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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K.脸上带着几分惊异的神色眼看阿玛莉娅走了，奥尔嘉笑他，把他拽到灶沿凳边，看来她确实为现在可以同他单独待在一起坐一会儿感到高兴，然而这是一种平静、舒坦的喜悦，肯定没有掺和嫉妒心的杂质。正是这种与嫉妒心不沾边因而也没有任何疾言厉色的态度使K.感觉舒服；他很愿意看着这双蓝色的、不作媚态、毫不霸道而只是娴静腼腆、羞怯凝视的眼睛。他觉得似乎弗丽达和老板娘向他发出的那些警告没有使他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更好理解，而是使他注意力更集中、脑子更加灵活了。奥尔嘉表示奇怪，为什么K.偏偏要说阿玛莉娅心肠好，说阿玛莉娅这也行，那也行，其实唯独说她心肠好是不恰当的，奥尔嘉一说这，K.同她一起笑了。然后K.解释说，当然他这句赞扬的话是冲着奥尔嘉说的，但阿玛莉娅太霸道了点，她不仅把别人当着她的面说的所有夸奖话全都揽到自己头上，甚至逼得人把什么好话都冲她一个人说。
“这倒是一点不假，”奥尔嘉稍微收敛笑容，正色说道，“简直比你想的还厉害。阿玛莉娅比我小，也比巴纳巴斯小，可在家里是她说了算，是好是坏全由她定夺；当然，她的担子也比我们重，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是她承担的多。”K.觉得这话未免言过其实，因为阿玛莉娅刚才还举例说她对哥哥的那些事就不想过问，而奥尔嘉什么全知道。“我怎么给你解释好呢？”奥尔嘉说，“阿玛莉娅是既不关心巴纳巴斯也不关心我；事实上她除了关心父母以外谁也不关心，她白天黑夜地照顾他们，刚才又在问他们想要什么，到厨房给他们做吃的去了，为了他们她撑持着从床上爬起来，从中午开始她就病了，一直躺在这里凳上。可是虽然她不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却得听她的，就好像她是老大似的，要是她给我们出主意，我们都会照着她的点子去办，但是她自己就不听我们劝，我们在她眼里简直跟外人差不多。你是从外地来的，接触过的人很多；你难道不也觉得她特别聪明吗？”“我觉得她特别不快活，”K.说，“可是你说你们很尊重她的意见，而现在比如说巴纳巴斯当信差这个差事阿玛莉娅是不赞成的，甚至她看不起这工作，这怎么解释呢？”“要是他知道还可以干别的，那他马上就会扔下这个她非常不满意的信差工作的。”“他不是学过鞋匠活吗？”K.问。“不错，”奥尔嘉说，“所以他附带着也帮布伦施维克干干活，而且只要他愿意干，白天黑夜都有活干，可以挣好多钱。”“就是嘛，”K.说，“他本来是可以不干信差的嘛！”“不干信差？”奥尔嘉惊奇地问，“难道他是为挣钱才干这个差事的吗？”“也许你说得对，”K.说，“不过你刚才不是提到他对这差事不满意吗？”“他是不满意这差事，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奥尔嘉说，“可是，干这个是为城堡工作呀，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为城堡办事，恐怕至少应该相信这一点吧。”
“怎么，”K.说，“就连这一点你们也还有怀疑吗？”“唔，”奥尔嘉说，“实际上并没有怀疑。你看吧，巴纳巴斯到城堡的各个办公厅去，同那儿的管事们平等地打交道，也能远远地看见个别官员，交给他送的信也都是比较重要的，甚至非常信任他，放心让他带口信，你说他办的事还不够多吗？我们可以为他这么年轻就这样有出息感到骄傲了。”K.点点头，现在他不想回家了。“他也有一套专用的制服、号服什么的吧？”他问。“你指的是那件上衣吗？”奥尔嘉说，“不，那件衣服是阿玛莉娅给他做的，那时候他还不是信差呢。不过你已经快接触到要害问题了。他早该得到的不是什么制服号服，城堡是没有这玩意儿的，他早该得的是一套在职工作服，上头也答应过要发给他，可是在这类事情上，城堡的人办事是很慢很慢的，最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种慢速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说明事情正在受理过程中，但也可能是表示根本还没有开始受理，就是说官府还打算对巴纳巴斯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考验，最后，又可能意味着事情已经受理完毕，上头根据某些原因撤销了当时的诺言，巴纳巴斯这辈子也休想领到那套工作服了。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法知道，或者要过很久以后才能知道。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可能你听到过，叫做：‘官府的决定像大姑娘一样腼腆，千呼万唤也难出来。’”“真是独具慧眼，”K.说，对这事，他比奥尔嘉还要更重视些，“的确是独具慧眼，看得挺准，官府的决定恐怕同大姑娘还有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也许是吧，”奥尔嘉说，“不过我不明白你这话具体意思是什么。说不定你是在夸官府吧。可是说到工作服，这确实是巴纳巴斯的许多苦恼之一，而又因为我和他的苦恼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让我头疼。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个答案：为什么他得不到工作服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也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那些官员们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作服；据我们所知，巴纳巴斯也告诉我们，官员们都是穿着普通服装，当然，都是高级的便服啦。对了，你不是见过克拉姆吗？巴纳巴斯当然不是什么官，连最低一级的芝麻官都不是，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妄想当官。可是即使职位比较高的管事（这些人你在村里当然根本见不着），按巴纳巴斯说也没有专门的工作服；也许可以一开始就认为这对他是个安慰吧，但这是自欺欺人，因为，难道巴纳巴斯是职位较高的管事吗？不是，不管大家怎么对他有好感，也不能说这话，他不是高级管事，他到村里来，甚至还住在村里，这本身就证明他不是这种人，高级管事比官员们更少出头露面，也许这是有道理的，也许他们级别比某些官员更高些；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他们做的事要少些，听巴纳巴斯说，看着这些非常高大非常富态的男人慢条斯理踱着方步穿过走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巴纳巴斯总是大气不敢出、蹑手蹑脚在他们中间钻来钻去。
简单说吧，巴纳巴斯绝对谈不上是职位较高的办事人员，那么照理说他就应该是个低级的办事人员了吧？可是那些低级办事人员全都有工作服，至少，在他们下到村里来时是穿着工作服的，这不是真正的制服，各人穿的也有很多小地方不一样，可是不管怎么说看到这种服装一眼便能认出是城堡来的人员，在贵宾楼你不是也见到过这样一些人嘛。这种服装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多半都非常紧身，干农活的或者做手工的人恐怕是没法穿的。好了，巴纳巴斯没有这种衣服，这不光是让人感觉寒碜，觉得脸上无光，这倒还能忍受，严重的是使人对什么事都怀疑起来，特别是在情绪低落消沉时更是这样——我们，就是巴纳巴斯和我，我们时不时会情绪很低落的，说时不时，也不是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遇上这种时候我们就琢磨，巴纳巴斯做的工作到底算不算是城堡的工作；不错，他是在城堡的那些办公厅里进进出出，但那些办公厅就是真正的城堡吗？就说城堡肯定有不少办公厅吧，但是，允许巴纳巴斯进出的那些办公厅是城堡的办公厅吗？他是走进了一些办公厅，可那毕竟只是所有办公厅中的一部分呀，那儿另有些栅栏门，栅栏门后面还有另外一些办公厅。人家倒也没有禁止他穿过这些栅栏，可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在栅栏这边他就找到了他的那几个上司，他们听完他的报告就让他走人了。另外，在那里行动是受到监视的，至少人自己有这个感觉。再说即使他穿过了栅栏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在那边又没有要办的事，那样做岂不是成了一个擅自闯入公务重地的异己分子？你也不能把这些栅栏设想成某种不许越过的界线，巴纳巴斯也多次让我注意这一点。原来，在他进出的那些办公厅里也是有栅栏的；这就是说也有那么一些栅栏是他经常穿行的，而且这些栅栏跟他还没有穿越的那些看上去并没有两样，所以说也不能一开始就猜想在他没有穿越的栅栏后面会有跟他去过的那些办公厅大不相同的什么别的办公厅。不就是我们只在情绪低落消沉时才有这种想法嘛？就这样，我们的疑心越来越大，根本不能抗拒。
再举个例子说吧，巴纳巴斯是跟一些官员说话，巴纳巴斯是得到人家让他传送的信，可那究竟是些什么官员，是些什么信啊！他自己说他现在是分配到克拉姆手下了，克拉姆本人亲自给他派任务。好，这应该说是很抬举他了吧，连一些高级管事也没有争取到这份差事，唔，恐怕这是把他抬得太高了，真让人担心会摔个粉身碎骨的。你想想看，直接分给克拉姆调遣，同他嘴对嘴地说话！真是这么回事吗？是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可是到底为什么巴纳巴斯又怀疑那个被称为克拉姆的人是不是真是克拉姆呢？”“奥尔嘉，”K.说，“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对克拉姆的外貌产生怀疑呢，他的长相谁都清楚，连我都亲眼见过他。”“我一点也不是开玩笑，K.，”奥尔嘉说，“这不是什么玩笑，这是我最感到揪心的忧虑。但是，我给你讲这些并不是想轻松轻松，让你替我分分忧，而是因为你刚才问起了巴纳巴斯，阿玛莉娅又嘱咐我跟你讲讲这些，另外也因为我觉得知道些详细情况对你有好处。再就是我也是为了巴纳巴斯才讲这些，让你知道后好别再对他抱太大希望，免得他使你失望，他又因为你失望而难受。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比如昨天夜里他一宿没睡觉，就因为你昨天晚上对他表示了不满；听说你昨天对他说，只有一个像他巴纳巴斯这样的信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你这句话弄得他整夜睡不着觉。当时你大概没怎么发觉他情绪异样吧，因为城堡的信差必须要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让它们外露。可是真够他难的，就连伺候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你自己呢，一定觉得对他要求并不太高，你对信使工作自有你一套从外面带来的看法，又拿这套看法作标准去衡量你对他提出的要求。但城堡对信使工作却有另一套标准，这同你的标准没法一致，即使巴纳巴斯为这个工作把自己的什么都搭进去也不行，而我心疼的是，他有时候真像是很乐意这么干呢。本来嘛，做这个工作就应该服从，不应当有二话，可问题出在不知道自己做了半天是不是真在做信使工作。在你面前他当然是不能对这个表示怀疑的；要是他这样做他就是砸自己的饭碗，就是严重违反那些他自己觉得现在还必须遵从的法规，就连在我面前他说话也不自由，我得哄着他、捧着他，使劲吻他，才能从他嘴里挤出表示怀疑的话，甚至就是说出了那样一些话以后，他也还是躲躲闪闪，不肯承认那些怀疑话是怀疑。他的性格有点像阿玛莉娅。虽然我是唯一他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他肯定还是没把什么全告诉我。可是我们有时候倒也谈谈克拉姆，我还没见过克拉姆——你知道，弗丽达不怎么喜欢我，她是怎么也不乐意让我见到克拉姆的——但他的相貌在村里当然是人人都知道的，有少数人见过他，所有的人都听说过他，于是从见过的人得到的印象、道听途说听来的材料、再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添油加醋的描述，就勾画出了一幅也许大体上符合实际的克拉姆画像。但只能说是大概。除基本轮廓外，别的方面就有比较大的出入了，而这些描述的出入之处也许还没有克拉姆的真正外貌的变化来得大呢。据说他到村子里来时模样完全变了，而到离开村子时又变一个样，喝啤酒前是一个样，喝完后又是另一个样，醒时一个样，睡着了又一个样，独自一人时一个样，跟人谈话时又一个样，根据这些，说他在上头城堡里时完完全全是另一个人就不由你不信了。再一点，即使那些有关他在村里时的外貌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关于他的个子、姿势、胖瘦、胡子等方面的说法很不一致，只有在穿着一点上，幸好大家的说法总算一致了：都说他老是穿同一件衣服，一件有长摆的黑色上装。为什么会有这么些很不一样的说法？当然不是克拉姆会变魔术，而是因为见到他的人当时的心情、激动的程度、各自抱的希望或者绝望的复杂心境千差万别，数也数不清，加上见到他的人多半都只被允许匆匆一面，考虑到这些，有那么多不同说法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我对你讲的全是巴纳巴斯常对我解释过的话，要不是亲身参与，一般说来听了这些也就可以心安了，可是我们不能心安，对巴纳巴斯来说，同他谈话的是否真是克拉姆，这是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啊。”“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他。”K.说，这时他们在灶沿凳上坐得又更靠近了些。
听到奥尔嘉讲的所有这些对他很不利的新闻，对K.虽然是当头一棒，但是，他在这里发现有些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同他的遭际相去无几，就是说他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语言，而不是像他跟弗丽达那样只在某几个方面可以交谈，这样一想，他的惊愕便又大部分释然了。尽管他对巴纳巴斯的信息能助他成功已渐渐失去希望，但巴纳巴斯在上头愈是不顺利，在下面跟他K.就愈加接近，K.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村子里竟会出这么一件如此不幸的事，就是巴纳巴斯和他姐姐的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当然，事情离清楚明白还差得很远，最后甚至会跟原来想的完全相反也未可知；不能一看到奥尔嘉那确定无疑的率真无辜的性格，就马上不假思索地认为巴纳巴斯也一定是老实的。“有关克拉姆的相貌的各种说法，”奥尔嘉接着说，“巴纳巴斯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搜集了很多，把它们互相比较，也许他收集的太多、多得没法再多，还有一次他透过一辆车的车窗亲眼看到了克拉姆，或者说他觉得好像是看见了克拉姆，好了，总可以说他为了认出谁是克拉姆，准备做得够充分的了，然而——你怎么解释这怪事呢——当他到了城堡，走进一个办公厅，别人在几个官员中指着一个告诉他说那就是克拉姆时，巴纳巴斯还是认不出来，事后也有好久没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人就是克拉姆。但是如果你问巴纳巴斯，那人跟人们脑子里想象的克拉姆有什么不同，他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而是向你一点一点细说城堡里那位官员的外貌，可说来说去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克拉姆的那些说法又丝毫不差。‘哎呀好了好了，巴纳巴斯，’我说，‘你干吗要怀疑，干吗要折磨自己？’然后，他急得满头大汗地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城堡里那个官员有些什么特点，可是这些特点倒像是他凭空臆想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看到的，而且又全是些鸡毛蒜皮——比如什么点头的姿态有点特别啦，什么上装背心的扣子没扣上啦等等——弄得人哭笑不得。
我觉得，更重要的倒是克拉姆怎样跟巴纳巴斯打交道。巴纳巴斯常常给我细讲这一点，甚至还画了一张图。通常，巴纳巴斯被领进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可那不是克拉姆的办公厅，也根本不是某一个人的办公厅。这个大房间是长方形的，一张两头顶着边墙的长斜面写字台，把它又隔成一窄一宽两半，窄的那一半，两个人迎面走需要侧身让道，那是官员们的地方，宽的那一半则是供上访上告各方、观众、管事、信差一应人等使用的，写字台上，一本挨一本地打开放着又厚又大的书，大部分书前面都有一个官员站在那里阅读。但他们并不只是老看一本书，可也不是交换书而是交换位置，使巴纳巴斯感到最最稀奇的景观就是他们在互换位置时不得不你挤我，我挤你，熙来攘往好不热闹——那隔间确实是太窄了一点。紧靠写字台的前面立着一张张小矮桌，每张桌旁坐着一个秘书，他们根据官员们的要求把他们口授的东西记录下来。巴纳巴斯对这种口授记录究竟是怎么进行的总是觉得非常稀奇。原来那批官员口授前并没有发出什么明确的指令，口授时声音也很小，人们几乎感觉不出谁在口授，那个口授的官员反倒是像在继续看他的书，跟原先可说没有两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现在一边看书一边口里念念有词打着喳喳，而就是这一丁点儿声音秘书也还是听明白了。有时，官员口授的声音实在太小，秘书坐着根本不可能听到什么，那时他只好跳将起来，伸长脖子竖起耳朵使劲捕捉这空中信息，一经截获便飞快坐下唰唰唰把它们记下，然后再次跳起来……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下去。真是稀奇、新鲜，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巴纳巴斯当然有的是时间观察这一切细节，因为，在克拉姆的目光终于落到他身上之前，他在那个观众间里要站上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即使克拉姆已经看见他，他赶紧直挺挺地立正站好等待命令，也还不等于就有戏了，因为克拉姆可能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再去看书而把他忘掉；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这到底算个什么信使工作啊，有他和没他不是完全一样吗？每当巴纳巴斯一大早说他要去城堡时，我心里真是好难受。大概又是白跑一趟，大概又是白白浪费一天，大概又是一次希望落空，这究竟算个什么事儿？再看看家里吧，家里是鞋匠活堆成山没人做，布伦施维克天天又催又赶。”“不错，”K.说，“巴纳巴斯是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接到一项任务。这是很好理解的，看起来，这里的职员人数绰绰有余，不可能每人每天都有事做，这你们就不必抱怨了，大概谁都这样吧。
