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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打赌：一只烤鸭

　　在我未参加中外首脑协调会之前，想象中，这种会自始至终，一定都是枯燥的，板着面孔的，甚至是森严的。

　　其实不然。除了涉及个别技术保密问题，会议的气氛不仅大多是友好的，而且也是宽松活泼的。

　　尤其是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期间，中美双方专家常在娱乐室里打乒乓球。有时为了一个球是否擦边，双方会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大吵大嚷一番。尽管谁都听不懂对方具体在嚷什么，但谁的心里都明白：对手绝不肯认输！

　　在最后一周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如此严肃庄重、责任重大的会议，甚至连事关发射的重大决策，竟是在一片谈笑声中，甚至是在玩笑声中，商定拍板的。

　　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次会议不充满谈笑声和玩笑声。每当一个问题议定后，或中方人员风趣地说一句英语，或外方人员幽默地说一句汉语，总之非得玩笑一番之后，方才散伙收摊儿。

　　即便碰上棘手的技术保密问题，双方先是一阵严肃，一阵沉默，随之很快就有人——不是中方就是美方——甩出一句俏皮话来。于是大伙哈哈一乐，说：“为了亚星，精诚合作！”再棘手的问题一下子就好办多了。

　　而打赌，是会上常用的一种玩笑方式。

　　最活跃的两个“赌徒”，一个是基地副司令员、发射“亚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一个是亚洲卫星公司专门从加拿大聘请的高级顾问江·可达先生。而常常挑起两人打赌的“罪魁祸首”，则是上官世盘。当然，还有一位“坐山观虎斗”者，便是卫星发射中心的总工程师佟连捷。

　　上述四位人物，是会议的核心人物。

　　上官世盘精明练达，善于审时度势，且很能掌握外交分寸。他每次开会必到，但必到未必都讲话。一般问题，他极少发言，重大问题，他看准火候，抓住时机，然后出其不意，大谈一通。

　　每次会上，上官世盘的话并不多，却极有分量，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倘若遇有双方扯来扯去、一时很难扯清的问题，他便快刀斩乱麻，只需三言两语，便使问题一清二楚，是非了然。当然，他也不失风趣幽默，常把玩笑作为外交策略的一种手段。所以，外国朋友都十分敬佩他的智慧与才干。

　　佟连捷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总工程师。他寡言少语，性格内向，既无大怒，也无大喜，会上的态度始终平静沉稳，不卑不亢。

　　佟连捷很少开玩笑，但偶尔甩出一句话来，也够人嚼的。他原则性强，对敏感的技术问题极为谨慎。每当他谈到技术问题时，不快不慢，一字一句，有顿有挫。由于他情绪不易外露，表情缺少变化，脸上始终是一副或沉思或微笑的样子，让对方很难摸透他内心的秘密。所以，每当他同对方谈到敏感的技术问题时，美国专家总是习惯紧紧盯着他，那一双双探测的目光似乎在说：这老先生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胡世祥在中国航天界，可以说是卫星上挂喇叭——名声在外。他才思敏捷，有胆有谋，果断利落，说话办事，敢于拍板，勇于负责。他从西北到西南，从戈壁到山沟，在发射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发射系统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会上同外方的交涉中，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他当即便能给外方满意的答案，无须“研究研究”。

　　但，玩笑是要开的。

　　胡世祥是个极富幽默感的人。他襟怀坦荡，性情豪放，风趣幽默。甚至可以说，他的性格全靠幽默塑成。而幽默，是一个人智慧的最高体现。

　　或是大漠长年孤寂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喜欢调侃解闷的习惯；许是上帝的精心安排，使他全身长满了风趣与幽默的细胞。总之，玩笑成了他生命旋律中的另一插曲。他不仅喜欢开玩笑，而且还常常善于用玩笑的叙述方式，道出一个个极为深刻的道理。

