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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1953年3月25日。为庆祝我的7岁生日，我母亲带我坐火车去卡普伦——这是斯大林死后二十天，我父亲像牛奶沙司一般失踪后的二十天。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和外祖父骑着那辆摩托车赛车来卡普伦火车站接我们。因为驾驶技术不好，他们从维也纳骑到卡普伦这一路真是胆战心惊。

　　于是我们在卡普伦定居下来，那时这还是一个小村子：那时山上还没有建起水电站大坝，还没有建起大型的滑雪升降机，将那些吃不消的滑雪者送下山来。

　　我外祖父做了卡普伦的邮政局局长。沃特泽克—特鲁默做了这里的勤杂工，他负责分发邮件——在冬天，他把邮件装在粗糙的棕色邮袋里，用雪橇拖着去各处分发。没有邮件的时候，这个雪橇就成了我的玩具。我有时候会坐在放在雪橇上的邮袋上面，让恩斯特把雪橇滑过冬日陡峭的街面。我母亲做了一根带穗的红绳来捆住邮袋，用另一根尾端带着一个绒毛球的红绳拴到我的袜子帽上。

　　到了夏天，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把一辆高高的两轮车挂在摩托车的后挡泥板上，用这两轮车运送邮件。如果戈特洛布·伍特看到这种情况，准会气得在坟墓里打滚——如果你能把他的葬身之地也称为坟墓的话。

　　我们在卡普伦过得很愉快。当然，我们现在是在美国人占领区了，能收听到萨尔茨堡的电台。到了晚上，我们就收听美国台，他们总是在那里放黑人音乐——声音饱满的女人在哀叹；喇叭变换着声调，吉他弹个没完：布鲁斯。不用沃特泽克—特鲁默的提醒，我也想得起那种音乐，真的想得起。有一次在卡普伦的恩斯小旅馆，一个美国黑人，也是一个休假的士兵，伴着电台的音乐吹着口琴，唱着歌，那声音就像大雨砸在巨大的铁桶上。那是冬天，在白雪的映衬下，他成了整个卡普伦最黑的东西。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摸摸他，看看他摸上去有没有黑炭的感觉。他陪着我母亲从小旅馆走回家，身后拉着坐在雪橇上的我。他唱了一两句，然后转身向我示意，我便坐在雪橇上吹响了他的口琴——我们穿过了这个Y形的小村庄，我想这时候已经夜深人静了。外祖父能与这个士兵用英语交谈。后来这个黑人把一本美国内战摄影集送给了沃特泽克—特鲁默。

　　其他事情，我就不怎么记得了。而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的记忆有选择性，他也记不得那几年里发生过什么大事了——那时我8岁。到我9岁那年，发生了这件事：当1955年9月19日最后一名苏联士兵离开维也纳的时候，我外祖父得了轻度中风——他身子往后一仰，一下子倒在了松散的邮件中。邮局由小方格子的铁窗隔开，弄得跟铁笼似的，站在外面送件口的人们，看到外祖父倒下的身影也是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方格。不过他很快就康复了。只有一样东西很奇怪：他的眉毛一下子从灰色变成了白色。这是我自己记得的又一个细节，或者是沃特泽克—特鲁默为我记着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是我们两个人都记得的，经过不断回忆之后综合而成的细节。

　　我只能记住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靠我自己一个人记住的。因为沃特泽克—特鲁默要么觉得那些事很难记，要么至少觉得很难对我大声转述出来。

　　1956年10月25日，我10岁半。这一天是国旗日，奥地利正式结束多国占领一周年纪念日。外祖父和恩斯特在恩斯小旅馆喝了整整九小时的酒，然后他们开始在邮局的地下室——也是我家的储藏室——收拾旧箱子。我不知道外祖父的脑子中了什么邪，他竟然发现了（或许一直在寻找）那件老鹰装——鸡毛彻底掉光了，因为猪油早就干了；盘子有点生锈，但还有点油腻，还有点光亮；但是头和嘴都完全生锈了。我外祖父将它穿在身上，反复对沃特泽克—特鲁默说，现在该轮到他做一回老鹰了，因为恩斯特和察恩·格兰茨都做过。穿鹰服的日子还有比国旗日更好的吗？

