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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于鸣生，使他在《飞向太空港》中得以富有特色地展开中西文化在当代的激撞和交融的描写。近几年来有关中西文化的讨论不是徒劳无益之举。数典忘祖，自我羞辱，虚无主义，强不知以为知，诚然矫情、浅薄、轻浮、有害；如果不这样，而是经分析而择取，化腐朽为神奇，使我们少一点夜郎自大、中庸之道、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平均主义、烦琐哲学，却应该看成是一种功德。作品在描写中西文化交流这一内容的时候，是兼及摩擦和互补这两个侧面而以互补关系为着重点的；在互补关系中似乎对我们应该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对方的理解又有所侧重。此次合作，我为主，人为客，应该这样安排；从更大的环境看，这样安排也大体不差，何况这又来自于实际考察。
同一世界，两种活法。的确如此。我们想老婆孩子，划拉封信，贴上邮票，往邮筒里一扔完事，人家却非要以能与老婆孩子随时电话聊天为满足；我们以吃会议伙食为乐事，人家却因个人无法选择而愤愤然；我们在周末做饭、洗衣、种菜、辅导孩子功课，人家却在你为他开设的酒吧中喝酒、聊天、搂着最早是你为他们请来的后来是不用请自会来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中国年轻姑娘跳舞；我们早就看倦看厌了周围的穷山恶水，人家却被这原始的苍茫山水所倾倒；我们出自安全考虑禁止人家骑车上山，人家却说这是限制他们的自由；我们遇到事故总会以排险为重生命在其次，人家却是没有逃逸装置死活都不上发射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确有不同。机械地比较优劣无益而有害，但可以这样说：有些问题并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物质问题；当我们足够强大的时候，有些问题将不复存在。
难得的是描写出了交流中友谊的深化，人的素质的提高，把交流的价值生活化、文学化。我们读作者描写双方一起开会的情景会感到极大的兴味。对方讲英语，我们不懂，但中间不作任何表示又恐失礼，于是便微笑，便颔首，便摇头，便诧异，待翻译成汉语，才知道南辕北辙，于是又现尴尬状。这尴尬，最有趣，但不应该哂笑，毕竟是进步中才会有。没有“首脑会议”，你自然也会照样厌恶那种“嗯——”“啊——”不断难解其意的表达方式，但你毫无办法。有了这种会议，他又离不开翻译，他的这种习惯就非改一下不可。他果然也改了，由临场即兴发挥变得事先有所准备，变得语言简明、逻辑清楚了。做派也改了。从前你在会议上是大可以随便的，可以衣冠不整，可以斜倚在沙发上，可以吸烟、喝茶、随意插话；可以不管有理没理行得通行不通，讲出来就是指示，不照办就是错误。现在行吗？现在你要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细听别人发言，讲话要有根据。没有美国人来西昌，我们胡世祥的幽默才能有可能锤炼成一种外交智慧吗？有些事情当场不能争论出所以然，是继续无意义的争论好呢，还是停止好呢？是将自信显示于理论说让实践去检验好呢，还是将自信戏托于运气说敢不敢打赌好呢？打赌，赢了不伤人，输了不丢人，输赢都会增进感情。
外国人不来西昌，对中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认识。美国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家的认识、理解、尊重和友谊在作品中有动人的描写。中外协调会上，江·可达先生从怀里掏出胡世祥送他的印章，像中国人一样用嘴哈一哈，然后郑重地盖在协议书上的细节，玛格丽特小姐与许建国翻译以令人感动的真挚合影留念的细节，内涵极为丰富，说这是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团结的象征都不为过。他们对我国人民在近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下创造现代文明的业绩深表敬意。他们对我们的科学家的精神、品格、知识、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在中国人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像中国人一样激动得热泪滚滚。他们含泪告别中国，临行不忘赠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一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我们不要仅仅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物质文明、自由精神自豪自得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们把中国人衬托得光芒四射的另一面！我们有过对朋友要求太高结果弄得自己落落寡合、离群索居的教训，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中国“长征三号”火箭于1990年4月7日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的场面是个历史大场面，是中国航天事业继往开来的一个辉煌的瞬间，是中华民族经历种种曲折终于走上坦途、可望强大的一个巨大的象征。为准确、全面、深刻、艺术地表现这个大场面，李鸣生几乎调动了报告文学武库中一切可以调动的武器并借鉴了姊妹艺术特别是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段。这使得已经成为文学世界的这个大场面成为他所创造的航天画卷中最为壮观的一页。既有雄浑的气势，又有缤纷的色彩；既有慷慨激昂的主旋律，又有风声鹤唳的和弦；既有臂上黑纱显其悲壮，又有雨中白发增其紧张；既有统帅谋略运筹帷幄，又有敢死之士冲锋陷阵；既有天上风雨雷电的轮番挑战，又有人间气冲霄汉的呐喊；既有高朋宾客亲临观战，又有细民家眷翘首以盼；既有凡夫俗子布满山冈的灯笼火把，又有僧人道姑庙堂之上的顶礼焚香；既有万事俱备坐待东风的从容，又有始料不及事发一瞬的震惊……大千世界，林林总总，一个渴望腾飞的国民的心态，一群开天辟地的志士的情怀，纵横捭阖，尽入画图！
