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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段追求功名，但不追逐功利

　　1995年，64岁的蒋新松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退下来的那个夜晚，他站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门前，望着灯火闪烁的大楼，深思良久，感慨万端。

　　自1980年他出任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以来，一眨眼15个春秋过去了。15年来，为了这个研究所的生存与发展，他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想当初他刚接任这个研究所时，正赶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之际，而当时的研究所经济拮据、技术低下、人心涣散、方向不明，别说在科研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就是连起码的生存都很困难。为了能让研究所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他首先为研究所制定了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即：不断追求研究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快速提高经济实力。而后，他结合国际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为研究所重新确立了主攻方向，并坚决反对传统的从论文到论文的“学院式”的研究路子，主张科研工作要偏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科技成果要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研究所文化一定要向企业文化迈进，从而建立起牢固的市场观念和效益观念，彻底改变传统的研究所职能。为此，他还率先在研究所成立了市场部，并提出既要有技术前沿，也要有市场前沿，把一部分原来纯粹搞技术的工程师变成市场工程师，让他们专门跑市场，研究市场，借此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产品的积极转换，从而推动科技产业化的向前发展。

　　但蒋新松坚决反对牺牲国家和研究所的整体利益而去追逐个人的经济效益。在商海滔滔、物欲横流的80年代中期，当中国的大街小巷有一天忽然到处都是一片“扑通、扑通”的下海声——工人下海，农民下海，解放军下海，教授下海，博士下海，机关干部下海，大学生下海，最后连老人妇女甚至有的小学生也开始“扑通、扑通”往“海”里跳时，蒋新松所领导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然也受到了“海风”的影响，一部分科技人员由于抵挡不住诱惑，纷纷涌向“海”边，望着那被金钱搅动的滔滔“海浪”，心里忍不住一阵阵发痒，打定主意就要往“海”里跳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求实精神，敢于反潮流，当即做出明确规定：在所人员一律不许“下海”！一律不许搞“第二职业”，若有违者，定将严加处理。并且在全所大会上，他还当众宣布：“只要我蒋新松在所长这个位置存在一天，就决不允许有人去搞第二职业，谁要搞第二职业，我就把谁的第一职业变成第二职业；谁要砸了我蒋新松的牌子，我就砸了谁的饭碗！”他认为搞科研工作不能搞承包，不能一心二意，更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必须统一管理，统一计划，集中力量。否则，就会导致人才分流，力量削弱，队伍散伙，最终不但为国家做不了大事，甚至还将一事无成。

　　15年来，由于他率领的研究所方向对头，路子正确，再加上他特别地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并敢于大胆重用人才，因而使一个原来很不起眼的研究所变成了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第一流的研究所；不仅全所的科技实力有了质的飞跃，为国家干成了几件大事情，而且还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极大地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仅1997年，全所的收入便突破1亿大关！以对外承担并完成的合同额为例，1981年—1985年为1133万元；1986年—1990年为6147.3万元；1991年—1995年为2.07052亿元；1996年—2000年，预计可达4亿元！而在他当所长前的20年间，总共加起来的对外合同额，还不及1981年至1985年的多。

　　而此期间的他并不只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还是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还要时刻站在国家的立场和高度去思考问题，制定方针，确定课题，还要领导“863计划”自动化领域全国约5000人的科技队伍去搞科研，搞开发，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并向世界和明天发起冲击。至于一年四季经常不断地走访出差、调查研究、出席会议等各种活动，就更是自不待言了。

　　好在现在总算歇了下来。

　　然而，歇下来的蒋新松，能真的歇下来吗？

　　按理说，从1987年到1995年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为国家的事情拼搏了大半辈子，现在好不容易退居二线，是该好好颐养天年、稍稍歇一歇了。何况他早就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动辄就出问题，一不小心就得住进医院。但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作为一个科学家，多年来他早已形成了一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思维定势，要想置国家的科学事业于不顾而逃离现实，躲在家里偷享清闲，自个儿“潇洒”，他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所以他的爱人和好几位科学家都说，“退下来的蒋新松，比没退下来的蒋新松还苦、还累、还忙！”

