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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2月24日，一列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一百零二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枚P-1近程地地导弹！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两百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两百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这位“小弟弟”。

　　然而，由于人人都知道的历史原因，到了1960年，正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却下令撤走了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与此同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饿的灾难，也降临到了中华民族的头上。

　　刚刚站起的中国，还要起飞吗？

　　离开了“老大哥”的中国，还能起飞吗？

　　毛泽东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

　　邓小平表示：国家困难，其他工程项目可以适当下马，但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不能下马，砸锅卖铁也要搞下去。

　　陈毅说：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你们只要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

　　聂荣臻说：我们不仅要仿制导弹，还要自己设计自己的导弹。

　　而几乎所有的火箭专家也在心里呼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出中国的火箭！

　　三十年后，当我在航天部采访时，不少专家都这样说道：其实，中国的火箭是被逼出来的。本来，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聂荣臻元帅就明确了中国火箭发展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但后来，我们却硬是被逼着走上了一条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是的，那是一个一呼百应、万众一心的年代；那是一个令人惊叹、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是一个让人容易冲动、变得崇高的年代——民族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将无敌于天下！

　　1960年9月10日，即苏联撤走专家十七天后，中国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用自己生产的燃料，成功地发射了一枚苏制P-2导弹！接着，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又一举发射成功！紧接着，中国的火箭将士们忍着饥饿，开始了从仿制苏联导弹转入自己设计导弹的艰难跋涉。

　　为进一步扩建导弹研制基地，国防部五院在北京的南苑、长辛店和永定路成立了三个分院，并从全国大专院校优选了四千名大学毕业生，从部队调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以及大批素质好的复转军人选调到各厂当工人。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刘传诗和吴之真两位副院长，就是当年选调去的军政干部。三十年后，两位老人向我谈起那段历史时，你一句，我一段，显得特别激动——

　　刘传诗：我开始去南苑时，连一个窝都没有，就住在原来日本鬼子修的一个破飞机库里。冬天冷，夏天热，一下雨还漏。几百人全挤在一块，臭烘烘的，连桌椅板凳都没有。

　　吴之真：1960年生活非常困难，聂老总动员各大军区支援这支火箭部队。沈阳军区的陈锡联派人送来了黄豆、苹果等食品，虽然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但为保证技术人员的身体，早点搞出火箭，政工干部都让给技术人员吃。那时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三十八斤，为了省点给家中孩子吃，我有时饿着肚子不在食堂吃饭。不过那时的人也真怪，啃白菜帮子，吃麦糊糊，肚子虽然空空的，但精神却很饱满。

　　刘传诗：那时候，从上到下，对知识分子非常尊重，非常关心。听说有一位政治部主任，还亲自给知识分子端洗脚水。办公室的电灯要保证多少瓦，都是有规定的，并且还要派人专门检查。有一次，聂老总听说知识分子的暖气不热了，就派办公室主任安东来检查。聂老总说：“你去告诉他们的领导，知识分子的手要是被冻坏了，我就找他们赔！”

　　吴之真：还有，对知识分子的时间，也给予了特别的保证。当时有不少社会义务劳动，但聂老总指示，知识分子不要去参加劳动。有一个研究所组织专家去搞秋收割麦子，回来还受到了批评。

　　刘传诗：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想多学点业务，但又怕说是“白专”。后来聂老总有个规定：一个星期只用六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工作，其他时间不得侵犯！记得有一次陈毅老总在一次报告大会上说：“什么是政治挂帅？你打球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球上；你搞导弹的，政治挂帅，就要挂在弹上！”

　　…………

　　著名火箭控制专家、梁启超之子梁思礼回忆起那段岁月时，同样情真意切。他说：

　　在60年代初，我们航天部，那时叫国防部五院，各院科研办公楼每晚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都自动加班或学习到深夜。那时候是没有加班费和夜餐的。政委等政工干部来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大家早些回去休息，不要干得太晚。但是往往赶也赶不回去。这就是我们科技人员对航天事业的责任感，这就是为了冲破技术封锁而奋起的精神在鞭策着我们。当时同志们有一个口号，叫“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意思是说，要立志为航天事业贡献一生。在老专家中，有不少是在5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我1941年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升学，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开美国回来的。现在还有同学在美国。有一位同学在波音公司任首席科学家，待遇很高，有高级别墅。回中国访问时，国家领导人还要接见。可能有人问我，对比这些情况，有什么想法？我可以真诚地告诉大家，对当年回国，我一点也不后悔。

　　1962年3月21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出来的火箭终于高高竖在了发射架上。从古代火箭到近代火箭，中国走过了千年的历史。能否从近代火箭一步跨入现代火箭的行列，关键就看这一步了。

　　非常遗憾的是，火箭升空刚十余秒，便一个跟头从空中栽落下来。

　　此次发射，彻底失败！

　　但失败的痛苦，变成了强大的推进剂。两年后，即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终于发射成功！

　　从此，中国开始了独立研制火箭的历史。

　　1966年，一场空前未有的“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

　　于是，中国的火箭和整个民族一起，被迫穿行在“革命”加愚昧的“枪林弹雨”之中。

　　然而，即便如此，中国也要逆风发射！

　　1966年深秋，一枚头顶着真正的原子弹头的火箭在西北戈壁滩发射成功！此次成功，震惊了世界，也鼓舞了中国航天人。

　　但，中国能造出发射核弹头的导弹，有没有本事造出发射卫星的火箭呢？

　　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首先必须有强大推力的火箭。而中国之前的火箭，都是单级火箭，虽然飞出了稠密的大气层，但还未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无法成为卫星的运载工具。这就需要多级火箭——每级各飞一程，逐渐加速，最后才能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对中国的火箭专家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更何况，那是一个政治取代一切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那是一个抓革命、刷标语、喊口号、唱高调的年代！

