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段谁是中国机器人之父？

　　机器人的出现，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机器人不是人，而是机器，一种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高级机器。1981年，美国国家标准局对机器人作的定义是：“一种通过编程可以自动完威一定操作或移动作业的机械装置。”因此，凡实用的机器人，一般都不具有人的形状。

　　机器人，一词起源于捷克语“RBOTA”，原意是人的奴家。这个词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通用术语。机器人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中世纪以来，中外很多的能工巧匠都在致力于做各种精巧的人形机器玩具，以及各种精巧的钟表等。前辈人的这些创造，大大丰富了后人对发展机器人的各种幻想。

　　世界公认，人类的第一台机器入诞生于美国日那是1954年，发明者是一个叫G·戴伏尔的美国人。6年之后，联合控制公司买下了他的专利，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正业机器人。之后不久，一个叫H·约翰逊的美国人又设计出另—种可编程序的工业机器人。此后，美国许多大学便相继成立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室。至60年代来，美国的机器人事业便到达了一个高潮。

　　世界上另一个机器人大国是日本。日本的经济由于在60年代末进入高度发展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便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从美国大量地引进机器人，便成为当时日本一大革命性的举措。1968年，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从美国引进了机器人技术，进而建立起了生产体系，并于1970年首先试制出了第一台日本的机器人。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小工厂竞相研制机器人，其总数达到了86家之多。于是机器人很快在日本蔚然成风，从而掀起了日。本机器人发展到第一次高潮。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机器人开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到70年代末，机器人便在世界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对世界机器人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国家还有瑞典。瑞典政府在70年代中期便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机器人的对策，并首先选择了6家条件比较好的公司充当前沿公司，由政府从工程基金中拨专款作为风险投资。1974年，瑞典首先推出了全电动多关节型机器人，同时还组织了很多机器人发展中心。现在，若按每千个劳动力所占有的机器人台数来看，瑞典的机器人台数已遥遥领先于日本和美国。

　　前苏联也把大力推广和应用机器人列入了五年计划，部长会议和国家科委曾作出过发展机器人的决定，希望通过发展机器人来解决面临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此外，像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对机器人技术都很重视，并都有自己相应的发展机器人的计划。甚至，像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新加坡等国家也都设有专门研究机器人的机构。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现，对传统的生产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革命性的颠覆，所以美国科学家西蒙·雷莫认为，人工智能是继本世纪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之后的又一重大技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刚预言，机器人将成为本世纪末继汽车产业和电子计算机产业之后的又一大产业。

　　我们中国人对机器人，当然不会感到陌生。早在周朝，《列子·汤问篇》中便记叙了一个能工巧匠制造了一个“机器艺人”的故事。而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大概也都不会忘记，诸葛亮与司马懿斗智时，曾遇到蜀军被魏军围困，陷入粮草不济的危急境地。为解粮草之急，诸葛亮巧用“木牛流马”之计，最后智胜了司马懿。这“木牛流马”，个个犹如活物一般，它们虽然不是仿人，而是仿牛或者仿马，但其步履却比人更加刚劲有力，不仅能携载前线急需的粮草武器，还能协助蜀军后勤运输粮草的士兵，从而最终完成了当时在艰难处境下人们难以承担的运输任务。因此，如果我们把这“术牛流马”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木制机器人，不仅是可以的，想来也是完全有资格的。

　　遗憾的是，历史走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机器人却还是一片空白。

　　1971年，周恩来主管科研工作，明确提出了“科学院应该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指导方针。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全国的各个研究所纷纷行动起来，开始思考和探讨如何“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个别学院和研究所的一些专家，便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机器人的初步研究。只是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条件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并未形成什么气候，更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建树。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问题的酝酿。

　　当时，叶强刚刚恢复了所长的职务，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作为一个科研所，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技术干部都中断了学习，连一般的学术期刊都不看了，所以大家对世界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叶强所长便找到资料室的刘海波同志，让他把国外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情况摸一摸，看看能否从中有所借鉴。刘海波从1971年到1972年花费了几乎一年的时间，终于搞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国外自动化研究发展情况的文字材料，其中便涉及到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内容。叶强看了后，很感兴趣，便组织有关人马进行研讨，并用讲座的形式，向所里的科技人员宣讲有关自动化的发展过程和近期情况。因为在1972年之前，自动化到底算不算一个学科，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此期间，科研人员沉寂了多年的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而研究所里思想最活跃者有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