可是不管怎么说巴纳巴斯总归还是得到任务了，就拿我来说，他不是已经给我送来两封信了吗？”“很可能我们是没有理由抱怨，”奥尔嘉说，“特别是我，因为我什么都是道听途说听来的，我又是女的，对这些事不像巴纳巴斯那么懂，何况他还有一些事瞒着我呢。可是现在你听我说说他送的那些信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拿送给你的那两封信做例子吧。这两封信他不是直接从克拉姆手里而是从秘书那里拿到的。不知道是哪天有信，不知道是白天有还是晚上有，随便什么时间都可能有——所以我说这份差事表面看很轻松，实际上非常累人，因为巴纳巴斯一刻也不能放松警觉——只要那位秘书一想起他，就马上招呼他过去。看样子也完全不是克拉姆让他叫，因为克拉姆在旁若无人地读他的书；当然，有时巴纳巴斯到那里时恰好碰上他在擦他的夹鼻眼镜（他平时倒也常擦眼镜的），那时他也许就会看巴纳巴斯一眼；还得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戴夹鼻眼镜也能看得见人，巴纳巴斯怀疑他是否能看见，因为擦眼镜时克拉姆的眼睛几乎是闭着的，样子像在打瞌睡，似乎是在一边做梦一边擦眼镜。这时秘书从他桌子下面的一大堆文件和书信中翻出了一封给你的信，就是说，那信并不是他刚写好的，恰恰相反，从那信封看，是一封已经在那里搁了很久的、很旧很旧的信了。既然是一封旧信，那为什么让巴纳巴斯等那么久？也可以说为什么让你等那么久？最后还可以说，为什么让信等那么久？这时才拿出来，不早就过时没有意义了吗？这样一来还让巴纳巴斯也背上了黑锅，人们会说他是个很次的、办事拖拉的信差。秘书当然轻松得很，他只消把信交到巴纳巴斯手里，说一声‘克拉姆写给K.的’就完事了，就把巴纳巴斯打发掉了。可是接下去呢？巴纳巴斯回家来了，一路赶得上气不接下气，把那封终于抓到手的宝贝信小心翼翼地放在衬衣底下贴身揣着带回家，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也是在这灶沿凳上，就跟我们两人现在似的，他给我讲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就一点一点地分析、琢磨，看看他这一趟究竟有什么收获，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太少太少了——可就连这一点点很少很少的收获是不是真正的收获也还是成问题的，于是巴纳巴斯便把信撂在一边，没有心思去送，但他也没有心思去睡觉，拿过鞋匠活来又做不下去，结果是坐在小凳上发了一夜的愣。
事情就是这样，K.，这就是我的全部秘密，现在你大概不会再奇怪为什么阿玛莉娅不愿意过问这些事了吧？”“那么我那封信呢？”K.问。“信？”奥尔嘉说，“唔，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巴纳巴斯催烦了，大概是过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吧，他这才拿起那封信去送。这些大面上的事他倒是完全听我的，因为听了他讲的那些个事情我开始时虽然受不了，但能很快理智起来，不再感情用事，而这一点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比我知道的事情多呀。冷静下来后我经常对他说：‘巴纳巴斯，你到底想要什么呀？你是在做梦，做官儿梦，做干大事的梦吗？难道你想爬到一个高官儿的位置上去，要到永远也见不着我们、永远见不着我的面才甘心？这就是你拼命追求的目标吗？我不能不这样想，要不我就不懂：为什么你对现在已经有的东西会这么老大的不满意？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左邻右舍有哪一个混得跟你一样？当然，人家的经济情况跟我们不同，人家不需要千方百计去捞外快，不过就是不跟人家比，你不也得承认你现在是一路顺风的吗？难处是有的，不顺心的事是有的，失望的时候也是有的，可是这些难道不是仅仅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白送给你，正相反，每件小东西都得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吗？这样做了，应该使人更有理由感到自豪，而不是沮丧！再说，你难道不也是在为我们奋斗吗？难道这对你竟一点不重要？不能给你鼓劲？还有，我觉得很幸福，甚至差点为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感到骄傲，难道这不会使你心里感觉踏实吗？说真的，你使我失望的倒不是你在城堡难得如愿，而是我在你身上难得如愿啊。你能去城堡，经常在那些办公厅里出出进进，整天同克拉姆待在一个房间里，是个大家公认的好信差，有资格要一套在职工作服，得到重要的公文和信件去递送。这就是你呀，这些你全能办到，你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从上头下来，一见到我不是和我拥抱，不是同我一起高兴得流泪，倒反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你什么全怀疑，只有鞋楦头可以吸引你，而那封信呢，那是我们未来的保证啊，你倒好，让它躺在那儿睡大觉！’我就是常常这样说他的，而每一次，都是我把这些话来回唠叨了好几天，他才叹口气，拿起信走了。
可是，大概根本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而是他自己又急着想去城堡了，因为要是没有完成手里的任务，他是不敢再到那儿去的。”“可是你对他说的这些话也没有一点错啊，”K.说，“你这些话说得多对，总结得多好啊，真让人佩服。你的头脑多清楚呀！”“不，”奥尔嘉说，“你这个印象错了，这么说，我的话也使他产生了错觉。你看，他到底达到了什么目的呢？说他能进一个办公厅，可是那地方看样子并不是什么办公厅，倒更像一个办公厅的前厅，也许连这个也不是，而只是一间专用房间，用来阻挡那些不该去真正的办公厅的人。说他同克拉姆谈话了，可那人真的是克拉姆吗？说那是个样子有几分像克拉姆的人不是更恰当些吗？那人也许充其量是个秘书，因为长得有点像克拉姆，就使劲装得更像克拉姆一些，装模作样地模仿克拉姆那种半醒半睡、迷迷糊糊、不把人放在眼里的样子。克拉姆身上这一点最容易模仿，不少人都试着这么干，当然，对他的其他方面，他们都有自知之明，不敢随便胡来。像克拉姆这样一个谁都渴望着能见面可又很难见到的人，是很容易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的。比如这村子里有一个叫莫姆斯的秘书。什么？你认识他？这人也是很少露面的，不过我倒见过他几回。这是位年轻的、长得挺富态的先生，对吧？说实在的，他长得一点不像克拉姆。但村里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以拍着胸脯赌咒发誓，说莫姆斯就是克拉姆而决不能是别人。你瞧瞧，人就是这样自己把自己越搞越糊涂的。城堡里又怎么样？肯定不会是这样吗？有人告诉巴纳巴斯说那个官员就是克拉姆，那人同克拉姆也的的确确有相像的地方，但对这点相似巴纳巴斯总是一再产生怀疑。而且，各种迹象都在加深他的怀疑。想想吧，难道说克拉姆竟然必须坐在这谁都可以进来的房间里，铅笔夹在耳朵后面，在别的官员中间挤来挤去？这不是太玄乎了吗？巴纳巴斯有时常常带着点孩子气——不过这已经是一种有信心的情绪了——说：那个官员真是太像克拉姆啦，要是他坐在一间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书桌旁边，并且门上有名牌——那么我就不会再有什么怀疑了。
是的，这话是有点孩子气，可也确实很在理。当然，如果巴纳巴斯在上面时趁热打铁，多向几个人打听一下实情，那他就更明白事理、就成熟多了。他自己不是说那个大房间里闲站着好多人吗？就算这些人回答他的不见得比那个不等问话就主动把克拉拇指给他看的人说的可靠多少，可是从他们那五花八门的说法中至少总能归纳出几条线索来吧。去问问这些人，这不是我的新招，是巴纳巴斯自己想到的，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问；因为怕会在不知不觉中违犯不知哪一条法规而丢掉这个位置，所以他跟谁都不敢搭腔，你看他心里多没底，多胆怯啊；他这种说来真够可怜的心虚胆怯，使我对他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得更清楚，比说上几百句话更灵。你想，连张嘴问一个谁也碍不着的问题都没有胆量，他在那里要不是看着什么都疑神疑鬼、战战兢兢才怪呢。一想到这些，我就责怪自己怎么让他到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做事，结果弄得连他这个本来不胆小而倒是有些莽撞的小伙子，大概也成天在那里害怕得浑身发抖呢。”〔23〕
“说到这儿，我想，你快要道出问题的症结了，”K.说，“关键正在这里。你说了那么些话，到现在我觉得事情已经一目了然。这就是：巴纳巴斯做这个工作人太嫩了点。他说的那些话没有哪句可以完全当真。既然他在上头害怕得六神无主，在那里就不可能做到耳聪目明。硬要逼他讲那里的事，听到的又怎能不是一堆乱糟糟的无法相信的话？对这种惧怕心理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你们这里的人是天生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出生后又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四面八方不断向你们灌输一辈子这种敬畏心理，你们自己也竭尽全力配合人家向自己灌输。不过，对这一点我总的说并不反对；一个官府衙门如果是好的，为什么不让人对它抱着敬畏的态度呢？问题是，敬畏只管敬畏，怎么能把像巴纳巴斯这样一个连村子大门都没出过，对世事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子一下子就派到城堡去，接着便要求他回来如实地报告那里的情况，然后又把他说的每句话都当成神明启示仔细琢磨研究，接下去再把对这些话的破译看成决定吉凶祸福的大事？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当然，我也一点不比你高明，我也让他给搞蒙了，又是对他寄予希望，又是为他经受失望的痛苦，而希望也罢，失望也罢，两者都是根据他说的话，就是说都几乎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奥尔嘉沉默不语。“我知道，”K.说，“想动摇你对你弟弟的信任是不容易的，我看到你太爱他，对他抱着太大的期望。
然而无论多困难我也得做，而且我所以要这样做，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考虑到你对他的爱和期望。不是吗，你看，总是有点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妨碍你看清楚事情的底里，不是要你去看巴纳巴斯爬到了多高的位置，而是看看清楚人家都送了一些什么东西给他。就拿他能到办公厅去这件事来说吧，哦，或者照你说的，是一个什么前厅；唔，前厅就前厅好了，可是那里总有门可以通到别处去，总有一些栅栏可以过得去，只要人机灵点不就行了吗？比方说我吧，我就根本没法去那个前厅，至少暂时完全不可能。巴纳巴斯在那儿跟谁说话我不知道，也许那个秘书是最低一级的办事人员，可就算他是最低级的，他总可以带你到他的顶头上司那里去，再如果他不能带你去，那么至少可以告诉你那位上司的名字，再退一步，如果他也不能告诉你上司的名字，那么总可以指定你去找一个能告诉你这名字的人吧？就算那个被认为是克拉姆的人同真克拉姆丝毫不像，看上去像克拉姆不过是巴纳巴斯太紧张眼神出毛病产生的幻觉，就算那人是个最低级的官员，甚至什么官儿都不是，可是他既然在写字台前站着，总有一个什么任务、总是在他面前的那本大书里看点什么、总是跟那个秘书嘁嘁喳喳说了点什么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目光一下子落在巴纳巴斯身上了，那时他脑子里无论如何总会动一动吧？好，现在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刚说这些全不对，那人和他那些神情举动什么都说明不了，那么总归还得有人安排他站在那儿，叫他站在那里必定是有某种用意的。说了这么一大堆，我的意思是：巴纳巴斯手里总归还是有点东西的，总归人家是给了他一点什么，至少是一点点什么，如果说拿着这点东西却什么也不会干，反而生出一大堆怀疑、恐惧，人也搞得灰溜溜的，那么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说的这些都是作最坏的设想，而这种最坏的情况可能性是极小的。因为，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两封信在手里攥着，虽然我不敢太相信它们，但它们总比巴纳巴斯的话可信得多吧。就算这是两封过时的、没有什么价值的信，是从一大堆同样毫无价值的信中胡乱抽出来的，像年市上的金丝雀那样，不动脑筋，碰上什么就是什么，从一大堆纸签中把一个人的命运之签叼出来，即使是这样，但这两封信至少是提到了我的工作；虽然它们也许不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写，但很明显的是写给我的。
经村长和他的妻子证实，它们的确是克拉姆的手笔，而且，又是根据村长的话，虽然它们只是写给我个人的，并且意思相当含混，但毕竟是有很大重要性的。”“村长说过这话吗？”奥尔嘉问道。“对，他说过。”K.答道。“我要把这个告诉巴纳巴斯，”奥尔嘉接口就说，“这对他会是个很大的鼓励。”“可是他并不需要鼓励，”K.说，“鼓励他，就等于跟他说他做对了，他只管照自己现在的做法一直做下去就行了，然而恰恰是照这种做法他将永远一事无成。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被手巾蒙住，那么无论别人怎样鼓励他使劲瞪大眼睛看，他也是永远看不见什么的，只有给他把那块手巾解下来，他才看得见。巴纳巴斯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鼓励。你想想吧：那边山上就是官府，它是个让人理不出头绪来的庞然大物，一个解不开的谜——我来这里以前，竟然自以为对它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不差的了解，你看我那时够多幼稚啊——好，接着说下去，那里就是官府，巴纳巴斯朝它走去，没有别人，只有他一个人，可怜巴巴，孤孤单单，像这样干法，如果他将来不是落一个缩在不知哪个办公厅中哪个黑洞洞的角落里一辈子下落不明的下场，那还算是万幸呢。”“K.，你别以为，”奥尔嘉说，“别以为我们对巴纳巴斯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们对官府抱着诚惶诚恐的敬畏态度，这是你自己刚才说的。”“但这是一种错误的敬畏态度，”K.说，“是一种用错了地方的敬畏态度，结果反而给受到敬畏的一方脸上抹了黑。你看吧，巴纳巴斯能去那个房间，他不知道好好利用人家送他的这份礼物，却成天待在那里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浪费时间，从那里下来以后，又对那些他刚刚还敬畏得发抖的人又是怀疑又是贬低，或者，由于灰心绝望或太累又不马上去递送信件，不立刻去办上头信任他让他去通知的事情，他这样做，还能叫做敬畏吗？恐怕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敬畏了。然而我的责备还不止限于巴纳巴斯，我还要说说你，奥尔嘉；我没法不怪你，你虽然自以为对官府怀着敬畏，又明明知道巴纳巴斯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为什么又偏偏叫他孤零零一个人到城堡去？至少是没有阻止他去？”〔24〕
“你埋怨我这一点，”奥尔嘉说，“实际上我自己也一直都在这样埋怨自己。当然我不是责怪自己叫巴纳巴斯去城堡，我并没有叫他去，是他自己去的，可是也许我应该千方百计阻止他，硬性强迫也好，使个计策也好，拼命说服也好，都是可以的嘛。我本应该阻拦他，可是，如果今天是那一天，是我决定让他去的那一天，如果现在我又像当时那样感到巴纳巴斯的困难和我们家的困难，如果巴纳巴斯还是同那天一样明明知道这样做的责任和危险仍然微笑着轻轻挣脱我的手要去那儿，那么，就是今天，虽然说从那时到现在我长了好多见识，我还是不会阻拦他的，并且我想，如果你是我，你也只能这样做。你不了解我们家的困难，所以你错怪了我们，但首先是错怪了巴纳巴斯，当时我们抱着希望，比今天大些，可是即使在那时也没有抱很大希望，很大的是什么？只是我们的困难，直到现在这困难还是一样大。弗丽达没有给你讲过我们家的事情吗？”“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讲了一点点，”K.说，“没讲太具体的东西，可是一提到你们的名字她就很激动。”“老板娘也什么都没讲吗？”“对，一点没讲。”“别人也一点没讲过？”“没有。”“当然啰，怎么可能有人给你讲点什么呢。谁都知道一点我们家的事，要不就是知道真实情况——如果那些人能听到真情的话——要不至少也知道一点听来的或者多半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谣言，人人都想到我们，连不该想的时候也想，可是要说把这些想法讲给别人听吧，谁都不这样做，把这些事用嘴说出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他们是对的。这些话的确很难出口，就是对你K.讲也一样困难，很可能你听完后拔腿就走，再不想同我们来往，尽管这些事看起来同你没什么关系。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你，而你现在对于我来说，不瞒你说，差不多比巴纳巴斯为城堡办事更重要。可是想来想去——这种矛盾心情已经折磨了我整整一晚上了——我觉得还是得让你知道这些事，否则你就不了解我们家，就会一直错怪巴纳巴斯，这样我会特别心疼的；不这样我们就不齐心（齐心是非常必要的），你就不能帮助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特殊帮助。不过这儿还有一个最起码的问题：你到底想听不想听？”“你为什么要问这个？”K.说，“既然有必要，我当然想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我有点迷信，”奥尔嘉说，“我怕你会卷进我们家的事情里来，而你是无辜的，几乎跟巴纳巴斯一样无辜。”“你快讲吧，”K.说，“我不怕。你们女人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结果会把本来不那么严重的事也给弄严重了。”
