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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发射场上的翻译除了要承担接待服务翻译、会议翻译（一天二至六个会），有的还要定在技术岗位上，跟随指挥员下达口令，即做同声翻译。此外，还要担任日常值班，保证二十四小时同美方的沟通联系。
可以说，从宿舍到厕所，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在同美国朋友的交涉中，一旦离开了翻译，中方指挥员寸步难行，一事无成，等于是哑巴、聋子和瞎子。
所以这次在发射场，我见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现象：中方指挥员的身边，从早到晚，始终跟着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保镖，而是翻译。
据说，有一次中方一位指挥员因忘了带上翻译，但又有急事要同美方交涉，结果双方连比带说，反复折腾了好几遍，谁也搞不懂对方的意思，最后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看得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的吊装对接过程中也是如此。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中美专家之间就无法用语言交流，双方只有靠打手势——用哑语配合。有的操作手势双方都能理解，靠手势还凑合。但有的操作手势重复打了好几次，对方也不明白。因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手势表达的意思不同。
比如，中方打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把速度放慢一点，中方调装人员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双方一番大叫大嚷后，只好亮出裁判手势——暂停。
在发射场担任翻译，不仅辛苦，且责任重大。
航天技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尖端科学技术。中美双方一起讨论技术问题时，有的深奥的技术问题，别说把英语翻译成汉语，或者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就是中国人讲给中国人听，也未必完全能听懂。
加之中方是中方的翻译，美方是美方的翻译，当各自的翻译对同一问题理解不同，或者表达方式不一样时，也很容易引起误会，造成矛盾，甚至导致某项工作的失误。
比如，有一次，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对接之后，要进行一次“全区合练”。可双方进入合练状态后，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儿，美方也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出来了。于是，美方指责中方没按规定程序执行，中方埋怨美方没按会议要求办理。
结果，合练被迫中止，开会找原因。
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扯了半天，越扯越乱，越扯越糊涂。直至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理解不同。中方理解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合练，即从西昌—西安—北京—太平洋测量船的合练；而美方理解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全球合练”，即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间的合练。“全区合练”与“全球合练”虽一字之差，内涵却完全不同。由于一个用汉语讲述，一个用英语表达，原本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而到了真正发射卫星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凡是与美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身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在发射程序实施过程中，翻译除了要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如实地传递给美方外，还要用专用电话同美方时刻保持联系，随时交流各种问题；若是在翻译过程中，哪怕译错一句口令，也会导致工作程序错乱。
尤其是在地下发射控制室的翻译，风险更大。发射控制室设有一间空房，如果发射前一旦出现意外紧急情况，需要中美指挥员进行协调，便在这间屋里进行。这就必须依靠翻译。想想，假设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需要重新商定，若是翻译因为时间紧迫、心情紧张，将某个意思或者某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其后果将会怎样？
实事求是地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翻译人员，大都是走出校门不久的本科生或大专生，不少人员都是临时抽调出来的，并未经过发射基地翻译的专门训练，对航天技术尤其是对发射外星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加上匆忙上阵，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发射任务，所以，尽管其中有部分人员的英语水平也相当不错，但就总体水平而言，若用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标准来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是因为，在过去近二十年里，由于发射场位于大山沟，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与外界缺少联系与碰撞，与国外更无任何交往。虽然多数技术人员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也对英语有很大的兴趣，但后来现实生活告诉他们：外语与本身的日子并无多大关系，不懂外语照样活，照样干，照样晋职晋级，照样把卫星发射上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语的兴趣也就渐渐淡下来；到了后来，甚至不少人早就把外语抛到九霄云外了。
但这次有了发射“亚星”的任务，因了美国人的到来，山沟的语言受到强烈的冲击；加上迫于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压力，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专家技术员们本来已经睡着或死去的外语意识，又开始复活了。
通过与美国人在工作中的直接接触与实际交往，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外语是那么重要。就像一个山区的老农，第一次走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当他急于要上厕所而四处打听时，别人却怎么也听不懂他的方言，这才感到普通话的重要。
不少人开始认识到，随着人类开拓空间文明的不断发展，地球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将会越来越多。英语这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肯定是发射基地今后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
有的年轻的技术员深有感触地说：“外语这玩意儿太重要了，不好好学，看来还真不行！”有的老专家也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这次能用英语同美国人直接对话，工作效率至少可以提高一倍。”
于是，在清晨，或星期天，常常可以看见，基地不少人一大早便爬起来，独自站在小河边，或者菜地旁，面对高高的发射架或者黛绿色的大山，大声地朗读英语……
当然，中美语言的碰撞，唤醒的并非只是中国航天人的语言意识。
美国休斯公司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讲法语。在法国参加发射时，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参加发射时，我就讲英语。但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的技术人员大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汉语，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有时就连一根导线的事，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找到翻译才能解决。看来，这汉语是非学不可了。等回国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学习汉语！”
