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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是一种可能性生活

　　章德宁[1]：对你而言，写作意味着什么？

　　史铁生：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可能性的生活”。在你生活的日常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可能性，经常是在夜里自己的梦中实现。也许不能说是“实现”，算是“虚现”吧。最好的形容是梦，梦想。在你的梦想里出现的一些可能的东西，它在现实中不能成立或无法达到，而写作可以帮助你达到。所以我说写作不一定非用纸和笔，一个人如果有想象力，对现实觉得有荒诞感，觉得有些想法，在这之外还有些有意思的可能性，那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写作行为了。而假如没有想象力就甭说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生活，完全满足于现实生活，在完全的现实满足中写作是不存在，不成立的。所以我对“现实主义”经常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笑）什么是现实主义？

　　戏剧会更加强调这种可能性。我和几个好的电影演员聊过，当然他们不是这样表达的，有人说：在现实里我只能结一次婚，但在电影里我能谈好多次恋爱，结很多次婚，跟不同的女人结婚。这是个挺有启发性的想法。

　　章德宁：在你的写作中，考虑不考虑技巧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将技巧自如运用于写作中？

　　史铁生：初学写作的人，不要从文学到文学，尤其不要过多地研究文学技巧，因为好的小说家没有从研究技巧出来的，只是后人研究他们的技巧而已。你说古今中外的大家，咱们知道的，哪个是研究技巧出来的？真正好的文学作品的功力，是在文学之外。因为你这是创作，你要做前无古人的事，你要做现实里还没有的可能性的东西，那你就得在它之外，不能总是在这样那样的技巧里去找，因为你是在创作。

　　我觉得技巧是这样：你心里有个想法，有个东西在激动着你，或者说是在怂恿着你，让你去写，也就是说，你思维里有种朦朦胧胧的东西，这个东西活跃但不规范，你的写作是用文字来把它捉拿归案。

　　当然，它必定有多种的表达方式，可能是奇奇怪怪的。表达的方式是你写作内容的需要。有时它的内容就要求你在处理上、表达方式上有些特殊，它只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最好的，那么这种貌似特殊的表达其实就是正常的表达。如果仅仅是为了它的各色而各色，来显示我在写作上已经怎么样了似的，那它就不是特殊了，而是玩花了，炫技。写作方式应当跟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想象这种可能性的东西合拍。内容对于表达方式来说就像是一种呼唤，呼唤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很恰当。

　　但是这样的过程，在很多时候，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

　　我们总说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其实，这种形式是不能和内容脱开的。

　　写作的零度和具有可能性的写作

　　章德宁：对当下文学创作情况你是如何看的？

　　史铁生：实话说，很少看。

　　章德宁：但你有没有感觉，现在的创作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作家的状态和心态，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了相当的区别？

　　史铁生：我真不敢说。因为我看的太不全了，有时候从眼前过去的东西，感觉是可以不看的居多。我现在的时间又很少，更多的时间得用来思考和写作。如果有时间，我会选择看一些具有经典性的“圣贤书”。

　　如果说对现在文学创作的感觉，整体上是人们使劲地往内里想的，往深处发问的情况比较少。也可能有人去想，是不是有很多人去想，我就不知道了。

　　章德宁：这样的人应该还是有的。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在很多情况下，那不可能是一个多数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想清楚自己是处在什么位置的作家都不是很多的。你刚才说的那个往深处发问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很多。

　　史铁生：对，对，不会太多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个问题，作家在小说里的发问很多的是“政治”。所以现在一说思想，很多人就误解，把“思想”误解成为“政治”，或者哲学。其实思想的内涵或者说概念是很广的。我刚才说大作家不是从技巧出来的，那么他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他一定是由思想来的。但它未必是一个社会思潮、一种政治的思想，或某种哲学流派。他对生活有一个最根本的疑问，而这个疑问很可能特别特殊，那么这个人一定很有意思了。

