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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段活着，就得像个人样

　　1979年3月9日，对蒋新松来说是个绝对非同寻常的日子。

　　这天，经丁岩、李熏、叶强等人一个时期的积极努力，他的右派问题历经21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说法。即是说，熬过了21年的寒冬，他终于“重见天日”，亲眼见到了为他右派问题平反的正式通知书。这份平反通知书，说白了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小纸片。所不同的是，这张小纸片比一般的纸片多了一枚既让人放心又令人生畏的半红不红的大公章。

　　19年后，笔者在蒋新松的档案里查到了这张“小纸片”。屈指数来，“小纸片”上的文字仅仅不过510个汉字。为供思索，现实录如下：关于蒋新松右派问题复查结论。

　　根据中央1978年55号文件精神，经过重新复查，蒋新松属于错划右派，决定予以改正。撤消1958年4月对蒋新松的结论。

　　复杂吧？一点也不复杂！

　　简单吧？实在是太简单了！

　　21年的黑锅，21年的苦难，21年的屈辱，21年的生命，五句话就给了结了，一张小小的纸片就给打发了。

　　然而，就为了这几句话，就为了这张“小纸片”，蒋新松却苦苦煎熬、苦苦等待、苦苦奋斗、苦苦盼望了整整21年！

　　为了什么呢？是为争个输赢吗？是为见个高下吗？是为辨别错对吗？是为分出是非吗？不！他仅仅只为一次证明——证明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证明他对国家对人民的无愧！

　　那天，当蒋新松看完这张“小纸片”后，心情极其复杂。他如同从噩梦中突然醒来，一时竟分不清哪是白天，哪是夜晚，哪是东北，哪是西南，只呆呆地望着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小纸片”，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或许是蒋新松的心情太激动了，也太沉痛了，当他拿着这张“小纸片”的复印件回到家里时，面对自己。的妻子刘稀珍——一个为自己吃尽了苦头、受够了屈辱却依然与自己同甘共苦、朝夕相处了21年的女人，他很想说点什么，却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最后，他愣了半天，才把那张“小纸片”从兜里掏出来，在胸前抖了抖，有些木然地吐出两个字来：

　　“完了。”

　　望着神色异常的丈夫，敏感的妻子以为又有什么政治运动了，急忙慌慌张张地问了一句：

　　“什么完了？！”

　　他把手中那张已被捏出了汗的“小纸片”递了过去。

　　妻子用颤抖的手接过了那张“小纸片”。

　　看完后，妻子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尔后望着他，先是凄然一笑，接着一转身，泪水便唰唰地流了出来……

　　片刻，妻子才自言自语道：“好了，这下就好了！我们……再也不是右派了！我们……再也不受别人的白眼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你，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干你的事情了！”

　　望着从未如此高兴过的妻子，一直深感愧对妻子的蒋新松心里一阵难受。他不知道该对妻子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该为妻子做点什么，就像一个多年来考试从不及格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取得好成绩后，竟不知该如何面对为自己付出了千辛万苦的老师和父母。过了一会儿，他才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我，我去给你做顿好吃的吧！”

　　“不，今天晚上应该我给你做。你去忙你的吧。”说着，妻子一把将他推进了“书房”，然后自己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系着围裙，进了厨房。

　　进了“书房”的蒋新松却不知该干什么是好了，他拿过一本书，刚翻了两页，又扔在了一旁。尔后，很少用镜子的他，竟顺手下意识地拿起了一面镜子。这是一面早已碎成两瓣的镜子，平时，他并不怎么用它，只是偶尔出门开会需要刮刮胡子时，才象征性地照一照。此刻，镜子就在他手上：是举起还是放下？是面对真实还是干脆忘掉自己？一瞬间他竟莫名其妙地犹豫起来。但最后，说不清是在一种什么力量或者意念的驱使下，他还是勇敢地举起了那面久违的镜子——

