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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卡普伦长大，从小博览群书，因为沃特泽克—特鲁默知道书籍的价值；我也从小具有历史观，因为沃特泽克—特鲁默在我成长过程中不断灌输我历史知识——当然各处留着不少空白，直到我长得足够大了，他才全部讲给我听。

　　在他送我上维也纳大学之前，沃特泽克—特鲁默让我学会了骑那辆1939年的大奖赛赛车——他对我说，这辆摩托车几乎是我遗传基因中的一个元素。因此我什么也不缺：我有了天生的捣乱气质。我对这摩托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掉价的邮车拆下来。

　　在我想了不少关于戈特洛布·伍特的事情之后，我开始觉得，这辆大奖赛赛车对我来说，太非同寻常了，所以我不能虚度我的青春。从恩斯特那里了解到这辆车的全部来龙去脉之后，我第一次骑着它出了卡普伦。这是在1964年夏天。那年我18岁。

　　我骑着赛车到了内卡苏尔姆的NSU工厂，我想找他们当中的一个经理之类的人说话，这个人应该对我所继承的这辆赛车的价值略知一二。我在工厂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机械工，于是对他说，这是戈特洛布·伍特的摩托车，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神秘机械师，参加了1930年意大利大奖赛。但是这位机械工从未听说过伍特，后来我终于找到的那位年轻经理也没有听说过。

　　“你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他问，“拖拉机？”

　　“伍特。”我告诉他，“戈特洛布·伍特。他在战争中死了。”

　　“不是开玩笑吧？”经理问，“我听说很多人在战争中死了。”

　　“意大利大奖赛，1930年，”我说，“伍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但是这个年轻的经理只记住了那几个赛车手，比如弗雷迪·哈勒尔和克劳斯·沃弗。他不知道伍特。

　　“去看看那东西。”他说，“你想要卖多少钱？”

　　当我提到这东西可能成为博物馆的珍品时——NSU有好好保存他们的老赛车的地方吗？——经理大笑起来。

　　“你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销售员。”他告诉我。只是我没有告诉他，我原打算卖给他们——如果他们能有一个好地方来保存它。

　　他们展出的都是一些可怕的、可鄙的摩托车，高速运转的时候发出吐痰一样的声音。于是我发动了我的赛车，想象着将那些操蛋摩托车的铝制零部件都震得松松的。

　　我骑车回到了卡普伦，告诉沃特泽克—特鲁默，我们应该将这辆老赛车放在某个地方的储藏室里，只在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再开它。沃特泽克—特鲁默当然同意了，因为他有他的历史观。

　　这之后我就去了维也纳，努力地想融入大学生活。但是我没有碰到一个有趣的人，多数人还没有我读的书多，没有人比沃特泽克—特鲁默懂得多。只有一个学生我至今记得——一个犹太小孩，业余为一个犹太秘密组织做间谍，那个组织主要的工作是追捕老纳粹分子。这个小孩失去了他的八十九位家人——他说，都失踪了——但当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他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他承认说，他“认领”了他们。因为，就他所知，他实际上是没有家族的。他什么人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个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是他在集中营解散之后带他飞出贝尔森地区的。他之所以“认领”这个有八十九个成员的大家族，是因为他从档案中看到，这差不多是他所知道的最大一个家族了，八十九个成员一个不剩地消失了。他说，就是为了他们，他成了这个家族的第九十个成员——唯一的幸存者，至少是名义上的。

　　他这个人很有趣，业余时间还学做间谍。看起来他的这个业余工作做得还是不错，他到处自我吹嘘，结果他的照片上了维也纳的报纸，因为他以一人之力，发现并逮捕了一个叫里希特·穆尔的纳粹战犯。但是那次出名让他非常紧张，那个犹太秘密组织随后解雇了他。他过去老喜欢坐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他想起了美国的“野蛮的比尔”[1]的下场，他因此从来不背对窗户或门坐着。后来我把他的事说给沃特泽克—特鲁默听，他说：“简直是一个战争妄想症患者。”这是他从书里读来的一个词。

　　后来我们失和了。真愚蠢。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去瑞士滑雪，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一堆男人在我们住的酒店大堂里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后来知道这是被流放的塞尔维亚人在开会。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长相猥琐的老家伙，还有几个年轻的战士模样的人，从脸上可以看到他们充满理想主义。据说，有几个老人曾经与切特尼克将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肩并肩战斗过。

