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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王1942年出生于中国，祖籍河南。1949年，他去了台湾。在台湾大学毕业后，于1967年去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攻读了硕士学位，而后留在了加拿大。丹尼尔·王这次已是第三次回中国了，用他的话说，每次来中国，都像回娘家一样。

　　丹尼尔·王首先向我谈了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印象。他说：“中国人非常愿意合作，非常愿意帮忙，工作精神特别好，对外国人既热情又诚恳；并且能办到的事情马上就办，效率很高。像上官世盘、胡世祥等，都是非常出色、非常能干的人物，外国人是非常敬佩他们的。另外，西昌发射场的发射条件完全具备国际标准，有的技术不比国外差。像长城工业公司、万源公司的服务水平和技术水平，完全是世界第一流的！我能参加加拿大与中国的这次合作，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加拿大代表北美洲到亚洲，或者说是代表西方世界到亚洲进行航天合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西航天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帮助亚洲各国发展卫星事业，因为亚洲地区的通信正在发展，非常需要！”

　　接着，丹尼尔·王告诉我说：“可达先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人物，组织过世界上十二次卫星发射任务。他最大的特点是，工作中能突出重点，肯负责任，也敢负责任。”

　　最后，丹尼尔·王还向我透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他说：“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时，专门带了一套褐色的花格子西服。这套西服是他夫人专门为他设计、制作的。每次组织世界性的卫星发射时，可达先生都会把这套西装带在身边，到了发射那天，他就换上这套西装；每次穿上这套西装，发射都成功。”

　　4月6日上午10点，我利用首脑协调会的间隙，同江·可达先生正式照面。为我担任翻译的，是张国东先生和王维亮先生。

　　我说：“可达先生，在这几天的会上，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想同您聊上几句，不知是否乐意？”

　　可达先生说：“谢谢！我非常乐意。”

　　我说：“您作为‘亚星’的组织指挥者，我想请您谈一点第一次同中国合作的看法。”

　　可达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专业，也非常友好。昨天下午的演习证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而且能够合作得很好。当然，第一次合作是很困难的，就像玩足球，需要有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因为中国的发射方法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一旦适应后，彼此了解了，就不再感到困难了。当然，开始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坦白地说，心里没底，有一种担心，期望值是不高的。但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我感到很不错，觉得同其他国家一样，比如美国的肯尼迪发射中心，法国的库鲁靶场等。”

　　我说：“可达先生，明天就要发射了，如果这次发射成功，您下次还愿来中国合作吗？”

　　可达先生说：“当然愿意！”

　　我说：“那如果这次发射失败呢？”

　　可达先生（愣了一下）：“我还是愿来，并且肯定要来。”

　　我说：“为什么？”

　　可达先生说：“我在中国度过的这段时间很有价值。我能代表亚洲卫星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同中国合作，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因为这儿有一支可以信赖的技术队伍。同时，我喜欢干开拓性的工作。航天发射，是一项冒险事业，这项事业最激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它不同于干其他事业，有十分的把握。但它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而又惊心动魄的事业。这就是之所以我要当一个卫星技术的主任，而不愿当一个自行车经理的原因。”

　　我与可达先生道别时，可达先生掏出一张名片，又掏出一方大印，学着中国古人的样子，对着大印哈了一口热气，然后盖在了送给我的名片上。名片上即刻显出四个字来：江·可达印。

　　周围的人一下全笑了。

　　关于这方大印，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去年，可达先生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时，在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上官世盘开玩笑说：“可达先生，干脆我们替您取个中国名字吧！”

　　可达先生举着酒杯问：“取个什么名字呢？”

　　“就叫可达吧！”上官世盘说，“可达的意思就是任何目的我们都可以达到。比如把‘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这个目的我们也一定可以达到！”

　　可达先生说：“好，我完全同意！”

　　这时，胡世祥先生举起酒杯，说：“可达先生，这样吧，此事为郑重起见，我让我的部下专门为您去刻上一方大印，下次您来中国合作时，第一件事就是：接印！”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咣当”一声碰响了酒杯。

　　事后，胡世祥果真派人去成都刻了一方大印。可达先生这次来中国后，胡世祥便将这方大印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上。

　　所以，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每当举行重大签字仪式时，可达先生都要掏出这方大印，郑重地盖上一下。

　　我接过可达先生送给我的这张盖有大印的名片，像捧着一份厚重友谊。我当然明白可达先生的良苦用心，于是我掏出我的名片，飞快地在背后写下一句话，然后递到了可达先生的手上。我写的这句话是：

　　人类友情永存，空间文明万岁！

　　斯坦豪尔（美国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位巨人：两米左右的个子。

　　在一次中外首脑协调会上，斯坦豪尔渴了，起身倒开水。水瓶全都放在地上，又是压壶。他个子太高，弯腰实在困难，便将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按着水壶开关，好不容易才接了一杯水。而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端起茶杯回到座位，如同一位小学生，刚做完一道算术题。

　　这就是斯坦豪尔，美国休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这是一位在国际航天领域有较高知名度的卫星技术专家，“亚洲一号”卫星便主要是由他设计的。他主持设计的这种通信卫星，在世界航天市场享有很高的声誉，已向各国出售了三十五颗。

　　斯坦豪尔对中国极有感情，他这已是第八次来中国了。据说，在当初“亚洲一号”卫星是否让中国的火箭发射问题上，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一位。很显然，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的这一票举足轻重，很有分量。

　　斯坦豪尔戴副眼镜，天生一副慈善的面孔，脖子上常常挂着一个相机；可惜常常不能随便照相。

　　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他主要是听，更多的是想。一般性的技术问题，他不发言，要谈就是关键的技术决策问题。他的话短，常常是反问句。提问的内容，用中国话说，特刁！

