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八段进军海洋，开辟人类新福祉

　　时间转眼进入了90年代。

　　进入90年代后的蒋新松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追感。特别是1991年4月13日，邓小平发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号召后，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多年来的一些重大思考，仿佛全都被邓小平这短短的10个字给概括、点化出来了。尽管这时的他，可谓功成名就在科技界已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面对国内科技发展的现实，他却找不到一点可以满足的理由和感觉，仿佛一切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他希望社会能给他施展才华的更大舞台，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干几件更漂亮、更气魄的大事情！只是，单就年龄而言，他已是一位60岁的老翁了，这不能不让他对“年纪不饶人”这句话生出几多感叹；而当他回想起半个世纪来世界科技走过的历史时，也同样令他感慨万端！

　　从本世纪40年代起，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高分子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开始。1945年原子弹爆炸放射出巨大能量，1946年电子计算机正式诞生，1947年半导体出现，1948年晶体管面世，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0年激光器问世，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1971年微处理机降临，1973年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首创成功，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投入使用……据统计，近30年来科技的发明和创造，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多，并以最新最高的成就推动着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形势更是日新月异，变化无穷。“信息公路”、因特网、克隆技术等高新技术的横空出世，使高科技的浪潮如火山爆发，似大海决堤，其发展速度叫人吃惊，其应用成果令人难以置信。随着冷战的结束，高科技已成为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主题。世界各国的军事对抗，已逐渐转为经济竞争，而经济竞争实质上又是科技竞争，并突出表现为高科技的竞争。因此，国际间无论是科技的较量还是经济的竞争，直至军事和政治的抗衡，都有赖于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实力；国家当前的利益和未来的希望，也都寄托在了高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命运上。如，美国正以高技术力保世界霸主的地位；西欧正以高技术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日本正以高技术开拓走向全面大国的道路；发展中的国家则以高技术来取得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席之地。

　　中国呢？

　　不错，中国在13世纪前，是曾有过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历史，即便是到了15世纪的前30年，还闪现过最后一个辉煌期：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带领着庞大的中国舰队七下西洋，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和平交往的良好愿望。但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似乎日渐衰落下来，特别是自1840年英国人用洋枪洋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之后，中国人的脊背和膝盖更是一天比一天弯了下来。

　　当然，建国后我们有了南京大桥，有了葛洲坝水电站，有了银河亿次计算机，有了庞大的核电站，同时还有了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以及潜射导弹和洲际运载火箭！但在蒋新松看来，这还不够，远远不够！一百年的风雨兼程，一百年的颠沛流离，一百年的浴血奋战，一百年的苦苦求索，今天好不容易才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面对这一大好时机，中国完全应该和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向世界再次发起冲击！

　　因此，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面对汹涌而来的科技大潮，蒋新松日夜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把中国自动化的水平再提高一步，让中国的自动化技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并与世界尽快接轨。特别是如何尽快为中国研制出世界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以加快中国开发海洋的步伐，更是一件令他日夜焦虑不安的大事情。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个问题，已成为今天的人类面临的三大难题。随着地球资源的日渐桔竭，世界各国旱就开始了对地球之外的资源的大力开发。从开拓太空的情况来看，人类的步予似乎迈得更大更快一些。早在1957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上了天。1969年，美国的宇航员也登上了月球。而中国从1970年—1990年短短20年间，也发射了30颗自己研制的人造卫星，其中有12颗返回式卫星还全部按预定计划从太空返回了陆地，成功率高达100%。而且，1991年4月7日，中国还用自己研制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为美国发射了一颗“亚洲1号”通信卫星。可中国在进军海洋的路上，近几年来前进的步子似乎仍然迈得太小了一点；面对海洋这份“大自然的最后遗产”，好像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可望而不可及。

　　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国际上围绕海洋的竞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而围绕海洋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围绕海洋技术的竞争，因为下世纪海洋技术将成为增强各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重要因素，所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都把征服海洋作为自己跨世纪的主要科研目标。据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世界海洋水产值约2500亿美元，到1990年便达50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超过2万亿美元。显然，海洋经济将日渐发展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海洋继陆地之后必将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地。而位于东方的中国，不仅是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的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3.2万公里的海岸线、5000多个岛屿以及473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海洋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有着很大的潜力。