　　“亚星”发射成功后，四川省科协请胡世祥到成都各大学讲演报告。面对数千名大学生，他不带讲稿，即兴发言，几乎每句话都充满了风趣与幽默，每句话都赢得了大学生们狂热的掌声。甚至一句幽默风趣的话，竟赢得掌声一分多钟，让女大学生们笑出了眼泪。于是，一位大学生当场便替他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他坐在讲台上讲话，背后是一枚巨大的火箭，火箭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幽默大师与中国火箭！

　　所以，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每当他与美方洽谈或者交锋时，他总是谈笑风生，潇洒从容，能侃善辩，既有指挥官的胆略，又有大老板的派头，因而深得美国朋友的敬重。他不仅喜欢用玩笑开头，还善于以玩笑结尾，其间还常常来上几句俏皮话，使会场的气氛显得既团结紧张，又生动活泼。特别是当双方遇到矛盾，相持不下时，他会突然甩出一句玩笑，使会场气氛一下便缓和下来。

　　当然，玩笑不是乱开的，也不是好开的。更何况，这是“国际玩笑”。因此，只要稍加留心，便会发现，在胡世祥的每一个玩笑里，其实都深藏着东方人的智慧与谋略。

　　可达先生也不失为西方的一位幽默大师，在中外数十名与会者中，他和胡世祥最爱开玩笑。开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礼尚往来；后来，越来越熟了，成了朋友了，玩笑便由初级阶段，发展到了最高形式——打赌！

　　在1990年3月上旬的一次协调会上，中外双方商定发射日期问题。中方提出，4月5日发射最好。其理由是：根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4月5日这天是个好天。

　　但这个意见说出后，不光美方不相信，可达先生也表示怀疑，说：“西方的气象预报从来不准，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也未必就准；何况，现在离4月5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们怎么知道那天就一定是个好天呢？莫非你们中国的气象专家能掐会算，个个都是神仙？”

　　胡世祥说：“可达先生，可以告诉您，气象是我们基地的专利，请您相信我们的预测。”

　　可达先生说：“这是个遥远的神话，我无法相信。”

　　胡世祥整了整领带，笑眯眯地说：“可达先生，如果4月5日是个好天，怎么办？”

　　这时，一直静坐一边冷眼旁观的上官世盘出场了。

　　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不光外国人不信，一开始中国人也不信。上官世盘便是其中一个。几年前，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一颗国内通信卫星时，因为气象预报问题，上官世盘曾和当时的司令员侯福打过赌，结果上官世盘输给了侯福司令员一只北京烤鸭。第二次发射卫星时，上官世盘仍然不服气，再一次同侯福司令员打赌，结果又输给了侯司令员一只北京烤鸭。但上官世盘用两只烤鸭换得了一个真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气象预报确实很准，不可不信。

　　因此，当上官世盘见胡世祥和可达先生较上劲儿后，一下便想起了自己曾经输掉的那两只北京烤鸭。于是说：“两位先生敢不敢打赌？”

　　可达先生笑了：“打赌？当然敢啰，我正想和他赌呢！”

　　胡世祥还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打赌？好啊。”

　　“不过，赌什么呢？”可达先生问。

　　“就赌北京烤鸭怎么样？”上官世盘忘不了北京烤鸭。

　　“好，就赌北京烤鸭，我同意。”胡世祥欢叫道。

　　“不过，”可达先生摊了摊手，“赌几只呢？”

　　胡世祥笑了：“可达先生，您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来中国发射卫星，一路辛苦，破费不少。我看呀，咱俩就赌一只，如何？”

　　“好！”可达先生一下站了起来，“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胡世祥也忽地站了起来。

　　于是，两根小指头紧紧勾在了一起。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

　　4月5日到了。

　　这天，上午天气阴沉，发射场上空布满乌云。刚到10点，可达先生便找胡世祥来了。

　　“胡先生——”可达先生满脸微笑，看着胡世祥。

　　“怎么，想吃烤鸭啦？”胡世祥推了推眼镜。

　　可达先生望着天空，只笑，不说话。

　　胡世祥说：“不过，发射时间应该是晚上，现在才上午10点。对不起，可达先生，烤鸭还没熟呢！”