　　请看他的这一长串社会头衔，你就知道他该有多忙乎了：

　　《信息与控制》杂志主编

　　《机器人》杂志主编

　　西安变通大学兼职教授

　　哈尔滨工业走学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兼职教授

　　国家科委发明奖评审委员会特邀评审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

　　北京大学视觉听觉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机器人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人工智能协会副理事长

　　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生产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国际高级机器人研讨会主席

　　北京国际CIMS讨论会主席

　　再说，他刚刚卸下“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重任，国家“超863计划”（即新的“863计划”）中许多重大问题又搁在了他的肩上。而且，有关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今后的发展饲题，有关智能机器人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一些新的发展战略及重大技术问题，他仍要操心仍要考虑仍要过问。

　　于是，有人说，蒋新松简直就像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其实，凡对蒋新松有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蒋新松并非一个不诸世事的“书呆子”，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人”。一个普通人的特性，在他身上有着足够的体现，甚至，他比一般普通人更多一份爱心，一份真情，一份浪漫，一份童真。如果你稍加注意便会发现，他身上潜藏着一种天生的同情心和只有科学家才可能具有的真正人类的智能。他最优秀的特质，就是始终像孩子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同时又具有成年人的智慧和一种思想理性的力量。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就曾说过：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人。

　　蒋新松当属此类无疑。

　　他感情丰富，一腔赤诚，心中始终充满了一种深沉而博大的爱。他爱自然，爱世界，爱生活，爱这个世界所有值得他爱的人，而心中从无半点嫉恨。同时，他更爱自己的祖国，爱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以及自己的尊严。他用爱，将他一生的艰难困苦、心酸苦辣全都变成了快乐。在家里，他尊敬老人，疼爱妻子，关心儿女，体贴亲人。他不仅一生对他的亲生母亲充满了深深的爱，而且对他的岳母也同样充满了深情与敬意。每次同老人相见，他都要先向老人深深地鞠上一躬。1996年8月9日这天，是岳母76岁的生日，为表。自己的一片孝心，他还深夜加班，专门为岳母写去一篇《76岁大寿贺词》，并在生日的晚宴上当众为岳母大声朗读：

　　今天我们合家欢聚在这里，隆重祝贺我们亲爱的妈妈76大寿。首先让我代表大家向我们亲爱的妈妈说一声“生日快乐”，祝福我们亲爱的妈妈和爸爸福寿无疆！

　　“四世同堂”。在我们家庭这支队伍中，有老一代知名的中医专家、老教授；有知名的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大学教授；有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有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政府官员们；有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年轻的博士；有日夜战斗在茫茫“信号”中的年轻军官；有正在成长中的我们未来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将军……

　　我们这一群人，无一不得益于妈妈的教诲，得益于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最真诚的爱，还有什么比母爱更伟大的呢？我们之所以有今天，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亲爱的妈妈，感谢您对我们的教诲，感谢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您对我们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成功的鼓舞，感谢您对我们前进的鞭策……妈妈，您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丽珠（笔者按：蒋新松现在的妻子）告诉了我很多妈妈年轻时的业绩：担任了基层领导，始终能团结大家兢兢业业地工作，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多次进京，受到了毛主席及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是多么不容易呀！妈妈还要养育这么多孩子，还要照顾老人。至令，妈妈脸上的一道道皱纹，正是这些功绩的记载。身教重于言教，这一切深深地记忆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妈妈。您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楷模。

　　亲爱的妈妈，您令天应该感到欣慰，您的下一代已经事业有成，您的第三代已经继续走向工作岗位，并初露头角，您的第四代正在茁壮成长。这一切都是您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亲爱的妈妈，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再一次为我们伟大的妈妈祝福，祝妈妈生日快乐，祝妈妈和爸爸福寿无疆！