　　当然，中国的海域周边涉及到了好些国家，这些国家与我目的大陆架特定主权、沿海岛屿以及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与归属上多有争议。按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200海里海洋区域的海底及水域中资源拥有综合开发的管辖权，1982年又规定可延至350海里，对超过200海里的海洋水域的开发收入采取国际分享制度。可惜，据蒋新松了解，目前有相当的海域邻国控制和占领了本应属于中国的岛屿和海域，并在那里日夜加紧勘探、开发和捕捞。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被人控制的海域每年将有1亿吨石油和430万吨渔业水产归人他人的腰包。单就南海曾母暗抄海域而言，海洋石油的可采量便是大庆油田的两倍之多！

　　庆幸的是，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处的那块深水海域，联合国已将其中的15万平方公里划给中国作为“开发区”。在这块有限的“开发区”内，中国可以自行普查其中的资源，并可留下一半古稀有矿藏的地域作为中国的保留区，另一半则给联合国。“八五”期间我们已经放弃了30%不利于开采的区域，“九五”期间还将放弃20%开采区域，也就是说，现在只留下了7.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等着我们去开采！

　　可见，维护和享用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已成为中国90年代的当务之急！然而，要查明我国海疆的环境资源，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充分合理地开发我国海疆的海域资源，以使我国加快进军深水海洋的步伐，尽快加入国际海洋海底资源的开采行列，从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开辟一块丰饶的生存之地，同时也是为整个人类开辟一块新的福祉，最关键的是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

　　因此，进入90年代后，蒋新松的目光便紧紧盯住了深水海洋！

　　而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水下机器人，便成为他亟待攻克的又一重大课题。

　　应该说，中国的水下机器人多年来在蒋新松的组织指挥和具体调教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继“海人一号”之后，他和专家们一起又成功地研制出了“瑞康—4号”等一系列的中型水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从1985年起，一直在中国南海石油钻井平台被外国公司租用，已连续10余次中标，开创了中国近海石油勘探钻井中首次使用国产机器人的成功记录。而且，系列中型水下机器人除了推向国内市场外，有3套还销往了美国。1990年夏，一艘日本轮船在中国领海被英国的轮船撞沉，中国海军方面要求将这艘沉船清除出中国领海，保险公司。以每天1000多美元的价格出价招标，希望能派水下机器人潜海，在12天之内探明沉船位置及地貌等情况，以便下一步进行救捞。蒋新松他们研制的水下机器人顺利中标，但英国方面表示怀疑，担心中国的水下机器人难以完成如此重任。结果，蒋新松他们研制的水下机器人第一天就准确地测定了沉船的方位，第二天就探测出了船蚀的程度，第三天就摸清了地貌并圆满完成了所有探查任务，使英国方面佩服得五体投地……

　　蒋新松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知道，深水海城的开采是一个很复杂的新课题。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水下有效的勘查手段、可靠构定位导航方法以及可供长时间应用的电源，再加之深水的巨大压力，所以如何进入深水海洋的问题，不仅对中国的科学家们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对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也同样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终于向他走来。

　　1990年，由蒋新松抓总、丰锡盛为总师的水下1000米机器人即“探索者1号”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有一天，蒋新松偶然获得一个信息：苏联已经搞出了水下6000米机器人！这一信息对正在搞水下1000米机器人的蒋新松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刺激，甚至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1000米与6000米之间，毕竟相差了整整5000米呀，更何况别人已经搞出来了，而他们则刚敲锣鼓才开张。

　　跃跃欲试的蒋新松当即找到丰锡盛，一起探讨苏联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问题。丰锡盛说，要说在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是搞6000米影响最大，但国外从1000米水下机器人到6000米水下机器人经历了10多年的磨难，我们目前的能力恐怕还难以达到。蒋新松说，我们现在的能力虽然达不到，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事在人为嘛！并叮嘱丰锡盛今后加强和苏联方面的业务联系，注意搜集苏联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有关材料。

　　之后，蒋新松和丰锡盛便与苏联方面开始了信函来往。但他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在小心翼翼和悄无声息中进行的。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很微妙，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尚未明朗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与美国一直在进行水下机器人方面的技术合作，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万一美国方面知道了他们与苏联的接触，反过来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与美方的技术合作，甚至出现鸡飞蛋打的局面。