阿玛莉娅的秘密
“你自己下判断吧，”奥尔嘉说，“说来也怪，这些个事听起来非常简单，可你就是不能马上明白它们怎么会那么重要。事情是这样的：城堡里有一个叫索尔替尼的大官。”“我知道这人，”K.说，“聘任我的官员中就有他。”“我不信，”奥尔嘉说，“索尔替尼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你一定是把他跟索尔蒂尼搞混了吧，就是‘蒂’字用‘d’拼写的那个？”“你说对了，”K.说，“我听说的是索尔蒂尼。”“是的，”奥尔嘉说，“索尔蒂尼是非常有名的，他是最最勤恳的官员之一，人们经常谈起他；而索尔替尼就简直不露面，没有几个人认识他。三年多以前，我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见到这个人。那是七月三日，那天消防协会举办一次联欢活动，城堡也来人参加了，还捐赠了一台新的灭火器。据说索尔替尼是兼管消防事务的（但他也许只是临时代理——当官的经常是你代理我我代理你，所以很难弄清楚某位官员真正主管的部门），那天他来参加灭火器的捐赠仪式；当然，城堡还来了些别的官员和办事人员，索尔替尼一直待在别人最不注意的地方，这一点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这位先生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喜欢闷声不响地思考问题；使每一个难得发现他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皱眉头时样子非常特别，原来，他额头上的皱纹——虽说他肯定超不过四十岁，但皱纹非常多——在皱眉时一条条笔直地奔向鼻根聚拢，活像一把没有完全撑开的折扇，这种模样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好，回过头来说那次联欢活动。我们，就是阿玛莉娅和我，好几个星期前就高兴地盼着这次活动了，我们把自己的节日盛装拿出来，有几件还重新浆洗熨烫一遍，特别是阿玛莉娅的衣服很漂亮，白衬衫的前胸高高鼓起来，花边摞花边，妈妈把她在这上头的全部家当都拿出来给她用，当时我眼红得在联欢活动前一天夜里整整哭了半宿。直到第二天清早大桥酒店的老板娘来看我们时……”“大桥酒店的老板娘？”K.问。
“对，”奥尔嘉说，“她和我们家是很要好的朋友，对，她来了，看出阿玛莉娅比我打扮得好看，为了安慰我，她就把自己的镶有波希米亚钻石的项圈借给我戴。可是，我们都梳妆打扮好准备要出门了，阿玛莉娅站在我面前，我们大家都对她的美赞不绝口，父亲说：‘你们记着我说的吧，今天阿玛莉娅准会找到姑爷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把这个给我脸上添了光彩、使我很得意的项圈摘下来给阿玛莉娅戴上了，我这时一点不妒忌她了。她能压倒群芳，真叫我低头服输了，当时我还想，谁都会在她面前低头服输的，我这样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当时见她跟往常比完全变了样而突然惊呆了吧，因为，她的长相原本说不上美，但她那忧郁的目光（从那天以后就一直保持下来了）有一种比我们高出许多的、傲视一切的气势，使人真正要不由自主地在她面前低头弯腰呢。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包括来约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的拉塞曼和他的妻子。”“拉塞曼？”K.问。“对，拉塞曼也来了，”奥尔嘉说，“我们家当时很受人尊敬啊，比如说这次联欢活动吧，要是没有我们参加恐怕很难搞得起来，因为父亲是消防队的第三教练。”“那时你们父亲的身体还挺硬朗么？”K.问。“我们的父亲吗？”奥尔嘉反问道，似乎不完全明白K.的意思。“三年前他还可以说是个年轻人呢，比如，有一次贵宾楼发生火警，他能把一个官员，就是那个又胖又重的加拉塔，背在背上跑步救出去。当时我也在场，那次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火灾，只是一个炉子边上堆放的干柴开始冒烟了，但加拉塔害怕起来，从窗户往外呼救，消防队来了，尽管火已经扑灭，我父亲还是得把他背出去。是啊，加拉塔行动很不方便，遇到这类危险时只能多加小心呗。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是想说明我父亲的变化，从那时到现在才不过三年出头，可是你看看吧，他坐在那里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K.才发现阿玛莉娅又回到屋里来了，不过这一次她站得离K.很远，在她父母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喂母亲吃东西，母亲风湿病很重，胳臂不能活动，阿玛莉娅一边喂又一边不断安抚父亲，要他耐住性子再稍等一会儿，她很快也就来喂他了。
然而这些宽慰话未能奏效，那位父亲现在是馋涎欲滴，恨不得马上把汤喝到嘴里，在这种强烈欲望的驱使下，他居然克服了体力上的衰弱伸长脖子使劲去够，一会儿想够着汤勺啜上一口，一会儿又想直接从盘里把剩下的汤喝光，然而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有时在他嘴还没有碰到汤勺之前汤就光了，有时又不是嘴而是那两绺耷拉着的小胡子泡进了汤里，弄得汤汤水水唏里哗啦四处乱溅，唯独一滴也不往他嘴里去，于是他便气呼呼地咕哝起来。“三年就把他弄成这副模样了？”K.问，但他到这时对这两个老人、对那个放祖传饭桌的屋角仍然还是没有同情而只有厌恶。“三年，”奥尔嘉慢吞吞地说，“或者更准确些说是一项联欢活动上的几个小时。那次活动是在村前小溪边一块草地上举行的，我们到那儿时，人已经很挤很挤了，附近几个村子也来了许多人，吵吵嚷嚷，弄得人头昏脑涨。首先父亲当然带我们来到那台新灭火器旁，他一看见这机器便高兴得笑起来，一台新灭火机使他很快活，他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一边给我们讲解起这部机器来，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不许别人说半个不字，也不许别人不置可否；如果是要看看机器底下的什么部件，我们就得大弯腰，甚至几乎爬到机器底下去；巴纳巴斯不愿往里钻还挨了打。只有阿玛莉娅一个人不关心这台灭火器，她穿着那件漂亮的连衣裙昂然站在一边，谁都不敢跟她搭腔，有几次我跑过去挎起她的胳臂，但她还是一声不响。就是今天，我也还是弄不明白当时我们怎么会在灭火机那儿站那么长时间，你看，直到父亲从灭火机旁走开时我们才发现索尔替尼也在那儿，父亲讲话这段时间他一直站在灭火机后面，靠在一根手柄上。那天真是吵得要命，比平常的节日活动吵闹得厉害得多。原来城堡又送了消防队几支小号，这几支号挺特别，根本不用使多大劲，连孩子也能行，就能吹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简直会以为土耳其人又来了，人简直没法习惯这声音，每次重新响起来时都要吓一大跳。
再说因为全是新号，谁都想拿过来吹两下，又因为这是一次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上头也就不禁止人们这样胡来。我们周围正好有几个这样的瞥脚号手，也许是阿玛莉娅把他们招来的吧；在这种乱哄哄的情况下要集中注意已经很难了，如果还要照父亲的要求仔细听他讲灭火机，那么你可以想见，我们当时只能是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才那么老半天都没有注意到索尔替尼，何况我们原先又谁也不认识这个人呢。‘索尔替尼在那儿。’拉塞曼终于悄悄凑着父亲的耳朵打喳喳说——我正好站在他俩旁边把这话听见了。于是，父亲转身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并激动地示意我们也鞠躬。在此之前父亲根本不认识索尔替尼，但一直知道他是个消防专家，对他很敬佩，在家里多次提到他，所以，现在面对面地见到索尔替尼了，我们大家就感到意外的惊喜，觉得是件大事。但是索尔替尼对我们不理不睬——这不是索尔替尼的什么独特之处，大部分当官的在公众场合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再说他也很累了，仅仅因为想到公务在身，他才坚持在这下面的村子里留下来；那天参加活动的官并不是最坏的官，他们恰恰觉得这种代表官府、显示官府气派的任务是一种负担；别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心想，既然来了，就干脆与民同乐，就和老百姓一起活动吧；索尔替尼却不然，他一直待在灭火机旁边，谁试着去请他或是对他说句恭维话，一概被他一声不吭地顶了回去。这样，他发现我们就比我们发现他还要晚。只是到了我们毕恭毕敬地向他深深鞠躬，父亲又一再为我们告罪时，他才朝我们这边扫了一眼，然后就没精打采地挨个儿看我们每一个人，样子很疲倦；那神情似乎在叹气：怎么看完一个，旁边老是又冒出来一个？一直看到阿玛莉娅，他才停了下来，他只能抬起头看她，因为她比他高好多。一看见阿玛莉娅，他惊呆了，接着便纵身跳过灭火机的辕杆，这样可以离阿玛莉娅近一些，开始我们误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大家都想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近他，可是他举手示意我们不要近前，接着又挥手示意我们走开。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过后我们好多次拿这事逗阿玛莉娅，说她真的找到一个姑爷了，那天，整个下午我们还都傻乎乎的，玩得非常高兴；但阿玛莉娅却比往时更加少言寡语了。‘她是完全让索尔替尼把魂儿勾去了。’布伦施维克说。他这个人平素老有点粗里粗气，对像阿玛莉娅这样性格的人完全无法理解。可是这一次我们倒觉得他这话说对了十之八九，那天我们都玩得昏头昏脑，后半夜回到家时，除了阿玛莉娅外，谁都让城堡送下来的葡萄酒给整治得晕晕乎乎的。”“那么索尔替尼呢？”K.问。“是啊，索尔替尼，”奥尔嘉说，“后来在联欢活动中我好几次从他身边走过时都还看见他，他坐在灭火机辕杆上，两只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就这样一直坐到城堡来车把他接走。他甚至连消防表演也没有走过去看看，而那天的表演，父亲之所以在他的同龄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突出些，正是因为他总抱着希望，就是索尔替尼会在旁边看。”“那么后来你们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吗？”K.问，“听你的口气你好像特别尊敬索尔替尼似的。”“对，是尊敬，”奥尔嘉说，“对，你说的不错，我们也很快就又听到他的消息了。那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的酒劲还没有完全消退，大家都还在昏睡中，突然间被阿玛莉娅的一声大叫惊醒了。
别人是一惊坐起来，然后便又躺下去接着睡，可我是一点也睡不着了，就跑到阿玛莉娅那里去。她站在窗子旁边，手里拿着一封信，那是一个男人刚从窗户外面给她递进来的，那人还站在外面等着回话。阿玛莉娅已经看完信——信很短——拿着信纸的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每次我见到她那种疲倦的样子，总觉得她又可怜又可爱。我在她身边蹲下来看她手里那封信，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完，阿玛莉娅瞟了我一眼就又把信拿起来，可是已经无法强迫自己再看一遍了，而是将它撕个粉碎，把纸屑向外面那人的脸上扔了过去，然后就关上了窗子。这天早上对我们来说就成了决定命运的一个早晨。我说它是决定命运的早晨，但是头天下午的每一分钟也同样是决定命运的。”“那信上写了些什么？”K.问道。“对了，这个我还没有讲，”奥尔嘉说，“是索尔替尼的来信，写明收信人是戴钻石项圈的姑娘。写些什么我没法说。信里提了个要求：要阿玛莉娅到贵宾楼他那里去，而且是立即去，因为再过半小时他索尔替尼就要走了。那封信里全是些不堪入耳的话，我还从没听到谁说过那些话，我只能从上下文猜出他的大致用意是什么。谁如果不了解阿玛莉娅而是只看这封信，一定会认为，即便这姑娘身子还没有被男人碰过，那她至少也是个名声很不好的姑娘。怎么竟有人敢写这样的信给她！那不是一封情书，里面没有一句奉承的甜言蜜语，相反，索尔替尼显然是在为自己看见阿玛莉娅后心旌动摇，神不守舍，再也无法专心去办他的公事而大为恼火。后来我们是这样来分析这件事的缘由的：大概索尔替尼原来想参加完活动以后当天晚上就回城堡，仅仅因为阿玛莉娅的缘故才在村里留下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又因为自己整整折腾一夜也没法忘掉阿玛莉娅而气急败坏，这才怒气冲冲地写下了那封信。
不管是谁，看到这封信都必定会先是非常气愤，连最有涵养的女人也受不了，可是气愤过后呢，如果换了别人，不是阿玛莉娅，多半就会被那气势汹汹的恐吓语气吓倒，害怕就会占了上风，但阿玛莉娅不同，她是一直怒气难平，她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自己遭殃也不怕别人受罪。后来我又钻进被窝，心里重复着信上最末了那句只说出了一半的话：‘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是马上来，还是——’这时阿玛莉娅一直还坐在窗台上往外看，似乎她还在等着第二个、第三个……信差，随时准备用对付头一个的办法去对待他们。”“这些当官的原来就是这样，”K.迟疑片刻说道，“他们当中竟有这类货色。你父亲有什么反应？我希望，要是他不愿意走那条又近又稳当的路去贵宾楼告索尔替尼，那么也去过主管部门对索尔替尼作强硬的投诉了吧？其实这件事情上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阿玛莉娅受到侮辱，这是很容易得到补偿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偏要特别看重这一点；索尔替尼怎么可能靠这样一封信就使阿玛莉娅一辈子背上坏名声呢？听了你刚才的话也许会这么想，其实不然，这一点恰恰是不可能的，要求给阿玛莉娅赔礼道歉并不难做到，然后过不了几天人们也就把整个这件事忘了，索尔替尼并没有使阿玛莉娅丢脸而是使自己丢尽了脸。我听了这事倒是被索尔替尼吓坏了，一想到居然会有这种滥用职权大施淫威的事，我简直要被吓得退避三舍的。索尔替尼在这件事上所以没成功，是因为信上是白纸黑字写得非常露骨，又偏偏碰上阿玛莉娅这么个高明的对手，但是在上千件别的事情上呢，只要情况比这一件稍稍不利一点，他就完全能够得手，而且还可以瞒天过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连受害者本人也蒙在鼓里呢。”
“快别说话，”奥尔嘉说，“阿玛莉娅在朝我们这边看。”阿玛莉娅已经喂完两个老人吃饭，此时正在给母亲穿衣服；她刚给她解开了裙子，把母亲的一只胳臂搭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样把她稍稍抱起来一点，褪下她的裙子之后又把老人轻轻放回原处坐好。那位父亲呢，一直还在为刚才先伺候母亲嘟囔着——其实阿玛莉娅这样做显然只是因为母亲身体更不方便，比他更需要照顾——现在他赌气试着自己脱衣服，大概这也是为了对女儿表示惩罚吧，因为他觉得女儿太拖拉、动作太慢。但是，虽然他是从最不需要别人帮助、最容易的地方开始，即先脱那双比他的脚大出许多、只是松松地套在脚上的拖鞋，仍然怎么也脱不下来；累得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只好作罢，重又直挺挺地靠在他的椅子背上。
