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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答编者问

　　编者：包括《国家大事》在内你已出版了9部有关科技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并连续三次夺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单就科技题材的写作数量而言，恐怕你已创下了“全国第一”。所以有评论家和记者撰文称，你是继徐迟之后写科技题材成绩最突出的一位作家。那么你先给读者谈一谈，你是怎样走上科技题材创作道路的？

　　作者：我总是顽固地认为，一个作家写什么和能写什么，并不取决于或者说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冥冥中有一种所谓“天意”的东西在主宰着。我17岁当兵去了西昌发射场，在那个最原始也最现代的发射场一呆便是14年。这14年如今想来绝非我的选择，而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正因为有了这一“安排”，才使我获得了一般作家不可获得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因而也才框定了我后来写作的大致内容和基调。特别是1984年西昌发射场第一次发射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时，我亲眼目睹了火箭腾飞时那最惊心动魄的情景。就在那一瞬间，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类智慧和力量的神奇与伟大——以致我后来写下。了“在人类通往太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远比一个总统伟大”的话语，从而一下改变了我过去跪着看待人生和世界的姿态，同时也让我在不经意间领受到了一份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于是从80年代起，我便开始了“航天人”系列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的创作。1990年，我写出了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此后对科技题材的创作由不自觉转为自觉，并一发不可收拾。写完100万言的“航天四都曲”（《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之后，我又越过航天，把笔触伸向了中国高科技领域，写出了《中国863》和《国家大事》。

　　编者：你的本职工作是编辑，你所编辑的书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成果奖、全军文艺奖，写作只能靠业余时间。而且，你写科技题材不是谁给你下的任务而是一种自发的个人行为，来访费用全部自理。那么，你既要编书又要写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在如此情况下，十几年来你对科技题材却始终情有独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作者：是的，近十几年来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在了科技题材的创作上，几乎没有过休息日。现在虽说写了几本书，换来的却是颈椎病、腰肌劳损和半头白发！想起来就像刚刚做完一场梦似的，大有不堪回首之感。至于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清，也许还是命中注定吧？不过，想法倒是有一些的。比如，我认为科技在任何时候对人类都是一个般重要的东西，正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和加快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也正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把人类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构愚昧时代带进了日新月异、美妙无穷时信息社会。尤其进入20世纪后，人类进入了二个科技革命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的科技发明和所创造的物资财富，超过了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现代物理学蒙保罗·戴维斯就曾经说过：“与宗教相比，科学能为人指出一条要为明确的通向上帝的道路。”此话细细想来，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早已写就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和经济不断重复上演着不幸的悲剧，唯有科学总是平稳地创造、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环境和我们梦想的世界，并不断为我们的日子带来种种实惠。身处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离开科技。我们过去靠科技救国，今天还得靠科技治国、兴国、强国和富国。我们天天都在讲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在我看来，其核心就是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今天的中国为什么问题很多，有的问题为什么总是解决不了（如腐败、混乱等）？科学的非社会化和社会的不科学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应该是一个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国家。所以文学表现科技，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此外，科学家是什么？是现实生活的美神，是未来希望的使者，是一只在我们头顶永远飞来飞去的幸福鸟与和平鸽！他们创造了这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每天都能像呼吸塑气和沐浴阳光一样享受到生活的舒适与美好。从亚里斯多德到哥白尼，从伽里略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概是如此。如果没有了科学家，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不知会糟糕成什么样子！然而几十年来我们似乎总是无视科学家的存在（近几年大有改观），好像科学家与我们的日子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熟悉这个“星”那个“星”，可对科学家却常常一问三不知。建国50年了，一说中国的科学家，就知道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陈景润，仿佛中国只有这么几个科学家，只有这几个人才是科学家。前年发生在北京的一件事更是令人不寒而栗：我国90高龄的“氢弹之父”王淦昌被一年轻人的自行车撞倒后，躺在马路边上好长时间无人理睬，肇事者却扬长而去。这既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文学的悲哀。最近，中国科普研究所有一份调查分析数据表明，中国有99.8%的人没有达到基本的科学素养水平，与1989年的欧共体国家相差21倍，与1990年的美国相差33.5倍。中国科协最近对国人的科学素质也作了二十万分之一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对科学词汇和概念的理解与14个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排位倒数第一。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现有文盲2.2亿人，但科盲竟高达5亿人！中国是一个科技古国，也曾是一个科技大国，并且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可到了今天，国民的科技素质却依然如此落后！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的文学深思吗？我们的文学难道没有责任吗？再者，早在“五四”时期，先驱们就高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今天的我们还要不要继续高举？回答是肯定的。但更要紧的，是还需张扬一种真正的科学品格和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品格和科学精神？说白了就是讲真话，干实事，坚持真理，不畏权势，尊重客观规律，实事家是，上不欺骗政府，下不糊弄百姓。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最缺乏也最需要构。

