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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总时年七十五岁，瘦瘦的个子，中等的身材，脸上架着一副老花镜。尽管头发和眉毛早已一片花白，但身板却相当硬朗。无论是平时上班，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他总是习惯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简单质朴，甚至还有几分土气。所以无论谁见了，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师傅。

　　几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他，刚一见面，那位记者便说：“任总，你有两不像。”

　　“哪两不像？”任总问。

　　记者说：“第一，你不像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第二呢？”

　　“第二，你不像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专家。”

　　任总听后，抹了抹没有胡须的下巴，笑了：“管它这不像那不像，只要像我自己就行。”

　　的确，任总就是任总。他外表看似普普通通，内心却博大宽广，与众不同；心中时刻运转的，仿佛只有茫茫宇宙。

　　就在他被挡在友谊宾馆门外的那次会议上，关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用常规发动机还是用氢氧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以氢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朱森元等为首的几位专家，主张上氢氧发动机的方案；但另一部分专家则认为，氢氧发动机虽然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许多技术难关尚未突破，加之研制周期长，能否保证发射任务，很难预测。而常规发动机对中国火箭专家们来说，轻车熟路，把握很大，还是用常规发动机的方案稳妥。

　　那天，任总坐在会场的一角，认真地听着双方专家的发言，同时也认真地记着双方专家的观点。

　　这是他的习惯。他的秘书说，早在50年代，有关部门组织技术讲座时，任总每次都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听，认真记。就是现在，每当有人汇报技术问题时，不管问题大小，他都仔细地听，并将一个小本放在膝盖上，认真地记；不懂的地方，还不耻下问，从不摆出一副领导者和大专家的架子。

　　任总一边听着，一边记着。外表看上去很沉静，内心却是翻江倒海。

　　氢氧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无污染，还能大大增加有效载荷。特别是它的真空比推力，可达四百二十至四百七十秒，比一般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大百分之五十还多。而比推力增高一秒，就意味着运载火箭的能力增加十公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便不惜血本，让布劳恩等一批卓有远见的火箭专家开始研究氢氧发动机。及至60年代初，美国便投入应用。

　　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对氢氧发动机的探索和预研工作，始于1965年3月。1971年1月首次进行了液氢、液氧燃烧试验，并取得成功。半年后，第一台液氢泵半系统试车获得成功。

　　但是，由于氢氧发动机技术相当复杂，且风险颇大，因而世界许多国家既梦寐以求，又望而却步。中国“长征三号”火箭要采用这种发动机，同样充满风险。

　　任总是一位不喜欢走老路的人。他干工作，从来不喜欢小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他心里清楚，尖端技术这玩意儿，正如聂老总所说，靠买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己干！如果氢氧发动机在这次会上还不能作为型号任务确定下来，仍停留在原来的预研阶段，那以后不知还要延缓多少年，甚至刚刚能掌握氢氧发动机的技术队伍还有遭到解体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现代火箭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

　　于是，任总在会上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内成为火箭大国，甩掉落后的帽子，眼睛就要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而不能因循守旧，原地踏步，唯恐打破常规。当然，会有困难，会有失败，也会有很大的风险。但航天事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的事业。如果怕困难、怕失败、怕风险，还搞什么航天？”

　　会议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

　　很不幸的是，1978年，氢氧发动机首次试验，因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十人受伤。

　　于是，主管试验的一位领导决定，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工程的“另一种方案”。

　　这“另一种方案”，即等同于下马的意思。

　　正在日本访问的任总得知这一信息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刚下飞机，连家都顾不上回，便直奔国防科委大院，敲开一位领导的门，强烈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要下马。他对这位领导说：“常规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都是可以发射通信卫星的，但氢氧发动机要先进得多。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氢氧发动机迟早是要搞的。既然要搞，晚搞不如早搞；何况我们现在有条件、有能力搞出来，而且也一定能搞出来！”

　　这位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觉得有道理，很快将“另一种方案”的“另”字，改成了“第”字；氢氧发动机便由原来的“另一种方案”，变成了“第一种方案”。