　　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个国旗日过得并不是很让人开心。至少我母亲是这样。就在两天之前，布达佩斯的街道突然发生了流血事件；幸运的是，匈牙利人至少还有一个清除了路障的逃亡路线，因为在苏联人撤出维也纳之后，奥地利官员将奥地利—匈牙利边境上的铁丝网拆除了，将雷场都清理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匈牙利政治警察和苏联军队将超过十七万的难民赶过了奥地利—匈牙利边境——而维也纳出于对被占区难民的同情，都将他们收留了，将他们置于鹰翼的保护之下。在国旗日，他们还源源不断涌进来。

　　为什么这件事让我母亲如此心神不宁？我猜想，其原因要追溯到1938年5月，那时察恩·格兰茨不是在基特塞跨过边境到了匈牙利，就是他没有越境，依然待在奥地利。如果你相信察恩去了匈牙利，那么你也许会接着想，这次他可能回来了——或许与十七万难民一道从匈牙利回来了。

　　我只能认为，正是因为我母亲脑子里老想着这些事，所以她对我外祖父的举动才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外祖父趾高气扬地大步走进厨房，光秃秃的老鹰头盔底下的那张嘴尖叫着：“啁啁！奥地利自由了！”

　　我母亲呻吟了一声。她的手指头扣进了我的身体——她刚为我织了一件毛衣，这会儿正让我穿上，看大小如何。突然，她站起身来，朝门口的那个没有鸡毛的老鹰冲去，一把抓住它，将它靠在门边上。她用膝盖顶着它的腿，提着锁子甲的下摆；她不停拽着这衣服，努力想把它的头盔摘下来。

　　“噢，上帝啊，察恩。”她呜咽着说。我外祖父粗暴地挣脱开她的手，自己取下了头盔。他不敢正视她的眼睛，所以转过脸去，喃喃地说：“噢，我是在邮局的地下室发现的，希尔克。噢，我真的很难过。上帝啊，希尔克，都过去十八年了！”他依然不敢正视她的眼睛。

　　她的身体耷拉着，靠在门框边。你从她的脸上看不出衰老，也看不出性别——你什么也看不到。她说，那声音就像播音员：“他们源源不断地进来了。现在已经超过十七万人了。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来维也纳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回维也纳去——万一他在找我们呢？”

　　“噢，希尔克。”外祖父说，“不，噢不。维也纳我们什么也没有了。”

　　她依然用播音员的声音说：“伦霍夫编辑一定成功逃到了匈牙利。那是一个事实。”

　　外祖父想尽量站着不动，这样他身上的盘子不会嘎嘎响。但她还是听到了他发出的噪声，抬起头看着他。这时她真实的声音和面容回来了。

　　我母亲说：“你知道，那一次你把他留在了维也纳。你让他去取你的存折，本来他是可以与我们一道走的。”

　　“注意了，姑娘！”沃特泽克—特鲁默说，一只手抓住她的头发，“你得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听到了吗？”

　　“你们把察恩留在了维也纳！”我母亲对着老鹰尖叫道。那只老鹰的身体在盘子底下发抖，它转身离开了她。沃特泽克—特鲁默扯了扯我母亲的头发。

　　“住嘴！”他喊道，“你真该死，希尔克！你的察恩本来就不用在维也纳待那么久。他没有必要开车送什么编辑去匈牙利的，对吗？你凭什么确信他确实那样做了？”

　　我母亲甩了一下头，挣脱开他的手，默不作声地回到我身边，继续为我试毛衣。我站在试衣服的椅子上，努力站稳不让自己失去平衡。这件毛衣尚未缝合，上面别了很多别针，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钉在十字架上。

　　沃特泽克—特鲁默把缩成一团的老鹰带回到邮局地下室。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母亲把我弄醒——她那又冰又湿的脸在我脸上蹭来蹭去，那件只有在她准备外出时才穿的带毛领的外衣挠着我的脖子，直叫我往被子底下钻。然后她就走了。她没有留下可供别人分析的任何象征性的姿势就走了，这样我们就无从猜测她要走多久，她最终会去找谁，会与谁在一起。

