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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想自杀，不敢

　　蒋新松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小小的江阴县城。母亲高兴，父亲高兴，哥哥姐姐高兴，还有亲戚和街坊邻居们也都高兴，并纷纷向他当面道喜祝贺。蒋新松后来说，尤其是母亲，别看嘴上一句话也不说，心里却比谁都激动，比谁都高兴。母亲当天一大早还下了厨，专门精心为他做了一顿难得一遇的好饭菜——当然少不了他平常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那顿饭他吃得很香，吃得最饱，母亲就坐在他的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只默默地看着他把一大块一大块的红烧肉夹起来，再送进嘴里，自己却连筷子也舍不得动一下。每当他吃完一块红烧肉，母亲就很幸福地冲他笑一笑，接着再用一双跳动着母爱的眼睛鼓励他再夹、再吃，再吃、再夹。为了让母亲高兴，为了让母亲的脸上不断出现笑容，他夹了一次又一次，吃了一块又一块，好像这顿饭不是为了在填充自己的肚子，而完全是为母亲在做表演——的表演越成功，母亲便越高兴，越幸福。直到后来红烧肉再也塞不进嘴里去了，他才歉意地冲着母亲一笑：“妈妈，饱了！”

　　他临走的当天傍晚，母亲还有意陪他到长江边上散步。蒋新松说，那天傍晚江边很美，有落日，有江鸥，还有拴在母亲心上那扯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恩情。母亲在前，他在后，两个身影在沙滩上默默地往前移动着，那时光，那情景，那感觉，那意蕴；和童年时他跟在母亲的后面完全一样。

　　新松，还记得这儿吗？

　　记得。

　　还记得你在这儿认下的第一个字吗？

　　记得。

　　是什么？

　　国，国家的国。

　　母亲不再有任何言语，只是抬起头来，把一双溢满泪水的眼睛深情地投向天水相连的长江。蒋新松后来说，那个离别的傍晚，在他的感觉中，那滚滚滔滔、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仿佛便是母亲临别赠予他的最生动、最实在的教诲。

　　当晚，母亲又亲自送他去了车站，并亲自把沉甸甸的书箱给他提上了火车。在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母亲还热泪滚滚地对他说：“新松，从今天起，你就是国家的人了。记住，读书，关键是要持之以恒！”

　　他点点头，把母亲的话默默记在了心里。火车启动后，他趴在车窗上，看见母亲一步步地追赶着火车，并不停地向他挥动着手臂，嘴里好像还在呼喊着什么。可尽管母亲使出了一生的力气，火车还是距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在那一时刻，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使劲伸长脖子，想把母亲永远留在眼里，可母亲那弱小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完全消失，他才将头缩回车厢。

　　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蒋新松再次踏上热闹繁华的大上海，一是1951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虽然扛着一大捆行李、挎着沉甸甸的书箱，却是轻松愉快地走在南京路上。刚刚获得解放的大上海，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新景象，匆匆穿行在街上的人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长者，还是小孩，个个都显得年轻又漂亮。甚至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卖报纸的报童，烙烧饼的姑娘，脸上也都挂满了笑。望着跟前的一切，他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与高兴。

　　穿过淮海路，来到华山路，上海交通大学那古色古香的大门，便赫然耸立在了蒋新松的眼前。

　　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南洋公学，始建于19世纪末，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1921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将南洋公学正式命名为交通大学。由于该校早在20年代就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经验实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故又有“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之称。陆定一、邹韬奋、郑振铎、夏衍、茅以升、钱学森以及电脑大王王安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人物，都是从这儿起步，而后叩响世界之门的。

　　蒋新松能考进这样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学，无疑是一种荣耀与幸运。从小学，到大学，从江阴，到上海，他觉得自己仿佛走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程。上大学，当科学家，做大事情，是他多年来一直苦苦追求的梦想。现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锁在他的怀里，大学的门槛就横在他的脚下，校园的歌声、笑声、谈话声以及那琅琅的读书声就飘绕在他的耳际，可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实实在在看见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的他，还是难以相信这就是现实，依然有一种身处梦中的感觉。

　　进校刚一周，蒋新松便第一次领会到了什么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由于考入交大的同学，大都是来自上海名牌中学的尖子生，他们不仅聪明灵活，基础扎实，而且个个争强好胜。尤其在英语方面，更是比他技高一筹口因此，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看到了自己与那些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同学的差距。但凭着自己的聪明与勤奋，几个月之后，他便与班里拔尖的同学不差上下了。等一年下来，他便进入了班里的前几名。为了培养自己的毅力和增强自己的体质，他还有意识地开展了各项体育锻炼，像游泳、长跑、打球、举重什么的，他一有时间就练，不到一年，他的体重便增加了好几公斤。

　　第一年学习结束后，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决定从各校选进一批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华东地区留苏预备生的统考，蒋新松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后经层层考试，他又有幸被选中。于是1952年秋，他从上海兴冲冲地来到了北京留苏预备部，接受短期的俄语训练，准备赴苏学习深造。

