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史铁生作品全编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张专[1]：史铁生先生，如果不是您这种特殊的命运，所谓“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您会不会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呢？
史铁生：我觉得这无法预料，只能说我的病促使我走上写作道路。至少在这之前我没想过会以写作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才初中二年级，刚满十五岁，根本没想过以后干什么，然后就参加“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的，出身不好也不坏，没什么特别的骄傲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击，然后就去插队，那时候想得很现实，就是怎样在农村干点什么事。只是在病以后才想这件事。病了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还活不活，慢慢才想明白死是迟早要来临的节日，不必太着急，等决定活下去之后，自然要想怎么活，有一点很明白，就是：总得要做点事情。
张专：能不能这么理解，写作是您自救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最佳的方式。
史铁生：可以这么理解。当然这个自救的意义是有所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生存自救，走着走着才想明白，其实这么些年来所追求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价值感。活着要有点价值，你就要干点什么。至于你问我如果没有病我会干什么，我说不出来。我想如果没有病，至少我不会那么早就动笔，可能会再搁一些年。没这么多东西逼着可能也就搁下了，以至成为一个爱好者、关注者和说三道四者。当时各种各样的状态逼迫你，必须要动手了。
张专：您的一位病残朋友曾说：感谢命运给了我一份特殊的生活。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史铁生：这就像什么呢。有一本书上写到玩牌，别人洗完了你还不放心，还得自己再洗一遍，你的期望是想比原来好，但你不知道是不是好，原来还没有呈现就消失了，只有一种可能性，如果说感谢命运是指两者比较而言我觉得很难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命运中走过来了，发现了生活的美、生命的美，因而对命运有感激情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心存感激，很好。
张专：你有没有这种感激之心呢？
史铁生：应该说是有，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如果你真觉得它很好很圆满的话，那么这种感激可能会消失。恰恰是因为一种残缺的美。人的残疾怎么说都是一种遗憾，这种遗憾却有意外的收获，这可能就是它的美之所在。如果没有一个限制，没有一种残缺，一切都手到擒来，这个人可说活得很顺利，但活得很傻。
张专：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感激之心的对吗？那么您目前生活的支撑点是什么？是写作吗？
史铁生：就像我写的一篇文章：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如果生命是一条河，职业就是一条船，为在这生命之河上漂泊总是得有一条船，所以船不是目的，目的是诚心诚意地活着。其实往大了说，人的支撑点就是活着，生的欲望。人要是有了绝对的死的愿望就什么都甭说了。生的欲望是人的一种本能，由此他去创造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可以说人活着是为了美好的东西，但这个美就没有一个标准，有的人在困难重重的逆境中会活得很好，而有的人一切皆顺却活得很糟糕甚至去死。其实这很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既然无可奈何，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悲剧，你要表现出你的力量；如果它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你要让这个幻觉很美。
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
张专：具体到您的作品，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您是逐步地指向您的理念和意志，这其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您能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分个类。
史铁生：有人分过，我也比较同意。刚开始还是写一些社会问题，像《午餐半小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文艺理论还是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观念是很顽固的，但很快我就变了，写残疾人，这可以归到人道主义范畴，比如《一个冬天的夜晚》，再到后来写人的残疾的时候，就不是人道主义能够概括的了，或者说它是更大的人道。人存在的根本处境有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人道的，但从根本上它是人本的。
张专：一般人都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您早期的代表作，这应该是没有错的。那种调子：情绪比较饱满、调子比较明快、写法比较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到后来并没有延续下去，而实际上这种调子是比较正统也比较容易被肯定的。
史铁生：某种东西确实没有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种比较虚假的乐观主义。
