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飞向太空港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产冰箱，搞彩电，固然是条门路；造轮胎，做灯泡，也是一种办法；开公司，办工厂，外加技术输出，同样无可非议。

　　问题是，若是长此下去，最终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过去，中国所有的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也就是说，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是科研试验产品，不能像盐巴、酱油、红薯、土豆那样随便拿到市场去卖，所有的研制经费都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投资、高消费。

　　但是，如果能发射外国卫星，就属于商业性质的发射，就是一种不出国门的高技术服务。换句话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除了壮国威、壮军威、鼓士气，还可创造经济价值，赚取大量外汇。而中国改革开放后，要引进大量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急需的正是外汇！

　　同时，发射外国卫星，是一种商业性质的国际的技术交流与技术合作。通过这种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发射队伍和测控队伍，可以开阔眼界，获得实践和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经验，借以改进不足，促进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

　　此外，由于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国外厂商对发射质量的要求必然十分严格，甚至相当苛刻，这就逼着中国的科技队伍必须提升自己，去适应和满足国外市场的要求。

　　当然了，既然发射外国卫星是商业性质，就必然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这就迫使中国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方式、从技术革新到队伍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

　　因此，发射外国卫星对中国而言，不光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思想革命！

　　1986年7月17日上午，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领导在国务院第十三会议室就发射外国卫星问题，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作了详细的汇报。

　　很快，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正式文件，将发射外国卫星列入国家的重点工程。

　　于是，有关发射外国卫星的工程、技术及生活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很快在全国展开。仅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亟待抢建的工程，就达十项之多！

　　十、面对世界的挑战

　　厄运降临时

　　或许，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不断遭受磨难的民族。不然，在数千年文明史的进程中，为何每走一步，总是步履维艰？

　　1986年夏，国际空间商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代表团怀着多少有点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这个会场。

　　就在这次会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面前正式亮相；并经受了对方各种各样的考验，当然也包括某些刁难。

　　此后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的四家保险公司和十七家空间公司先后与中国开展了业务联系，二十多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开始微笑着向中国靠拢。

　　1986年底，中国与美国西联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西联六号”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

　　此外，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泰国等，则与中国在洽谈之中；而其他一些公司，也表示了要让中国发射卫星的意向。

　　中国对外发射，可谓形势大好，前景喜人。

　　然而，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毕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更不是任凭中国随意运作的。正当中国在通向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路上春风得意并憋足了劲儿拼命往里挤时，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商业危机却悄然降临了。

　　由于国际商业市场中某种微妙的原因，一双双神秘的大手最早伸向的是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发射订座协议的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不仅银行纷纷拒绝为它提供贷款，所有“绿灯”也突然统统对它关闭。最后，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无形的外力挤压下，西联卫星公司中“弹”身亡，被迫倒闭！

　　西联卫星公司倒闭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的总裁施瓦兹先生却接过西联卫星公司的六号卫星订座协议，亲自率领几名专家来到中国，坚持继续用中国的火箭为其发射卫星。

　　施瓦兹先生是位美籍华人，对中国感情极深。他之所以要前仆后继，知难而上，一方面出于某种商业道德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中国的赤诚之心。当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时，中方代表曾提醒他说：“美国西联卫星公司已经倒闭，请您务必慎重行事。”但他却表示：“正因为西联卫星公司失败了，我才要接着干下去。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专业卫星通信网络，让亚洲地区的人民，充分享受到中国火箭带给他们的欢乐与幸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完全能够发射美国的卫星，中国的火箭能够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于是在取得本公司的大力支持后，施瓦兹先生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最后终于获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财团的资助，很快与中国草签了协议书，并预付了第一笔定金。之后不久，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施瓦兹先生坐在一个月前西联卫星公司总裁签字的同一位置上，挥笔与中国签订了正式合同。

　　这是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第一个正式合同。

　　可惜，特雷卫星公司最终还是和西联公司一样，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据说，当施瓦兹先生收到中止合同的法律文书时，这位六十岁的总裁竟流下了满脸的热泪。

　　至此，中国好不容易签订的两份正式发射合同，全部化为乌有。

　　更惨的是，最后除瑞典一家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公司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订座协议，通通退得一干二净。甚至某些过去曾向中国大献殷勤的外商，也纷纷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卫星发射业务后，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万源公司、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都还不错。但国外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空谈，只认事实，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系在中国的裤腰带上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陷入如此难堪呢？

　　第一，中国火箭发射次数太少。“长征”系列火箭尽管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几颗卫星，但与国外相比，发射的次数太少——只有二三次。由于发射次数少，所以火箭技术缺乏令人充分信服的根据。其可靠程度就难说，也不好预料。

　　第二，中国西昌发射场尚未达到国际标准。虽然西昌发射场在中国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发射场了，但当年筹建这个发射场时，可能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今后有一天中国的火箭会发射外国的卫星。因此，尽管外国人承认中国的发射场具有发射外国卫星的能力，但从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在设施、交通、通信、生活等方面，目前尚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从美国直达西昌的航班——这一点对讲究时间效率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宾馆也没有。虽说老外们也亲眼看到，西昌发射场确实正在抢建之中，但他们无法相信，如此复杂庞大的工程，中国能在一年时间内抢建出来。

