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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上官世盘解释说:“美国卫星运到西昌后,好比一位黄花姑娘要在你的房里借住几个晚上,意思就是叫你主人不要动手动脚。既如此,我们干脆把卫星测试厂房全部交给美国人去管理,这样我们既避免嫌疑,又让美国人放心。”
后来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位“黄花姑娘”,确实没有“动手动脚”。
“亚星”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和上官世盘去美国。美国国防部代表说:“中国认真遵守了安全协议备忘录。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可信的,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正如中国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中国没有想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得对方技术秘密的行为。”
当然,中国也采取了对等政策:你不要我进你的卫星测试厂房,我也不让你进我的火箭测试大厅;我看不到你的卫星,你也别想看到我的火箭。而且在发射场附近,中方对美方还有许多限制区域,一旦美方人员进入限制区,立即就会受到制止;倘若美方人员因工作需要进入某地,中方同样也会有人“陪同”。
正如一位中方人员所说:“在生活上,我们要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但在技术问题上,我们又必须像对手一样防范他们!”
中美双方都要相互防范,但又必须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联试工作相当艰难。
比如,卫星的操作地点在中方的工作间,操作设备也是中方的设备,但卫星的操作手却是美方休斯公司的人员;而美方的操作手对中方的设备不熟悉,别说排除故障,连起码的操作都不会。
怎么办呢?
中方操作手就先教美方操作手如何操作使用设备,然后再撤出工作间,在另一间房里等着;若遇到设备出现故障或美方操作有误时,再叫上翻译,一起进去排除或指点。
尽管如此,依然矛盾重重。
有一次,中美进行星箭合练。我走进地下指挥所,亲眼看到合练的艰难——
卫星信号台是发射中一个较关键的岗位。按中美联合操作程序规定,发射前卫星信号台只需完成两个动作:一个是与火箭连接脐带电缆脱落;另一个是发射前负七分钟向中方给出一个或正常或不正常的信号。完成这两个动作,就操作本身而言,并不复杂。但由于中美双方的设备差异较大,操作手段截然不同,致使那天美方操作手的操作,连连失误,让合练折腾了好几次。
出于好奇,经过协调,征得美方的同意,我换上白大褂,进了置放卫星信号台的工作间。原来,这个位置原本属于中方一位年轻的女技术员,现在却腾让给了两位美国朋友,而这位女技术员只能“傻乎乎”地守候在另一间房。
女技术员悄悄告诉我说,“我已教了他们(美国人)一个星期了,可他们还是容易出错。要么把设备捣鼓出了毛病,要么扳错了开关。没问题时,不让我进卫星工作间,等有了问题,又叫我进去。从早到晚,我就这么傻乎乎地守在这儿。说有事,有时一天下来,连工作间的门都没进一下;说没事,我又一步也不能离开。我曾多次提出,能不能让我和翻译坐在美国人身边,一旦有了问题,以便及时解决。但美方怕泄露技术秘密,死活就是不同意。本来,过去每次发射都是我主管这台设备,这次我却成了陪衬人员。说没参加‘亚星’发射任务吧,我每天都坐这儿;说参加了吧,到时连开关都摸不上一下,你说这多憋气呀!”
这算不算一种牺牲呢?
二十六、“国际标准”与“家传秘方”
美国位于西半球,中国位于东半球。
北京和华盛顿时差十二小时,西昌和洛杉矶时差八小时。
中国的太阳刚刚升起时,美国的月亮也该冒出来了。
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虽说同是发射卫星,却各有各的观念,各有各的习惯,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干法。
西昌卫星基地此前成功地发射了五颗同步卫星,但并非所有的做法都是国际标准;有的甚至用了个“土办法”,也照样完成了任务。
但美国人来了,过去的干法不行了,一切得按国际标准!
这对长期封闭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说,等于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发射站副站长唐贤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对我们是一种苛刻。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就会立即打来电话,要求及时解决。于是为了保证‘亚星’的发射,我们向全体官兵发出号召:这五十天,我们要当阵地一样死守!”
新的卫星测试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修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国际标准要求。比如,卫星测试厂房里的温度,要求是二十二摄氏度,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九天九夜不能停!
其实,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高一点或低一点,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未有过连续工作九天九夜的历史。
为了满足美方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气,发射站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结果,烧锅炉的小伙子一个个原本体壮如虎,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爬起来都困难了。
有一次,美国人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马上打电话,提出抗议。
美国人不仅对温度、湿度等要求极高,对电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
但人走电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人走不关电,是一种浪费;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卫星发射基地,人离开机房时,必须要切断设备上的电源,一是为了节约用电,二是加电时间长,怕设备烧坏。这不仅已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而且已作为一种严格的固定的工作制度;若是有人下班忘了关电,就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处分。
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工作时,一位从杭州来的女大学生,就因为有一次下班没关电源,结果硬是被单位党组织给了一个处分。就因为这个处分,这位杭州姑娘好几年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来,后来只好被迫含泪离开了她最爱的发射场。
但在美国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时,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二十四小时不停电,常年如此。而且,据说下班时,连商店的灯从来都是不关的。如果关了灯,被盗了,警方不予过问;要是你没关灯,被盗了,警方才予追查。
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断”这一工作制度,感到很不习惯,非常恼火,甚至大惑不解。
当然,中方一下要改变这种习惯,完全适应美方的要求,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要求要连续七天七夜不能停电。但中方的供电设备过去从来没有连续这么长时间工作过,所以非常担心。因为这电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在供电过程中,供电设备不行了,突然停电,导致卫星出现问题,如何了得?
