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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死中看生

　　夏榆[1]：在您的散文集《记忆与印象》里您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史铁生：这是我在肾坏了，刚刚透析之后写的。确实，那时你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夏榆：您写“史铁生的墓”，给自己设计墓志铭，您说死，说活。但是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一个禁忌。疾患使您看透生死了吗？

　　史铁生：透吗？不敢说是透，因为死后的事是不可证实的，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死意味着什么，死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无法在活着的时候去证实它，也很难证伪。哲学的问题，据说是从死开始的。佛家讲人生老病死。实际上最触动人的还是死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死是不能谈的。人们不说死，一说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远都不在。人们忌讳谈这个。忌讳谈死，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觉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个写作的人，他的损失就更大。我觉得人没有对死的想法的时候，对生的想法也会差得很多。古人说：不知生，安知死。但还有一种看法，是不知死，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时候，死一直在温柔地看着你，或者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不说的人，也分明意识到它在那里，而且他深怀恐惧。

　　夏榆：残疾和磨难使您比常人更容易体察到人的根本处境吗？

　　史铁生：未必，未必。佛祖也并没有残疾呀！而磨难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开的，也很难比较磨难的轻重、大小。古今中外多少大师、哲人，未必都经历过多少大苦大难吧？苦难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入、更宽广，也可能让人变得狭隘。我说过，关键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寻常的品质是诚实和善问，问人生的一切善恶缘由与疑难。我觉得这才是写作者应该有的立场。

　　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

　　夏榆：您透析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透析使身体好转吗？

　　史铁生：我得的两个病都是终身制的。到现在我透析已经是第九年了。透析就是一个星期三次，一次四个半小时，为什么这么频繁，这么长时间？不透析时间的所有吃的喝的那些水分全存在身体里，而肾完全不工作。肾坏了，就算毒素你能抗得住，几天的积水你就抗不住。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渴，因为他不能敞开喝水，被限制尽量少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时候我要脱去三公斤水，有的人控制不好，随意喝的话，能透出五六公斤水，在四个半小时之内从人体里拽出那么多水，人就受不住。透析完了会非常疲劳，因为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它把你的营养也透走了。透析器就是一个筛子，就那么大的眼儿，同样大的分子全被透走，好坏不管，所以就缺乏营养，饿，透到一半的时候很饿，有时候就会虚脱抽筋。透完以后很疲劳、乏力、饥饿，回到家以后要先吃，吃完就睡，休息一宿，这样才能缓过神来。

　　夏榆：频繁地透析对您的心理和精神有负面影响吗？

　　史铁生：透析是救命的，你不透不行。没有透析像我们这个就是绝症，它比癌症还绝。癌还可以做手术，有的癌还可以好。肾坏了，就不工作了，你没有替代的办法就是憋死。所以过去的尿毒症就是绝症，有了透析之后这种病才可以缓解。在中国透析大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有，开始的时候很简陋，人即使是透析之后也只能多活几个月。到九十年代国内透析技术才完善起来，促红素也开始发明出来，促红素是给人体增加红血球的药物。肾坏了的人都贫血，透析的人贫血更甚，没有促红素，人永远处于一种贫血状态，那就休想干事了。我一直说命运对我不错，我的肾坏了，但是我坚持了十八年，坚持到透析技术完善了，我的肾才彻底衰竭，这时候我倒是可以靠透析活命了。促红素的发明也能帮助我提高身体内的红血球的生长，可以让我有一点精力做事情，没有这些，就完了。

　　透析本身对身体和精神并没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有并发症、骨头疼等问题。

　　夏榆：看到您描述透析室的情景，您写过病人和家属因为拿不出治病的钱悲伤痛苦，在医院您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难吗？

　　史铁生：透析费用一年数万元，且年年如此，这个负担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是目前医疗突出的问题——决定你活命的是钱，不是医疗技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不只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说俗了就是有钱你就能活，没钱你就不能活。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进医院看病的时候出现问题——不平等。我见过一个靠借钱给儿子透析的母亲，她站在透析室门外，空望着对面墙壁，大夫跟她说什么她都好像听不懂，那种绝望让人难过。我还听说过一对曾经有点钱的父母，一天一天卖尽了家产，还是没能救活他们未成年的孩子。我听有护士说过：看着那些没钱透析的人，觉得真不如压根就没发明这透析呢，干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这话不让我害怕，反让我感动，是啊，你走进透析室你才发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类走到今天，连生的平等权利都有了疑问。有钱和没钱，怎么竟成了生与死的界限？

