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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国，国家的国

　　大概是2500年前吧，与孔子齐名的孟子曾说过一句话：“天下之本在于国”。

　　在民间，数百年来也流传着一句大家所熟悉的口头禅，这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再往近处说——45岁。以上的中国人肯定都还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数以万计、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发出过响彻云霄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的这句话若用今天的电脑来计算，总共还不到10个字节。但这一简短的“最高指示”当时很快便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个村村寨寨、旮旮角角几乎都能听到和看到，甚至在一些堆满垃圾的墙上和极不卫生的场合也有迹可寻。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确切地说是“红卫兵小将”中更是流传甚广。可以肯定地说，这句话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影响之深、流行之广，绝不亚于今天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乱吼乱叫的“你的心太软”和“该出手时就出手呀”！

　　的确，“国家”这个字眼对我们这个自古便出忠臣的民族来说，向来都是神圣而又美好的。回想一下吧，古往今来，岁月匆匆千百年，有哪一个英雄豪杰哪一位学人志士不是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和智慧在一笔一画恭恭敬敬地书写着这个既简单又复杂、既豪迈又该死的“国”字呢！但是，在金钱像流行歌曲一样被人们挂在嘴边并反复哼叫的今天，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国家”这个字眼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已经显得陌生了，久违了，已经远远不像美元、日元、港币和人民币来得那么重要、那么亲近了！

　　我们的主人公蒋新松，却是个例外。

　　蒋新松一生最喜欢谈的，就是国家的事情；最喜欢想的和做的，也是国家的事情。这事可能有部分读者不信，但所有与蒋新松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个一致的说法：蒋新松是个最爱谈论国家大事的人，也是个最优国忧民的人！而且，更为奇巧的是，据蒋新松自己回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认识的第一个汉字，竟是国家的“国”！

　　古人道，人生识字忧患始。那么，蒋新松一生的大忧大患，是不是从他认识第一个字之后就开始了呢？

　　1931年9月，蒋新松诞生于紧靠长江边上的江阴澄北镇。

　　关于江阴这座城市，有很多的话题，但用“忠义之邦”四字，似乎便可一言概之。300年前，我国明朝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就出生于此；在同日寇和清军的历次斗争中，这儿也曾涌现过不少忠义之士；今天，名扬全国的跟踪卫星飞行轨迹的“远望号”测量船基地，也建在这里。由于这两艘卫星测量船的存在，每次中国发射卫星时——不管是发射中国的卫星还是外国的卫量，总是把个小小的江阴城搞得紧紧张张、名声大震。

　　由于蒋新松的家离长江只有几百米，长江边上那片温乎乎暖融融的小沙滩，便成了母亲常常带他去游玩的好地方。蒋新松的母亲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又是辛亥革命后家乡第一批上学的女子，加之她从小知书识礼，装了满肚子的墨水，所以当蒋新松还差两个月才满4岁时，母亲便在长江边上的沙滩上开始教他识字了。

　　据蒋新松说，童年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他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唯独母亲第一次教他识字的情景，总是一闭上眼就能回想出来。大约是193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刚刚吃罢晚饭，母亲便领着还不到4岁的他一前一后、一蹦一跳地朝长江边上那个小沙滩走去。那天，红红的夕阳撒满了长江宽阔的水面，浓浓的江风阵阵拂来，走着走着，母亲便停下脚步，拾起一根草棍，蹲在沙滩上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写完后，母亲用草棍指着刚刚“写”在沙滩上的一个字，教他念道：

　　“国，国家的国！”

　　他模仿着母亲的发音，也小声念道：

　　“国，国家的家！”

　　母亲笑了，大声纠正道：

　　“不对，是国，国家的国！”

　　他立即喊了起来：

　　“我知道了，是国，国家的国！”

　　母亲又一次笑了，将草棍塞进他的手里，然后手把着手地教他在沙滩上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一遍，两遍，只片刻工夫，他便推开母亲的手臂，自己拿起草棍，第一次在沙滩上“写”下了一个歪歪斜斜、傻里傻气的“国”字。

　　母亲再一次笑了，一把将他搂进怀里，使劲地亲着他的脸蛋。他挣脱母亲的怀抱，尔后沿着长江边上得意地疯跑起来。他一边跑，还一边很有节奏地大声喊叫道：

　　“国，国家的国！国，国家的家……”

