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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段“共产党真有好官！”

　　中国的历史，似乎总是呈现这样一种规律：个人的命运，往往由政治形势所左右、所决定——尤其是一批特殊人物的命运，与政治形势更是荣辱相关，生死相连。政治形势好，他们的命运就好；政治形势不好，他们就倒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倘若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他们的命运也就倏然改变。

　　1976年10月，被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全部倒台，中国的政治形势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千千万万的“右派”、“特务”、“反革命”、“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等诸如此类一大批特殊人物的命运，也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或者说在一夜之间便开始了由“鬼”向人的大转变。

　　蒋新松亦然。

　　1977年对蒋新松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

　　邀一年，他的右派问题虽然尚未得到平反，但由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个人的处境较之从前，简直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了！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规划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纷纷前往北京，共商国家的科技大事。蒋新松当时在所里还什么也不是，但科技处负责科技规划的曹慧珍女士鉴于他确实有才，便大胆启用他为所里搞自动化领域的规划。此事被住在医院里的一位领导知道后，很快把曹慧珍专门叫去，责问道：曹慧珍你怎么变了？曹慧珍说，怎么啦？我没变呀！那位书记说，没变？你知道吗？蒋新松是右派啊！你连蒋新松这样的右派都用了，你还能说你没变吗？后来，蒋新松在所长叶强和曹慧珍女士的支持下，还是和资料室的刘海波同志一起，作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代表，被派往北京起草有关自动化学科的发展规划，并出席这次全国自然科学规划大会。

　　在去北京的车上，蒋新松可谓感慨万千。从1956年到1977年，一眨眼便过去了整整21年！他清楚地记得，21年前的那个春天，国家也在搞科学规划，而正因为他后来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规划会议上说了几句真话，提了几点不同意见，第二年反右时竟成了难以逃脱的“罪证”。历史真是有趣极了，21年后的春天，国家又要搞科学规划，而且他居然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出席这次会议！他实在闹不明白，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苍的有意考验？抑或是命运对他的无情捉弄？那么，这次“规划”的结果，该不至于又是20年前悲剧命运的再度重演吧？

　　这种隐忧蒋新松当然只是一闪而过，而真正令他痛心的，是被白白耗掉的21年大好时光！21年，按一年365天计算，就是7665天啊！而这7665天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对于急于追赶世界的中华民族，该是何等的重要！照蒋新松的理论，人类的知识，每隔10年就会翻一番；一个国家，只需10年就能跃上一个新台阶。若是当年中国好好地利用了这21年，那今天的中国至少已经跃上了两个台阶。可惜的是，在这宝贵的21年时间里，当西方诸国在飞速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时，我们却拼命忙于玩弄政治权术，整天上演各种政治悲剧，这实在是荒唐可笑，天理不容呀！

　　因此，还在车上的蒋新松便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他从沈阳一上火车，就开始抓紧点滴时间看有关自动化和机器人方面的材料，一路上满脑子想的，全是自动化，全是机器人！据刘海波说，那天晚上老蒋很激动，很兴奋，几乎一夜没睡，一想到什么问题，他马上开口便讲。尤其是说到机器人，他更是滔滔不绝，兴致极好，不管你想不想睡觉，反正都得听他把机器人的话题说完，直到火车已经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北京车站，他才不得不中断关于机器人的发言。

　　参加这次自动化领域科学规划的，还有北京自动化所的专家胡启恒和戴汝为等。围绕自动化规划问题，他们几个人相聚在中国科学院，一边看材料，一边讨论问题，各抒己见，相互争论，气氛十分活跃。机器人问题，是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到底该不该搞？怎么搞？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持反对意见者，更是大有人在，甚至当时有个别国家领导人也发表不同意见说：替代人的劳动力为目的的机器人不宜搞！但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中国发展机器人是应该的，可行的。胡启恒说，认为机器人不能搞的说法，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说法。蒋新松也明确表态：搞机器人，是我国自动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得远一点。搞科学，不能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最后，经过两个多月对国内外自动化领域情况的分析研究，蒋新松作为主要执笔者，起草了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关于我国自动化学科的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了我国自动化领域中的四个发展内容，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机器人的研制发展问题，然后交全国自然科学规划大会审议批准。