　　编者：中国有那么多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蒋新松？

　　作者：应该说蒋新松在这本书里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所有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群人——价廉物美，经久耐用，还忠心耿耿。蒋新松更是如此。他是土生土长的科学家，是从一条充满了荆棘的小道上靠自己的苦苦挣扎与奋斗熬过来的科学家，其超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不同，一肩挑着两副担子，不光要搞科研，还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光要自己找米下锅，而且把“米”“煮”成“饭”之后，还要自己找市场（包括国外市场）。一旦亏本，还得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当然，更重要的一点，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接受奴才要比接受人才容易得多。这是一件很不正常也非常可怕的事情。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人才的历史；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现在，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已把人才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所以我认为，人才及人才的命运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来讨论，应该成为下个世纪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什么时候把人才及人才的命运问题解决好了，就大有希望。《国家大事》与其说是在写蒋新松的辉煌业绩，不如说是在探讨人才（或者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为何会有如此命运。

　　编者：你将本书定名为《国家大事》，这与当下中国人张扬自我的心态反差较大。对此，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其寓意又是什么呢？

　　作者：中国是一个自古便出忠臣的国家，“国家”对知识分子来说比生命还要金贵，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都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蒋新松更是如此。然而，建国后由于“左”的影响，国家这个本来神圣的字眼遭到亵渎，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国家是“你们的”，老婆、孩子、肚子才是自己的，于是国家与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出现裂痕。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富了起来，我们不仅有了肉吃，有了酒喝，有了烟抽，有了戏看，还有了彩电、冰箱、桑拿、卡拉OK、足球和大把大把的钞票。可细细一想，我们似乎正在失去什么，或者说缺少点什么，那么我们究竟失去或缺少的是什么呢？

　　在采访蒋新松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猛然意识到，中国目前依然正在失去或者说缺少的，实际上是一种意识——一种像蒋新松那样自觉而又强烈的国家意识！难道不是吗？想想吧，如今白天夜晚都在忙于挣钱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还在想着国家的事情？到底还有多少人把国家真正当作了自己的家？须知，国家与国民一旦真的发生了分裂，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分裂的结果就是反叛；任何一个民族，唯有国家与国民形成最佳组合，希望才会存在。一当意识到这点后，我多了一份沉重与忧虑，甚至是恐惧。于是我以《国家大事》为名写蒋新松，无非是借此向国民表达一点我内心的呼唤——呼唤一种国家意识——呼唤国家意识的的复苏，呼唤国家意识的重构。其实，这种呼唤我早就开始了。我写“航天四部曲”，是想呼唤一种“航天意识”。中国人受欺侮的历史太久，受压抑的时间太长，以致有些人出门走路，总习惯盯着自己的脚尖和别人的鞋帮。但人总不能像蚂蚁一样老在地上爬来爬去，抬头看一下天，会觉得世界是那样的宽广。一个民族也不能总是匍匐在地上，匍匐太久，是会萎缩和短命的。只有抬起头来，仰望太空，面对未来，才会看到希望。我写《中国863》，是想呼唤一种高科技意识。早在80年代初，高科技便让世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幸福无比。可中国到了90年代，甚至到了今天，国民的高科技意识依然淡漠如水。这是一件很令人痛心而又遗憾的事情。当然，我心里也清楚，这种呼唤可能会引起一定的反应，也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回音，或者说没有多少回音。但聊以自慰的是，我确实听到了自己与这个世界相恋后发出的心跳声。人生苦短，能听到自己几次真切的心跳，足矣，还求什么呢？

　　编者：1999年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又是建国50周年，你推出《国家大事》这本书，你自己如何看待它的意义？

