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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段去日本，考察机器人

　　1979年8月的一个上午，蒋新松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了飞往日本的大型客机。这天，阳光灿烂，天高气爽，在蒋新松的眼里，天，是那样的明媚，那样的宽广，仿佛那每一道横空飘挂的彩虹，都是为他通向未来、通向希望、通向成功而特意架设的桥梁。

　　飞机在上万米的高空翱翔，蒋新松的心情倏然间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与舒畅。蒋新松是个充满了浪漫情调的科学家，喜欢幻想，是他的一大业余爱好；而周游世界，更是他儿时就有的梦想。从中学到大学，他就总是梦想着有一天能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当然更懂得“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自他从事科研工作那天起，他便博览群书，广采信息，两只眼睛总是一只盯着国内，一只盯着国外；从不封闭自己，并一直希望能有一次到国外学习考察的机会。

　　遗憾的是，像他这样20年来一直受改造、受监督、受控制的右派分子，从来就没有获得过走出国门的权利，也不会有人给他这样的机会。1963年，他本来有过一次出国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只因他是“摘帽右派”，最后还是被剥夺了出国的资格。今天，他终于第一次坐上了飞出国门的飞机，尽管这个机会来得是晚了一点，但坐在飞机上的他，一想到自己将去考察日本的机器人，心里依然充满了使命感和满足感。

　　蒋新松正式出任机器人研究室主任后，对那个人见人爱的“官”，似乎找不到什么感觉，也没什么兴趣，反而对冷若冰霜的机器人倒依然情有独钟，厚爱有加。搞出中国的机器人，是他多年来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想起来很迷人，也很了不起，就像有些科学家从小梦想造汽车、造大炮、造飞机，还像有些科学家从小梦想造火箭、造卫星、造宇宙飞船！因此，21年来第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搞科研权利的他，很快便把科研的重点目标，明确定在了自动化科学的前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研究上。

　　为了解世界机器人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他建议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出国学习考察，以便吸取经验，接受教训，找出自身的差距和确定主攻的目标。就在这时，国际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将派机器人专家前往参加。中国科学院经过研究批准，决定由蒋新松、刘海波、陈效肯、张玉良四人组成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考察组，前往日本参加这个会议，同时也对日本的机器人做一番实际的考察。而考察组组长，就是蒋新松。

　　这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蒋新松后来说，不知什么原因，一坐上飞往日本的飞机，就有一种复杂的很难用语言表达的酸溜溜的情感涌上心头，让他的民族自尊心不得不受到刺激与震撼。而且，更让他多少感到有点难堪的是，为了这次日率之行，他还不得不每天晚上关起门来自学日语。他大学学的是英语和俄语，而日语除了在电影或电视上听到过几句诸如“八格牙路”、“米西米西”外，从来就没接触过，其阻力和难度当然就很大，且在感情上一时也不那么好接受。但这是现实，承认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愿意接受得接受，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为了国家明天的强大，他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他心里很明白，今天向别人学习，为的是将来别人向自己学习；承认今天的落后，就意味着明天的强盛！所以一周下来，他居然学会了不少常用的日语词汇，居然对日本这个弹丸岛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居然还有了一种渴望奔赴日本的激动心情。

　　飞机降落东京，已是傍晚对分。

　　蒋新松刚刚下榻宾馆，还没搞清哪是东南西北，便开始对各种资料进行整理。晚饭后，他又把代表团的三位成员召集到自己的房间，一起商量这次考察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比如先找日方哪些部门谈，哪些专家谈，先谈什么问题，后谈什么问题，以及具体怎么个谈法，每个问题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等等。当把这些问题二个个落实之后，他又特别强调说：“我们这次来日本，我想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对日本的机器人进行技术上的考察，另一个是要搞清楚日本的机器人与就业问题到底是什么关系，回国后好找到我们自己的突破口。”同时，他还吩咐刘海波说，我们来一趟日本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对日方机器人方面资料的搜集，要像特工情报人员一样，善于“侦察”，善于获取，力争把最有用的东西搞到手，学到手。等组员们都休息后，他又坐下来开始清理自己的思路，看还有哪些疏忽哪些遗漏以及哪些没有想到的问题，直到凌晨1点多钟，他才倒在了床上。