　　她没有留下什么就走了，即使像墙上的牛奶沙司及最后能让人记住的鞋后跟那样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我外祖父不用凭任何证据，就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过了不到两个星期，1956年11月，卡普伦和萨尔茨堡附近的山区下起了第一场雪——这场大雪到晚上结成了冰。晚饭之后，外祖父穿上那套老鹰盔甲，拉上送邮件的雪橇——没有人看到他出门。他往冰川场走了两英里半，目标是基茨斯坦霍恩山的山顶。他身上带着手电筒。他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沃特泽克—特鲁默才发现他不在家，从厨房餐桌边上站起身，往窗外的远山望去。他看到了微弱的光，几乎一动不动，就在去冰川的半道上，在漆黑的基茨斯坦霍恩山的山顶下面。过了一会儿，这亮光往下移动了——那雪橇一定倾斜着，因为这亮光直照着下面，跳跃着，不停拐着弯，那路线比上山的路上还要迂回：在山的下部，在冰川场的底下，有一条伐木者小道，以前老一代的滑雪者称之为“弹弓道”，有十四个很陡的S弯道，到村里有三又四分之一英里远。

　　现在有空中缆车将你送到那里，新的滑雪者将这条小道称为“自杀小道”。

　　外祖父让雪橇从那个弹弓道滑下来，特鲁默和我在窗口紧盯着那道不断下降的光亮。

　　“孩子，那就是你外祖父。”恩斯特说，“你看他是怎么下来的。”

　　我们看着他拐过树林中的第八九个S形弯道——他一定是坐直了身子，用脚在把控方向。接着他的手电光变得非常模糊，就像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辆高速行驶的车子发出的一串光带。沃特泽克—特鲁默说，他数过了，外祖父再转一个弯道，我们就看不见他了。他就要成功地转下来十四个弯道中的十个，在夜里对一个拉邮件的雪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

　　恩斯特告诉我，我不用一直在厨房的窗户口看着，但我一直看着，看到了很多人打着手电筒在通往基茨斯坦霍恩山顶峰的山路上爬着，一直到天亮，他们才找到了我外祖父，他撞到了一根被大雪盖住了的木头，被弹出了弹弓道。那个邮件雪橇，我不知道它是以怎么神秘的方式把控自己的方向的，竟然自己回到了村里。

　　事实上，把我外祖父从树林里运出来的，正是沃特泽克—特鲁默想着要找到的那个邮件雪橇。当他们找到雪橇，把它带到外祖父的身边时，沃特泽克—特鲁默将我外祖父放到雪橇上，轻松地带着他滑下山，穿过村子，来到恩斯小旅馆。在这里，恩斯特喝了四杯白兰地咖啡，等着牧师的到来。令牧师非常沮丧的是，特鲁默不愿意脱掉外祖父的这件鹰服。沃特泽克—特鲁默发誓，他一定要让外祖父按照现在的样子——穿着没有鸡毛的盔甲，戴着头盔——下葬。他辩解了几句。他说，我外祖父在不久前明确表示过，在那个叛国的红衣主教因尼策尔在1938年做了那样的事之后，他的身体就不能让天主教徒以他们的方式来处置了。为了平息所有的争议，沃特泽克—特鲁默说：“你们还记得红衣主教因尼策尔吗？是他将维也纳出卖给希特勒的。他鼓励他的所有的教众支持希特勒。”

　　但是牧师说：“梵蒂冈从来就没有批准过这件事。”

　　沃特泽克—特鲁默说：“历史上，梵蒂冈从来就是以迟到的决定为时尚的。”因为他一直在读书，所以知道的东西不少。

　　于是他们把我叫来，让我与沃特泽克—特鲁默一起，将可怜的外祖父的盔甲上的盘子整理好，在他身边堆起雪——在棺材做好之前，他就这样冷冻着。

　　沃特泽克—特鲁默对我说：“可能是中风引起的事故，你知道他的心脏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至少这个葬礼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好的葬礼了。”

　　葬礼之后，我和恩斯特一道回家了。我是一个自信满满的10岁小子了。我一点都没有被家人抛弃的感觉，至少我感到有人会好好照顾我。你不可能得到比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更好的监护人了。家庭相册的保管人——卖鸡蛋的人、邮递员、历史学家、幸存者。最后一点，他还要负责把我养大，让我长大了去理解我的家族遗产的意义。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