　　全国自然科学规划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会议期间，蒋新松20年的生命和苦难铸就的学识与经验、智慧与才干，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和尽情的发挥。尤其是他对我国自动化问题的一些独特见解，更是让人敬畏三分，刮目相看。但在会上他也很快遗憾地发现，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中有不少人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认识还极为肤浅，甚至有人对基本概念都缺乏起码的了解。于是，他除了在正式的场合积极呼吁、倡导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研究工作外，还和刘海波一起，针对搞机器人的问题起草了一份宣传机器人的“广告”，并想法让这份“广告”通过“会议简报”的形式发到了每个与会者的手上。与此同时，他还利用会议的间隙，借“拜访”、“交流”为名，到各个房间大肆宣讲机器人的有关常识以及好处与用途，以此在舆论上博得众人的支持。甚至，大家在餐桌上一起吃饭时，他也抓住机会，竭尽“游说”之能事，大讲特讲开发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机器人的问题成了人们饭后茶余一个最热门的话题。

　　结果，蒋新松们提出的我国自动化领域中的四个发展内容，在会上被正式列入了中国科学院1978年—1985年的科学发展规划之中。中国科学院还正式确定，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侧重研究机器人和系统控制理论及其应用问题。于是，中国的机器人研制工作，从蒋新松手上又一次拉开了帷幕！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这是继1956年之后，共和国迎来的第二个科学的春天。这个春天对蒋新松来说，实在是一个真正的春天，美好的春天，难得的春天。若用“春风得意”这个词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就在这个春天里，他再一次领受到了如同1956年那个春天一般的浓浓春意——他用10年的心血在鞍钢搞成的3个自动化项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瞩目，并引起重视，最后被大会授予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是蒋新松47年风雨人生中，得到的最高的一次褒奖；也是他47年风雨人生中，人生的价值第一次得到社会公开的承认。

　　然而，身处这个春天并已经多少沐浴到了春风的蒋新松，还是隐隐感到了几分凉意。原因很简单，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右派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尽管谁也没再说他是个右派，可谁也没说他不再是个右派，因而在事实上他还是个右派——准确地说是个“摘帽右派”。虽说他恢复了工作的权利，成了技术上的骨干，并委以一定的重任，但这只是一个政策的宽度问题，一个从不准用他到可以用他的不同管理形式阔题，而他的右派问题在实质上并未解决。在一些领导者和一些人的眼里，他依然还是个曾经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一个有历史罪过的人，一个过去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现在也同样应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组织对不少右派都做了重新鉴定，并先后平了反，过去几十年一直装在他们档案里的那张薄如蝉翼却如同泰山般沉熏的纸片已被人事部门很轻松地抽了出来。可他的那张代表了当年组织意见的关于右派结论的纸片，依然还理直气壮地坚守在他的档案里，无人理睬，无人过问，好像这件事压根儿就不曾发生过一样，好像这件事与世无关一样，好像这件事除了他自己知道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一样，好像他即使打造出一千只机器人的手臂来，也休想把它取走一样。

　　因此，在这个春天里的蒋新松如果说只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不痛快、不放心的话，那就是他早就应该了结却至今来给了结的右派问题！20年来他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现在他更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在盼望着这一天！他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他只希望有关部门能像当年给他做右派结论一样，对他的问题有个公道的说法，有个正式的结论。具体点说，就是能有一张纠正历史错误的、盖着鲜红大公章的小纸片，去替换出20年前放在他档案里的那张一想起来就像癌细胞一样的小纸片，以证明他的无辜，证明他的正确，因为这在中国简直就是法律的象征和依据。

　　就在这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这个人物的出现，改变了蒋新松的命运，或者说，促使和加速了蒋新松命运的改变。