　　可倒在床上的他，睡不着。

　　这是蒋新松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外国人的房间，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日本人的床上。他后来说，那天晚上就是睡不着，很想睡着结果还是睡不着，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既兴奋又心虚的感觉，一种既骄傲又不踏实的感觉，一种既得意又自卑的感觉。他自来到这个世界后，别说没睡过这么好的床，连见也没见过这么好的床——既漂亮又舒服，既舒服又柔软，既柔软还平坦，既平坦还宽敞。但要命的是，他在中国发育、生长、折腾、磨练了48个冬夏春秋的身体，毕竟是第一次躺在“日本鬼子”的床上啊！

　　在蒋新松过往的意识中，只要一触接到“日本”这两个字眼，便会本能地出现一种很不愉快甚至是仇视的心理反应，便总要想到“1937”这充满了血腥气味的阿拉伯数字，便总要想到卢沟桥，想到“九一八”，想到皮靴、战马，想到武士、军刀，想到“米西米西”，想到“八格牙路”，想到童年时他在家乡亲眼见到的日本飞机轰炸民房、轰炸菜园、轰炸工厂、轰炸长江的悲惨情景，想到那一个个躺倒在血泊之中的父老兄弟和母亲孩子……而此时此刻，他一闭上眼睛，这些东西也同样像过电影般从他脑海一一闪过，竟让他有点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恍惚中，他好像就是当年的特工，当年的八路军，当年的地下党，现在已飞身潜入了日本的境地，钻进了日方的“心脏”，与当年所不同的只是，此行并非军事侵略，而是技术考察；他随身携带的也不是“轰隆隆”响的炸药包，而是温情脉脉的资料袋。

　　有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蒋新松就更是睡不着了。他拧亮台灯，索性翻身坐起。他忽然有了想看看电视的念头，尤其是很想看看彩色电视，因为在1979年的中国，别说像他这样刚从“地狱”中挣脱出来的“右派”分子从来没有看过一眼彩色电视，就是绝大多数正常的中国人也没有彩色电视可看！但他的手指刚一触到开关，便又停住了。他想起刚来时宾馆小姐曾经说过，看黑白电视不收钱，若看彩色电视则要另外加钱，且价格不低。于是，一想到钱，一想到自己贫穷的祖国，一想到国内那些还在吃咸菜、啃大饼、住平房、烧蜂窝煤的千千万万个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一想到自己21年来曾度过的苦行僧一般的日子，囊中羞涩的他只好又将手缩了回去。

　　他把视线从电视机前移开，开始打量自己暂时居住的房间。日本的房间的确漂亮，美观、整洁、华丽、舒适，真是如同天堂一般。实话说，他从来最有见过这样漂亮的房间，当然更没有住过这样漂亮的房间。看着如此堂皇的房间，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农村住过的那间小土屋，同时也想起自己全家四口人十几年来一直住着、至今也依然住着的那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中国、日本，一个10亿余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1亿多人的区区小岛，同处东方，还是邻居，战后仅仅几十年时间，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他有些坐不住了，就势站了起来。这时，他看见了摆放在房间的花篮、水果和蛋糕。这是日方为他这个代表团团长的房间特意精心设计安排的。水果，意味着热情；蛋糕，意味着富贵；而那个盛开着一束束樱花的好大好大的花篮，则象征着和平，象征着美好，同时也象征着中日难得的友情。他禁不住围绕着那个大花篮，慢悠悠地散起步来，并一边欣赏着，一边思索着……哦，昨天的子弹、大炮、太阳旗、毒瓦斯，今天的水果、花篮、大蛋糕、席梦思……子弹与大炮，花篮与蛋糕，到底谁是现实，谁是梦境？谁是谬误，谁是真理？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中国与日本，为何会有如此奇异的组合？为何竟有如此意味深长的重叠？莫非，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历史？！

　　蒋新松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走到窗前，撩开窗帘，望着早已沉睡的东京，再也无法入睡了，也不可能再入睡了……他后来说，在日本的第一个晚上，他最终还是没有睡在日本人的床上，直到凌晨4点，才不小心歪倒在了太阳色的真皮沙发上。