“长征三号”的形象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此刻的发射场上，明灯高悬，如同白昼。墨绿色的发射架在风雨中巍然矗立，头顶“亚星”的“长征三号”火箭，如同一条昂首欲飞的神龙，面对夜空闪射着迷人的光芒；箭体的中央，两面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经一阵风雨洗刷后，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神龙”之比，“明灯”之衬，“红旗”之托，“迷人”“夺目”之赞，把“长征三号”神采飞扬的雄丽之姿，描画得何等生动！“长征三号”升空瞬间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声威，刻画得同样有力。两处描写都不以模真为满足；因注满作者的激情，变得像是先驱的壮别。
在发射日期确定之前，准备工作本来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全部意外灾难都源于确定4月7日为发射日。我不能同意鸣生关于确定这个日子“或许这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的说法，作品对此所作的欲擒故纵式的叙述，使“历史之谜”的说法不攻自破。用不着掩饰香港人的因小失大和我们自己不该有的妥协。既说就要把问题说真说透。确定4月7日为发射日使我们的发射基地受到了一次大惊吓、大磨难、大考验，使奇迹更成奇迹。解4月7日倒悬之苦，首功应推气象专家吴传竹。作者以很大篇幅描绘他的日夜不安的焦虑、犹豫和果敢、卓越的贡献，显示了公正。
群体性的英雄气概的极致性表现，属于发射副总指挥胡世祥。他在这场搏战中的作用，使人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词：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在前边的章节中，我们就认识胡世祥了。当时风和日丽，他既干练又潇洒。那是作者对他的英雄形象巍然耸立于最后关头所作的铺垫。不必细说他在“点火”前果断指挥、身先士卒、仰天长叹、对着天空怒吼、任雨鞭抽打雷鸣轰炸、“中国航天”四个大字如同四把烙铁深深灼烫着他的心……那些发生在雷、雨威胁着发射的情况下他的行动和心理了，我们且看他在离“点火”命令发布前十二秒到发出“点火”命令这个真正的瞬间内他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他有几十年的发射经验，但从未遇到过在这样的瞬间火箭上方某个部位突然冒出缕缕白烟这样的危险。“怎么办？”没人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观察、思考，推断、决策，一切都要在这短短十二秒的时间内完成。他在这一瞬间捕捉到了他希望看到的现象：喷发的白烟在逐渐减少；第三级火箭增压正常。于是他果断地下达了“点火”的命令。作品说他凭靠的是科学的推断、几十年的经验、天才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应该也只能这样解释。不过，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却觉得有一点虚妄。白烟逐渐减少，但仍有白烟，怎么能说是正常！在这种高科技活动中一切意外均应视为非正常现象。问题在于现在逐渐减少的白烟在点火时会起什么作用？如果不影响启动，那么启动后又会发生怎样的作用？是白烟自行消失还是反而加强了？火箭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有多大？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有多大？哪种可能性更大？这些问题想必就是当时胡世祥在瞬间所考虑并做出了正确判断的问题。可能是他最后认定火箭起飞所引起的大气的压力的突然增强将促使封闭不严的那个阀门自行闭严，才毅然下达“点火”的命令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决断的正确性，为此他建立了奇勋。但可能性毕竟是可能性，推断毕竟是推断，预料毕竟是预料，若结果不如所料当如何？胡世祥不会不明白、不会不想到某种哪怕是万一这种程度的不如所料的可能性。正是这样考虑，使我断定胡世祥此举不仅表现了他的经验、智慧、胆略，而同时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将一生光荣、身家性命孤注一掷的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没有万全之策，必有此牺牲之心。这并不是说国家寡情，而是说法律不好通融。我这样想，还有一个根据。“长征三号”升空之后，沈荣骏、任新民、谢光选、胡世祥等依然心情沉重：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隐藏着深深的焦虑。尤其是胡世祥，“神情严峻，一脸阴沉”。江·可达先生两次来和胡世样拥抱祝贺，都被他拒绝了，脸上表情是“哭笑不得”。胡世祥看火箭飞行理论轨迹曲线，作品用的词语是“紧盯着”。“直到火箭起旋、星箭分离”，沈、任、谢、胡、上官诸公“脸上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仔细揣摸胡世祥的情绪演变过程，有理由认为：这一人物心理的内在迁移过程是与白烟的压力逐渐由强而弱终至消失这一自然的外在演化过程，即卫星发射过程中所遇特殊矛盾的消解过程恰相吻合的，胡世祥的内心山岳般的沉重是由白烟的威胁所造成的，而不大可能仅仅来自发射的全部过程尚未完结这个适用于一切卫星发射过程的普遍的矛盾。不能用矛盾的普遍性代替矛盾的特殊性。胡世祥的出类拔萃之处，就是他勇于并善于解决特殊矛盾。在我看来，胡世祥的形象是《飞向太空港》全部人物塑造中最富于个性、最富于魅力、最令人感动、最耐人品味的艺术形象。灾难面前的牺牲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胡世祥形象可以列入当代报告文学人物画廊。
1991年5月25日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