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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1938年3月12日，星期六，凌晨1点。在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米克拉斯屈服了。赛斯—英夸特成了奥地利总理。

　　赛斯正与穆夫中将商谈。他们必须让柏林知道，奥地利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德国边境部队无须考虑越过边境。

　　可怜的赛斯—英夸特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把狮子带回家，

　　它们就会赖在你家吃晚饭。

　　大约2点，穆夫中将给柏林打电话，试图拖延德国军队越过边境的时间。也许他是这样说的：“没关系，您可以把您的军队带回家了；没关系，我们现在这里的政治形势与您那边的一样了；您现在不必在我们的边境徘徊了，因为这里真的一切都好。”

　　2点半，陆军部、外交部和帝国总理府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们要求希特勒的贴身副官叫醒元首。

　　外祖父说，凌晨2点半叫醒一个男人——即使是一个有理智的男人——看你能得到什么好果子。

　　2点半的时候，察恩·格兰茨把我母亲按在大厅的大门上，而外祖母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打来电话。外祖父现在拿出了一些小东西：一箱厨具，一盒食物和酒，一盒冬天的围巾和帽子，还有那一卷卷的床罩。

　　“如果不是带上所有的瓷器，”外祖母说，“但是这个船形盘也许应该带上？”

　　“不带了，玛蒂，”外祖父说，“只带我们急需的。”他最后检查了一遍希尔克的房间。他把那套鹰装压在了冬季军用粗呢行李袋的底部。

　　在厨房里，外祖父清空了香料架，把所有装香料的小罐子都放进了行李袋——他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香料，所有食物就会有好味道。最后他收进了收音机。

　　外祖母在楼梯上小声说：“我刚刚检查了一下车子，你应该把座位都清空才好。”

　　“我知道。”外祖父说，心想，今天早上天亮前谁还想离开维也纳？我们的车里还可以再坐下一个人呢。

　　这个人不会是舒施尼格。他离开了巴尔豪斯广场，与一个泪流满面的卫兵握了手，不理会戴着纳粹“卐”字臂章的一队公民的敬礼。

　　满怀歉意的赛斯—英夸特把舒施尼格送回家——后者将被软禁十个星期，在盖世太保的监狱关押七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声称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拒绝匈牙利大使馆的保护——没有加入君主主义者、犹太人和一些天主教徒的队伍中，而那些人从午夜时分就开始堵塞了捷克和匈牙利的海关口岸。

　　外祖父发现所有的车辆都在往相反的方向开：东方。但外祖父似乎觉得捷克和匈牙利将是下一个，他不想再次搬家了。特别是，到了那时，就没有东迁或西迁的选择，只有再次向东迁移——那就是迁往俄罗斯。我的外祖父老做噩梦，梦到自己被赶到黑海边，被哥萨克人和头发狂乱的土耳其人穷追不舍。

　　于是他往西开，这一路上没有其他的车。圣法伊特一片漆黑，哈金一片漆黑。只有灯火通明的电车还在与我外祖父同向而行：售票员挥舞着万字旗；在各个车站，戴着臂章和名牌的人在唱歌；有一个人吹着只有一个音符的大号。

　　“这是往西去最快的路线吗？”我的外祖母问。

　　外祖父找到了路。他在哈金郊外的一个唯一没有亮灯的鸡舍前停了车。

　　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在鸡舍地上升起一堆小小的煤火，在上面烤了三只拔了毛的鸡。他啃着一根鸡骨头。外祖父和这个爱国者收集了一桶鸡蛋，取来水，把鸡蛋都煮熟了。沃特泽克—特鲁默宰杀了最好的一只阉鸡，拔好毛，扔进水桶里煮了。然后他们绑住了四只优质母鸡和一只漂亮的大公鸡的腿。希尔克将它们紧紧裹在毯子里，它们在出租车后座底下发狂似的乱动。后座中间是一只长长的行李袋，将我母亲和外祖母分开。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坐在外祖父旁边的前座上，各人靠着厨具箱的一侧，他们中间的地板上放着鸡蛋桶。离开之前，沃特泽克—特鲁默放走了他所有的鸡，一把火烧掉了鸡舍。他把最好的杀鸡刀放在手套盒里。

　　外祖父开着车。沃特泽克—特鲁默用刀砍开三只烤得焦焦的鸡和一只刚煮的但欠点火候的阉鸡，把鸡肉撕开来分给大家，他还分发煮好的鸡蛋。外祖父朝南开去，经过格洛格尼茨和布鲁克安德莫尔，然后向西，甚至有点偏北——开到了山边。他径直往西来到圣马丁。

　　他们现在离维也纳已经很远了：几乎已经到了林茨的南面，汽油也差不多没了。这辆跑惯了出租车生意的梅赛德斯，冷却液却沸腾了——这还是3月呢，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赶紧用鸡蛋桶里的温水把它冷却下来。

　　坐在后座的妈妈一言不发。她觉得自己的两个膝盖还夹着察恩·格兰茨的膝盖，感受到了察恩的令人绝望的体重——让她的后背深深印上了大厅大门上的木纹。

　　外祖母说：“那几只活鸡的味道真难闻。”