“最关键的地方你没有看出来，”奥尔嘉说，“你说的也许都对，但关键的问题是阿玛莉娅没有去贵宾楼；她对那个信差的态度其实倒可能没什么大不了，也许还是可以遮掩过去的；但是她这一不去贵宾楼，就等于我们家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这样一来对信差的态度也成了不可原谅的，对外人家甚至把这个硬说成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K.叫起来，但随即又压低了声音，因为奥尔嘉向他摆双手叫他别太大声。“你这个做姐姐的总不至于想说阿玛莉娅当时应该对索尔替尼俯首帖耳，立刻跑到贵宾楼去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奥尔嘉说，“你可千万别这样猜我的心思；你怎么能这样想呢！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像阿玛莉娅这样事事做得在理的了。当然，如果她真去了贵宾楼，我也会同样说她做得对；而她没去呢，这就叫做很勇敢。拿我来说吧，跟你说句实话，如果是我收到这样一封信的话，那么我就去了。那种担惊受怕，害怕大祸临头的折磨我会受不了的，只有阿玛莉娅什么都不怕。遇上这种事，本来也还是有些办法对付的，比如说，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不就磨蹭掉了一些时间吗，然后呢，那时再上贵宾楼去，到了那里就会听说索尔替尼已经走了，兴许会听说他在刚把信差派出去之后就走了，这后一种情况甚至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老爷们是喜怒无常，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可是阿玛莉娅不这样做，她深深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对那封信回绝得斩钉截铁，不留一点后路。假如说她哪怕只是表面上装作服从一下，只要及时去到、哪怕只刚刚迈进贵宾楼的门槛，那么我们家的厄运也还可能得到扭转，我们这儿有那么些聪明绝顶的律师，有能耐把没有的事也照你的意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连‘没有的事’这个有利条件也不具备；有的反倒是对索尔替尼的信的大不敬和对信差的侮辱两条事实。”“可是你们遭受的究竟是什么厄运，”K.说，“这里有的又是什么样的律师啊，总不至于会因为索尔替尼的罪恶行径反而指控阿玛莉娅甚至判她的刑吧？”“会的，”奥尔嘉说，“可以这样做的；当然，不是正儿八经地起诉，给她判刑，而且也不是马上就惩处她，而是用别的方式惩罚她和我们全家，这惩罚究竟有多厉害，你现在也开始有点体会了吧。你这会儿觉得这是一件不公道的、骇人听闻的事，这种看法在村里只是极个别的人有，这看法对我们很有利，有这种想法的人想用这话安慰我们，而如果这一看法不是显然基于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么对我们也的确是一种安慰。我可以很容易地给你证明这一点，对不起，为了证明这个我要提到弗丽达，告诉你吧，弗丽达同克拉姆之间发生的事——不管事情最后发展成什么样——跟阿玛莉娅同索尔替尼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差不多，而你呢，虽然起初可能曾经大吃一惊，可现在终归还是认为这没什么不对了吧。这并不是习惯成自然，在只需要作出简单明了的判断时，人是不可能因为习惯势力而变得这样麻木不仁的，我要说你只是改正了原先的错误认识。”“不对，奥尔嘉，”K.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弗丽达扯到这里头来，弗丽达的情况跟这件事完完全全是两码事，你可别把两件根本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还是接着讲你的故事吧。”“对不起，”奥尔嘉说，“请你别见怪，我还是坚持要拿这两件事来作比较，谈到弗丽达，如果你觉得一定得挺身出来保护她，反对拿她来比较，那么你也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错误认识。弗丽达根本用不着谁来为她辩护，她只应当受到称赞。我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不是说我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好比黑色和白色那样不同，白的是弗丽达。对于弗丽达，人们最多只能笑笑她，就像我那次在酒吧里笑她那样，过后我很后悔，因为这做得很不像话，但即便是只笑笑她这个人，也已经是不怀好意或者心怀妒忌了，不过，不管怎么说笑一笑总还是可以的吧。对阿玛莉娅呢，除去她的亲人，别人就只能是看不起她。所以，这两件事虽然根本不同，就像你刚说的，但也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吧。”“它们也不相似，”K.一边说一边很不高兴地摇头，“你饶了弗丽达吧，弗丽达没有像阿玛莉娅那样收到一封索尔替尼的信，一封满纸‘斯文话’的信，弗丽达真正爱克拉姆，不信可以问问她自己，她直到现在还爱着他呢。”“可这又有多大区别呢？”奥尔嘉问道，“你以为克拉姆不会给弗丽达写过同样的信吗？老爷们从他们的写字台后面一站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只要一走进现实世界，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会漫不经心地说出些最最粗野的话，我不是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但许多人是这样。给阿玛莉娅那封信，就很可能是在一种心神不宁，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的情况下草草写下来的。我们怎么晓得老爷们脑子里想些什么？难道你没有亲耳听到过或是听人讲过克拉姆同弗丽达交往时用的是一种什么腔调吗？关于克拉姆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说话很凶，听说他会接连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然后劈头盖脸来一句凶神恶煞的话，吓得人魂不附体浑身哆嗦。没听说索尔替尼态度很凶，这个人的情况我们本来知道的就少。实际上只知道一点，就是他的名字和索尔蒂尼很像，如果没有这一点名字上的相像，大概谁都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就拿消防专家这一条来说，人们很可能也把他同索尔蒂尼搞混，索尔蒂尼才真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还利用两人名字差不多这一点，把出头露面的事全推给索尔替尼，自己乐得个清静，可以不受打扰地工作。你得承认，一个像索尔替尼那样的很不善于同别人周旋的人，突然被一个乡村姑娘弄得神魂颠倒，那么这种爱情的表现形式当然同比方说隔壁的木匠帮工爱上哪个姑娘是不一样的。另外还要考虑到，一个当官的和一个鞋匠的女儿，这两人之间确实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总得有个什么办法消除一下，索尔替尼试图用他这种方法来消除，另一个人可能就用另一种方法。虽然都这么说：大家都是属于城堡的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距离，也就没有什么消除差距的问题，这话在平时讲讲也许是对的，但是，可惜我们有机会看到，恰恰在节骨眼上就不是那么回事。说了那么多，现在至少你对索尔替尼的做法可能比较能够理解，不会再感到那么骇人听闻了吧，事实上，他的行为和克拉姆的行为比起来，的确是可以理解得多，并且，即便事情与人关系相当密切，也容易忍受得多。克拉姆就是写一封温情脉脉的信，也比索尔替尼写一封满是粗话的信令人难堪。我说这话你不要误会，我可不敢对克拉姆评头品足，我只是打个比方给你听，因为你反对我打比方。克拉姆简直就是女人头上的司令，一会儿命令这个女人，一会儿命令那个女人到他那儿去，不许让他久等，而且如同他命令一个女人马上来一样，他也很快又命令她赶快走。唉，我看克拉姆恐怕压根儿就懒得提笔写信呢！那么，比较起来，平素深居简出的索尔替尼——他同女人的关系至少没人知道——现在坐下来，用漂亮的官员字体写上一封信，就算是一封让人恶心的信吧，还能说这是件骇人听闻的事吗？如果说我这个比较的结果不是对克拉姆有利，而是相反，那么，难道可以用弗丽达对他的爱来说明比较结果是对克拉姆有利的？告诉你吧，女人同官员的关系是很难说清楚的，或者恰好相反，很容易说清楚。这里决不缺少爱。不幸的官员之爱是没有的。说某个姑娘——我这里指的远不止弗丽达一个人——是纯粹因为爱情才委身于某个官员，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夸奖。不错，姑娘因为爱官员，才把自己的身子给了他，这是事实，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夸奖的。你会反驳说，但是阿玛莉娅并不爱索尔替尼啊。好吧，她没有爱过他，可是也许她真的爱过他呢？谁说得清？连她自己也说不准。她这样断然拒绝索尔替尼，恐怕从来还没有哪个官员碰过这么硬的钉子，她这样做了，能说她坚信自己没有爱过他吗？巴纳巴斯说阿玛莉娅直到今天有时想起三年前她使劲撞上窗户时那种激动心情来还会浑身发抖。这也是老实话，所以不能问她，去捅她的痛处；她同索尔替尼的关系已经了结，现在记得的只有这一点了；她说不清自己爱不爱他。可是我们知道，当官的一看上哪个女人，这女人就除了爱这个官员而没有别的法子；甚至不论女人自己怎么不承认，实际上她们是在当官的看上她们之前就爱当官的了，而索尔替尼不仅仅是一般的看上阿玛莉娅，他是一看到阿玛莉娅就纵身跳过了灭火机辕杆，并且是用他那双趴在办公桌上坐僵了的腿，一下子跳了过去。你又可能会说，但阿玛莉娅是个例外。对，她是个例外，用拒绝上索尔替尼那儿去的行动，她证明了这一点，这的确够得上是例外了；但除此以外，如果硬要说她根本没有爱过索尔替尼，那么恐怕这个例外就有点太稀奇，简直是让人无法理解了。那天下午我们虽然都玩得昏头昏脑，稀里糊涂，但不管有多糊涂，我们对阿玛莉娅坠入情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察觉，这总是说明我们还有一分清醒吧。好了，现在要是把我讲的这些都加在一起，弗丽达和阿玛莉娅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弗丽达做了，而阿玛莉娅拒绝做而已。”“也许是这样吧，”K.说，“然而对我来说她们的区别是：弗丽达是我的未婚妻，而阿玛莉娅实际上只在一点上与我有关，就是她是巴纳巴斯的妹妹，城堡信使的妹妹，她的命运同巴纳巴斯的工作也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官员对她做了一件令人极为气愤的错事——你讲起这事来我最初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我对此自然非常关心，然而就是关心，也更多的是作为一件与百姓疾苦有关的事而不是针对阿玛莉娅个人的痛苦。可是现在呢，听你讲完之后，看来事情又不是我原先想的那样了，尽管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但因为这不是别人而是你讲出来的，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完全不管这事，听了权当没听，我又不是消防队员，索尔替尼与我有什么相干。但是弗丽达我却很关心，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不可理解，怎么连你这个我原来就很信任以后也愿意永远信任的人，居然试着从阿玛莉娅身上拐个弯儿来攻击弗丽达，使我对她生疑。我并不认为你是有意这样做，更不认为你这么做是怀着恶意，否则我在这里早就待不住了。你不是故意的，你做这件不该做的事是客观情况造成的；因为你爱阿玛莉娅，于是就把她捧得很高，高出所有别的女人，又因为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阿玛莉娅身上找不到足够的值得称道的东西，于是就用贬低别的女人的办法来抬高她。阿玛莉娅的表现是很奇怪的，可是你对她的行为表现讲得越多，听的人就越难说她究竟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是聪明呢还是愚蠢，是勇敢呢还是懦弱，阿玛莉娅做那件事的动机，她是深深锁在心里的，谁也撬不开她的心扉看个究竟。而弗丽达正好相反，她一点怪事也没有做，她只是跟着自己的感情走，对任何不是抱着成见去看她的所作所为的人，这一点非常清楚，谁都可以去调查实际情况，在这里闲言碎语背后议论是没有市场的。我既不想贬低阿玛莉娅，也不想为弗丽达辩护，而只想跟你说清楚我同弗丽达的关系，让你明白对弗丽达的任何攻击也就是对我自己的攻击。我是自愿到此地来的，同样出于自愿在这里留了下来，但我到这儿以后得到的一切，尤其是我在这里的前途——不管这前途多么黯淡，然而无论如何总还是有前途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弗丽达，这是说什么也抹杀不掉的。尽管我是以土地测量员身份被接纳到这里，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人家是拿我耍着玩，哪家都把我赶出门，到今天我也仍然被人耍着玩，只不过现在不那么容易了，可以说我在这里已经有了一点根基，而这一点就是不小的收获了，你看，不论听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我终归已经有了一个家，一个位置，也真正有事可做，我有了一个未婚妻，在我需要处理别的事务时她代我上班尽职，我将要同她结婚，成为村子里正式的一员，同克拉姆，我除去公务上的关系之外也还有一层私人关系，只是这层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利用上罢了。这些成果难道能说很少吗？再说，我到你们家来，你们欢迎的是谁？你是对谁推心置腹地讲出自己家的故事？你又是希望谁能给你们一点不管什么样的帮助，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微乎其微？你大概不会对那个当土地测量员的我，那个仅仅一星期前还被拉塞曼和布伦施维克从他们家里轰出来的土地测量员抱什么希望，而只能对一个手里已经握有一点权力的人抱希望吧，可是我现在有这点权力全靠弗丽达，弗丽达又很谦虚，如果你想问问她这方面的事，她一定是丝毫不肯承认自己有这种能力的。但是我们谈来谈去，看来还是天真无知的弗丽达比傲气十足的阿玛莉娅办成的事要多些。你看吧，现在我的印象是，你在为阿玛莉娅求援。求谁帮助她呢？难道实际上不恰恰是在求弗丽达吗？”“我真的说了弗丽达那么多坏话吗？”奥尔嘉说，“我的本意决不是这样，我相信我也没有中伤她，不过客观上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家的情况很糟，同什么人的关系都很坏，只要一发起牢骚来就打不住，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扯到哪里去了。是的，你说得对，现在我们家的姑娘和弗丽达的确很不一样，强调一下这种不同是有好处的。三年前，我们两姊妹是市民家的女儿，弗丽达是孤儿，在大桥酒店当女佣人，那时我们从她身边走过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当然，我们当时是太傲气了点，可是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贵宾楼那个晚上，你可能就已经看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了：弗丽达手里拿着鞭子，而我却挤在一大堆仆人当中。可是还有更糟的呢。弗丽达看不起我们倒也罢了，她有那个位置，这也难怪，是客观环境促使她这样做的。难受的是，不管什么人都看不起我们！谁要是决定给我们白眼，他马上就身价百倍。你认识接替弗丽达的那个姑娘吗？她叫佩碧，我是前天晚上才认识她的；她原先是客房女招待。她那样子，肯定比弗丽达更看不起我。她站在窗户旁边，见我来打啤酒了，就跑到门口把门闩上了，我不得不央求半天，还得答应把我头发上扎的那条丝带送给她，她才给我开了门。可是当我把丝带送给她时，她一把接过去就扔到墙犄角去了。有什么法子，只好让她看不起了，在有些事情上不是得依赖人家吗，人家是贵宾楼的酒吧女郎啊；当然啦，她这个位置也只是临时的，要说长期受雇做那个工作，她肯定还不够格。只请听一下老板用什么语气跟她佩碧说话，再比一比人家怎样同弗丽达说话就够了。可是这并不能阻止佩碧同样看不起阿玛利娅，其实，我看阿玛利娅只需要瞪她一眼，就足够把这个小小的佩碧吓得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房间，梳着什么样的小辫、戴着什么样的发网都没用，而要不是想钻地缝，那么她那两条又短又粗的腿，恐怕一辈子也跑不了那么快的。就拿昨天来说吧，我又得硬着头皮强忍怒气听她没完没了地数落阿玛莉娅，直到最后酒客们来帮我她才罢休，当然，那些人是怎样帮我解的围，这你已经见过一回了。”“瞧你把自己说得那么可怜巴巴的，”K.说，“我不过是把弗丽达摆到她应有的位置上，并不像你现在觉得的那样，想贬低你们家的人。我也感觉到你们家有某种特殊的地方，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但是为什么这一点特殊之处竟能造成人们普遍看不起你们，这我就搞不懂了。”“唉，K.，”奥尔嘉说，“恐怕连你也会尝到这种滋味的；阿玛莉娅对索尔替尼的态度，是引发这种看不起的第一个原因，难道这你一点不懂？”“真是太离奇了，”K.说，“可以因为阿玛莉娅那种态度佩服她或者谴责她，怎么会出来个看不起？再者，人们出于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感情真的去看不起阿玛莉娅也就得了，为什么又要把这种轻蔑扩大到你们身上，你们家里别人不是无辜的吗？比如，连佩碧这样的人也瞧不起你，这未免太过分了，我再去贵宾楼一定为你出出这口气。”“K.，”奥尔嘉说，“要是你想说服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改变态度，那么这可是太难了，因为这一切的根子都在城堡。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过后第二天上午的情形。布伦施维克那时是我们家的帮工，他跟每天一样到我们家来，父亲给他派完活就让他回家去了，然后，我们全家坐下来吃早饭，除阿玛莉娅和我之外，大家都谈笑风生，父亲喋喋不休地讲头一天的联欢活动，他考虑了有关消防工作的好几个方案，原来城堡有一支专职消防队，这个队也派了一些代表参加联欢，父亲同他们商量了他的某些计划，城堡下来的老爷们那天看到了我们消防队的成绩，对这些成绩表示相当满意，把城堡消防队的成绩同我们的作了比较，结果肯定了我们的一些优点，于是谈到可以考虑对城堡消防队进行一次整顿，为了这个目的，需要从村里派出一些人员，虽然有好几个人可以考虑，但父亲是最有希望的人选了。吃早饭时他就大讲特讲这些，他同往常一样，喜欢在饭桌上横行霸道，就是把两只胳臂趴在桌上占去半张桌子，后来他又把头探出窗外仰望天空，那张脸显得非常年轻，喜笑颜开，充满了希望。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这种表情了。话说回来，当时阿玛莉娅带着一种我们在她身上还没有见过的洋洋得意的神色说，对老爷们讲的这一套不要信以为真，在这样的场合老爷们就是喜欢说好听的，他们的话里没有几句能兑现或者全是空话，说完了也就忘光了，可也怪，到下次人们还是会上他们的当。母亲训斥阿玛莉娅，说她不该讲这些无礼的话，父亲只是笑阿玛莉娅这副少年老成、似乎饱经沧桑的样子，但过一会儿他突然一愣，接着便好像在找什么刚发现丢了的东西，可实际上又什么都不缺，然后他说：布伦施维克对他提到一个信差，又讲到一封信被撕碎什么的，于是他问我们是不是听说了，信是写给谁的，撕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吭声，当时还年轻得像只小羊羔的巴纳巴斯讲了一句特别荒唐或是特别鲁莽的话，然后大家便谈起别的事情来，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提了。”
阿玛莉娅受罚