　　第二天，中国考察组首先会见的是日产经济学会的尾田先生。蒋新松与尾田先生见面、握手之后，便主动将自己的名片及时地递了过去。这是他第一次向人递名片，虽说动作多少显得有点笨拙、别扭，不是那么自然，也不那么习惯，但名片在最后出手的一瞬间，依然携带着他那惯有的自信。奇怪的是，当那位走遍了世界各国、见过了无数名片的尾田先生接过他的“名片”时，却久久呆傻在那里，竟不知手中接过的到底是何物？

　　原来，蒋新松他们出国前，听说国外见面时都时兴名片，就琢磨着自己也制作一个名片。但当了21年“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的蒋新松哪里见过什么是名片哟，便只好向人请教打听。别人告诉他说，名片就是印有自己名字和职务的一张纸片。他想，这洋玩艺儿看来也没什么复杂的，不就是一张纸吗？便找来一张纸，把四个人的姓名、职务全都写在上面，然后让打字员一排字，一打印，便完事了。他没想到的是，他“创造”的这种“名片”也实在大得太吓人了——6寸宽，8寸长，比世上通用流行的名片大出了好几倍！而且，还不是一人一张，而是四个人合用一张。所以，当尾田先生接过蒋新松的“名片”时，竟有眼不识“泰山”，忙问翻译是怎么回事？等翻译向尾田先生做过一番解释后，尾田先生这才连连点头，似乎略有所悟：看来中国真是个大国，做的名片都这么大！而中国也真是人多，在一张小小的名片上都排满了四个人！

　　尾田先生“清醒”过来之后，爽朗一笑，忙把自己的名片也递了过去。蒋新松接过对方小巧精致的名片一看，也禁不住哑然一笑，恍然大悟：名片原来是这样的！同时也才明白了自己的失误。然而，一向有些傲气而又善于外交的蒋新松并未因此而失态，更不因此而感到低人一等，反而不以为然，反客为主：“请坐，请坐！”他客气地欠了欠身子，然后伸出手臂示意对方坐下，当对方刚一落座，他便开始向对方频频发问，侃侃而谈。

　　第三天，蒋新松们又会见了日本机器人学会的常务理事米本先生。蒋新松与对方握过手之后，照样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而且还显得特别的大方，特别的潇洒。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蒋新松昨天出了“洋相”后，回到宾馆也曾打算重新去印它四套真正的名片，可转念一想，在日本印制名片价格肯定比中国贵得多，而且，还要浪费时间，何苦呢？于是干脆决定，手中的名片还是继续用下去，反正中国有中国的特色，能表示出那么点意思就行。他还对同事们开玩笑说，“别看我们的名片不规矩，不是统一的国际尺寸，但这玩艺儿很奇特，很稀少，很有气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专利，说不定过上10年20年，便价值连城，成了收藏家手中的一大宝呢！”果然，19年之后的1998年5月，当笔者很想看看这张“名片”的真实模样时，困难极了，最后几经努力，才好不容易从刘海波家中找到这张“名片”。

　　米本先生接过蒋新松的“名片”后，由于有翻译的及时“补白”，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米本先生热情大方，待人诚恳，几句寒暄之后，他便首先向中方介绍日本机器人的有关情况。当米本先生谈到日本的机器人出现后，不但没有造成失业，反而还增加了就业人员时，蒋新松以为是翻译把对方的意思翻错了，急忙问翻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翻译告诉他米本先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错时，敏感的蒋新松一下感到这个话题值得探讨。因为在国内每次提及搞机器人的问题时，总有人说，中国人口本来就过剩，再搞机器人就会造成大量人口的失业。而日本同样搞机器人，为什么就不但不失业，反而还会增加就业呢？因此他希望米本先生谈谈原因何在。