　　这个人的名字叫丁岩。女的。

　　在中国，人际关系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深不可测，不可不谓世界第一。由于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存在，使得人治比法治更为突出，更为亮色，使得不少人的人生沉浮、生死命运，除去一些特定的政策因素外，完全被控制在一些“领导者”的手中。尤其是在过去的荒唐年代里，某些人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某些人的意见，就是党的意见，他们如同封建社会中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君主帝王，想要谁升天，谁就可以升天，想要谁完蛋，谁就得完蛋，谁就必须完蛋！这种“党就是我，我就是党”的“长官意志”的恶劣作风，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事业的发展，也严重坑害了无数的有识之士！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极富天才因而也就极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最不懂得人际关系的，也是最不讲究、最不屑于人际关系的，因而一些人与领导发生了“矛盾”，并被冷落弃用，甚至被置于死地之后，居然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甚至还误认为是自己的工作哪儿出了问题。

　　蒋新松就是一个最不屑于人际关系因而也就最不懂得人际关系的人。当年，年纪轻轻的他被错划成右派，虽不能说、或者现在拿不出根据来说，就是有人存心整他，但在最后确定到底是把他划入右派还是不把他划入右派的时候，不就是具体的某个“领导”在挥笔的一瞬间便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吗？尽管今天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位手中大权在握的“领导”之所以要把蒋新松划为右派，就是因为看不惯蒋新松的那股子“傲气”，所以就要整他；但又有谁敢肯定地说，这个当年的“领导”对蒋新松就一定是以诚相待，情同手足呢？

　　当然，历史也为我们留下了另一类真正的共产党人。这类共产党人在与知识分子的长期相处中，不以权压人，不以“党棍”打人，既不扮演戚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也不是一个“领导者”是形象，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内心把知识分子当成真正的朋友，并最终成为知识分子的至交。他们不仅在正常时期给予知识分予以支持，以帮助，以关切，而且在非正常的关键时刻，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挽救和保护知识分子。正因为有了这批人的存在，国家的事业才得以发展，社会才得以进步，不少知识分子也才能够逢凶化吉，起死回生，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之栋梁。

　　丁岩与蒋新松从相识、相知再到相交，便是其中一例。

　　丁岩退休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党组书记，今年已是一位85岁的老人了。蒋新松生前向笔者谈起她时，便引起了笔者的好感和注意。笔者第一次去沈阳就开始找她，可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未见着。第二次去沈阳又找她，遗憾的是，这时的她由于多种疾病缠身，已卧床不起，无法会客了。然而，当她得知笔者是为采访蒋新松而专从北京赶来时，老人竟答应了笔者用电话采访的要求。于是，这位躺在床上、打着吊针的老共产党人，竟用颤抖的手拿着话筒，用微弱而抖抖嗦嗦的声音与笔者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谈了长达40多分钟！末了还委托她的后任书记郑崇达先生与笔者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长谈。

　　无疑，这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老太太。她出生于一个相当封建的家庭，其身世很像小说《青春之歌》里的主人公林道静。“九一八”事变后，她离家出走，从东北大学跑到了北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又到延安，参加了革命。1945年秋，中央组织大批干部到东北，她便先在辽东担任了区委书记兼区长，后又先后出任过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工业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辽宁省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她无论在哪里工作，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总是与“正直”、“能干”紧紧相连，总是对知识、人才格外尊重，因而深受人们的拥护。倒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成了走资派，接着被打倒、被批斗，等精神和肉体都遭到残酷的折磨后，又被弄到妖岭地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0年之后的1976年才回到沈阳，出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

　　丁岩认识蒋新松，是从一份布满灰尘的档案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开始负责组建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由于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其害，对政治运动非常反感，所以急切希望科研单位能尽快走上正轨，并一直坚持认为，人才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科研单位，必须要有真才实学的内行去当领导，而决不能外行领导内行。于是为了发现人才，她四方打听信息，到处查看档案。

