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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西昌卫星发射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通信问题应该不成问题。但除了泥石流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国家通信网络落后。因此，虽然发射场临时增设了一些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却缺乏现代化的布局、现代化的组织、现代化的管理以及通信方面的高级人才；再加上发射场是第一次实行全球性的通信，有的设备又太落后，自然就很难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当然了，中西方在通信的观念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通信，把通信视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比如，此前在中美关于靶场技术协调的过程中，美方几乎有一半的内容谈的都是通信问题。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住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要直通美国；一拨号码，就能同老婆孩子聊天。

　　这样的要求，对领先世界的美国来讲，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说，就困难了。不仅困难，有人对此还不理解，说：“这美国人也真是的，毛病还不少！来发射卫星就好好发射卫星呗，还给老婆情人打什么狗屁电话。真有事，划拉封信，往邮筒一扔，不就完事了，打什么国际长途？我们在这山沟里，十几年没给老婆打过一次电话，不也照样过来了。”

　　是的，中国人能过得来，美国人却过不来。中国人打电话，第一次打不通，再打第二次；第二次打不通，再打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直至打通为止。打通了，笑一笑；打不通，点燃一支烟吸上几口，或者拿起一张报纸翻一翻，接着再打，不会有一点脾气。但美国人不行，发射卫星，连一个电话都拨不通，这还了得！

　　当我赶到发射场时，因通信问题引起的风波已经平息了。中方经过好一阵艰苦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让合作得以继续进行。

　　我听说，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时，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一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

　　我还见到了那位曾经要离开西昌的美国专家佩尔捷先生。佩尔捷先生后来回过一次美国，但很快又回到了西昌。出于好奇，我决定采访一下这位美国的通信专家。

　　那是“亚星”发射的头天上午，我在小宾馆二楼娱乐室里同佩尔捷先生相会；替我担任翻译的，是航空航天部外交司副司长钱继祖先生。

　　佩尔捷三十七岁，络腮胡，蓝眼睛，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头发与肩几乎平齐，是一个女孩子一见便很容易喜欢上的男人。佩尔捷出生于波士顿，现为美国MPI计算机公司经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参加过国内国外二十二次卫星发射任务。

　　在两天前的一次会议上，我曾与佩尔捷并肩而坐。我穿一件毛衣；他穿一件短衫，胳膊上尽是又长又黑的汗毛。我俩的胳膊虽然有过几次摩擦，却只有目光的交流，没有语言的交集。他谈到通信问题时，态度真挚，声音轻柔，没有指责，没有呵斥，更没有咆哮，而始终是一种温和的调子和商量的口吻。每当中方人员说明情况后，他总会说上一声“OK”，或者微笑着点点头。

　　我俩落座后，出于礼貌，一开始我并没有提及他曾经要离开西昌的事，而是说：“佩尔捷先生，西昌是月亮城，你喜欢这儿的月亮吗？”

　　佩尔捷说：“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参加过许多任务，却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美的山野风光。这儿空气清新、透明，月亮硕大、美丽，我非常喜欢。”

　　我说：“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你既见过美国的月亮，又看到了中国的月亮，不知道你更喜欢哪国的月亮？”

　　佩尔捷说：“我住在洛杉矶，由于那儿污染厉害，很少看到令我喜欢的月亮。这儿的月亮非常清晰、明亮，几乎每晚都能看到；特别是站在发射场看月亮，又大又圆，别有一番诗意。”

　　我开玩笑说：“这样说来，中国的月亮比美国的圆啰？”

　　佩尔捷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道：“YES，YES！”

　　我说：“佩尔捷先生，能谈谈你刚到西昌那段时间的心情吗？”

　　佩尔捷说：“我这是第三次来中国，但，是第一次同中国合作。来到西昌后，我能同这么多中国朋友一起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发射‘亚星’，通信工作十分重要，也非常复杂，不光有生活通信、发射通信，还有各种全球性的数据传输，千头万绪，工作量很大；加上语言的障碍，又是和中国第一次合作，所以我的压力非常大。一遇到通信故障，电话打不通，担心完不成任务，脾气就上来了。”