　　望着聪明而又顽皮的儿子，母亲也忍不住追着儿子欢跑起来。直到儿子跑累了，母亲才将他搂在怀里，一边指点着晚霞染红的江面，一边给他讲解着什么是冒着黑烟的轮船，什么是挂着白布的帆船，以及什么是年年岁岁在风雨飘摇中靠捞虾捕鱼维持生计的打渔船。当蒋新松一一记下这些后，母亲又给他讲开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尽管这时的蒋新松根本听不懂诸如“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类的陌生词语，但今天的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一种猜测：就在蒋新松用草棍在沙滩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他认识的第一个“国”字时，国家的事情或许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事情？

　　蒋新松不到6周岁，母亲便准备让他上学了。为了让儿子长大后能具有松柏样的晶格，并成为报效国家的栋梁之才，母亲特意为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新松！但也许是松树就注定要遭受风吹雨打，所以当蒋新松刚要上学时，侵华日军的枪林弹雨便突然落在了他家乡的头上。

　　当时，在日军大规模向河北、山东、山西大举进攻之际，刚占领了上海的日军第六师团也开始向江浙一带侵犯。江阴城日夜被笼罩在飞机的轰炸和炮弹的袭击中，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为了几个孩子的安全，身怀有孕的母亲只好带着外祖母和他们姐妹几个，乘船溯江而上，而后流落苏北。

　　年仅6岁的蒋新松每日跟着母亲，打着赤脚，背着包袱，夹在被驱赶的人群当中，像一只被人追来撵去的小鸡，东躲西藏，到处逃命，片刻不得安宁。每当夜幕降临时，或躺在路边，或睡在草丛，又饥又渴、又冷又累的他，最想念的便是江阴那个用土砖土墙筑起的家了。那个家，有母爱，有父爱，有温暖，有真情，有小鸡，有小鸭，还有母亲在后院亲手栽下的各种花花草草。这些东西他只要一闭上眼，便清晰可闻、历历在目。可现在，家没了，小院没了，衣服没了，粮食也投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兵荒马乱，阴差阳错，从小和他形影不离的父亲也与他们母子几个失去了联系，而留给他的尽是恶梦与惊吓、饥饿与寒冷、屈辱与恐惧。这时的蒋新松尽管对“国家”这个概念还没有什么意识，或者说还只是一种懵懵懂懂的意识，但“家”的重要性，他却已深有体会了。

　　在流浪途中，尽管母亲依然忘不了教他在沙滩上练习“大地”、“天空”、“国家”、“民族”之类的各种汉字，但“国家”这两个字眼在他的心中这时已大大改变了形象。他昔日眼中那油画般的长江、江面上那高远的蓝天、蓝天下那飘飞的江鸥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枪声，是哭喊，是战火，是鲜血，是母亲绝望的眼睛，是婴儿碎裂的尸体，是老人弯曲的脊背，是小孩带血的泪水……他在流浪途中亲眼目睹的这一幅幅惨绝人寰的血泪图画，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同时也埋下了仇恨和发愤的种子，以至于60年之后他还深有感慨地说：

　　儿时当亡国奴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我本该欢乐的童年，却饱经了亡国的痛苦。但它却让我开始懂得了祖国的含义，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才有自由、幸福和尊严可言；国家一旦遭难，必是山河破碎，人民倒霉，子孙遭罪！

　　1938年，母亲带着他重新回到被蹂躏得不成样子的故乡。由于父亲和家中中断了联系，全家便只有靠母亲日夜做缝纫活儿来维持生计。但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母亲也毅然决定：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在母亲看来，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孩子上学是最重要的事情；孩子只有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本领，将来才可能立足人世，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那是令蒋新松终生难忘的一个清晨，母亲第一次送他上学，红红的太阳照在青青的石板路上，暖暖的春风吹拂着他挺挺的胸膛，他穿着母亲为他赶做的新衣裳，背着母亲为他赶做的新书包，一边走，一边听着母亲的教导：

　　“从今天起，你就开始上学读书了。读书，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你一定要能吃苦。记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妈妈，什么是人上人？”

　　“就是有出息的人，比别人有知识的人！”

　　“那我就做人上人！”

　　“读书、做事，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母亲接着又说。

　　“妈妈，什么叫持之以恒？”

　　“就是要有长心。”

　　“妈妈，什么叫长心？”

　　“就是一辈子都要用心！”母亲伸出手臂：长长地比划着。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蹦一跳地进了学校。