　　这一字之变，改变的不是一个汉字，而是氢氧发动机的命运。

　　因此，今天当人们谈到“长征三号”火箭时，不少人都说，要是当初没有任总的远见与胆略，以及无私无畏、敢于登门进谏的精神，“长征三号”火箭的历史，恐怕将会另起一章。

　　“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上，是任总一生的座右铭。”

　　在航空航天部大楼的办公室里，任总的老秘书谭邦治先生这样对我说。

　　任总是安徽宁国人，1931年到南京中英学校念中学，1934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他又去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读书，后留校任教。

　　1945年，任总到美国留学，不久考上研究生，在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攻读了硕士、博士，后又到布法罗大学当了讲师。

　　得知新中国将成立的消息后，任总立即卖掉了自己的小汽车，毅然辞去讲师的职位，于1949年6月从旧金山搭乘美国的“戈登将军号”商船离开了美国。但“戈登将军号”临近上海吴淞港时，碰上国民党的飞机狂轰滥炸，“戈登将军号”被迫掉转船头，返回香港。后来，他只好从香港重新搭乘一艘货船，绕道朝鲜，登陆天津，才回到了祖国。

　　任总刚回国时，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无论走到哪里，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位满身“洋味”的青年专家。谭秘书告诉我说，由于任总当时常常身着“洋装”，有人还把他当成了“美国特务”。

　　任总回国不久，时值华东军区的陈毅将军颁发布告，要招贤纳士，成立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于是1949年9月，任总去了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开始了对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1956年，国防部五院成立，钱学森点将，他到五院担任了第六研究室主任，从此踏上了中国航天之路。

　　1970年4月，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时，任总就是“长征一号”火箭的主要负责人。1975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通信卫星工程分为五大系统：运载火箭、通信卫星、发射场、跟踪测量控制系统、通信地面站。他是这五大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人们都亲切地叫他“总总师”。

　　如今，任总是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但任总还是任总。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科学工作判断问题的根据，就是科学。那种看领导眼色和听领导口气办事的人，是最没出息的。”

　　谭秘书告诉我说：“任总见了领导，像不认识一样。这不是说他不尊重领导，而是说领导来之前和领导来之后，他的表情都一个样。”

　　任总的夫人虞霜琴，是位开朗的女性。“不过，那时可是新民先来找我，是不是一见钟情，你还得问他。”采访中，虞霜琴这样说道，“老任在吃的方面从不讲究，从不挑剔，特好对付。不过不喜欢吃凉的，因为肠胃不大好。老任脾气好，结婚后从来没跟我红过脸，更不用说吵架了。要我看呀，他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争名、不争利，踏踏实实地工作；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别人特别宽厚；总是看重别人的优点、长处和才华；还有一点，就是怕出头露面，不喜欢当官！”

　　我至少在二十个会场上见过任总。每次开会，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达会场，然后，坐在某个很不起眼的角落：要么不哼不哈，望着天花板，不时用手抹抹没有胡须的下巴，自个儿静静地思考着什么；要么扶着老花镜，埋头看文件或笔记，没有声音，只有呼吸。有时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很久，给会议主持人的感觉却是：这老头儿怎么还没来啊？

　　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周恩来接见七机部的代表，周恩来一进会场，就用目光寻找任总，却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周恩来不得不站起来，向着会场大声问道：“任总来了没有？”

　　“总理，我在这儿。”他这才从会场的最后一排站起，露出半个脑袋。

　　周恩来笑了：“任总啊，过来过来，您的位置在前排呢！”

　　“不不不，这儿很好，这儿很好！”他满脸通红，使劲地摆着手，还是不肯往前靠。

　　他不愿亮相，不肯“曝光”。不该讲话时，他一句不讲；该轮到他讲话时，话也不多。有时主持人把麦克风挪到他跟前，他又将麦克风轻轻推开，然后，用一种不大也不小，刚能让人听得见的声音讲话。他的话很短，常常是当你还等着要听下一句时，他已讲完了。