　　这篇充满了童稚般真情的祝寿贺词，像一个已经65岁的科学家写的吗？

　　这贺词中表达的爱，难道仅仅是对一个母亲的爱吗？

　　他小女儿生孩子时，他正忙于开一个重要的会，顾不上去医院看她，但他利用开会的间隙，给小女儿写了一封“信”。请看这“信”是如何写的：

　　晓琳：

　　今天我忙于开会，未能看你，你妈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了。有几点你要注意：

　　1.要努力吃，吃好，不要怕其他（拉稀等），这样才能迅速恢复体力，有奶，切记。

　　2.让立新到三院开益母膏，回来后煮鸡蛋连汤喝下去，苦可放红糖，对恢复身体特有效。

　　3.吃消炎药，卧床休息好，把孩子带好，小孩小，需要母体体温。

　　4.其他“大度”一点，不要为小事生气。

　　总之，一定努力克服自己的习惯，吃，大口大口地吃，是最重要的，切记切记！

　　这像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写的信吗？

　　从这封琐碎的家信中，我们读到了什么呢？

　　蒋新松还是一个心灵纯净，风趣活泼，富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人。甚至有时在生活中简直就像一个一尘未染、天真可爱的小孩子。尤其出差在外，他无拘无束，有说有笑，工作之余，还常常和同事们相互取笑打闹，即使有的小年轻人跟他开玩笑，他也从不介意。在国外访问途中，有时偶尔在优美的风景区照相，年过六旬的他一旦高兴起来，竟然还同年轻人接在一起，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在国内出差时，有时实在太累了，他还和同伴们去逛逛夜市、菜市以及一些小地摊什么的，高兴了，他可以把四川的豌豆苗或者蒜苔买上几斤从成都背回沈阳，甚至有时连盗版的光盘也要买上几张！

　　至于在家里，他更是把自己完全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活脱脱的人。他最喜欢孩子，平时在家工作累了，他便和小孙子一起玩耍，一老一少，在屋里追来逐去，打打闹闹，常常折腾出一屋子的欢笑。小儿子考上清华大学的博士了，他很高兴，说应该给儿子庆贺庆贺，便亲自下厨，为孩子做他最拿手的菜。他摄影技术不高，却特别喜欢给人照相——给爱人照，给儿子照，给女儿照，给孙子照，给亲戚朋友照，家里所有的照片，几乎都是他一人亲手所为。甚至，女儿在恋爱、结婚、怀孕、坐月子期间，他也都有意识地拍下了不少照片。他说，人生很短，一张照片，便是人生中的一个景点，人在每个时期，都该留下一个纪念。他由于平常太忙，很少有时间陪伴爱人，但只要有一点空闲，他便特别喜欢在家里给他爱人照相。每次照相时，他都让爱人换上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衣服，并让爱人按照他的审美要求，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好像爱人就是他手下的一个模特。而在每年的5月，他都要抽出时间陪同爱人去划一次船，游一次泳，听一次音乐，照一次相。若是逢年过节或者平常做完了一个重大项目，他还会打开音响，与女儿“OK”一段，同爱人“蹦嚓”一曲，尽管他的歌声并不优美，舞步也不标准，却总是充满了真情、自信和一种浪漫的情调。就像他在外国人面前讲英语，虽然他的发音不太标准，但在任何场合下他都敢讲，而且总能把真实的意思表达出来。他爱人张丽珠说：“老蒋其实是一个感情很丰富很细腻的人，也很关心体贴人，就是工作太忙。他非常热爱大自然，就是没空去享受。有时我发牢骚，他就说，走吧，去哪？我跟你去。可一出门他就算时间，几时几分到哪，几点几分千什么，他都要事先算好，所以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地去，又急急忙忙地回，像急行军似的，让你又好气又好笑。比如，买冰箱，他也不挑，到那儿一问价，一付钱，抬上就走。结果，等冰箱买回来一试，灯不亮，声音还挺大，只好又抬回去换。”