我并不认为悲观是一个贬义词，在比较深层的意义上。但如果以自己的悲哀为坐标的悲观主义是不好的，以自己的某种温馨为出发点的乐观主义也是虚假的、浅薄的。真正的乐观和悲观都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它是人的处境的根本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悲观和乐观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悲观，如果陷在里面，写作就会萎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写的是我生活中比较温情的东西，有些作品写的就是比较悲观的东西，但都没有指向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我必须超越它。事实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某种风格，某种对感情的重视，在《我与地坛》中又接上了，但它又不一样，它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要大了，它理解快乐和痛苦的视野要大多了。
张专：我想大概是您的作品大多数都涉及残疾人，使您必须要超越那种浅薄的悲观。您的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关于残疾人……
史铁生：不……不都是这样，这个话题需要说一说。首先我写东西的题材不限于残疾人，我也写过插队的、街道工厂的等其他不相干的。
另外关于残疾我也有一些看法。我的残疾主题总是指向人的残疾，而不是残疾人。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的作品，的确有一个残疾主题。
张专：您的作品所展示的基本上是这种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本困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有人评价您是“当代西绪福斯”，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所不同的是，您比西绪福斯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的困境是与生俱来的，不可以超越的，所谓“原罪、宿命”。
史铁生：命运的力量相当大，人很根本的有一种宿命。所谓命运它不是人可以改变的，人只能在一个规定的条件下去发挥人自身的力量，这种规定的情境就是宿命。比如说你生来就是个女的而不是男的，你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在唐朝或宋朝，比如说我这腿，它就瘫了，你竟无办法，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主观力量只能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后做一些事情，你所谓接受的这个事实就是宿命。
原罪也是这样，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罪，但是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使我们有罪感。我曾经说过人有三大根本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而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
张专：如此说来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原罪之中，人的力量又在哪里呢？
史铁生：人的力量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剧的背景上做乐观的奋斗。我所说的三大困境又是人快乐的根源。
张专：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
史铁生：是，是无奈。所谓宿命就是无奈，所以我说是在悲剧的背景上做喜剧的演出，你不承认这种悲剧的背景，你是个傻瓜；你不做这种喜剧的奋斗，你是个懦夫。
张专：您信上帝吗？
史铁生：信。但上帝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大话题，怎么证明上帝的存在又很有意思。它绝不是一个人格化的东西。在某个层面上你可以把它人格化，比如你劝人行善的时候。但在美的层面上它不是人格化的，它本身是一种祈祷。在人面临困境的时候从根本上讲没有人能救助我们，而这种状态可以使我们的心境得到改变，对世界对生命有一种新的态度，这时候，上帝就显露了。
生命之路上纵情歌舞
张专：悲剧的背景已经设定，那么这其中的演出何以又成了喜剧？这种演出的价值何在呢？
史铁生：这就看你的活法了。面对悲剧的背景，必死的归宿，如果从此就灰溜溜地不思振作，除了抱怨和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样的人真是惨透了。有悟性的人会想：既然只能走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不在这条路上纵情歌舞一番呢？于是一路上他不羁不绊，挥洒自如，把上帝赐予他的高山和深渊都笑着接过来玩了一回，玩得兴致盎然且回味无穷，那他就算活出来了，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
人一方面对威严而神秘的造物充满了敬畏，一方面又为人的不屈和神奇满怀骄傲，他在创造美的时候又欣赏到了美，他欣赏自己这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美，人活着的价值可能最终就是为了美的价值。这说来就长了。
比如说真善美这个话题，我觉得真善美不是平面的，而是递进的关系，真走向善，善走向美。美是最高层次的。所谓真就是指，在我讲到的那种必然、那种宿命里，你必须承认它，真诚地承认它，你给它加什么花活，加什么粉饰都离真越来越远。在这种真面前，什么是世界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爱，也就是善，只有在爱与善这个层次的引导下，真才能有价值。一个有爱心和善心的人，你才能相信他不说谎，才相信他真。那么这个善这个爱又有它的困境了，能全世界的人都相爱吗，能每个人都有一份爱心吗？退一万步说，人都一样了，这世界也就消竭了，这是一个悖论，那么怎么办，只有求得生命的美。你真、你善，并不要求实际的报答，只求美的价值，自我的完善。只有在这种美的引导下，你的美才有归宿，一个人带着欣赏美的心情行善，他的善才不虚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而这种递进关系恰又和文学相对应。文学是真的层次，如果文学中看到了人的处境问题，那就有了哲学的意味，也就到了善的层次，然而此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绝望，一种彻底的悲观，那么就要进入一种神学的层次，我觉得也就是一种美的层次。
张专：据我的理解，您说的神学大概不是指某一种具体宗教，而是指一种宗教精神。
史铁生：你说得很对，我不是指的真正上帝或者释迦牟尼。具体的宗教顶多引导人们向善，有时还起不了这种作用。我说的是一种宗教精神，就是在真和善的绝望处产生的一种感动。