　　之后不久，善于捕捉时机的蒋新松很快便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名义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所长阿格耶夫为代表的几位水下机器人专家请到了沈阳。由于这对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苏联的专家们来到沈阳后，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他们不仅兜里没有钱，而且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加之沈阳的天气冷，所以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吃饭时，就更是饥不择食了，每顿上什么菜，他们就吃什么菜，上多少菜，就吃光多少菜，尤其对肥肉，更是倍感兴趣！每次就餐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国内从来没吃饱过一样口在陪同苏联专家的过程中，蒋新松可谓感触良多，回想起1958年数百名苏联专家首次来华帮助中国搞国防建设的辉煌情景，再看看眼下一个个苏联专家的不幸命运，使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富强的重要。他对同事们说，“看看这些苏联专家每顿吃饭时脸上的表情，你们就知道‘国家’：二字对个人的命运该有多么重要了！苏联刚一动荡，这些赫赫有名的专家便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可见，国不强，民难富；只有国家首先强大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价值和尊严可言。”

　　通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蒋新松感到很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苏联的联系。于是为了了解苏联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情况，真正做到知彼知己，1991年7月17日，他应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的邀请，率领由徐凤安、丰锝盛、王棣堂等人组成的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代表团前往海参崴访问考察。

　　此次苏联之行十分艰难。他们从沈阳坐火车到牡丹江，从牡丹江再坐火车到绥芬河。从绥芬河上火车时，由于当时车站很乱，进站后要绕好长的路才能上车，为了节省时间和路程，60岁的蒋新松竟和同事们一起，从火车轮子下爬过去坐车……到了苏联后，再乘坐苏联的一辆老式嘎斯吉普去目的地。时值盛夏，途中渴热难熬，路边连棵遮荫的树都没有。车子开出不久，还出了故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二十几分钟的路程竞走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半夜2点才到。

　　由于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极差，他们在考察途中连起码的吃住都很困难，不仅吃不上水果，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蒋新橙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为了给国家省钱，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挑最便宜的小旅店住，有时还和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为了省钱，同时也为了让大伙吃好，他常常还亲自下厨，给代表团的同志们做菜做饭。在历次出国考察的代表团中，他做饭的手艺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大伙总是争着吃他做的饭菜。而每次出国省下的钱，回来后他都如实交公，他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志再用这笔钱出国学习。考察途中有几次由于心脏供血不足，他还出现了虚脱，可他一想到来一趟苏联真不容易，便坚持硬挺着，什么也不顾了。去太平洋海洋研究所考察时，必须先乘小汽艇才能登上大轮船。为防止晕船呕吐，他一上船就咽饼干，由于小气艇上没水，他就只好干咽，结果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从小汽艇上大轮船时，海浪把汽艇抛起两米多高，只有借助海浪把小汽艇托起的那一瞬间，人才能跨得上去，这当然很危险，但他还是全然不顾，坚持迎着2米高的海浪纵身跳上轮船……

　　蒋新松访问的另一个研究所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共有400人，其中有80人专门从事水下机器人研究工作，在研究水下机器人方面可谓实力雄厚。该所现任所长阿格耶夫已是一位70高龄的老人了，他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的无缆水下机器人的学者与带头人。早在1973年，他便开始从事无缆水下机器人的研究，并于1976年为苏联研制出了第一台深潜300米的无缆水下机器人，接着又于1983年为苏联研制出了第一台深潜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这位老人与蒋新松可谓一见如故，当二人叙谈起中苏两国人民尤其是科学家几十年来弯弯曲曲的深厚情意时，老人不免感叹万端。在整个参观考察过程中，老人不仅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的总体研制情况，而且还十分友好地让蒋新松们参观了他们研制的深潜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