　　章德宁：有时候这样的发问是不是又与哲学中最基本的命题相一致了？

　　史铁生：它肯定有相交的地方。我的写作和思想，也常常从哲学里得到一些启发，当然它还从其他的方面得到启发。罗兰·巴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写作的零度”，我理解就是，你不要从政治、经济、哲学，或者从他人那里出发，而是从你自己心里最大的疑问出发，这就是“写作的零度”。零度不是毫无意义，不是这个意思。

　　章德宁：你对卡尔维诺的作品如何评价？

　　史铁生：卡尔维诺的作品是很有角度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是我看过的不是太多。其实，卡尔维诺的小说应该算是新小说，虽然他是意大利的作家。这种新小说派，就是一种写作角度，展示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可能性，它不是一种技巧或写作方法。你可以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技巧，你也可以应用这样的写作方法，但最后还得回到“角度”上来。他们对生命有一种崇敬的观察，像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就很喜欢他们的这点。他们告诉了你什么？告诉你的是：你完全可以对世界有另外一种看法，像《去年在马里昂巴》。

　　说得严格点，你如果没有点独特的地方，你还写什么？当然你自己可能觉得很独特，但不一定真的很独特，在国外、古人那儿都有过。然而只要你自己觉得很激动、很独特，也是可以继续的。但有些简单的模仿就比较可怕，哗哗哗地都是手艺。

　　卡尔维诺足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像博尔赫斯，以及刚才提到的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是新的可能。

　　真正的大家，还真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明白的。譬如《浮士德》，到今天我才知道《浮士德》之伟大。（笑）他写上帝和魔鬼打交道，就把整个人间概括了，咱们就是那个赌注。他写到的是上帝与魔鬼对人怎么召唤怎么吸引的事情。想想，整个人间就是这么回事。再譬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第一次看到《老人与海》的时候，真的读不出好来。后来过了两年，我的某些文学观念已经起了变化，再去看它，就看出妙处来了。

　　通俗、严肃、纯文学和商业文学

　　章德宁：有些类似常识的问题，还想问问你。譬如你觉得文学是不是大众的事情？

　　史铁生：文学这个概念太大，它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大众的东西。你不能说它不是文学。但是它可能跟你所喜欢的文学不一样，或者说那部分的文学你压根儿就不看。而我这部分文学也有很多人压根儿就不看。

　　章德宁：你觉得文学，或者说你那部分文学算什么样的文学？你觉得文学可分成几种类型？

　　史铁生：有一种叫“通俗文学”，一种叫“严肃文学”，还有一种叫“纯文学”。“通俗文学”大众看，喜欢看，可谓是喜闻乐见吧。“严肃文学”大多是写社会问题，比较偏重政治的，关注社会问题，它很严肃，但它还不能算是“纯文学”。而“纯文学”，是关注人的根本处境。比如说这种处境并不随时代变迁而有本质的改变。作家用语言来表述人的根本性处境，有时候现有的语言就难免显得不够。人是有思维的动物，你要表达他的最根本的处境，就是表达他的特点。为了准确地达到这个目的，语言可能就需要创新，这里说的语言创新，不是指你创造一个或几个新的词语。语言创新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角度。有时候看小说，翻过两三页，我就知道还看不看了。而且看一半，我就都不看了。

　　为什么这样？因为看到那里，我已经明白了他的角度、他的方式，我觉得我就有收获了。如果你没有这些，只是告诉我一个故事，那天下得有多少故事啊，我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故事。

　　看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记住的不一定是这个故事，往往是讲故事人的态度。它还是一个对世界的认识角度。读王安忆的作品，她的镇静、她的慈爱，就是她的一种态度。如果仅仅给我讲个花里胡哨的故事，耍贫嘴，我是不爱看的。

　　章德宁：现在多数人把文学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那么你等于是把文学分成了三种类型？