　　说到伦理，我觉得，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医疗已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伦理问题。比如说，凭现在的，尤其是未来的医疗水平，要想让一个比如说晚期的绝症患者维持心跳、维持呼吸、维持成植物人，并且维持很多年，都并不难。难就难在费用，要有很高的经济投入才行。这样的话，后果很可能是：少数人，花很多很多钱在那儿植物着，而更多的人却可能因为一些并不难治的疾病而夭折。因为社会财富总归是有限的。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很希望能够通过媒体，就这样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残疾与爱情

　　夏榆：疾病和磨难几乎成为您人生的功课。现在轮椅对您来说还是障碍和隔绝吗？

　　史铁生：轮椅，我用坏了好几辆。最早的轮椅是我爸搞了一点破铁管去外边一个什么五金综合修理部焊的，那时候国内根本就没有折叠式轮椅。后来是《丑小鸭》编辑部送我一辆真正的折叠轮椅，那辆也用坏了，后来还用坏过一辆。透析之后我没力气了，就有了现在这辆电动式轮椅。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你接受它了，就习惯它了。别人用腿走路，你用轮子走路，这个事情就算结束了，有时候你就不会意识到它，但是你需要上台阶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这接近存在主义。我经常走在马路上，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状态，我把轮椅给忘了，自然而然就忘了，但要碰到台阶你上不去，你要找人抬，你就想起来了。假定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无障碍了，我想这事真忘了。你看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没有障碍了，到厨房去，到卫生间没什么问题。

　　你说轮椅有什么问题，轮椅没有大问题。问题更大的是肾，它剥夺了我的精力。轮椅剥夺了我的走路，但是我能走的话它就不是问题。肾剥夺了我的精力，我经常感觉精力不够。

　　夏榆：陈村形容您的思想和文字是安详而明净，温暖而宽厚，我想知道的是，您的安详的力量来自何处？

　　史铁生：他在鼓励我。陈村的自由和潇洒一直都在鼓励着我。其实呢，只能说我比过去镇静了一点。虽然常常还是不免焦躁，但不会延续太久。很多事，换个角度去看它，可能另有意味。

　　夏榆：您现在每天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终年的疾病缠绕中您怎么能使写作成为可能？

　　史铁生：我的日常状态就是一个星期三天透析，只有四天可以工作，而且在这四天里也只有四个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总之工作时间比我肾坏之前缩了一半。因为你去掉三天，这四天还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所以我现在不参加活动，不接受媒体访问，有人说我吝啬，其实是因为我的有效时间太少了。写《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三年的时间里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么都不做，实际上说是写了三年，三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时间。再要去掉一半，三年的下午。所以三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来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夏榆：在开始一次新的漫长的写作之旅前，您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吗？

　　史铁生：在我试图写一篇我感觉比较重要的作品前，我总要下决心，下什么样的决心呢？下一个失败的决心，而不是下一个成功的决心。因为既然是写疑难，那就一定是相当疑难的，我不能保证准能写好。成功又给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这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你只对你自己负责，只能对失败负责，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则那么大压力还怎么写？对我来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自己的提问，你给自己回答了一个问题，你要在意别人承认你吗？我说写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两个事件是特别私人化的，一个是写作，一个是爱情。你去爱一个人，你在乎别人怎么说你吗？别人怎么说你就放弃，别人怎么说你就会追求？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恋爱者。我觉得写作和恋爱特别相近。它们都是个人的疑难，你别跟人商量，它没有商量。

　　夏榆：在您的书里您书写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灵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样的爱情事件，您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没有因为疾病和磨难止息吗？

　　史铁生：是这样。人在把死给安置了以后开始想生，生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爱的问题，以及爱情问题、性爱问题。