　　这是21年来他第一次如此认真地面对自己，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刻满皱纹的脸，长满白发的头，略略收缩的脖，微微弯曲的背，还有一双储满忧患与血丝的陌生的眼睛……哦，21年，恍若昨日，如在梦中。望着镜中现在的自己，他回忆着，思索着，体味着。他想起从小母亲对他的教导，想起自己从小就想成为一个伟人的。梦想；他还想起21年前那个风华正茂、一头青丝、雄心勃勃、不可一世的“小才子”，想起21年前那个一双纯洁的眼睛里总是闪动着希望、闪动着真真诚闪动着梦想、闪动着激情的英俊小伙儿。可现在，一眨眼，他已是一个年近50岁的人了，一个开始腰弯背驼的人了，一个完全“新貌换旧颜”的人了！他简直难以相信，岁月对人的摧残竟是如此的冷酷无情！望着望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和难言的酸楚从他心底一涌而起，他慌忙捂住镜子，禁不住一下痛哭起来……

　　他能不哭吗？这眼泪他在心里憋了21年哪！21年，生命的1/3、7665个白天和夜晓呀！人生到底能有几十21年？21年到底又能拼接出几个人生？21年来，有谁知道，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21年来，又有谁了解，他精神上承受了多么重的苦难？21年来，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青春，他的爱情，他的事业，他的家庭，经受了多么严酷的打击和考验！21年来，他最想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智慧与才能，为国家大干一番事业，为百姓多做点有益的事情。可他犹如一个脚上戴着镣铐的舞蹈演员，纵有千般技艺，万种风情，也难以“表演”，无法施展，他只能在“左”的政治路线所划定的圈子里原地踏步，原地起跳，原地转圈，眼睁睁地看着时闻白白流逝，生命无谓耗费，看着落后的祖国越来越落后，进步的世界越来越进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到了妻子敲门的声音。他擦干眼泪，从屋里笑盈盛地走了出来，脸上已看不出有任何伤痛的泪痕。他见妻子专为他，徽的饭菜已摆在了桌上，本来不喝酒的他却禁不住问了一句：“有酒吗？”

　　“有！”妻子一边应着，一边递过一瓶白干。

　　他打开瓶盖，为妻子倒上一杯，为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端起杯子，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他尽管知道自己是在做样子，但还是一连喝了好几杯！

　　后来，也许是有些醉了，他让妻子陪他出去走走。

　　他说：我想看看天。

　　此刻，本来就清清冷冷的三好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往日的天，今晚依然还是天，还是一如既往，还是千古不变，还是傲视着芸芸众生，还是高耸于万物之上。变化的，是花，是革，是树，是土，是鸟，是虫，是猪。是狗，是普天之下转瞬即逝的人，是今非昔比、远离昨日的他自己！稍感欣慰的是，在蒋新松的眼里，今晚的天好像比往日少了一些阴气，多了几许亮丽。

　　在妻子的陪伴下，蒋新松就那么随意地走着，一边望着深邃辽阔的夜空，一边长长地呼吸着早春的新鲜气息。是的，自他得到丁岩等人的支持后，那长年飘洒者梅雨的日子，便开始透射出了希望的阳光，生命很快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尽管他熬过了21个严冬，如今“新松”已变成了“老松”，但21年的“右派”非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他真像一棵高山的松柏，越是风吹雨打，越是雄健挺拔。只是，让他深感忧虑的是，那些当年和他一样被打成右派的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如今又都是怎样一种命运呢？

　　不远处，出现了一间小屋。屋里已没有了灯光，没有了亮色，只是一团漆黑，依稀望去。如同一座偌大的坟茔。望着这间小屋，蒋新松忽然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道纯。

　　和蒋新松一样，李道纯1956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挑选到了中国科学院，同时还和蒋新松一样，就是因为说了几句真心话，1957年便被打成了右派。