　　下午放学归来，他一进门就大声嚷道：“妈妈，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表扬你什么？”母亲惊喜地从屋里出来，接过他的书包。

　　“老师刚上课就问：谁会写字？我就举手说：写字有什么难的，我会。然后我就上去写了一个‘国家’的‘国’字。老师就表扬我了。”蒋新松一口气说完，得意地望着母亲。

　　母亲疼爱地搂过了儿子，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小新松，你真乖！”

　　此后，在母亲的引导下，蒋新松每天一早起床，便在家的后院坚持晨读。每当节假日，他便跟着母亲来到长江边的沙滩上，双手捧着书本，面对滚滚江水，高声朗读。休息时，他还与母亲一起，对着滔滔江水大声地唱着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和音乐家刘天华为他们学校谱写的《君永校歌》：

　　唱唱我们的小学堂，

　　学校里有的是我们的好花好草好教堂好操场。

　　唱唱我们的好学堂，

　　学校里有的是我们的好兄弟好姐妹好先生。

　　大家欢欢喜喜相亲相爱，

　　要把学问练得好，

　　要把身体锻炼强，最要紧的是做好人学好样。

　　1942年，蒋新松刚满10岁，便小学毕业了——他因学习成绩突出，不得不从三年级一下跳到了五年级。这一时期：他看了不少课外书籍，有关伟人的书，他一看就喜欢，尤其是一些伟大科学家的书，他更是爱不释手。小学毕业前夕，他还照了一张毕业相。领到毕业相的当晚，他一人偷偷躲在小屋里，拿起自己平生第一张照片，在母亲为他做的小油灯下反复地看来看去。他一边看，一边琢磨：那天我明明站着没动，怎么“咔嚓”一声，我便装进这张小小的纸片里了呢？现在，我小学已经毕业了，再也不是小孩了，应该做点大事情了……想着想着，他心里突然一阵冲动，抓起钢笔，便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一句话：

　　一个伟人在成长！

　　蒋新松后来回忆说，“写完这句话，我非常得意，又在心里偷偷念了好几遍，才把照片悄悄藏了起来。”

　　小学毕业后，蒋新松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全县最好的中学：南菁中学。

　　南菁中学的前身是南菁书院，始建于清朝光绪八年。由于该校有着良好的传统学风，加之中国有不少革命家和科学家都曾在这儿读过书，因此对年少心高的蒋新松有着很大的影响。蒋新松除了对化学、物理和实验课有着浓厚的兴趣外，对中国和外国一些伟大的科学家的故事，也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哥白尼传》、《爱迪生传》、《达尔文传》等一大批伟人的传记，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蒋新松后来回忆说，“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一读到他们的故事，心里便会热血奔涌，扑通扑通直打鼓，仿佛那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就在我的身边，拉着我的手，与我做着亲切的交谈。”所以，当老师要他写一篇《我的志愿》的作文时，他写的是：“我的志愿，就是长大后当一名科学家、发明家，做一个像牛顿、爱迪生、哥白尼、爱因斯坦那样的人。”而且，在班主任何吉人老师的引导下，他还开始探讨起了一个重要的也是基本的问题：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

　　然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蒋新松刚读到高中一年级，并一心要考大学时，国民党又对苏北解放区开始了大举进攻，他的家乡江阴又变成了内战的前线。为了挣钱糊口，维持生计，当裁缝的父亲不顾母亲的再三反对，要强行中断儿子上学的梦想。

　　一天，父亲把儿子叫到一边，铁着脸说：“新松，爸爸为你找到了一个饭碗！”

　　“什么饭碗？”蒋新松惊喜地望着父亲。

　　“去纱厂做工。”父亲苦着脸说。

　　“我不去！”蒋新松态度很坚决。

　　“那怎么行！”父亲不容商量，“找到这个饭碗很不容易，你一定要好好干，保住这个饭碗！”