加拿大太列公司高级专家戈比回国时，在临上飞机前还谈到了语言问题。他说：“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自己也得好好学习汉语。”
我在发射场采访期间，还亲眼见到，美国休斯公司一位老专家的一个小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的空隙，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画着，嘴里还不时嘀咕两句。
我问他：“您都这般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刻苦地学习汉语？”
他说：“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丰富而有趣的。再说了，既然要同中国搞空间合作，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哪行？告诉你吧，我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这段时间里，已经偷闲记住了二十多个汉语词汇了！”
二十八、从要走，到再来
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源于落后。
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70年代，在国内打一次长途电话，常常要苦苦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还未必能打通，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曾领受过的滋味。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靶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
但，事实并不尽然。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据说，一位美国朋友在发射场的小宾馆向大宾馆打电话，拨了四五次都拨不通，气得扔下电话，冲着司机就喊：“走，开车，自己去！”
通信问题，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美国人刚到西昌的第二天，中美召开第一次协调会。会议一结束，美国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鲁·马克便给洛杉矶总部打电话，汇报情况。
电话挂得很顺利。马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喂，喂……”
马克刚讲了两句话，电话突然中断了。
“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喂、喂、喂，我是中国，西昌……”
马克对着话筒，一个劲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一连串的“嘟嘟”声。
马克急了，“啪”地扔掉话筒，冲进宾馆经理办公室，对着经理就发了一顿脾气，还连连挥动手臂，大声叫嚷道：“差劲儿！差劲儿！简直太差劲儿了！”
经理是河南人，一急，就露出一句河南话：“咋啦？”
马克咆哮道：“咋啦？电话，电话，电话怎么回事？”
经理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电话，电话咋啦？”
马克说：“咋啦，你说咋啦？我在问你，你怎么问我‘咋啦’？”
经理这才急忙改用普通话：“先生对不起，请您告诉我，电话到底怎么啦？”
马克说：“你们的电话不通！”
经理说：“不通？怎么会不通呢？”
马克更急了：“我是顾客，你是老板，你应该知道怎么不通，也有义务告诉我怎么不通，我怎么知道怎么不通？”
经理连忙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派人去修，马上派人去修！”
…………
接下来，电话不通的故事，在其他美国人的身上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几乎每一天，中方都会接到来自美方的关于通信的告状电话。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还找到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高先生，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要马上离开西昌！”
高先生一听，忙问：“离开西昌？怎么回事？”
佩尔捷说：“我要回美国去！”
高先生说：“为什么？”
佩尔捷说：“我自2月6日到西昌后，你们的通信工作一直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我们五六十名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且就这三条线路还不能保证正常使用。所以，我要马上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回去后，我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
高先生急忙道歉道：“对不起，佩尔捷先生，我们一定尽快想法解决，一定尽快想法解决！”
接着，另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找到高先生，表示要离开西昌。考梯斯少校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这次来中国西昌参加‘亚星’发射的项目人员下次再也不会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我提请你们注意，我反映的意见，是在这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
这两位美国专家都明确表示，他们所说的情况，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注意！
当晚，高先生向卫星发射基地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第二天一早，中方有关领导找到“亚星”项目经理歇尔·纽曼先生，首先对中方的通信问题表示了诚恳的歉意，然后说道：“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通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纽曼先生问：“什么情况？”
中方领导人说：“西昌卫星发射场在去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
“泥石流？！”纽曼先生顿感惊讶。
“是的，”中方领导人继续说道，“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只有半小时的工夫，我们通信团的房屋便纷纷倒塌，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甚至连公路和通信建筑物也发生了倒塌和崩溃！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的人不仅无法正常吃饭，甚至连喝水都困难。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赶在你们来之前，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基本畅通。西昌与全球通信，这是第一次，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
纽曼先生听了后，很感动，连声说道：“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于是，关于两位美国专家要回国一事，纽曼先生表示愿意和他们进行沟通，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解决好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为了保证此次发射顺利进行，中方在通信问题上此前做了很大程度的努力，不光抢建了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还花高价租用了国际电联的四条国际通信专线。这四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七条国际直拨电话线——四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三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但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与美国的通信条件相比，依然无法满足美国人的通信要求。
于是，中方一方面立即着手解决美方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将情况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请求邮电部速派人来协助解决。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