　　史铁生：还可以分。还应该有一种叫“商业文学”。“商业文学”和“通俗文学”还不一样，在概念上有严格的区别，“通俗文学”是要写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寓教于乐”，最多寓点教，但主要是乐。可“商业文学”不是，“商业文学”就是订货！商业有自己的市场规律，市场调查好了，目前市场缺什么，我就写什么。“商业文学”根本就是满足你，不管你什么样的心理，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满足你。有个故事：有人买了一本《离骚》，过了几天又拿回去让人家给退掉，说：您这是什么书啊，一点都不骚！（笑）

　　章德宁：“纯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区别的标志是什么？

　　史铁生：有些写社会问题的小说，它触及了很尖锐的社会问题，很时尚的社会问题，你不能说它不严肃呀，但是，我觉得它还不能算是“纯文学”。海明威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你如果根据政策和当前社会问题来写作，那么政策一变、社会某些问题一解决你小说的价值也就不好说了。但在当时，这样的小说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有些作用。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用文学来触及一些社会问题也是可以的。但它对很本质的问题、很永恒的问题没有涉及。

　　文学没有进化论

　　章德宁：现在文学总体呈现一种浮躁状态，是不是与物质的巨大诱惑有直接关系？

　　史铁生：可能是这样。崔健曾对一些歌唱演员说，你们假唱，老说得糊口，你们糊口得用多少钱啊？！都豪车豪宅了豪什么了，怎么还叫糊口？可是，假唱挣钱的潮流就是挡不住。这是时代的问题。

　　章德宁：我们在编刊过程中，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大家（也包括许多读者）都有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现在的文学作品不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作家写出的作品有震撼力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史铁生：我过去总以为我们这一代是天生不足的，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世界文学名著，在这之前，咱们多数只看过鲁迅、高尔基。我想下一代的境况会好得多，可是下一代又碰到了经济大潮。但是这既是无奈的事情，又是必然的事情。当然当前的这种环境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现在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必完全往文学的道路上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是。

　　在未来文学应该会上去，因为人们终归还是需要好的文学作品的。

　　我觉得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一点：就是生活的问题依然还在那里，没有随着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掉。

　　章德宁：我觉得文学这件事没有进化论，一个大家的出现取决于他个人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

　　史铁生：是的，文学没有进化论。譬如说古代的诗歌，哪个朝代的棒？在大乱之后，那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时候的朝代最棒。文学的发达多少依赖一个阶层的形成，就是贵族。贵族和富人是不同的，富人只解决了经济问题，他还会有身份上的焦虑；而贵族已经变得身份“高贵”了。对他们而言，钱的问题解决了，身份的问题解决了——当这些问题都解决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精神问题——很难想象人类可以活到毫无问题的境界。这才是贵族和有钱人的根本区别：有没有对精神提出问题。现在我们存在的阶段，还是有钱人的阶段。现在的有钱人还不是贵族，中国还没出现贵族。“白领”不是贵族，还仅仅处于有钱人的阶段。

　　章德宁：你觉得现在是出大师的时代吗？

　　史铁生：我不知道。我还真不知道！（笑）它是不能预测的，出了就出了，出不来也就出不来。这是个没法预测的问题。按照那个大乱之后的繁荣，也有这方面的迹象。

　　章德宁：我没有感觉到要出大师，根据现在的文学现状和创作心态看，看不出来有出大师的任何迹象。当然我也觉得这取决于个人的天分，你本身的素质不具备，再努力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的。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对自己的内心提出疑问。

　　史铁生：你的说法有道理。大师的问题是个人本身的素质问题，但也有个“群”的因素存在。单个大师出现的可能性是有的，成群出现的“气候”可能也有。清末年间的曹雪芹，他就出来了，他的那部《红楼梦》多少是个孤立存在，别的书怎么能与它同日而语！

　　心灵写作、消息爆炸，以及“媚雅”

　　章德宁：你有过急于求成的阶段吗？

　　史铁生：肯定有过。刚开始写作的阶段，肯定是希望自己成功的。可能有少数人不这样，譬如卡夫卡。到后来，我才静下心来按照自己的感觉为自己写作，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是有吃有喝了。