　　作者：在即将告别旧世纪走向新世纪的时候，我深深感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但最需要的，其实还是精神的支撑！已故的蒋新松留给活着的人们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其实还是两个字：精神。《国家大事》是一本只能称作小书的书，当我敲完它最后一个句点时，对我个人来说便没有什么意义了。若是真要说几句的话，干脆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小学生、中学生可以读，读了可以想想——至少可以感觉一下科学家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中国的科学家是个什么意思，如果长大了也想当科学家的话，不妨有点心理准备；这本书大学生可以读，读了可以想怒自己人生的路程到底该如何设计，尤其在通往未来“雄才”的路上，怎样避免“磨难”或者减少“磨难”，以及到底怎样才能把“自古雄才多磨难”变成“从此雄才无磨难”，可千万别像蒋新松那样，一路进社会的门槛就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本书知识分子可以读，读了可以想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不该有的命运和怎样才能保证正常的命运；这本书领导者可以读，读了可以想想政治家与科学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尊重和善待我们的知识人才？个别“领导同志”可千万别再把我们的知识分子当工具了；这本书所有的中国公民其实都可以读，读了也不妨顺便想想国家与你个人利益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在下个世纪里我们中国人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以及究竟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等问题。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还是我们的中国呀！当然，什么都不想也无妨，做好一个普通的公民，就比100个贪官强。

　　编者：这么多年来，你接触了中外不少的科学家，你同科学家们的交往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作者：主要有三点。一是让我在对待社会、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上，多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即有些问题不能只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还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看。这样看的好处是，既合人理，也顺天意，让你变得更理性，更清醒，也更坦然；二是科学家们那种淡泊名利、厌恶权势、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和特有的人格魅力以及献身精神，让我的灵魂受到一次次的净化与升华；三是作为自然之子的人，在宇宙这位大师面前其实算不了什么，当你的目光和思维的触觉一旦伸向宇宙，便会感到自己的无知与渺小；而你只要用心去阅读和体昧这个玄妙的世界，便会感到上帝的旨意和科学的造化其实比什么空喊的“主义”都要伟大得多，也可靠得多，实用得多！

　　编者：中国目前兴起了一股“科技热”，你对此有何看法？

　　作者：中央提出“科教兴国”，这是我们民族的大幸，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可以肯定地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下个世纪主题之主题。而1999年，当是中国的“科技年”。发展是硬道理，依靠科技发展，也是硬道理。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众多的人才，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发展高科技，应该说前途无量。然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运动”不可替代科学。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好比一个长期有病挨饿的人，如果缺乏合理的营养计划，猛地大量进食，是肯定会撑坏肚子的，甚至导致并发症。尤其是我们千万别忘了，科技这玩艺儿可不是好玩的氢气球，而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将我们引入天堂，也能把我们打入地狱，何去何从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啰！

　　编者：你认为报告文学从本质上讲，根本的特征是什么？

　　作者：思想性、现实性和批判性。尤其是今天，这三点很重要。

　　编者：你认为报告文学作家最基本的品格是什么？

　　作者：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欺骗读者，不欺骗自己。中国的报告文学家，是作家群中的一批特殊分子。思想和批判，应是随身佩带的利剑。他们既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也是时代的反叛儿。他们不该扮演知识阶层中的美丽凤凰，而应该也只能是黑夜中“枭鸣的猫头鹰”！尤其在浊浪滔滔奔涌而下的现代思潮中，面对大千世界、大是大非、甚茎大灾大难，必须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独立的精神品格以及与众不同的另一种声音。这声音不光属于自己，还要属于这个时代和中国的百姓。如果这种声音一旦被扭曲被淹没被封杀，那这个世界失去的将不是文学，而是良知与正义、希望与真理、人格与自尊！

　　编者：90年代以来，你的作品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的报告文学大奖，有人开玩笑说你是“获奖专业户”。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作者：任何一个作家要想获得全国性的大奖，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获奖仅是衡量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的标准。获了奖的作品，不一定全都是最好的作品；未能获奖的作品，也不见得就不是最好的作品。我的态度是：希望我的作品获奖，因为一部作品能得到专家和社会的承认，总是一件好事情。但我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更不会为获奖而去写作。从写作的本质意义上讲，作品与获奖没有关系。获奖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读者尽力写出好作品。

　　编者：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也是科技题材吗？能否先透露一下？

　　作者：1999年上半年将完成两部作品（书名暂时保密），都不是科技题材，但我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甚至会有更大的兴趣。科技题材的东西我还会写，只是到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将是另一副面孔。对我过去的所有作品，我在此郑重画下一个句号。并借此机会，对所有关心、支持我作品的朋友和读者道一声“谢谢”！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