　　当时，新中国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后，国民经济建设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培养建设人才便成了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在留苏预备班开学典礼上。校长一亮相便对他们说：“同学们，你们是从全国的高等学校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能被国家选送到苏联去学习深造，既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国家对你们的信任。从今天起，你们一定好好学习俄语，为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你们是新中国的希望，建国大业的重担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第一次听着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蒋新松忍不住心里怦怦直跳。他简直有些难以相信，自己几年前还是一个卖苦力的学徒工，转眼间怎么就变成了国家的人才？尽管17年前母亲便教他认识了国家的国字，可直到今天，他仿佛才把自己和“国家”，二字第一次联系了起来。

　　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学习俄语采取的是速成法。每个学员除了规定必须牢记的单词和熟背的课文外，还要求通读布尔什维克党史和《斯大林传》等与苏联政治有关的书籍。本来，北京是蒋新松中学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天安门、颐和园、故宫，还有万里长城，他做梦都想去看一看，可一想到。自己的理想，母亲的嘱咐，国家的信任，他就拼劲十足，连大门都不肯迈出一步。尤其是当他想到一旦去了苏联，经过深造，将来就可以实现当科学家的梦想时，就热血沸腾，甚至彻夜不眠。在学习的间隙，一向富于幻想的他还总是展开想象的翅膀——想象着苏联红场的宽广，想象着克里姆林官的神秘，想象着伏尔加河的优美，想象着俄罗斯草原的辽阔，同时还想象着自己昂首漫步在高尔基大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故乡时的豪迈心情。一想到这些，他就总有使不完的劲儿。

　　几个月下来，他的俄语水平成了班里最优秀者之一，于是一种成功的喜悦开始溢满他的心头。他不仅在白天老想着去苏联的事，甚至晚上在梦里也让自己的脚步偷偷路上苏联的土地。

　　然而，就在蒋新松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一心一意准备着去苏联学习深造时，厄运却降临在了他的头上：在即将出国前的一次体检中，他被查出患有肺结核！

　　那是一个倒霉的阴雨天，蒋新松说，刚一检查完身体，他便从医生的眼神里读到了什么。他问医生发现了什么问题，医生躲躲闪闪，闭口不答。但最后，他还是想法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了一个不愿看到的名词：肺结核！

　　他知道，肺结核就是传染病！得了肺结核，就等于要放弃学业！得了肺结核，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要宣告结束！这对雄心勃勃、风头正健的他，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快，他便得到通知：停止学习。

　　接着，又对他实行隔离，让他单独住进了一间小房，卧床休息。

　　躺在床上的蒋新松如同一匹刚刚还在又蹦又跳的烈马，突然间就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按倒在了地上。当时，对肺结核这样的病，学校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有天天给他打链霉素，一天两次，一次两针，天天打，月月打。可一盒打完了，两盒打完了，三盒也打完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也过去了，他每天除了低烧、低烧，还是低烧。尽管医生使出了浑身解数，就是不退。

　　蒋新松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从小就好强的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他对自己的病本来尚抱有一线希望，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开始感到失望了。

　　1953年6月，久病不愈的蒋新松在床上躺了半年之后，终于留苏无望，被送回上海交大一边修养，一边插班学习。

　　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到教室听听课，看看书，可听着听着，脑子就走了神。尽管他也很想集中精力听听课，看看书，可就是集中不起来，就是听不进去。渐渐地，他再也听不进课看不进书了。甚至，他只要。打开书本，就难受，就头疼，就如坐针毡，就心烦意乱！

　　他开始逃离教室，开始夜夜失眠。每晚一躺在床上，就想着自己的病，一想到自己的病，就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听母亲说过，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得肺结核死去的。而且，一闭上眼睛，校长的话还老在他耳边回响不绝：“你们是从全国高校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你们是新中国的希望，建国大业的重担就寄托在你们的肩上！”一想到这些，他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他知道，自己是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不是这该死的肺结核，他早就去了苏联。他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强者，渴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渴望为自己的国家干一番大的事业，可现在，留学的愿望，科学家的梦想，还有那“精忠报国”的雄心大志，统统都化为了泡影，他这个所谓的“国家优秀人才”，变成了一个整天躺在床上白吃白喝的废物！

　　他开始对自己动摇了，对前途绝望了。

　　又是一个失眠的夜晚；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自杀！这个念头刚刚蹦出脑际，他腾地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吓出一头冷汗。但他很快又歪倒在了床上，陷入更深的痛哭之中。不自杀，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这样无所事事、半死不活、像一条癞皮狗皮狗样的躺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从这天起，他的情绪陡然低沉下来，开始在精神上默默做着自杀的准备。过去的他，有时还能翻翻课本，一天也能吃上一点米饭，可现在，他把书本统统扔在了墙角，课，干脆不听了，饭，也不吃了，甚至老师同学给他送去的水果和糖块，他连看也不看上一眼。不管准去，他表情冷漠，神情惶然，甚至可以一天两天不和谁说一句话。