　　一次，中美之间进行大合练。合练程序进行过程中，美方突然向中方发出信号：卫星出现故障，正在排除！

　　这是美方为检验中方的应变能力而故意设置的“故障”。胡世祥一见信号发出，笑了，说：“这肯定是斯坦豪尔在‘捣鬼’！有来不往非礼也，咱们也给他来一下，看他们的应变能力如何？”于是，当程序进行到马上就要下达“点火”发射口令时，中方突然向美方发出信号：火箭出现故障，发射推迟十分钟！

　　只因斯坦豪尔太忙，迫于无奈，我只得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访问斯坦豪尔。时间是4月6日上午8点20分。当时，离开会时间还有十来分钟，我和翻译张国东先生刚见斯坦豪尔走来，便在门口截住了他。由于是站立式采访，我和翻译几乎是仰着脸同他谈话。

　　我单刀直入，请斯坦豪尔先生谈谈这次合作最深的感受。

　　斯坦豪尔说：“我已多次来中国，最深的感受是这儿的人，特别是这儿的技术专家，他们人好、心好、专业好！尽管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民族生活习惯，以及不同的文化修养，同时还有语言上的阻碍，但双方经过努力，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另外一点，你们国家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比我们国家古老得多。中国的文化古迹，山川河流，田野风光，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问：“您如何看待西昌这个发射场？”

　　斯坦豪尔说：“这个靶场是相当不错的。正因为你们这儿具备了发射条件，并且有一批素质较好的专业人才，我们才愿意合作；否则，是不会到这儿来的。当然，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不同之处。发射中，你们有你们的原则，你们的指挥员在位置上配置不同，这是你们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是你们的一个特点。总之，我对你们这个发射场非常感兴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您认为这个发射场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斯坦豪尔说：“我认为这个靶场不足之处，是交通问题。我们从美国到西昌，路途上要花去三天时间，这太浪费时间了，简直像旅游。你们能不能想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如果从美国到这儿只用一天时间，那就太棒了！因为我们到中国来是搞空间技术合作的，不是来旅游的……”

　　斯坦豪尔刚谈到这儿，会议就开始了。

　　兰国思（美国国防部官员）

　　这是一位最难接近的人物。

　　美国政府共派了四位国防部官员到西昌，兰国思是其中之一。因是政府官员，不易接近，不便接近。

　　但我想，美国政府官员既然在中国西昌印下了清晰的足迹，也该留下真实的声音；历史，不应该是个让后人胡思乱想的少女。

　　于是，在发射的头天傍晚，我还是冒昧闯进了兰国思先生的房间。为我担任翻译的，是粟小姐。

　　进屋时，兰国思先生正站在烤箱边上。我一看便知，兰先生是位性情温和的人。翻译粟小姐替我说明来意，他有些犹豫，说：“还没吃饭呢！”

　　我执意坚持，说：“抱歉，打扰了！但时间不长，一会儿就完。”

　　他同意了。

　　我刚在他房间落座，兰国思便盯着我胸前印有“CLTG记者”字样的特别通行证。我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记者都很敏感。于是我忙解释说：“请别在意，这不是我的本行。我是搞文学的。”

　　兰国思笑了，未等翻译小姐开口，便说：“哦，你是作家！”

　　我暗自一惊：他会说中国话？

　　兰国思今年三十七岁，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兰国思1956年去了中国台湾，并在台湾念了高中。1970年，他考入了美国空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太平洋司令部任参谋，后在空军大学演习中心工作了三年。三个月前，他被派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任空军副官。

　　兰国思会说中国话，只是有些生硬；遇上较复杂的意思，便不知怎么表达。于是，他同我谈话时，中英双语，交替运用。

　　我说：“兰先生，冒昧地问一句，听说你的身份很特殊，请问你们到发射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兰国思说：“我们到发射场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休斯卫星公司执行中美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合同，因为合同中涉及许多技术保密问题。另外，在卫星发射过程中，若出现一些矛盾，需要两国大使馆出面解决的，我们从中做工作；还有，在与中方的合作中，哪些话是不能讲的，我们要告诉休斯公司的工作人员，但不控制他们任何人员的言论、行动。”

　　兰国思接着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不错，人员的态度很好，很愿意合作。像上官部长、胡先生等，科技知识非常渊博，科技水平相当高，非常好！休斯公司人员同中国技术人员的关系也非常好。中国的科技情况差一点，但能力不错，有的设备不是很好。这次中美双方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休斯公司没有翻译。现在能发射商业卫星的只有美国、法国和中国。这也是经济上的竞争。‘亚星’如果发射成功，就架起了通信的桥梁，方便了中美的交往。中美两国的关系本来不错，通过这次空间技术的合作，关系就更好了。”

　　兰国思继续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律制度不严。我们美国是非常注重法治的。但中国的文化非常好，希望两国之间多相互了解，也希望你们了解我们的政治制度。”

　　我几乎很少说话，一直听他说。但当他说到这里时，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尽管我们两国的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通过这次合作，至少可以说明，有一点我们是相通的，这就是：进军宇宙，开发空间，为这个地球上活着的和将继续活着的人造福！”

　　兰国思说：“我完全同意！”

　　这时，有人叫兰国思先生吃饭了。

　　我谈兴未尽，但没时间了。

　　道别时，兰先生送我一张名片，上写：但愿北京见！

　　我也掏出一张发射“亚星”的首日封，在上面匆匆写下一句话：

　　我们都是地球人！

　　兰国思先生接过首日封看了看，然后甩出一个漂亮的响指，用英语惊叫道：“OK！我们都是地球人！”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