　　其实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讨的就是爱的问题。我说，丁一生来就是一个情种，为什么生来是一个情种？情种实际上就是渴望他人的，说到爱，爱的最根本是他者的问题。有人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这么看，母爱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针对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针对自己的孩子。爱的意思是针对他者，爱是对他者的敞开，爱渴望寻找联结，而不是封闭。生而为情种的人有几个特点，比如他好色，好色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坏事吧，他喜欢美好的东西，但这是不够的，更多的是他肉身的性质，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那么爱，我说的敞开，可能是对他人的，也可能是对他物的，还可能是对整个世界的。他都取一个沟通和敞开的状态，而不是封闭的状态。

　　夏榆：您的爱情生活是怎样的？您的爱情有过曲折吗？

　　史铁生：我们两人，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成，就那么点力气，生活的碎事就快把你磨没了。爱情，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机缘，这种机缘你无法说清楚，缘分真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从哪儿就排布下来了，这个时候除了感恩也没有别的。包括也得感谢她的父母。包括还得感谢她父母的父母，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爱情它有历险的一面，我也就是历险成功。怎么历险你也说不清楚。你刚开始谈恋爱，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你也不能具体想象，除了抱着一个诚心之外，你还真的要靠机缘。你知道上天怎么排定你的命运？你知道你的人生的剧怎么演吗？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怎么演的话，那就是戏剧，不是生活。

　　夏榆：您怎么看恨？事实上因为残缺和由残缺带来的他人的漠视甚至轻蔑导致了残疾者的恨。

　　史铁生：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种自行封闭的心态，它既不期盼向外界的敞开，也不期盼与他人联结，就像一个孤立的音符，割断了一切意义自己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我说过它是一个噪音。残疾情结不单是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

　　夏榆：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这么多疾病的困苦，内心会有幸福感吗？

　　史铁生：我现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四十多岁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感恩的心情，心里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话：感谢命运，感谢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但这个幸福也不是说我每天都是特别满意的。幸福是什么？幸福不见得是某个具体的满足。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对一种现实满意到非常流畅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写作而言，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荒诞感。想象力不用说，荒诞感实际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能看到并不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人性变得更好的东西，看到并不能使我们的梦想都能够符合心愿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现实的世界永远存疑。对人而言，幸福总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难是无限的。

　　在疑难中写作

　　夏榆：您是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疾病困扰中写作的，我看过您说“写作的宿命”，写作是您不能离弃的吗？

　　史铁生：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谁是神仙吗？没有的事。你刚才说写作的宿命，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定了我要去靠写作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方面。我说写作之所以宿命，是说我心里有很多疑问，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开它。其实我觉得是在为自己写作，因为我内心有这么多的疑问，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觉得更多的是疑问，我有这么多疑问，我要想它，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写不写我都是在写作。不能说我动了纸、动了笔就叫写作，是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询问这些难点，那本身这个过程就是在写作，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说枯竭的问题，我说如果写作是由于疑问的话，怎么会枯竭呢？难道人生的疑问还会没有了吗？你自身的疑问难道还会没有了吗？除非你没有了疑问，那你就会枯竭，如果这疑问永远有，枯竭就不会来。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几十年的生命里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难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写幸福可能会枯竭。

　　夏榆：“丁一之旅”在表达什么？您能说出它的关键词吗？

　　史铁生：疑难。我觉得我是写人的疑难。“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个方面的疑难。我写了爱情的疑难。你别把爱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爱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仅仅是结婚生孩子，那它只是爱情的一部分。人始于它终于它。爱情包含着一切，我就写这种爱情的疑难，它几乎在人生中处处弥漫着。

　　夏榆：您说《我的丁一之旅》算不上小说，更未必够得上文学。如果不是小说，那它们是什么？

　　史铁生：你说“丁一之旅”是小说，或不是小说，我都不在意。我之所以那样说，首先是一种自嘲。因为常有人说我的小说都不大像小说。另一种意思是我想强调的，那就是：任何固有的小说规矩都是可以放弃、可以突破的。“丁一之旅”可以看成是小说，也可以看成自传体，只不过所传者不是在空间中发生的，是在心魂中发生的事件。我想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我们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的真实的时候尤其值得放弃一下。《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都可以说是“心魂自传”，或者是“心魂的一种可能性”。你说它们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物理学家玻尔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夏榆：“丁一之旅”是您“心魂自传”之一，此外您还会有别的计划吗？