　　章德宁：许多大师，可能最初都会有种成功的欲望，而最终的时候，都会返回为自己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发自写作者内心深处，是一种诉说。

　　史铁生：你觉得，都是跳舞，都是歌唱，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有些舞是在为自己跳，首先是自我的融入和陶醉，有些则是跳给别人看的；有些歌是在心里唱的，特别是黑人歌唱家，他们的唱就是在为自己唱。有些则是在卖唱，是给别人唱的，是给潮流唱的，或者说是给一部分人唱的。唱的全是假话。可你看那个《大河之舞》，整个的身体都在和自然呼应，它含着一种精神的不同。

　　写作也是这样。里面有很多的不同，大的不同。我们在谈文学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反思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评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文学方向出了什么问题，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给自己的心灵写。这是首先要问的问题。我不管你的心灵有多高或多低。你是在给一种时尚写，在给另外的一种东西写，就像唱歌似的，别人能听出来，能看得出来。那不是他。我作为知青在黄土地上待过一段时间，听《黄土高坡》的时候总没有那种原始的苍凉感觉。可是你听真正的黄土高原的民歌，那种自然、那种苍凉、那种来自原始的淳朴声音，带出了山民们的真情。那是许多年来，老百姓自己给自己唱的歌儿，是出自内心的，所以才得以流传。

　　章德宁：也有些写作者清楚自己和大家之间的永恒距离，既然我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大家，那么算了，我就要现实的名和利。

　　史铁生：是，有这么一些人。它属于年轻人的青春期躁动。他们闹腾到四五十岁也许会踏实下来的。二十多岁的人，他需要爆发，需要狂妄，他必须靠狂妄来体现自己的青春力量。我们也闹腾过。年轻人总是要找到些崇拜对象，时尚常常就充当了这种对象。这很自然，但需要引导。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节目”，是一些主持人满电视台闹，挺大的人做游戏！这也是个征兆，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正在幼稚化！电视把人往空里拉，往幼稚处拉，因为它要适合多数人的口味，它要就低不就高。

　　章德宁：现在的小说创作也有这样的现象。现在的杂志也在逐步快餐化。

　　史铁生：为什么说要有贵族？好的东西得养。一种民族文化，要往高处和深处走，需要的不见得是轰轰烈烈，很可能倒是静养。当然，首先，他们不能被饿死。

　　章德宁：你说过一句话，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现象，电视和网络使我们接受的“光剩消息了”！这光剩消息的直接结果，将是所有的思考和认知都被淹没。

　　史铁生：未来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消息！一是用消息来淹没你，一是用消息降低你。一个人，就变成了消息知道者和消息的制造者，他导致你的简单。因为你知道的消息越多，你就越简单，它把你的脑子全占去了，你复杂不了，也深邃不了。

　　章德宁：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很难刹住车。

　　史铁生：现在世界上新书的增幅是非常快的，霍金曾说过，假设我们出的书一本一本往前摆，在旁边一辆汽车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前开，它追不上出书的速度。它可能停下来吗？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生活和节奏，可能像那辆追赶着书的车一样，越来越快吗？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很早前就想和外星人取得联系，然而为什么种种努力和尝试都没有明显的结果？霍金的猜测是，外星文明在发达到能够与我们进行联系之前，就毁灭了。（笑）所以，我们和外星人就一直也没联系上。

　　章德宁：你觉得现在的作家思考的多么？还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例，作家们在一起讨论的气氛还挺浓的，可是现在似乎没有这样的环境了。

　　史铁生：我觉得那会儿，我们有种很敬畏的态度，对文学很虔敬。现在不是，现在的人更容易自以为是。你要问他们现在有没有大家，他们准告诉你有：就在眼前呢。（笑）

　　我们对那些大家应该是很敬畏的、很虔敬的。

　　章德宁：现在的许多人不懂得敬畏。

　　史铁生：现在的敬畏之心越来越淡薄。大家都是高人，不管互相听懂了对方的话没有。

　　现在，爱和理想、梦想都变成了贬义词，遭到嘲笑的词，你要是还说理想，人家就会问你累不累？

　　章德宁：现在你要是认真地谈论什么事情也很可笑，好像你要认真地谈论什么，也需要在私下里去谈。

　　史铁生：谈论认真的、严肃的事情，就是“媚雅”，现在，“俗”好像得到了理解，“雅”反而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现在你要是想说点正经的话，找个没人的地方说去。大庭广众之下说，你有病啊！装什么蒜，装什么孙子呀！