　　就在参观了苏联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那个夜晚，蒋新松睡不着觉了——好比一个长期在家乡的河里随意游弋的水上高手，有一天突然见到了波涛汹涌、一望无涯的大海。是的，苏联早在8年前就研制出了第一台水下6000米机器人，迄今为止已经拥有了4台。而且，这些水下机器人已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打捞被苏联击落的南朝鲜波音747客机、贝加尔湖污染自净化生态考察、大西洋百幕大附近海域苏联失事潜艇的搜索考察等重大海上任务。即是说，在研制水下机器人方面他们不光有了成功的制造经验，还有丰富的海上使用经验，所以，这些真正的“苏联老大哥”无疑是很值得一交的合作伙伴。不过在短短几天的参观考察中蒋新松已经发现，由于苏联改革开放搞得太晚，他们水下机器人的控制技术和电子技术还明显不如中国，在产品的市场开放上也大大落后于中国。但他们在深潜技术、声纳换能器以及电池、定位等方面，则明显比中国技高一筹。于是蒋新松就想，要是中苏两国。的科学家以后还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那很难造出世界上最优秀的水下机器人；可如果中苏之间采取合作的方式，将二者的技术优势结为一体，共同来设计、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那么中国既可解决苏联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苏联也能帮助中国克服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时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总体水平。而对中国来说，既能保证目前水下1000米机器人的顺利完成；又可在此基础上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从而尽快满足中国在太平洋考察任务的需要，加快中国水下机器人走向世界的步伐。

　　蒋新松为自己这一想法而感到激动，他连夜召来代表团的几位专家，将这一想法和盘托出。他说，一个瞎子，一个瘸子，若是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肯定不行。但要是让瞎子背着瘸子走路，瘸子虽然腿坏了，但眼睛却很明亮，瞎子尽管眼睛不行，腿却很健壮，两人合二为一，取长补短，便可做出甚至超过正常人能力的事情，从而达到共同的目的。这就叫“瞎子背瘸子”哲学。大伙听了后觉得老蒋想法很新，也很大胆，表示赞同。于是，蒋新松不等回国“研究研究”，当即决定：与苏联合作，共同设计、研制中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

　　第二天。几乎一夜未眠的蒋新松便向阿格耶夫表示了这一意向，阿格耶夫对蒋新松的这个想法很感兴趣，特别是当他了解到蒋新松他们“探索者1号”的整个系统设计，并得知中国曾与美国有过很好的合作，还有两台水下机器人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后，阿格耶夫表示，愿意和中国共同设计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并愿意将他们已经掌握的技术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共用。于是，蒋新松带领的考察团，一夜间变成了“谈判团”，双方当即坐下来，就台作中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最后，双方将探讨的内容归纳为七点意见，并正式写入备忘录。之后，大胆的蒋新松又当即与苏方草签了合作意向书，同时还决定邀请阿格耶夫于本年度10月份回访中国。

　　蒋新松从踏上苏联国土，到与苏联草签完合作协议，前后只有6天时间；而自1961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到中苏两国专家再度携手，历史的脚步却走过了漫长的30年！

　　蒋新松从苏联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便携式电脑连夜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访苏报告》。

　　这是蒋新松每次出国考察的工作习惯。每次出国回来，或者还在国外期间，他都要写一份出国考察报告。多次随同他出国考察的国家科委的裴夏生说，“每次出国，老蒋的便携式电脑都总是紧随其身，须臾不离。每到一个新的毡方，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要抓紧点滴时间写考察体会，所有准备谈判的文件，也全是他自己动手用英文起草。每天考察结束后，他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叫大家围在一起‘讨论讨论’。大伙屁股还没坐稳，他就开始侃侃而谈：或分析别国的长处，或指出本国的缺陷；或说他有了什么新的思考，或讲他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只要老蒋让我们讨论，我们就得坐下来讨论。不过，这种讨论多半是听老蒋一个人说，我们只有听的份儿，因为他见多识广，分析起问题来有深度，有广度，又很准确，我们想讲也讲不出什么来。他脑子好像从早到晚都在考虑问题，一刻也不闲着，有时半夜突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也会把你从被窝里拽起来，直到听他把要讲的话讲完了，才肯让你睡觉，所以我们都说他是‘老蒋老讲’。但他回屋后并不睡，而是继续用电脑写他的一些思考，一直要鼓捣到一两点才肯睡觉。可到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他又噼里啪啦敲开了电脑。等一回到国内，他的正式的考察报告就打印出来了。”国家科委的赵新力也说，“和老蒋出国，很难跟上他的工作节奏，他每天、每时、每分干什么，都安排得滴水不漏。他的工作计划安排得太密，工作节奏也太快，我简直适应不了。有一次和他一起开会，我第一天还行，第二天也凑合，可到了第三天，就再也受不了了。”原国家科委863办公室主任赵润乔先生谈到蒋新松出国情况时，更是深有感触。他说，“蒋新松到以色列考察时，特别注意针对中国高科技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去作交流，他一旦发现对方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当晚便加班把这个经验敲写出来，第二天便传回国内口考察期间，他既不去游逛超级市场，也不去叩拜名胜古迹（尽管他很想去，哪怕只看上一眼），而是一门心思、踏踏实实地去考察每个地方对国家对民族有借鉴、有帮助、有启发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这与一些拿着国家的美元名曰考察实则游玩、甚至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也要开开‘洋荤’的腐败透顶的‘昏官’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去台湾考察时，正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尽管当时演习的炮声惊天动地，可他置个人的安危不顾，每天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考察中，像炮弹压根儿就不可能打死人一样。每天考察回来，他还连夜组织全体团员进行讨论，接着自己再亲自用电脑起草考察内容，第二天一早便用电传发回大陆。有一次，他带着一个代表团到美国的一个博览会访问，他一去就发现美国这个博览会的门前悬挂着两面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他当即向美方提出：必须取消国民党的旗帜，否则拒绝访问。并马上用他的电脑敲出一份英文意见书，递交给了美方。直到美方降下国民党的党旗，他才走进博览会的大门。”