说到宗教很多人会想到由愚昧无知而对某个事物的盲目崇拜，甚至想到迷信。所以我用宗教精神与他区分，宗教精神是清醒时依然保存的坚定信念，是人类知其不可为而决不放弃的理想，它根本源于对人的本原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感悟。所以我说它是美的层面的。这样它就能使人在知道自己生存的困境与局限之后，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依然不失信心和热情、敬畏与骄傲。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需要这样的宗教精神，就像婚姻需要爱情一样。
张专：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这心中的上帝不妨就说是我们精神的家园，不妨说就是理想与渴望，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仍然赋予它牵引过程的力量。这本身就很有意思。
史铁生：先说一句题外话：人们常说童心可爱，其实童心之所以可爱不在于它的干净，而在于它的好奇。
人只要想活下去，他几乎不可能不被理想牵引，人又同时镇静地看到它的必然逻辑，你就会既不失去奔向理想的力量，又不会太为得不到理想而焦灼。你很清楚，得到的只能是过程，理想本身不是为了实现的，他只是用来牵引过程，使过程辉煌，使生命精彩。
人活着意味着生命力的存在，这个时候它不可能没有欲望，理想产生于欲望。欲望是上帝的设计，或者说是自然本身的存在，自然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劫，方向即是欲望。所以人只要活着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理想，有理想生命就精彩。
张专：您的小说和作品好像总在阐述这些意义。
史铁生：有可能，我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可能就陷在里面了，我这个人有时候很顽固……
我知道什么不是文学，但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
张专：您的小说自我性比较强，要么有您自己的影子，要么就感觉您在叙述。
史铁生：首先我接触的面比较窄，多数是自己坐在屋子里琢磨，想……这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再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就是说，我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个人的困境。我这个困境你找不到它的社会原因，你没招谁惹谁，你不是被迫害的，一上来我的位置就指向人的根本困境，这也可以说是对这个病的所要感激之处，很多人写作是因为社会上经历很多，有感慨、有想法，写的是社会上的一些事和关系。我直接面对的是人的根本困境，生命存在以来它就有了这个问题，自打一出生，问题就存在了，所以我关注的也就是这些。你说它是个人的，但它实际上是人的，只不过较少是社会的。
张专：写作只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从根本上是这样，首先写作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它也不能直接解决社会问题。
张专：看您的作品有一种感觉，前期作品叙事成分比较多，到后期则有了很浓厚的理念甚至玄想的色彩，更多是一种哲学和如您所说神学的东西在里面。但这个和文学好像有点冲突。
史铁生：文学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一个界限，我知道什么不是文学，但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它又确实区别于哲学的简单的逻辑的推论，艺术源于敬畏与骄傲，对生命的感悟。这很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我说不太好，我现在是信马由缰了……不，不是信马由缰，我还没有达到那种自由境界，但我不太去限定它，我不太去管它是什么，我曾经写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它只是写作，对别人来说它只是一篇作文，你看它感兴趣吗？感兴趣就看好了，你别问它是什么。
张专：很多人评论您后期的作品是实验性小说。
史铁生：这种说法就是他一旦没有办法归类的话，就说它是实验性的。某一个小说流派，或者说艺术流派，只有当它成了大潮流，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和认同者之后，人们才给他起一个名字。于是后来搞评论的人就有了一个一个的抽屉，把一些东西分门别类放进去，如果你的东西放不进去，他就说你不是东西，如果放不进去又有点意思，他就说你实验。
其实我骨子里可能很传统，我可能是传统的存在方式加现代的思维方式。
张专：您后期的作品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从标题看都与众不同：《原罪·宿命》《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猜法》《小说三篇》等等，您是否有意在技巧上创新或磨炼技巧？
史铁生：我没有。但我感觉到技巧的重要是：当我有一个东西用已有的技巧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去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技巧就产生了。我会看到有些小说它的一些方式就很吸引我，像法国新小说派，我至今没有这样写过，但我很有欲望那样去写，在我的某些小说里有类似的片断。这个时候你说它没有纯技巧的东西也不是，但确实是它的方式吸引我，本身这种形式就能使我心里的东西掉出来。所以我写每篇东西都跟第一次写差不多，没有轻车熟路、驾轻就熟的感觉。
张专：最近在写什么新小说吗？
史铁生：在写一个长篇。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写了将近十年。里面有我所有的东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很费劲，因为我担心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不是我要说的，有的东西到了极致是不能说的。
张专：讲的什么样的故事？
史铁生：不能说，说出来就变味了，等写出来自己看吧。
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注释：
[1]张专，时为北京广播学院教师。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