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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段躲进猪圈，偷听国事

　　1958年夏天，蒋新松被下放到了河北藁县一个叫茅庄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藁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老根据地，著名的地道战的故事就发生于此。蒋新松和中国科学院一帮右派分子来到此地时，这里正是1957年大水暴涨之后闹饥荒的季节。

　　告别了热火朝天的北京，离开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国科学院，同时也避开了闲言碎语和一双双冷漠的眼睛，蒋新松在心理上确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当他把自己的被盖卷和书籍往生产队队长家的墙角一扔，雨后再走出那灰暗的房间，直挺挺地站在鄢长满瓜果、开满野花的农家小院，深深地呼吸着第一口清清爽爽的空气时，他仿佛一下卸掉了千斤重负，成了一个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的“自由人”。

　　但到农村的第一个晚上，蒋新松还是没有睡着觉。他躺在墙角边的“床”上，却不知自己到底身在何处；他明明睁眼醒着，却好似坠人梦中。他身下所谓的床，其实并不是床，而是放在干稻草上的一张竹席。躺在这样的“床”上，他实在睡不着，也不可能睡得着，一脑子里想的，总是打成右派前正在干和将要干的有关自动化方面的种种事情——对此，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滑稽，荒唐、可笑！

　　也许是出于对蒋新松这位“秀才”的特殊照顾，他先被分配到妇女组干活，干活的内容包括锄草、整枝、打杈、间苗等。这些活的劳动强度虽然不是很重，可干活的方式却实在让他感到别扭：当地农民都习惯蹲着干活，而他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中国科学院，从来都与“坐”紧密相关——坐着听课，坐着看书，坐着写字，坐着开会，而与“蹲”从来无缘。因此，他和妇女同志们一起仅仅只转了几天时间，便蹲得龇牙咧嘴腰酸背痛再也蹲不下去了。

　　后来，队长为了照顾他，又将他分配到了老头儿组。可到了老头儿组也很别扭，他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整天和一帮弯腰驼背、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在一起，也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再后来，随着他体力的逐渐提高，他干脆主动要求到了青年组。青年组的活当然重得多，也累得多，但像打胚、起圈、套犁、翻地、看水、推车等什么的，他样样抢着干，样样都能干。几个月下来，他就比当地的农民还农民了。

　　不久，“大跃进”的“共产风”嗖嗖地刮了起来，蒋新松所在的茅庄很快成立了人民公社，开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各家把猪杀了，实行集体养猪；大队办起了食堂，大家开始吃大锅饭；大炼钢铁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人开始砸锅、砸勺、砸钟、砸床……

　　在刮来刮去的“跃进风”中，蒋新松“改造”的频率也就越来越快了：他今天被派到食堂当管理员，明天又被分到铁匠铺去管账；一会儿被喊去当炊事员，一会儿又被叫去拉风箱；后来，还让他加入了“钢铁运输队”。

　　蒋新松说，加入“钢铁运输队”后，他每天推着载有500斤重的废钢铁的小车，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进城，再出城，再出城，再进城，如此这般，往返8次以上。由于实在太累，他居然一边推着车，一边打瞌睡，等车碰到了田埂上，才猛然醒悟过来，大叫一声，我的妈呀！而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旁人就是用脚踹，也别再想踹起来了。

　　随着大跃进之风越刮越猛，浮夸风也很快刮了起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亩产500斤，明天亩产1000斤。“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高。浮夸的结果，是大家都饿肚子。粮食吃光了，就吃红薯，红薯吃光了，就吃谷糠，谷糠吃光了，就吃榆树皮，榆树皮吃光了，就吃榆树叶，榆树叶吃光了，就吃棉籽饼——再往下吃下去，就该吃人肉了！

　　蒋新松说，当时的他没有任何选择，只有跟着吃。吃得一天拉五次稀，拉得肛门都裂了口，照样还得吃下去。尤其是棉籽饼那玩艺儿，本来就不是人吃的料，但能吃要吃，不能吃也要吃；想吃要吃，不想吃也得吃；吃得进去要吃，吃不进去也得吃。不然就得饿死！而且，在如此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劳动，改造，还一样也不能耽误。

　　他每天一早下地干活，实在累了渴了，就蹲到田埂边上，双手捧起田里的水，咕咚咕咚灌上几口，然后趁机坐在那儿，望着地里的庄稼，望着田里的秧苗，望着啃着荒草摇着尾巴的老牛随便想些问题。蒋新松说，随着老牛尾巴的左右摇摆，一只只苍蝇便总是在他眼前飞来飞去。每当此时，那摇摇晃晃的牛尾巴，就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打着他的脊梁，抽打着他的灵魂。

　　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当地生产队一个单身农民家的一双筷子。这个农民由于太穷，家里除了一床破棉被，几乎无所有，只有一双挂在墙上的筷子，引人注目地显示着他的“富有”。蒋新松曾像观察细胞样的观察过这双筷子，研究过这双筷子。这双筷子大概已被用过十几年了，磨损得像两根又细又瘦的竹签，可这位农民兄弟照样很珍贵地用一根麻绳把它紧紧拴在一起，每顿吃饭时，从墙上取下来，吃完饭后；再把它挂回墙上。在这位农民兄弟的眼里，这双筷子好像就是他最大的财富，若是丢了筷子，就等于丢了饭碗。因此，这双细瘦竹签的筷子给蒋新松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农民有了最生动最形象的认识。在后来长长的岁月里，每当他一想起这双筷子，脑子里就会闪出一个念头：这就是中国的农民！