　　的确，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又多了一道景观：公费出国“考察”。如果我们稍作统计，多年来利用各种名义公费“出国考察”的大小“官员”们肯定数以万计，而所花掉的美元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在这些“出国考察”的大小“官员”中，我们不否认一部分人的确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出国考察”只不过是一次轻松的旅游，一次虚荣心的自我满足，一次小丑似的滑稽炫耀，甚至是一次私欲的变相宣泄！这些人只要“考察”一结束，下了飞机坐上小车再往老婆或者另一个女人的被窝一钻，就什么事儿都忘了，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他们除了用国家的外汇为自己换回一些崭新的“大件小件”外，没有、也不可能为国家带回任何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那么蒋新松带回的是什么呢？

　　蒋新松曾先后30多次出国考察，每次回国时，就数他的几个包最沉，而他每个包里鼓鼓囊囊塞满的，全是一堆堆参考书籍和技术资料；他每次一下飞机，要么直接到国家科委或者中国科学皖汇报考察情况，要么躲进自己的屋里，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比如，他去美国考察，回来后就赶写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访美报告》；他去日本，回来后就赶写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访日报告》……他之所以要写，不是为了拿来应付上级，讨好领导，而是认为既然国家掏钱让他出去考察，他就应该也必须为国家带回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就是王八蛋！所以他写考察报告时相当认真，一般都要改上好几稿。尽管这样的考察报告对评职称不起任何作用，但它却比那些为了评职称而作的“学术论文”更具学术价值，也更实用！他的考察报告一般分为前言、正文、小结、后记四个部分，有的一万来字，有的长达几万字。文中有纵的分析，有横的比较，有宏观的论述，有具体的剖析，外加他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建议，且通篇文字生动优美，很富文采。尤其是每一章的小结，写得相当深刻，既总结出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指出本国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注意事项和发展方向。而且，他还常常越过技术的范畴，对所考察的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有利于加深技术合作的认识。比如，他在这次的《访苏报告》中，一开始就这样分析道：

　　……访问中，苏联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究工作，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联在电子装备方面较落后，现在正是合作的良机，否则苏联和西方关系进一步改善后，由于他们的工业基础、基础研究及人民的教育素质比我们好，前进的速度将会大大快于我们。不应等到无求于我们时，而失去良机。……

　　在《访苏报告》的后记中，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这次访苏有机会接触苏联比较老的科学家，他们时苏联的现状是十分担忧的，认为当前苏联社会有两点，第一是中央政府已失去号召力。实际上已是令不行，禁不止。第二点是人民精神的崩溃。由于海参崴地处远东，政治上较安定，但每个人都想发展一点个人产业，满足于为自己挣点钱，工人、农民实际上赴于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因此，苏联的经济处于相当困难阶段。谈到前途，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整体，苏联还会存在下去，个别共和国可能独立出去，但不会解体，什么时候能完成市场经济转变，采用什么政治改革来实现，都困惑不解。他们羡慕我们的“市场疲软”，私下说如果我们的经济把市场搞得像你们一样，我们的人民也就满足了。目前物价比去年上涨了一倍，官方外汇比价已达1美元27.3卢布，而一个教授一月工资约600卢布，折合美元仅20多元。外汇奇缺。他们称和平带来了危机，因为苏联外汇主要靠军火和黄金。目前军火买卖大大减少了。

