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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普森仁说：“我们的‘阿里亚娜’火箭当初面临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竞争，所以一开始采用的是免费发射的办法，接着又用低价格为对方发射了两发，最后才打入国际市场的。这就像卖东西，让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然后再谈价格，再说交易。”

　　乌可力说：“您认为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有希望吗？”

　　吉普森仁说：“中国的火箭要打入国际市场，我相信可以办到；但是，现在你们的问题是没有经验，而且面临的又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要有长期的打算。”

　　“大概需要多少年啊？”乌可力举起酒杯，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

　　吉普森仁也举起酒杯，却停了停，说：“依我之见，恐怕至少需要五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森仁的预测是正确的。

　　是的，发射外国卫星，并非易事。

　　截至1990年，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是靠十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进入的。它的“阿里亚娜”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甚至连苏联那样的航天大国，至今还板着委屈的面孔，被冷落场外。

　　再说，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被美国等航天大国垄断了二十多年，其甜头妙不可言，他们当然还想继续垄断下去，绝不希望有第三者来抢饭碗。所以在通向西方人把守的国际商业市场的道路上，暗藏着温柔的利剑和美丽的陷阱，中国简直防不胜防。

　　此外，中国是第一次踏进西方人统领的禁区，别说经验，连教训都没有；加上国门封闭太久，刚一打开，就急于想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一急，当然就会摔跟斗。

　　所以说，中国想一下子就挤进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

　　但是，面对如此厄运，中国航天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发射外星的工程绝不能下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如同维纳斯的断臂，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续接。像十六七世纪开始的技术革命，不仅直接提高了生产力，而且由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还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

　　所以，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有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才能实现腾飞。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几次腾飞的机会。例如：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历史上兴起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当时，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勃勃兴起，在手工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与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起步。就在这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火器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接触与碰撞，使中国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第一次出现了复苏的景象。遗憾的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重压，中国科技的翅膀最终还是没有展开。而远在欧洲的英国，这时却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大好时机，迅速赶超了意大利和荷兰，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头号工业大国。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洋务运动之时，正是世界第二次技术革命爆发之际。当时，中国的科技在沉沦了一百多年之后，开始爆发了新的活力。但终因内外交困，国力贫弱，腾飞的翅膀最终还是无力起飞。

　　——19世纪末，西方爆发了以相对论和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继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又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本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时已有一定的发展，可惜终因战火纷飞的社会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大好时机也只有付之东流。

　　——1949年之后，本来1956年至1966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那时，单就航天技术而言，中国与西方相距并不遥远；而日本在某些方面还落在中国的后面。但“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竟长达十年！等中国从噩梦中醒来，世界科技的车轮早已滚滚向前。甚至与中国一衣带水、几乎处于同一起点的日本，也一跃而起，抢先中国一个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么今天，当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潮再次将中国推到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中国能否背水一战，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呢？

　　1988：希望与危机同行

　　历史是个魔幻大师，总让人难以捉摸。

　　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重振雄风，全世界一下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一百二十五颗。其中，苏联一百颗，美国十一颗，欧洲空间局七颗，中国四颗，日本两颗，以色列一颗。

　　此外，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亚娜”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七次发射，将十四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而且，在1988年6月15日，“阿里亚娜-4”型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为法国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

　　更严重的是，在欧洲空间局频繁的活动下，截至1990年，“阿里亚娜”火箭已夺取百分之五十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订座已排到了1991年，并已获利一百五十亿法郎。而且，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法国还忍痛割爱，压低了“阿里亚娜”火箭的发射价格。

　　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航天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就是威胁！

　　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外国公司纷纷退出，虽然对中国是当头一击，但中国航天人却认真反省，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比如，外国专家看了中国发射场，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外商谈判，对发射场提了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中国通过到国外参观学习，也长了不少见识。这样一来，中国航天人也就渐渐明白：中国的火箭要想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技术、生活设施等各方面必须具备哪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件。于是中国一边继续加紧同国外有关厂商的业务联系，一边狠抓发射场的技术和生活设施的抢建。

　　而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譬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冒着风险，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外商提供经济保险；中国海关决定对入境的外星实行免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对发射外星所需的贷款，表示尽力给予保证；负责发射设施改造和工程兴建的设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也愿意通力合作，拼命苦干，确保按期完成任务，等等。

　　1988年3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

　　据说，一年前，当外商纷纷退出中国时，西方一位记者曾打了一个比喻，说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就像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刚刚摆上国际餐桌时，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尽管个个垂涎三尺，却又谁都不敢先尝第一口。

　　不承想，一年后，终于走来一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

　　这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便是而今誉满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