　　深入与浅入

　　章德宁：你认为“深入生活”对于作家的写作，是个问题吗？

　　史铁生：根本没有什么“深入生活”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回事。谁不是在活着，谁不是在生活？所谓“深入”，没有任何的意义。任何人的生活都有意义，就看你能不能挖出来，靠什么去挖了。我的看法就是靠“思想”——“思”和“想”。有的人在写作的时候说，我有个想法。你看，是“想”法。

　　一些初学写作者也问过我，你看我这个想法可以写吗，那个想法可以写吗。我说全能写，就看你自己怎么写了。深入生活说的是，你对生活是否“深入”了，而不是说你要到哪里去待些日子。这不是个空间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到哪儿去才算是深入生活？心灵，才是最深处。

　　如果到工厂去待上三个月算是深入生活，那我在这里待了半辈子了，可我只能算浅入生活，（笑）没有这样的道理呀！

　　章德宁：那种“深入生活”其实是与真正的生活隔着的。以一种角色去生活，和你自己的真正生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想到了“痛感”的问题，你只有在自己的真实生活里，才会有痛感。以角色出现在生活里，绝对感觉不到真正的生活“痛感”。

　　史铁生：莫言老说，你们写的不是农民。我说对，我们写的是“知青”。我们不能像莫言那样去理解农民，根本不可能。

　　“卖淫”还是“嫖娼”

　　章德宁：你觉不觉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作家对小说的形式还是挺重视的？

　　史铁生：对。那个时候不光是形式，人们对文学的各种可能性——我还是要用这个词，也应该用这个词——都挺愿意探讨的。那时，人们以有这样的新的发现为荣。现在好像没有人探讨这样的问题了。现在，主要看的是内容，写出来还能卖出去，是最实惠的。

　　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可以。但是，你别把它说成是文学的最高峰，你要非得这么说，我不能同意，这就得商量了。

　　章德宁：文学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而存在？

　　史铁生：现实生活不能让我们全部满意，或者说现实生活不能使我们永远地满意，因此“文学”要永远地存在。换句话说，我是有梦的，人总会是有梦的，也就是说有理想。人会有理想这件事已经证明了人对现实不能全部满意，人对现实存在着不满意的因素，才有梦有理想，假如已经满足于现实，文学就可以消失了。把大街上看到的一般性事情，写成一篇东西，给人们看——总是有人看这样的东西的，所以说它能满足一部分人。虽然有一部分人看，也可能是多数人看，但是还是有人不满意，那就应该考虑别的，也得允许他考虑别的。

　　当然写那种梦和理想的东西不赚钱，你得明白这是对的，因为它不是给多数人看的。陈村有句名言，他说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有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你是“嫖娼”还是“卖淫”？你要是“嫖娼”你就往里搭钱，而“卖淫”你才能赚钱呢。这譬喻可能不雅，但它说到了关键。

　　假如你的写作是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那么你就不要和写另外类型的小说的人去比，那是无法比的。

　　章德宁：作为作家，他的写作应该想明白自己是要“嫖娼”还是“卖淫”，但是，作为刊物，就处在两难的境地，如何平衡？（笑）

　　史铁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作为刊物也存在这个问题，那你只能“嫖娼”和“卖淫”两个方面兼顾了。