　　吴继显是模式识别室的主任。他1953年从湖南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使分到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尔后于1965年来到沈阳，先任远动室主任，后任模式识别室主任。这是一位一贯喜欢动脑子、喜欢思考问题，同时也喜欢研究新问题、新动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活跃，善于研究和发现新问题。早在50年代，他便是中国远动技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65年，他和蒋新松一起，曾计划从鞍钢的能源或运输入手，用计算机来控制，搞自动化管理。后来他派去大庆油田做科研工作时，又首次在国内提出整个大庆油田用计算机进行自动化管理的方案。他的这一方案曾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自动化试点加以实施。但因“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致使这两个方案都受到夭折。而吴继显本人由于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也使他在自动化方面表现出来的过人的智慧与才华未能得到适时的展现。

　　诚大龙1957年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同样分在了中国科学院。他和吴继显、蒋新松一样，也是1965年从北京到的沈阳。“文化大革命”中，他一直在搞计算机的运用问题。1969年，他还参加了一次很重要的某导弹发射的跟踪测量任务。由于他的眼睛患有白内障，其中一只眼睛几乎到了失明的地步，每次看书时，就只能把书放到眼皮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人们都说谈大龙看书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鼻子在闻。也许正因为眼睛不好使的缘故。他什么事都习惯用脑子“看”，用脑子问，用脑子记，用脑子想。比如，开会时，他既不看材料，也不记笔记，而只管闭着眼睛用脑子听。一般情况下，他从不率先发言，别人发言时，他的脑子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计算机，随时接受、编排、汇总、处理各种发言信息，尔后再将经他“联想”、加工后的精华储存于大脑的“内存”中，等轮到他讲话时，不仅逻辑严谨，思维清晰，观点不凡，而且连每个与会者的每个观点、每个特点、每一句重要的话和每一个关键的词，他都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而绝不会张冠李戴，阴差阳错。因此，凡接触过他的人都说，谈大龙不仅脑子绝顶聪明，而且记忆力超群。

　　蒋新松当时人在鞍钢，编制却在沈阳自动化所。多年来由于他本身就一直在鞍钢探讨和实践自动化方面的问题，关注、思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便在情理之中。何况他时常往返于鞍钢和沈阳之间，与吴继显等人多有接触与交流。因此，既有着长期的工作经验，又始终关注着世界自动化发展动态的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和刘海波等，当1972年的。形势刚刚出现一点转机时，各自的目光便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新方向——国外正在流行而国内还是一片空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大约是1972年夏季，根据所长叶强的意见，由科技处的曹慧珍女士负责，为所里搞一个自动化领域的研究规划。曹慧珍找到吴继显和刘海波，商量如何搞。吴继显便代表室里首次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意见，刘海波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

　　曹慧珍将这一意见向叶强所长汇报后，得到了叶强所长的支持。与此同时，吴继显把打算搞机器人的设想与蒋新松和谈大龙交谈后，二人也当即表示赞同。接着，在曹慧珍的主持下，吴继显和刘海波一起起草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的申请报告，并很快以研究所的名义报给了中国科学院。

　　1972年10月16日至28日，中国科学院在沈阳召开了电子、自动化科研工作座谈会。吴继显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对搞机器人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同时，他还建议，将原来的东北自动化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会议对吴继显的意见和《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的申请报告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会议同时还决定，将过去的科研工作向自动化的新领域进行转移。

　　然而，任何新事物要想拱破“泥土”，露出点“脸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研究所由旧的科研领域向自动化新领域转移，有很大的阻力；而机器人由提出到真正的实施，就更是困难重重了。怎么办呢？吴继显、蒋新松和谈大龙三人便利用挖防空洞和学“毛选”的机会，一起悄悄议论此事。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门新技术，国外在工业、农业、医疗、军事等领域，早就已经有了应用，中国却至今还是一片空白；他们作为长期从事自动化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应该肩负起为国家填补这个空白的责任。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想法得到上面有关领导的支持？最后，蒋新松提出，主动出击，上北京，找人！

