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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是人类原始的图腾；火，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力神。

　　4月的大凉山峡谷，清晨起来，多少让人感到有几分寒意。但当春日的太阳跃过山梁，将万般温情洒向人间时，整个山谷顿时沉浸在一片热乎乎的氛围之中。

　　这时的发射场，还显得极为宁静。倘若你身临其境，一眼便会看见，七十七米高的发射架上，“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高高挺立，如同一位雄姿勃勃的“东方力神”，随时待命远征。

　　如果我们把“亚洲一号”卫星比喻为美国的“航天女神”，那么，负责将这位“女神”护送上天的，正是这位“东方力神”——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前，在东方的黄土地上，有一群黄皮肤的人，曾经用沾满黄泥巴的黄脚杆，走过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人类的陆地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次长征，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只不过是偶然间翻腾起来的一朵血红色的浪花，但正如研究中国长征问题的专家、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所说：“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以来所缺乏的团结与精神。”

　　或许正是受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启发，曾经参加过长征的国防部长张爱萍，才运用诗人的想象和哲学家的智慧，把中国的火箭命名为“长征”！

　　今天，中国的火箭已构成了一个“长征”系列，它由“长征一号”“长征二号”“长征三号”和“长征四号”组成。

　　而中国的火箭从古至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发射国内卫星到发射国外卫星，同样走过了一个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的艰难历程。

　　十七、欧亚大陆怪圈

　　火，是人类原始的图腾。

　　火，是中华民族崇拜的力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与火有着某种天然联系的民族。早在我们的先祖刚刚开始在这个星球牙牙学语、蹒跚迈步时，便有了取火、祭火等关于火的活动，并把神圣的火种当作保护神和幸福神。

　　而当先祖们的智慧发展到能够驾驭火时，便最先为这个世界发明了一样宝贵的东西——火药，从而使中华民族率先摇动了古文明的旗帜，成为世界“四大文明”的中心之一。

　　许是为了表达对火的崇拜，当先祖们用爆竹的原理发明了一种用火药喷射的箭时，便给这种箭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火箭！

　　战争，是火箭的产床。

　　中国，是火箭的故乡。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便发明了火药喷射火箭。此后不到一百年，便在中国境内传播开来，并很快成为当时军队和远洋商船的必备武器；同时，利用火箭原理制成的烟火，则成了各地节日期间或集会、仪式常用的娱乐助兴品。直至十六世纪中期，戚继光还用火箭击败倭寇；其后数百年里，中国的火箭技术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门技术。

　　应该说，中国古代火箭的先驱者们，为世界火箭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宋、金、元时期，中国便完成了火箭技术的发明并在军事上进行了早期应用。在元朝，利用火箭逐鹿中原，对外征战，又使火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明代，中国的火箭，在直接继承了宋、金、元火箭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并有着广泛的普及，甚至还有了专业火箭部队；而最大的成就，则是研制成功了多级火箭！

　　多级火箭，是人类火箭史上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

　　更值一提的是，在明代的初期，中国的万虎还利用火箭，勇敢地做了一次飞行试验。关于万虎的事迹，众说纷纭，传说甚多。美国火箭专家赫伯特·基姆在1945年所著的《火箭与喷气发动机》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必须提一下万虎的事迹。如果记载正确的话，这位快要活到15世纪的中国绅士和学者，是一位试验火箭的官员。让我们把万虎评价为试图利用火箭作为交通工具的第一个人。他先是制得两个大风筝，并排安放，并将一把椅子固定在风筝之间的构架上。他在构架上绑上四十七支他能买到的最大的火箭。当一切就绪后，万虎坐在椅子上，并命其仆人们手持火把。这些助手按口令用火把点燃四十七支火箭。随即发出轰鸣，并喷出一股火焰。试验家万虎却在这阵火焰和烟雾中消失了。这种首次进行火箭飞行的尝试没有成功。

　　而苏联火箭学家费奥多西耶夫和西亚列夫就万虎的事迹，也曾这样写道：

　　中国人不仅是火箭的发明者，而且也是首先企图利用固体燃料火箭将人载到空中去的幻想者。

　　由此可见，从12世纪的南宋起，到17世纪的明代止，完全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国的火箭技术在这五百年间的历史时空里，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新潮流，绝对有着一统天下的气魄。

　　然而，历史总是在怪圈中盘旋。

　　从15世纪起，中国的大门渐渐关闭了。当不可一世的火箭故乡的子孙们背着“四大发明”的包袱，迈着方方正正的碎步，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乡间小道踽踽独行时，西欧各国却在短短四百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火箭技术的中心，毫不客气地将拥有千年火箭历史的中国远远扔在了时代的屁股后面。

　　道光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入侵中国。当火箭故乡的子孙们已经对自己的火箭感到索然无味时，本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火箭，经西方改造、发展后，又被重新“送回”了火箭的故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最后接受中国火箭技术的英国，竟然第一个用大炮和“康格里夫”火箭轰开了中国锈迹斑斑的大门！

　　“康格里夫”火箭直径三寸，具有六个喷气孔药筒。其中三分之二装喷气火药，三分之一装爆炸火药。火箭全长八尺或一丈多，比戚继光时代的火箭长了整整一倍。

　　据有关专家考证，轰开中国大门的“康格里夫”火箭，正是从中国古代火箭脱胎出来的一种新式火箭！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无数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火箭伴着“东亚病夫”的血肉在火箭的故乡遍地开花时，火箭故乡的子孙们竟大惊失色，大声惊呼：“妈的，这是什么鸟玩意儿啊？！”