　　苏联研究所目前自主权也比较多，经费来源和我们一样，也正在实现多元化。研究所的科研秩序是正常的，他们希望合作在基层双边进行，报到上面不起有益的作用，反而更困难。

　　但目前合作物物交换，边境海关如何办？是一个问题。

　　回国后仅一个星期，蒋新松便将《访苏报告》连同打算与苏联合作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正式报告，一并送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

　　蒋新松打算与苏联合作的设想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领导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国内不少同行的大力支持。然而，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水下1000米机器人还没搞出来，又要搞水下6000米机器人，蒋新松也未免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了。

　　还有人认为，中国搞水下6000米缺乏基础。应该从头做起，多子不能一下迈得太快！再说，与苏联搞合作，又不是上面的意思。而是你蒋新松自作主张，先斩后奏，现在连发展方向都不清楚，万一搞砸了，岂不是没事找事，自讨苦吃。

　　的确，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历来不乏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上面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上面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终生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这些科学家就其品质而言，无疑是优秀的。但其中有一部分科学家，总是按照外国的思维模式来确立中国的科研项目，走的完全是一条紧跟外国人的道路——外国干什么，就跟着干什么，外国是什么潮流，就跟着去赶什么潮流，至于这个东西对中国是不是起作用，是不是兼容，则根本没有考虑；另有一部分科学家则从不接触社会实际，长期把自己封闭起来，只闷着头搞自己的研究课题，至于所搞的课题对国家的建设、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有多大用，则很少考虑，因而其研究课题总是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相脱离，在开拓创新上，更是缺乏大无畏的进取精神；而还有个别的科学家，则把一个毫无社会价值甚至是错误的课题当作真理来研究，直到几十年过去了，青丝转为白发，少年变成老翁，才恍然醒悟，甚至有的直到死，也依然不知道自己一生所坚持、所研究、所维护的，竟是一个极其可笑的错误！

　　而蒋新松的过人之处也许就在于：胸襟博大，登高识远，总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和不断追求薪的目标中实现其人生的价值——如同他自己所盲，“我从来都是在不断否定自己中前进的”。他向来不把眼光局限在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个人兴趣上，也不拘泥于本单位、本部门的局部优势和蝇头小利上，更不满足于写几篇论文、发几篇文章或捧回几本烫金的奖状上，而总是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胆识、现代科技组织指挥者的才干，谋政治家所谋，想老百姓所想，忧天下人所忧，自觉地瞄准国家发展的大目标来选择关于国富民强的大课题。选定科研课题时，他既不愿意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也不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而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不注重论文，而注重所搞的技术是不是符合国情，是不是有所创新，是不是能解决具体问题，一句话，是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所以，每当确定某个战略目标或某个科研项目时，他总是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紧紧盯住世界自动化领域的最高标杆，提出新的思路，而绝不自我封闭。

　　所以，他认为与苏联合作是一条既实惠又捷径的发展路子，尽管对他来说，是一次最大的冒险（因为他是在没有事先取得国内上级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做出初步决定的），但这个世界总得有第一个敢去吃螃蟹的人，而且应该尽量想法把这只“螃蟹”吃到嘴里。他说，“我们想吃馒头，难道非要从学种麦子开始吗？我们只有首先提高起点，才可能提高质量和速度。”至于发展方向，他认为方向是干出来的，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获得的。他说，就像过马路，比如我们要想过北京西单的一个路口，只要大方向认定了，就可以先走起来再说。途中可能会遇到一辆汽车，一辆三轮，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小孩，或者其他突发事件什么的，要是真遇上了，再想法应付解决就是了。但如果我们事先想到会有这个困难那个问题就迟迟不敢走路；或者干脆找个凉快的地方躲起来，连马路都不过了，那还有什么方向可言，又怎么可能达到目标呢？

　　于是，同年10月，他正式邀请以阿格耶夫为团长的苏联访华代表团来到沈阳，取方就水下机器人合作问题举行了第一次讨论会，进一步发展和明确了目标及计划。并且，在国家还没有批准研究经费的情况下，他还以远见卓识和超人的胆魄，与俄罗斯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这让不少人都替蒋新松捏着一把汗。