“可是没过两天，我们就得应接不暇地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关那封信的询问，来的人有朋友，有对头，有熟人，有生人，但都待不长，越是要好的朋友越是急急忙忙说几句话就告辞。拉塞曼平时总是慢条斯理、大模大样的，这一回走进我们家时，那样子像是只想检查一下这房间有多大，只见他眼珠一转，事情看来就都齐了，我们眼看他急急忙忙开跑，父亲马上撂下别人跟在他后面猛追，追到大门口怎么也追不上，只好作罢，这场面真是跟小孩打闹捉迷藏差不多，搅得人心烦意乱；布伦施维克也来通知父亲他不再跟父亲干了，说他想学着独立干，话说得很诚恳，那是个聪明人，很会抓时机；我们的顾客们也都上门来了，他们到父亲的库房里把送来修补的靴子全找了出来，起初父亲还试图劝说他们改变主意——我们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帮着他说——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一声不响地帮着顾客找鞋，接活登记本里划掉了一行又一行，顾客们存放在我们家的皮料也都退给了人家，欠款一一如数付清，没有一点争吵，什么事全办完，人人都满意能这样干净利索地同我们家断绝关系，即使在了结这些事情时受点损失也不在乎。最后，也是预料中的，泽曼来了，他是消防协会会长。当时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泽曼又高又大，只是稍微有点罗锅，还有点肺病，脸上老是一本正经，压根儿就不会笑，他站在我父亲面前，这人原来很欣赏父亲，两人在谈得热火时他曾经答应过一定帮忙让父亲将来当副会长，现在他的任务是通知父亲协会取消了他的会员资格，并请他交还会员证书。当时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些人一听说泽曼来了，都停下手里正在做的事，走过来围住了这两个男人。泽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一个劲儿拍父亲的肩膀，好像想把那些他应该说而又说不出口的话拍打出来似的。他一边拍一边还不住地笑，大概是想这样来缓和一下他和众人的紧张情绪吧；可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笑，别人也从来没听他笑过，所以这时也就没有一个人把他那种表情和声音当成是笑。但是父亲呢，他从这一天开始就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完全绝望，再也没法帮谁什么忙了，唉，他那模样，好像他累得连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劲儿都没有。我们几个儿女也同样绝望，不过因为我们还年轻，还不相信我们家怎么能就这样一垮到底，我们总是暗暗希望，在那些挨个儿到我们家来的人中间，哪一阵终于会出来这么个人，他断然下命令停止这一切胡闹，用他的铁腕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让它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们傻乎乎地觉得泽曼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了。所以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希望他笑着笑着，末了终究会迸出那句我们盼望已久的钉是钉铆是铆的话来。我们心想，这会儿究竟有什么事情可笑呢？难道不是只可能笑那强加在我们家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吗？会长先生，会长先生，请您倒是快些对这些人说句公道话呀，我们就这样一面想着一面挤到他身边，可是结果呢，这只能使他怪模怪样地扭动身子躲躲闪闪。最后，他到底还是开口说话了，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隐秘的心愿，而是为了对付那不断从人群中发出的喊叫声，这些人一部分在鼓励他快开口，另一部分对他老不开口感到不耐烦，不管怎样，他到底说话了。他开始讲时我们仍然抱着希望。他先是把父亲大大夸奖了一通，说他是协会的光荣，年轻一代人望尘莫及的表率，不可或缺的成员，他的退出简直等于协会失去了顶梁柱，没有了他这样的中坚，协会简直就面临崩溃。这些话说得太好了；要是他就讲到这里为止多好啊！可是他说下去了，他说，现在协会不得不忍痛割爱，决定恳请父亲退出，当然啦，这只是暂时的，不过既然必须这样做，可以看出迫使协会非走这一步不可的情况是多么严重了。也许，要是昨天联欢活动时父亲没有表现出那么卓越的成绩反倒好些，可是，恰恰是这些表现大大引起了官府的关注；这样一来，协会现在正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比原先更加注意自己队伍的纯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侮辱信使事件，协会实在是别无选择，而他泽曼呢，也只得硬着头皮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来宣布这项决定。请父亲千万不要再给他完成任务增添困难。泽曼终于鼓足劲说完了这些话，说完之后他是多么轻松啊，因为自信讲得还不错，他甚至不再像先前那样横不是竖不是的了，现在他干脆就指着挂在墙上的协会会员证书，动动手指示意把它取下来。父亲点了点头便走过去取证书，可是他的手抖得厉害，不能把证书从钩子上摘下来，于是我就站到一把椅子上去帮他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什么都完了，父亲连把证书从相框中取出来的力气都没有，而是把东西整个儿地递给了泽曼。然后，他走到一个角落里坐下去，一动不动，再也不跟谁说一句话，所以就只好由我们几个同来客洽谈各项事务，尽我们的能力，争取做得好一点就是了。”“那么你觉得在这件事上城堡的影响在哪里呢？”K.问，“看来城堡暂时还没有干预吧。这一阵你说来说去不外是讲了些莫名其妙的害怕、对别人出问题的幸灾乐祸情绪、再加上不可靠的友谊，等等，这些并不新鲜，到处都可以碰到，即使从你父亲的角度来看——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也可以说只是件小事，因为，那张证书究竟是什么东西？不过是证明他有某种能力罢了，而他的能力不是还在他身上谁也抢不走吗？如果说这些能力能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人，那就更好，把证书连相框一起递过去也没什么，只有在会长开始宣布那项决定，话还没有说完如果你父亲就把证书扔到他脚底下，才可以说是真正给会长的工作添麻烦了。不过，我觉得你讲的这些有一点特别突出，那就是绝口不提阿玛莉娅，阿玛莉娅是这整个灾祸的罪魁祸首，你们在着急，她大概还心安理得地待在哪个角落里袖手旁观吧。”“不，”奥尔嘉说，“谁也不能怪，谁都是身不由己的，这一切全是城堡的影响。”“城堡的影响。”这时刚刚悄然从院子里进来的阿玛莉娅重复着这几个字，父亲和母亲早已在床上躺下了。“这是在讲城堡的故事吧？你们到现在还一直坐在一块儿？你来时不是说马上就要走吗，K.？现在都快十点了。这些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有些人是靠讲这些故事吃饭的，他们也总是像你们两个这样凑到一起神聊这些事，我给你大讲特讲，你给我大吹特吹，可是我看你不像是这种人哪。”“不，”K.说，“我恰恰是这样的人，我对那些自己不关心而只是让别人去操心这些事的人反倒没有多少好印象。”“就算是这样吧，”阿玛莉娅说，“可人跟人的兴趣是很不一样的，我就听说过这么个男人，他是白天黑夜都一个心思惦记着城堡，别的什么事都不管，别人都担心他要变得不识人间烟火了，因为他的整个心思全部都只在上头的城堡里面打转转。但后来真相大白，原来他并不是关心城堡，而只是念念不忘在那儿的办公厅洗碗刷盘子的一个老妈子的女儿，终于他也真的得到了那个姑娘，于是一切就又恢复正常了。”“我想，我会喜欢这个人的，”K.说。“你会喜欢那个人？”阿玛莉娅说，“这我不信，也许你喜欢他的老婆倒还差不多。好了，我不想打搅你们了，不过我现在要去睡了，我得把灯关掉，这是为了照顾二老；虽说他们是躺下就着，可是睡一个钟头就再也睡不踏实，那时候一丁点儿亮他们都是受不了的。晚安。”不一会儿屋里也真的就变得一片漆黑，阿玛莉娅可能在父母的床近处什么地方打地铺。“她刚才讲的那个年轻男人是谁？”K.问。“我不知道，”奥尔嘉说，“也许是布伦施维克吧，虽然这门亲事跟他不怎么般配。不过兴许会是另一个人。阿玛莉娅的话不怎么好懂，你常常不知道她是在说反话呢还是说正经的。多半是：谈的是正经事细听起来那口气像是说反话。”“别尽琢磨她的话了！”K.说，“你是怎么变得这样什么都受她左右的？是不是那次祸事之前早就这样了，还是那以后才这样？你就从来没有想自己也要有点主见，不要老依赖她？还有，这种凡事都依着她也总得有点正当理由吧，有吗？她是最小的，最小的就该听话才是呀。先不追究谁的责任，反正使全家遭殃的是她嘛。现在她不仅不每天请求你们每个人原谅，反而在众人面前趾高气扬，除了简直有点像施舍那样关心一下父母之外，就什么也不管，像她自己说的，什么都不想过问，如果开一次金口，跟你们说句话，那也多半是一本正经，听起来口气又像反话。要不，是不是像你有时候说的，她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在家里那么霸道？我得说，你们三个长得都很像，但是，她跟你们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完全对她不利的，在我初次见到她时，她那种冰冷呆滞的目光就把我吓跑了。再就是，虽说她是年龄最小的，但从外表上一点看不出来，她属于那种从外貌无法确定年龄的女人，这种女人总不见老，但又很难说什么时候真正年轻过。你是天天见她，久而不闻其味，一点觉不出她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冷峻生硬，所以细想起来，我甚至也不能把索尔替尼对她的好感太当真了，说不定他只想用这封信惩治她一下而不是真的想叫她去呢。”“我不想谈索尔替尼了，”奥尔嘉说，“城堡的老爷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不论对方是最漂亮的还是最难看的姑娘。不说这个吧，你对阿玛莉娅的看法完全错了。你瞧，我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让你对阿玛莉娅印象特别好呢！我所以在你面前为阿玛莉娅说话，只不过是替你着想。阿玛莉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造成我们家不幸的根子，这点没有问题，可是就连父亲，你得承认受到这次不幸打击最重的是他吧，他又是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肚子里从来存不住话，尤其在家里更是这样，可即便是父亲在我们家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也从没说过一句责备阿玛莉娅的话。而这又绝对不是因为他赞成阿玛莉娅的行为，父亲这个很敬佩索尔替尼的人，怎么可能赞同她的做法呢？他是一丝一毫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干出那样的事来的，他真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所有都奉献给索尔替尼才好！当然不是像现在这种奉献法，现在是已经奉献完了，索尔替尼大概还在那里生气呢。我说大概还在生气，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索尔替尼半点消息；如果说在那件事以前他已经是深居简出了，那么那件事以后他就是无影无踪，好像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了似的。〔25〕说到阿玛莉娅，你真应该看看她那段时间里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不会再对我们家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惩罚了。就是人人都不再同我们家来往罢了。这里的人也好，城堡的人也好，全都一样。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人避开我们当然是看得见觉得出的，而城堡方面我们就影子也见不着。可不是吗，以前我们就没有感觉出城堡对我们有过任何关心，现在又怎么可能感觉出什么态度上的突然变化来呢？这种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滋味是最难受的了。人们回避我们倒还不那么严重，他们并不是因为确实相信我们家有问题才躲避我们，也许他们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大意见，那时候，今天他们对我们的这种看不起的态度还一点没有，他们躲开我们纯粹是害怕，躲开了，又在观望着看事情最后怎样了结。当时我们也还不用为衣食犯愁，欠我们钱的也全都还清了，生意上原来商定的价钱就没有让我们吃亏，即使偶尔缺点吃的吧，有几个亲戚暗地里帮我们一把，这事不算难，因为当时正值收获季节，当然我们自己并没有土地，而想帮人家干活吧又哪儿都不欢迎，我们这辈子头一次简直可以说是被判服那种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刑。每人就那么在家里干坐着，七八月大热天关着窗户。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传我们去问话，没有一星半点新消息，没有人来告诉我们点什么，没有人来我们家坐坐，什么也没有。”“那么，”K.说，“既然什么事都没有，也不必担心会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惩罚，那你们究竟还怕什么呢？真是拿你们这些人没办法！”〔26〕“我该怎么给你解释才好啊？”奥尔嘉说，“我们不是害怕将来会有什么事，我们是在受眼皮子底下事情的折磨，我们已经在服刑了。村里的人只不过是在等着我们主动上门找他们，等着父亲的铺子重新开张，等着做得一手漂亮服装活的阿玛莉娅——当然她只给最尊贵的人家做活——再来揽活，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家都为对我们做得那么绝情感到内疚。如果村里一户挺有威望的人家突然被完全排除在大伙的交际圈以外，那么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损失吧，村里的人在同我们断绝来往时实际只是在做一件等因奉此的事，我们要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他们其实也不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听说有个信差手里捧着一堆碎纸片回到了贵宾楼。弗丽达看见他出去，然后又见他回来，她同他说了几句话，接着就把从他那儿听到的立时传开了；但是她也完全不是存心要和我们作对，而只是出于责任感，任何别人处在她的地位都会有这种责任感的。现在再说村里的人吧，我刚才说过，要是这档子事最终能得到皆大欢喜的解决，那就最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假如我们突然到他们家，带去消息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比如，可以这样说，事情原来就是一场误会，现在已经完全消除；或者也可以告诉他们说，虽然我们做错了一件事，但已经用行动改正了错误；再不还可以说——即使这么说人家也完全可以接受——我们通过在城堡里的关系，成功地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人们一定会重新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吻我们，拥抱我们，同我们一起热烈欢庆，这种事我已经见到别人家有过不止一次了。但是，再退一步说，就连送去这样一条消息也都不必要；假如我们想开了，跟没事一样大胆主动去找别人，恢复从前同众人的联系，只字不提那封信的事，那也就足够了，大家也都会高高兴兴地闭口不谈那件事；因为，人家之所以同我们断绝往来，除了害怕以外，主要的原因就是事情本身令人感到尴尬，人们回避我们，主要是为了不再听到那件事，不必谈到、不必想到、不必以任何方式同那事沾边。弗丽达把这事捅了出去，她这样做不是幸灾乐祸，不是为了说着解气，而是要让自己和所有的人提高警觉，提醒全村人注意：这里出了那么件事，希望大家千万小心别做类似的事。不是说我们这家人怎么怎么样，而只是这件事情不好，谈我们只是对事不对人，是我们全家都卷进这件事中去了嘛。话说回来，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又走到众人面前，只要我们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只要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把那件事完全甩开（不管是用什么办法），这样大家就会确信，那件事无论在发生的当时掀起过多大的波浪，以后再也不会旧事重提——只要情况是这样，那也就皆大欢喜了。我们就会跟从前一样到处遇到人们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即使我们没有把那事忘得一干二净，大家也会理解我们，会帮助我们把它完完全全忘掉。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我真不知道那时我们究竟在等什么，可能是等阿玛莉娅作决定吧，自打那天早上起，她就把家长的大权夺了过去，然后紧紧抓住不再撒手。可她又不安排我们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不下任何命令，不提什么要求，几乎只用一声不吭的方式来主持这个家。当然，我们另外的几个人有许多事要商量，家里从早到晚都是嘁嘁喳喳的声音，有时父亲会突然感到心惊肉跳，把我叫过去，于是我便在他的床沿上坐到半夜。或者，我们有时蹲在一起，我是说我和巴纳巴斯，他对这档子事前前后后有很多很多地方弄不明白，所以一个劲儿逼着我给他讲这讲那，提的老是同样的问题。他心里清楚，他的同龄人将来都会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岁月，他是不会再有了，我们就这么紧挨着坐着——K.，很像我们两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忘记了时间，从晚上到深夜，又从深夜到早晨。