祖父说：“如果你决定多待一会儿，察恩，我可以在我的存折上背书，然后寄一张汇票给你。”

　　“寄给你的邮政局局长兄弟。”察恩说，“当然寄给他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走呢？”希尔克问，“为什么察恩不能和我们一起走？”

　　“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与我们一起走。”外祖父说，“那样的话，我就一直等到明天早上，察恩可以开车送你。”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不能在明天早上一起走呢？”外祖母问，“也许到了明天早上，我们发现一切都好了呢。”

　　“很多人都会在明天早上走。”外祖父说，“察恩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开他的出租车了。你觉得他们开始想念你的出租车了吧？”

　　察恩说：“出租车最好今晚开走。”

　　“如果察恩留下来，”希尔克说，“那他怎么去卡普伦呢？”

　　“如果察恩不愿意，他不必留下来。”外祖父说。

　　“他为什么想留下来呢？”希尔克问。

　　“噢，我不知道。”察恩说，“也许想看看这一两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妈妈一直在把着他的脉。她又通过她的手指说话了：噢，察恩，外面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午夜前，在巴尔豪斯舞厅的院子里，出现了四十名来自党卫军第89旗队的强壮士兵。杀手奥托·普拉内塔就是其中一员。也许就在那个时刻——当米克拉斯看到他们的那一刻——这位老总统可能认同了舒施尼格的看法：维也纳大屠杀可能就要发生了。也许就在那一刻，米克拉斯向中间调停人垂下了下巴。

　　察恩·格兰茨现在口袋里装着我外祖父的存折，一定觉得他自己像个中间人。他从施温德街走到卡尔教堂，我的母亲仍然紧紧地挽着他的手臂。在古斯豪斯街角，他们被迫跳下路边。

　　刚参加完维也纳纳粹青年团的一次按字母顺序命名的会议的五个男孩手挽着手，步调一致地朝他们走了过来。那一定是第四区的S会议。他们的名字刚刚缝上衣服，正闪闪发光：P.施内尔（也许是吧）、G.施里特、F.萨姆特、J.施帕尔特、R.施特格、O.施鲁特[2]——就说几个普通的名字吧。

　　察恩没有对他们说一句话，我母亲已经停止为他把脉。他发动了停在卡尔教堂停车场的出租车，要从另一条路将车开到施温德街去。让那些巡游的青年看到他们突然开车走了是不行的。察恩熄灭车灯，向施温德街开去。我的外祖父打开了大厅的两扇大门，这大门上装着杠杆把手。察恩从人行道退回来，进入了公寓大楼。

　　夜已深，但是住在楼上公寓的人们今晚不可能睡个好觉了。他们一定听到了发动机声。垃圾车——他们以为是垃圾车？——这么晚了还在收垃圾？他们就不能等到天明再来？没有人去楼下倒垃圾啊。盘旋式的楼梯扶手上没有出现惊恐不安的面孔——只有从信槽和半开的门里透出些许光。外祖父等着最后一道隐秘的光线离开楼梯，然后把我外祖母叫到栏杆旁边，让她注意听电话铃响。

　　星期六凌晨1点，他们开始往出租车里装东西。

　　注释

　　[1]玛丽亚·特雷西娅（1717—1780），奥地利大公和国母。她奠定了奥地利大公国成为现代国家奥地利帝国的基础。

　　[2]原文如此。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