　　1972年底的一天，吴继显和蒋新松便顶风冒雪坐着硬座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的邓裕民，把他们想搞机器人研究的设想做了详细汇报，希望能得到中科院的支持。邓裕民是中科院的一位局长，后来邓小平访美时的科学顾问，他听了吴继显和蒋新松的汇报后，对他们搞机器人的想法很感兴趣，并当即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同时也希望他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先期的调研工作。

　　于是从1973年3月起，吴继显便带着蒋新松、谈大龙两，人，在北京开始了有关机器人的调研工作。他们到了地质部、石油部等部门和单位，一边调研，一边宣传机器人。当时的中国，都在忙于闹“造反”，“抓革命”，刷标语，开大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尚未“进行到底”，活生生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还没整完，谁还顾得上去整那冷冰球的机器人？所以当蒋新松他们向别人讲起机器人时，别人都像在听“天方夜谭”。甚至有时他们刚一说完，别人便忍不住想笑，可又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笑，便借故擦鼻涕背过身子去笑。而他们为了讨好对方，以取得对方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无论走到哪个部门，见了谁就给谁敬烟。可由于他们穷，买不起好烟，只能买两毛钱左右一包的烟，所以别人一见他们递烟过来，本来会抽烟的，也忙说“谢谢，一不会不会”。当然，有的处理得更含蓄更艺术一些，刚一见他们掏烟，便急忙把自己的烟掏出来，似递非递地说道：“算了算了，就抽我的吧！”别人的烟明显比他们的烟好上几个档次，他们当然想抽，但又不好意思抽，便只好也撒谎道：“谢谢，不会不会！”

　　洽谈结果，可想而知。

　　但他们还是坚持跑，这个部门不愿搞，再跑那个单位，这个单位不愿听，再换另一个部门。总之，得把机器人宣传出去，得让人了解机器人，知道机器人，理解机器人，最后，还得说服射人支持机器人。

　　亚当他们在北京四处奔波、到处碰壁之时，一天晚上，吴继显的爱人崔志昭从沈阳偷偷打来一个电话，说：不得了了，“家”里有人说，“一个脖子（指吴继显）带着两个瞎子（指蒋新松和谈大龙两个眼镜）在外面到处乱窜”，要进行追查！现在已经有大字报贴出来了，你们赶快想法子先躲起来吧！

　　他们三个人一听，也搞不清“寡”里到底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们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接到“紧急情报”的当晚，便火速转移：蒋新松跑到了老根据地鞍钢，谈大龙跑到了西安，吴继显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便只好跑到曾与他有过技术合作关系的地质探矿厂干苦力活去了。

　　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三个人都奉命回到了研究所。所长叶强受到批判，主任吴继显受到批判，得力干将、“摘帽右派”蒋新松受到了批判，连机器人这个课题也受到批判。吴继显的大字报从一楼刷到了四楼。有人在批判会上还质问蒋新松他们：“难道洋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面对一些无知的兄弟，吴继显和蒋新松哭笑不得，无言以对。此后不久，有人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撰文，对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进行了公开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面对这些，蒋新松他们感到，这不仅是某些人的悲哀，更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败下阵来。

　　1975年，邓小平出台，全国科技形势又有了好转。同年8月23日，第三届国际控制论学术会议在罗马尼亚召开，中国科学院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蒋新松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只有谈大龙和另一名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此次会议针对机器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将是80年代自动化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应该大力倡导，引起重视。谈大龙回国后，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吴继显和蒋新松。三个人痴情难改，“贼心不死”，经过几次商讨，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要搞机器人，并很快积极行动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有关部门决定，自动化所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机器人的课题必须马上停止。然后，蒋新松受命去了鞍钢，谈大龙被派去一家养鸡场，整天挑选哪个是公鸡蛋哪个是母鸡蛋，而作为搞机器人“小头目”的吴继显，则被“打倒”“靠了边”，天天写检查，月月挨批判，最后，由于不给安排工作，便自己跑到一家工厂主动找活干。

　　第二个回合，也这样败下阵来。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首次提出开展机器人研究的是吴继显，而不是蒋新松。