　　一天深夜，她在一大堆右派材料中偶然发现了蒋新松的档案。开始，这份档案并未引起她特别的注意，可当她阅读完蒋新松档案中的全部材料后，蒋新松这个人物对她的心灵简直是一种震撼：蒋新松打成右派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问里居然自始至终没有消沉，一直坚持干着事情，而且在自动化方面还为国家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这与她所接触的不少“右派”相比，反差相当明显！第二天，她便迫不及待地与蒋新松所在的单位取得了联系，很快，又亲自约见了蒋新松。通过与蒋新松整整一个上午的畅谈，她发现蒋新松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心胸宽阔、很有思想，不仅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依然如初，至今未变，而且经过20年岁月的磨练，对祖国的爱显得愈加深沉，愈加炽热。这在她看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锁到的事情啊！而且，蒋新松还不像有些“右派”那样，一见面就向她喊冤叫屈、诉苦说难，不是提出这个要求，就是强调那个条件，总之所有谈话的中心都是紧紧围绕一个“我”字：我的工作，我的职称，我的待遇，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将来。而蒋新松对自己的得失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对自己长达20年的苦难好像也懒得握起，他张口闭口谈的总是国家的事情，所有谈话的兴奋点总是落在中国的自曲化问题上，而有关他自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好像统统被他忘了似的。

　　这让丁岩感动万分；也欣喜不已。她暗自下定决心，对蒋新松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尽快给予解放，委以重任。她把这一想法给分院的院长李熏谈过后，得到了李熏院长的大力支持。她又拽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叶强，和他谈了自己的意见。叶强是位老革命了，他虽然没有大学文凭，没有专业技术，但他爱学，爱才，爱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坚持提倡要抓生产；粉碎“四人帮”后，他又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制定研究所的发展方向。蒋新松还在鞍钢时，他就曾给予过不少帮助和支持，现在丁岩提出要进一步解放蒋新松，重用蒋新松，他同样表示一定积极响应，大力支持。

　　于是，在丁岩的一系列策动下，蒋新松很快从鞍钢调回了沈阳，并很快安排他负责一些较重要的科研项目。

　　然而，在那个“左”的烟雾尚未完全散尽的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下要把一个已被扔弃了20年的“右派”重新放回正常的岗位，不仅是有压力的，有风险的，而且也是反常的，因而也是很不容易的。不光一般的人心存疑虑，很不习惯，就是有些领导、包括省委某些部门的个别领导对他也仍然怀有成见。甚至还有人顽固地认为，蒋新松在历史上是个有问题的人，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是个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目无领导的人！这种人是“吃屎的狗，永远不可能改掉原有的习惯”；若是让他重新复出，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吗？

　　不怕丢掉乌纱帽的丁岩却不管这些那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她对蒋新松的问题始终坚持己见：“什么右派不右派，先用起来再说。”

　　1978年5月，蒋新松由实习研究员提为助理研究员。

　　1978年10月，蒋新松由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

　　而且，由于丁岩等人的积极努力，倾力相助，沈阳的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及凡有冤、假、错案的人，也先后纷纷获得解放，并安排工作，大胆启用，有的还委以重任。一位叫孙大正的“右派”还被破格提拔为科学仪器研究中心主任。

　　于是，一时间里，舆论一片哗然。沈阳科技界的右派问题，成了整个中国科学院引人瞩目的一大“政治景观”。有北京的记者还专程赶来沈阳采访，称“沈阳分院了不起，丁岩了不起，很有魄力，很有眼光，很有远见！”而每当沈阳的“右派”们谈起丁岩这位大胆泼辣、无所畏惧、卓有见识的老太太时，大索都会异口同声地冒出一句：“共产党真有好官啊！”甚至有的科技知识分子还深有感叹地说：“要是共产党的官都像丁岩这样，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我们的国家也早就不知好成个什么样子了！”

　　然而，已被晋升为耐研究员的蒋新松尽管早在1962年就被搞掉了右派的帽子，这时却依然还是个“摘帽右派”。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