　　章德宁：可是特别难兼顾。

　　史铁生：你可以开诚布公，我这个刊物分为两半儿，中间加个封面，前部分“嫖娼”，后部分“卖淫”。不是挺好么。

　　史铁生夫人：你要这样，谁也不会买你的书，哪边也不买了。这样的刊物，可能导致“嫖娼”和“卖淫”两部分人都不满意。

　　史铁生：这就要求你自己必须想清楚，要有自己的“道儿”，也可以办两本。

　　章德宁：我们一直想开个文学评论栏目，要那种真诚的、有见地和艺术良知的评论文字。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好的文学批评特别缺乏？

　　史铁生：假如开文学评论栏目，千万别找现成的文学评论家。你可以找学界或者哲学界的人，他们一旦评论起来可能会好看，会有点意思，你像他们评论那些电影、戏剧等，效果就不一样。现成的一些文学评论家、有点像是在弄一门手艺，拿过什么作品来就是一刀。跟大师傅做菜有些相像。

　　章德宁：你的感觉相当准确。现在多的是御用评论家，商业评论家。

　　史铁生：这种评论家的评论，就是有点沦落的手艺。他知道皇上爱吃哪道菜，大众爱吃哪道菜，他不是美食家，美食家知道自己爱吃哪道菜。

　　白昼的有限和黑暗的无边

　　章德宁：在你的一则访谈里，你说过一句话：白昼的清新是有限的，黑暗却无边。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从写作方面，从人生方面，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广博性，涉及我们个体的生存，时间这种长度等方面，我想听听你的原版性的解释。

　　史铁生：在艺术形式里边，能看的东西，观众最多。比如电视、电影、电视剧；能听的人就少，比如音乐；而需要思与想的东西，读者就更少。白昼是看，是现世；你要是沉思，你要是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夜之中，或者是在你的心灵之中。黑暗降临，你周围沸沸扬扬的世界进入到沉静里，你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就开始能够想了，开始能够听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时代和世界，就缺乏这种听和想。其实听，就是你在与冥冥中的什么在对话。想，也是这样。也不一定你非得在晚上，但你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周围不见那些沸沸扬扬的东西。你必须得从那里脱出来，就像尼采说的，你从那种酒神队伍里脱出来，有了另一种感受。

　　为什么说“沉思默想”？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理性思考太少，而不是太多。这个理性，一定要做个界定。“理性”这个词的解释，一种是旧有的规则，那么我们要破它，另一种是你的思考、思索。后面的这种，在我们中国就很缺。有人说中国的理性太多了，他指的是规则，不可越的雷池太多，而不是说中国人已经很善于思考了。思考之后你再达到那种非理性的境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说它叫非理性，而不叫它无理性呢？它们是有质的区别的。非理性是说你对理性的超越，而向什么地方去扔砖头，那是无理性。

　　章德宁：写作对你来说，尤其是你的身体状况，它是不是对生存的一种寻找和补偿？

　　史铁生：应该说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谋生。刚开始写作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谋生，在谋生之外，当然还得有点追求，有点价值感。

　　王朔的电视剧里有句话：实在没辙了当作家。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腿坏了，刚从农村插队回来。找工作，哪儿也不要我。（章德宁：那个时候你画过彩蛋是吧。）后来终于进了街道工厂，每个月拿十五块钱工资。以后就利用半天工夫来写作，我以为这是谋生的问题。其次，活着就得有点价值。在写作的思考中，慢慢就会发现荒诞，写作得有点荒诞的想法。有时候我总是感觉，荒诞感和想象力对于写作是最重要的。太荒诞了就会有问题出现，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皇上想吃什么、老百姓想吃什么了，而是我自己为什么要活着、我非这么活吗等等。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也就是在思考过程中，文学的问题出现了。

　　我以为文学的第一问就是：我干吗要活着。它的提出使死的问题也出现了。不知死，安知生？死的问题提出来后，活的问题，为什么活着、就特别地凸显了。到后来，我还想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卖淫”和“嫖娼”兼顾，还想写点电视剧，也想多挣些钱。可肾坏了，于是我又一想，我还能有多少年的时间呢？便幡然醒悟，我别“卖淫”了，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嫖娼”吧。

　　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5年第2期

　　注释：

　　[1]章德宁，时为《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