　　的确，蒋新松这是第一次下到农村，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民，也是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辛。这段有着切肤之痛的生活，对他后半生的志向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他这次若是不去农村劳动改造，不是每天同农民劳动生活在一起，他根本就不可能相信，中国的农民还会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过日子，还会在那样原始的劳作方式下生产。村里那些水磨、石碾，瘦猪、老牛，以及白发的老人、赤脚的娃娃、胸前挂着干瘪乳房的母亲和张着饥饿的小嘴哭喊着要吃奶的晏儿，每天都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让他一到夜晚就无法入睡，就总忍不住要在心里发出一种近似凄凉的感叹：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哟，你们何时才能骑上现代化的牛背呢？

　　在这段日子里，劳动中的苦和累，对蒋新松来说其实算不得什么，面最大的苦，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精神之苦。尽管胃口一向不错的他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肚子整天饿得嗷嗷叫，可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又不甘平庸的人，他的大脑又一刻也不愿停止思考。于是，他肠胃的蠕动与大脑的思考不得不同步进行。

　　不错，这时的蒋新松已被打成了右派，并从科学的殿堂驱赶到了农村，但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当他面对每天亲眼所见的活生生的现实时，他不能不思考。遗憾的是，他脑子里思考的，与他所亲眼见到刊的，距离实在太大太大。比如，生产队往上报产量时，说亩产量高达1000斤！可他晚上躲在小油灯下偷偷一算，却只有400斤！明明只有400斤为什么要说成是1000斤呢？他想不通，这个社会为什么到处都在撒谎，到处都在造假？在此之前，他只知道中国科学院有做假的现象，有不实事求是的地方，没想到连农村也照样搞假，照样不实事求是。如：此下去，中国怎么得了！

　　为此，困惑而痛苦的他，忍不住再一次地追问自己：科学到底姓什么？！

　　为了排解自己心中的忧闷，他常常从夜半的失眠一中起来，悄悄点燃小油灯，捂着饥饿的肚子，偷偷自学德语。他不知道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将来是否一定能用，但有一点他却始终坚信不疑，这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候，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一个人只要不丢掉信念，不放弃努力，希望就肯定不会忘记你，就肯定还等着你！因此，他几乎每晚都要学到深夜。每当学得太累时，他便披衣下床，步出门外，围着农家的小院慢慢转圈。也许他是搞自动化专业的缘故，转着转着，他脑子就想开了工业自动化和农业自动化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已经统治了几千年，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农耕文化的统治呢？中国的农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擂上科学的翅膀呢？一想起邀些，他就有一种冲动，一股激情，一种鼓胀在每一个细胞里的那种属于科学家才可能具有的强烈愿望。可是，一当他想到自己是个正在劳动改造的右派时，心里禁不住泛起的又是难言的辛酸。

　　本来，他是一个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是—个一心要做国家大事的人。可现在，他连关心国家大事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他想关心却不让他关心了，他想做却不让他做了。甚至，他连自己的国家每天到底在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也一点不知道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居然中断了与自己祖国的联系，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幸好，他从北京来时偷偷带了一个小收音机，便很想用这个收音机听听新闻，了解了解信息，看自己的国家每天到底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他又迟迟不敢拿出来，怕别人发现后说他偷听敌台。

　　一天深夜，他心里实在憋不住了，便偷偷躲到猪圈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收音机。由于没有耳塞，他把音量调到了最小。但为了防止万一有人听见，他还是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既聪明又愚笨的手段：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用脚踢猪的屁股，这样，猪发出的叫声便压住了收音机的声音，要是过了一会儿猪不叫了，他再对着猪的屁股踢上几脚。如此往复，最后直到猪累了，睡了，收音机也不再响了，他才回屋睡觉。

　　半年后，蒋新松即将离开农村。临走的头一天，生产队长的爱人找老乡们凑了一些面粉，特意为他做了几个足有半斤重的大馒头。那天，老乡们都不吃，就让他一人吃，说他来村里后受苦了，干了那么多的活，连饭都从未吃饱过一次，很对不起他，希望他回北京后不要忘了他们。另外，还对他说，如果今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再回这儿来就是了，他们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的。

　　农民兄弟们像土地一样朴实宽阔的情感与胸怀，令蒋新松感动万分，他二话不说，一口气就吃了好几个大馒头——那是他到农村后吃的唯一的一顿饱饭，而且吃得很香很香。

　　临走那天，老乡们都去送他。他不让送，老乡们却坚决要送。其实，他也舍不得那些朴实憨厚的老乡们，心里很希望他们去送送他，以便趁最后的机会多说说话。但他又确实怕自己右派的名声，连累了好心的农民兄弟。而那些农民兄弟们却好像并不知道他是右派似的，一直把他送了很远很远……

　　蒋新松这次与农民的直接接触，对他的思想情感、理想信念以及后来的事业追求，起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40年之后当他在清华大学那间小屋谈起这段往事时，还念念不忘鄢半斤重的大馒头，念念不忘那些农民兄弟，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光工业需要现代化，农业也需要现代化，只有工业、农业都现代化了，国家才会真正强大起来，老百姓也才会过上好日子。”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