　　他的这一异常反应，被老师和同学看在眼里；他想自杀的念头，也流露给了个别同学。没过几天，有人便将他的情况反映到了系里和学校，说他不学习，情绪低落，是思想态度问题。

　　在那个年代，政治立场和思想态度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尽管在此之前无论是系里还是学校，在生活上都给过他多方面的帮助，但学校有关部门得到这一反映后，还是很快找人对他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谈话：

　　“你过去一直是优等生，为什么成绩会突然下降？”

　　“我身体有病。”

　　“病？一点小小的病就能成这样？”

　　“我有病是事实。”

　　“事实？我看你是思想有病，脑子有病。你整天消极悲观，对前途失去信心，连课也不上了，完全是思想问题嘛！当然，也是个政治立场问题，政治态度问题！你要好好地反省反省自己。”

　　这一问一查，本来已经做好了自杀准备的蒋新松，反而不敢自杀了。原因很简单，他倘若真的自杀了，岂不成了“畏罪自杀”？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想自杀却又不敢自杀的他，只好重新做了选择：不能死，只能活！然而，一种求生不得、想死不敢的痛苦还是依然煎熬着他，折磨着他。

　　这时，他格外想念的，是老家的母亲。

　　一天，他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忽听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发现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母亲！

　　“妈妈，你怎么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母亲点了点头，然后拉过他的手，默默地看着他。

　　望着母亲，望着母亲那熟悉的眼睛，以及母亲眼里那熟悉的泪水，他恍然明白了什么，忍不住一下扑在母亲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当晚，母亲陪他在校园散步。蒋新松后来说，那天晚上他和母亲在校园并肩走着，很久很久，谁也不说一句话。突然，母亲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来，顺着母亲的目光向上看去，一下便看到了耸立在学校机械馆对面的马可尼铜像。马可尼是世界著名的无线电发明家，本世纪初曾来上海交通大学进行过讲学访问。为了对此表示纪念，同时也为了激励上海交大的学生发奋学习，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多做贡献，学校20年前特地在此为马可尼塑了一尊铜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面对母亲，面对马可尼的铜像，蒋新松深感羞愧万分。

　　“新松，”母亲突然问道，“你知道茅以升先生吗？”

　　“知道。”蒋新松轻声答道。

　　“当年，家境极其贫困的茅以升在母亲的支持下，决心进京报考清华大学公费留学预备生，”母亲缓缓说道，“可等他赶到北京后，清华大学已经考过了，他只好改考了交通大学前身之一的唐山路矿学堂。可凭着他顽强的追求精神，后来竟建成了闻名中外的钱塘江大桥。”

　　蒋新松的头缓缓低了下去。

　　“还记得妈妈教你认的第一个字吗？”

　　“记得。”

　　“记得？”母亲追问声中带着几分愠怒，“是什么？你说！”

　　“国，国家的国。”他忙低声回答道。

　　“对，没有新中国，你就别想上大学。”母亲接着说，“做人，最根本的是要有骨气。你是一个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骨气。你不是从小就想做伟人吗？自古雄才多磨难，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连这点小小的病都害怕了，还算什么男子汉，还做什么伟人？你不是还想当一个科学家吗？你不是还要为国家做大事情吗？你不好好活着，怎么实现你的理想？你不好好活着，怎么为国家做大事情？要知道，你现在是国家的人，你活着，不只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国家！”

　　母亲一日气说完，扔下他，走了。

　　“那是我的灵魂受到很大震动的一个夜晚”，蒋新松后来说，“母亲的话不多，却很有分量，句句像针尖样刺痛着我的心，让我不得不振作，不得不发愤，不得不乖乖地从死亡线上退了回来。”

　　几天后，寒假到了，母亲领着他回到了老家江阴。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每日和他一起温习功课，同时让他重读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威的》、《我的大学》以及《爱迪生传》、《哥白尼传》等，并和他一起探讨有关人生的种种问题。

　　寒假结束后，他回到学校就参加了补考，成绩竞出奇的优秀。老师为他高兴，同学为他高兴，他自己也恢复了自信。过去的他，就是一个不读死书、不死记硬背的人，不管上什么课，从来不作笔记。现在，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老师讲得好，他认真听；老师讲得不好，他就不听，或者干脆溜走，自己到图书馆看书。但每次考试，他各科成绩都是5分。据蒋新松自己说，他在大学最不怕的，就是考试。每次月试，或者论文答辩，老师总是把他排在第一。而他最后的考试成绩，也总是排名第一。因此，随着他身体的逐渐康复，他很快又成了学校的高材生。

　　1956年夏，蒋新松大学毕业了。本来，他可以继续读研究生，只因家庭经济条件太差，他只好放弃了。当学校征求他的分配意见时，他表示，愿意尽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结果，他被中国科学院一眼选中。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