　　是的，惜时如金的蒋新松即便是退居二线了，也不可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去陪伴家人，而上述的所有表现，只能是忙中偷闲罢了。所以有人说，蒋新松简直就是个事业狂！甚至还有人说，蒋新松把“功名”看得太重了！他对功名的追求简直永无止境！即使获得再大的成功，他也永远不会满足！

　　的确，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谁不追求功名！毫不例外，蒋新松一生追求的，可以说也是“功名”二字。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蒋新松所追求的功名，是以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目的的功名。而且，他只追求功名，不追求功利。

　　凭蒋新松的本事和他在科技界的名望，他退下来后如果想大捞一把，当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什么的，可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他刚卸任所长时，香港方面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去那儿“发展”，他谢绝了；接着，澳门、美国方面也有人与他联系，他同样谢绝了；至于国内像深圳一些地方，更是频频向他发出就职邀请，而且明确提出月薪两万元人民币，他还是谢绝了。

　　他担任所长15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可以说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都渗透了他的智慧和心血。尤其是从1990年开始，沈阳自动化所每年都要拿到科学院的一等奖，而这些获奖的项目如果没有他，就很难取得成功，更不可能获奖。有关部门每年往上报奖时，本来都写有他的名字，但报到他那里时，他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拿起笔来，一下就给勾掉了。获奖后，有人把奖金送到他家里，他知道后，也非让爱人给送回去不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现任所长王天然说：“这么多年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得奖项目大概有150项左右，如果老蒋在乎的话，这每个奖项他都可以挂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事实上，在这150个奖项中，有老蒋名字的，大概只有两三个吧。什么原因呢？每次一报到他那儿，他一笔就把‘蒋新松’三个字划拉掉了！有什么办法？”

　　那么蒋新松是不是就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呢？不是的。比如，他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名”，应该说还是比较看重的，也是他多年来心向往之的。但遗憾的是，1991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后，尽管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把他向上做了积极的推荐，最后却榜上无名。1993年3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又一次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再一次把他的主要成就与贡献写在了推荐书上：1.在国内最早开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研究，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与机器久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为我国机器人研究与应用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3.研制水下机器人系列产品，解决国家急需，打入国际高科技市场，开辟了我国机器人研究和应用的新领城；4.创建机器人示范工程和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为我国机器人学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基地；5.参加“863计划”制定，担任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在组织高技术跟踪中成绩显著；6.有奉献争人梯精神，培养和带出一批高层次人才；7.在国内外机器人学学术活动方面，有积极和较大的影响。但报是报上去了，结果还是榜上无名。和他一同落选的，还有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

　　像他和袁隆平这样做出了特殊贡献的科学家为什么进不了中国院士的大门？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科学车身是个艰苦的过程，而科学象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极其沉重的角色，一生都将在寂寞与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但他一生奋斗的目的决不仅仅就是为了一个“院士”。因此，他虽深感遗憾，却也坦然，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而且越干越带劲。

　　1994年，他终于成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

　　至此，他应该得到的“名”，基本都得到了，并且因年龄的关系，他又从第一线退到了第二线，稍事休息休息，自在情理之中。但令不少人费解的是，他每天的工作量较之过去，却有增无减。一句话，他比过去更加玩命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996年8月8日，是他从事科技工作40周年的日子，他为此特意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让我们看看这篇短文，也许就什么都明白了：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

　　40年前的今天，我从童年时代起怀有的美好和梦幻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被分配到科学的殿堂——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接到分配通知的一刹那的情景，同学们说：看！蒋新松高兴得变傻了！我赶快拿起笔把这欢乐的消息告诉日夜关怀我成长的妈妈。记得还是我第一次上学回来，妈妈告诉我：读书、做事，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就是要有长心。我傻乎乎地看着妈妈慈祥的脸，妈妈似乎看出我不懂，便和蔼地喃喃自语：你不懂，慢慢就会明白的……我能以优越的成绩读完大学，即将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又有哪一件不是妈妈这四个字教诲的结果呢？