母亲是我们当中最经不起打击的，大概因为她不光经受全家共同的苦难，而且还要同家里每个人一起经受那个人特有的苦难吧，就这样，我们吃惊地发现她身上有了许多变化，我们又预感到明天这些变化也会在全家人身上发生。那时她喜欢待的地方是一把长沙发的一角——我们现在早没有这张沙发了——现在它摆在布伦施维克的大屋子里，母亲当时就是坐在这沙发的角落里——不知道她究竟在那儿做什么——是打盹呢，还是在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从她嚅动着的嘴唇看似乎是自言自语。事情渐渐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就是我们几个人自然而然地不断反复讲那封信，横着讲，竖着讲，讲大家都确有把握的全部细节，也讲谁也说不准的各种可能。我们自然而然地每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一些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办法，一个高招赛过一个高招，一个主意压倒一个主意，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一天不这样也过不去，可是很不妙，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本想从那个泥潭里爬出来，实际上反而在烂泥中愈陷愈深。但是，这些招数再高又有什么用呢？每一个主意离了阿玛莉娅都行不通，所有的点子说来说去不过是敲敲边鼓罢了，左敲右敲反正都敲不到阿玛莉娅耳朵里，所以这些嘁嘁喳喳就都成了废话，退一步说即使阿玛莉娅听清了，这些敲敲打打也只能撞在她那堵一声不响的墙上。唔，幸亏我现在比那时更了解阿玛莉娅了。她当时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她居然硬是挺住了，同我们一起一直坚持到今天，实在是不可思议。母亲当时也许承受着我们所有各人的痛苦，她只能承受着，因为苦难就降临到她头上，可她承受这压力的时间并不长；不能说她今天还在承受着这些痛苦，其实就在当时，她脑子也已经有点糊涂了。而阿玛莉娅当时不仅承受着痛苦，同时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看穿了这痛苦是怎么来的。我们当时只看到结果，她却看到了根子；我们寄希望于一些小小的解决办法，而她心里很清楚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我们当时可以嘁嘁喳喳悄悄商议，而她只有默不做声一条路，她就是这样面对现实，正视现实，默默忍受着我们这种苦难的生活。当时这样，直到现在仍然还是这样。我们当时虽然也有很多苦处，但是比起她来我们的日子还算好过多了。我们当然得搬出我们住的房子，布伦施维克搬了进去，上头把这个小棚子分配给我们住。我们用一辆小推车跑了几个来回，把全部家当都搬到这里，巴纳巴斯和我在前面拉，父亲和阿玛莉娅在后面帮着推，母亲呢，一开始我们就把她先送到了这里，让她坐在一个木箱上，每次我们运东西来到时都见她抽抽搭搭地哭。可是我还记得，就连在这几趟很累人的搬家路上——不光累人，也很寒碜，因为我们不止一次碰到运送新收割下来的庄稼的车子，那些跟车的见到我们马上一句话不再说，赶紧就把头扭开去——就连在这搬家的路上，我们，巴纳巴斯和我，也还是撂不下那件事，老是谈我们的种种烦恼和打算，谈着谈着就站住不动，直到父亲‘喂，喂’叫我们，才提醒我们又该往前走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来谈去，说破了嘴皮也还是改变不了我们的苦日子，搬家后和搬家前都一个样，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搬家后我们也逐渐开始尝到穷日子的滋味了。亲戚们停止了资助，我们的钱快用光，而恰好在这段时间里人家又逐渐开始看不起我们，这就是你也看见的情形。人们发觉我们老是在撕信事件上想不开，庸人自扰，不能自拔，就对我们全都没好气。尽管人家对我们遭遇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并没有低估命运对我们的沉重打击，而且人家也知道如果自己碰上同样的事未必能比我们家更好地经受住命运的考验。但是，越是这样就越觉得有必要同我们完全绝交。如果我们自己摆脱了这件事的阴影，人家就会非常敬佩我们，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点，人家就往前进了一步，把原先只是暂时对我们采取的态度变成永久性的了：终于把我们排除在每一个社交圈子外面。现在谈起我们来时，就好像我们不是人，完全不提我们的姓名；在不得不提名道姓地谈到我们时，也只说巴纳巴斯那一家。因为他是我们全家最无辜的，连我们住的这个小窝棚也声名狼藉，如果你回想一下，就会记起第一次上这儿来时你也感到人家看不起我们不无道理。稍后一些，偶尔又有人来我们家了，但是一来就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撇嘴摇头，譬如说看着那盏小油灯挂在桌子上方不顺眼。不挂在桌子上方，让我们挂在哪里好呢？可人家就是觉得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油灯挂到别处去，同样一点不解决问题，人家看着会照样碍眼、讨厌。总之，凡是跟我们沾点边，不管我们怎么着，人家都一概看不起。”
四处求情
“在那段时间里，后来我们又干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件糟得不能再糟的事，我们让人瞧不起，原本还有点冤枉，可是一做出这种事，恐怕人家瞧不起我们就理所应当了：我们甩开了阿玛莉娅，挣脱了她那无声的命令的束缚，我们感到没法再那样生活下去，那种没有丝毫希望的日子，我们确实过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各显其能，各人按自己想出的办法去行动，去向城堡提出请求或者苦苦哀求，求上头宽恕我们。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弥补我们的过失，我们也知道，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同城堡之间唯一有希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联系，即通过索尔替尼，通过这个对父亲印象还不坏的城堡官员同城堡沟通，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但是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父亲首先带头，左一趟右一趟地去找村长，找各位秘书、各位律师、各位书记求情，可全是白跑，十次有九次人家不见他。即使他靠耍个小花招或者运气好碰巧见到人家的面——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真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也是被人家三言两语打发走，以后就再也不见他了。另外回答他的话也确实非常容易，城堡办什么事都是那么轻而易举！他到底求人做什么呢？谁把他怎么样了？他想请人家宽恕、原谅什么？城堡里究竟在什么时候、有谁对他哪怕只是动过一个小手指头？当然，他穷了，没有主顾了，等等，等等，可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是手工工匠的事，是市场的事，要城堡大大小小事无巨细一概都管，可能吗？当然实际上城堡也无事不管，但它不能简单粗暴地干预事物的发展，决不能仅仅为了个别人的利益而草率行事吧。难道要求城堡派出许多官员跟在父亲的顾客屁股后面跑，使劲追上他们，强迫他们回到父亲那里去？父亲反驳说，但是——所有这些事我们都是大家一起事先在家仔细商量，事后又挤在一个角落里唠叨，好像躲着阿玛莉娅似的。阿玛莉娅虽然把一切全看在眼里，但她总是一声不响，不管我们——父亲反驳我们说，但是他现在并不是跑去向人家哭穷呀，所有在这里失去的东西，他是能够很容易重新得到的，这些都是次要问题，只要得到宽恕、原谅，别的就什么都好办了。‘你究竟要别人原谅你什么？’这就是他从人家嘴里得到的回答。接着人家又说，到目前为止，官府并没有接到告发，至少在案卷里没有这项记录，再退一步，至少在律师们有权看到的案卷里没有这项记录。所以，在目前可能查明的范围内，既没有什么人告发过他，也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打算。他举得出有哪一条针对他的恶行颁发的官府命令吗？父亲自然是举不出来。于是人家又说，或者有哪一个官府部门干预过这事？父亲对这方面又是一无所知。那么好了，既然他什么都不知道，既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么他到底要什么？究竟让人家原谅他哪一点呢？充其量也许可以请求人家原谅他现在对官府各部门进行无端骚扰吧，然而这种行为恰恰是不可原谅的呀。父亲仍不罢休，那时他身体还很有劲，而且，既然把无事可干的日子硬加在他头上，他也有的是时间。‘我要替阿玛莉娅把名誉争回来，你们等着瞧吧，不需要多久了。’他有几次白天对我和巴纳巴斯说，但是声音很轻，为了不让阿玛莉娅听见。不过这话到底还是说给阿玛莉娅听的，因为实际上父亲根本没有想到争回名誉，而只是想着请求宽恕。但是，为了求得宽恕，他得先弄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可官府各部又都否定了这个说法。这样一来他便生出一个古怪念头，深陷进去不能自拔——这说明他当时精神状态已经相当虚弱——这就是，他总觉着别人是在瞒着他，不告诉他有什么过失，而原因又是他打点得不够，原来，他一直只上缴明文规定的各种款项，这笔费用，至少从我们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来看，已经是够高的了。但是现在父亲觉得他必须再多交些钱，他这个想法肯定不对头，因为我们的官府虽然为了办事简便避免不必要的口舌也收受一点贿赂，可是行贿的人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毫无办法，既然这是父亲的愿望，我们也就不忍心阻拦他。我们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家私——差不多尽是些生活必需品——好让父亲有足够的钱去摸清情况，这样，我们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因为父亲早上动身出门时，口袋里至少总有那么几块硬币叮当响着。我们呢，当然就得挨一天饿，而靠变卖东西弄钱给父亲得到的唯一实惠，就是父亲能维持总觉得还有希望那样一种乐观的心境。但是这一点也很难说是好事。你看，这样一来他成天东跑西颠疲于奔命折磨自己，而没有钱倒干脆些，该是什么结果很快见个分晓心里也就踏实了；有点钱呢，事情反而拖泥带水，没完没了，短痛成了长痛。官府既然不可能因为父亲多给了钱而在事实上给他一些额外的特殊优待，有时候某位书记员便试着至少做做样子，为父亲做点什么，譬如答应他说将要作进一步的调查，暗示他已经发现某些迹象，官府将跟踪查询，说这并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纯粹只为了照顾父亲的愿望。父亲听了这些不是更加起疑，而是越来越信了。他把这种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敷衍搪塞的空头支票带回家来，高兴得就像把福星请进了家门似的。每逢这样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阿玛莉娅背后，咧着嘴笑，笑得比哭还难看，瞪大眼睛朝阿玛莉娅努努嘴，悄悄暗示我们，阿玛莉娅得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对这事她自己会比谁都更感到意外惊喜的。不过嘛，现在还一点不能泄露，我们得严守秘密——每次我们看到他这个样子真是痛心极了。要不是我们到最后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也不能给父亲弄到一点钱，那么这种让人心碎的日子肯定还会继续很久很久。在那些日子里，虽然经过我们多次请求，巴纳巴斯被布伦施维克收为助手，不过只能是晚上摸黑去取活，做完后又摸黑去送活——必须承认布伦施维克收巴纳巴斯当助手是为了我们而承担一定的风险。他的生意可能因此受影响，可是他付给巴纳巴斯的工钱也非常少，而巴纳巴斯干的活是无可挑剔的——话说回来，虽然巴纳巴斯被收为布伦施维克的助手，但是他的工钱只够我们家勉强维持生活，让我们饿不死罢了。为了不伤父亲的心，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才向他宣布我们不得不停止给他资助，可他听了之后情绪却非常平静。这是因为，尽管他已经不再能从理智上看清自己那些辛苦奔波是毫无希望的，但那接二连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也确实弄得他太疲倦了。
虽然他说——他的口齿不像以前那样清楚了，而原来他说话口齿是最清晰不过的——其实他只再要一点点钱就够了，明天，甚至今天，兴许他就可以把什么全打听明白，而现在是前功尽弃了，没别的，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缺那么点钱，等等，但说话的语气表明，他实际上也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话。可不是嘛，他马不停蹄，立刻又想出了新的计划付诸实行。由于没能查清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也就无法进一步通过官方途径达到请求宽恕的目的，于是他最终就把全部精力用在到处去求情上，私下里到处去找当官的求情。当官的肯定也有一些好心眼的、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许在办理公务时表现心软，但在公务以外，只要在合适的时机趁他们没有思想准备时突然去找他们，那么他们也是完全有可能一下子发善心的。”
这时，一直在聚精会神听她讲述的K.插问道：“那么你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了？”尽管他知道奥尔嘉讲下去对他这个问题必定会有答案，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先知道这一点。
“不错，我是这样想，”奥尔嘉说，“什么同情啦，怜悯啦，这类事情是根本不会有的，不论我们多么年轻，多么没有经验，可这一点还是知道的，父亲当然也知道，但是他把这给忘了，什么事他差不多全忘光了。他想好了一个计划，就是到城堡附近大路上官员们乘车总要经过的地方去站着，一有机会赶紧抓住，向当官的提出希望得到原谅的请求。说句良心话，这个想法真是太荒唐了，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他的请求真的传到某个当官的耳朵里了，这个想法也还是非常荒唐。难道个别官员能对他表示原谅？充其量恐怕只能是整个官府作这种表示吧，但就连整个官府大概也不能对他表示什么原谅，而只能依法作出裁决。可是即使一个当官的愿意屈尊下车过问这事，他又怎么可能在听了父亲这个可怜巴巴、有气无力的糟老头子对他咕咕哝哝说几句话后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弄清楚？当官的都很有学问，但是每个官员也只是精一行，如果涉及的是本行，一个官员听到老百姓说一句话马上就可以猜透他的一大串思想，可要是隔行呢，老百姓可以跟他解释上几个钟头，他也许会客客气气地点头，却一句也听不懂。这是很自然的，谁要是不明白，只消好好想一下那些与自己有关的细小的公事，那些芝麻大的琐碎公事就行了。想一想，当官的只用耸耸肩膀的工夫就把问题解决掉，而他自己如果想去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些琐碎的、芝麻大的公事，那么这辈子就什么别的也别再做，即使赔上这么多工夫，末了也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退一步说，即使父亲走运，恰好碰上一个主管这件事务的官员，那么这位官员在有关这件事的全部案卷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也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尤其是不能在大马路上解决。没法子，他还是不能表示什么原谅，而只能照章办事，为此又只能指示父亲去走公事公办那条路，而想靠走这条路捞到点什么，父亲不已经是一败涂地了吗？唉，你看，父亲居然认真地想用这一手，用这个新招去找到突破口，这说明他的精神状态惨到什么地步了！假如这样干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希望，大路上请愿告状的岂不是要挤破了头？而事实上呢，这事连初小学生都懂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那里的路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也许就连这一点也让父亲又添了一分希望吧，他是不管抓到什么都赶紧拿来为自己打气了。父亲也不能不这样做；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根本用不着像他那样盘算来盘算去钻牛角尖，必定能从明摆着的一些现象上就看出事情根本不可能。再说每次官员们乘车到村里来或是回城堡去可都不是游览观光兜风消遣，而是村里和城堡里有事等着他们去做，所以他们的车子总是跑得飞快。另外他们也是决不会心血来潮，有什么雅兴看看车窗外面，更不会去找有没有人等着要递上申请书什么的，车上满满当当装载着各种文件，官员们一路都在用心研究呢。”
“可是我却见过，”K.说，“可我见过一个官员的雪橇里是什么样子，那里并没有什么文件。”奥尔嘉的叙述，无异在K.眼前展现了一个十分巨大的、几乎不可信的世界，结果是他简直憋不住想用自己的一桩桩细小的经历去碰一碰它，以便自己能真正相信这个世界的确存在着，他自己这个人也的确存在着。