　　亚洲卫星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它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三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股份。由于三家股东公司均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专长，所以不惜巨款，敢冒着极大的风险，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

　　1988年9月9日，通过中国多方面的努力，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的计划。

　　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并在答记者问时，再次表示：“中国对美国政府支持中国为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表示赞赏。”

　　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十一、外交场上的风云

　　1988年11月24日，中国谈判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会谈，代表团团长孙家栋。

　　这天，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副部长刘纪原亲临机场送行。临上飞机时，刘纪原握住孙家栋的手，一再嘱咐说：“这次谈判，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阻力，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飞机起飞时，清晨的阳光洒满北京首都机场。机场上，送行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祝愿的手臂；其中两位女士，眼里还含着泪水。

　　发射外国卫星，看起来好像只是一次国际性的商业活动，但实际上除了两个公司之间要签订有关合同外，两国政府之间还必须签署正式的协议文件。

　　这就需要谈判。

　　而此次谈判，若是成功，“亚星”的出境许可证便可颁发；倘若失败，则一切就此告吹！

　　因此，中国代表团此次出征，不管是飞机上的谈判代表，还是飞机下的送行人员，无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担心。

　　上月初，中国航空航天部起草了一封信函，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先生转交给美国国会。在这封信中，主要阐明了中国卫星发射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理由。

　　美国国会收到中方信函后，由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召集国会有关人员讨论了中方的意见，然后将国会意见提交里根政府。里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要求中美双方必须就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会谈：

　　第一，卫星是高技术出口，中方如何保证其技术安全；

　　第二，中国不属于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万一火箭发射失败，危及第三方国家，如何承担责任；

　　第三，有关卫星发射中的商务问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中。

　　于是，上月中旬，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就卫星技术的安全问题和卫星发射的责任问题，举行了第一轮会谈。

　　会谈中，双方各持一个谈判稿。几轮谈判下来，中美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

　　而与此同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加入外层空间三个条约的决议，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奠定了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具备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可惜，此次谈判终未达成一致协议，故两国政府的谈判桌，这次又从北京搬到了美国。

　　飞机穿破云层，在一万两千米的高空翱翔。

　　飞机下方，就是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但机上的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谁也顾不上去望上一眼。

　　本来，上月北京谈判结束时，双方约定，这次在美国的谈判，由美方先拿出一个谈判意见稿，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知何故，美方却迟迟未将意见稿寄出。后几经催促，直到出发的前天下午，中方才收到美方寄来的谈判稿。可中方打开谈判稿一看，意见相差甚远。本想推迟谈判，机票已经订好，只好匆匆启程。

　　为了在这次谈判中争取主动，一上飞机，中国代表团便分为三个小组，对美方提交的谈判稿进行修改。小组修改完之后，再交到孙家栋的手上。

　　孙家栋是此次赴美代表团的团长。此刻，他靠在舷窗前，正逐字逐句地推敲着美方拟定的谈判稿。

　　孙家栋是辽宁人。1950年，哈工大尚未毕业，他便参了军，成为空军志愿军一名年轻而出色的翻译官。1951年，他赴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深造。在六年的学习中，他因各科成绩优异，荣获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金质奖章。

　　1958年，孙家栋回国，因他俄语出色，常作为一名高级翻译陪同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有关谈判。1982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联合国空间代表大会；1984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先后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过有关空间合作的谈判；1986年，他同巴西进行过关于中巴资源卫星合作的谈判。因此在国际谈判席上，堪称一位经验丰富的高手。

　　孙家栋宽宽的额头，胖胖的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能说善辩，口才极好，特别能讲故事。他肚子里似乎装有一个故事公司，一讲便是一个系列。无论多么重大复杂的事情，他只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便可让你一清二楚。并且，每当讲话时，孙家栋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充满智慧与慈善的微笑。这种微笑，能让你获得一种信任，感到一种轻松，留下很难抹去的印象。

　　但此刻，孙家栋的脸上毫无笑容，全是忧虑。等他合上谈判稿，抬起头来，将疲惫的目光投向窗外时，旧金山已在眼前。

　　华盛顿。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

　　这是一幢充满商业气息的简易小楼。中国代表团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双方便在此摆开了谈判的阵容。

　　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是美国总统下设的一个商务机构。世界各国同美国的各种贸易活动，都必须与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洽谈后，再由商务代表处向总统直接报告。

　　中国代表团25日抵达旧金山后，一下飞机，便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对美方的谈判稿再次进行了复议、修改，并将修改后的中文稿译成了英文。第二天下午，又从旧金山赶到华盛顿。一到华盛顿，马上又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大使韩叙先生，就此次谈判一事，专门作了汇报。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