　　年轻有为的李道纯从小一帆风顺，未经受过任何政治的风雨，所以当一顶又大又沉的右派帽子戴在他头上时，他无法接受，也无力承受。宣布他是右派那天，他便倒在了床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

　　不久，他深爱的妻子被迫离他丽去。

　　前途完了，家，也完了！

　　前面等待他的，还有什么呢？又能有什么呢？

　　他悲痛欲绝，从此一蹶不振。

　　几年后，也许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右派”两个字眼的逐步淡化，渐渐远去，李道纯心灵的伤痛有所缓解，精神比之先前大有好转。1965年，他和蒋新松一起，从北京来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此间，他又结了婚，再次拥有了家，拥有了爱，一年后还拥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子！不仅在生活上重新获得了一点踏实感和自信心，同时在工作上还多少增加了一点成就感。他开始拿起了纸，拿起了笔，拿起自己的专业书籍。他是学内燃机的，他的这一专业在当年并不逊色于人。现在，他不光将它用于工作实践，还在研究所担当起了讲解内燃机课程的教员。而且大家一致反映，他的内燃机课讲得很好，很动听。

　　本来，如果中国的历史走到这儿不要拐弯，假若李道纯的处境就此下去不再改变，那他很有可能成为中国一名出色的内燃机专家，或者一名优秀的科技管理人才，甚至，问鼎诺贝尔奖什么的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然而遣撼，“文化大革命”的骤然来临，打破了他生存的现状，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他被重新揪了出来，游街，批斗，反省，检查；检查，反省，批斗，游街。白天夜晚，反复折腾。这样一来，原本就心灵脆弱、意志不坚的他，如同一个曾经被人押上过刑场的“罪人”，如今又再一次被人推上了审判台，未等法官宣判，便早已双腿发抖，魂不附体了。

　　他再次开始失眠，而且是夜夜失眠，通夜失眠。尔后，他便在失眠的夜晚开始烧书，烧笔记，烧资料，烧所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纸片。他一本一本地烧，一页一页地烧，一边烧，一边骂，骂该死的书本，该死的笔记，该死的资料，以及那一堆堆连垃圾都不如的该死的文字！等烧完了，骂累了，他便往墙角边上一靠，然后撕开烟盒，咬开酒瓶，一边吸烟喝酒，一边自言自语，胡说八道，或者一边摇头晃脑，一边怪声怪气地哼唱着家乡的纯情小调。

　　作为同窗校友，同是天涯沦落人，蒋新松曾无数次去看望他，劝说他，开导他，希望他大度点，想开点，看远点，放下包袱，振作起来，挺直脊梁，活得像个人样！

　　但没用。蒋新松的话如同一把生锈的钥匙，无论怎样旋来转去，也打不开他心灵的那把紧锁。他像一个从来不会游泳但偏偏不小心掉进了河里的孩子，别人救不了他，他自己又不能自救，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往下沉了。

　　不久，他说话开始逻辑混乱，语无伦次。

　　后来，他的神经开始稀里糊涂，恍惚错乱。

　　再后来，他疯了！真的疯了！

　　他整天这儿窜窜，那儿溜溜，不是主动去找红卫兵检查，就是主动去找造反派交待，不管遇上谁，张口便说：“我向你交待来了！我向你交待来了！”别人便对他说：“一快回家去吧，你已经没事了！”可他还是不走，还是很诚恳地说：“不不不，我有事，我有错，我是右派，我是反革命，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罪大恶极，我恶贯满盈，我死有余辜！我该千刀万剐，我该碎尸万段！我该遗臭万年！”

　　后来，“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四人帮”垮台了，他也平反了——尽管这个“反”一时还平得不那么完全，不那么彻底，多少还留有一点尾巴，致使他心里很不痛快，但他毕竟在形式上已经平反了，毕竟在名义上已经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了。可惜的是，一切都晚了，一切都乱了，一切也都完了！这个“反”平不平，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他早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了。