　　一听这话，蒋新松当场便流下了委屈的泪水。但遍于父亲的威严，刚满16岁的他，只好在1946年那个寒冷的冬季，进了一家纱厂当学徒工。

　　关于这段生活，蒋新松在50年后临死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这样记叙道：

　　中逾辍学，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次打击。学徒工生活是异常清苦的，每天工作13—14个小时，碰上星期六上夜班，星期日还得连续加班，一天工作长速18小时。但作为产业工人的一名新兵，跟着老师傅学修纺纱机器，不久我又找到了新的乐趣，探讨起机器的工作原理来了，如机器为什么能按一定的节拍工作？电是怎么回事情？等等。知识的匮乏，又激起了我求学的欲望，一种悲伤，一种痛苦，一种期待，深深地埋在了我内心。我参加了师傅们组织的罢工，观看了师傅们和资本家的说理斗争。我的师傅要回上海去了，他告诉了我许多人世间的不平。我开始了解社会，了解了众多的社会现象，留给我的是更多的思索，及一长串得不到答案的“为什么”。

　　1948年春天，工厂倒闭了，不久，我回到了家中。辍学，失业，人世间的不幸，在我小小的年纪都经历了。后来父亲又让我到上海去找工作，历经一个多月之后，我又带着一颗失望的心，拖着疲乏不堪的身躯回到了江阴。但妈妈却安慰我说：“新松，你小小的年纪，不要悲伤，还可以再去念书！”

　　显然，几年的学徒工，让小小年纪的蒋新松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使他不仅真切地品尝到了人生的酸苦与艰辛，也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工厂”，什么叫“工人”。尤其是纺纱厂里那锈迹斑斑的机器，摇摇晃晃的车间，体弱多病的女工，更是令他刻骨铬心，永生难忘。他后来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要带头开辟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道路，与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无疑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外，他在纱厂几年中最想念的是母亲，每当想起母亲第一次教他认字的情景，他便格外想念学校，想念教室，想念课本，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心里念叨着一句话：我要上学！我要上学！

　　1949年初，母亲总算说服了父亲，让蒋新松又回到了学校，回到了课桌。蒋新松决心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以好的成绩来报答父母的恩情。因此，即便是在黎明来临前那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也同样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以优异的成绩迎来了解放。他高中的同桌、现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胡铭曾先生38年后这样回忆道：

　　当时，我们班的同学分成两派：走读生和住校生。蒋新松就是我们走读生的头儿。遇到事情（例如文艺会演、课外活动等）他就出谋划策，指挥我们去做。由于他的点子特别多，加上他的脸上有雀斑，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点点”。蒋新松学习特别好，在高二时他就自学完了大学化学课程。他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高二的暑假期间，蒋新松和我们几个参加了县人民政府组织的农田水利调查，两个月来我们走了半个江阴。蒋新松是我们的头儿，到农村后他很快就能和农民交上朋友，也能吃苦耐劳。高三时掀起丁“参干”运动，由于刚解放不久，大家的思想各式各样，蒋新松就带头报了名，并帮助大家分析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他的口才好，发言很有鼓动性，县团委还组织以他为首的人到其他中学去演讲。在他的带动下，很多同学都报名参干。本来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才报名参干。可蒋新松是全班成绩最好的，他都报了名，其他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所以我们班报名的特别多。但体检时，由于他身体的原因，最终未被录取。

　　1951年，蒋新松中学毕业了。为了实现自己当科学家的梦想，他只身一人跑到上海，住在姐姐家，准备从上海报考大学。刚到上海的第一天，他放下书包便问当，工程师的姐夫：

　　“你看我报考什么学校好？”

　　姐夫说：“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你应该报考工科。”

　　他忙问：“上海哪所工科大学最好？”

　　“当然是上海交通大学啰。”姐夫说。

　　“那我就报考上海交通大学！”他说。

　　姐夫吃惊地望着他，很是着急地说：“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交通大学是随便可以报考的吗？告诉你吧，上海交大是全国的名牌学校，连见过世面的上海人都不敢轻易报考，你怎么就想一步登天？你想过没有，如果上不去，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别忘了，你是在江阴乡下念的书！”

　　“乡下又怎么样？我就不信考不上！”说完，他一转身，进屋，关门，坐下，看书。

　　不久，他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作为第一志愿，工工整整地填写在了报考表上。姐夫知道后，仍然好心相劝道：“我看你还是现实一点好，把第一志愿改一改。”可他还是我行我素：“我决心已定，用不着再改。”

　　结果，上海变大录取名单在上海《解放日报》公布后，蒋新松金榜题名，高中魁首。当他把入学通知书洋洋得意地举到姐夫的鼻子面前时，姐夫不得不刮目相看，并伸出手臂重重地在他的肩上拍了一掌：“制造意外，看来是你最大的特长！”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