　　我要北上了，妈妈到上海来为我送行。临行的前夜，妈妈非常赞赏我的志愿，又用“持之以恒”作为临别赠言。40年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是逆境抑或是顺境，“持之以恒”成为了我行动的准则。

　　我经历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严酷的政治风暴的洗礼，在无情的打击面前，年轻的我一度惘然了。我重温我国的历史，太史公官而后有《史记》，孙子膑足而后有兵法……皆士之发愤之所为也。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意识到，历史是无情的，又是最公正的。今后不管条件如何，我仍应坚持我告诉过妈妈的选择。我只能用自己谱写的历史来证明我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伟大的时代，不使我亲爱的妈妈失望。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上众多知识先驱的精神鼓舞下，不久我又开始了我新的长征。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种种心灵上的创伤是巨大的，但这一切锻炼了我的意志，学会了从历史的高度看待一切，我从不怨天尤人，为祖国和科学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探索，在广阔无边的科学海洋中，找回我的欢乐与幸福。毛主席说：坏事也能变好事，只要我们善于掌握转换的条件。应该说20多年艰苦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有益的，使我长期在科研的第一线，经受无与伦比的锻炼，使我在10年动乱中有充分的时间，为今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崇高信念下，才能坚持的。在那样的岁月中，我还能新祷什么？记得1980年，我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年轻时，我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20多年严酷的现实使我变得炉火纯青了。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今天的我地位变了，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很大荣誉，很多令人羡慕的职位，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今天对我来说，活动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压力更大了。

　　40年的经验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从事科研工作40年了，我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无穷的探索和无穷的苦恼中……

　　是的，当那“一刹那”“成功的欢乐”过去之后，蒋新松又进入了“新的一轮无穷的探索与无穷的苦恼中”。他说：“在生活中，有的人是指兔子的，有的人是打兔子的，有的人是捡兔子的。我现在退下来了，兔子是打不动了，但我不想做捡兔子的人，只想做一个指兔子的人。在我的晚年，如果我能再为大家指几条‘兔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退居二线后，为了能再“指”一条“大兔子”，他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这就是：从科技的角度，为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探讨一条出路！