　　他与妻子、儿子住在一间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里。这间小屋长年不开窗户，也不打扫卫生，用旁人的话说，就像一个猪窝，一个狗窝，甚至连猪窝狗窝都不如！他自己也从不洗衣服，从不修边幅，头发胡子长了，也懒得刮上一下。妻子带着儿子，整天在外拣垃圾。儿子大了，也不上学，也无学可上，成天在外窜来窜去，成了一个职业流浪儿。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儿子从小就受到世人的歧视与冷落、欺辱和压迫，因此只要一见到大人便躲，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活像一只小鼠见了老猫。而他自己则每天一早便跑到火车站，吃上一碗馄饨，再四处游逛游逛。他唯一的一点爱好，就是看报纸。一到办公室，他就找报纸看，一看到有批判或批评内容的文章，他就紧张，就慌乱。尤其是一看到有关政治运动方面的消息，他立即戴眼睛发直，嘴唇发抖，惊恐万状。等神情稍微镇定之后，立即抓起报纸跑出门外，一边跑，一边求救似的大声疾呼：“运动来啦！运动来啦！”尔后很快又躲到一棵树下，或者缩在某个墙角，浑身颤抖不止，久久不敢回屋。

　　后来，同志们不忍心让可怜的他再受刺激，再受伤害，便有意识不让他看报，只要一见他露面，就忙把报纸藏起来。但他看报像看上了瘾似的，每天一到办公室就到处找报看，一旦发现谁在藏报纸，他便大声抗议，大声叫喊：“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看报？为什么不让我看报？我要看书，你们不准，我要学习你们不准，我要搞科研，你们也不准！你们剥夺了我看书的权利，学习的权利，搞科研的权利，现在为什么还要剥夺我看报的权利？你们太狠毒了，太不人道了，太不讲理了！我要找党中央，我要找华主席！”

　　每当遇见这种情景，蒋新松就会禁不住潸然泪下，就会联想起自己不幸的命运和将来的前景。尔后，他便走过去，像20年前一样，和李道纯坐在一起，帮他翻看报纸。不过，蒋新松挑选的报纸的内容，全都是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章，全都是对知识分子有利的文章。蒋新松一边让他看，一边给他讲着各种问题，渐渐地，李道纯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然而，等到第二天，李道纯又故态复萌，依然故我。

　　后来，李道纯就死了，死在了那间长年不敢打开窗户的小屋里。

　　……

　　这个夜晚的蒋新松回想着李道纯的命运，可谓几多悲怆，几多惆怅，几多凄凉！他后来说，每当我想起李道纯的命运时，心里就像打翻了一个五味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辛酸，说不出来的难受！人生真是茫茫无涯，深奥奠测，难以把握；只要在某个路口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酿成终生的悲剧。不过，我对李道纯的意志、精神以及他的那种悟法，始终不满。

　　这个夜晚的蒋新松，由于多少有点朦胧的醉意。脑子似乎有点糊涂，又好像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他就那么很随意地走着，想着，想着，走着，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便思考了很多很多的问趣，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尤其是当李道纯那悲惨的命运深深刺激着他的精神时，一个长期以来令他深感头疼的问题又再次从他的脑海冒了出来，这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