　　米本先生说，原因主要有3点：1.日本属于高学历的社会，许多有高学历的年轻人都不愿干脏活累活，以及重复单调的活。机器人出现后，这些活便由机器人所顶替，人退居二线，不再和机器直接打交道，使疲劳感大大减轻，从根本上消除了事故问题。这样一来，也就有人愿意来就这方面的业了；2.机器人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后，可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加入这个行业，比如各种材料的研究，各种机械的制作等等，都需要一定的人受参与；3.机器人一当形成产业后，能开拓、促进和带动一些新产业的发展，如海洋和原子能的开发等。由于新的产业开拓、发展了，就会不断有新的人员获得就业。

　　蒋新松听后，很受启发，对搞机器人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的理解，同时也增强了他一定要搞机器人的决心和信心。他针对此问题和其他情况与米本先生又做了进一步的交流后：这才与米本先生握手道别……

　　之后，他们又在东京参观、考察了日本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的人工智能研究专家腾井诚二教授还亲自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日本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研究情况。接下来，他们还在神户、大阪、名古屋和横滨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

　　在横滨参观日本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时，由于小松制作所研制的八条腿的机器人具有在深水中作业的功能，所以引起了蒋新松极大的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琢磨，思路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联想到中国的许多特殊作业情况，多年来对机器人的思考一下子便碰出了灵感的火花：中国也应该搞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机器人。此外，还有一点也让蒋新松很受触动，即日本在搞科技开发时，总是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科研。蒋新松感到，这种“实用型”的发展模式，避免了科学技术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既省时间又省钱，是很值得借鉴的。

　　去神户考察时，蒋新松们还经历一段小小的插曲。那天，他们在结束考察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一艘中国的远洋货轮正好停在港口。蒋新松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脑子里时常浮荡着一个水的世界，每次外出，只要一见到大海、大江，或者小舟、轮船，心里总会涌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更何况今天是在日本见到了中国的轮船。因此，他对这艘停泊在日本港口的中国货轮顿时有了兴趣，便让懂口语的刘海波前去联系联系，看能否同意他们上船看一看？

　　当船长得知蒋新松他们是祖国的科技代表团后，完全同意他们上船参观。蒋新松他们上船后，受到了船长和船员们热情的接待。蒋新松是个有名的“见面熟”，他第一次不管与谁相见，总是有话可说，而且一旦和你搭上话茬，便会像老朋友一样与你谈天论地，说东道西，甚至有时比老朋友还老朋友——不少人都说，这是蒋新松的一大本事。所以一上船的蒋新松便与船长和船员们很轻松地攀谈起来。他问他们出口些什么？进口些什么？还问他们生活怎样？收入如何？以及在日本是否受到歧视等等。后来，他见船上堆满了一筐一筐的大对虾，便问船长，这对虾是怎么回事？

　　提到对虾，船长似乎有许多话想说，却又觉得不便多说。直到后来，他才向蒋新松透露了一点真情：“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对虾，是运往日本、美国以及西欧换取外汇的重要产品之一。但令人痛心的是，中国全年出日的对虾所创汇的总额，只能换回两架渡音747飞机！”

　　船长的话虽然很短，却深深刺痛了蒋新松的自尊心。“难怪我们自己吃不上对虾，这么好的大对虾原来都进到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嘴里了！”蒋新松调侃中带着深深的愤慨。他看着中国的对虾，望着日本的港口，感到有一种耻辱感在强烈地冲撞着他的心，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还说什么呢？一个强大，一个落后，强者就会欺负人，弱者只有被人欺，古来如此，天经地义。但这如此不平等的交易，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吗？他很自然地又想到了1937年，想到了那段充满了血污与耻辱的历史，进而又想到了今天依然贫穷的中国，中国依然落后的工业。那么中国要强大，人民要过好日子，究竟靠什么呢？如果没有工业的现代化，没有高科技的蓬勃发展，行吗？

　　他由此还联想起两天前听到的一个新闻：现在有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不少年轻的姑娘们，都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了日本，用“中国人”的名义为日本人打工：扛包，拉纤，洗碗，刷盘，擦车，拖地，搓背，揉肩……甚至，有的年轻女孩还扑倒在了日本人的怀里。有人还告诉他，这些中国同胞虽说能挣点血汗钱，但很苦、很累，很蒙、很苦，一种说不出的苦，一种说不出的累！这个问题引起了他深深的焦虑与不安。是的，为了一时的生存，中国人到日本来打工，纯属无可奈何，可以理解，也无可非议。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难道就靠打工过日子吗？堂堂中华民族，难道就永远只能给人打工吗？难道打工就能打出个美丽、富饶、进步、富强的新中国吗？！