　　于是，提着便携式电脑和黑色公文包，蒋新松又上路了。

　　应该说，探索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路的问题，是蒋新松多年来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不过，早在80年代末，他在搞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时，有人就劝导过他，“你千万不要陷入刘企业的泥坑里去，中国企业问题太复杂了，费力不讨好！”但他当时的回答非常干脆，“企业问题，现在是国家最头疼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分担忧愁。我们的脑袋里要有国家，要有企业，只空谈理论，光在试验室里搞，向党和人民是交不了账的……我设定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20年代，使我国40万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世界接轨，跻身于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宏伟的构想。总书记江泽民就曾经说过，谁能解决中国的大中型企业问题，谁就为中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蒋新松是个一贯想千国家大事的人，更何况他在少年、青年以至后来成为科学家之后，大半生都在与工厂和企业打交道，所以在中国的科学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更了解工厂、企业以及工人的了。几十年来，他的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工厂，尤其是近几年来，众多的工厂倒闭，无数的工人下岗，使他更是无时不牵挂着中国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命运。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高达1200万人，他家的所在地沈阳，就是全国企业的“重灾区”，下岗人员已。近100万人！甚至有人大胆预言：中国国有企业的前景，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因此，每当面对那些下岗工人无望的目光，失学儿童饥饿的小嘴，待业妇女憔悴的面容，大小厂长焦急的神情，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感到汗颜，感到羞愧，感到触目惊心，同时更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为此，他尽管退下来了，依然力学不辍，笔耕不减，依然从早到晚紧紧张张忙个不停。他家在沈阳，一年却有八九个月时间都在外面跑。他从北到南，由东向西，跑企业，跑工厂，跑学院，跑研究所，采访、调研、咨询、演讲、开会、交流。他一个人住在清华大学的院里，深居简出，潜心研究，谢绝热闹。他没有专车，也不可能有专车，却拥有一辆他私下里在地摊上用60元钱买回的一辆破破烂烂摇摇晃晃的自行车！他刚买回这辆自行车时，很高兴，回沈阳时还对小女儿说，“晓琳，告诉你，爸最近买了一辆自行车！”女儿间，“什么牌？”他说，“没有牌。”女儿说，“原来是旧车呀！你买旧车干吗？”他笑了，“你这傻丫头，旧车便宜呀！”女儿听了后，好一阵难受，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等我有钱后，我一定要给爸买一辆最好的自行车！可直到他去世，女儿也没来得及为他买一辆好自行车。为此女儿十分后悔！他在清华大学或附近参加一些会议或别的什么活动时，便自个儿骑上这辆自行车出门，走在路上，谁也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的同事们劝他别骑自行车，有事会尽量想法为他找车。他说，骑这玩艺儿多好，既潇洒，又方便，还准时。他要是去外地搞科研，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也从无一点讲究。唯一的一个讲究，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必须随身带着他的便携式电脑。因为他白天搞调研，晚上必须关起门来用电脑写下自己的思考，而且几乎每晚都要写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凌晨4点再接着写，这已成了他多年来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蒋新松是个最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开始对电脑其实相当陌生，连一个字也不会敲，但当电脑刚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他便对它着了迷。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有身份有名望的科学家是不会轻易请教别人的，再说已经年近花甲的人了，新学电脑也是相当费劲的。可他不懂就不懂，决不装懂，只要和年轻人一见面，他就请教电脑的事，有时已经晚上十一二点了，还向学生登门讨教。他开始用书写笔，后来用垒拼，再后来又用五笔，键位记不住，就剪下一块块胶布贴在键盘上，每天一大早爬起来死记硬背，20天下来，便可以改用电脑写文章了。

　　本来，他是可以配一个秘书的，也应该配一个秘书，可由于平常所有的调查材料、考察报告、发言讲话等，全都是他自己写，一般的秘书也很难跟上他的思维和工作节奏，即使秘书跟他出去，一般也只能是帮他买个车票、登记个住房什么的，所以他觉得给他配秘书是多余，是浪费，既多花国家的钱，还牺牲了别人的精力和时间。尽管后来研究所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还是给他配了一个很好的兼职秘书，但他出门时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让人送，也不叫人接，更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出门时前呼后拥，回来时大车小车，其实狗屁事情也没有。他说，一个人能办的事，何必要两个人呢？装模作样，形式主义，既坑害了国家，又贬低了自己，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为了能更好地通过科学技术去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种种问题，他不像有的人那样总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研究空间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搞科研，从不接触实际或者相当有限地接触实际，而是一方面脚踏实地地到第一线去考察，去调研，去同企业家和工人师傅们进行深入的交谈，另一方面还想方设法去找一些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给他们讲新信息、新情况、新思路，尽量把自己一些新的科学思想传递给对方，让对方增强科技意识，认识到高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潜藏的巨大魅力。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特别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看各个企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问题在哪儿，需要怎么解决。从对方提出的意见或问题中，他再反过来看自己的思考和设想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改进。

　　蒋新松是个最喜欢听批评也最能批评别人的人，一个最喜欢听真话也最敢讲真话的人。只要是为了工作，有了意见，他允许你讲，允许你提，允许你和他争吵辩论，甚至你向他拍了桌子，他也过后就忘，从不计较。和他多年共事的一位专家说，“有了不同意见，和老蒋发生争论时，你甚至给他拍桌子，捧帽子，瞪眼珠子，他也绝不介意，更不嫉恨在心。如果你的意见确实正确，始终坚持；他反倒十分欣赏你。”