　　史铁生：我不敢有什么计划，就是看我的力气、体力有多少，想写的东西还有，但是经常感觉没力气，只能走着看。我也没有做一个计划，也可能没几天就结束了，反正在结束之前尽力而为吧。

　　夏榆：现在作家在强调写作的立场，您的写作立场在哪里？

　　史铁生：我其实并不太喜欢“立场”这个词，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种被捆绑的感觉。我们就说作家站在哪儿吧，那我说我就站在人的疑难处，人的一切疑难都是应该关注和思考的，那可比理论和主义要复杂得多了。比如说贫困与弱势群体等等吧，那当然是必须要给予更多关心的，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难的一部分。

　　夏榆：据说您喜欢霍金——他也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他以自己残疾的身躯和杰出的头脑探询宇宙的奥秘。和霍金不同的是您追问的是人的精神。

　　史铁生：不光是霍金，还有很多物理学家，包括生理学家我都很有兴趣，当然只是他们的科普作品，因为他们和作家研究的都是同样的事情，研究人在自然当中的状态，在偌大一个世界，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由此你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你的处境。各个学科到了终极状态，研究的都是这些问题，比如时间问题，作家也很关注。死的问题一定和时间是相关的，逝去的时间不再回来，时间的不可逆的问题，这是生命面临的严峻问题。知道这些你也就知道人的生存真不是眼前这点事情。

　　夏榆：您的腿是在插队的时候留下的疾患，二〇〇六年是“文革”四十年祭，也是“知青运动”四十年祭，回望逝去的知青岁月，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史铁生：现在想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排成的，你恰恰经历了那样一段历史。我说历史就像一个戏剧，一个永恒的戏剧。实际上它的戏魂都是相似的，它的道具、灯光和舞台是变幻莫测的，实际上在演出的还是一个东西。有可能它是空前绝后的，但是多少年想回来，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次经历。最后它要我们去想的东西还是那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应对生活的苦难。我们怎么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有很多老知青说知青生涯的独特是未来孩子们不能企及的。也不是，就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舞台，布景、道具、灯光，都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哪一出戏剧的艰难更大。不一样，老一辈人说你们没有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好像我们永远就不行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同样的逻辑说下一代，“文革”和上山下乡。但实际上下一代经历过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在那样的戏剧他们经历怎样的坎坷是我们料不到的。那是另一代人的命运。这个命运不给人特权。每一代人的具体命运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本性的命运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代人的历史具有超群的优势，如果你没有懂得其中根本性的意义，你哪一种经历都是白搭。

　　夏榆：一九九五年您去过瑞典访问，那次同去的有旅居海外的中文作家，这些年他们一直聚集在诺贝尔文学奖大门之外。那次斯德哥尔摩之行对您有什么收获？诺贝尔文学奖会成为您写作的参照系吗？

　　史铁生：收获就是远行了一次，这么多年那是我去的最远的地方。我离诺贝尔奖很遥远，遥不可及。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好的奖，任何一个奖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人家奖有人家奖的风格，奖的事情就是你符合了人家的风格，给你就拿着，剩下的事情不必钻研。瑞典之行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诺贝尔，而是那块地方。我感觉就跟童话一样。坐在飞机里耳边轰隆隆响了八个小时，是不是去了外星也不知道。一下飞机，看到的情景让我吃惊。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个生活小区——我的一个老同学安家在那儿，请我去做客，早晨，很安静，天空之晴朗是我少见到的，然后我看到有一对年轻夫妇在修剪花草，那种情景让我感觉震动，我发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原来跑到瑞典去了。由此我想到我们的环境，想到陕北、黄土高原。所以我写过，说要是从我们一插队的时候就种树，到现在一片一片的森林也就都起来了。从古到今，树给了人多大的好处呀，它甚至能够改善人的心性。

　　载《南方周末》2006年3月30日

　　注释：

　　[1]夏榆，时为《南方周末》记者。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