　　是的，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更改、不容更改的事实。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找到了好几位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一致肯定：首次提出搞机器人的不是蒋新松，而是吴继显。因为蒋新松当时人在鞍钢，又是“摘帽右派”，还未取得提出科研选题的资格，只能是思考者和参与者，不可能是问题的提出者。而吴继显当时是室主任，资格又老于蒋新松，提出搞机器人这一研究课题，既属正常的业务范围，也在情理之中。

　　遗憾的是，首次提出搞机器人并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吴继显，由于几十年的苦苦奋斗，加上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种种磨难，心理长期受压，情绪一直不好，年仅59岁，便于1990年2月因脑部急性出血，突然去世。

　　吴继显去世后，知道当年搞机器人真实背景的人，已寥寥无几。尤其是他作为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和主要倡导者，现在突然消失，便等于失去了最直接、最有力的证人，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为这段历史蒙上了一层难以确认的模糊阴影。而这时的蒋新松，不仅是大权在握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而且还是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不仅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早已成为真正的“技术权威”，确定了自己在“蒋统区”（同事们玩笑语）的地位，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威震四方，一呼百应。因此，假若他自己不说出谁是搞机器人的第一个倡导者；假若他想巧妙地把自己改造成搞机器人的头号功臣；假若他对过去那段历史佯装不知，假扮糊涂，默默接受某些人对他这—“头号功臣”的认可，从而把功劳全部占为己有，那么对他来说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谁也不知道当时的具体真相，即使当年个别的知情者还略知一二，但谁又会为此事公然站在他的对立面呢？即使站出来了，吴继显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能说得清楚吗？何况，蒋新松的确又是当年搞机器人的“元老”之一；何况，当年吴继显、刘海波和曹慧珍一起起草的那份搞机器人的建议报告，后来去向不明，无处查证；何况，当时有不少人都说蒋新松就是最早提出搞机器人的人——这意味着在事实和心理上人们已经接受了蒋新松而不是吴继显。因此，历史若是就此演绎、发展流传下去，把搞机器人的所有花环全部戴在蒋新松的头上，肯定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因为此类事情，在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史上，从来就不缺少先例。

　　可喜的是，历史走到这儿，没有向着荒诞和无耻的轨道滑去——蒋新松并没有这样做——尽管有人以为蒋新松会这么俄，甚至连一直对蒋新松很尊重的曹慧珍也曾有过猜想：蒋新松会不会从此不再提起当年那段真实的历史？不再提起吴继显呢？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吴继显去世后，蒋新松亲自为吴继显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首次用白纸黑字的形式，在吴继显的追悼会上向世人公开披露了这一真实的历史，明确肯定了吴继显是第一个提出搞机器人的人。

　　为获得确凿的历史证据，让这一关键的历史亮点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笔者费了很大的力气，像大海捞针一样终于查找到了蒋新松的这篇悼念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1990年2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出的一张所报上。为维护原貌，现照录于后：

　　噩耗传来，难以令人置信，难以接受。我多么希望这是梦中的讹传啊！但残酷的事实，否定了我的幻想。失去了好友的悲痛，好像无比沉重的巨石，压在我的心头，使我陷入无限的哀思与怀念之中。

　　往事犹历历在目……

　　继显——我同年的好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34年前的秋天的一次会议上。那时，我还是刚刚离开学校踏上科学征途的一个新兵。

　　1965年，怀着对献身祖国工业自动化的共同愿望，我们又一起来到了沈阳。您曾建议搞计算机调度与管理，我们一起计划从鞍钢的能源或运输入手。为此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合作，我们有了更深的理解，共同的事业感，使我们成为好友。可惜史无前例的一场灾难，打碎了我们的理想，打碎了我们拟议中的共同的事业。那时，我们年仅35岁。我遭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沉重打击，您也陷入“灾难”之中，彼此竟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每次相见时，只能甩眼神来表达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表达我们对未来的信念。

　　1972年，您作为我的室领导，中国科学院在沈阳召开信息自动化会议时，您率先提出了科学院在这方面应转到前沿阵地上来，代表所提出了机器人、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新方向，并提出了，将所改名为沈阳自动化所，使真名实相符。这一切得到了邓裕民等同志的赞赏。之后，您带领我和谈大龙同志开始了国内调研和向领导部门汇报。可惜，时隔不久，这些设想再次被作为“批林批孔”的靶子，沉重地创伤了您的一颗赤诚之心。