　　我们走进了他们的餐厅。因为年纪小，又紧张，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我搜肠刮肚，努力搜寻着几句好听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时一个老家伙隔着长长的桌子恶狠狠地斜眼看着我，用德语说：“你从哪里来，小子？”我回答，没有一句谎话：“马里博尔，转道斯洛文尼格拉代茨。”几个男人放下鸡尾酒，神情严厉地问：“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因为我不想让我的那位生来是塞尔维亚人的朋友难堪，我突然蹦出我唯一记得的一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话：

　　宁做奴隶，也不要坟墓！

　　沃特泽克—特鲁默后来对我说，我说的意思正好反了。这是我父亲当年临时杜撰的一句懦夫般的话，正是这句话让我惹怒了那些忠心耿耿的切特尼克。桌子那边的那个男人被深深侮辱了，他隔着那么远向我倾着身子。他只有一只手，但那只手用得出奇的灵活，他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一下泼到了我脸上。

　　我的朋友德拉古丁·斯威特怎么也无法理解这件事，他觉得我的品位太差，竟然对塞尔维亚人如此敬重的这句口号玩起了文字游戏。从此之后我就没太见过他。

　　我在一个叫法贝尔先生的摩托车修理铺找了一份工作，一来可以开开摩托车练练手，二来可以有机会见识各种摩托车。同时，我上大学也需要钱，而且我可能还不能按期毕业。因为我的论文被一个叫费希特博士的老师给否了。

　　那篇论文就是我的这份《精选版自传》，我以为里面材料足够翔实，细节足够丰富，写得很有创意。但是这位费希特先生勃然大怒，说，观点完全有偏差，历史事实不完整，写得非常轻率，而且——还没有注脚。为了平息他的怒气，我对他进行了研究。我发现费希特先生原来叫费希特斯坦，犹太人，战争期间在荷兰海岸上的一个码头上过着悲惨的生活。他只被抓住过一次，他们给他的口腔注射了某些使牙龈变坏的化学药剂，因为这药剂很新，还属于试验阶段，所以还不够安全。之后他就逃脱了。这位原名叫费希特斯坦的老先生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我太自命不凡，居然在对战争的草草叙述中很少提及犹太人。我试图这样解释：他应该把我的这份自传看作一种不太严格的虚构作品——比如，可以说是小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把它写成一部历史著作。我还补充说，我觉得费希特斯坦先生秉持的是一种俄国—美国的价值判断观，因为他声称，如果不记述数百万犹太人所受的无穷苦难，就算不上一份完整的战争暴行记录。你看，又是数字。费希特，或费希特斯坦，似乎完全没有理解我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数据确实能概括你最重要的事实，而冷冰冰的数字又好像能使一切自动变得不那么血腥和痛苦。

　　这次争吵使我的大学生涯要拖延下去。也就是说，我得继续待在这里，直到我掌握了某个专门学问为止——而不是简单地向他们展示你早已学到的东西，早已完成的东西。

　　沃特泽克—特鲁默当然是不懂大学的。他说，他们在对什么事情发生兴趣之前一定读了太多的书，以至于以后对他们所读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想不通。你要知道，自学成才的人往往是固执己见的。

　　恩斯特现在还是疯一样地读书。每个圣诞节我都去看他，每次都给他带去一长筒袜的书。不像大多数老年人，他读书很挑剔了：也就是说，他不再拿来什么就看什么了。我带去的书他其实不太喜欢看。他打开一本书，泛泛浏览一下，读到第十页就不读了。“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他说。就把书放在一边了。

　　事实上，我圣诞节回家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读到他手里有的书，而不是为了给他带书，或自我标榜我给他施与了多大的恩惠。

　　沃特泽克—特鲁默已经退休，不做邮递员的工作了，他在这里非常受尊重。他在恩斯小旅馆有三个房间。如果他愿意抛头露面，他本人可以说是一道很吸引人的风景呢。

　　特鲁默的一个房间堆满了书，一个房间储藏着那辆1939年大奖赛赛车，一个房间放着一张床，一张餐桌——他现在一日三餐都在旅馆里吃。他可以坐在餐桌旁，可以将身子靠在餐桌上，也可以坐在这里说说话——他说他的这个习惯不能破坏，即使他现在孤身一人居住。

　　我每次回家，就睡在放着赛车的那个房间。我非常喜欢在这里过圣诞节。

　　相信我，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每次都能告诉你一两件你从未听过的新鲜事。

　　注释

　　[1]美国西部拓荒时期著名警长希考克（1837—1876）的绰号，他是西部第一快枪手。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