　　我说：“佩尔捷先生，你现在如何评价中国的通信？”

　　佩尔捷说：“应该说，这儿的通信网设计是最好的，这是真话。这个通信系统是中美双方去年11月份共同设计的，从洛杉矶运到中国，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中国专家们很有效率，能力也强，帮了我很大的忙。特别是后来通过中国专家们的多方努力，使这儿的通信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可以说，没有中国方面的积极配合，我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现在，我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可以打到美国，就能同老婆聊天。所以，我感到很满意。”

　　我说：“你感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呢？”

　　佩尔捷说：“这儿的人员分散，组织机构太多，每个人的责任不清，打起交道来特别困难和麻烦，有些问题不知该找谁好。比如，有一份通信方面的图纸，从去年8月到现在，还没填好，不知什么原因。另外，我在这儿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一下班，机房就关电。本来调好的设备，第二天又要重新调试半天。这是很叫人头痛的事情。”

　　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下次你还愿意来中国吗？”

　　佩尔捷说：“我非常愿意。并且，我愿作为一名经理或顾问来这儿工作。如果作为经理来，我就可以带一批美国朋友一起来。当然，将来若有机会的话，我还愿意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地方，她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这位美国专家从要走，到还愿意来，说明什么呢？

　　二十九、西装·领带·先生和小姐

　　有人说，美国人钱多，中国人会多。

　　其实，不仅中国人会多，美国人会也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凑在一起，会更多。

　　在发射场，中美间每天都有技术方面的合作和生活方面的接触，所以每天都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一旦发生了矛盾，或者需要技术协调，怎么办？

　　开会。

　　自美国人到达西昌起，发射场每天都有一个会——上午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固定在发射场附近的小宾馆一楼会议厅举行，风吹不散，雷打不动，如同法律一般。

　　这个会称之为“中外首脑协调会”。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准备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问题——不管是发射卫星的重大决策，还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全在这个会上协调商量，签字画押，拍板定案。

　　参加这个会议的，中外共有七方代表。中方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万源公司和长城工业公司。外方是：美国休斯公司、亚洲卫星公司和加拿大太列公司。因此，有人又把这个会称之为“中外七方协调会”。

　　在全国各地奔赴发射场的数十名记者和作家中，我是唯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人。在发射场为期一周的紧张采访中，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坚持参加这个协调会，所以有幸亲眼见到会议的种种内幕，并有机会同不少中外大专家和知名人物相识。

　　据说，中外七方协调会一开始，就很“热闹”。美方每天向中方提出的问题，竟多达数十个。双方每次一开会，就是扯不完的问题；而且常常一扯就是几个小时！会议从开始到结束，总能听到美国人响亮的“NO、NO、NO”的声音。有时就为某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双方互不相让，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听说有一次，双方还拍起了桌子。

　　后来，情况逐步开始好转。由几十个问题，变成了十几个、五六个问题；由争吵变成了欢笑，由“NO”变成了“YES”。等到我参加旁听这个协调会时，已经时过境迁，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外首脑协调会，的确很有意思。

　　中方说汉语，美方说英语。在未经翻译翻译之前，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但常常是，一方用汉语或英语津津有味、侃侃而谈时，另一方却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表示在洗耳恭听。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玩意儿，但脸上还得挂出微笑，不时点头迎合，始终装出一副句句都明白的样子。等到翻译译出后，这才恍然明白，原来对方讲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甚至说的是反对意见或者对你表示不满。但当对方下轮发言开始后，需要微笑还得微笑，需要点头照样点头。因为实在听不懂对方到底讲的是什么——万一对方讲的内容应该微笑应该点头呢？

　　由于参加协调会的七方代表各自都代表自己的国家或公司，因此每位代表都相当注重自己形象的塑造。一旦置身于会场时，每时每刻，脑子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生发出一些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或者公司意识。

　　特别是中方代表，过去发射国内卫星时，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虽说每次发射前也要召开无数次指挥部会议，每次与会者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部门，但与会者毕竟都是中国人。穿戴可以随便，说话可以随便，风度举止也可以随便，甚至双方一见面，拍拍肩膀，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也没什么关系。若是遇到矛盾，碰上问题，我克服一点，你谦让一下，问题也就解决了；即使出现磕磕碰碰，激烈争吵，也无关痛痒——反正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