　　接着，他又亲笔上书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副主任朱丽兰，大胆立下了军令状：

　　宋主任、朱副主任：

　　今送上一份关于和苏联科学院海洋问题研究所合作开发6000米水深的无缆水下机器人报告。苏方情况，报告中已详述不再重复。这是一件大好事，希能得到二位大力支持。目前主要问题是经费问题，估计造价为1200万—1500万人民币左右，国际上同样一台研制价大约在2000万—5000万美元，从务工表可看到技术内容复杂。“八五”自动化领域总经费我们申请为2.6亿元（按原先规定），现在初步定为2亿，我想是否作为专项增加512主题1000万，这样即可安排开。我可向二位立下军令状，保证出色地完成此项任务，希望得到您们大力支持。

　　特此敬礼！

　　蒋新松

　　1991年10月23日

　　此后不久，时逢苏联解体，飘扬了74年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国旗在一夜间悄然降落。面对突然逆转的国际形势，有人认为中苏间的水下机器人合作肯定“流产”，肯定“没戏”。可就在人们对苏联的解体议论纷纷、叹息不已时，蒋新松却从苏联的解体中看到了另—缕希望的曙光——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对搞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合作，可谓天赐良机！眼下的俄罗斯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们最需要的是钱，而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技术。如果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定会马到成功；若等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会永远与中国失之交臂。再说，像搞这种世界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国外一般都要耗资几千万美元，而中国只需花上100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便能搞成。天下如此便宜的买卖，岂有不做之理！因此，他非但没有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反而还加快了准备工作。

　　然而，6000米水下机器人属于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技术，并不比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简单。人造卫星是上天，机器人是人海，天有不测风云，海也有暗礁险滩，各有各的艰难。何况，又是跨国间的国际合作，不仅困难重重，还有很大的风险。而光是一个“钱”字，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做事情，假若政策对头，最大的苦恼就是一个字：钱！蒋新松们通过与俄罗斯方面的几次洽谈，对方虽然愿意合作也同意合作，但每天处于饥饿状态的俄方代表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应该说，俄方的要价，若与美国相比，是再便宜不过了，但再便宜也是钱呀！几乎和俄罗斯一样与贫穷厮守了几十年的蒋新松，从哪儿去弄这笔钱呢？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什么不搞什么是国家说了算，要搞什么项目是国家拨专款，科学家们从来用不着为钱过多地发愁。但科技体制改革后，科学家们转入了市场经济，搞什么不搞什么得自己拿主意，一旦确定科研项目后，得自己去找市场，自己去搞经费，还得自己来承担风险。所以为了筹措这笔钱，蒋新松到处“烧香”“拜佛”，八方求“爹爹”告“奶奶”，整天愁眉苦脸，短短一个礼拜，便像老了10岁！有人见他如此不容易，便劝说他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算了。但他明确表示，哪怕拼尽最后一口气，也决不动摇。在他看来，人生根短，历史很长，每个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作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理所当然地要为中国的自动化走向世界而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再说，从长远来看，人类的资源开发，必将走向海洋，中国大规模地开发海洋的神圣事业，只是迟早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大洋协会还等着组织人马和水下机器人去太平洋开发属于中国的那片海域呢！

　　但钱的问题，依然是个问题。

　　能不能从“863计划”中立项呢？苦恼中的蒋新松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主意。他找到“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专家组组长谈大龙，提出自己的想法，两人商量后认为完全可以。于是他和谈大龙便以863专家组的名义向国家科委递交了报告。

　　接着，他又亲自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有关领导，找到各部委有关部门，详细汇报了去俄罗斯考察的情况，反复宣讲与俄罗斯合作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意义，并大谈特谈自己的计划与构想。经他八方“游说”和不懈地努力，后来终于有了好的结果：国家科委不仅坚决支持他的构想，还把与俄罗斯合作水下6000米机器人正式列入“863计划”，并决定投资1200万人民币！

　　报告批了，项目立了，经费也有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人马真枪真刀地去干——无疑，这对科学家们来讲是最难的一件事情。然而蒋新松这位科学家与传统的科学家的不同之处或者说区别就在于，他不仅能够从国家的战略层次上提出发展方向，制定战略目标，策划重大课题，筹措科研经费，而且还具有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去组织起一支科技“敢死队”，并指挥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经验与才华、能力与魄力。