　　第三，国际保险界对中国火箭缺乏信任。发射商业卫星，属于高投资、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业，无论是火箭飞行阶段，还是卫星与火箭分离后从同步轨道到定点静止轨道，每个阶段随时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所以国际上都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出面为其保险。但美国、法国近期几次发射失败后，世界不少保险公司严重亏损，最后被迫退出空间保险市场，有的甚至彻底破产。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国际空间发射保险率急剧上涨，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五上涨到近百分之四十——即便如此，保险商仍然不愿出面保险；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火箭的可靠性本来就缺乏认识，再遇上美国、法国的连连失败，就更不愿出面为中国火箭保险了。而中国的保险公司又从未做过空间保险业务，再加上中国尚无一个完善的保险机构，保险问题便成了一大难题。而只要发射商业卫星，就必须有保险公司保险；没有保险公司保险，万一发射失败，谁来赔钱？

　　第四，金融界不愿贷款。中国人办事，是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没钱就不办事。外国人则不同，有钱要办事，没钱也要办事，而且还要办大事。这就是靠贷款。外国商家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至少需要上亿美元。如此一笔巨款，别无选择，只能靠贷款。但是，当时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的火箭缺乏了解，或者说并不信任，所以不愿轻易为其贷款。没人愿意贷款，这笔买卖，傻瓜也不会做。

　　第五，美国卫星出境困难。在美国，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境，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此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而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多国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全世界所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都要在它那里注册备案；凡是未经批准者，一律不许出境。所以，外商们对中国到底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的关口，最后搞到卫星出境许可证，持怀疑、观望的态度。

　　第六，西欧某些国家在暗中进行抵制、阻挠。客观地说，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甚至有的国家一开始就对中国进行抵制。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在一些条款、技术、价格等问题上，总是想方设法出难题；有的还在背后散布一些对中国火箭很不利的言论，甚至不时搞点小动作什么的。

　　基于上述六点，外商们纷纷离去，也就成为自然。

　　对此，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沈辛荪深有体会，他说：“外国公司并不希望我们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记得1988年我去法国库鲁发射场参观‘阿里亚娜’火箭的第二十五次发射，临走前领导对我说，去了法国要多做工作，多向外商说明，我们一年只提供两枚火箭来发射外国卫星，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内的卫星发射，只作为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带着这个任务，我见到他们就宣传，可得到的反应却非常强烈，也很一致，他们激动地说：‘你说得很轻松，中国一年才两枚火箭，我们一年也才八枚火箭呢！’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不欢迎，绝对不欢迎！”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

　　满世界都知道，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不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翘首以盼，亿万中国人民也望眼欲穿。而今如此狼狈不堪，如何向中央汇报？怎么向国人交代？

　　更为严峻的是，动用了上亿元的专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速度、大干快干拼命干的热烈气氛之中。但现在，生意突然做不成了，这工程是继续上马，还是悬崖勒马？

　　“这是一段最叫人伤心而又难受的日子！”有人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顿顿吃不好饭，夜夜睡不着觉。”

　　发射测控系统部和长城工业公司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

　　“怎么？听说全砸啦？”

　　“你们是怎么搞的，没有吃准，咋就乱签合同呢？”

　　“下一步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是上马，还是下马？”

　　办公室，发射场，饭桌上，电梯里，到处议论纷纷：

　　“我早就说了，这事办不成！”

　　“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又搞砸了，这不是犯罪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老老实实待着，不比啥强？我看都是吃饱了撑的！”

　　有人询问，有人感叹，有人抱怨，有人指责，甚至还有人指着鼻子骂娘：

　　“咳！！中国人打内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同外国人谈生意呀，一个个都他妈大傻帽！”

　　…………

　　是的，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身为火箭故乡的子孙，谁不关心？谁不着急？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可以理解，也很正常。

　　问题是，面对善良的人们，有苦难言的航天专家们，能说什么呢？

　　1985年初，欧洲航天界一位权威人士就说过：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市场，至少需要五年。

　　说这话的人，叫吉普森仁。

　　吉普森仁是欧洲空间局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1984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联合会上，中国也是在他的支持下迫使台湾退出，才正式加入国际宇航联合会的。

　　1985年初，孙家栋副部长和乌可力到欧洲各国进行卫星发射市场的调研时，首先对他进行了私访。

　　那是巴黎一个很美的夜晚，吉普森仁将孙家栋和乌可力引进他的小别墅。几句寒暄后，他便从地窖里拿出十几种世界名酒，请两位中国老朋友入席。

　　吉普森仁的夫人是位钢琴家，为了助兴，特意为两位中国朋友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吉普森仁酒量过人，且有收藏名酒的嗜好，地窖里存有几千瓶世界名酒。孙家栋喝酒不怎么样，但乌可力是海量，因此彼此喝得很是痛快。

　　席间，孙家栋谈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一事，吉普森仁听后很激动，说：“中国火箭若能打入国际市场，当然是好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火箭发射是高保险、高投资，用户选择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

　　孙家栋说：“我们对这方面确实还缺乏了解。”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