　　“我们得加油了。”外祖父说。在普鲁格恩，他们发现这里仍然在举行庆祝活动。外祖父看到了警察，摇下车窗，放慢车速——这警察身上的制服外套敞开着，露出胸口，而那纳粹臂章拉伸得足够长，可以绕过头去，围住了脖子。很难说清楚的是，这是他自己戴上的，还是别人扶着他的头给戴上去的。

　　沃特泽克—特鲁默把手套打开一半，用刀子撑着，这把杀鸡刀对着他眨眼。外祖父向窗外行了个纳粹礼。“我很高兴整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夜晚无人入眠！”他说。警察往车里看了看，对鸡蛋桶和乱动的鸡产生了怀疑。

　　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拍了拍我外祖父的后背。“他哥哥现在执掌萨尔茨堡的官印了！”他说，“你应该去维也纳看看，看看我们一路上遇到的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都向东跑了。”

　　“你哥哥执掌官印？”警察问。

　　“我可能被派到慕尼黑！”外祖父快活地说。

　　“上帝保佑你。”警察说。特鲁默递给他一只煮熟的鸡蛋。

　　“都不要睡觉！”外祖父说，“让全城的人不要睡觉，一直到天亮！”

　　“但愿我能知道出了什么事。”警察说，“我的意思是，你们知道。”

　　“不要睡觉！”外祖父说，把车子开到前面，然后停了下来。“你能给车子加点汽油吗？”他问。

　　“有，可以用虹吸的办法。”警察说，“你有水管吗？”

　　“正好有。”特鲁默说。

　　他们在一个漆黑的邮局停车场的楼后发现了一辆邮车。警察甚至用嘴巴吸吮了一下来启动虹吸管，于是他们给了他一只鸡腿作为感谢。

　　我母亲想象着：她跪在她双腿夹着的那个膝盖上。她用手掌根擦着窗户，就好像在擦一个水晶球——这个水晶球可以告诉她察恩为了离开维也纳将采取的每一种安全的、不那么愚蠢的手段。

　　以下这些大多是道听途说的：希尔克以为察恩很快发现——稀里糊涂的穆夫中将也很快发现了——德国边境部队正越过奥地利边境；察恩确实将外祖父背书的存折汇票交给了卡普伦的邮政局局长；察恩可能到中午才读到伦霍夫写的有关德国政变的这篇社论，然后就听到了希特勒在林茨受到热烈欢迎的报道——在林茨，元首带着士兵和坦克从边境城市帕绍进入奥地利，目的是“为了祭扫他母亲的坟墓”。另外还有：察恩，或者是长得很像察恩的一个人，借了或偷了一辆出租车，送犯了罪的编辑伦霍夫到基特塞越过边境——但被捷克人遣返了。如果那个司机不是察恩·格兰茨，那他为什么会在卡普伦见到我妈妈？所以那个司机一定是他。他当时带着有关我的半个想法，因为那时我顶多也只是我母亲的一个想法，或者说只是她的半个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没有在基特塞越过匈牙利边界，去了察恩去的地方。

　　接下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他们在我外祖父的哥哥——卡普伦的邮政局局长——的保护下生活了七年，他能保住他的职位是因为他加入纳粹党。因为卡普伦当时实在太小了，他发现这个职位无足轻重，身上的这身纳粹伪装很容易维持，不过在他所监视的一个青年俱乐部面前有点困难——他们当中不少人怀疑这位邮政局局长的忠诚度，一次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军营的一间隔音不好的厕所里将他逮个正着，用党卫军的一个轻量级喷火器烧他——这个喷火器那天早上这位邮政局局长已经演示过。那时，战争即将结束，我认为我的母亲或外祖父母没有遭受太多不幸，也没有太挨饿。尤其是因为有恩斯特·沃特泽克—特鲁默这个囤积食物的天才，还有我外祖父在维也纳明智地把香料收进那最后一个行李袋里。

　　其余的故事都写在戈林给林茨的希特勒的电报里，因为戈林在柏林收听广播，听到元首在那第一个城市受到了凯旋式欢迎。戈林问：“如果民众的热情如此高涨，为什么不一干到底呢？”希特勒当然乘胜追击，一干到底了。仅在维也纳一地，盖世太保的第一波逮捕行动就逮捕了7.6万人。（如果察恩·格兰茨不是带着那个编辑逃亡的出租车司机，他就不会成为这7.6万个被捕者中的一个了吧？所以他一定是那个司机。）

　　其余的故事，就我而言，只得等待我母亲的第二个追求者了。我不想说他不如第一个追求者，我真的不想这样说——也不想说我谴责了我的母亲，因为她不让察恩·格兰茨做我的父亲。因为即使我的身体里没有察恩·格兰茨的基因，但是肯定有察恩·格兰茨的某些影响。我只想说，察恩·格兰茨将我作为一个概念放进了我母亲的身体里。即使他没有在她身体里放进别的东西。 放熊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