　　“四人帮”倒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历史将我们推到了领导岗位。在早期那么复杂的情况下，您全力支持我，帮助我理顺关系，协调各方面积极性。在众多方面，您也绞尽了脑汁。一件件难忘的事实，一幕幕难忘的情景，谁又能忘却。在所的建设和前进的征途上，有您不可磨灭的功绩，所的历史将永远记载着这一页。

　　前年，您光荣地被选为辽宁省人大常委委员，正当历史为您提供了在宏观上更好发挥您作用的舞台时，罪恶的疾病却夺去了您的生命。呜呼哀哉！

　　“采也匆匆，去也匆匆！”您我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老战友，难忍的悲痛竟使我不知怎样来表达我的哀思。写此短文，作为对一个老友的永恒的留念！

　　就在这篇文章刊登后的第二天，当年的知情者曹慧珍为蒋新松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和坦荡无私的胸怀所深深打动，她专门跑去找到蒋新松，情绪激动地说：“蒋新松，您为吴继显写的这篇文章很感人。我今天代表所里的老同志来，只想说一句话：您敢于公开承认第一个提出搞机器人的是吴继显，凭这一点，我非常地佩服您！敬重您！”

　　蒋新松听了后，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谢谢你！”

　　关于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搞机器人的问题，之所以要澄清也必须澄清，是因为后来蒋新松去世后，国内有不少文章称蒋新松为“中国机器人之父”，因而引起“圈内”人士的不小争议——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复杂的话题，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蒋新松是中国最早参与搞机器人的专家之一，这固然投错。而且，就成就而论，迄今为止，全中国没有一个机器人专家达到了蒋新松的高度，没有一个人超过了蒋新松。尽管吴继显是第一个提出搞机器人的头号功臣，但他后来因另有重任在身，并未一直搞机器人，再加上英年早逝，所以在机器人方面的成就也就尚未达到蒋新松的高度。再从搞机器人的单位来说，全国同样也没有一家单位超过了蒋新松所领导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这是一个用不着争论的事实。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把蒋新松称之为“中国的机器人之父”，似乎也未尝不可？

　　然而问题在于，首次提出搞机器人研究计划的毕竟不是蒋新松，而是吴继显，若把蒋新松称为“父”，那么首次提出搞机器人的吴继显又怎么摆呢？问题还在于，当时搞机器人的专家，全国不仅仅只有吴继显、蒋新松和谈大龙他们三个人，搞机器人的单位，全国也不只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一家，像机械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和机械部大连组合机床研究所等，当时都在搞工业机器人。而且，据笔者未必确切的调查，当时搞机器人的专家和单位，有的还早于吴继显和蒋新松。

　　那么，到底谁是中国机器人之父呢？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这恐怕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好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好在这只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好在蒋新松们当年搞机器人时谁也没想过以后要当什么“父”；

　　好在“父”不“父”其实并无什么实际意义；

　　好在科学家们都是搞科学的而不是争抢“帽子”的；

　　好在那个令人尴尬、令人恐怖的年代终于过去，当时代的脚步刚刚跨进1979年初夏的门槛时，机遇又再一次微笑着向蒋新松款款走来：就在蒋新松平反后两个月，他被正式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

　　这是活了48年的蒋新松当的最大一个官。过去，他也当过这样那样的“官”，比如课题组副组长什么的，但都是临时的，非正式的，名不正言不顺的。这次则不同，是堂堂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主任，是被党组织正式任命的主任，是名也正言也顺的主任！而且是全国少有的、很可能还是独一无二的机器人研究室主任！

　　这意味着机器人又可以搞了！

　　这意味着第三个回合又开始了！

　　只是，当机器人——这位蒋新松曾经苦苦追恋并伴他一起熬过了一段尴尬而苦涩日子的昔日“恋人”今天再次出现在热梦中时，对一天不刮胡子便老气横秋的蒋新松来说，实在是太晚了一点，也太残酷了一点！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