“这是可能的，”奥尔嘉说，“可是这种情形就更糟，就是说，它说明那个官员需要处理的事务非常重要，所以有关文件太贵重或者太多，不可能随车携带，这样的官员就总是让车夫使劲催马飞奔。总而言之，谁都腾不出一点多余的时间来听父亲讲他那一套。还有呢：从大路通往城堡的车道有好多条，有一阵子，某一条车道很走俏，大多数官员都走那条路，过一阵，换了另一条了，大家又一窝蜂地挤到那边去。这种流行色的变化有什么规律现在还没有人琢磨出来。譬如早晨8点钟时，所有的车都在第二条车道上，10分钟后都跑到第三条车道上去了，半小时后也许又在第一条上，然后就整天都在那条路上跑，但每秒钟又都可能有变化。虽然所有车道都在这村子附近汇合，可是到汇合处时所有的车子都已经跑得跟飞似的，而到离城堡不远处时速度倒还稍稍慢下来一点。正如车子经过哪条车道驶出城堡没有规律那样，车子究竟有多少也是谁都说不清的，经常是连续好几天一辆车都见不着，可是接下去就出现大批车子。现在你想想看，我们的父亲面对的就是这么多让人头疼的难处。他每天早晨穿上他最好的那套衣服——过不了多久这套衣服就成了他唯一的一套了——带着我们大家的祝福走出家门。一枚很小的消防队徽章，那是他本不应该留给自己的，他也装在身上，到了村外再把它佩戴起来。在村里，虽然这枚徽章小到别人离他两步远就几乎看不见，他也害怕人家发现他戴着，可是就连这么个不起眼的小东西，父亲竟然也认为用来吸引乘车路过的官员注意他挺合适！离城堡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贩种的菜园，这园子的主人是一个叫做贝尔图赫的商贩，专门供应城堡蔬菜，父亲就在他那园子铁栅栏的石头基座上挑个地方坐下来。贝尔图赫也允许他坐那儿，因为这人以前是父亲的朋友，也是他的一个最忠实的老主顾，这又是因为这人的一只脚稍微有点畸形，他觉得只有父亲能替他做一双合脚的靴子。于是，父亲便天天在那里坐着，那是一个阴沉沉的、雨水很多的秋天，可是天气他一点不在乎；每天早上他总是在固定的钟点把手放在门把上，向我们示意他要走了，而到晚上回来时——看上去他一天比一天更躬腰驼背了——总是全身湿透，一头躺倒在墙犄角就不能动弹了。最初几天他还给我们讲讲他碰上的一些小事，比如贝尔图赫怎样同情他，怎样讲老朋友交情，从栏杆上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或者，讲他隐约觉着在一辆路过的马车中认出了某位官员，再不，就是说又有哪几个马车夫认出他来，还跟他开玩笑，用马鞭轻轻地在他身上蹭了一下。后来他就不讲这些了，显然他已经不抱希望能在那里使自己的事情哪怕只得到一点点进展，而只是把每天去那儿待一天当成一种义务，当作一种打发日子的手段。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得了风湿病，冬天快到了，雪也来得很早，我们这里冬天是说来就来的；唔，就这样，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坐在满是雨水的、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又坐在雪地里。到夜里他浑身疼痛，唉声叹气，第二天早晨有时候就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去，可是经过一阵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走了。母亲老是死死拽住他不放他走；而父亲呢，大概是想到他那双已经不那么听使唤的腿脚有点心虚吧，也就答应让她跟着自己一块儿去，这样一来母亲也得了风湿病。我们经常到他们待的地方去，有时是送吃的，有时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想劝他们回家。唉，我们有多少次看到两位老人背靠背地瘫在那块巴掌大的石头基座上，缩成一团，披着一块不能将两人完全裹严实的薄薄的毯子，包围着他们的只有一片灰蒙蒙的雪花和雾气，方圆几里内几天不见一个人影和一辆马车，哎呀，真是太惨了，K.，真是太惨了！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直到一天早上父亲怎么也没法把他那双僵硬的腿从被子里伸出来，情况很糟，一点办法没有，父亲那天还有点发烧说胡话，他说他好像看见恰好是现在有一辆马车在半山坡上贝尔图赫家门前停住了，一位官员正从车里走出来，眼睛顺着栅栏看，到处找他，瞧，那不是他这会儿不住地摇着头，气呼呼地又回车里去了吗！说到这里从父亲嘴里突然迸出一阵撕肝裂胆的大叫，听起来好像他人躺在这里就想让上头那位官员听见他看见他，而且他要向那个当官的解释：他这会儿所以不在那里，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结果呢，这一不去就不是三五天，而是成了很久很久，从此他再也回不到那儿去了，好多个星期一直起不了床。阿玛莉娅虽然伺候他，给他换洗，给他治病，什么全是她干，除了中间休息过几次，她实际上就这样一直干到今天。她会用各种镇痛的草药，精神非常好，几乎不睡觉，她从不胆怯，天不怕地不怕，从不会不耐烦，照顾父母的活她一人全包了下来；在我们谁也帮不上忙只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又能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保持冷静沉着。但是，后来当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父亲已经可以由人一左一右扶着小心翼翼地慢慢蹭下床来时，阿玛莉娅立刻就撒手不管，把父亲完全交给我们了。”
奥尔嘉的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得给父亲再找一个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做，要有那么一件事，至少可以使父亲觉得他做起来是在为洗刷我们家的罪名尽一点力才好。找到这样一件事情给他做其实不算困难，能起到像在贝尔图赫的菜园子前面坐着那种作用的事，实际上到处都有，但我却找到了一件甚至给了我一点希望的事让他去做。事情是这样的：不论去哪儿，在官府衙门里还是在秘书们当中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只要一谈起我们家的过错，一概都是只提侮辱索尔替尼的信差那件事，谁也不敢再接着追问下去。所以我就琢磨，既然大家都只知道侮辱信差一事，即使只是装装样子，那么，如果可以做到去给信差道个歉，说几句好话，哪怕也是做做样子，不也就行了吗，不也就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了吗？不是说官府还没有收到举报告发信吗？也就是说，还没有哪一级官府正准备受理这桩事情，所以那个信差完全有自由针对只牵涉他个人的这件事对我们表示原谅，更多的问题也就没有了。虽说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只是做做表面文章，也不可能再带来什么别的结果，但是总可以使父亲高兴高兴，这样做，也许能使那许许多多官府办事人员稍稍感到一点难为情，也就能使父亲多少感到一些宽慰了吧，那伙人用他们那些一点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回答，把父亲也折磨得够呛了。当然，首先得找到那个信差。当我把这个打算告诉父亲时，他先是很生气，这段时间他的脾气变得非常倔，原因一方面是他以为——这种想法是他生病期间产生的——我们总是在他快要大功告成时给他来一手，使他前功尽弃：起先是撤了给他的资助，现在又硬要让他躺在床上不许他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脑子已经迟钝得完全无法领会别人的意思了。我还没有把我的打算讲完，他就气呼呼地把它给毙了；照他的意见，他得继续每天去贝尔图赫的花园等着，并且，因为他肯定不能再像原先那样每天走路爬坡了，我们就必须用手推车推着他到那里去。但是，不管他多倔我还是苦口婆心地劝他，渐渐地他也就勉强同意了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他心里还老有个疙瘩，那就是办这件事他完全得依赖我，因为只有我见过那个信差，他不认识那人。不过，所有的仆人外貌都很像，就是我，也不敢打保票准能再认出那个信差来。主意已定，我们就开始到贵宾楼去，在那里的好些仆人当中寻找。虽然那信差是索尔替尼的一个仆人，而索尔替尼不再到村子里来了，但是老爷们是经常互换仆人的，所以很有可能在另一位老爷的仆人中找到他，如果找不到，那么也许总可以从别的仆人那里打听到他的一点消息吧。不过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每天晚上到贵宾楼去，而我们是到处遭白眼的，在这个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以酒客身份出现，在那儿花钱吃喝我们又做不到。但是事实说明我们去那里确实还是有点用处。你很清楚，弗丽达是非常头疼那帮仆人的，不过总的说来那伙人多半是安安分分规规矩矩的，因为不干什么重活，把他们都给惯坏了，做事很不利索。官员们中间常说的一句相互祝愿的口头禅就叫‘祝你活得像个跟班的’。事实上，说到过舒心适意的日子，听说那些跟班的仆人才真正是城堡里的老爷呢。他们自己也知道并且很珍惜这一点，所以当他们在城堡里，就是在有法律、规章约束他们行动的地方时，就表现得又斯文又正经——这我听好多人说过——到村里来的仆人中也还能见到个别人有这种表现，但只是极个别的。此外那些仆人就因为在这里城堡的法规不完全能管束他们而好像完全变了样，他们成了一群粗野的、简直要造反的暴徒，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只知道在他们那永远满足不了的欲望支配下任意胡来。他们无耻到了极点，对我们村来说，幸亏他们只有得到命令才准离开贵宾楼，但在贵宾楼里呢，我们就必须设法对付这伙人了，弗丽达觉得这事非常难办，所以，能用上我、让我帮着她同那些仆人周旋，是她求之不得的事，两年多来我最少每星期两次整夜同那些仆人一起待在马厩里。早些时候，当父亲还能同我一起去贵宾楼时，他就在酒吧里随便找个地方睡觉，等着我也许清早就能告诉他好消息。每次都没有多少新鲜事好讲。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信差，听说他一直还在给索尔替尼当差，索尔替尼很满意他，在索尔替尼辞去原职被调到比较远的办公厅去时，听说他也跟去了。在贵宾楼遇到的那些仆人也多半同我们一样很久没有见到他，即使有个别人硬说前一阵还见过他，那也大概是记错了。这么说，我的计划应该说是落空了吧，但实际上又不完全是这样。不错，我们是没找到那个信差，而且父亲跟着上贵宾楼，一路往返很劳累，在那里又睡不好，也许还要加上一条：在他精神稍好时，还要为我受苦跟着一起痛苦，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把父亲完全拖垮了，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你现在看见的这副模样。唔，说起来可能比母亲还强一点，我们心里都明白，母亲每天都可能走到人生的尽头，所以能拖到今天，全仗阿玛莉娅花大力气精心护理。话说回来，不错，我们虽然没有找到人，又添上那么些倒霉事，但是我在贵宾楼还是有点收获的，那就是跟城堡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如果我现在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一点不后悔，你可别看不起我。也许你会想，天晓得那是什么了不起的同城堡的联系哟。你想得对，那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联系。虽然说我现在已经认识许多仆人，认识所有近几年到村里来过的老爷们的仆人，万一哪天我去城堡，在那里我就不是生人了。当然我只是在村里认识这些仆人，在城堡里他们就完全两样，很可能见谁都不认得，特别是一个只在村里同他们打过几次交道的人，他们就更不认识你是老几了，尽管在马厩里他们上百次赌咒发誓，说要是将来在城堡里能再见面他们很高兴，那也完全白搭。其实那伙人说这样的话等于没说，对这点我已经有亲身体会了。但是，最重要的根本不是这个。重要的是通过这伙仆人我不仅同城堡有了联系，而且兴许还会出现一种情况——但愿如此——就是有人从上面观察我，观察我的表现——管好这么大的一支仆人队伍，当然是官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劳神费事的工作——而经过观察，这个人也许就会对我的看法不那么苛刻，他兴许会看出，虽然我努力的方式很成问题，但我怎么说也是在为自己的家争取应有的待遇，是在继续做父亲努力想做到的事呀。如果能这样看，人家也许就会原谅我收那些仆人的钱拿来补助我们的家用了吧。除此以外，我还有别的收获呢，可是你也把它看成是我的过错了。什么收获？就是我从仆人们那里知道了一些是怎样通过别的路子，不经过那种一拖就是好几年的、难得要命的正式申请就能到城堡去工作的办法，这样做尽管还不是正式受雇，而只是一个人家睁只眼闭只眼悄悄接受下来的准雇员，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没义务更糟，但却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各种事情都能在近处看到，就能较方便地抓住和利用一些有利机会，尽管不是雇员，却偶尔也可能有事可做。一个雇员恰好不在，听见呼叫就赶紧跑过去，这样，一秒钟前还不是的，这时一下子就是了，就是说成了雇员了。但究竟什么时候有这种机会呢？有时候说来就来，你人才到，还没有来得及东张西望，机会就到了你身边，任何新来的人碰到这种情形都不会那么当机立断立即抓住它，可是如果放过去再等下一次机会呢，兴许又比通过正式申请的途径要多等好几年，而且，正式申请被录用，对于这样一个人家睁眼闭眼暗中接受的准雇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就是说，人家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可是人家又不告诉你正式录用的程序中挑选得非常严格，一个出身于名声上有点小问题的家庭的人，是一上来就要给刷下去的。结果呢，譬如说一个出身于这类家庭的人不知底里，提出了申请，他愿意接受这种严格的审查程序，于是就得战战兢兢，好几年悬着心，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从他申请的头一天起，谁都惊异地问他怎么竟冒冒失失地做这种毫无指望的事，可是他本人仍然抱着希望，不然他怎么活下去啊。但是，好多年以后，也许他都已经成了一个糟老头儿了，才得到不予录用的通知，才知道一切都完了，这辈子算是白过了。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正因为有例外，人才那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跃跃欲试啊。有过恰恰是一些名声不好的人被录用的事，有那么一些官员，他们简直憋不住，明知不合适也想闻闻这类野味，在录用考核时，他们伸长脖子东闻闻，西闻闻，又是咧嘴，又是翻白眼，一个这样的候选人看来简直能招得他们流三尺长的涎水，为了顶住这种强烈难挨的欲望，他们往往不得不随时拿出法律条文来作根据。不过这样一来有时就不能使那个人得到录用，而只是使录用程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拖到最后根本没有任何结果，在那人死后不了了之。所以说，按法定程序也好，走别的路子也好，总之，想得到录用，这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难，有明的也有暗的，谁如果想走这一步，最好事先多掂量掂量。那么我们呢，我们，巴纳巴斯和我，在这上头也没少伤过脑筋。我每次从贵宾楼回来，就同他坐到一起，把听来的最新消息告诉他，然后我们一起来回琢磨好几天，弄得巴纳巴斯把自己手头的活也耽误了。我这样做，可能就是犯了你指的那种错误了。因为我明明知道那伙仆人的话不大可靠啊。我知道他们从来就没有心思给我讲城堡的事，他们一讲起来就总是扯到别的话题上去，说每句正经话都得我求爷爷告奶奶才开金口，而要是哪一阵他们说顺口了，就絮絮叨叨胡侃一气，自吹自擂，你说得离奇，我讲的比你更玄乎，结果呢，在他们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在黑洞洞的马厩里大吼乱嚷出来的大堆废话里，最多也许只有那么一两句隐隐约约露出一星半点真实情况。但是我把听到的看见的一股脑儿全灌给巴纳巴斯，他呢，一来还一点没有能力分辨真假，二来因为我们家的困难处境简直就是如饥似渴地想听这类东西，于是就把所有这些大口大口地全都吃了进去，又瞪大眼睛急着想听新的。说实在的，我的新计划也只能全仗巴纳巴斯。想从那帮仆人那里得到什么收获是毫无指望的了。索尔替尼的信差怎么也找不着，恐怕是永远也找不到，他和他的信差好像越来越少露面、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们的长相和名字，我常常需要向人描述老半天，人家才能勉强记起一点，而除了这点模糊的印象之外，别的就什么也说不出来。说到我同那帮仆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么人家说我什么我当然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别人如实了解我在那里做的，希望我做的能抵消一点我们家的过错，但是有没有效果我一点也看不到。不过我还是坚持做下去，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以在城堡里为我们家争取到点什么。可是我发现巴纳巴斯倒是有这种可能的。如果仔细揣摩一下那帮仆人讲的那许多话（只要有兴趣动这个脑子就行，而我很乐意揣摩这些话），就能悟出一点道理，那就是：谁如果被录用为城堡工作，他就能替自己家办很多很多事情。当然，他们那些云山雾罩的话里究竟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呢？这是没法弄明白的，清楚的只有一条，就是可信的东西太少太少。难道不是吗？比如说吧，有一个我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着第二次、万一见到兴许也认不出来的仆人，向我郑重其事地保证要帮助我弟弟在城堡里谋一个差事，谋不到的话至少在万一巴纳巴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来到城堡时也能帮帮他的忙，比如说给他点饮料提提神也好——据那些仆人说有这样的事，就是求职的人因为等候的时间太长太长，重的晕倒在地上，轻的也昏头昏脑不辨东南西北，要没有朋友当场关照一下就完了——这个仆人对我讲这些还有许多别的，把这些话当成对求职人发出的警告，要他们千万三思而后行大概还可以，但其中那些保证和诺言就完全是空话了。巴纳巴斯却不这么想，我虽然警告他，叫他别相信那些诺言，但是我把这些诺言刚刚说出来，他一听到就高兴得马上表示支持我的计划。