　　但“亚星”的协调会不行。中方每位代表，都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每时每刻推销、展示的，都是中国的形象。因此，中方的代表从服装穿戴到语言交流，从举止风度到礼节礼貌，从思维习惯到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昨天的司令脱下了军装穿上了西服，往日的将军摘下了领章打上了领带，司令成了“先生”，将军变为“老板”。一夜之间，发射场变成了生意场，你、我、他，都干起了买卖的行当。

　　过去，中方人员在称呼上都习惯叫“同志”，现在则不同了，男的称“先生”，女的叫“小姐”或“女士”。刚开始时，有的中方人员，不仅别人称自己为“先生”感到别扭，自己叫别人“先生”也同样感到不习惯。但过上一段时间，多叫上几次，也就习惯了，并开始体会到，称“先生”或“小姐”，是比叫“同志”要“那个”一点。特别是把“女同志”与“女士”这两种称谓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后者真的很有人情味。于是，自然也就成了习惯。

　　过去，中方人员一见面，总是习惯问：“吃饭了吗？”如果是熟人或老朋友，还会来上一句：“咋啦，又想老婆子啦？”要是分手道别时，也习惯说：“没事来耍！”“空了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

　　但现在不同了。中方人员每次与“老外”相见，不再说“吃饭了吗”，而是说“××先生，您好”“××小姐，见到您很高兴”。并且，还特别注重“您”字的发音。或者，一见面便右手一举，干脆用洋腔来上一句：“哈啰！”道别时也不再说“没事来耍”“有空来玩”“有事找我打电话”，而是讲“××先生，再见”“××小姐，晚安”；或者微微一点头，潇洒地说上一句“古得拜”。

　　过去，发射场开会时，都是中国人，而且大都是老熟人老朋友老搭档，讲话时多说几句少说几句，讲得好一点讲得差一点，甚至“啊”“呀”“嗯”地来上几句，也没啥关系。

　　但现在不行，中方人员是面对世界讲话，这讲话还要翻译出去，如同一个人在大庭广众面前对着麦克风讲话，要求你必须思维清晰，语言流畅，逻辑性还要强。否则无法翻译，难以翻译；即使翻译出去，也很掉价。倘若你偶尔“啊”上一句“嗯”上一声，还情有可原；但如果你老是“啊”“呀”“嗯”地没完没了，翻译恐怕就很是为难了：译出去不是，不译出去也不是——鬼知道你那“啊”“呀”“嗯”的是什么意思？

　　因此渐渐地，每当中方人员讲话时，再没有拖泥带水的语言，也没有“啊”“呀”“嗯”的官腔，而是观点明确，见解分明，一字一句，言简意赅。虽然还是昨天那个中国人，但讲话风格，而今却判若两人。

　　中外首脑协调会，是相当严肃的会。

　　出于保密和责任的原因，凡参加会议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次入会都必须签上自己的姓名，我这个旁听者更不例外。

　　会议一般由休斯公司的人主持。程序大致如下：先互通情报，再由美方提出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方能当场答复的，立即给以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会后研究后改日答复。最后，中方再提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双方展开讨论。若无异议，照章执行。

　　会议原则性极强。凡属重大决策，如新闻发布、发射日期等，一旦取得一致意见后，必须经过七方代表签字画押，方能生效；若一方不同意，便不能执行。

　　倘若涉及技术敏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吐露半句；如果有的技术问题必须共同讨论，双方先是兜圈子，然后才逐步涉入；一旦发现情况不妙，立即“撤兵”。

　　为防止卫星技术外流，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国防部四位官员来到西昌，意在监督美方人员是否严格按合同执行。这四位政府官员每次开会，至少有一人肯定到场；若临时因故未到，会议暂时停止。

　　有一次，中美双方在会上讨论卫星与火箭对接中的某项技术问题。休斯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刚说了一句较敏感的问题，政府官员立即要求会议暂停。然后将美方全体人员叫出会议厅，在外开了个短会。等统一了讲话的口径之后，再入会场，继续开会。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