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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右派，什么是右派？

　　中国科学院，乃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这里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是中国科学巨予们运筹帷幄、大显身手的好地方。年仅25岁的蒋新松作为上海交大的一名高材生，一毕业就能跨进这所大门，无疑等于如虎添翼。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年实在是一个令人欣喜令人怀念的年代。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用五六十年的时间完全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号召。尽管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在今天看来充满了空想与浪漫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却又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国家、追赶世界的雄心与气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年的1月14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首次把知识分子问题摆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要位置上。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定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奈件。2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党对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还做了充分的评估与肯定：

　　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因此，党有必要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

　　显然，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已充分认识到，知识即力量，知识的力量可以兴国安邦，昌盛天下——这是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才最英明、最本质的一次认识与把握。正因为如此，1956年的中国可以说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中国。在这一年里，中国每天的太阳仿佛都是为知识分子而升起的，公园的每一朵鲜花仿佛都是为知识分子而开放的，甚至连空气仿佛也是为知识分子而流动的。全中国的光亮好像都投射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全中国的希望也似乎都寄托在了知识分子的身上，而人心、民意与国运，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土地上呈现出了分外动人的光彩。于是，几乎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确实到来了，科学的春天也确实到来了！尤其是当周恩来组织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出台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国科学院自然是责无旁贷，首当其冲。为迎接这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认真落实《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蜘要》，中国科学院很快成立了自动化、计算机、半导体和电子学等几个研究所。

　　蒋新松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后，就被分在了自动化控制研究所，高兴的心情自然不言而喻。当时，他和所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既有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又有为党为国大干事业的宏伟之志，并为自己能赶上这个好的年代而庆幸，也为自己能每日沐浴在科学的春风里面自豪。

　　蒋新松报到后的第二天，所里给他们刚来的大学生放了两天假，他便借此机会去了故宫，去了天坛，去了香山，去了颐和园，还爬上了高高的万里长城。他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家乡的一山一水，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无论走到哪里，他最喜欢观赏的，就是大自然的名川胜景。他不是诗人，从小在心里却总是充满着浓浓的诗情。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他像孩童般欢呼雀跃；在故宫的金銮殿前，他如智者样徜徉沉思；尤其是当他站在高高的八达岭上，一边凝视着雄伟的万里长城，遥望着祖国的万里柯山，一边幻想着自己的宏伟理想、远大前程时，更是雄心勃勃，豪情滚滚。在那一时刻，他还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小学毕业照上写下的那句话：一个伟人在成长！于是，面对蓝天，面对长城，他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奋斗一生！

　　上班第一天，领导便我他谈话说：“你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你们能进中国科学院，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惜；也是国家对你们的最大信任。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技的龙头；每一项工作，都是国家的大事情，都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关。你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多为国家做贡献！”

　　听了这样的话，本来就豪情激荡之热血沸腾的蒋新松更是怦然心动、兴奋难抑。他像一个进京中了状元的秀才，简直心花怒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也就在如此的心花怒放中，他开始确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蒋新松后来说，“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后，我才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干国家大事，从此成了我终生追逐的目标。”

　　当时，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计算机技术小组，蒋新松有幸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并被中国科学院作为优秀人才推荐去参加了我国第一届电子计算机学习班。之后，他又被中科院派往北京大学。在著名教授曹天保的领导下，学习研制中国的第一台数字机。

　　这一崭新的事业深深吸引着蒋新松，他每天从三里河赶往北京大学上班，无论风里雨里，总是早去晚归。与此同时，他还要看书、听课、做作业、自学英语和德语。但他学什么，就像什么，干什么，就是什么，用当时一位老师的话说，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搞科学工作的料。无论分配给他什么工作，他干得都比别人出色。他所学的知识只要与具体工作一结合，便总是如鱼得水，立竿见影。

　　他的天赋、勤奋、赤诚、热情，以及超人的记忆与才干，受到了科学院老专家和同事们的好评。不久，他和另外三个年轻人，被称为中国科学院的“四大小才子”！而他，则是这“四大小才子”中的“大才子”。

　　这一时期的蒋新松，可谓书生意气，春风得意。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脸上充满了笑，嘴里哼唱着歌，眼里放射着光，心里编织着梦。他感到前程似锦，一片光明，仿佛他的双脚正向着科学家的宝座步步逼近。于是，他在心里憋足了劲儿：一定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自己的祖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然而，历史之舵，常常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急拐弯。

　　1957年上半年，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国科学院组织群众开始了“大鸣大放”，各级领导号召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特别强调了“言者无罪”。于是，对党满腔忠诚、一片痴情的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大鸣”、开始“大放”、开始“知无不言”、开始“言无不尽”了。

　　初出茅庐、不请世道的蒋新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爱党爱国的好机会。开始，他只是听老同志们讲，自己并没有发言，一位领导就动员他说：“蒋新松同志，你怎么不讲呢？讲呀，年轻人嘛，有什么就讲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他当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引蛇出洞”。）听领导这么一开导，本来就爱说爱讲的他也就讲开了，而且是一腔热血、满腹真诚、慷慨激昂、苦口婆心，同时还提了不少自认为对党对国家很有帮助的意见和建议。

　　谁也没料到的是，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一场反右斗争的风暴突然席卷神州大地。第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右派”很快被揪了出来。蒋新松感到惊讶，感到奇怪，如坠雾里。由于这一时期他每天都要到北京大学上班，所以好听新闻、爱看热闹的他，一有机会便去看那些从未见过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大字报，等晚上回到中国科学院，再把那些充满了血腥气息的新闻传播给同寝室的人们。而他自己却一点不知道，一张由政客们精心编织的“网”已悄悄地网在了他的头上。