我自己加进去的话对他倒没有太大的作用，对他起了主要作用的，还是仆人们讲的那些。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差不多完全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同父亲母亲谈得拢的只有阿玛莉娅，别人谁都不行。我越是用我自己的办法去努力实现父亲原来的计划，阿玛莉娅在我面前就越是少言寡语，当着你或别人的面她跟我讲话，可单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就无话可说了。贵宾楼的那些仆人把我当成他们的玩物，发起狠来恨不得把我撕成碎片。这两年中我没有跟他们中哪一个人说过一句贴心话，他们讲来讲去尽是些不怀好意、胡诌瞎编、荒唐透顶的话。这样我就只剩下巴纳巴斯一个人可以说说话了，但是巴纳巴斯又太年轻。对他讲那些事情时，当我看到他眼里兴奋得闪光——这种兴奋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一直保持下来——时，我吓得心直跳，可我并没有停下不讲，因为我心里没底，怕不把知道的全说出来会影响我们全家的大事。当然，父亲那些虽然空泛但却很庞大的计划我是没有的，我没有男人那种果断，我想做的不过是对侮辱信差那件事作一点补偿，甚至还希望人家能充分肯定我这点微薄的努力，给我记上一功呢。但自己一个人做不到的，我现在就想通过巴纳巴斯采取别的稳妥办法去实现。我们是侮辱了一个信差，等于把他从第一线的办公厅挤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不就是把巴纳巴斯送去当新的信差，让巴纳巴斯顶替那个受了侮辱的信差吗？这样一来那个信差不就能安心地待在二线、三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他觉得需要多久才能忘掉那次受辱的事就待多久？当然我知道，尽管这个计划乍一看要求不高，可实际上还是有点狂妄，它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给官府指手划脚规定如何处理人事问题，或者似乎我们怀疑官府有能力自己定出最佳处理方案，怀疑人家官府甚至在我们想都还没想到这里也许可以安插一个人之前早就把一切都妥善处理完了。虽然我很清楚这些，但我接着又想，官府还是不可能这样误解我吧，或者即使误解那也不是不明白我的意思而是故意曲解，要是那样的话，不是根本就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凡是我做的一切，不是一开始就要受到谴责了吗？这样一想，我也就没有停止努力争取让巴纳巴斯去那里工作，而巴纳巴斯自己的野心在这件事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段准备时间里巴纳巴斯变得非常骄傲，觉得鞋匠活太脏，不适合他这个未来的城堡办公厅工作人员做；是的，他骄傲得甚至在阿玛莉娅难得跟他说上一句话时也敢同她顶嘴，而且是硬顶。我不数落他，心想就让他在家里跋扈几天吧，不难预料，等他到城堡去时，第一天他的欢喜、他的傲气就会一扫而光的。这以后，我跟你讲过的那种准雇员的日子就开始了。使人惊奇的是巴纳巴斯居然第一次就找对了城堡，更正确些说是找对了办公厅走了进去，这个办公厅可以说从此就成了他的工作室。这么大的成功，当时真使我都快高兴疯了，当那天晚上巴纳巴斯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时，我立刻跑到阿玛莉娅面前，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一个角落里发狂地吻了个够，弄得她又是吃惊又是疼，哭了起来。当时我太激动，什么话都说不出，另外我们也好长时间没有交谈过了，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我就想，过几天再好好跟她说说吧。可是几天以后当然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个成功来得很快，可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再没有什么进展。巴纳巴斯就这样整整两年时间过着那种单调的、憋气的日子。我认识的那伙仆人一点用处也没有，我写过一封短信让巴纳巴斯带上，请他们关照关照他，信里我还提到他们曾经答应过愿意帮忙的话，巴纳巴斯呢，他每次见到一个仆人都把信拿出来举着给人家看。虽然他有时也恐怕是碰上了一些不认识我的仆人，并且就是碰上我的熟人，他那愣头愣脑捧着信一声不吭的傻相——他在上头是不敢开口的——也挺气人的，但是，整整两年时间，谁都不帮他，这不也太丢脸了吗？所以，有一次，一个说不定已经好几次被他拿这封信杵到鼻子跟前纠缠烦了的仆人，一把将信夺过去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这下子真是把巴纳巴斯给解救了，当然，老实说这种解救法靠我们自己本来也是早就可以办到的。当巴纳巴斯告诉我这事时，我心想，那人简直可以在扔信时说上一句：‘你们不也差不多是像这样对待来信的吗！’但是，尽管整整两年我们的努力毫无进展，可这段时间对巴纳巴斯还是起了好作用，那就是——如果这也可以算是好事的话——他少年老成了，早一点成了一个男子汉；唔，他不仅老成，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得比一般成年男人更严肃沉闷、更深通世故。看着他那人小心老的样子，跟两年前还是个毛手毛脚的孩子的那个他一比，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他是个大人了，可是我却一点感觉不出他作为男子汉也许能给我的那种安慰和安全感。没有我他恐怕很难进得了城堡，可自从他到了那里以后，就完全自作主张了。我是他唯一可以说贴心话的人，但他心中的烦恼肯定只对我讲了一小部分。他告诉了我许多城堡里的见闻，但是仅仅从他讲的那些事、那些琐碎的小事中怎么也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东西就能使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尤其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男子汉在上头竟然会把他做男孩时曾经使全家人非常头疼的那种勇气和冲劲丢了个精光呢？当然，这种一天又一天的白白站着干等，天天这样，月月这样，没有丝毫指望会发生变化，这是能把一个人所有的棱角都磨平的，是会让人得疑心病，最后甚至使人除了成天杵在那里傻等白等以外就什么别的事也不会干的。但是为什么他早些时候也不反抗呢？特别是当他很快就认识到我说得有理，就是如果抱着野心、抱着过多的奢望，在那个地方是什么也捞不着的，想改善一下我们家的境况嘛倒还可以？原来，在那里人人都是兢兢业业、诚惶诚恐地——除了管事们情绪有些多变以外——工作，人的野心和奢望全都在这样的工作中寻求满足，而由于工作本身需耗费大部分精力，人就渐渐忘记了自己以至最后完全融化在工作中了，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愿望是没有实现的余地的。另一方面呢，巴纳巴斯告诉我，他觉得倒也看清了一件事，就是：连那批相当成问题的官员——只许巴纳巴斯去到这些官员的房间——的权力也大得很，知道的事也多得很。他看见他们口授指示和命令时眯起眼，急促地打着手势，说话飞快，看见他们只需动一个指头，半句话不说就把哭丧着脸的管事打发走，一旦被打发走，这些人便喘着粗气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还看见，当这些官员在他们面前摊开的书中发现一句什么重要的话时，就在那上面猛击一拳，算是拍案叫绝，然后别的人便争先恐后地一下子全跑过来，把那条很窄的通道挤了个水泄不通，伸长脖子探头张望。就是这些，再加上一些类似的别的事，使巴纳巴斯崇拜起这些人物来了，他得到了一个印象，就是：如果他能做到让他们发现他在这里，如果他能跟他们攀谈几句——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而是以办公厅同事的身份，当然，是下级同事——那么，也许就能为我们家办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可是他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碰上这种机遇，要说积极行动起来，自己主动去争取让人家注意自己吧，巴纳巴斯又没有这个胆量，尽管他清楚地知道，由于全家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他现在是年纪轻轻就已经肩负起一家之长的重任了。唔，行了吧，现在再向你交最后一点底：一个星期前你来了，我在贵宾楼听见有人谈起这事，但没有怎么在意。什么，来了个土地测量员？这名词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可是第二天晚上巴纳巴斯回家——平常我总是在他快要到家时出去迎他——比平时早，他见阿玛莉娅在屋里，就把我拉到外面大路上，一头扎在我肩膀上就哭了足足好几分钟。这时候，他又跟几年前那个小男孩一模一样了。他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他没法对付的事。听他那口气，好像是在他面前突然冒出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个新世界带来的各种幸福与苦恼是他承受不了的。但是实际上呢，发生的事仅仅是他拿到了一封让他送交给你的信罢了。当然这是第一封信，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接受的第一个任务。”
奥尔嘉说到这里打住了。现在屋里除去两个老人那艰难的、时不时呼噜呼噜作响的喘息声之外是一片寂静。K.有一搭没一搭地，似乎是在补充奥尔嘉的话，说道：“你们是在我面前演戏呢。你看吧，巴纳巴斯给我送信来时，完全像一个为公事奔波忙碌的老信使，而你和阿玛莉娅呢，这一回她可是和你们坐一条板凳了，瞧你和她那副神情，似乎当信使以及当信使送的那些信件全是无关紧要的、附带着干干的事情。”“你不能把我们三个人看成一样的，”奥尔嘉说，“巴纳巴斯，不管他对自己干的工作有多少怀疑，在得到那两封信后简直又变成了一个快活的孩子。他的怀疑只是针对着自己和我；而在你面前呢，他就以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信使为荣，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要跟他心目中设想的真正的信使干得一样出色。比如，虽然他现在得到一套工作服的希望比以前大多了，但还是一定要我在两小时内赶着替他把他那条裤子改出来，让它至少有那么点像工作服的紧身裤，好在你面前穿得像模像样的，当然，在这一点上你也是比较好蒙的。这就是巴纳巴斯。可是阿玛莉娅就不同了，她确实一直看不起信差这个工作，现在巴纳巴斯有了一点成就——这—点她从巴纳巴斯和我的表情上、从我们两个老是坐在一起嘀嘀咕咕很容易看出来——可是她也比以前更看不起这份差事了。所以，她说的是实话，你不要瞎怀疑，弄到后来把自己也给蒙了。我呢，K.，我有时也说过些贬低信使工作的话，但我并不是想骗你，而是害怕。到目前为止巴纳巴斯经手过的就只有这两封信，这是我们家三年来第一次得到的恩惠，当然这是不是我们的福气还很成问题。这个转机，如果真是一次转机而不是错觉的话——错觉比转机更经常有——那么它是跟你到这里来有关的，我们家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操在你手里了，也许这两封信仅仅是开个头，巴纳巴斯将不光给你送信，他的工作范围会进一步扩大——只要我们还可以抱这种希望，我们就希望能这样——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们的一切都要指靠你了。现在，在那上面我们只能是人家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在这下面呢，我们倒兴许能发挥一点自己的主动性，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努力使你对我们有好感，至少也要让你不讨厌我们，或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充分利用我们的经验来保护你，力求做到让你别失去同城堡的联系——我们也许能靠这点联系吃饭的。那么，这些要怎样才能顺利地做起来，有个良好的开端呢？我想应该做到在接近你的时候不引起你的疑心，因为你是初来乍到，肯定对周围发生的事时时处处存着戒心，完全正当的戒心。此外，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你自然会受到众人对我们的看法的影响，特别是你未婚妻的影响；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接近你，才能比方说不同你的未婚妻闹得不愉快——尽管我们根本不是有意跟她过不去——从而伤害你呢？再说那两封信，你拿到之前我仔细看过——巴纳巴斯没有看，他觉得自己是信差，不能那样做——乍一看它们似乎不太重要，好像已经过时，信上要你去找村长谈，这本身就说明这封信一点也不重要。那么，在你面前我们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才好呢？如果我们强调信的重要性，那就会引起你的怀疑，你会觉得我们这样做明明是在小题大做，夸大其辞，我们作为信件的传递人向你使劲夸大这些信的作用，是抱着个人目的而不是在替你办事，我们这样做的结果甚至可能反而降低了这些信本身在你心目中的价值，这就完完全全违反我们的本意，实际上等于欺骗了你。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这些信不太重要吧，这同样会引起你的疑心，你会想为什么我们要忙着递送这些不重要的信，为什么我们说的和做的互相矛盾，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这种做法不仅欺骗你这个收信人，而且也欺骗让我们送信的人，因为人家把这信交给我们去投递，绝不会是让我们在收信人面前说些贬低来信的话吧。再一种态度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就是给那些信一个公正的说法，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信的价值本身就不断在变，它们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考虑，而这些考虑是没有穷尽的，什么时候抓住哪一种想法不再往下想纯粹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些信的看法也总是没有定准的。现在还要加上我又为你担忧，这种心情也掺和进来捣乱，于是什么全乱了，所以你不能对我说的每句话都那么太认真苛求。比如说巴纳巴斯曾经跑来告诉我，说你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听了你的话吓得赶紧——可惜这里头并不是一点没有当信差的人自己的神经过敏在作怪——主动提出不想再做这个工作了，我听了他这话能不急吗？当然就会去蒙、去诳、去骗，总之是只要有用，能挽回他这个错误，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这样做既是为我们家，也同样是替你着想呵，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有人敲门。奥尔嘉很快跑过去开了门。一盏风灯的光柱射进这间漆黑的屋子里来。
这位深夜来客打着喳喳问了几句什么，奥尔嘉也同样打着喳喳回答了，然而来人对答话并不满意，想硬闯进屋里来。奥尔嘉大概是怎么也挡不住他，于是就叫阿玛莉娅，显然是希望阿玛莉娅想方设法把来人赶走，以免影响二老睡觉。阿玛莉娅也真的立即跑了过来，推开奥尔嘉，一脚跨出门去顺手把门关上了。只是过了一眨眼的功夫，她便又回到屋里来，奥尔嘉刚才办不到的事，她一转眼就办到了。
接着K.便从奥尔嘉处得知，那位访客是来找他的；原来这是两个助手之一，是弗丽达派来找他的。刚才奥尔嘉是想帮K.一个忙，即不让那助手知道他在这里，要是K.自己以后去向弗丽达坦白承认他到这里来过，那是他自己的事，随他的便，但奥尔嘉不愿让那个助手发现这事去报告。K.对此表示赞许。可是奥尔嘉主动提出让他在此过夜等巴纳巴斯，这一建议他拒绝了。本来他也许可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夜已经很深，再者他觉得，现在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同这一家人的关系已经相当熟了，在这儿住上一夜，如果是出于别的原因也许让人觉得尴尬，然而如果考虑到这层较熟的关系，却是他在这村子里碰上的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尽管有这些想法他还是拒绝了。那个助手的到来使他大吃一惊，醒悟过来，他心里纳闷，怎么弗丽达明明知道他的心思，却同两个尝到了他的厉害而很害怕他的助手一个鼻孔出气，不惜派出一个来找他，而且是只派一个，另一个大概就留在她自己身边了吧。他问奥尔嘉有没有一根鞭子，鞭子她没有，但却有一根柳条，于是K.拿起了这根柳条。然后他又问能不能从另一处出去，回答是可以的，经过院子就行，不过那样一来就得翻过邻居花园的篱笆，再穿过人家这个花园，才能去到马路上。K.准备就这样办。当奥尔嘉领着他穿过院子向篱笆走去时，K.抓紧这个时间安慰她，叫她别担心，明确向她表示，他对她在讲述那许多事情时耍的小花招一点不生气，而是非常理解她，感谢她对他的信任，她今天给他讲了这么多，再次证明了这种信任。然后他请奥尔嘉等巴纳巴斯一回来就叫他马上到学校去，就是天还没有亮也立即去。他说，虽然巴纳巴斯带来的信件并不是他唯一的希望，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情况就太惨了，但他决不想放弃这一点点希望，他要根据这些信息行事，同时又不忘记奥尔嘉，因为简直可以说奥尔嘉本人，她的勇气、她的周到、她的聪明，她为全家人牺牲的精神，比那些信对他更加重要。如果要他在奥尔嘉和阿玛莉娅两人中作出选择，那么他是不会费多少考虑的。在他已准备翻身向篱笆跃起之际，又一次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 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