　　这对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但又是一个历来含混不清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甚至连知识分子自身也容易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不被当人看待，从来就只是政客们手上玩弄的工具。政客们需要知识分子时，就说知识分子是“人才”，是“千里马”，是如何如何的重要，是多么多么的难得，甚至可以叫爹，可以喊爷！不需要知识分子时，知识分子便成了狗屎一堆，一堆狗屎，甚至连狗屎也不如！原因很简单，知识分子有利可图，有血可吸，知识分子是政客们“建功立业”时必须攥在手中的一张王牌，是政客们加官晋级不可或缺的一个砝码，所以他们不得不要，不得不用。然而，当政客们的目的一旦达到之后，知识分子就再也不是“人才”了，而比“术材”还“木材”；就再也不是爹不是爷了，而比孙子还孙子、比狗屎还狗屎！好比一双拖鞋，政客们需要时，就拣过来穿一穿；不想穿了也不能再穿了，便把腿一蹬，将你抛向墙角。这不能不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知识分子另眼相待，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政策还是态度上，对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做到了合情合理，有仁有义。特别是1956年，知识分子受到了加倍的尊敬和重用，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幸！然而，自：“反右”运动开始后，由于认识和路线的错误，把知识分子放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在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处理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使许多知识分子一下又成了不幸者。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身价跌到了零甚至负数的位置。知识分子既被强迫干活，又不承认其价值，致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欲干不能、不干又不行的尴尬的人生境地之中。直到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才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身份和地位。蒋新松清楚地记得，那天当他看到邓小平的这段话时，很激动，很兴奋，就像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终于盼到了过年，甚至如同一个囚犯终于获得了释放，连眼泪都忍不住哗哗流了下来。但他事后细细一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光“恢复名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确定，否则，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如同建在沙滩上的乐园，一旦政治风暴袭来，顷刻闻便又昙花一现。那么，面对现时复杂的中国，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分子到底应当如何去吸取历史的教训、确定自己的身份、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想起这些，蒋新松既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又有一种难得的幸运感。失落的是，他错过了太多太多的大好机会；幸运的是，他毕竟还存活了下来，毕竟最终赶上了本世纪的来班车！

　　那么现在，已经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获得了一个公民和一个科技工作者起码权利的他，又将，怎样活法，如何选择？

　　不错，像他和李道纯这样的“右派”，在1979年的中国，可谓千千万万，万万千千。这类人平反复出后，概括起来不外乎有如下四种表现：

　　一是由于几十年的磨难，才华早已耗尽，信念已被摧毁，剩下的时光就是如何保住老命，混天度日，苟且偷生；

　　二是大权在手，春风得意，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滥用职权，尽情挥霍，及时行乐，以此捞回多华的损失，求得精神的补偿和心理的平衡；

　　三是整天抱着一本过去自己挨整的“老账”，东跑西颠，上告下访，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没完没了地找人“算账”。仿佛“算账”才是最紧迫的工作、才是最神圣的事业；

　　四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不“讨”！过去的“债”，只“算”明天的“账”，完全以一种新的人生姿态去追赶时代的步伐和迎接新的挑战，尽可能利用剩下不多的生命再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实现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梦想。

　　无疑，蒋新松当属后者。

　　他认为，虽然自己曾被打入生活的底层长达20年，但国家毕竟是自己的国家，人人都有爱的义务和责任，如同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言，“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冰心老人也说，“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那么自己既然已经平了反，已经好不容易重新获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应该好好珍惜，就应该忘掉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用余下的生命，去作最后一搏！至于个人的冤冤屈屈、恩恩怨怨，没有必要去计较去清算。因为历史车轮的偶然出轨，常常有着诸多的因素，何况有些事情也在所难免，如果有“秋后算张”的时间。还不如利用这段时间为国家多傲几件事情。所以，国家的事情，还应该是他一生最大的事情；干国家大事，还应该是他坚持不变的追逐目标。而且。凭直觉，他感到一个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就要来临，他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和足够的实力去迎接这个新的时代！否则，他将愧对历史，愧对祖国，愧对人民！

　　因此，这个夜晚的蒋新松，尽管从历史到现实，从现实到未来，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既有欣喜，又有忧愁，但所有的想挂最后他都归结到了两句话上：活着干，死了算；人只要活着，就该活得像个人样！因为历史的教训和生活的经验早就告诉了他一个既深奥又简单的道理：人只有干，只有用实际行动，才可能为自己开辟出一条生路，同时也才可能赢得祖国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

　　但这干，到底又从哪儿干起呢？

　　“贼心不死”的蒋新松，又一次想到了机器人！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