　　但反过来，他自己又是一个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别人的人，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和问题，他常常不留情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领导面前，从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心里想的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不看领导眼色说话，不瞧领导态度说话，不按领导意图说话；一旦与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也敢于同领导辩论，甚至大声争吵。比如，贪污腐败问题，他就十分痛恨。有一次，他当着很多省市领导的面大批特批贪污腐败问题，并说贪污腐败问题主要是领导的问题，结果搞得个别领导面红耳赤，如坐针毡。总之，为了工作，他从来顾不得讲什么形式。原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陈大海说，从近20年的历史来看，凡是与蒋新松共事共得较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他从争吵中过来的。他对问题对工作，爱辩论爱争吵，与同事如此，与学生如此，与领导也同样如此。据说，他为了办成某件事情，居然在一个星期里和中国科学院的三位院领导都发生过争吵，还和一位领导拍过桌子。但第二天，他与对方一见面，便首先道歉，承认自己昨天不够冷静，说话态度不好，请一定原谅，等等。可他刚一检讨完，马上便和你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观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还有一次，国家科委召开“863计划”的全体专家会议，会上大家对“863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很不满意，但这个项目到底砍不砍掉，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等领导显得有点犹豫不决。他见状，当场就站起指着朱丽兰说，“这个计划不行，为什么就迟迟不改？我看这个问题你朱丽兰就该承担责任！”朱丽兰马上表态说，“你说得对，当初这个计划是我没把好关，我应该负责任。”朱丽兰后来感叹说，“蒋新松是个科技帅才。有时我也和他争论，觉得他这人坦诚直言，很有人格魅力，有些问题他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下了决心，我非常感谢他。我觉得每次和他交谈，都很有启发，我们往往在争论的过程中，就得出结论了。”

　　此外，蒋新松对世界高科技和各国生产领域的新动态也尤为关注。他敏锐地看到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竞争越来越超越了地域的限制；由于自动化技术发展，使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上许多先进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兴起。他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只有去研究这样的新情况，才可能为国家设想出符合新的生产发展规律的科学规划。因此，他研究自动化，就把自动化的进展、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竞争格局的改变，联系到一起来思考来研究，这是过去我们许多科学家没有做到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内国外的实际考察、分析与思考，蒋新松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大中型企业问题的出路，于是他开始撰写他一生中最后一篇学术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抓住机遇，参加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他决心把自己的认识、思考和策略写出来，送给国家科委，送给国务院，送给中央，以供他们决策时参考。

　　在这篇研究报告中，他从信息时代对人们认识上的影响，研究了信息时代对生产、对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社会的影响；例举了世界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的特征；研究了世界生产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竞争的三个准则；分析了21世纪制造业面临的形势，具体指出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问题是：1.产品问题；2.企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3.管理问题；4.质量问题；5.工艺手段和装备落后的问题；6.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并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出了三条对策：1.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对企业进行重组；2.加速产品设计队伍的重建，增强新产品的设计能力；3.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现代化管理。

　　他认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最大毛病，是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说，不管是一个大企业，还是一个小工厂，本来能力就有限，但只要一组建，就总是把功能搞得又大又全，做出一副包揽天下的样子，好像什么都能干，结果反而是什么都干不好干不了。因此，他反对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建的庄园式体制，提倡全球化的敏捷生产，主张把中国企业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用敏捷生产的模式来组织。

　　为此，他为中国的企业设想了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整机厂。这种厂两头大，中间小。两头大，就是风险大，效益也大；第二种就是成为全球敏捷生产的部件厂。这种厂不求全，也不图大，只在某一个专业上有所作为，只为世界某个公司生产某个部件。这种厂虽然赚钱不多，但没有风险，可以先养活自己，等到了一定时候，再求更大的发展。而且，企业的经营过程必须重组，即把一些企业先拆散，再按新的需要和模式组合成一个新的企业，而后将自动化和信息技术作为切人点，对大中型企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改造。这样，可以甩掉原企业的包袱，让剩下的人员自谋生路。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为解决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而努力时，不幸的命运却偏偏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