　　就这样，蒋新松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哪个部门，总是一边用心考察，一边苦苦思索，几天之后，便累得精疲力尽。而他每次照完一天下来，一回到宾馆，第一句话就喊肚子饿！

　　凡接触过蒋新松的人都知道，蒋新松有两大特点，一是能睡，二是能吃。他干起活来不要命，一旦睡起觉来，即使天塌了他也可以不管。每次出差在外，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遇到什么再难的事情，他从不犯愁，总是倒下便睡，而且一睡就能睡着，呼噜打得喷喷响！再就是他的胃口不错。也许是他当了20年“右派”长期挨饿的缘故，他的饭量比一般人都大，而且还喜欢吃肥肉，尤其是红烧肉！用他的话来说，毛主席讲过，吃红烧肉可以朴脑。所以每当他感到脑子太累时，总要想法吃上一顿红烧肉才肯罢休。

　　可这次到日本后，别说那香喷喷的红烧肉，他连饭都吃不饱，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原因当然是囊中羞涩，兜里没钱。他们是第一次出国，又不是什么官方组织的大代表团，而仅仅是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小小的考察组，使用经费不可能有一点宽裕。再说，搞科研的人都是这样，只要有点钱就恨不得花在科研上，而不愿用在过日子上。所以，为了在本来就有限的经费里再省出点钱，蒋新松和考察组的几位成员不仅硬是坚持不在宾馆看彩电，而且每天早上和晚上，他们都固定在一个中国人开的小餐馆里吃很便宜的饭菜。后来连餐馆的服务员都说，别的代表团都是哪儿好去哪儿吃，你们怎么老在这一个地方吃？蒋新松只好回答服务员说，这儿近，图个方便。当然，最不能满足蒋新松胃口的，还是每天那顿午餐。像他们这样一个小的考察组，日方不可能用高规格接待，所以每天中午他们只能和一般的日本人一样，享受一份盒饭。日本的盒饭不像中国，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它的盒饭里就一个小米团，和一点菜什么的。别的几个人吃上一盒还可以凑合，但像蒋新松那样的饭量，别说一盒不行，就是来上两盒，恐怕也无济于事。但按规矩一人只有一盒，怎么办呢？一个堂堂的中国机器人专家，总不能伸手向别人再要一盒吧？要是跑到街上再补吃一点，他又舍不得花钱，更舍不得本来就很短缺的时间。所以，他每天晚上一回到宾馆就喊饿。

　　然而，每天饿着肚子的蒋新松离开日本时，硬是把一台靠每天省下的经费购买的280微型计算机，从东京扛回了北京，再从北京扛回了沈阳，从而让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拥有了建所以来的第一台计算机！

　　此次日本之行，使蒋新松的脑子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回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更加坚定地认为，必须面对现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国的机器人事业还是一个空白，应该毫不动摇地搞下去。中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机器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对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必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步今天不走，明天也得走，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多大曲折，早晚都得走出去，也必须走出去！因此，他提出：应该面向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开展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究。

　　于是，他和谈大龙、来克威、周国斌等专家一起，从中国工业的现实和需要出发，首先开始着手工业机器人的研制。几经苦斗，他们终于在1980年搞出了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用计算机控制的示教再现机器人。这台机器人试验成功那天，蒋新松还让机器人拿笔当众写下了几个大字：

　　“欢迎参观！中国机器人！”

　　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组织的鉴定会上，到会的专家们给这台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高度的评价，并一致认为，蒋新松们研制的这台示教再现机器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检测数据与国外的Unimate—200型示教再现机器人指标接近。后来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接着，蒋新松又提出搞特种机器人的设想和方案。

　　然而，尽管如此，蒋新松仍然感到，中国的机器人始终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到底在哪里呢？如何才能寻找到这个突破口呢？

　　蒋新松又开始了苦苦的思索。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