　　一天，他从北京大学回到科学院，见有许多人在一捧墙报前围观着什么。他上前一看，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人头漫画像，他觉得这张漫画有些眼熟，再仔细一看，原来竟是他自己！旁边还写有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右派分子蒋新松！

　　在这张漫画的四周，还针对他平常的一些言论，贴出了好几张大字报，什么“蒋新松传播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谣言”、“蒋新松对党很有意见”、“蒋新松替老右派。分子说情”、“蒋新松支持反动言论”、“蒋新松是个典型的小右派”等等等等。

　　蒋新松一下懵了：这是怎么回事？说了几句实话，怎么就说我是右派？而且，还用漫画画我的头像，这不是对我人格的污辱吗？

　　自认为有理的蒋新松更没想到，两天之后，竟开始了对他的批判。那天，面对一反常态的会场和一群转眼间变得陌生的面孔，他据理力争。有人说他反党，他就说，我不是反党，是给党提意见；有人说他反社会主义，他就说，我没有反社会主义，我是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合理化建议；有人说他是右派，他就说，我不知道什么左派右派，只知道做人应该正派；有人说，他给党提意见就是右派，他就说，给党提意见是上级的安排，而且有言在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有人说他不老实，他就说，不是不老实，而是要实事求是。

　　然而，在政治这位“法官”面前，被告能有好的结局吗？

　　1958年春的一天，蒋新松突然被宣布为“右派分子”，并要他签字。他开始不签，后来一想，也许签了字，再批斗批斗就完了，不会闹出什么大事来，就把字签了。可一签完字，他就被定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这顶帽子一下扣在他的头上，简直如雷轰顶！

　　蒋新松后来回忆说，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傍晚，他从会场出来后，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是的，从今以后，他就是右派了，可明明已经当了“右派”的他，却搞不清到底什么是右派，就像一个人已被强行判了刑，在去监狱的路上居然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他妈的什么罪！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躺倒在床上，抓扯着自己的头发，在心里反复拷问着自己：右派？到底什么是右派？右派？到底是什么玩艺儿？自己如此的爱党爱国爱人民，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难道说真话就是右派？难道提点意见谈点看法就是右派？难道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地爱党爱国爱人民就是右派？

　　窗外，雨哗哗地下着，他感到一阵阵刺骨般的寒冷。他想着想着，猛地从床上腾起，推开房门，疯了似的向外跑去。他跑过大门，跑过草坪，跑过长长的林荫小道，跑到院外的一棵大树下，便再也跑不动了。他抱着冰凉的大树，使劲儿地摇晃着，拼命地捶打着，直到再也没有力气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第一次悲愤而又伤感地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雨水淋湿了他的头发，淋湿了他的全身，他却浑然不觉。望着电闪雷鸣、阴森恐怖的夜空，他感到委屈，感到冤枉，感到连人格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想不通，为什么昨天还是“国家的人才”，转眼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成了被人唾弃的“坏蛋”？

　　他问树：什么是右派？

　　树无语；

　　他问天：右派是什么？

　　天不答；

　　最后，他扯着头发问自己：右派、右派！到底什么是右派？！

　　没有答案，只有雷声和雨点，轰隆隆地响着，哗啦啦地流着；它们仿佛要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来替代这个夜晚所有的问号。

　　这个夜晚的蒋新松，也曾想到过死。但他毕竟与死亡有过交往并最终战胜过死亡，因此，当这一念头刚一冒出时，他立即便阻止了。他很清楚，他不能死，不能当懦夫，不能做软骨头；他即使用一生的代价，也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无罪！

　　过了很久很久，他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宿舍。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子写信。可当他望着那张新婚不久的结婚照时，却怎么也拿不起笔来。写什么呢？他每次给妻子写信时，总要谈到他想当科学家的梦想，谈到他要为国家做大事的宏伟抱负。可现在，什么梦也没实现，什么事也没做成，科学家的桂冠还没得到，右派帽子反倒稀里糊涂给戴在了头上。但最后，他还是拿起笔来，给妻子刘稀珍写了一封信：稀珍：

　　……不得不告诉你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现在已被定为了右派，马上就要离开工作岗位去劳动改造。

　　为了你的前逢，你的幸福，我们离婚吧！他刚一写完，便将信揉成一团，再一把扯碎。但最后，他还是一咬牙，把信重新写好，寄了出去白很快，妻子来信了。他打开一看，被妻子的话惊呆了：新松：

　　……你忘了我们结婚前你给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说，你将来一定要当一个了不起的大科学家，一定要为自己的国家做几件大事情！可现在，你的情绪为什么那样低落，你的精神为什么那样颓废？你的眼光为什么那样短浅？你的志气、骨气、傲气都到哪儿去了？……我不管你是什么右派左派，我只知道你正派，我只知道你就是你。在我的心中，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不管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都跟着你！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顶着强！

　　读完妻子的来信，蒋新松的心被震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外表看起来像风筝样柔弱的妻子，内心竟有镁石般的坚强。他顿时感到羞愧满面，无地自容。

　　当晚，他便给妻子回信道：

　　稀珍：

　　谢谢你的来信！现在，我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我要像结婚前向你说过的那样，无论我前面的路多么遥远，多么艰险，一定要实现当科学家的梦想！

　　……如果说蒋新松在大学期间因患病对生命感到绝望时，是他母亲用母爱的力量第一次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那么当蒋新松在人生的旅途上第二次跌进深渊时，又是一位女性——他的妻子用爱情的力量为他支撑住了精神的大厦。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之后，当蒋新松忆及此事时，对母亲和妻子依然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别看有些女性平常软弱无力，关键时刻一旦坚强起来，往往比男人还要坚强！ 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