　　然而，不管世事沧桑，风云变幻，火箭的子孙，就是火箭的子孙。

　　火箭专家梁思礼老人的回忆，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研制工作也没停顿。一边打派仗，一边搞科研，试验、生产，干干停停，困难很多，很不顺利。

　　有一次，需要进行发动机试车，因为打派仗，试验无法正常进行，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周总理甚至要求列出与任务有关的人员名单，命令不许揪斗我们，保证我们的工作条件。

　　那时，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从西德回来的七〇三所所长、材料专家姚桐斌就被活活打死了。周总理立即对我们六级以上的科技骨干采取了保护措施：集中住在一栋办公楼内，每天参加科研生产后，就直接回到这个集体住处休息，不能外出不能回家，连吃饭都由家里人送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火箭研制成功了。当然，那是很不容易的。

　　1970年4月24日，一枚三级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

　　这枚火箭，便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于是，中国成为除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外，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从此，中国火箭开始踏上了通天之旅。

　　十九、“长征三号”和它的伙伴

　　在“长征”系列火箭家族中，“长征三号”火箭堪称是最神气的骄子了。

　　“长征一号”火箭发射成功后，中国又相继研制发射成功了“长征二号”火箭和“风暴一号”火箭。

　　“长征一号”火箭能将一千八百公斤重的卫星送入地球近地轨道，而“风暴一号”火箭却能同时将三颗卫星送入太空。自1975年起，“长征二号”火箭已成功地发射了七颗卫星，“风暴一号”火箭成功地发射了六颗卫星。

　　但，这两种火箭都采用的是常规燃料做推进剂，因此推力受到一定限制，无力将同步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轨道。

　　地球静止轨道，是指距地面约三万六千公里高、与地球同心、与赤道同面的轨道。卫星在这样的轨道上绕地球一圈需要二十四小时，同地球自转的速度相同。由于卫星与地球之间是相对运动，所以从地球上看上去，卫星好像是静止不动的。这种卫星，称之为静止卫星，或同步定点卫星。

　　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这颗“亚洲一号”卫星，便属此类卫星。

　　要将这类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假如没有一种强大推力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一切无从谈起。

　　早在5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这种大型火箭的研制。1963年，终于将人类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了地球静止轨道。

　　而西欧七个国家联合研制的大型火箭——“欧罗巴一号”，从1962年开始，历时十年，耗资八亿美元，终未成功。从1973年起，西欧十一个国家再次联合起来，组成欧洲空间局，开始研制“阿里亚娜”火箭。历时七年，耗资八亿美元，“阿里亚娜”火箭这才获得成功。

　　中国从1974年开始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历经十年磨砺，终于在1984年4月8日发射成功，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送入三万六千公里高的地球静止轨道。

　　这枚大型运载火箭，便是如今闻名天下的“长征三号”火箭。

　　“长征三号”火箭，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一种多用途三级火箭。它全长四十三点二五米，粗三点三五米，起飞重量二百零二吨，起飞推力二百八十四吨，可将一千四百公斤重的卫星送入位于赤道上空距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

　　在当代世界航天领域里，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可与美国的航天飞机和法国的“阿里亚娜”火箭齐名。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

　　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截至1990年，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而掌握了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二次点火技术的国家，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中国。

　　因此，火箭氢氧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她，谁就是火箭王国的白马王子。

　　难怪1986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时，欧洲的一位同行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返回式卫星，另一件就是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氢氧发动机。”

　　1989年8月，日本AEC宇航公司代表团到上海航天局参观访问时，该代表团一位华人总工程师对“长征三号”火箭副总工程师龚德泉说：“作为一位中国人，我在日本最感到骄傲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的气功，另一个就是中国的火箭！”

　　是的，火箭不仅是一个民族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尊严的体现。中华民族不仅过去能创造出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文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指南针，今天同样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另一个伟大文明——“长征三号”火箭！

　　当然，这“另一个伟大文明”的诞生，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那么，趁“长征三号”火箭尚未发射之前，请随我走进发射场，去结识几位中国的火箭专家吧，他们既是这一艰难过程的见证者，也是“长征三号”火箭最亲密的伙伴——

　　总总师任新民

　　1974年秋的一个上午。北京友谊宾馆。

　　一个重要的中国航天专家会议即将举行。

　　8时许，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脚蹬圆口黑布鞋的瘦老头，匆匆向友谊宾馆的门口走来。

　　“老师傅，”瘦老头刚走至门口，便被宾馆一位服务员拦住了，“请问您有什么事？”

　　正琢磨着什么事的老头一下抬起头来：“事？对，我是有事。”

　　“不行，老师傅，今天我们这儿有重要会议。”

　　“对，我就是来开会的。”

　　“什么？”宾馆服务员忍不住捂嘴笑了，“您是来开会的？”

　　“对呀。对呀。”老头被服务员笑得莫名其妙，慌忙掏出工作证。

　　“对不起，老……”宾馆服务员刚想说“老师傅”，又急忙改了口，“老总，请进。”

　　这位被挡在门外的“老师傅”，就是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新民。

　　这是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否完全真实，不得而知。但任总看上去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干瘦老头儿，常常被误认为是位老师傅，倒是千真万确。

　　比如有一次，在西昌卫星发射场，任总因忘了佩戴工作证，被一名门卫“扣”在门外，反复盘问，就是不让离身。后来幸亏秘书赶到，才获得“释放”。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