中方为难了。
美方更是寸步不让,说:“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
但中国人不是傻瓜,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绝活;你有你的“国际标准”,我有我的“家传秘方”;更何况,老祖宗早就教导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
最后,七天七夜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办法虽然土一点,但效果一样。
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
合作继续进行。
中国人不怕苦。
中国人还不怕死。
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是满世界都知道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精神,中国的发射场,在美国人尚未来到西昌之前,都没有逃逸设备。
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的一种特殊设施。这种设施的作用是,发射架上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故时,工作人员能依靠它迅速逃离现场。由于美国的发射场一旦发生危险事故时,首先想到的是人的生命,是人如何逃命,所以它的发射架上必须装有逃逸设备;而中国的发射场一旦发生事故时,由于过去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马上排除事故,而不是怎样保住人的安全,所以设计时没有考虑逃逸设备。
此前,有个美国代表团到西昌发射场参观。代表团来到发射场时,中国专家请美国专家上发射架看看,美国专家抬头看了看发射架后,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中国专家感到奇怪,问:“怎么了?”
美国人反问道:“贵国的发射架上有逃逸设备吗?”
中国专家说:“没有。”
美国人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没有逃逸设备,万一发生事故,发射架上的工作人员怎么逃命?”
中国专家说:“我们的发射架一直都没有设计逃逸设备。”
美国人使劲地摇着头:“这怎么会呢?你们的发射架上为什么没有逃逸设备呢?”
中国专家说:“人在靶场在,誓与靶场共存亡,这是我们对靶场的基本信念。而且,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的天哪!”美国人望着七十七米高的发射架,双手抱着脑袋,站在原地,再也不动了;无论中方怎么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后来,中方增设了逃逸设备,美国人才上了发射架。
再比如,有一种十分危险的燃料,叫无水肼。这种燃料从美国运到西昌机场后,还要从机场转运到发射场。美国人对此十分谨慎,或者说很恐惧,便向中方提出了种种转运的条件,并坚持要在转运车上再铺一块不锈钢板。还说人一定要离开五十米,否则就很危险,云云。
中方对此当然也十分谨慎,但或许是习惯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中方负责人对美方说:“算了,这事你们就别管了。反正我们保证把它安全运到卫星测试厂房门口就行!”口气显得很轻松。
美国人望着中方负责人,忐忑不安,半信半疑。
结果,无水肼从机场及时、安全地运到了卫星测试厂房。中方工作人员不但没有铺不锈钢板,也没离开五十米,反而有的气瓶不好卸时,竟用人手抬肩扛!
美国人被震得目瞪口呆,伸出大拇指,连声说道:“中国人真勇敢,真能干!”
二十七、英语:沟通世界的桥梁
人类学家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语言。
设想一下,人类一旦失去语言,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再设想一下,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相通的语言作为“桥梁”,地球这个小小的村落,将如何交往、发展、生存?
“亚星”发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
美国人说英语,中国人讲汉语,你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如同一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结果自然不难想象。
按理说,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这种跨越国界的高科技合作,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用同一种语言直接对话。
但遗憾,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技术人员,都很少有人能用英语或汉语直接进行对话。
本来,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金大友说,休斯卫星公司原来打算在美国先办一个中国文化知识讲授班,意在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同时学一些简单的日常汉语。因为像这种跨越国界的中美合作,不单单是技术的交流,还有思想和情感方面的交流。如果不熟悉对方的文化习惯,往往会因一件小事而影响空间技术的合作,甚至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友情交往。但后来因某种客观原因,这个班没有办成。
而中方对此也早有考虑。三年前,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选派了部分技术干部到国防科技大学和四川大学进行英语短训。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专家技术员们对英语毕竟太生疏了。年纪大一点的专家,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近几年毕业的大专或本科生,虽说在学校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跨出校门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后,几年用不上英语,也很快忘了。总之由于发射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使用英语的机会极少;即便有点英语基础的,平时最多也就查查资料、搞点翻译而已;特别是口语对话,每天都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大眼瞪小眼,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因此,尽管中方对部分技术人员进行了三个月突击性的英语培训,一旦同美方进入“实战”性的交往,依然力不从心。个别基础较好的,尚可进行简单交谈。但问题稍复杂一点,便无法进行。一般能用英语说个“上”“下”“左”“右”,“是”或者“不是”,就算不错了。如果见面时能用英语说几句“您好”“吃饭了吗”“昨晚休息得怎样”,然后再拉上几句家常话,谈上一段工作,那就算佼佼者了。至于高一级的指挥员中,由于在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英语水平几乎为零,所以从早到晚,翻来覆去,说得最多的只有两个单词:“YES”“OK”。
至于美方人员的汉语水平,那就更可怜了,就会说两句中国话:“您好”“谢谢”。既生硬,还拐弯儿。
于是,在西昌发射场,翻译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西昌发射场在过去的发射中,从来没动用过一个翻译。
这次不同,一家伙组成了一支人数为二十余名的庞大的翻译队伍。但由于发射场上需要翻译的事情太多,比如中美之间的一切技术问题、生活问题以及情感问题,全都得靠翻译沟通;有时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也得通过翻译才能办成;甚至有时连上厕所,也离不开翻译。所以二十余名翻译照样不够用,照样很忙,照样很累。好多事情离了翻译,合作起来就非常别扭,甚至常常还会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难怪当我问外事处戚处长,你觉得发射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戚处长说:“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找不到一点时间给翻译们放假。” 飞向太空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