　　经过一阵紧张的筹备，与俄罗斯联合设计、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队伍基本组织起来了，但谁来担任总设计师呢？蒋新松本人当然可以胜任，但他是所长，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他要统领全局，还要组织别的重大项目，不可能陷入其中。另一个办法就是按一般惯例，从本研究所找一个。即便这人不太理想，也在情理之中。但蒋新松做事向来不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照顾私人关系，更不以损伤国家的利益而去讨好他人。他总是心怀天下，眼观全局，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而决不以公徇私。因此，1992年初，当大家讨论到底由谁来当总师时，本来可以让本所人员担任总师的他偏偏没让本所人员担任，而提议由外单位702所的徐启南先生做了总设计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只作为依托单位。

　　至此，与俄罗斯联合设计、研制深潜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的项目正式启动。

　　在蒋新松的带领下，经过众多专家和全体技术人员3年多的共同努力，中国与俄罗斯联合设计研制的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终于在。1995年7月获得成功！

　　然而，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研制成功后，要不要让它到深海里去接受考核这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蒋新松的面前。一种意见，主张机器人下海接受考核；另一种意见则坚决反对下海，因为这个宝贝疙瘩现在好不容易才研制出来，而且只有一个，身上又不系缆绳；它下海后万一迷恋大海，逃之夭夭，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何况这种情况国外多有先例，光前苏联就有两艘机器人一去不返，而法国和美国也有过同样的惨痛教训。当然，如果仅从研制单位这个角度讲，把样品机器研制出来了，不用下海考核，也是可以的（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不少科研产品就是这么干的）。但蒋新松主张下海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6000米水下机器人必须下海接受考核！我们要对国家的荣誉负责，对使用单位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的技术实力。如果有什么问题，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1995年7月21日，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从沈阳抵达广州，将出海接受考核。蒋新松当时在昆明，由于时间太急没买着飞机票，他便坐火车赶到北京，从北京赶到广州，再从广州赶到海南的三亚。本来，他曾提出要跟船出海，但上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没有同意。7月27号那天，“大洋一号”考察船就要从广州黄埔长州码头启航了，蒋新松和国家科委高技术司司长冀复生亲自到码头进行。迎风伫立在码头上的蒋新松，望着被台风一阵阵掀起的海浪和在酷暑中与海浪搏斗的“大洋一号”考察船，心情显得复杂丽又沉重。是的，他是立了军令状的，万一6000米水下机器人此次远航有个三长两短，2000万的人民币和众多专家们3年多的心血便将付之东流，到时他将如何交代？

　　庆幸的是，1995年9月，中国的深潜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终于在夏威夷东海域成功地通过了深海试验！

　　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成功，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海洋卫星”。因为这种机器人要在6000米深水中按照预编的程序自治航行，从事水下摄影、录像及地貌、水文与浅地层测量等作业，其难度并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比如，它在水下6000米的海深中，仅仅指甲盖大的面积就要承受6吨重的压力；由于导航定位受海水和海流的影响，它比空中飞行的卫星更难指挥和定位；由于电磁波在水中衰减厉害，它不能用电磁波进行无线通讯，只能用声纳联络；由于海水对材料的腐蚀力极强，要让它“健康长寿”，对材料的要求就特别的高；空中卫星可以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而它只能自带“干粮”，等等。

　　显然，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是国际合作成功的典范。它从1992年4月起动初步设计，到1995年9月完成深海试验考核，只用了短短3年多的时间。其总体水平不仅超过了原俄罗斯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还超过了法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而且，从1000米到6000米，国外用了10余年，中国只用了3年5个月；国外耗资3000万至5000万美元，中国只用了2000万左右的人民币。它的成功，不仅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5个具备这种技术的国家之一，还使中国具有了对除海沟以外的世界海洋98%面积的海域进行探查的能力，意味着中国能到达世界98%的洋底，为我国大洋协会按照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勘查太平洋15万平方公里海底矿藏、争取我国的海洋权益创造了条件，从而使中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海洋开发中，率先取得了主动权。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艘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并非是中国独家完成，而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科学家智慧、心血和友谊的共同结晶。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