　　据说，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还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壮举”：当八国联军用装着中国发明的火药的洋枪洋炮向中国义和团的阵地猛烈轰击时，一群义和团员竟然端起一盆盆羊血，奋不顾身地冲向手持洋枪洋炮的“洋鬼子”！他们一边冲，一边喊叫着：“冲啊！‘洋鬼子’都是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妖魔鬼怪，只要一见血，马上就会完蛋！”

　　这个荒唐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当然，清朝开国后，对中国的火箭发展也曾有过贡献。康熙王朝初期，对火箭还是相当重视的，但到了康熙王朝的中期，因战事较少，火箭技术便被用作了娱乐表演。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当英军的火箭落在了清朝贵族们的头上时，清朝贵族这才从绣花枕头上惊慌地爬起，摇晃着手中的烟枪大声疾呼：“火箭！中国的火箭呢？”

　　于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批优秀的火箭专家又开始加紧对火箭的研制。譬如，科学家丁拱辰和丁守存，根据英国的“康格里夫”火箭的样器，于1850年在广西桂林成功地研制了由金属火箭构成的近代大火箭，射程达六百六十米，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火箭的开始。

　　接着，在清同治年间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又花费巨额资金，从国外重新引进生产近代火箭的机器装置。1865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和钦差大臣曾国藩奏准在上海设立近代兵工厂，1867年又在陈家港设立该局的火箭分厂，开始生产“康格里夫”型火箭；1865年，还在南京设立了金陵制造局，1870年建火箭分局。颇有意味的是，聘请的火箭技术顾问不是别人，而是英国人马格里先生。

　　然而，尽管当时的中国已有了像丁拱辰这样杰出的火箭专家，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没有建立起长期的独立自主的近代火箭生产体系，所以中国的火箭最终只能伴着整个民族的命运，躺倒在百年昏睡的长梦之中。

　　十八、起飞，在新的地平线上

　　在德国和波兰的界河——奥得河不远处，有一个美丽而幽静的小岛，叫乌泽多姆岛。在这个小岛的北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渔村，当地的德国居民称它为“佩内明德”。

　　佩内明德，是世界现代火箭的摇篮。

　　或许是长期以来，火箭在战争中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太重，当历史跨进20世纪20年代后，西欧几个先进国家的一批科学家，把兴趣转到了宇宙航行上，开始了对液体火箭——现代火箭的研制。于是1926年，美国的戈达德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液体火箭。

　　但真正的现代火箭，起步于德国。

　　早在1927年，当中国的毛泽东领导着饿着肚子的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时，被称为“欧洲火箭之父”的德国人奥伯特，却领导着一批科学家成立了德国宇宙航行协会，并开始了对宇宙航行的探讨和现代火箭的研究。

　　众所周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对德国的军备必须进行限制，不准它发展重炮和坦克等常规兵器。但国际组织的首脑们却偏偏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限制德国武器发展的项目中，没有火箭。于是1930年，狡猾的德国陆军便奉命接受了研究液体火箭的秘密任务。

　　1942年10月3日，一枚火箭从波罗的海之滨冉冉升起。火箭垂直飞行四点五秒以后，再拐弯沿着东北方向飞去。第五十八秒时，发动机关机。第二百九十六秒时，火箭在海上溅起了欢腾的浪花。几小时后，德国海上保安部收到渔民的报告：发现一架奇怪的“飞机”跌入大海，地点在乌泽多姆岛东北一百八十公里处。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枚弹道式现代火箭。它用酒精和液氧做推进剂，起飞重量为十三吨，发动机推力为二十六吨，能将一吨重的弹头送到二百六十公里远。

　　这枚火箭发射成功后，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还特意替它取了个名字：“V-2”火箭。“V”在英语中是胜利的意思，在德语中则是“复仇”的第一个字母。

　　德国的“V-2”火箭的成功，开辟了人类通向宇宙的道路。它的设计者，便是二十七岁就给希特勒上过火箭课、后来被称为“现代航天之父”的布劳恩！

　　1945年5月5日，苏军攻占了佩内明德，将留下来的德国技术人员和图纸资料以及机器设备，全部运回了莫斯科。同时，美军也占领了德国的诺德豪森地下工厂，将布劳恩等一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三百节车皮的资料设备，全部带回了美国。于是，德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火箭，被苏美两国连人带物，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两国在德国人火箭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现代火箭，并将现代火箭推向了一个高峰。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从此，人类征服宇宙、开拓天疆的神圣使命，落在了火箭的肩上。

　　火箭从战争的血野，跨进航天的大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然而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近百年来，几乎没人见过火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中国也是战胜国，但那无数珍贵的战利品，比如德国的火箭专家和火箭的资料设备，中国只能望洋兴叹，连一份皱皱巴巴的草图也没捞着。

　　结果，本是最先发明了火箭的中国，只因长期闭关锁国，加上百年苦不堪言的外来侵略，最终落得个火箭断子绝孙的下场！

　　195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疾驰在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上。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装，脖系花色领带的中年男子迎风伫立，目视东方。

　　中年男子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直到一轮太阳跃过海面，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中年男子这才轻声叫道：“瞧，那是中国的太阳！”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赴美求学。第二年投师当代力学大师卡门的门下，参加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开始了对火箭发动机热力学的研究。后来，他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负责人，并被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公认为力学界、应用数学界和火箭技术的权威学者之一。

　　1955年秋，钱学森回国。第二年初，便向周恩来呈上一份报告——《建立国防工业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国防工业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最早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

　　据说，周恩来接到这份意见书后，连续看了两遍。不久，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专门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导弹技术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两个月后，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做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刘有光为政委。第二天，钱学森给全院讲的第一课是关于导弹、火箭的一般常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访问，专门就新技术援助一事，同别尔乌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历时三十五天的谈判，并于10月15日签订了著名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

　　“协定”规定，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帮助中国培养火箭专业技术人员。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