　　但在关键的技术问题上，他却敢于“大出风头”。

　　一次，为了尽快验证氢氧发动机一个故障的原因，他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事国内以前从未干过，国外的资料文献也无记载，试验风险当然就大——万一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等于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时，让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所以，在研究试车报告如何写的时候，有人提议，要写上“经任总决定”；还有人建议，要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结果，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扯了半天，还是举棋不定。

　　任总一看，急得满脸通红，腾地站了出来，大声说道：“不要再扯了，就这样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

　　都说任总是个温和的老头儿。

　　但在工作中，任总也有发脾气的时候。而且，一旦发起火来，还怪吓人的。

　　不过，进入花甲之年后，就一次。

　　那是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次火箭总检查的时候，遥测电源发现了“过压报警”现象。现场工作人员反反复复查了好几次，就是查不出问题来。于是有人灰心了，有人干脆主张不查了，让它到天上去受考验算了。

　　任总知道后，气冲冲赶到现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那天他的声音，比他在十次会上发言的声音加起来还要响亮。接着，他又对现场人员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问题查清，绝不能带一丝隐患上天。要是查不清，宁可全航区等着你们。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再发射！”

　　结果，不到半天时间，故障查出来了。

　　分管遥测的专家见了任总后，开玩笑说：“任老头儿，还多亏您的高压政策呢！”

　　任总抹了抹没有胡须的下巴，又乐呵呵地笑了。

　　难怪有人说，任总在工作上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师长；但在生活中，绝对是一位充满了慈善与仁爱的老头儿。

　　有一次，他参加完氢氧发动机试车后，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公路边躺着一位农民。他让司机停车，然后下来蹲在这位农民的身边，仔细询问查看后，得知这位农民是因耳聋被汽车碰伤了一只脚。他立即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将这位农民送到附近一家诊所诊断。这家诊所的医生看了看，说骨头没有问题。但放了几十颗卫星的任总不放心，他走过去，伸手在那位农民红肿的脚踝上反复摸来摸去，摸了有好几分钟，然后转身对医生说：“请给他做一次透视检查吧。”

　　医生说：“有这个必要吗？”

　　随同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没有必要。

　　但他还是坚持说：“做一次吧，没问题当然好。万一有问题呢？”

　　结果，透视检查表出来后，表上写着两个字：骨折！

　　后来有人问起那位农民：“你知道救你的那人是谁吗？”

　　那位农民眨了眨眼睛，很自信地说：“咋不知道呢？是一个穿卡其布的老头儿！”

　　1984年春节前夕，任总的老伴接到了任总从西昌发射场打回北京的长途电话。任总长年奔波在外，戈壁、高原、峡谷、荒山，常常一去就是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家里的事从来很少过问也无法过问。在春节的前夕能专门打来长途电话，老伴很是惊喜。

　　但任总的老伴在电话里听到的，却是这样几句话：“今年春节我又回不来了，你们就自个儿过节吧！我打电话来想委托你一件事，请你一定要在春节期间，去替我看望一下刘九皋同志。”

　　“好，好，你就放心吧！”任总的老伴嘴上应诺着，眼里却涌出了泪水。她知道，刘九皋原来是任总手下一位普通的技术人员，1975年因脑出血而偏瘫，一直卧床不起。近十年来，任总每到春节，都要专门去看看他。这次因为要发射通信卫星，在发射场回不来，只有委托她去了。

　　据说，任总还有许多温柔的故事，但他从来不说。

　　在西昌发射场的任总，是个大忙人。

　　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必须考虑周到；何况，这次发射的是美国的卫星，还是第一次。

　　但任总再忙，也忘不了散步。

　　任总散步，是颇有点名气的。不管刮风还是下雪，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发射场，从不间断，几十年如一日。

　　为了采访，我曾陪同任总有过几次散步。散步中，我不光感受到了任总生命的力量，也感受到了任总宽阔的胸怀。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