　　下午，发射场上空，阳光灿烂，一片晴朗。刚到3点，胡世祥也找可达先生去了。

　　“可达先生——”胡世祥同样满脸微笑，看着可达。

　　“怎么，想吃烤鸭啦？”可达先生用手比画了比画。

　　胡世祥抬头望着天空，只笑，也不说话。

　　可达先生抬起头来，眯缝着眼，望着洒满阳光的发射场上空，突然放声笑了起来：“胡先生，我认输了！”

　　说完，可达先生一手搂着胡世祥的脖子，一手掏钱包。

　　机敏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抢拍下了这个镜头。

　　后来在胡世祥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胡世祥仰天长笑；可达先生则左手亲热地搂着他的脖子，右手掏着钱包；旁边，上官世盘等几位中外专家捂着肚子笑弯了腰。

　　三十一、“老外”采访备忘录

　　老，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一种对人的尊敬。

　　中国人叫外国人，习惯统称“老外”。这除了称呼上的方便，是不是也是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习惯呢？

　　我在发射场采访期间，除了采访了大量的中国人，还采访了十几名外国人。采访外国人是件极困难的事情。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再就是外国人的时间观念强，几点干什么，几点不干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极为紧凑；加之时间匆促，彼此不熟，采访便愈加艰难。

　　但外国人既然到中国来了，而且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来到中国西昌发射卫星，当然就应该留下自己的印记——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否则，后人读到的，岂不是一段空白的历史！

　　江·可达（“亚洲一号”卫星发射主任）

　　六十一岁的可达先生是匈牙利人，现为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太空部高级技术项目经理。加拿大太列公司是世界上有名的卫星公司，它主要对世界各国承担代买、采购和组织发射卫星的任务，还可帮助各国培训航天技术人才。

　　为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亚洲卫星公司特用高薪从加拿大太列公司聘请了一个技术顾问团，负责“亚星”发射的组织计划工作。可达先生，便是这个技术顾问团的技术总指挥。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头儿。

　　可达先生戴一副银灰色眼镜，上身穿一件花格毛衣，外套一件羊毛背心，下穿一条灰色裤子，脚踏一双棕色皮鞋；虽已满头白发，依然精神朗朗。

　　可达先生是中外协调会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喜欢斜靠在沙发上讲话，并习惯借助手势来强调讲话的内容。讲到激动处，他会站起来，走到会场的中央，一边讲一边来回踱着步子。别人的特别通行证都是挂在胸前，唯独他的特别通行证别在领口。所以每次他一激动，领口的特别通行证便会与他的下巴互不相让地冲撞着，不时发出“咔吧、咔吧”的声响。可他毫不顾忌，依然一个劲地往下讲，直至讲到对方点头或者“OK”为止。

　　其实，可达先生不光输过一只烤鸭，还输过十瓶啤酒。

　　那是在4月4日上午的协调会上。因4月3日下午合练失败，会议决定在4月4日下午再进行一次大合练，也是发射前的最后一次大合练。

　　由于4月3日下午失败的原因在中方，所以在会议结束时，可达先生提请中方注意：“下午的合练，一定要确保成功！”

　　胡世祥拍着胸脯说：“保证没问题！”

　　可达先生说：“万一又出问题呢？”

　　胡世祥说：“您的意思呢？”

　　可达先生说：“要不，咱俩再打一次赌？”

　　胡世祥说：“又想打赌，好啊，我迎战。不过，可达先生，万一这次又输了呢？”

　　“愿赌服输！”可达先生站了起来。

　　于是，两根小手指又勾在了一起。

　　只是，这次的赌注不再是一只烤鸭，而是十瓶啤酒！

　　结果，下午合练成功，双方皆大欢喜。

　　只可惜，可达先生输掉了十瓶啤酒！

　　但在中外专家们的一片欢笑声中，可达先生乐呵呵地拍着腰包说：“十瓶啤酒，换来一次成功，值得！值得！”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位老头儿，我绕了一个圈，先找到了可达先生的贴身翻译丹尼尔·王。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